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柜_钱柜娱乐_钱柜娱乐777官网吴超专访：艺术该去回应那些悬置在学科之上的问题 - 中国当代艺术社区
吴超专访：艺术该去回应那些悬置在学科之上的问题
来源：空艺术 &luvyi七月末的周日傍晚，藝術門画廊内人流攒动。觥筹交错的场面下，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块，谈论着眼前的艺术作品。-“咦，我好像听到了打蛋的声音？”身旁的某位女生，似乎有了什么意外地发现，正与友人讨论着。-“对，还有上课铃？”友人应答道。一连串熟悉的日常声响，很快引起了两人的好奇。左右张望一番，判定声音源后，两人便直径往展厅深处走去。而这件未见其容，已闻其声的作品，正是艺术家吴超的《记忆之尘》系列（展出作品为《记忆之尘》-晨起 、《记忆之尘》-日盛）。有趣的是，这一在画廊展示的系列作品，还以另一种形式走进了医院。吴超，《记忆之尘—晨起》，2017，影像12'56''2014年，吴超开始了对生命本体进行研究的艺术介入计划《植物人艺术唤醒项目》，通过脑科学、心理学、佛学等领域学习，尝试用艺术创作植物人唤醒。在实验动画领域，她尝试用视听语言构造一个对观者生效的现场，营造一种沉浸式体验。关于《植物人艺术唤醒项目》《植物人艺术唤醒项目》由艺术家吴超、夏维伦发起,自2014年开始至今,串联医学·科学·心理学·音乐治疗·艺术治疗·社会管理·宗教和艺术,共同探讨人类最精微的意识问题,希望呈现出一种“文明的整体性”,一个没有学科偏见的意识光谱。“植物人艺术唤醒”是生命力研究共同体的第一个疾病研究领域。项目已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和燕郊人民医院建立艺术唤醒室,预计2018年将新增陆军总医院等3间医院建立艺术唤醒室。已完成共性化唤醒方案库50多条,超过200人次植物人唤醒使用。已完成个性化唤醒3例植物人（美美、阿军、树）。借由藝術門群展《暗流》开幕之际，空艺术采访到了参展艺术家吴超。—— 以下为专访 ——空=空艺术吴=吴超空：“植物人唤醒项目”中你更像是项目的艺术家，你如何看待这个项目和你创作之间的关系？吴：我们在北京刚刚完成一个系列的活动，其实我们现在叫“生命力研究共同体”，就是说它已经不是我个人的艺术家项目了，大家都可以来做。我们的目标不光是植物人，植物人也称为“意识障碍”，是非常大的一个疾病领域，而这个疾病领域是和所有脑病相关的一系列疾病。所以，我们整个共同体首先针对疾病工作，所做的事是希望让跨学科针对疾病的问题开始合作，让人文治疗进入医院。当然在这儿，我和我的先生夏维伦是项目发起人，前面四年，都是我们两个作为艺术家的项目在做。生命力研究共同体由顾问、研究员和志愿者构成，图中为主要研究员艺术家、艺术唤醒项目发起人吴超那么，这个项目里面包括最核心的两个层面。一是你怎么样用艺术去点燃，或者说去驱动不同学科的人对生命的好奇？让大家能联合起来一起工作。面对这样的医学难题，光靠医学人士单独完成是不够的。我们所做的就是连接和打破跨学科的界限；另一个，就是我们比较能理解的艺术作品，它是物质上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唤醒方案。唤醒方案我们现在有视觉、听觉和触觉。包括在康复医院使用的新方案，那是一个互动性的，大家可以一起完成。家人、病人、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都可以一起完成的艺术疗愈方案。这些都属于艺术家艺术创作的部分。这里艺术家其实在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无形的艺术，怎么样让以前淤积的、隔阂的关系能够流动起来。大家打破之前的局限，能够协作；二是艺术创作。那么我比较偏向的是视听部分。现在我们渐渐有做触觉的、气味的创作者加入，一起合作。空：与这些不同跨学科领域合作的话，是不是本身对你的创作有些新的想法推动？吴：当然会。这对个人能力的推动蛮大的。其实事情一直在推动你，大家想做的事情，所提出的要求，也一直在推动你，要不断地去学习和思考。包括让你思考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家该做的事情？空：在这一点上，我发现很多报道中就“艺术作品究竟怎么用？”或者说“艺术是不是该有用？”这类问题上产生过很多讨论。吴：关于这个项目，有个阶段是有很多争论的。包括：“艺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怎么做才是艺术？”等等……就我现在而言，当下的答案可能跟两年前和大家讨论的时候不太一样。我觉得艺术就应该去回应那些悬置在学科之上的问题。那些是什么问题呢？是关于爱、关于美、关于创造力、关于想象力，还有关于生命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就是在做艺术。不必认为艺术一定要成为作品，要去美术馆做展览，要卖给藏家……其实这时候,只不过是艺术呈现出来的物质价值，更方便在艺术市场流通。但是如果说，我们认为艺术是一种美的心理过程？那么我们看一个作品和我们在一个世界体验到的美，只要引起了人对于美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感受，其实艺术就已经发生了。比如，我们刚刚连续三天在医院做了个工作坊，开发了一个可以帮助疗愈神经的手绘——共绘图形。它是有凸凹感的，可以让志愿者带着身体不便的意识障碍患者，握着他们的手在图案里填色。同时，过程中也会邀请家人朋友的参与。整个活动中我们感受到，本来沉闷的医院，突然变得欢乐起来了。大家走的时候还非常依恋地拉着志愿者的手，脸上挂着笑容。可能刚开始比较抵触、焦虑或者不太愿意主动参与的病人也逐渐参与进来，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过程，用艺术带动了大家游戏的心理和对美的心理的感受。但是如果把图案当成艺术品，你就会觉得在当代艺术里面有好像也没什么，很普通。空：这次藝術門展出的“记忆之尘”系列作品也是“植物人唤醒项目”共性化治疗的一部分，在艺术空间展出收到的反馈和在医院收到的有什么不同吗？吴：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反馈还比较像，除了大家关注的点不一样。因为医院的环境单一，然后很多病人是昏迷的。所谓昏迷是指，眼睛不能看的，但听觉完好的病人。我创作这件作品的初衷，是希望让他们在单一的医院环境下，也能不断地主动去回想关于生活、关于生命的瞬间。那么在医学上称之为让他们进行主动的意识活动。在医学上通常是通过磁、电等刺激，从而模拟大脑的运动，是被动的。那么我们在做的是带动他去主动想象。观众在吴超的作品前互动合影在展览现场，我听过一些反馈，大家会觉得“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记忆”或者“突然想起生活里很精彩的东西，但以前没注意过。”其实，他们也想起了生活的记忆。艺术作品就是带领大家以不同个角度，去感受日常和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医院，病人的意识状态，不一定能全程集中地去感受。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状态。可能我创作了15分钟的作品，他只收到了3、5分钟的碎片。在医院，病人在循环地状态下，持续观看，像一种治疗。而美术馆只会体验一次。艺术唤醒室我还有一个感受，可能几年前开始做项目的时候，我的艺术创作和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很分开。但在这个作品上，我发现其实艺术创作和唤醒方案是可以合一的，并不会因为它是艺术创作就很难被病患接受，也不会因为它是个治疗方案而无法被大众感知，在某个层面是相通的。空：那你如何理解本次展览的主题“暗流”，包括“暗流”对应你自身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吴：其实我想，这里的“暗流”并非是针对主流来讲的。我觉得更多是指，一些艺术家在关注潜藏在人们心里的，不太被发现的那些艺术状态或者心理状态。但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连绵不断的。它不是显性的。比如说它们可能不像直接批判社会的艺术作品，是非常对应和显性的。《记忆之尘》现场图“植物人唤醒项目”项目中治愈的患者，不单单是躺在病床上的意识障碍患者，病患家属、医疗人员、甚至于每位参与者都能感受到艺术的疗愈。采访中吴超特意提醒我，媒体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唤醒了多少位植物人？这或许很吸引眼球，但很容易令人对项目造成误读。不妨想象这样一种场景：拥挤、单一的医院中，患者难以动弹地躺在病床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压抑是那些长期处于这一环境下，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彼时艺术方案能让他们听到海洋的声音、看见海洋的画面、甚至嗅到气味……这些会让人变得鲜活起来。这也是她眼中，艺术在重大疾病现场，提供的人文关怀。吴超的作品让人不禁展开“自我与生命意识”、“想象力与现实”等话题的思考。这也正是《暗流》群展关键词中的一部分。除了吴超的《记忆之尘》系列，本次展览现场还展出了朱小禾、牟雪、史怡然、李永斌、周迈由、朱金石与陶轶的作品。周迈由，《静物》，1977，纸板油画，39.5 x 54.2 cm特别单元中，更首次集中展示了星星画会成员周迈由的早期作品以及自新世纪以降的日常风景与静物绘画，呈现了他与朱金石在艺术创作上的渊源关系，以对这段隐没的当下历史的重新发现来触及现代与当代的固有边界。展览希望通过这些相互独立的艺术家个案，来观察和描绘一种潜在的对既有边界的跨越或挑战、对意识与生命感知力的修复和对沉默的思想的召唤。展览现场展览名称：暗流艺术家：朱小禾、牟雪、吴超、史怡然、李永斌、周迈由、朱金石与陶轶策展人：夏静展览日期｜日至9月15日，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10时30分至晚上7时开幕酒会｜日，星期六，下午5时至晚上7时地点｜藝術門，中国上海江西中路181号1楼，200002地铁｜ 二号线与十号线 &南京东路站（出站后步行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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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住哪儿昨天，我儿子指着我母亲左臂上的疤问：" 奶奶，你这里是怎么弄的呀？"那是一片指甲盖大小的 " 痘疤 "。
我母亲的 " 痘疤 "，我儿子的 " 卡疤 " 和我的 " 没疤 "一场大捷的注脚——疫苗严重不良反应我母亲出生于 1955 年，在她出生前 5 年，也就是 1950 年，我国的天花病例还超过 4 万例，因病死亡人数近 8000 人。1950 年 10 月，周恩来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新中国第一次开展全国性的计划免疫运动。到 1952 年，已经有超过 5 亿人次接种牛痘，考虑到当时的人口数量，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很多人重复接种了多次。" 种痘 "，就是用痘苗病毒感染人，让人的免疫系统识别痘苗病毒的同时，抵抗与之类似的天花病毒的入侵。痘苗病毒是天花病毒的假想敌部队。不过，人类大规模使用的痘苗病毒并不是更广为人知的牛痘，目前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它跟牛痘以及天花病毒都有一定的区别。我妈妈那时候接种的痘苗病毒的源头来自于 1926 年。1926 年 2 月，一名西北军士兵刘广胜，约 25 岁左右患天花住北平传染病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痘苗股负责人兽医 齐长庆 到医院采取患者带脓的疱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待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又将从猴体上取得的疱浆接种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三代，再转种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三代，该毒种在牛皮肤第三代时的发痘情况与日本株近似。采集第三代牛皮肤上的痘疱作为生产痘苗用的毒种，被命名为 " 天坛株 " 痘苗病毒。以后将此毒种（痘疱）浸泡在 60％甘油中置冰箱保存。每年生产前，取出痘疱加适量生理盐水研磨成匀浆在家兔皮肤上传 3～4 代，再接种牛犊皮肤经育疱后收取之痘疱作为生产用毒种。——《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
齐长庆先生在那个战乱的年代，" 天坛株 "辗转得以保存，最后发展成为新中国抗击天花最有力的武器。1896 年出生的齐长庆先生，不但研发了天花疫苗 " 天坛株 "，还在 1931 年开发了中国第一种狂犬病疫苗——" 狂犬病毒北京株 "，并建立了中国的实验动物最早的管理体系。" 天坛 " 和 " 北京 " 得名于他工作过的 " 民国中央防疫处 "，这个坐落于天坛边上的单位成立于 1919 年，是中国现代公共卫生建立的基石。抗战爆发后，齐长庆先生先是随大部队撤离到香港从事疫苗和血清生产，又在香港沦陷后北上兰州。那时候中国的疫苗生产研发力量，分散到了南京、昆明、兰州等地。这几天大家可能从各种媒体上了解到了我国现在的疫苗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一定对 " 天坛 "、" 兰州 "、" 昆明 " 并不陌生。齐长庆先生建国后担任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与 1992 年去世，享年 96 岁。他在中央防疫处一同与天花抗争的同事汤飞凡，曾被誉为与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的汤飞凡，则没有活到人类战胜天花那一天，他在 1958 年 9 月 30 日在北京自杀身亡。种痘，是用专用的接种针划破皮肤，把疫苗接种在伤口上。相比于天花病毒，痘苗病毒温和得多，但是依然会造成发热和皮肤溃烂等反应。
天花疫苗和接种针
种痘之后的皮肤溃烂，有的会持续一两个月不愈
一个 23 岁健康女性接种天花疫苗之后的 2-51 天的皮肤损伤，图片来源：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与皮肤的反应相比，更严重的不良反应风险则来自天花疫苗本身，由于采用的痘苗病毒是活病毒，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果接种者因为某些先天、后天疾病，或是由于服用某些特殊药物而存在免疫抑制，痘苗病毒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可以致死，致死性严重不良反应的概率约为百万次分之一。种痘运动时期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还相当不完善，我母亲跟我讲，当时种痘的赤脚医生甚至 " 开玩笑 " 地在一位老人手上乱种疫苗，导致那位老人手肿大溃烂很久不能劳作。即便如此，到 1961 年，我国境内不再有天花病例，也就是说，中国的那些 " 麻子 "，不管是王麻子还是张麻子，都没有 57 岁以下的了。人类最后一名 " 天然 " 天花病人——索马里人 Ali Maow Maalin 于 1977 年 10 月 26 日被治愈。1980 年 5 月 8 日，连续一年半没有新发病例，世卫组织宣布天花被消灭。1981 年，我国原则上不再进行天花疫苗接种，但是部分省市继续了两三年。山东于 1983 年不再种痘，于是我的胳膊上就不再有那个痘疤。
Mallin 日后成了一名药贩子，并积极参与了索马里的脊髓灰质炎免疫项目从 1950 年到 1981 年间，数十亿计的中国人进行了天花疫苗接种，哪怕不考虑我国当时相对混乱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按照百万分之一的致死性不良反应计算，也有近千人因为种痘而陷入极度危险的状况。作为人类对抗疾病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次大捷的注脚，这些人的故事我们无从知晓。算不清楚的 " 囚徒困境 "没有什么比儿童的疫苗接种更能体现个人选择和集体利益的矛盾了。人群中较彻底的疫苗接种能从根本上消灭某种疾病 ...... 不过要根除一种疾病，只需人群中的大多数人口接受疫苗接种，而不是 100%。所以，如果你个人不喜欢接种疫苗，只需要等待足够多的人接种后产生的 " 群体免疫 " 来为你提供保护。不幸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越多，根除这种疾病的希望就越小——群体免疫就越难以实现，因为留在人群中的潜在携带者将越多。这是一个经典情形，其逻辑类似于著名的 " 囚徒困境 "：你永远不能确定怎样做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径直要求自己想要的，还是稍微要求少一点——最终结果完全取决于其他人的做法。假设有两名彼此不能交流的囚徒，每个人都被告知：" 如果你背叛另一个人，而他 / 她却没有背叛你，你将会被释放，而他 / 她将被囚禁十年；如果你背叛对方，他 / 她也背叛了你，那么你们将都被囚禁十年；如果你们都没有背叛对方，那么你们将都被囚禁一年。" 将接种疫苗设想成相当于一年监禁，而感染该疾病为十年监禁。如果每个人都接种疫苗，则相当于每个人都被囚禁一年；如果没有一个人接种疫苗，则所有人都被囚禁十年；如果其他人都接种疫苗而你没有，你则被释放。 ——《勾勒姆医生：作为科学的医学与作为救助手段的医学》然而，在实实在在的人生赌场里，囚徒困境绝非如模型般透明清澈。我儿子指着自己左臂上的一个小小的硬结般的疤痕问我：" 不是从你那时候就不种痘了吗？为什么我的胳膊上也有这样的疤？" 各位不妨撩起袖子来看看，自己左右臂的三角肌上，有几个这样的疤？绝大部分人，有一个；如果你 26 岁以上，可能有俩个；如果你有三个，那说明你很大可能是个农村孩子。这种疤，是注射卡介苗的证据。卡介苗，和痘苗一样是一种古老的疫苗，用来对付一种古老的疾病——结核。与痘苗一样，卡介苗也是一种 " 减毒活疫苗 "。经过 13 年 230 代培养，科学家把可以导致结核病的牛结核分支杆菌的毒性降低，使之不再会对健康的人体造成严重危害。如果说痘苗是招募了一支队伍化妆成为敌人作为假想敌，那卡介苗更像是把敌军俘虏改造成了假想敌。1921 年，卡介苗由著名的法国巴斯的研究所投入临床应用，几年时间里积累了良好的口碑。1929 年，德国吕贝克市引进了卡介苗，在吕贝克市立医院进行生产。1930 年初，吕贝克市的新生儿们吃到了本市生产的口服卡介苗。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吕贝克市接种了卡介苗的 251 个新生儿里，有 72 人离奇死亡，其中 68 人被确诊死因是结核病。" 法国人拿我们德国人做实验！"最终的调查报告显示，吕贝克市立医院的工作人员操作不慎，把一株高致病性的结核分支杆菌带进了生产疫苗的发酵罐里。生产流程合格的卡介苗，依然是安全的。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为了进一步降低不良反应率，科学家们改变了卡介苗的接种方式，从口服，改成了更安全的皮下注射。与痘苗类似，卡介苗的致死性不良反应发生率也在百万次分之一左右，那些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也跟接种者的免疫力低下脱不开干系。安全性之外，衡量疫苗优劣的最核心数据是有效性如何。天花疫苗无疑是非常有效的，而评价卡介苗的有效性无疑要复杂得多。1950 年，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在北伦敦、曼城和伯明翰开展了一项试验，在这些地方，14100 名 14 岁半到 15 岁的学童接受了卡介苗接种，他们的同学，另外 13200 人，则作为对照组。几年后，英国的医生们统计出，卡介苗对这些孩子的保护有效性高达 80%。基于这个研究，1953 年，英国开始推推广卡介苗，要求 14 岁的学童必须接种。那时候，离开学校初入社会的青少年是结核病最容易侵袭的人群。2005 年，英国不再将卡介苗列入计划免疫的名单，原因是英国的结核已经很罕见了，跟上世纪 50 年代相比，结核的病例数下降了九成，尤其是学童，在学校里感染结核病的概率微乎其微。卡介苗功不可没？也许。也有可能是生活方式改变、经济发展以及治疗结核的特效药物的共同结果。在世界其他地方，受英国等发达国家的鼓励，卡介苗的接种在结核的真正主战场，也就是那些不发达国家轰轰烈烈的推广开来。然而把 " 临床试验 " 的规模扩大到全球范围，卡介苗的有效性问题就收到了很多不乐观的数据。在印度，卡介苗似乎并没有降低当地的结核发病率，在从未推广接种卡介苗的美国，结核发病率跟英国一样同步降低了。结核跟天花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它是将人慢慢凌迟的钝刀子，这一刀子下去，割的可能是呼吸系统，也有可能是神经系统，也有可能是骨骼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结核的感染形式多样。卡介苗对凶险的结核性脑膜炎保护效果良好，而对更常见的肺结核似乎效果不佳。卡介苗有效性时好时坏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结核分枝杆菌的多样性，接触病菌的不同方式，不同人群的遗传多样性，这些可能都扮演着或大或小的角色。无论如何，卡介苗的重要性在下降，今天的人们在面对结核病的时候不再束手无策，雷米封、异烟肼这些特效药物已经可以对付大部分的结核感染。目前，世卫组织依然建议那些结核高风险地区的人们在出生后就接种卡介苗，我国是高风险地区。英国也建议那些处在移民混杂地区，或者上一代或两代生活在结核高风险地区的新移民接种卡介苗。我国曾经在 1986 年规定所有新生儿接受卡介苗接种，7 岁时复种，农村地区 12 岁再强化接种一次。1997 年依照世卫组织的建议，我国取消了复种和强化接种，仅规定新生儿出生后接种一次。我没有种卡介苗，是因为疏忽还是故意为之，我母亲已经记不清楚了。高中时候，我所在的学校出现过一次肺结核爆发病例，幸运的是我没有成为验证卡介苗预防肺结核有效性的那个实验组病例。羞于谈钱，就是害命" 爸爸，我的小名为什么叫甜筒？"" 那是因为你妈妈喜欢吃甜筒呀。"" 那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脊髓灰质炎糖丸，你没吃过，也永远不会吃到的东西。"前面我们说过索马里人 Mallin，他是最后一个 " 自然 " 感染天花的人类。之所以说是 " 自然 "，因为在 Mallin 被治愈后的第二年，英国伯明翰医学院发生一起实验室事故，一名实验人员感染了保存在那里的天花病毒，病发身亡。实验室的主管 Henry Bedson 教授不久之后自杀谢罪。Mallin 被治愈后，不但自己成了一名药品商人，更积极参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推广的工作。天花之后，人类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脊髓灰质炎。同天花一样，脊髓灰质炎也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疾病，但与感染三人杀死一人的天花不一样，被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的人里七成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病了。只有 1% 左右的感染者会被病毒毁掉一生，他们的神经系统被病毒侵袭，导致肌肉不可逆的麻痹，造成瘫痪甚至死亡。这种最危险的后果也给脊髓灰质炎带来了另一个名字——小儿麻痹症。作为 80 后，同龄人中还偶尔可以见到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受害者，萎缩的一侧或者双侧腿部肌肉是他们的特征。疫苗，也是人类对抗脊灰最得力的武器。要研发疫苗，就要先获得病原体。对于脊灰来说，就是脊髓灰质炎病毒。养病毒，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因为病毒只能在活的细胞里存在和增殖。天花疫苗之所以很早就被开发出来，是因为选取的痘苗病毒可以在各种动物体内繁殖，只需要养一些实验动物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病毒来生产疫苗。而脊髓灰质炎病毒非常 " 挑食 "，它只认人，可我们不能在实验室里让人类变成病毒的生产机器啊。攻下这个阵地的，是美国人 John Enders。出生于 1897 年的 Enders 是一个妥妥的富二代，他父亲是一个银行家，去世的时候留给他 1900 万美金的遗产，那可是上世纪初的美金。Enders 上耶鲁，一战爆发后参军当了飞行员，战后继续了学业。毕业以后当了房地产商，但是，他最终选择了追随自己的内心。33 岁那年，他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去了波士顿儿童医院做了科学家。他的兴趣，就是怎样在试管里养细胞，然后用细胞养病毒。上世纪 40 年代末，他和同事们终于研究出了成套的细胞培养技术，并且成功在实验室里增殖分离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直到今天，生物医学专业的研究者们依然在用他们开发的技术小心翼翼的在试管和烧瓶里培养组织细胞以供研究之用。
John Enders1985 年去世有了这些宝贵的原料，病毒学家们迅速的在 1950 年代开发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Enders 和同事们也获得了 1954 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最早的脊灰疫苗跟痘苗、卡介苗一样，是减毒活疫苗，就是用俘虏训练成的假想敌。在实验室里让病毒一代又一代的复制，寻找那些致病力更弱的突变，就像是把狼驯化成狗。由于脊灰病毒是一种消化道传染的病毒，所以疫苗直接的接种方法就是口服。又因为活病毒太脆弱了，它太容易死亡，因此，需要用冷链保证疫苗的活性。口服、冷链、接种对象是儿童，结果就让脊髓灰质炎口服减毒活疫苗（OPV）变成了 80 后集体记忆中最甜美的一小部分。按照一般的免疫计划，我们会吃四颗 " 糖丸 "，分别在 2、3、4 月龄和 4 周岁的时候服用。四次接种，如果一切正常，那会带来 99% 的保护效果。然而，我们吃了可能不止四粒，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额外的强化免疫进行了很多次。原因是到了最需要疫苗接种的公共卫生体系的末端，当防疫站的医生从那个盖着棉被的冰棍箱子里拿出那一袋 " 糖丸 " 的时候，里面很多已经失效了。
疫苗这类生物药品制剂，很多对温度、光照非常敏感，一旦冷链断裂，就有可能失效。像脊髓灰质炎口服减毒活疫苗，也就是糖丸，在室温下暴露超过 5 天，效价就会将为零，也就是完全无效。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缺口，就是那些额外的 " 强化接种 " 的理论基础。因为冷链问题失效的疫苗会不会造成除了免疫效果打折之外的安全隐患？有这种可能性，不过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接种超温疫苗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比起同龄的伙伴，我可能品尝过更多 " 糖丸 " 美妙滋味，因为母亲在医院工作，作为医院子弟，从防疫人员那里多享受一点甜蜜，也算是近水楼台。那时候，我的父母和赏我糖丸吃的防疫人员，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小小的甜蜜慷慨蕴藏的风险。口服的这些糖丸，有大概五十万分之一的概率，会让服用者瘫痪，就像人们想用它阻止的结局一样。在我国，每年都有几十个儿童因此终生残疾。这种不良反应并不是源自疫苗生产或者流通中的失误，这是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自身的缺陷。除此之外，OPV 很好，它便宜、易于生产、非常有效。 替代的方案也很早就出现了，那就是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PV）。IPV 不使用活病毒作为假想敌，而是只用病毒的某些碎片，就像让免疫系统认识敌人的军装。IPV 需要采用注射的办法，相比于吃三四粒糖丸就可以获得 99% 的保护，注射三针 IPV 获得对脊髓灰质炎免疫的概率是 90%。IPV 没有让接种者瘫痪的风险。消灭脊髓灰质炎的战役比预想的更难。其实，就快赢了，目前，世界上只剩下了三个国家还有脊髓灰质炎的流行病例，它们是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几乎就算赢了是吧。但是在消灭传染病的战役中，几乎算赢和全盘皆输也就是仅一步之遥。要是现在停止脊灰的计划免疫，失去了疫苗保护的人群就会像干透了的草原一样会被一星野火吞噬。阻止人类打赢与脊灰的最后一战的，是贫穷、战争和社会失序。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既是一个有序社会的基石，也是它的必然结果。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地区，塔利班势力的兴起让包括脊灰在内的疫苗接种工作陷于停滞。接种疫苗是美国的阴谋，这种并不陌生的论调在那里演化成了对方防疫接种人员的有组织袭击。吊诡的是，美国情报人员确实招募过防疫接种人员去寻找本拉登的下落。恰好，这一地区也就在我国边境附近。早在 2000 年，世卫组织就确认中国本土消灭了脊髓灰质炎野生病例（与疫苗造成的病例区分），而 2011 年，新疆发现了一例脊髓灰质炎病例，经实验室检查，病毒与之前阿富汗爆发的病毒高度相似。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孩子们，依然需要进行脊灰疫苗接种。选择 OPV 还是 IPV？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 :IPV。在我两个孩子接种那会儿，IPV 还是自费项目，虽然多花几百块钱，但换来的安全性是我愿意为之掏腰包的。而对于一个公共卫生体系而言，决策就不那么容易下了。OPV 糖丸比 IPV 效果好，操作更简单，最重要的是，便宜。一套 OPV 的成本只有 IPV 的百分之一不到。谁来为此买单？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是成立于 2000 年的一个公私合作的全球公共卫生组织，旨在提高全球贫困地区的儿童疫苗接种率。GAVI 向世界上几十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疫苗和技术援助，它承诺的脊灰 IPV 价格仅仅是 OPV 糖丸的三倍。这些钱又是谁出的呢？这里有国家也有个人。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 2013 年向 GAVI 捐赠了 15 亿美金。我国曾经是 GAVI 的受助方，十几年前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免费乙肝疫苗就是 GAVI 提供的。近几年，我国也成了 GAVI 的捐助方，2015 年，我国政府向 GAVI 捐赠 500 万美金。Follow the Money，总没错的。不合格的、坏的、假的和失信的此次的疫苗事件引发的讨论已经足够多了，但其中仍旧有几个概念需要厘清。目前长春长生爆出的，是疫苗有效性问题。对涉及的百白破疫苗，后果可能是让接种者缺乏必要的保护，就像囚徒困境里的囚徒，主动招认却没有被采纳，面临日后患上百日咳、白喉等严重传染病的风险。如果不合格疫苗占整体的比例不高，也不会对群体的免疫效果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对涉及的狂犬病疫苗，问题则要严重的多，因为我们把它当做抵抗狂犬病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当被动物咬伤等存在严重暴露风险的情况下才会去接种，狂犬病的致死率又几乎百分之百。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统计，2017 年我国共报告狂犬病 516 例，纵向看持续下降，横向看依然是世界上狂犬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这些病例中有没有因为使用了无效的疫苗导致错失救治机会的，需要仔细调查。在对比国产疫苗和进口疫苗的质量时，有一组对比数据经常被拿来说明进口疫苗不一定比国产疫苗更可靠。这里有一个统计学的陷阱，国产疫苗的监测批次远高于进口疫苗。另外，都是不合格，59 分和 0 分的差别也很大。王克勤的山西疫苗事件报道中提到的，是疫苗储运过程中的违规导致疫苗可能的失效。那些报道中的 " 受害家庭 " 是不是因疫苗而受害，这并不能用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证明其因果关系。每个新生儿都会在出生后注射乙肝疫苗和卡介苗等一系列疫苗，新生儿阶段又是人生中最危险的一个时期。流行病学上把那些与疫苗注射无关的病例称之为 " 偶合病例 "。报道中那些事件是不是偶合病例，需要专业调查。真正的疫苗受害者，是不幸承受了疫苗极低概率的严重不良反应的患者及其家庭。比如因为口服脊灰 OPV 而瘫痪的患者，每一个享受着疫苗带来的安全的人都应该感谢他们替我们承担了那难以承受的小概率，否则，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的孩子。怎样救助这些人，美国有个范例。美国卫生资源与服务局 ( HRSA ) 下有一个 " 国家疫苗伤残补偿项目 "（ NVICP）。这个项目通过对疫苗厂商征税的方式，建立一个基金。当疫苗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时，受害者向联邦政府提起诉讼，赔偿从基金中支出。自 1988 年成立至 2017 年，NVICP 项目共收到 17281 个诉讼案件，其中 6085 件被认定为应提供赔偿，11196 件被撤销，赔偿总金额为 39 亿美元。如何认定一个病例确实是由于疫苗本身无法回避的缺陷造成，并给于赔偿，同样需要专业意见。但显然，让体系赢得信任，是比生产甚至开发一款划时代的疫苗更为困难的事。原标题：疫苗，如何在囚徒困境中避免互害本文转载自其他网站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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