昆明安定医院(东南门)怎么样的医生有没有乱开药的情况啊?

2.5亿精神病患的生存现状:离不开的医院 回不去的家
“我没病,我真的没病啊,能不能让我回家?……”
顺着病房窗户望去,家就在不远处,但不知从哪刻起,他们回不去了。精神病患者,永远是在人们恐惧眼神下绕行的一群人。
今年5月25日,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了最新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精神障碍患者达2亿4326万4千人,总患病率高达 17.5% ;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过1600万人,发病率超过 1%,而这一
数字还在逐年增长。
在精神病专科医院走廊里,从来不乏到处走动的病人。有人蹲在角落,手里的书半天也没翻动一页;
有人被几位“朋友”包围着,兴奋地描述着“当年勇”,众人附和着笑。
似乎每个人都在努力经营着什么,但当他们转头看向窗外,却又眼神迷离。更多“健康人”也习惯在走远后回头看几眼他们,眼神里或嘲笑,或怜惜。
“从不觉得女儿有精神病”
我国92%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疗
“那天放学回家,女儿哭着说不吃饭了,然后回卧室倒头就睡。”
还没满55岁,但已满头白发的董军(化名)看着坐在角落呐呐自语的女儿,一边说,一边悔恨。
“如果知道孩子醒来就病了,我一定会在她关门前抱住她……”
从西土城地铁站到北医六院的路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连锁酒店和家庭旅馆,董军坐在其中一间房间靠窗的椅子上。
“挂号太难了,我们在这住的第六天,终于挂到了下周的专家号。”董军是董晶晶的父亲,而此刻,董晶晶正看着母亲给自己削苹果,拿起掉在袋子里的苹果皮,咯咯地笑着。
在严重精神障碍中,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六种精神科疾病。
董晶晶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精神分裂症。
如果不是董军介绍,外人一定不相信长着一张娃娃脸、笑起来有两个梨涡的女孩已经是一个患精神分裂症16年、34岁的大姑娘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共有3亿人患有抑郁症,约6000万人患有双向情感障碍,2300万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人数达110万。
16年前的一天,“女儿哭着睡着,醒来就开始胡言乱语,当时还以为是孩子闹着玩,做梦梦魇,没想到,这一闹,就再也没醒过来。”在董晶晶刚变得“不正常”时,董军去学校找遍了认识、见过董晶晶的学生和老师,最后得出的唯一信息就是,高一的女儿失恋了。
在那以后的整整一年,董军和妻子都不愿去相信女儿的精神出了问题。为人父母的,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有病,而且是精神病。
“直到一天下班回家,妻子在卫生间洗衣服,我刚打开门,发现女儿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站在门口,还没等我说话,就开始扇我耳光,这一次彻底把我打醒了。”
“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组症状群所组成的临床综合征,它是多因素的疾病。目前对其病因的认识还不明确……”
董军像专家一样对精神分裂的所有相关信息如数家珍,原本是黑龙江县城银行高管的董军在女儿患病休学的第二年辞职,开始了求医治病的路。
普通人理解的精神病主要是指重性精神障碍,表现为思维、情感和行为紊乱等。按照1%发病率推算,人群中大约有1600万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董晶晶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北京安定医院曾参与的一项国际性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疗缺口”—需要治疗却没有寻求或未能获得治疗的患者所占比例极高。在我国,有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
“女儿曾连续扇我11个耳光”
每个患者背后都有挨打的家人
“孩子连着扇了我11个耳光,我心里的第一感觉是对不起孩子。”董军说,每次病情发作,董晶晶就像变了一个人。
“要打就打我吧,不疼。”董军一边说着,一边看向嚼着苹果的女儿。
对于很多精神疾病患者而言,打人对象大多都为亲近的人。吉林省通化农村的刘国富(化名)在回忆起儿子刘磊第一次打自己时的场景时尴尬地说,那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不疼,但心疼儿子。
有的精神病患者情绪压抑、愤闷,于是攻击他人作为一种宣泄手段,而有些精神病患者出现幻听、幻觉,或者出现思维、推理误判,总是觉得别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要对他不利等,于是产生攻击行为。最让患者痛苦的是病情稳定后,会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愧疚,但是在行为发生时依然不受控制。
刘国富回忆起2007年春天儿子刚得病时,依然满眼泪光。
21岁的刘磊在睡醒一觉后突然开始胡言乱语,每天对着学校寝室窗户自言自语,时不时傻笑,室友发现了不对劲。
两天后,刘磊在老师办公室看见父亲时,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着,爸,你回家吧,等我挣钱了就在城里给你买房子,随后蹦跳着跑了出去。
在把儿子接回家后,每次问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开心的,儿子都会很不耐烦,直到有一天凌晨,刘磊还站在院子里傻笑,在被刘国富叫着去睡觉后,一直很孝顺的儿子拿起院子的铁锹开始追着父亲打。
刘国富说,自己被儿子一铁锹拍在肩膀上,直接就躺在了地上,过了几分钟,儿子缓过神,哭着抱起父亲到炕上。
也许,精神分裂患者最难过的,莫过于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对家人的伤害,却不能自已。
“我曾经一度觉得自己没有病,每天在家大吵大闹,就是不想吃药,有一次拿着刀对着自己,挟持家人把药全都倒在了厕所。”
刘磊笑着说,其实,很多得病初期的事已经不记得了,还是姥姥一点点讲给他听的。
在这些患者习惯性“打人”的背后,和家属承受同样煎熬的还有精神科医生。
“有时候,门诊就像一个战场。有时热战,有时冷战。曾经的诊室里,每位医生的桌子下面都会有一个小板凳。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这个板凳的作用是在来就诊的精神病患者躁狂发作时做一个阻挡,不能还手,拿这个先挡一下,找机会赶紧跑。“现在好了,有报警器。”
精神科医生的极大压力也让很多医学毕业生选择不进此类科室工作,“美国人口有3亿多人,是我国人口的1/4,但精神科医生就有3.8万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院士告诉记者时曾这样举例对比,“美国还有一个职业叫临床心理治疗师,有20万人。精神科医生负责诊断和开药,心理治疗师专门从事心理治疗。”
而我国,平均1.49名/10万人口,除了患者总数大,还有个原因就是很多医学生不爱选择这个行业,性价比太低。
“与之对应的是,精神科病人好起来很难,需要漫长的观察和治疗,而且大部分患者依从性并不好,经常是刚开始两三次还能来看病,后来就销声匿迹,随访工作也极其困难。”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每次经历这种情况,都会深深觉出了现实的“骨感”,和自己一起实习的另外三个同学全都转行。
“儿子能治好,回来几次都行”
反反复复,家变成了他们回不去的遥望
湖北省人民医院院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王高华教授告诉记者,精神病人如何回归社会,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像刘磊、董晶晶一样的患者,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
其实,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但很多特殊情况下,精神疾病暴力犯罪 其实差不多,比例被放大,这也是很多精神病患者哪怕已经痊愈但还是不容易被接纳的原因。
回忆起这11年的求医路,近60岁的刘国富嘴唇颤抖着,说起印象最深的一次,因为治疗初期刘磊特别抗拒住院,医生把刘磊留下后,让家属暂时回避,最好隔离治疗。
刘国富一个人拿着两个三角布兜转身离开,儿子回头看见父亲不在了,立刻飞奔出来,1米8个头的儿子一边哭一边跑着四处叫爸,满走廊都是儿子的哭喊声,自己就躲在楼梯口哭到颤抖。
刘国富说到这,眼泪又掉了下来,坐在一旁的儿子搂着瘦弱的爸爸,用手一直捋着爸爸的头发说,爸,没事了,这不是都过去了。
作为刘磊这11年来的主治医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马弘教授告诉记者,刘磊所患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迁延性精神障碍。具体病因在世界范围内都还不明确,但是中国这种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一年的复发率约为40%。
特别是首次发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五年内的复发率超过80%,虽然刘磊送诊时间很早,但因为刘磊对药物治疗的抵触,促使了病情的反复发作蔓延,无法摆脱多次复发的命运。
马弘介绍,中断药物治疗是复发的重要原因,停药患者一年内复发率高达77%。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近50%患者曾试图自杀,至少10%患者最终死于自杀,刘磊的状况能维持到现在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完全功在11年不放弃的父母。
但是,同样反反复复住院的董晶晶远没有刘磊那样幸运。
哈尔滨住院2年住院3次、北京1年住院2次,青岛住院1年1次、上海2年住院3次,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董军带着女儿辗转各地,住院、服药、缓解、复发,董晶晶在一串串的好与坏之间徘徊,直到在上海最后一次住院50天后,医生终于说可以回家了,理由却不是董晶晶已经康复了,而是“只能这样了”。
治病回老家后第二年,董晶晶结婚了。董军告诉记者,对女婿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女儿身边有个人陪伴。
但是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董晶晶的症状又回到了以前。
复发的第二年,董晶晶的丈夫终究还是扛不住压力,选择了离婚。
“那天女儿穿了一件白色的裙子,进去办手续时还很平和,但拿着离婚证出来后,搂着她妈妈就哭了。”站在一旁的董军马上转过身去,眼泪夺眶而出。
由于病情反复,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精神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很多患者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
调查显示,10%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吃药才知道,这是病不是魔”
医疗费用瓦解了太多坚定的家
在精神病家庭里,有人把所有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各地奔波看病,说钱没了还能再赚;有人把房子卖了,说人在才有家。
“蓝家大儿子刚一出生就和父亲的症状一样,还好家里有两个孩子,老二在外打工,老母亲在家里照顾两个精神病患者。
直到小儿子去县城后,才知道父亲和哥哥的病有得治,于是马上开始让他们就诊服药,在给父亲服药三个月后,才发现父亲的症状减轻了不少,那年父亲已经53岁了。”
村医孙丽艳满眼感慨,虽说是治疗,但没钱供他们连续服药控制病情。
两年后,哥哥因为要和父亲轮流吃药,病情控制得并不好,本想结婚的却找不着对象。
在孙丽艳做村医的18年里,为了不让老伴儿和大儿子出去伤人或受伤,女主人只要去山上干活,就要把父子俩一起关在屋子里,在桌子上放好干粮和水,孙艳丽一边看着窗外,一边说,如果你看到他们趴在窗户前绝望的眼神,就会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
和蓝家父子一样,在很多偏远地区,人们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病情往往加重。
孙艳丽说,就在上个月,68岁的蓝家父亲住院了,因为各种并发症都很严重,小儿子回家照顾时说,父亲可能快熬到头儿了。
虽然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但家庭及个人负担仍然非常重。
和贫困地区的患者相比,很多原本“小康”的家庭也都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在些年里,董军为了给女儿治病,全部费用加起来,一共花费了大约30万。
刘国富说,为了给儿子治病,他把十多年来打工攒的钱全都拿出来了,最后还是不够,因为病情一直在复发,只能把老家的房子也给卖了,后来孩子的姥姥也把房子都卖了。
这不是精神疾病患者的个例,根据WHO推算,到2020年,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四分之一。在2012年到2030年期间,精神疾病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缩水超过9万亿美元。
令人高兴的是,对于在册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实行门诊免费服药制度,如果患有身体方面的疾病,可免去医保住院报销起付线部分。
如果属于低保人员,可以按救助途径获得相应的救济资金。对于监护人来说,根据患者精神残疾的等级不同,可以申领
每月100~300元的护理费。
患者可以去医院做精神残疾鉴定,根据残疾程度不同,去残联申领数额不等的残疾人补贴。目前全国都已经陆续开始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救助工作。
“在医院外住了18天才有病床”
看不上病背后是医疗资源巨大缺口
“老家县城是全国百强县,但整个县里找不到一个很优秀的精神科医生。”
董军的话戳中精神疾病领域医疗资源的痛楚。作为总往北京上海各处跑的资深患者家属,刘国富也表示,如果不是来北京找对了医生,可能连儿子是什么病都不知道。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是通病。据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介绍,我国目前为了减少精神疾病患者病情波动,提倡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分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个阶段治疗。急性期主要在医院治疗,巩固期在康复机构,维持期回到社区。
“但现实情况是,医院床位、医生数量明显不足,床位20万张,但服务1600万患者中10%是需要住院的人,严重不足。”王绍礼说。
2015年,已经31岁的广西蓝家大哥病情越来越严重,经常挥舞着棍子、破布等跑到山脚下。因为实在没有钱去大医院治病,几次三番后,弟弟和妈妈不得不把他锁在家里,这一关就是3年。
而在很多患者向往的大城市大医院,精神疾病医生也面临着窘境。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7年5月公布了一组数字:我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有27733人,心理治疗师5000余人,总计只有3万多人。
心理健康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专业医生的数量、质量不足,已成为我国精神卫生心理健康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曾提议,改变精神病医院生存难题,关键是形成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补贴不能缩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这样才能增加整个行业的吸引力。
“当大夫,到后来可能更多的就是共情、理解和接纳。”杨可冰说,在这几万人的精神科医生背后,是几百万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大军。
每一个路边傻笑着的、大声吵骂着的孤独患者,内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彩虹”。
没有外人的喧嚣,没有车水马龙,那里的自己,没有病态,也不会被歧视,也可能都幸福得忘了在现实世界里,自己永远都有一个离不开的医院,回不去的家。
“我没病,我真的没病啊,能不能让我回家?……”
嘶吼声在嘈杂的胡言乱语中被一点点地淹没,所有人都希望,这一切若是真的,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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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觉自己更加不开心,是不是应该吃点抗抑郁的药
提示:疾病因人而异,他人的咨询记录仅供参考,擅自治疗存在风险。
吃奥氮平快十一个月了,一天10毫克,减到7.5毫克,就感觉自己更加不开心,是不是应该吃点抗抑郁的药?(女,31岁)
张晓菲医生
您好,我是天津安定医院张大夫
吃奥氮平也会觉得不开心,是不是该吃点抗抑郁的药
张晓菲医生
您为什么服用奥氮平呢
睡不着,可能是胡思乱想
医生给开的,失眠的严重吧
张晓菲医生
那您有没有以下几种表现:1情绪低落,2兴趣减退或愉快感丧失,3易疲劳等症状,4注意力不集中,5自我评价低,自责自罪,6觉得前途暗淡无光,7觉得活着没意思想自杀,8睡眠障碍,9食欲差
是,现在睡眠是还好了,食欲也还好,可能是吃奥氮平有关吧,主要是情绪低弱,愉快感较低
张晓菲医生
情绪低落,高兴不起来在失眠时就有吗?
张晓菲医生
有多久了?
易疲劳,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上班很没意思
恩,有,挺久了
张晓菲医生
您做一下这个测试我看看
张晓菲医生
量表测试结果正常,但是根据您的诉求确实存在高兴不起来,兴趣减退等抑郁表现,考虑您还是存在抑郁情绪
张晓菲医生
那您曾经有过这些感觉么?1感到非常好或非常开心,但其他人认为您与您平时的状态不一样,或者还由于这种特别的开心,兴奋而带来麻烦?2容易发脾气,经常大声指责别人,或与别人争吵或打架3比平时更自信?4做了一些平时不会去做的事情,别人认为那些事是有些过分,愚蠢或冒险5花钱多,使自己或家庭陷入困境
张晓菲医生
好,这样就可以判断您是抑郁症,建议加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
我不是精神分裂症,是吧
那奥氮平还继续几毫克吃呢?
上面第四点有过吧
张晓菲医生
您这个不是精神分裂症,是抑郁症
哦,那个医生让我吃奥氮平
张晓菲医生
如果您睡眠改善,且没有一些精神病性症状,如凭空闻声,多疑等,可以逐渐停奥氮平,建议您服用抗抑郁药物
张晓菲医生
您可以再做一下这个测试我看看
张晓菲医生
提示您还是有抑郁,建议您加用抗抑郁药
张晓菲医生
抑郁症药物治疗分为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一般急性期8-12周,巩固期4-9个月,首发患者维持期2-3年,建议您规律服用药物,减少复发。
我以前也吃过2,3年,现在要吃多久呢
张晓菲医生
您以前也是吃的抗抑郁药吗?
是的,加点奥氮平
张晓菲医生
您以前吃的什么抗抑郁药啊?
张晓菲医生
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可以的话就还用这个药没问题
效果还行啊,后来好了有4,5年时间
那我要吃几年呢
我还想生个孩子啊,这药会吃那么久吗
张晓菲医生
我说的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治疗的时间也是一般情况下的时间,具体时间看您病情恢复的情况,比药物更重要的是剂量的科学调整,所以门诊医生的指导也是很关键的。到时还是得定期复查
开奥氮平是厦门的医生,路途有点远,我能不能就近找医生开看抑郁药
张晓菲医生
可以,只要是精神专科医院或者三甲综合医院心理科应该都有这个药
嗯嗯,奇怪那个厦门医生为什么只让我吃奥氮平,是我没说情况吧
那我再下次去厦门,那个医生会不会有意见,说我没找她开药治病
怕厦门的医生有意见
张晓菲医生
不会的,到时您跟门诊大夫说清楚自己的情况,大夫会理解的
突然又觉得没那么抑郁,就是奥氮平一减到7.5毫克,开始明显抑郁,我奥氮平都不敢减了,怎么吃药呀
奥氮平吃10毫克,没那么郁闷好像
张晓菲医生
那您最初服用奥氮平之前失眠时,有情绪不好,高兴不起来,疲劳,兴趣缺失吗?
有啊,最初有5,6个月是这样,后来慢慢好了
现在还容易疲劳,一减药会高兴不起来,情绪不好
张晓菲医生
因为您最根本的问题是抑郁症的问题,虽然奥氮平有改善情绪作用,但是还是建议您正规治疗,改成抗抑郁药物。
哦,为啥那个医生又一直让我吃奥氮平
吃了十几个月了
张晓菲医生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奥氮平确实有改善情绪作用,也能改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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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自网络
一、体检改变不了我的健康状况
这两天,单位组织职工体检,往年,这是我一年中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希望通过医院里先进的仪器和一本详尽的检查数据给自己一些健康方面的安慰或警示。可是,每次翻开体检结果,心里都是愁肠百结,数据显示我的身体总是有问题。
为了不自寻烦恼,我从05年开始就不体检了。一位老友不理解,说我走极端,万一得了什么病没有体检出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她的担心有道理,近日的媒体接二连三地报道有关名人英年早逝的消息。
大陆笑星侯跃文猝死的消息还没让热爱相声的读者心境平伏,台湾导演杨德昌、大陆电影摄影赵小兵的离世又进一步刺激我们的神经。更令人不胜嘘唏的是,台湾首富郭台铭砸了百亿台币也救不了患白血病的弟弟郭台成。
他们个个有钱有名,能找到全世界最权威的医生和药物,却依然回天无术,一个一个不情愿地向上帝报到。读了这些报道,周围的朋友个个神色黯然,谁不想好好地健康地活着?
然而,体检真的能解决我们的健康问题吗?其实,更多的时候,体检的结果给我们带来的是慌乱、恐惧和无谓的劳民伤财。体检前还是好好的,体检完了,总有几个爱担心的同事忧心忡忡,有子宫肌瘤、有乳腺增生、有高血压、有贫血……反正很少人的指标是完全正常的。
为了健康,为了多活几年,大家便遵医嘱开始吞药,维生素、降压药、补血药一一找来,严重一点的便要各大医院再轮番检查一次,看需不需要手术。当得知自己转氨酶偏高时,许多人被告知不好好服药的话会发展为肝炎,结果真的是好好服西药后得了肝炎、肝硬化;当得知自己血糖偏高时,许多人也会很认真地服降糖药,结果是伤肝伤肾,最后并发症玩完。
经过几年的体检和观察身边朋友体检后的遭遇,我变得聪明起来,知道体检保证不了我的健康态势,西方医学更保证不了我的健康。既然如此,我们大活人一个,干吗要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冰冷的仪器?干吗要被仪器说了算?干吗要被“科学的数据”牵着鼻子走?
我们的祖辈一辈子都没照过B超或X光,没验过血和查过大小便,但他们都能健康地活到八九十岁甚至天年。相反,我们现在年年体检,也不见得比我们的父辈健康长寿,反而是许多健康的人被“数据和指标”吓得半死。
二、体检行为如同网鱼
北京的一位名中医任启松老师曾说过:“体检行为如同网鱼,捕鱼者为了把鱼一网打尽,往往会将鱼赶到深池里。西医为了让所有体检者都有病,会诱导每个人都定期体检。”不幸的是,所有的人都很享受这种“诱导”,进而心甘情愿地成为“指标或数据不正常的人”,亦可称为“非健康人”。一旦成为“指标或数据不正常的人”,你也就被西医套劳了,解套之日也就是见上帝之日。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同学,去年体检的结果是骨质疏松,医生告诉她,她的骨头疏松的程度相当于70岁的老太婆,不小心摔倒的话,就是粉身碎骨了。这还得了,尽管我同学才40岁,但被医生吓得双腿发软,似乎已听见了自己骨头马上就要裂开的声音。
医生给开一种名为Fosamax的治骨质疏松的药,要她服三年,并要定期检查。同学坚持吃药三个月以后,得了严重的胃病,每天晚上要吃大量的零食,否则就胃痛,更可怕的是,晚上要用很高的枕头睡觉,否则胃里的酸水就往嘴里涌。同学上网一查,发现Fosamax这种药对胃有很强的副作用。药不敢再吃了,又担心骨质疏松影响将来的健康,便天天走路晒太阳。
第二年复检,骨质疏松的指标正常了。给她开药的医生很得意,还以为他开的药治好了我同学的骨质疏松。我同学生气地告诉他,自己只吃3个月的药,现在已患了严重的胃病,那位医生若无其事地说,那我现在帮你治胃病。同学这次聪明了,问Prevacid胃药有什么副作用,医生说没有,并劝我同学不用再上网搜索了。
同学不相信,一定要弄明白胃药对身体的伤害,那医生最后无奈地说:“要说副作用的话,此药会引起骨质疏松。”我同学听后几乎晕倒。
这个故事如果让赵本山演小品,绝对比“卖拐”精彩。
如果我同学不多长个心眼,再服那位医生开的胃药,这辈子还有解套之日吗?到最后,就是双腿一蹬、眼睛一闭、呜呼衰哉了。
近日,先生的一位(医院)院长朋友,盛请先生去其医院做多普乐全身检查,称是目前最先进最全面的体检。听后,我对先生说:“拜托你不要做一条被网的鱼啦!”多普乐越先进越全面,被网住的鱼就越多,仅此而已。
西医是研究疾病的医学,也是商业医学,一切以赚钱为目的,所以它想方设法要在我们身上找疾病,体检就是最好的手段。
德国从1989年10月开始有了全民健康检查,两年后,健保医生提出自傲的数据:受检者中,只有43%检查结果没病;其余57%从而落入医学大网。因此随着检查项目的增加,患病风险群的比例自然也跟着提高。
杜塞尔多夫的乌伟海尔医生预言:“可以预见,再过几年,除了没参加健康体检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人是健康的。”1991年,德国《医师报》报道:“若一切顺利,每家诊所只要来1000名体检者,每两年就大约多出70000马克收入,若同时做防癌筛检,营收将有更多成长空间。太好了。”可见,体检和疾病是利益集团达成的协定,他们织好一张张美丽的网,让不明就里的国人自投罗网。
我及时地醒悟过来,因为我对英国作家赫胥黎的“医学已进步到不再有人健康了”这句名言感同身受。
三、中医是研究健康的医学
当我明白西医的宗旨就是变着法儿找我们的“病”,变着法儿掏我们口袋里的钱,变着法儿让我们长期依赖他们的药物这些伎俩后,我怕而远之,我开始接触我们的中医文化,发现传统的中医恰恰与西医相反,是劝我们少吃药、多锻炼,尽量调动我们人体自身的修复功能,少花冤枉钱。
原来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博大精深,随着我对中医的了解,我发现中医才是研究健康的医学。中医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体观念。
所谓整体观念,就是不孤立地看待局部的病变,总是从人体的内部联系、人体与外界的联系中去认识它。在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治疗规律的时候,中医不用分解的、打开来看的方法,而是把人体看作是一个整体进行仔细的观察、详细的记录,从大量的临床现象中总结规律,推导人体的内部联系,这也就是黑箱理论方法。
黑箱理论方法放在日常生活中,就如同买西瓜。不懂西瓜的我,每次只能买切开的、看见瓜瓤是红的才敢买,但这也不能保证买回去的西瓜是甜的。
可是我有位朋友,只要把西瓜抱到耳朵边拍一拍,弹一弹,再看看瓜蒂,就能断定瓜的质量,几乎从未失手。挑瓜如同中医摸脉,靠的都是经验。不会挑瓜的我,就像西医治病,要眼见为实,要确认瓜的内部组织是否OK,否则坚决不买。(就差细胞分析和化验了)
中医还有上、中、下之分,“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最厉害的西医亦仅仅是治已病,所以最低层次的中医也比最高层次的西医强。因为西医治完“已病”后,又会制造出另一种病来。
而中医在扶正固本和平衡阴阳的前提下,根据“证”所传递的信息,可达到“察外形以知内变,从现象以求本质”,从而辨证论治,从整体入手进行“综合作战”,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患者来求诊的时候,只想治咳嗽或便秘,调理一段时间后,胃痛腰酸等其他病症也解决了的缘故。
22岁的外甥招工时体检出肺结核,当地医院免费提供治疗,然而3个月后,医生就要求他服护肝药,又过两个月后,再要求他服护肾的药,先不说每月四五百元的护肝护肾药要自费,更可怕的是经过半年的治疗后,外甥浑身无力,上楼喘气,失眠纳差,脸色泛黄。这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所应有的健康状态呀!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唉,肺结核还未治好,肝功能和肾功能又在遭受破坏,这种治疗与杀鸡取卵有什么区别?就是肺结核的指标符合西医的标准了,但那是在牺牲肝肾功能的基础上获得的。
我让外甥把所有的西药统统扔到垃圾桶,马上找传统中医、明医赵老师调理,只服中药,不去结核病院取药也不做任何检查。一个半月后,外甥去医院复检,所有指标正常,医生很纳闷,觉得外甥“失踪”一个多月后怎么就康复了。他们能搞明白才怪呢?
前面提到的加拿大同学,得严重的胃病后,健康每况愈下,动辄感冒发烧,到后来是盗夜汗,严重时每晚需换两套睡衣和床单。大家或许不清楚,西药是最厉害的苦寒药,所有的苦寒药都伤脾胃和肾阳,阳少肯定就阴脱,所以同学的汗会不自主地排出来。
肾属先天,脾胃属后天,肾为全身器官的正常运作提供能量,而脾胃又为肾输送补给。这两大功能遭受破坏,就如同腹背同时受敌,焉有活路乎?
同学与我在MSN上聊了一些时日后,从加拿大飞回来,我把她的脉象和舌象电告赵老师,按赵老师开的处方,我让她带了部分草药回多伦多,部分在当地华人开的药店配。同学喝药当晚,盗汗就减为一次,喝完一付药后(一付药喝三天),盗汗问题基本解决。
她觉得很神,问能否帮她的胃病治好,我说赵老师开的药全都是治人,目的是恢复你自身的阳气即正气,你正气足了,就具备了自愈和修复的能力。《内经》所讲的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西医治病,中医治人。中医在辨证施治时,不会局限在“症”上,而是通过“四诊”后宏观地分析和研究“证”,再做出判断,然后是“综合治理”
四、自己的健康自己主宰
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源自于父母。几千年来,时代在变,科学技术在变,但我们的身体没有变,我们的五脏六腑与几千年前的一模一样。
然而,在生活、饮食、穿着、学习、意识等各个领域都讲科学的前提下,我们也想让自己的身体“科学”起来,于是把健康交给科学的仪器,把日常生活交给科学家们的建议,一天多少杯水,多少种多少粒的维生素,多少的矿物质、多少的碳水化合物……我们被科学牵着鼻子走,但我们健康吗?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为什么病种越来越多?为什么绝症越来越多?
我们太相信科学这个“理”了,从而远离了中医这个“道”。然而中医理论中包含有生命的至善原理即最高原理,这个原理就是生生之道,就是天人合一,就是阴阳平衡,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西医注重看人体的器官、细胞、组织、数据、细菌这些静止的、个体的物质有天壤之别。
但许多人走进体检这个误区,以为体检指标正常身体就是健康的,体检指标异常身体就是有病的。
大家都知道,体检出来的数据和指标只代表我们体检时那一瞬间的身体状况,它是死的,是静止的。但生命是动态的,气血是动态的,人每时每刻都受“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六淫”(风寒暑湿燥火)的影响,一周前的体检结果不能说明一周后的身体状况。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 “人不可能两次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 那么,人的健康状况又何不是因时因地改变的呢!?
我有一亲戚,70多岁,年年的体检指标都正常,比四十多岁的人还正常,却在几个月前倒在路上,脑溢血,至今躺在医院昏迷不醒。还有更多的人上半年体检还是好好的,下半年却查出肿瘤,且一确诊就是晚期。有多少幸运者能如西医宣扬的那样“早检查早治疗早康复”?又有多少人不是“早检查早治疗早痛苦早死亡”的?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去相信体检指标?为什么要去接受西医给我们的种种的负面信息和心理暗示?为什么不相信我们人体自身的修复功能和自愈能力?
2500年前,老子就告诉后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健康顺其自然,不受体检指标和数据的干扰,把自己的健康交给观天参地的自然科学、长青医学——中医,尽可能地“法自然”,以达到天人合一。
可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坚信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所谓先进的体检仪器,以为这些仪器才是自己健康的裁决者。殊不知,这些仪器再科学再权威,过不了20年,就会被更先进的所替代,能存下来的也就了了无几。
那么,这些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医学检测手段,值得我们信任吗?再说,体检标准是仪器制造商和药品制造商说了算,有药才有病,有病就会有相应的检查仪器,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些利益集团挖好的陷阱,让你掏钱往阱里跳。
想想挺可笑的,聪明的国人宁愿扔掉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养生文化,扔掉经得起时间检验、与天地同在的传统中医学,不相信自己的祖先,不相信自己,却相信十几二十年后就要被淘汰的诊断手段和药物。
这时,我不由地想起老子的一句话:“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莫非老子2500年前就料到他的子孙后代会有今日的选择,才会发出如此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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