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马相伯：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叫醒中国
勿忘国耻，也勿忘每一位为国家兴亡奔走过的志士。
87年前，日寇在沈阳柳条湖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遥在1500公里外的南京，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听闻，辗转难眠，他起身到桌前，撰写了一篇2000余字的檄文，号召国人征讨日寇。
十年饮冰，热血难凉，在此之前，他已经隐居十年了，甚至：“决心十年不看报。”
但这一次，我泱泱中华，岂可容寇肆意践踏，他发出最坚定地反抗：“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
马占山率部违抗军令，在东北奋力杀敌，消息传来，老者慷慨激昂，讽刺国民政府。
“中国睡狮，酷爱和平；马占山一爪耳，似醒觉，似发动，全体国民与国民政府何时醒？何时动？”
这还不够锐利，他公开演讲直指蒋介石：“孟子云：‘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
蒋介石也奈何不了他，只能对他的学生于右任撒气，“你的老师闹得太厉害了，太不像话了!”
但当局软弱，阻挠抗日，国民多看客，反应冷淡。
于是他频繁上广播电台演说，高达十二次，这档抗日演说节目竟是电台收听率最高的。
但他却自称是“中国的一条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这一年，江苏一个天主教家庭迎来了长子马相伯。
后来他说：“中国社会治家格言是‘严父慈母’，而我家却是‘严母慈父’。”
母亲对于兄弟三人的教育从不懈怠，因而他12岁离家，只身到上海求学，一路都走得踏实坚定，他要当一名天主神父。
马相伯在法国耶稣会下徐汇公学就读，18岁时，英文、法文、拉丁文，就能运用自如，“与汉字无异。”
20岁时，又自学希腊文，那时他因通达五门语言，年纪轻轻就成为学校里最优秀的外语人才。
法租界领事特意聘他做秘书，马相伯说:“我学法语，为中国用的。”
于是，拒绝了这桩邀请。直到那时，他还在为当上神父而努力。
1862年，马相伯入小修院当上了修士，7年后，他获神学博士，终成所愿，成了一名耶稣会神父。
一个天资聪颖又好学的人，如果满足于此，他的一生将会比普通人平顺很多。
有些耀眼的人，天生就不是那么“听话”的。
踏入神学殿堂后，发生了三件事，成为他脱离天主教的导火索。
当上神父不久，1871年，马相伯去宁国、徐州传教，看到百姓民不聊生，欲筹百两银子散济，遭遇教会蛮横阻拦。
1872年，马相伯出任母校徐汇公学校长，他花费数年，结合中西数学，研究出一部《度数大全》，教会拒不鉴别，也不承认其学术价值，直接导致了无法刊印，后来散佚。
1875年，丁戊奇荒。据记载：“百姓像野兽似的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
马相伯再度自筹白银赈灾，也不出意外地受到教会阻拦，这一次教会不只是口头制止，直接将他幽禁自省。
这对于救民心切的他，无异于致命一击，他开始重新审视教会。
马相伯自出生，就与天主教结缘，长大也是就读教会学校，顺理成章当上了神父，从未质疑过。
但接二连三的怪事，他也认清了教会的虚伪，终于，38岁时，马相伯脱离教会了。
这样的决定，无疑遭到家里的反对，直至母亲病重，也拒不见他，甚至不承认母子关系。
“我的两个儿子都在耶稣会的教会，你不是神父了，就不是我儿子了。”
最终，母亲去世，他也没见上一面。
他为了心中的大义，脱离了教会，也同时，与挚爱的母亲离别了。
毁家纾难，中国文人最赤诚的爱国做法。
1900年，马相伯将家中上海松江、青浦3000余亩地，一并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用。还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学校发生一起小事，校方却小题大做，要开除全体五班学生。此事不公，以总教习蔡元培为首，200余名学生主动退学。
蔡元培找到了马相伯，年过花甲，他无法拒绝百余名学生无学可上的请求，“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
于是，他另创震旦学院，“震旦”在梵文里，是“中国”之意，取这个名字办校，自然有复兴中华的抱负与襟怀。
如果说，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那震旦学院就是第一所私立大学。
一南一北，遥遥相隔，却对中国的未来都有着同样的寄望。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政局不朗，只有教育好青年人才是兴邦之本。
马相伯主张学生自治，推行学术自由，这与教会的死板教条化管理冲突，眼看学生中的自由之风就要冲破管制，教会再一次把马相伯踢出了局。
一行人把他架到医院，强行救治，私心昭昭，被隔离的马相伯赤手空拳在医院病床上，显得如此无力。
外边，闹翻了天。学校里没了马相伯，学生们都很不满，组织罢学，摘掉校牌抗议，惊动了巡捕房，他们对一些学生实施抓捕。
是日，于右任、邵力子等七名同学，偷偷潜入医院，找到马相伯痛哭：“马院长，我们已经散学了，我们还要读书。”
1905年，马相伯在好友严复、张謇的支持下，创办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复旦中学的前身。
古诗《卿云歌》有云：“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取名“复旦”，有两重含义，一则“光复震旦”，二则“光复中华”。
时年66岁的马相伯亲自走上讲台，教授法文、拉丁文，学校没有校址，没有业务经费，只能暂借校舍。
正式开学之时，妻子实在忍受不了马相伯终日奔走，不着家，气得要回娘家。
悲剧就在这时降临了，她携长子乘船离开到吴淞口时，发生事故，母子二人遇难。
马相伯为苍生离开教会，失去母亲，为学生三办学堂，失去妻子。
人生中两次大义凛然的抉择，使他分别失去了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
这还没完，次子马君远在复旦公学教书，不久病亡，马家仅剩他和一个半岁大的孙女马玉章，一老一小，相依为命。
在徐汇公学当校长时，蔡元培还是他的学生。听闻马相伯精通多国语言，蔡元培就厚着脸皮学语言，先选定了拉丁文。
每天一大早就来门前等着，有时候马相伯还没醒，蔡元培的敲门声就响了。
他也不生气，还叫蔡元培多叫些学生一起，他都愿意多多授课，当时还流传为一段“二十四个学生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的佳话。
1913年，当上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知北大校长一位空缺，第一个就想到了自己的老师马相伯先生。
初来北京的马相伯受到了袁世凯贵宾级接待，还拉拢他做高官，他一律不受。
当年，马相伯风生水起时，袁世凯不过是蝇营狗苟的无名之辈，还特意请教先生：“如何在官场中脱颖而出？”
马相伯戏谑道：“唯有厚赂宦官，由宦官而结识亲贵，即可越级超升，甚至抚台也不难。”
没想到他的胡言乱语被袁世凯封为金科玉律，更没想到竟然歪打正着，袁世凯一路当上了皇帝。
马相伯后悔也来不及，袁世凯则对他笃信有加。
袁世凯复辟前，宴请各界名流，旁人对此都模棱两可，只有他公然反对，一字一顿，说得掷地有声。
袁世凯登基时，众人皆叩首，唯他屹立不拜，袁世凯只得命人给他赐座。
总之，当时这位假皇帝挖空心思，想讨取老先生满意，为他所用，次次皆无功而返。
直至袁世凯病逝，马相伯才喜笑颜开，还做了幅对联。
病起六君子，命送二陈汤。
“六君子”“二陈汤”原意都是中药药汤名，在这里分别指令袁世凯头痛的爱国志士。
迈入80岁大关的马相伯，忽然满腔愤慨都熄火了。
他奔走多年，历经朝代更迭，倾尽全力为社会图谋，却没见好。
于是，隐居起来，不问政事，不看时局，每日提笔练字，十年不看报。
1930年，九十大寿，学生们特意赶来，为恩师祝寿。
于右任书联：“先生年百岁，世界一晨星。”
张元济呈联：“博学多闻，泽寄象；修道益寿，眉梨耄鲐”。
其他名流章太炎、胡适等也送来寿幛，这些寿联就已是满堂彩。
大寿的喜悦没过多久，九一八事变。。
他再也安不下心看书练字，于是走上街头卖字。
年事已高，不能久站，就由一人扶着他，一个字30大洋，一副对联50大洋，就这样一字一字卖够了十万。
当然他并不为己用，全都捐献给了前线抗日的将士。
后来，他对相依为命的孙女马玉章说：“爷爷一生以大公无私为人生宗旨，百年以来，一无所有，什么财产都没有给你留下来呀!”
他这一生的选择，使他对母亲、对妻儿、对孙女都歉疚着。
1939年，马相伯身体抱恙，在学生于右任的安排下远赴越南修养，在越南度过了百龄寿辰。
国民政府称他为：“匪唯民族之英，抑亦国家之瑞”。
中共中央贺说：“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谨率全体党员遥祝并致贺忱。”
国共两党皆仰先生之高风。
他一生数度毁家纾难，三办学堂，视兴邦为己任。
辞世时，两袖清风，仍觉对国家、对人民做得不够，口中仍旧念着“消息、消息”。
1939年，11月4日凌晨，他终究没有等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抱憾离世。
犹记得，百岁寿辰时，胡愈之特意前去探望。
国内正值抗战水深火热之中，马翁听完，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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