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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您的详细地址《四川客家》/陈世松 （一）
《四川客家》/陈世松
《四川客家》&
第一章 四川客家的发现与探索&
第二章 移民潮中的客家方阵
第三章 巴山蜀水客家人
第四章 再造四川
第五章 传薪播火开拓进取
第六章 四川客家与移民会馆
第七章 四川客家的姓氏与宗族
笫八章 四川客家民俗文化事象
第九章 客家方言与巴蜀文化
第十章 四川籍杰出的客家人物
第十一章 面向现代化的四川客家
《四川客家》内容简介：&
四川在客家研究中的价值，一方面，是由四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清初移民史中的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与四川客家文化的特色，以及四川客家人在近现代中的作为分不开的。深刻认识并认真发掘四川客家研究的潜在价值，不仅可以从地区和类型上大大丰富客家文化的内容，而且还能在完善客家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升客家学研究的层次上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在各路先贤时彦的鞭策鼓励之下，在发掘四川客家研究价值的过程中，我们得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根据客家学的发展趋势，适时地将我们自己的研究心得整理出来，以作为进入这一领域研究的初步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和一切关心支持四川客家研究的人们。值此世界客属第二十届恳亲大会在四川省会成都市举行之际，我们愿通过这本书，搭建一座沟通四川与客家世界的桥梁，让天下客家了解四川，让四川走向世界。作者：
●前言/序言&&&
　　客家问题是一个跨世纪的热门话题。当今，以学术文化和恳亲联谊为内容的各类客家主题活动，如火如荼，遍及各地，客家热已经从闽粤赣波及全国，走向世界。四川作为内陆的一个客家大省，近年来也追随前进，被深深地卷入到这一潮流之中。&
　　四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四川古称为巴蜀，自北宋咸平四年（1001）划分“川峡四路”，从此才得名为“四川”。此后，历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6个时期，迄今已有1 000余年之久。1997年3月，川、渝分治，重庆成为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的第4个中央直辖市。四川省的总面积48.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8 700万人（2003年末）。&
　　本书以历史上的“四川客家”为论述对象，不拘泥于今天的行政区划。在天府之国的心腹地带，生息着一支保留着浓郁的客家风俗习惯，至今仍操着一口被称为“土广东”方言的客家民系。四川客家人的主体来源，大多可以追溯到清初那场大移民运动——“湖广填四川”。客家人从共同生活的家园——闽粤赣边区，千里迢迢来到四川定居下来以后，和其他移民一样，互相以省籍相区分。&
　　在清末及民国年间成都客家地区流传的一本《广东小儿歌》上，当地的客家人称自己为“广东人”，称自己的后代是“广东子弟”，把自己爱唱的山歌称为“广东歌”、“广东俗歌”或“广东小儿歌”，称自己说的话为“广东土音”或“广东土韵”。而在民间，他们则被人称为“土广东”或“土广广”，他们说的话，被称为“土广东话”。这些称谓最初明显带有贬义，是旧时代留下的痕迹，但是现在却已经获得公认，甚至成为寻访四川客家人的指路标。&
　　对于四川有客家人的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罗香林大师的客家学著作中，即有所发现，有所论述。不过，由于受时代和条件的局限，他采集的资料很不完全，以致外界对四川客家的了解，仅仅停留在罗氏当年的认识上。&
　　四川作为一个移民大省，历史上曾经多次接受来自外省的移民。四川现在的客家大省地位，就是在清初和抗日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多次移民的基础上形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现在的客家构成，共由6个部分组成：一是清前期“湖广填四川”中来自闽粤赣的客家移民；二是抗战时期，以惠州十属为主的闽、粤、桂、赣、台客家为躲避日寇迫害，为参加抗日而迁徙四川；三是新中国成立时，南下干部中的客家定居四川；四是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为支援四川经济建设而留居蜀中的客家人；五是大专院校客属毕业生受国家派遣来川工作定居；六是海外客属华侨回到祖国并在四川定居。&
　　在以上6个部分中，主体是来自清前期闽粤赣边区的客家移民。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四川客家移民主要来源于我国客家人最为集中的江西省的12个县、福建省的14个县和广东省的12个县。这些客家移民家族迁居四川后，遍布清代四川的近100个府州县厅，既有广阔的平原地带，也有山区乃至少数民族聚居地。&
　　在清代客家移民世代繁衍的基础上，再经过抗日战争以来半世纪客家人的融会交流，截至1993年底，在四川有客家人的县达46个，加上有客家人居住的县市17个，二者合计为63个。客家人居住的范围，面积为18.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38％。其中，至今能讲客家话的有150万人以上，客家语的覆盖面积达1 200平方公里。仅成都东郊500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居住着50万客家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川客家人的总数在300万左右。&
　　客家文明本来就是一种与移民迁徙相联系的现象。二三百年前，当客家人追随当时的西进移民浪潮，在四川登场亮相时，就以大无畏的开拓精神，积极投身西部开发，在清初四川百废待兴的环境中，积极参与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经济活动，为四川经济的复苏和进一步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时各省移民云集的环境中，来自闽粤赣的客家人，以其强烈的乡土习俗和特殊的语言作为纽带，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不愧为当时移民中事功最为显著的人群，傲然屹立于十余省移民之上的勇者。&
　　当时客家移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至今仍是当年客家人开发西部所留下的历史见证。闽粤赣客家文化进入四川，加强了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为古老的巴蜀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使之更加璀璨夺目。独具特色的广东、福建、江西会馆，遍布全省各个角落，成为寻找客家人创业足迹的标志性建筑。从至今仍保存完好的这类会馆建筑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创业时的开阔心态和磅礴气势，领略到充满勃勃生机的粤东、赣南客家原乡文化的无限魅力。&
　　闪烁着华夏文明光辉的客家文化，哺育了一代代四川客家儿女；客家在开发四川，促进四川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造就了一批名垂青史的民族精英和杰出人物。在历史的丰碑上，赫然镌刻着蜀籍客家人的芳名。他们之中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元帅朱德，仪陇人，祖籍广东韶关；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国家领导人郭沫若，乐山人，祖籍福建宁化；戊戌变法死
第一章 四川客家的发现与探索 &
四川客家人在当地被称为土广东。在他们头上冠上客家人的名号，并且正式向外宣传报道，则是见诸后来文化人的一些著述之中，说起来还有一段不平凡的发现历程与探索经过可以追溯。&
一、民国时期四川客家的发现始末&
民国时期()是客家问题开始引起世人关注，并且逐渐成：为遍及海内外热潮的年代。当时远离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和客家热潮漩；涡中心的四川，是否有客家人存在?他们又是如何被外界发现认识的?&
(一)罗香林对四川客家的阐述&
罗香林()，字元一，号乙堂，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县宁新：镇水楼村下石陂窝人。l932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由于受其先父朱师扬教授的影响，于1928年秋辑录客家歌谣《粤东之风》后，即有意于研究客家与客家文化。名师陈寅恪引导他从客家族谱人手进行研究，李济传授给他体质人类学的测量方法，并现场取出人种测量器，对罗香林的头部进行测量，测出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客籍人。罗香林从1930年开始着手征集客家谱乘，并在广东各地报章上刊登《征集客家史料启事》。1932年5月之前，他完成了《家谱族牒中客家之源流》的搜集。同年9月，罗香林离开清华大学后，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
不久，罗香林接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顾颉刚、洪煨莲的委托，专门编辑《客家史料丛刊》。他一面与北平协和大学解剖学教授史蒂芬生一道，每天到驻广州的教导师第一团团部，对士兵进行现场测验；另一方面，则广泛搜集族谱等客家文献资料。1933年12月，他终于撰成《客家研究导论》。该书在此前客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论证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并对客家的源流、分布、语言、特性等作了全面的阐述，被当今学界视为客家学奠基之作，他也因此被公认为客家学研究大师。&
罗香林在构建客家学的基本架构时，对于生活在祖国西部的四川客家的源流和分布作了全面的阐述。该书第三章以民国年间现行的县区为单位，将客家人在全国的分布情况作了这样的排列：(一)江西省；(二)福建省；(三)广东省；(四)广西壮族自治区；(五)湖南省；(六)四川省；(七)台湾岛。其中，涉及四川省的客家分布，他作了这样的勾画：四川省：四川一省，亦没有纯客住县，唯非纯客住县则较湖南为多，计有涪陵、巴县、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新都、广汉、成都等十县。巴县即旧重庆府首县，涪陵即旧涪州本州，泸县即旧泸州本州，资中即旧资州本州。这些地方的客人，都是清初自粤赣二省迁去的，亦与湘赣系人杂居。&
对于四川这10个县客家人的来源问题，罗香林在第二章客家源流中，作了这样的说明：今日四川东自涪陵、重庆，经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西至成都、新都、广汉，其间居民，大(牵)率皆康熙末年(西元)自广东惠州嘉应州及江西赣南等县搬去的客家。又说：当日迁居四川的客民尚不仅限于惠州及嘉应州等地，即南韶二州的客家，同时亦颇移殖其地。他并根据原乡族谱所提供的客家姓氏支派推测迁川人数说：当时移川的客家，其众多不难想象而知了。&
罗香林，系根据康熙末年入川移民的文献资料，以及从原乡和四川所能搜集到的谱牒资料作出的。罗香林在书中提到，对四川客家分布的推断，源自于他从客家原乡所得到的谱牒5种：李伯裁先生所寄的五华《李氏族谱》(节抄)与《魏氏谱抄》，以及兴宁东门《罗氏族谱》、南雄胡志孚先生家藏《胡氏续修谱》、兴宁曾坑《陈氏族谱·陈氏源流》。&
在四川方面，罗香林提到，他从一位名叫陈晓钟的新都桂湖友人处，：得到过一部桂湖新都《陈氏族谱》。关于这位陈晓钟及其族谱的事，《客家研究导论》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在后来出版的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一书中，公布了他当年为撰写《客家研究导论》所搜集的40个客家姓氏族谱资料，其中提到当年见到征集启事而邮寄其所藏族谱的人中，就有新都陈碧咸先生。该汇编称：《新都陈谱》写本一册，同学陈晓钟惠寄......新都陈氏，其先世原出曾坑，清康雍问，始自兴宁迁居西蜀，迄今语言习俗，未改客家旧观。按陈碧咸为陈晓钟之尊人，新都《陈氏族谱》为道光陈万才所修纂。此外，汇编还提到，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他还搜集到一部民国三年(1914)的荣昌《罗氏族谱》木刻本。罗氏入川一世祖名奕遴，原籍广东省惠州府长乐县黄龙约汤湖里，康熙五十七年移居四川省重庆府荣昌县古桥里安富场居住。&
罗香林在分析客家人的居住环境时，还以四川广汉作为中国客家居住区域的北部边界线。&
从统括的界说来讲，(客家居地)大体在东亚大陆南部及其滨海小岛下自北纬18的崖县(在海南岛)三亚街起，上至北纬31的广汉县(在四川省)止，横自东经l03彰化县(在台湾岛)止，连接崖县、彰化、广汉三地点，适成一大三角形，其间所包含的地方，有台湾、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其中除贵州一省外，其余皆有客家在那里居住，这可说是客家居地的相对方位。&
以上就是罗香林在他的客家学奠基作中，首次向外界公布四川作为客家聚居区域的分布情况。尽管这一勾画与今天四川客家的分布范围有较大的出入，但是，在当年他足迹未到四川的情况下，能够作出这样的描述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他的这一阐述，终于让人们惊讶地发现，在祖国西部的巴蜀大地上，依然生活着一群与闽粤赣客家同根同源的客家人。如果把闽粤赣比作客家的主源，那么，四川客家就是其正宗的支流。&
(二)钟禄元对成都东山客家的报道&
罗香林关于客家研究的大著问世之后，日，在四川成都出版的《文史教学月刊》第3期上，发表了钟禄元的题为《蜀北客族风光》的文章．该文第一次向外界报道了成都近郊的客家人的奇风异俗。钟禄元先生()生于成都市成华区圣灯乡东华村(原属华阳县龙潭乡)，系清朝由广东梅县移民人川的客家后裔。194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曾在成都济川中学(现十六中)、华阳县中(现三中)、成都县中(现著名的七中)任教。后应叶圣陶先生之邀，到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任研究员并参加《文史教学月刊》(期刊)的编辑工作。l943年，他又在成都《风土什志》创刊号上发表《东山客族风俗一瞥》一文。两篇文章大同小异，可以说后者就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通过这两篇文章，使读者对四川地区客家人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其内容要点如下：&
1．分布状况&
文章指出：东山是蜀北华阳县的一块丘陵地，它的南北长约四十公里，东西宽约二十五公里，其所包括的乡镇有：隆兴场、保和场、西和镇、得胜场、三圣场、大面铺、仁和场、同兴场等乡镇。此外，还有成都县属的青龙场、天回镇、三和场，新都县属泰兴场、木兰寺，以及简阳县属洛带镇等地。这些客家人都仍保存着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由此山地风光，与四周俱异。&
2．入川源流&
文章以成都东山客家的3个大姓钟氏、范氏、谢氏为例，说明他们都是从粤东而来，其中内部又有差别，如龙潭寺的客家人大半由梅县五华迁来，西河镇的客家人十分之八以上都是兴宁人。至于其入川动机，不外三点：一雍乾间粤东连年灾荒；二明末张献忠残破四川后，田园荒芜，资源弃地；三仰慕巴蜀之富庶。&
3．宗族与教育&
文章介绍成都东山客家人的宗族观念意识极强。素具热忱。以每年清明扫墓、冬至祭祖为例，他们都很热烈地举行隆重典礼，无论男女老幼一体参加，一行人往往达一二公里之长，并设野餐，普通席桌均在五十桌以上。龙潭寺的大族范氏宗祠，对文化教育极为重视。它们有田产三四千亩，除完粮及春冬大祀费用外，其他收入全充作文化建设事业用。据统计，该祠设有完全小学一所，初级小学两所。龙潭寺这个乡镇，共有3000余户居民，就设有完全小学6所，初级小学四五十所，中学生七八十人，大学生20余人，海外留学生l0余人。&
4．风俗状况&
文章列举了成都东山客家人风俗的6个特点。一是勤俭。他们特别耐劳，每天多是披星戴月地在田间工作，约两小时后早餐，一直做到夕阳西斜后，尚不肯休息，晚饭后还要作一二小时的工才睡眠。周年如一日，毫无偷懒；不只特穷人家如此，就是大户人家也是一样。二是爱清洁。他们每天必洗澡，尤以衣裳穿得洁白为荣。他们的厨房，也极洁净，每当节日的前一两天多举行大扫除一次。三是住房建筑坚实，流行所谓二堂八厅，四横五井的结构。屋子的内部四通八达，一连数十间，用土砖砌成。他们的房屋虽多，而外面的门总是同时有一座大门和两座小门，这一点和别处疏疏落落的小家庭式的建筑颇不相同。四是重视礼教。他们一切唯礼是尚，对祖宗成法，尤为崇拜。五是客家妇女最为劳苦，她们一般的体格都很健康，她们习惯了劳动，并不以为苦，大都能独自经营家庭生活。她们勤奋工作，常年如是，从未听见一句怨言。六是喜唱客家歌谣。他们经常在花月之前，或江边或田野，引吭高歌，一唱一和，词意双关，非常动听，而每一首歌词中，没有一句不是从心灵深处流露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真率、诚恳、勤俭等词句来，尽管他们是信口开河，却处处合乎自然的音节。&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到，钟禄元不愧是四川客家文化研究的先行者，是他最先把成都东山客家宣传报道出去。此后30年来，他不间断地宣传报道成都东山客家，使东山客家成为外界了解认识四川客家的一个品牌标志，成为进一步深入四川客家地区的一扇窗口和门户。他是四川客家发现史上一个永远值得铭记的人物。钟禄元的论著，不仅对外界了解成都客家有所帮助，而且对四川人研究起了播种作用。当时有的青年学子就是在读了他的论著后，对客家及客家文化发生兴趣的，并因此写出了以成都客家为题的毕业论文。&
(三)一个大学生的毕业论文&
在四川大学图书馆过期期刊部，保存了许多从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接收过来的毕业论文，其中有一篇题目为《四川省华阳县客家民族之研究》。论文的作者为徐宝田，导师是冯汉骥、罗荣宗，论文写作时间为民国三十七年(1948)。&
这篇毕业论文所列参考书目不多，除《中国分省地志》、《中国史纲》、《国史大纲》等通用教材外，只有钟禄元的《蜀北客族风光》和《东山客族风俗一瞥》，此外，还参考了华阳县东山区的钟、白、李、范、张、苏、谢、廖诸姓族谱资料。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本篇可资参考之资料，实在缺乏，余原拟参考罗香林先生所著之《中国客家民族之研究》一文，但仅此一文，虽寻遍成都各书局及图书馆，问尽相知之各友人，亦未获得。因此，这篇论文的基本框架、观点，大多源自钟禄元的两篇文章，创说不多。唯值得提及的是，作为一个社会学系的学生，他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一些认识解放前夕成都东山客家人的新材料、新认识：&
1．人口统计数据&
作者据此分析说：华阳县全部客族人数为l5万人，占全县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客族所占土地面积为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一。&
2．客家人的生活概况&
论文概述说：华阳县的客家人分布于丘陵地带，以收获来说，其收获较成都平原稀少，以工作来说却又较为繁重，故他们虽终身辛劳，仅能维持最低限度之生活。若遇荒年，就是连最低限度之生活亦无法维持。当然，其中有很富裕的，但是为数甚少，大多数为贫苦的佃农......所以坜在客族的生活，仍然停滞在过去的农村生活中。接着作者分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论述，原本还要援引客族地(主)、自耕农、佃耕户之统计表、客族之各项职业统计表于后，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t并没有出现在论文正本之中，使我们失去了进一步分析当时客家人生活状况的真实依据。&
3．歌谣与语言&
论文在第七章风俗习惯中，列有歌谣专节，一共收集了30首客家民歌。其中第1至第7首，照录钟禄元文章中所引之歌谣，其后第8至第30首为作者新收集。经对照，这30首所谓的客家民歌，其实就是流传于成都东山客家地区的《广东小儿歌》，原文与我们今天整理出版的文本大同小异。作者记述说：他们歌唱，全用客家方言，其音韵语词，与普通官韵全不相同，他们歌唱起来，真是别有风味。&
论文第八章为客家民族之语音略译。作者首先申论说：客族语言，与官语差别较大，故至东山区时，听到客族人彼此谈话，丝毫不能了解，正如置身异国。他自己说，他对语言学方面所知太少，所以在论文中仅将其日常用语，用中西文记音的方法，也就是用中文同音字和拼音的方法加以表示。经作者用中西文直音记音方法对照列出的客家日常用语，分为数字、时间、天文、称谓、身体、膳食、水果、谷类及蔬菜、地理、房屋、家具、食具、衣服、兽类、鸟类、鱼类、昆虫、金石、颜色、人伦、形容词以及对话等20余类，共计266个词句，可谓用功甚勤，用心良苦。&
4．对客家优缺点的分析&
作者在论文的最后一章结论中，还剖析了客家人的优缺点。首先他对客家优点与美德赞誉有加。他说：我是爱客家人的，而且我是深深地爱着客家人的。我之所以这样爱客家人，盖由于他们仍然保持着中国固有的美德，而且也曾经创造过光荣的历史。在东山客家人的家庭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天伦表现，是那样的祥和，是那样的甜美。而且，他们对人是真挚而诚恳，做事是认真而勤奋，他们没有世俗的狡诈，也没有假作的虚伪。他们的脑筋始终是那样朴实，那样简单，这构成了社会上最理想的人性。若把客家人来和整个中国作比喻，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大家族，客家人便是大家族中一个最有出息的克家子......&
与此同时，论文也提到成都东山客家的两大缺点：一是保守性太强，具体表现在，他们不肯接受外来的新知识，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客家人因为保守性太强，因此使他们把中国固有的美德保存下来了，但是同时他们也退步了，所以结果是得不偿失；二是狭隘的团结心，具体表现在，东山区盛行哥老会的组织。这种组织在地方上强而有力，拥有很多枪炮与人马。对内是仁义互助，而对外则排斥敌视，时常为了面子问题或其他纠纷，与外乡发生激烈的斗争，酿成极严重的事端，须动员很多的人力，并耗费很多的钱财才能解决，无谓孰甚!此外，他们的家族观念也很浓厚，东山有很多大家族，这两种(哥老与家族)势力，牢牢地控制了东山的一切，成为社会安宁与进步最大的障碍。&
徐宝田的这篇毕业论文的价值，在于从社会学的角度，向外界提供了认识成都东山客家更为直观、生动、准确的材料。虽然这篇论文在当时只得了70分，但在四川客家文化研究历程上，确是一篇难能可贵的习作。&
(四)董同解的客家方言经典之作&
在当今客家学研究领域上，有一部必读的方言学经典著作，这就是董同稣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华阳凉水井，今属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双林村。&
董同稣先生()，江苏如皋人，出生于云南昆明。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助手。抗战时期，他随史语所迁入四川后，参加了该所主持的四川方言调查。他早已知道成都附廓以及邻近好几个县份的乡间有异乎普通四川话的客家方言(俗称土广东话)存在，只是没有机会找到发音人，所以问题就一直摆在心里。l946年春，该所对四川方言作第二次调查，董同稣在对四川大学的各地学生进行访问录音时，有幸遇到家住华阳凉水井的卢光泉。在卢光泉的配合下，他抽出l6个下午进行记音，由此产生了一部传世的经典方言之作。&
董同稣在记音前对四川客家人的源流及语言背景情况作了这样的交代：&
客家人川的经过在文献上简直没有什么材料可供参考。根据他们的族谱以及口头传说，现在只有三点可以知道：(1)时间最早的是清康熙年间，也有迟至同治时候的；(2)来源多说是长乐，即今广东五华县；(3)路线大致是经过湖南与贵州，由川南进成都平原。现在他们是在上述各地的许多乡村里聚族而居，自称广东人，称普通四川人为湖广；人。据我所知，有好多村镇，十分之九以上的居民都是广东人。在茶馆里议事或赶场时做生意，都应用他们的土广东话。他们保守力量：很大的，虽然同时都会说普通的四川话以为对外之用，可是一进自己的。范围，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们非说自己的话不可。据说他们都有历代相传的祖训，就是不要忘掉祖宗的话。小孩子在家里说一句普通四川话，便会遭致大人的训斥。&
由于这本著作的主旨在供给材料，但因方言可记录的东西不够多，作者只能做到把材料整理出来使人家可用的程度。所以，这本著作只有；标音说明、记音正文、语汇三个部分。董同稣之所以这样做，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成都附近的客家话都已与文字脱离关系了。他注意到，大概客家都是农工阶级，现时即使在他们的乡镇里，小学与私塾都已以普通四川音教读了。固然不少的客家人曾经读书，同时也有些小学教师或私塾先生是客家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会用他们的话读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董同稣便采取我是先问一些事物的名称或说法，以期在简短的字句中辨出必要辨别的语音。一等到辨音有相当把握，就立刻开始成句成段以至成篇的语言记录。&
从《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所记内容看，卢光泉在记音过程中，出色地完成了一个记音合作者的任务。根据董同稣的要求，他有时一个人摆；有时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其中都是一些家常琐碎，甚至连夫妻口角都有。难得他绘声绘色，给我们这些不易记得的语料；有时是独：白式的龙门阵，中间也偶夹一些对话；有时在读他们祭祖时的祷词，颇有跟日常用语格调不同的词句；有时像是一个童谣，说起来有节：奏；等等。 &
董同稣还记述了记音过程中的一些有趣的细节，有一次他让卢光泉{用客家话复述他在茶馆里听来的施公案；有一次董同稣把方言调查中常用的用国语写成的北风跟太阳让他读，卢光泉看过以后，丢开原文，用自己的方言说出来，结果发现，那里面翻译的色彩当然是不少，由此也可看出客家方言官话化的情形。&
总之，《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不仅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研究客家方言的经典之作，因其审音准确、资料丰富与方法科学，至今仍是方言调查的典范。同时，它还提供了研究成都东山客家的宝贵资料，充分展示了成都东山客家的风采与魅力。在客家学界，许多人正是从这部学术著作中了解了成都客家潜在的研究价值。&
二、近50年来对四川客家的探索过程&
对四川客家研究的历程，相对于闽粤赣客家大本营，起步的时间较晚，涉及的领域较窄，所产生的成果欠丰，只是在近几年才有了较大的改观。继民国年间的发现开创阶段之后，近50年来四川客家又迎来了催生和轰动的阶段。&
(一)催生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国内兴起客家研究热潮以来，省内外的一些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四川，分别从语言、人文历史，特别是经济文化等角度，对四川客家进行综合研究，由此催生了后来客家问题轰动期的形成。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与成果有：&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客家学者黄雪贞，到成都近郊客家聚居地龙潭寺作方言调查，撰成《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一文，这是继董同稣之后研究客家话的优秀之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大学教授崔荣昌开始涉足四川客家方言研究，著有《四川 的客家人和客家方言岛》、《客家人谓母日姐》、《成都东山上的广东人和广东话》、《成都市郊的客家人和客家话》等文，并在此基础上撰成《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专著和《四川境内的客方言》(50万字，未刊稿)。在这些著述中，崔荣昌全面丰富了罗香林关于四川有客家的创说，通过从语言调查人手，对四川客家的分布、来源，尤其是客家方言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并从文化上扩大对四川客家的研究领域。其要点是：&
(1)对四川客家人的人数作出全面估计：如以今天客家话在四川境内(含重庆)的流行区域估计，迄今为止尚能讲客家话的客家人，大约100万左右。而客家人的后裔今天多数不会讲客家话了，全省估计近千万。&
(2)通过对60份族谱的研究，揭示了四川客家移民的来源，主要来自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的38个县市。这些县市正是我国客家人最为集中，客家话最盛行的地区。&
(3)通过对65个客家移民姓氏的分析，对客家人人川的时间作出界说，指出四川境内的客家人是在清代从康熙中叶到乾隆后期这近百年时问内陆续迁来的。其中，明代入川的8支，时间不明的2支，清代康熙17支，雍正l8支，乾隆l9支，另有道光l支。&
(4)描绘了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分布图。指出：清初客家人入川后主要落业在全川的52个县市，迄至l993年四川境内保存客家方言的县市达46个，有客家人居住的县市为l7个。&
(5)通过对成都青白江区合兴话(即石板滩话)、威远石坪话、仪陇乐兴话、西昌黄联话4个点的客家方言的全面调查，对四川客家话的语音特点、词汇特点、语法特点作了全面的概括。他从中得出结论说：四川客家话与粤东北客家话有极大的一致性，具有客家方言相通的特点，说明它确确实实是客家方言的嫡系；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它同客家方言的差异性，具有一些西南官话的特色，表明其入川以后所受四川官话的影响。&
(6)通过对传统文化礼俗，包括对客家宗祠、家谱、会馆、婚丧、信仰、山歌等习俗的探讨，开拓四川客家文化领域的研究范围。&
现为暨南大学教授的刘正刚博士，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工潮的触动，而开始研究广东福建人外迁史。他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以闽粤移民四川为主题。他多次深入四川考察，发表一系列关于四川移民与客家的论文，在此基础上撰成《闽粤客家人在四川》的专著，成为四川省外第一位以四川的闽粤客家移民为研究对象，并且成绩斐然的中青年学者。&
在这些论著中，他全面开拓了四川客家的研究领域，第一个对四川客家的主体--闽粤客家人作专门研究，并完成了对闽粤客家人人川后的经济领域贡献、社会组织状况的解剖与建构。其要点如下：&
(1)从四川与闽粤社会环境的对比出发，探讨了清前期闽粤客家人人川的动因，指出它与历史上四川的移民性质不同，基本上是属于趋和性的经济移民，填补了四川学者不谙客家人迁出地社会背景的空缺。&
(2)在对粤客家移民人川的规模的估计上，他第一次提出100万人左右的移民量的估计。&
(3)集中探讨了闽粤客家移民在农业和工商业经济活动方面的作用与地位。在社会组织的研究上，也有不少独到的论断，如说一般移民在迁入地重建家族组织需要150年左右，而闽粤客家移民在四川重建家旅组织的时间，则缩短在100年以内。&
(4)在资料的运用上，兼收博取，大量利用川粤两省的族谱资料，以及档案、史志成果，许多重要的史料，如经他从清《宫中档雍正奏折》中发掘出来的广东龙川县客家人《往川告帖》，已成为分析入川客家移民必须举证的史实。一些广东方面的史志成果，也经他的首先介绍而为四川学者所了解。&
孙晓芬的《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①，和随后出版的《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②，系作者在大量收集新编地方志和实地采访所得资料的基础上，分别对移民和客家两个专题，以编著体例结集的成果。在前一本书中，她仅在方言资料的辑录上初步涉及客家问题，后一本书则完全以四川的客家与客家文化为主要阐述对象。其价值在于：&
(1)建立了一个观察四川客家的框架体系，全书共八篇，分类辑录了四川客家的相关资料(客家人的源流与分布、客家方言、客家人的贡献、客家族谱与姓氏、会馆宗祠及民居古镇、客家风俗及餐饮、客家人的诗文、客家人物)，透过它能够大体扫描四川客家的概貌。&
(2)资料性、实用性是本书的重要特点。由于该书主要资料来源于方志和前人研究成果，部分由作者亲自采录，且加以分门别类排列，故能为使用者提供检索的方便和深入探访的线索。&
(3)四川客家人物一篇，独具特点，详细辑录了四川客家名人朱德、郭沫若、韩素音的家族及相关资料，备录了川籍近现代部分名人、当代音分四川客家人物简介，为了解四川客家人开启了一扇窗户。&
①四川大学出版社．l997。&
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除此之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川学者以论文涉及客家专是的，还有黄友良的《四川客家人的来源、移入及分布》①。四川社科院归史所王炎于1998年夏天，还在成都近郊客家人聚居区内作过一些客豸资料的收集和问卷调查。所有这些论著和调查研究活动，都为催生四客家轰动阶段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作好了必要的准备。&
(二)轰动阶段&
四川客家研究的轰动阶段来得较晚。启动于世纪之交，至21世盔初以第七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在成都召开达到高潮。这种轰动，既是列立在上述学术研究和积累的基础之上，同时，更是适应四川改革开放雨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响应国家确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召唤以1999年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的成立作为标志，四川客家学术研究走进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心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推进四川客家学术研究扩大四川客家影响的活动：&
(1)积极参与国内外客家学术界的交流活动。&
(2)开展成都东山客家历史与现状、成都东郊沙河客家历史与瑚状课题的田野考察活动。&
(3)组织一系列客家文化学术研讨活动：l999年8月的首届四川客家学术研讨会，2000年6月的成都东山客家民俗文化研讨会2001年3月在成都龙泉驿区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的移民会馆与客家文化报告会，2002年7月的客家文帆与经济建设学术研讨会，2003年9月在三台县举行的移民与客家支化学术研讨会，2004年3月在仪陇县举行的中国帅乡客家文化讫坛。&
(4)紧密结合客家乡镇经济发展，以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为试点通过制定以客家文化为特色的旅游发展规划，策划首届四川客家火龙节，恢复江西会馆等项目，为推进客家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贡献。&
①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收人作者文集《巴蜀志丛谈》。四川科技出版社，1999。&
(5)编辑出版书刊，宣传扩大四川客家文化的影响。现已编辑出版《四川客家(研究)通讯》12期，大型宣传画册《四川客家风采》一本，主持编辑出版《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多种(计有《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四川客家民俗文化》、《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①、《客家妇女：纪念朱德母亲钟太夫人逝世60周年文集》、《四川移民与客家文化论集》、《四川与客家世界：第7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汇编》、《成都东山客家研究》等)，内部发行口袋书数种(计有《老成都与新移民》、《广东民歌》、《成都东山客家民居建筑概述》、《民国时期的成都东山客家》、《四川客家姓氏源流》等)。&
归纳这一阶段四川客家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所开展的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充分利用客家文化与世界文明相沟通的特性，注意发挥学术的应用功能，把客家研究与现实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2)把学术研究活动与客家联谊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从总体上发挥客家文化的优势与效应。&
(3)密切与香港、境外学者及社团的合作，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和编辑客家文化丛书，吸引海内外的有识之士和研究力量，共同推进四川的客家研究事业。&
从上述活动内容与特点可见，在世纪之交才迟迟到来的四川客家研究轰动期，带有明显的起步特征，仅仅是一个开端。社会轰动的层面大过学术研究的深度，正如著名客家学者李逢蕊教授最近指出的，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四川)的成果，大多是动态性的报导，间有客家文化事象文章，也多是表象描述的多，出现这个现象也不足怪，与客家文化研究处于初级阶段有关固。要把四川客家学术研究真正搞上去，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此，必须把提高作为主导，努力在客家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下功夫，除在加强客家文化自身高层建设上作出贡献外，还必须更多地注视和促进文化社会功能的发挥，使文化成果成为促进经济振兴的精神力量。&
2005年10月，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将在成都隆重举行，来自海内&
①刘义章、陈世松主编：《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四月客家民俗文化》、《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②李逢蕊：西部大开发与客家第七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未刊稿）。&
外的数千名客家乡亲和专家学者聚会蓉城，恳亲联谊，学术交流，将再现天下客家一家亲的动人场面，四川客家将再一次轰动海内外。岁了迎接这次盛会，四川客家学者准备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希望通过此杉盛会展示自己的研究水平，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努力在上述方面彳所改观和突破。我们相信大会会取得圆满成功，并为四川客家文化研罗带来百花争艳的春天。
第二章移民潮中的客家方阵①&
水有源，树有根。大量客家族谱资料显示，生活在闽粤赣的客家人，最早是从明代开始迁川行动的，但是大规模的迁川潮流，则是在清前期正式形成的。客家人迁川的时间虽然不算早，但他们在迁移大军中的表现，绝对称得上是佼佼者。&
一、客家大本营的外迁热潮&
(一)客家人人川溯源&
四川自元、明以来，就是一个人口接收区域，大量来自长江中下游及岭南的移民开始移居四川。国内客家学界关于客家形成于何时虽然尚无定论，不过，主流派的学者认为，客家民系至迟在宋末元初已经基本形成。如果采用这种见解，可以肯定地说，元明以来迁入四川的移民中，必然有客家人置身其中。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迁川 后无具体定居地可查，因此，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
①本书第三、四章的观点与史料，由执笔者根据即将出版的个人著作《远乡异客：解读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提供。&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渠务署高级工程师、香港崇正总会理事张兴霖先生，热心寻访各地的客家宗亲。他为了寻找原籍广东龙川头仁里先祖张参公派下子孙迁居四川的源流和支系，曾经多次来四川踏访，足迹遍及蜀中。由他提供的族谱资料与线索表明，该派迁川的子孙，大多是清前期进入四川的，其数量大约有200支之多。其中，就夹杂有不少明代迁川的宗支。&
例如，在新修的《张氏族谱》上，明确记载有往四川或往川的后裔支派，绝大多数为十一至十四世之间，其对应的年代大致在清康、雍、乾之间。但是，其中也有在此之前迁川的客家人。如谱载四世祖尧公往西蜀，七世祖法思往川，九世祖国栋、国模往川，十世祖瑞生公生五子往川，自修公生二子往四川落居。对照旧谱上相关人物生平可以知道，四世祖迁川的年代，大致在明代中期；七世祖迁川年代，大致在明末崇祯朝。&
另据来自四川族谱资料证实，情况也大体如此。在四川大学崔荣昌教授提供的60份被称为客家人族谱中，入川时间为明代的有5例，占总数的8．3％。但根据族谱内容分析，有可能是客家人身份的只有l例，即隆昌《薛氏族谱》(光绪三十二年《隆昌乡土志》)所载：薛姓，明天启()年间由粤入蜀，计传十二代。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清初以来广东迁川移民惯例，凡原籍为惠州府、嘉应州与潮州府等客家人主要聚居区者，大多简称为来自粤东。此例中作为始迁地的粤，如果为粤东之省略，方才有可能是来自于客家地区。&
由此可见，相对于绝大多数客家人人川 时间为清前期说来，源自于明代迁川的客家人毕竟是少数，加之居住分散，他们早就被历史所湮没，没有也不可能保留客家习俗的特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习称的四川客家人，其主体应该是从清前期移民热潮中迁徙而来的。&
(二)客家人迁川前奏&
客家人是一个与迁徙有着不解之缘的民系。在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多次长途迁徙的经历。根据罗香林对客家源流学说的硼究，在清初客家人大举迁川前，客家先民就曾经在东晋、唐末、宋末这三次社会大动荡中，有过三次大迁移运动。清初以四川为主要目的地的迁移运动，是客家人历史上的第四次大迁移运动。关于这次大迁移运动的背景，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上有这样的阐述：&
客家第四步的迁移，则以内部人口的膨胀为主因；盖客家大部分于宋末至明初，徙至广东内部以后，经过朱明至清初的生息，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占地域，山多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以是，乃思向外移动；恰好当时有四川一省，因为，曾经张献忠多年屠杀，户口凋零，田园荒落，清廷不得已，下谕各地农民开垦，客家农民，得此机会，便跟着两湖农民，走上川去。&
客家人之所以有第四次大迁移运动，是因为客家民系经过有明一代270多年的休养生息，随着子孙后裔、宗族支派的日益繁衍，人口不断膨胀，而原来所居地域由于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在这种情况下，早就有乃思向外移动的打算与举动。清初以来客家地区的迁川移民潮的出现，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不过是以客家人长期向外移动，为前奏，而不断在规模上扩大、人数上增多，外迁地域不断向前推进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依附于土地之上，一辈子不愿离开故土，从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的传统习惯。但当人口与土地资源失去平衡，为了生存的需要，又不得不到别的地区去开发新的资源以维持生计时，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会挣脱这一传统习惯的束缚，而把外迁作为首要的选择。那么，是哪一部分人最先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刘正刚指出，居住在闽粤的客家人，最富有这种远程迁徙的传统。他认为这是与他们的祖先从中原南迁至闽粤赣地区所具有的迁徙经历和百折不挠的迁徙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在著作中，还以明清之际的江西、湖南为出发点，考察了居住在闽粤地区的客家人，在明清之际，为了趋利，也为了生计，时常远迁到江西、湖南等地定居或作候鸟式的流动。从而得出结论说：这种习惯性跨省际长距离流迁，为他们日后的远迁四川成家立业作了心理上、思想上的准备。①由于他的考察只限于在从闽粤到江西、湖南，再到闽粤之间的候鸟式的流&
①见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页59。&
动，没有把这种迁徙与以四川 为外迁目的地连接起来，因此，还不好说这种候鸟式的流动，就必然会孕育日后的迁川举动。不过，反观迁川的移民家族，在他们的家族历史中，几乎都有过跨省外迁的记录。为了方便统计起见，我们就以现成的族谱资料《成都东山客家氏旃志》作为统计对象。该书一共搜集了定居四川的客家人族谱34例。在这34个迁川家族中，有关其先辈跨省际远程迁徙、居留的情形，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迁川的移民家族，在从粤东、粤北直接迁往四川之前，其先辈有过从闽西迁居粤东、粤北的经历的，计有20例；二是迁川前，一些穆民家族有过在江西、湖广作阶段性居留的经历，然后再从这些中转地，运渐推进到四川定居的，计有5例；三是没有提到家族有外迁历史的，共l例，在这9例中，也许有的家族先辈不存在长途外迁经历，至清初其家萄直接奔赴四川的，也许有的家族因为迁徙历程不清，因而缺乏文字记彰的。&
如果把34例的三种情形作一归纳，可以看出，迁川移民家族中有赶外讦沪录的占了25户。为总数的73．5％。详见．下表：&
上述统计虽然不一定全面，但仅就这些客家族谱(主要是征集于成都近郊的客家人)的统计，可以看出，这些家族在迁川以前，有过长途外：迁历史记录的，即高达73．5％。迁川活动之所以集中发生在这些家族中，显然与他们家族所积累的长途外迁习惯、经验和心理准备不无关系。&
(三)客家人迁川动因&
清朝初年，在闽粤赣客家人生活的大本营地区，掀起了以四川为目的地的外迁热潮。这个移民热潮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席卷客家大本营的山山水水、各个角落，连生活在山岭连绵的穷乡僻壤之地的客家人都投身进去了。对于客家大本营这样一个外迁热潮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从客家地区来讲，以内部人口的膨胀为主因，出现了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占地域，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罗香林语)的根本矛盾。在一个人口膨胀、资源有限的山区里，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为了给自己以及后代开拓一个适合于长远发展的理想场所，他们无不把希望寄托在向外迁移上。&
前面提到钟禄元在分析客家人人川动机时强调三点：一雍乾间粤东连年灾荒；二明末张献忠残破四川后，田园荒芜，资源弃地；三仰慕巴蜀之富庶。刘正刚在分析闽粤客家移民迁川的动因时，也强调了三个原因：一是趋利求富拼力入川，二是逃荒人川谋求发展，三是其他原因入川(主要指宗族内部的矛盾)。①&
其实，以上这些原因，都是具体的、局部的诱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建立在人多地少这一根本矛盾基础之上的。在一个土地资源紧张的生存环境中，客家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一遇连年灾荒，便无法承受，只好被迫向外迁移。在有限生存空间生活的人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无时无刻不在向往外迁，仰慕寻求一个富庶之区安身立命。正因为生存空间狭窄，这才激发了人们向外求生、拼力求富的本能，这才诱发了宗族内部的种种矛盾。总之，在分析这一时期客家人迁川热潮形成的动因时，不能脱离当时客家地区所固有的这一根本矛盾。&
过去，由于对迁川前客家地区所存在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的根本矛盾缺乏研究，无法从总体上加以概括，为此，这里不能不依据个案调查资料来加以补充说明。陈世松《个案研究：清初闽西移民大举迁川的动因分析》一文指出，根据估计，清前期福建有20万移民迁川，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闽西地区(指汀州府和龙岩州辖地)，绝大部分是客家人。清初以来闽西人口之所以大量外迁，从内在原因分析，主要是由于闽西人口的剧增与生存空间日窄的矛盾所形成的推动力在起作用。&
该文在分析闽西客家移民的生存环境时指出，福建地形的特点是山丘多，&
①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页26～36。&
②陈世松《个案研究：清初闽西移民大举迁川的动因分析》，福建炎黄学会、龙岩市政协主编《客家文化论文汇编》．2004。&
平原少。中山(海拔800米)和低山(海拔500～800米)纣占全省面积的75％，高丘陵(海拔250～500米)和丘陵(海拔50～250米)约占15％，平原仅占l0％，因而全省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就地形而论，闽西北山地包括武夷山北段和杉岭；闽西南山地包括武夷山南段。由武夷山山脉派生的许多高山，作北北东一西西南走向，遍布在闽西境内。以上闽籍人川移民的迁出地，几乎都在中山地区，境内高峰海拔多：在1000米以上。&
闽西地区由于山岭重叠，耕地较少，土壤贫瘠，生存空间十分有限。这点，在清代以来闽西地区的一些地方志中多有论述。如称：汀州府有汀独在万山中之说，府属地区重岭叠冈，云雾萦绕，土壤硗薄。其中，宁化县叠嶂驶流，控带雄远......山延袤百里，而高二十里；长汀县叠岭崇冈，山多于地，田瘠而艰水；连城县复叠万山之冲，舟车四塞之地；上杭县也是岭嶂重叠。漳州府属地区，依山傍海，山多；田少，地土瘠薄，堪种禾稻仅十之四五，其余仅属沙碛，止堪种植杂粮地瓜而已。即晴雨应时，十分收成，亦不敷本地半年之食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
陈世松的文章还引述马先富对清初以来闽西地区的人口数量和平!均密度所作的统计，求出闽西地区人口密度大约在每平方公里39．73人：(连城县)至3．36人(漳平县)之间。但是，就以人口密度最小的漳平县为例，据新编《漳平县志》记载，漳平的地貌属低山、丘陵类型。全县有千米以上的山峰400座，其中标有山名者217座。按自然状态和使用情况，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83．5％，耕地仅占4％。依据历史资料所提供的记录看，明正德七年(1512)全县居民4951户，32583人，耕地94277．53亩，人均占有耕地2．9亩。嘉靖十五年(1536)，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全县实存3439户，33432人，耕地66220．78亩，人均占有耕地1．98亩。到了清代，随着人口的剧增，在从雍正十二年至道光十四年()的百年间，该县人口由l2180人猛增至l37181人，以一繁十。在这种人口增长而耕地维持不变的背景下，人均耕地占有面积则只有0．48亩。根据罗尔纲先生的计算，清代南方农民要人均4亩耕地才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另据郭声波考证，在清代农业生产水平下，2亩耕地是维持一个人生命和一般劳动的最低数，全年每人最低需要口粮270公斤。因此，在十分收成，亦不敷本地半年之食用的情况下，生活在闽西地区的客家人，无不羡慕其他地区的富庶，乃思向外霍动，以便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去拼力发展。&
另一方面，作为移民目的地的四川，在经过明末清初动乱之后，出重了有如罗香林所说的，恰好当时有四川一省，因为，曾经张献忠多年月杀，户口凋零，田园荒落，清廷不得已，下谕各地农民，人川开垦。这京是说，当客家人乃思向外迁徙之时，恰遇四川亟待招民入川之日，二者白结合，于是自然就在客家地区形成了一个迁川热潮。&
四川原本是天府之国，富饶之区，但是，由于盆地四面为群山环绕对外交通不便，尽管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但历来又是人口稠密地区，矗每当长期兵燹，妨及农事，必然引起饥荒而成浩劫。在四川历史上，因止而造成的人烟绝灭有三次：两晋间、宋元间、明清间。明清间的这一次箍劫，始自明末天启元年(1621)永宁(今叙永)土司奢崇明父子的叛乱，舅随其后有明末农民大起义李自成、张献忠几进几出四川州县，及至16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顺治三年(1646)清军入川，与残明军剧和四川地主武装对垒攻伐，终于康熙十九年(1680)三藩之乱告平。兵趟祸结，前后共计60年。在长期战争、灾荒与瘟疫的交相摧残之下，四川成了清初全国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
关于这一时期四川残破之景象，屡见于当时人的见闻记录、各级重员的报告以及后代地方志的追述之中，可以分门别类，从人口的损耗、耪地的荒芜、州县的撤并、财政的枯竭等指标来加以反映。总之，清初以著四川所遭受的破坏，带来的是全局性、长期性与灾难性的后果。集中幕现在有可耕之田与无可耕之民这一尖锐矛盾上。面对全川州县凋敝、旺地荒芜、人烟断绝，百业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清政府为医治战后四川的创伤，开出了一个4个字的药方：招流垦荒。顺治十三年(1656)四川巡抚高明瞻说：目前收拾一着，惟招流垦荒为急耳。虽然高明瞻入姨后，即大张条示，谕令军民人等，凡抛荒田地，无论有主无主，任人尽力开垦，永给为业。但其根本用意也仅在于招抚本省外逃之民归籍，这时，外省移民尚未成为招徕的对象。&
在这一阶段，清政府主要是通过以民屯招徕流民垦荒的形式，对垦荒流民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一系列优惠便利措施，试图通过此举吸引逃亡的川人归籍，以便充实四川人口。这就是所谓的以川民实川户的基本方针。以川民实川户，说到底，就是川人实川或川人填川。但是，外逃的川人归籍仍不踊跃，所以川省后来又特别开恩，同意派出专门的舟车，由官吏前往搬取迎接护送。接着川省政府又决定把招徕工作的对象集中瞄准在流亡在外的蜀绅身上，康熙三年(1664)，四川巡抚张德地多次请求朝廷下令，通行各省督抚，将蜀绅查发施行。结果，收效仍然甚微，很难实现川人实川的根本意图。&
以川民实川户的做法之所以在当时难以收到显著成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川省死亡之民大于逃亡之民，由此留下的人口空白，仅仅通过招集流亡是难以填补的。在川省治安尚未好转之时，在外流离者大多观望不前。加之，当时全国普遍面临田园荒芜、亟待复业的局面，把寄居邻省的川民清理出去，此举无异于同该省争夺遗黎。显然，在这种背景下，仅仅依靠招回本地逃民回乡，是难以实现充实四川人口、开垦田地、恢复社会生机的初衷的。因此，重建天府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改弦更张，突破原有的以川民实川户的旧例，尽快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招徕外省移民的轨道上来。&
康熙七年(1668)，四川巡抚张德地上疏说，川省招民若拘泥部例，不但目下招徕无术可施，即将来生聚终无可望。他从民间了解到，川中历史上曾经有过招纳外省人填实地方的先例，以此作为理由，他首先向朝廷提出以湖广之民填实四川的建议。他指出：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然无可稽考，亦不敢仿此妄请。&
这里，他引以为据的是，发生在元明之际的、以湖广麻城为主体的外省移民迁川的历史事实。由于二者的处境基本相似(都是在遭了劫难后，面对有土无人，社会亟待恢复的现实)，历史背景相同，因此，摆脱困境的办法自然也值得借鉴。上一次所实行的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的做法，既然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次为什么不可以仿效呢?这就是作为一方大员的张德地报告康熙皇帝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之所在。&
张德地的建议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首肯，受到了当朝决策者的高度重视。该建议是在川人实川方针收效甚微的紧要关头，为把四川人口招徕重点转移到外省移民实川的轨道上来，所提供的决策依据，其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不过，外省移民迁川之舟只是在3年后，当另一个大员再次就此上奏朝廷之后，才开始得以正式起航的。&
康熙十年(1671)，出任川湖总督的蔡毓荣又在上疏中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招民开垦，洵属急务。为了鼓励地方招民的积极性，他请求将原定的招民700名升官的标准，降为300名即可迁升；将开垦地亩升科的年限由三年延长到五年。①与此同时，并宣布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准其入籍。②&
蔡毓荣奏疏在张德地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可以取得合法的开垦权、居住权和落户权。与此同时，奏疏还将地方官员的考绩奖励与招民垦荒实绩捆绑在一起；将原来主要以垦荒面积多少为主要依据，转变到以招民户数为依据；将招民迁升考核标准合理量化，由700名升官降为300名升官。显然，此举不仅鼓励了外省移民入川的积极性，同时也激发了地方官员执行招民措施的热情，从而给低迷的招民活动以强有力的推动。康熙帝批准了川省的这一请求，为外省移民入川大开方便之门，标志着外省移民大规模人川活动的序幕至此全面揭开。&
不料，这一系列政策刚推行三年，吴三桂叛乱窃据四川，不仅中断了外省移民人川垦荒的进程，社会经济再一次遭受摧残。康熙十九年(1680)平息叛乱。康熙二十年(1681)下诏重申招民叙议之例，由于当时其他各省早已停止招民垦荒屯田政策，因此，康熙帝规定，内地诸省不再实施这一招民条例，特许只有四川和云南、贵州三省例外。③至此，外省移民入川的进程大大加快，并由此形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总之，康熙中后期以后，无论从客观大气候还是主观政策的吸引程度，都为外省移民的迁川活动营造了一个极为宽松有利的环境。当时，四川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省外求生存、求发展的人们。早就向往外迁的客家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赶上了浩浩荡荡的迁川热潮，从谱写了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移的新篇章。&
①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
⑦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十户部四田土。&
③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六。&
(四)客家人迁川路线&
在以四川为外迁目的的客家地区中，今广东、江西、福建、湖南等省距离四川，路途十分遥远。根据今天公路交通里程计算，广东梅州至成都约为5853公里，江西赣州至成都约为5380公里，福建龙岩至成都约为5740公里，湖南浏阳至成都约为l 959公里。考虑到移民迁川的始发地、目的地的不同，以及行进路线的差别，不好断定当年这些外省迁川移民在途中具体究竟走了多少路。在一些客家移民后裔编修的族谱中，对于其先祖迁川所经里程的记载，更是五花八门。其中，有说3000里的，有说4000里的，有说5000里的，有说6000里的，有说8000里的，还有说数千里的，乃至说万里的。&
如果说，移民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在迁川途程距离上记载不甚精确的话，那么，在人川途中究竟花了多少时间这个问题上，绝对是牢记不忘的。因为，在途程的计算上，人们对于何时启程，何时抵达，是牢记在心的，即使记忆不准确，事后也不难推算出来。这点，只需要翻阅一下现存的私家族谱，就不难找到答案的。&
资料来源：《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
依据清代政府对于遣散流民回原籍所发给的路费标准规定：每大口日给银四分，小口给银三分。每日以五十里计程。把迁川客家移民每日行程定在50～60里是合适的。如从粤东、闽西启程至川，途程以里计，每天行50～60里计，途中时间一般需要3个月左右，约有l00天，为正常的情况。少于3个月而到达者，视为超速行进。超过3个月以上，乃至半年者，当属非正常之迁徙，其中必有特殊原因。例如张文瑞从广东长乐出发，于雍正七年(1729)九月四日动身，行至贵州，途遇风雪，滞留于黔四十夜。最后，经过4个多月，方才抵达四川撕都的落脚处。如果没有遇上这场风雪，扣除滞留的40夜，正常的人川时间，正好在3个月左右。广东长乐钟成上(字宏予)辞家迁川，因盘费不足，在浏阳停留3年，备齐路资后，从湖南浏阳县出发，行四十余日，即抵达简阳县会龙桥。如把长乐至浏阳的一段途程加进去，则走完从粤东至四川的全程所需时间，大致也在3个月左右。&
关于清前期客家移民入川路线问题，有不少研究成果可供参考。见之于文字者，有罗香林的闽粤客家人是跟着两湖的农民上川去说；绘制为进川路线图者，有罗香林撰、黎敏斐绘的《客家迁徙路线图》，以及台湾学者邓迅之的清代广东客家人经湖南、湖北等地入川的路线图。近年来，由这些省区客家移民入川路线的学术探讨，逐渐深入，已扩大到对清前期南方各省移民迁川路线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颇有见解的成果。&
例如刘正刚的《十八世纪广东移民四川路线之考察》、张国雄的移民迁出两湖的路线、王炎等的移民路线图以及舒毕生的《对清初客家移民入川具体路线的分析》等，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归纳既往的研究成果，上述南方各省移民迁川路线，可以分水路与陆路两途：水路以出鄱阳湖人长江，溯江而至夔门(间有取陆路会合者)；陆路由闽粤入江西，(亦有由粤东至湖南)取道湖南、湖北入川，或取道湖南、贵州人四川。&
以长江为枢纽的峡路，是元末明初时期两湖移民的主要人川通道。所谓峡路，就是水路。这是沟通长江上中下游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的大动脉，是传统的川鄂交通路线之大路。由于长江水路具有重要的军事、经济价值，因此，历代政府皆重视对于这条交通要道的经营。从宋代开始，长江水路正式设置水驿，历元、明两代，长江水路驿站的设置和管理日臻完善。大约取峡路入四川，必经荆门至宜昌入三峡，溯江而至夔门。&
清初以来，两湖移民，包括部分江西移民，入川时多取这条传统的水路。清人所说的：楚人人蜀者，必由二水(指长江、汉江)溯流而上。主要就是指居住在长江中游的两湖人，就近取水路，渡汉水或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经三峡以达四川。但是，对于来自闽粤地区的客家移民说来，这条水道系溯江而上，逆水行舟，既费时又费钱，除了少数移民时间允许、盘费富裕，一般是不会选择水道的。这是因为，一是水上所花时间过长。据《四川内河航运史》记载，重庆至宜昌658公里，平水季节，木船下行一般为l0天，日行65．8公里，上行一般为35天，日行l8．3公里。实际上乘木船经三峡入川一般需要两个月到半年之久。客家人从广东入川时间一般为2至4个月，仅乘船通过三峡一段路就要花去两个多月甚至半年时间，所以是不划算的。第二是乘船会增大开支。第三是逆水行舟危险性很大。由于三峡航道处处是险滩恶浪，溯江而上，逆水行舟，入川之人往往提心吊胆，冒着生命危险，如遇紧急情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广东张氏一家人原计划随大队人马乘船赴川，因故改取陆路，逃过落水厄运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据记载，广东长乐县黄浦村张衍祯夫妇，生有四子一女，深感当地桑梓槐密，难于展布(意思是人口多，土地少，难于发展)，于是决定移民入川 。康熙五十六年(1717)，张衍祯率妻魏氏及儿子，离别故土，随亲戚十余家，男女50余人，从广东出发，结伴同行。途中又加入移民四川的大队伍二三百人，徒步由陆路向四川行进。在经过湖广省地界时，魏氏因旅途劳累，忽然染病，气息奄奄，无法步行，只好留下调理。同伴见其病危，也只好各自赶路。经旬日诊治，待病势稍好，始勉强扶持着她继续行走，一心想追上移民伙伴。哪知同伴早已放弃徒步的办法，搭船舟行入川了。闻听之下，真是百感交集。由于盘费无多，家人只有继续步行，好不容易才来到巴县盖市场，稍作休整。一天，在场上，偶然碰到原来同行的亲戚，打探到那些乘船的同伴，在舟过一险滩时，全部翻船落水，生还者百无二三。于是唏嘘相向，深自庆幸未与同舟，免遭这灭顶之灾。&
以湖南为始发地和中转地的移民，大多取道湖南西进，水陆兼济，抵达四川。&
自明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江西区域经济的充分开发，人口剧增，在以吉安为中心的江西中部、南部地区的移民，开始大量向湖南迁徙，由此促进了湘、赣经济的联系和人员的往来，致使湘、赣交通道上充满了迁徙的人群。清初以来，由于吴三桂叛清，湖南是重灾区之一，经济曾经一度受到摧残。但随着叛乱的平定，湖南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长江中游这个出产丰饶的区域，由此又成为吸纳邻近的江西、广东、福建的人口输入地与移民中转站。许多先前移居此区的江西、广东、福建移民，随着家族人口的繁衍，而不得不重新寻觅拓展之地。正好在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四川再度掀起了大规模移民的高潮，于是，以此为始发地，湖南人开始卷进了迁川的潮流之中。一些来自广东、福建的移民，也随之参与进去，对他们说来，湖南便成为他们迁川的中转站和歇足地。&
根据湖南的地理条件，外省移民如欲迁往四川，须穿过湘西武陵山与雪峰山之间的麻阳一沅陵构造盆地。通过各条支线进入湘西以后，移民继续向川东地区迁徙，可以取道与之接壤的鄂、湘、黔结合部的各种路径，与川楚、川湘、川黔交通线相连接，从此步入通往四川的大路。&
以贵州为中转地，吸纳经过湖南西进的移民，包括部分湖南、江西人川的移民，以及主要是来自广东、福建的客家移民。&
穿行贵州入川的移民．大多从沅陵出发，经泸溪南下，过辰溪、黔阳．进入沅江支流舞水，再西行过沅州(今沅州市)、晃州(今新晃)而人贵州境。这是历史上两湖至云贵高原的一条主要通道。&
历史上川黔间早就有古道互通往来。明清以来，川黔交通畅通，主要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是焚溪道，从江津南下，经綦江，入贵州桐梓，而至遵义；二是黔江道，从涪陵沿乌江，经武隆、彭水于贵州务川、思南等地。&
经贵州人川的南方各省移民，必经湖南沅州这个枢纽向西，取道湘黔交通线，以入贵州。移民经行此道入川，须经沅州(今湖南沅州市)、晃州(今湖南新晃县东北)西行，进入贵州东部后，首先经过思州、镇远府，然后向西，经瓮安北上，而至遵义，进入川黔大道。&
明代川黔大道由遵义至重庆沿途经过的主要驿站，计有：乌江驿、湘川驿、永安驿(以上均在遵义市境)、娄山关、播川 驿、桐梓驿、松坎驿(以上均在桐梓县境)、安隐驿、东溪驿、扶欢驿、綦江县驿、白马渡水驿(以上均在綦江县境)、百节驿(巴县百节)、朝天驿(今重庆朝天门)。经遵义人川的通道主要有两途：&
一条是直接北上经桐梓、綦江，过铜罐驿或白马渡驿(江津东)进人永川一带。前文提到广东长乐移民张文瑞，于雍正七年九月四日辞乡启程，行至贵州，途遇风雪，滞留于黔四十夜。以及广东长乐移民张大梁，在迁川途中，卒于黔之野猪冲，皆是广东移民迁川取道贵州的实例。&
另有统计资料表明，大足县的85户姓氏源流，其中就有l0户是直接从遵义移居过来的。另外《聂氏族谱》也提到，聂氏入黔后，先居息(习)水县，后其子孙迁往贵州府绥阳县，至康熙年间入蜀(江津)落户择业。证明这些移民都是经过这条道路进入川东的。&
另一条路线是经桐梓、习水、赤水到泸州。赤水地处川黔要冲，系水陆通衢之地。清代《增修仁怀厅志》记载：仁怀(按：北宋改赤水为仁怀)疆域，广阔千里，陆通滇黔，江连吴楚，北控嘉永，南跨泸合，东七百里至遵义，西九百里至成都。由蜀入黔，由黔人滇，仁怀实为两省锁钥，虽地处偏隅而控全势。至今在赤水一带还保存了许多万寿宫、禹王宫、天后宫等移民会馆建筑，证明此线路也是当年移民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①清前期通过贵州入川的移民，不仅数量多，而且络绎不绝。如乾隆九年，贵州总督掌管巡抚事务张广泗奏称：查川省地方与黔省疆域毗连，历来多有湖广、两粤、江西、福建等省人民携眷入川，俱由黔省地方经过......比年以来较前倍多。乾隆十三年(1748)，四川官员张允随奏称：臣于上年奉命监辖资州，检查旧案，计自乾隆八年(1743)至今，广东、湖南两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计二十四万三千余口。内江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张仲荧，在查看了内江、隆昌两县的族谱后证实说：发现自湖广、广东、福建迁徙这一地区的移民各族男女均由贵州入川。因此，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说，客家移民除经湖南、湖北入川路线外，途经贵州入川也是一条极为重要的路线。&
二、西进大潮中的后起之秀&
罗香林在论述四川客家源流时说，四川的客家人是跟着两湖农民，走上川去的。也就是说，客家人不仅是沿着湖南、湖北的人川路线上四川的，而且在上川时间上，也必然比两湖农民迟。大量族谱资料表明，四川客家人的主体大多来源于清康、雍、乾三朝之际。在清前期外省移民迁川的大潮中，客家人虽然比其他省籍的移民迟人四川，但他们在迁移中的表现绝对称得上是佼佼者。&
(一)志向高远，意气风发&
客家人在原乡人口日繁，生存空间有限，耕植所获不足供用的情况下，产生向外迁移的念头、作出迁川的抉择时，大多表现出较为远大的志向，流露出一番大有作为的豪情。&
例如，广东长乐县以教书为业的范端雅先生入川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据《范氏族谱》记载说：前清雍正间，粤东大荒，迄乾隆初，凋敝未复。公奋然兴日：丈夫志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乎。于是，遂率子五人相随入蜀，乔居永宁。越三年，又偕妣廖孺人，挈家属俱徙叙永。&
居住在今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万福村的李氏家族回忆，其入川始祖第十世祖公，人川时也是奋然而起说：鹤不发顶则难宏其身，蟹不脱壳则难大其腔。与其故乡之恋，曷若迁地以为良。于是毅然于乾隆二十年(1755)，率其子暨孙，由广东人西蜀成都府华阳县东门外凉风顶，佃土居焉。&
年过五旬的广东连平州人谢子越，在得到四川经过张献忠乱，自明末迄清康熙之季，仍然土旷人稀的确切的信息后，作出抉择说：这正是豪杰可乘之机会。于是毅然决定迁川，挈眷西迁，最终落籍成都华阳。&
江西赣南人卢彦仁看到家业式微，难为长久之计，并且也闻西蜀膏腴，乡里多迁之者。为了核实传闻中关于蜀中土地的情况，他决定先派遣儿子前往四川打探。其子回来后禀告说：四川田肥美，地宽平，禾麻黍麦种无不宜，真沃壤也。这时，他才慨然日：五迁载在《商书》，三迁称于孟母。从事守株，有心人当不如是也。于是，毅然将田园庐舍售出，准备好盘费之资，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望西蜀而行，最终定居于华阳县北门外隆兴场(今龙潭寺)。&
这些豪言壮语载之于客家人世代相传的族谱之上，把迁川前客家人那种急于外迁创业的远大理想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抒发得淋漓尽致。例如：丈夫志四方，奚必株守桑梓；鹤不发顶则难宏其身，蟹不脱壳则难大其腔。与其故乡之恋，曷若迁地以为良；五迁载在《商书》，三迁称于孟母。从事守株，有心人当不如是也等，这些豪言壮语是何等的高昂激越，催人奋进，今天读来依然不失进取之义。尽管这些语言是否真的就是出自当年那些迁川先祖之口，并不重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嘉言懿行之被载于族谱，被奉为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遗训，是足以让子孙后代引以为自豪的。所代表的家风永远值得激励后代人。&
(二)前仆后继，百折不挠&
从闽粤赣客家祖地向四川迁移，距离长达5000多里，途中需要翻越崇山峻岭，跨过急流险滩，道路之崎岖艰险是不言而喻的。&
雍正皇帝在一次对内阁的谕示中说：上年闻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况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数千里，小民离弃乡井，扶老携幼，跋涉山川，安有余资以供路费?中途困厄，求救无门，不相率而为匪类，势必为沟中之瘠矣。现有史料表明，在雍正时期，还没有发生过因为移民迁移没有路费而啸聚谋反的事件，倒是如他所说，移民在数千里旅途上，扶老携幼，跋涉山川，中途困厄，求救无门，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沟中之瘠②，即成为倒毙在沟壑之中而没有完全腐烂的尸体。对此，广东龙川县移民的《往川人民告帖》也作了如下的证实：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栏绝，不容我等行走......若阻得紧，我们只得伴命走小路，山高水深，万一不测，跌死下山，淹死下水，亦是我等之命。&
在闽西山区，过去流传这样一句令人费解的话：过四川。当年幼的孩子因为贪玩，归家迟了一点，常常会被母亲训斥说：过四川了，瞰(这么)久才归来。由于从交通落后的闽西山区，徒步跋涉到四川，道路崎岖漫长，旅途艰难险厄，风餐露宿，其苦难当，很少全身而返。因此，过四川就成为当地的一句口头禅，比喻做事费时，千难万险，有去无回。在众多移民迁川的旅途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变数，不知有多少艰难险阻在等待他们。&
首先是需要通过地方官府所设置的层层关卡的阻拦。&
清承明制，以丁口定赋役，各省户口，皆登记在黄册上。清初四川兵祸天灾叠乘，惨遭破坏，官府不得不采取招徕人口和轻赋政策。但是，后来随着外省移民大量涌入四川，为了加强地方治安管理，清廷又把原来针对湖广人的凭照入川 政策加以进一步延伸，规定为一种其他各省移民入川都需查验路照的管理办法。其后，又进一步规定，外省移民入川后，必须与土著一样人籍，编入保甲。&
假如一个外省移民以有亲属在川为由，提出入川依傍的申请，办理照票程序应该是：首先向原籍地的官府请照，提供在川亲属的有关情况，包括亲属何人、田产坐落何处等；然后，由当地官府行文移咨四川官府进行核实，等得到确查后，该省地方官府即依照定例，发给印照。假如一个先期人川的家庭成员，欲利用回原籍探亲的名义，将在原籍的亲属带进四川，必须提出回籍搬眷的申请，经四川地方官府核准后，发给印照。此类照票一般应有由本人亲自送回原乡；若本八一时回不了籍，也可委托他人带给家人。不管以何种方式、理由申请力理的印照，照票上面的基本内容均包括：迁川人的年龄、相貌、姓名、籍贺等。最后，印照上还必须有地方巡抚的签署和关防印鉴。&
雍正五年(1727)，从福建永定上路的66名客家人，准备取道湖南．前往四川投靠早已在那里落业的亲属，后来在路过衡阳县时，被当地售府卡下来盘问。结果，当这批人拿出各自持有的证明文书，包括：原籍门牌，川省粮票(即亲属在四川完粮纳税的证明)，以及亲属书信．交呈查验后，予以放行，俱经听令前往。&
按照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了路票，所过州县关隘则应予劢行，不得阻拦。但是，由于在清前期迁川民人批次、人数太多，朝廷的画策不连贯，时紧时松，以致在有些地方，为了控制人口大量外流，对即伎持有路票的民人，也硬性给予劝阻。雍正十一年(1788)广东龙川县赴川的客家人，由于受到当地官府的阻拦，公开张贴进行申述，表现了客家八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该《赴川人民告贴》称：&
字告各位得知：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各带盘费，携带妻子弟兄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近来刁知何故，官府要把绝我等生路，不许前去。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栏绝，不容我等行走......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
其次，盘费不足是困扰客家移民迁川最大的实际问题。&
由于迁川移民大多是普通平民百姓，家产不富，匆忙上路，倾其所有，也难以凑足所必需的几十两至百两路费。许多移民之所以在路上彤误较多的时日，就是因为缺乏盘费，不得不走走停停。如广东永安县穆民江海清三兄弟，追随迁川浪潮，因无资斧，路上停留多，前进缓，至墨时，已无无主之田土，而归不得。这里说的是，江氏兄弟因为没有搁费，路上停留的时间较久，等他们赶到四川时，已错过了查占无主之匪土的机会，欲返回原籍又没有条件，因此，不得不靠为人佣工过活。而另一个例子则是，广东长乐人张文瑞，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携家室动身上川，看来他的境况较好，原本准备有充裕的旅资，但由于对途中困难估计不足，以至在贵州境内，途遇风雪，被迫多住40天，结果，到了目的地新都时，带来银仅三十四(两)，显然已无法在当地置业，于是只好与三伯父在马家场当田一分耕种。①&
而许多家境贫穷的移民，上四川本来就是为了改变在原乡的困境，或者为了躲避突然的自然灾害，即使在盘费不足的情况下，也横下决心上路。他们的计划是，通过一边行路，一边为人佣工来筹集路费。广东兴宁县南湘毛公堡鲤子塘的黎连兴，l5岁时，寡母李氏去世，孤独一人，家徒四壁。乾隆二十年(1755)，逢至亲王姓迁蜀，黎连兴遂与他同行，及抵达四川简阳时，已身无寸积。黎连兴不得不在旅途中，为之担囊，为之营工。对于没有特殊技能，仅有一身气力的移民说来，通过为帮人肩挑背驮，为他人打工干活，以挣取必要的旅费，自然是最切实际的办法。而江西赣州府安远县的李氏夫人，于雍正四年(1726)率男孙四人上川，由湖广，盘费缺乏，住富翁王姓家设教。②&
因为筹集盘费，而被难倒在旅途，钟氏家族竟然被耽误上川时间长达三年之久，这样的经历，堪称曲折离奇。原籍广东长乐的钟宏予携3个儿子，从堂兄弟一行l5人，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上川，行至湖南浏阳时，行囊一空。明知盘费不足，为不耽误堂兄弟叔侄行程，毅然留下，寻得杨四舅家，恳舅筹划。舅给钱不要，遂借杨四舅家空房二间，凭力气采樵为活计，通过打柴出卖，经年积银12两。因思母心切，故归原籍探视。数月后再返浏阳。又经年余，勤苦劳作，积银百余两，始于雍正元年(1723)，自浏阳西行，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前后历时三年之久。③&
原籍福建龙岩的傅荣沐，于雍正年问奉母携七子及孙十余人，途经江西瑞金，再转至湖南湘潭时，也同样遇到旅费不足的困难。为了不耽误入川路程，决定全家兵分两路，留下幼子二人、孙二人在当地侍候其母，他本人则率壮子先行。在向四川进发途中，又把剩余的钱耗尽，以致不得不鬻冠缨，把头上的帽顶子拿去卖了，换取路费，最终到了金堂，后居成都。④&
最后，旅途的艰险更是对迁川客家人精神与毅力的最大考验。&
①《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页291。&
②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页224。&
③根据光绪筒阳钟氏族谱综述．原文详后。&
④民国成都傅氏族谱。&
类似钟宏予、傅荣沐这样坚忍不拔，历经磨难，终于抵达蜀境的实例，固然典型；而被旅途的艰辛所折腾，不堪忍受，半途而废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原籍广东连平的谢子越，年过五旬，携家眷西迁。其妻凌氏随夫上路，方走数日，便因不服水土，乃携次子、三子中途返回，归居连平故宅，后死葬连平大坝冈。谢子越坚持既定目标，毅然率长子媳及侄，跋涉来川，最终寓居简州。&
原籍广东兴宁县南厢中堡柏树下的刘子进，于雍正丙午(四年，1726)七月十四日，因羡慕四川富庶，父子母女四人，随同伴多人，仓促来川。行至途中，年方22岁的妻子徐氏，患麻疹身亡，留下一子一女。人皆劝刘子进中途返回，放弃来川，他不忍舍弃。遂将行李担杖，尽交给从弟兄绍唐，分担随行，背负西行者七日矣。后来，他们一行逾越险阻，千辛万苦极矣。兼之银两缺少，来至川东，苦无盘费。同伴有钱者，尽上川西。刘子进一行人，无钱乃止于荣昌之烧酒坊场背，共佃园地、草屋同住。&
在迁川途中，既有老人需要照顾，又有小孩需要呵护。原籍广东惠州府连平州人巫维舒，在经商贸易至简州多年，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又将八旬祖母冯氏恭迎至蜀，同时并负祖考及考妣遗骸到简安厝。此行计程八千余里。途中为了照顾好祖母与祖骸，他每晨夕必向先骸焚香荐食。其奉祖母则饮食遂起欲，温清尽其欢，起居先其意。如此无微不至地侍奉年过八十的祖母，放在平常不足为奇，而要在八千余里迁徙途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到底，则实在难能可贵。&
正因为这类中途失散的实例不在少数，以致今天当我们查阅一些原乡传来的族谱时，往往可以在一些家族支派世系下，发现不少成员的名讳后面，多注有上川、往川、住川的字样。这些人中，有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成功抵达四川，后来编修族谱时，因失去联系而失载的；也有在迁川途中死亡、不知下落的。&
(三)卓然超群，不让须眉&
在浩浩荡荡的客家移民中，有一支队伍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由妇女组成的特殊方阵。移民妇女的作用贯穿于原乡始发、途中迁徙、四川定居的全过程，她们的作为与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誉的。&
纵观妇女在迁川途中的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肯定：&
1．在迁川之前，发挥家庭主妇作用，积极支持家庭成员向外迁移&
原籍广东长乐县的钟母杨氏，在丈夫去世后，独撑家务。在家庭人口日渐增多，家计日渐萧条，殊难俯畜的情况下，断然决定，将家庭成员分阶段向外迁移。但是，她连命三次上川，都不足以打动长子钟宏予。钟宏予哭泣不忍别，未行。她暗自思量，可能是平日里长子素有孝心，惯听母言，随命随作。今不如命，谅是我说顾他儿子，他便不往，如此，只要坚持说还须说要顾我，他便会行。于是，她决计巧言说及儿子心甘情愿前行。有一天，她对钟宏予说：母命你上川不去，倘我儿孙都像邻家饥饿涂地，我纵饿不倒，亦会气倒。你若不放心，留你第四子珊服劳，遗一角田土，又有三个胞弟照料。如何为我多活几年，你都不去?至此，钟宏予终于决心迁川 ，届期拜别祖宗慈母，及三弟族众等，始行。&
与钟母杨氏事迹相类似的，还有刘母彭氏、巫母冯氏。&
原籍广东兴宁的刘母彭氏，因家计窘迫，在已经派遣一个儿子上川之后，决定再把年仅14岁的次子刘秀标送去四川，自谋生路。她说：吾土田所产，举家难赖。汝次兄已往川省，汝亦可自出营生。刘秀标不忍离去，其母彭氏断然表示：这是母命，决不可违!于是，刘秀标见母意坚决，不可违背，于是不得已，辞亲人川 。&
巫维舒，原籍广东惠州府连平州人。祖仁福，祖母冯氏。时，粤省岁大饥。薪桂谷玉，待哺殊难。巫维舒意欲远迁。但是，考虑到祖母、双亲在，未敢行。后来，双亲去世后，祖母冯氏窥其意，对他说：吾之奉养，有汝叔在。汝有远志，可速行!在祖母的支持下，巫维舒于是同其大叔贸易至简西高明场置业兴家。&
2．在原籍丧夫的情况下，亲率子孙向四川迁移&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一些高龄妇女中。由她们亲率儿孙入川的实例散见于各地，下表是见于有关论著中的客家妇女亲率子孙迁川的实例：&
资料来源：舒毕生《平凡而伟大的客家女性》，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民!国《简阳县志》，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 &
以上实例中，除第5例张母谢氏是在人川3年后，其夫在原籍过世的外，其余都是在原籍均已丧夫的情况下，独立卓行，毅然决然带领儿孙上路的。 &
众所周知，客家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在闽粤赣原乡聚族而居的环境中，老年妇女往往是家庭的核心。她们不仅在实际上主持着全家的家务，指挥家庭成员有条不紊地从事生产劳动，而且还维持家庭的协调和睦。特别是在丈夫去世以后，她们更成为家庭的名副其实的权威人物。秉承着这一传统，凭借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威信、经验与影响，在迁川过程中，当仁不让地成了家庭的指挥者，发挥着无人可以替代的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
以上实例布于四川各县，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下面再从l个县来观察，看一看客家妇女率众迁川的比例是何等之高。在一本名为《笑问客从何处来--客家新大陆仪陇探源》的书中，作者从仪陇众多的客家姓氏中，列举了现居该县的12个客家大姓：朱、郑、杨、张、梁、彭、许、黄、丁、潘、吕、莫的源流，其中有3个姓氏家族就是由女性带队迁徙入川的，共占总数的25％，也就是说，在所列举的迁川家族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由女性充当领队的。具体情形如下：&
丁氏家族：清康熙十年(1671)，丁姓第九代祖母刘氏率四子丁尚德、尚会、尚智、尚文，从广东乳源县移居四川合川县。&
吕氏家族：康熙二十一年(1682)，人川始祖吕观珠之妻肖氏太婆，率子吕上智、上义、上奇等，从广东乳源县赵家湾灯盏窝移居四川合川县。许氏家族：康熙五十一年(1712)，许氏祖徐廷翔遗孀陈氏老祖母，率领其子许开先、开仕和孙子许景渊、景增，从广东乳源县通济桥移居四川仪陇周家河大桐包。①&
遗憾的是，上述实例缺少具体生动的细节，对于在大移民中担当组织重任的女性的出类拔萃的作为，未能浓墨重彩地加以大书特书，不仅缺乏感染力，而且更有让其动人事迹沦人湮没的危险。下面，仅从地方文献中，补充其生动实例，以见一斑。&
据民国《简阳县志》载，钟假沛妻黄氏，原籍广东长乐。丈夫卒于某州任内。时，同居六世矣，一家八十余人。氏敏于治内。康熙庚子岁(五十九年，1720)，大旱，长乐草根木叶，人食几尽。有人劝氏迁人四川。她以老姑病瘫需要服侍为由拒绝说：(老姑)惟我是赖。我去，姑将谁依?茹草不怨，但求病&
①吴显果：笑问客从何处来--客家新大陆仪陇探源10页～12．2004年。&
姑得安余年足矣。直到病姑去世后，黄氏为之治丧服阙，然后乃率子孙自粤来川。在迁川路上，她每晚首先把家人的住宿安顿下来之后，必令孙辈读书，子妇绩麻。在从粤东至简阳的八千余里路途中，全家人天天绩麻不息。抵达简阳时，已绩麻四十斤。60岁时，长乐贡生钟腾万寄诗祝贺，其中有句云：驿路慈云霭，高堂爱日鲜。仪发明三族，慈严任一肩。黄氏享寿88，有子9人、孙31人、曾孙l91人。&
3．追随移民大潮，协助丈夫完成迁川大业&
四川有许多移民族谱，在记述当年先祖入川过程时，最常用的一个词汇就是：携眷迁川或者偕妣上川。随同上路的女性，默默无闻，非但没有成为迁徙的包袱和累赘，恰恰相反，她们还克服了平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迁移途中生儿育女，最终偕夫携子抵达四川。&
最典型的实例莫过于来自于江西的傅氏林孺人。据《傅氏族谱》记载，傅荣沐因谋迁蜀，考虑到高祖母林孺人年事已高，准备把她留下来守家，计不与偕祖母林孺人。孰料林孺人知道后，决然说道：株守岂男儿事哉!察汝子皆足佐汝起家，早决计，余惟汝是从。乃于雍正七年(1729)前往四川。这种不愿株守桑梓，誓同男子一道外出创业的气概，正是那个大移民时代里巾帼不让须眉精神的体现。&
又如，据《廖氏族谱·高祖妣薛宜人传》记载，广东兴宁人薛氏，是廖体用的妻子，生有四男三女。自雍正年间偕高祖携三子来川，蒙犯霜露，不惮艰险，夫妻辛苦，垫隘疲劳至矣!然屡经空乏，卒无怨言。结合廖体用迁川事迹可以知道，廖体用人川时间在雍正四年，丙午春。为了与先期至川的长子相会合，全家决定跟随来川。当时，廖体用已56岁，薛氏43岁，3个儿子分别为l6岁、ll岁和5岁。他们出门时仅携钱四百，濡滞辗转，到年底才抵达湖广。至荆门，即写信给长子，这才将全家迎至四川。在这一过程中，夫妻辛苦备至，其艰险曲折难以尽表。而薛氏居然在屡经空乏的情况下，始终做到卒无怨言，其精神之高尚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清初移民多是携家带口，全家同行，在迁川途中，妇女临产、新生婴儿出世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如前面提到的钟宏予，在暂居湖南浏阳，靠卖柴筹集盘费时，他的幼子殡诞生了。故该《钟氏族谱》卷八记载：殡公，系宏予公季男。生康熙六十年辛丑腊月二十八日戌时，适予公来川，寄寓湖南浏阳县时诞也。逋三岁，以襁负而抵简治之东。这里，只从新生人口诞生的角度记载其事，由于是发生在杨四舅的空屋之中，其途中临产的艰辛可想而知。&
原籍广东永安县乌石约大陂甲龙树堂里的罗玉钦，于乾隆十九年(1754)与长子起麟及妻白氏同行。人川时，路经数月，历经风霜......其咸酸苦难言。路过资州，隔此(龙泉驿区)四日之程，时值(白氏)临产，寸步难行，即在斯地站(暂)扎四十日......此辛苦往川者莫不皆然。据调查，罗氏落业简州后，自氏独立支撑该家族创业发达，成为当地极受尊敬的人物。她去世后，墓道两边立有石人石马，显极一时。至今白氏祖婆的墓地仍在今龙泉驿区金龙镇石碾村境内，前些年险遭盗墓。&
对于客家妇女这种不辞劳苦、辞家远徙的远见和卓越精神，后世赞许有加。原籍广东兴宁的客家妇女张巫氏，在丈夫去世的情况下，听信一个星士的建言，毅然决定率3子1媳及孙共6人迁川，日后果然家族大发，事迹感人。后人对她的作为称赞有加说：&
凡人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未有不恋恋故乡，不忍轻弃者。而太君因星士一言而辞粤，何其智也。服阙后始入蜀，何其礼也。偕子孙而迁之，何其仁也。择良地而居之，何其义也。四端克备，有成而有终，亦闺阃中不可多得者。&
的确，在浩浩荡荡的迁川移民大军中，这群客家妇女不愧是智、礼、仁、义俱全的勇者，她们真正称得上是女中豪杰!&
第三章巴山蜀水客家人&
清初客家人追逐移民浪潮，迁人四川定居之后，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四川客家的分布格局。剖析这一分布格局，既可以发现四川客家与原乡!之间的渊源关系，同时也不难找到当年大移民所留下的历史痕迹。 &
一、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及数量&
(一)四川客家的分布&
根据罗香林大师上世纪30年代对四川客家分布状况所作的描述，当时四川只有涪陵、巴县、荣昌、隆昌、泸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