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庄我再庄脚是什么意思思??

韩城,位于陕西省东部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国务院1986年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定韩城为历史文化名城,凭什么呀?西安是历史文化名城,凭的是做过十’一朝古都。蒲城不是历史文化名城,还城里南是唐塔,北有宋塔,郊外坐落着五座唐陵。韩城凭什么呀?
追寻源头,不难发现韩城是神州大地最早跨入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韩城濒临黄河,处市区东北三十公里的龙门就是大禹治水的圣地。三千年前的西周初年,周武王的一个儿子被封为韩侯,封邑在韩原,建立了韩侯国,韩侯城遗址就是现在的龙亭、芝阳一带,周长约十五公里。自此,韩城有了行政建制。春秋初年,韩城名为少梁。秦朝一统,又改少梁为夏阳。隋文帝开皇年间,再改夏阳为韩城,取意是韩侯修的古韩城,沿续至今。
显示韩城历史文化的遗迹有着可观的数量。早在五万年前,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迄今为止,韩城已发现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就有二卜九处之多。西周、春秋、战国的城垣遗址则有韩侯城、少梁城、魏长城多处。韩城非常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地上完好地保存了大量的建筑文物。司马迁祠墓始建于西晋,距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南北朝隋唐时期崇佛,韩城城乡修建了大量的寺观庙院。建于贞观二年的庆善寺,至今大殿完好,为韩城古建大殿之首。无论在市博物馆,还是石窟洞穴中,均可看到这一时期制做的精美的石雕佛像。市
区西北方向龙凤山半山腰有一“千佛洞”,石佛造像达四五百尊之多,为后世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艺术瑰宝。
去年,中央十台《家园》栏目摄制介绍党家村的专题片,编导取名《七百岁的党家村》,意在突出党家村历史的悠久。杨茵老师建议道,放在外地,可能这“七百岁”不算短了,而在韩城,实在不足以提及。韩城黄河沿岸,坐落着许多古老的村庄,除过近数十年因岸边土崖崩塌,或者川道河床上涨溢漫消失的十数个不算,现存的《韩城市志》标明的建于宋朝、金朝及其更早年代的,就有七十九个,其中,建于两千年前的秦汉甚或更早的,在龙亭、高门、花池、论功、上庄、芝川、吕庄、昝村等有一批呢,有的村名,《史记》中曾反复出现过。党家村则建于元朝,而韩城,同为元朝建立的村落有一百多个。如此,党家村只能算“后起之秀”了。虽然编导没有接受更名的建议,但在韩城,汉唐古村也不稀奇,的确是铮铮的事实。
韩城保留下来的宋元古建极为丰富,仅现存元代建筑就有三十二处,这一数量比西安的要大,列陕西之首,在全国极为罕见。明清建筑更是比比皆是,最突出的为韩城独有的一进式为主,多数有楼房,紧凑高峻,崇尚走马门楼,有“螭头子”装饰,五脊六兽,四檐八滴水的四合院模式。在韩城,列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就有司马迁祠墓、魏长城遗址、周原大禹庙、文庙古建群、城隍庙古建群、普照寺、党家村古建筑群,七处之多!有几个地方有这么多?上了文化名城名单的也不都这样啊!
韩城保存完好的古建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建筑质量高,坚固耐用,在建房上,心力、财力、人力投入多,从古到今都是这样。韩城人自己就说:“咱韩城人把几个钱都盖了房啦。”韩城人嘲笑外地人:“门上吊的席片子,屋里吃的油卷子。”讽刺人家把钱没花在正事上:这
话,在自豪自家房好的同时,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韩城人不在乎吃,饮食文化落后。
中华饮食源远流长,举世无双,做起来是一门绝大的学问。不必说集大成者,有三百多道菜的满汉全席,不必说突出地域特色的四大菜系或八大菜系,只就苏州莱而言,听起来就非同一般。因写了小说《美食家》而被人称誉为“美食家”的陆文夫先生说,苏州菜荤素搭
配,甜咸相间,由浅人深,有序幕,有高潮,有结尾。有过渡,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开始是八只或十二只冷盘,成双,图的是吉利。以炒菜为主,品种极多,什么炒虾仁,炒蟮丝,炒腰花,炒蟹粉,炒糖鳢鱼片……行云流水似的好几十种。上菜之间还镶嵌有点心,仅点心就少则四道,多则八道。这么多菜,怎么个吃法?陆先生说,这种大菜可不是为充饥,而是为品味,一道菜也就夹那么一两筷。
韩城饮食不仪比不得这样的名菜系列,就是与毗邻的县份比,也显逊色。韩城地处渭北高原东北一隅,南邻合阳、澄城。二十年前,笔者有幸在澄城茨沟北岸一个村里吃过一次结婚宴席。那时候三十出头,既有点“吃”的阅历,又年轻胃U好:还没因饭桌上菜多怯过阵
呢。几十年了,多次忆起这次宴席,那新媳妇什么模式,那席怎么开得场,哪道或哪几道菜有特点印象深,全忘得千干净净。只记得那菜上了一道,又是一道。吃了两个多钟头,还没完的意思.就一个人溜了出去,到村外茨沟边上浏览一番,透了透气,谁知回来后,宴席才进入了高潮。容易领悟,这没完没了中显示的是丰富、隆重和诚意。
韩城的传统大菜叫“八大碗”,为红焖、白肉、杂脍小炒、凉菜、海带粉、酥肉、丸子八样菜。其中,只有“小炒”是肉丝炒菜,“凉菜”就是醋溜白菜,“海带粉”是海带丝加粉条灌点咸汤,其它五个菜要事先做好,一一装进蒸碗上笼蒸就,用时加热,翻人已装上山菜、粉条、红薯等底莱的上席的碗碟中。杂脍只是上笼的其余四菜的合成。在此基础之上又有“十全”席、“十三花”、“八大八小”席。“十全”是“八碗”加上甜糕和夹沙肉。“十三花”是加上甜糕和四个“小吃”。小吃是汤菜。用粉面拌汤,或甜的,下百合、莲子等为料,或咸的,下鸡肉小丸子、猪蹄烧制后切就的碎块肉为料。“八大八小”仍以“小吃”凑数。最隆重的席面称“红顶席”,吃过的老人们常以此做为炫耀的谈资,也不过是在“八碗”各碗菜上而中心位置,放上半个剥了皮的、染红了的熟鸡蛋。韩城有句俗语:“火锅子挎四碗,吃得鳖瞪眼。”火锅中放的材料,主要是大肉做的丸子、酥肉、肉片、蛋卷等有限的花样,加上豆腐、白菜、粉条之类,四边配置的四碗菜,绝不会超出“八碗”的范围。你听听,就这,还把吃不上的人气得直泄私愤。
 韩城节日或婚嫁喜事时待客,早饭讲究吃馄饨。用擀好的面皮包上切碎的白萝卜馅,捏成比枣子稍小的规定的样式,事先蒸熟。用时,滚水煮热空干,装上半碗,浇上莱汤即可。次点的馄饨叫“空心馄饨”,仍是馄饨式样,但不包萝卜馅,老人们说,那是缺菜地方的规程,自然,浇的菜汤的质量也就差了。上乘馄饨叫“过桥馄饨”,突出的特点是“过桥”,所谓“过桥”,就是吃时,预热好的混饨和锄于的菜汤分别放到饭桌上,用勺子把馄饨捞到菜汤中再吃,自然,其馄饨面要白些,捏得要小要整齐些,菜汤的材料要丰富一些了。馄饨莱汤用料,大抵是猪肉臊子、豆腐、白菜、菠菜、金针、黑木耳、海带丝等。
 韩城宴席常设在四合院上房,卜二扇屏风门一撤,排场大方,安的是八仙桌,上席位并着两把太师椅,两边杆置一条‘卜镶花牙的条橙,碗碟也是景德瓷器,薄如纸,声如磐;放在全国比,绝对一流。可就内容言,确实有些寒碜,虽也有自己的程式,有咸有甜,热凉搭配,荤素相间,们是样数少,就耍“八大碗”。炒菜少,吃过的人知道.“小炒”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样。用料单一,大肉为主。底菜多,占半碗。佐菜样数少,主要靠白菜、粉条撑摊子。
 有人会问,家中设宴如此,馆子里怎么样?告诉你,不怎么样。席面还是这样的席面,材料还是这么些材料。旧社会,韩城的馆子叫“酒厨”,称的上“酒厨”的也就“汇储园”、“庆春楼”那么儿家。生产队那会儿,集体干活热闹,十来个人—块干活休息时的场合最适宜谝闲传。吃计;泡,说的最多的便是吃。就听到过见多识广的年长者说起他下酒厨的阅历。说他当年跟着某某人去“汇储园”升‘厂次眼界。说去酒厨不能吃席,那不还和行门户吃席——个样?说某某要的是鱼,说那鱼吃得痛快,吃完了肉,还叫厨头把龟头和骨架做成汤来喝。说那酒厨吃喝来得快,要茶,只需将前端焊有锥形容器的铁杵,朝四面风炉子里—戳,眨跟工夫就有了滚茶。
 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曾先后来韩视察工作,听说招待的是羊肉饴恪。算来算去,韩城能拿出手的也就是羊肉饴铬。也只有羊肉饴铬,还敢到饮食文化也不算发达的西安设摊叫卖。《韩城市志·商贸志·饮食业》中多半介绍的就是羊肉饴铬,突出介绍了老城西街口的饴铬,说它从来料源头上严把质量关,采用哪里的荞麦磨出的面,哪里的蒿子,哪里的羊肉,哪里的辣子,才有了那样的名声。这说法也和前文提到的那位下过“汇储园”的长者说的相类似,不过,那长者更强调的是那辣子是“怎样”的红亮,腊月天端上来的热饴恪竟然不冒气,都叫油花闭住了。但羊肉饴铬只能算小吃,不是大菜。
  韩城待客的花样饭,再就是蒸肉白菜和羊肉胡卜了。这猪肉片覆盖着的面拌白菜蒸食品,还上了《韩城文史资料汇编》呢。这“胡卜”,就是把烙出来的薄面饼切成细条状,放在配好的羊肉出头的汤中小煮一下。你看看,韩城的饮食大抵就是这样。
 平心而论,韩城饮食也有其省时、实惠的优点。“八碗”事先多已蒸好,用时快而方便。俗语:“八碗一盘端。”就是说上菜一次完成。质量则体现在碗中肉的数量和味道上。馄饨事先捏好蒸就,来客时只备菜汤即可。祭祖的食物也是这样,越是隆重,肉片越大,垒得越高,祭器越大而已。
 韩城小吃,显然受了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影响。游牧民族习吃牛羊肉,饴铬离不了“蒿籽”,这沙蒿籽出产于陕北三边一带,而“胡卜”有个“胡”字,西戎东夷南蛮北胡,这“胡”,泛指北方少数民族。韩城小吃,应该是金元二百年间游牧民族政权占领韩城的痕迹吧。
 通过饮食,还能看到韩城人执着于传统的更根本的性格。韩城有句俗语,叫“红萝卜不上席摆”。而“红萝卜”,学名“胡萝卜”,原产西域。韩城人接受了羊肉,喜欢上羊肉,但韩城的传统大菜又绝对不用羊肉。韩城上“八碗”前也有下酒的凉菜,盛凉菜的盘子叫“菜盒子”,见方一尺多点,用木条分为九格,上过红漆,可盛九种比如发菜、石花菜之类的凉菜。这以漆器为食器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甚或更早的时期。苏州凉菜凑双数图吉利比这“九”字就俗气了。古书上说:“九,天地之至数也。始于一,终于九焉。”可以这样理解,这“九”,是最大的数目,包含一切,包含了向往的最多道数的菜,也包含了待客的最真挚最隆重的情意。
 韩城接受外来饮食以至让其成了自己的代表小吃,但韩城大莱仍固守着自己的老模式,固守着一种民族情结,在这落后的饮食文化中,您能否感到一种悠久的纯正呢。
 隔河相望的晋西南一带也吃“八碗”、“十三花”,韩城的饮食习俗应是山西的影响吧。而晋西南,就是尧舜禹的发祥之地。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平阳就在临汾四边,蒲坂就在永济西边黄河东岸,安邑就在夏县西边。三地都在晋西南,与韩城最远的是临汾,直线距离也不到二百公里。
 韩城西北崇山峻岭,东南黄土台原,濒临黄河。源自深山流向黄河的溪水将大台原分割成多条东西走向的小台原。地貌大体比例为七山一水二分田。可耕地少,在明清几百年中,大体稳定在不足四十万亩的数量上,绝大部份为早地,就比较多地集中在这些小台原上。自古以来,韩城人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曾做过不懈努力。先秦就有人引盘水灌地,修筑水田一百六十余亩。唐时,西韩州治中云得臣自龙门引黄河水灌田六千余亩。明朝万历年间,县令马攀龙利用沟溪水利,组织修渠五十一条,建造水田将近万亩。滹水狮山渊对面象山山脚高崖上,刻有”马公千丈渠”五个大字,记载彰扬着马攀龙的功绩。但是,直到民国时期,韩城水田总共也就万亩多点而已,在可耕地中所占比例极小。旧《县志》载:韩城“以域狭故,粟麦独缺,而仰给者,上郡之洛川、宜川、延长诸处,南之合陌,西南之澄城,每岁负担驴骡,络绎于路,渡沟历涧,风雨雪霜,日夜不绝。富室贫家,率寄饔飧于市集:倘三日闭粜,则人皆不火矣。”所以,韩城虽有近黄河、有低地、利于人口数量极少的先民生活的优势自然条件,但在人口数量发展到一定规模时,要从农业走出一条谋生求福想发展的道路就脱离客观现实了。
海拔和土质使韩城得天独厚,盛产花椒。现在,花椒是韩城经济的一大支柱,这有赖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富裕的生活、饮食质量的迅速提高带动起的旺盛的花椒需求。在古代,孟老夫子的五十岁不再背负重物,七十岁能有肉吃的社会理想始终未能实现。所以,显然早在明朝,韩城花椒便行销江南塞北,却只能是经济生活的有限的补充。
韩城北部山区有条大川道,叫冶户川,名称来由是:最迟北宋时期,这里就居住了大量的冶铁人家。韩城铁矿的开采,可上溯西汉时期。铁质优良能锻造农具以至兵器。清水衬“炉院”最为著名,工匠薛姓,所铸犁铧畅销省内外,人称“铧薛”。“铧薛”铸造了天下第一关帝庙—一山西解州关帝庙铁狮子,相传山西五台山的铁香炉,兰州五泉山的龙风铁旗杆都是“铧薛”的作品,可知“铧薛”工艺相当高超,—个时期还相当繁荣。但韩城铁矿开采冶炼成本高,因此,北宋名臣包拯为了减轻朝廷负担,还写了封请求朝廷取消官营韩城铁矿的奏
折。清光绪年间推行新政,省里也曾派人经营冶户川铁矿,最终仍因成本关系作罢。
冶铁离不了煤炭。韩城煤矿位于渭北黑腰带上,有开采价值。煤炭业的发展,对交通依赖很大。韩城西北崇山峻岭相隔,南横数条大沟拦阻,直到清朝末期。据《韩城乡土教材》记载:“马车仅可南驰合阳,北达西庄,东北至昝镇。此外,皆驴驮负担小路。”就是说,去北乡山区煤矿,陆路只能是“驴驮负担小路”了。韩城东有黄河,给煤炭外运提供了方便。老《县志》说:“(煤船)数百十艘,连尾而下,白韩城而合阳、朝邑、同州、潼关、华阴,自河达渭,至于长安、周至、户县以西。”由上可知,铁矿和煤炭的开发都曾形成一定规模,对韩城经济都起过一定作用。
明朝万历年间写的《县志》介绍韩城风俗时说:“南敦稼穑,北尚服贾。”是说韩城南乡注重种庄稼,北乡崇尚做生意,指出了韩城经济的特点,强调丁韩城几百年前便经商成风,经商致富的情形。一百七十年后的清朝乾隆年间成书的《县志》仍持这一观点。确实如此,比起农业、花椒、铁矿、煤炭业,商业对明清几百年问韩城经济发展的作用要大得多。
韩城向有“八大家”之说,城单—四大家。姓氏依次为“苏、牛、薛、张”,城外四方各——家,为“东丁、西杨、南胡、北党”。称其为“大家”,主要是富有。而其财富来源,虽说没有哪一家不事稼穑,但没有哪一家是因为经营农业而富甲一方的。较多得利于农业的是“南胡”,即彭村胡家。胡家在白马滩经营山庄子,人称“力。沟十八岔”,自然种庄稼,但林木以及其它…货的收益要更大一些。据《韩城市志》记载:土地改革时,韩城最大的地主也才七百亩地,和山东、河南、四川的大户比,简直不值一提,多数都是百亩左右乃至四五十亩的小地主,凭此,难以积累起巨额财富。虽说没有哪一家没有过官宦,但没有哪一家是因为做官聚敛而成为巨富的。韩城代有高官,但王状元王相国王家,“兄弟侍郎”的解家,“父子御史”的卫家,“祖孙巡抚”的刘家,都不在“八大家”之列。“八大家”卞要是经商发的财。
明末左懋第在《常平仓议》中说:韩城“地十,七其山;人十,三其贾。”是说韩城地少由多,有十分之三的家产,以经商为经济主要来源。这应是个很大的比例。他们绝大部分是外出做生意,不拘行商坐贾,东至辽宁,西到兰州,南至佛山,北到三边,到处都有他们的踪迹。明代北乡李村卫家在辽东经商,族人及村人多在生意上当伙计,那时不兴带家眷,辽东距韩城路途遥远,三年才回来一趟,住上一年又要前往。所以,北乡留下这样的民谣;“有女不往李村嫁,一辈要守多半辈寡。”《韩城市文物志·皇清例授修职郎贡生善长杨公墓志铭》载:鸦儿坡头村杨善长在定边经营祖传生意,同治七年,遇土匪抢劫,生意遭创,险丧性命。三年后,又赴定边,恢复生意,至光绪年间,“又连立数号,事事皆昌”,开创了杨氏“德又公”号前所未有的局面。“八大家”顶尖大户是苏家,苏家世代在苏州经营丝绸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兴,占领江浙一带,苏家丝坊才助落下来。
“八大家”后起之秀是北乡党家村,党家村有党贾两姓,从清初顺治年间,就去河南南阳做生意,先在南阳重镇、濒临白河的瓦店仓位恒兴桂商号,后在南阳重镇、濒临唐河的社旗创立了合兴发商号。两号都能持续兴盛发展,直到京汉铁路修成,夺走了南阳府南北运输
水陆码头的优势才告结束,延续达两个半世纪之久。仅“合兴发”兴盛时期,就“独有一条太平街,自筑码头自建仓。店员上千船编队,分号遍布豫、鄂疆”。道光咸丰年间,两号同时达到鼎盛时期,运回村里的,号称“日进白银成千两”,相传隔几天就有镖驮回村,随后会听到吆喝号里有股份的人家去分银子的锣声响起,就见到巷道里提着小斗、端着簸箕的人们来来往往。
韩城建有大批高质量的寺庙、道观、台榭、塔楼,这些建筑朝廷拨款兴建的极少,仅有司马庙、法王庙、河渎庙数处,绝大多数为地方筹资、民间集资募捐建造,连明朝末年修筑的砖砌韩城城池,也是集资募捐修建的。韩城民居质量明显高于外地,许多四合院民居在外乡人眼里如同庙宇祠堂一样。这些建筑所需要的雄厚的资金,主要是外出经商赚取的钱财,而不是别的什么行业。商业获取的巨额资金,除投资建筑外,对韩城分外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国几千年文化,其核心支柱就是‘文史’……任何人,从事任何专业和学科,其可能达到的极限有赖于他对母文及自家历史的知识和理解……在文史之邦的中国。圮其如此。”(见《文史知识〈读者·作者·编者〉》2003年4期)这段活称我们中国为“文史之邦”,我想,首先在刁:我们中国的历史有举世无双的四千余年绵延不断的系统的文字记载,这一工程,开创于史圣司马迁,其巨著《史记》在史学、文学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峰,至今没有人企及。韩城今有“文史之乡”的美誉,我想,不仅在于司马迁“生于龙门”,是韩城人,还在于韩城在这“文史”的“文”字上也做得相当出色。这“文”不仅指“母文”,也指以母文为载体的传统文化,其主体就是孔孟学说,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包容极广,塑造了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文化特征,而科举制度,则是其实施影响的最有效的手段。韩城在科举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其享有“文史之乡”美誉的又一大依据。
科举考试分四级:最低级别是“院试”,在州府举行,考取者为秀才,第一名为案首。再上是“乡试”,在省城举行,考取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再上是“会试”,在京城举行,考取者称会上,第一名为会元。最高级别是殿试,在皇宫大殿举行,皇帝主持,考取者称进士,第一名称状元。
老城南门外原有三座牌坊,其上都题有匾额,最脍炙人口的一块是“解状盛区”,意思说韩城是出过解元和状元的文气兴盛的地方。这话只是简而言之,案首和会元也出过。取得秀才和案首功名的,《县志》上不予记载。韩城有民谣:“上了柿谷坡,秀才比驴多。”粗俗地道
山了韩城秀才的数量。据笔者所知,仪清朝光绪年间,党家村就取得了三个案首。《韩城市志》载,明清两朝,韩城考取的举人,共有544人,其中文科371人,武科173人;中解元者11人,文科5人,武科6人。考取会元的两人,一文一武。自宋朝以来,中进士115名,其中文科99人,武科16人。元代,郝鼎臣高中状元,清乾隆年间,王杰又高中状元。韩城盛传“一母三进土,一举一贡生”的科举佳话,说的是明朝解家村解家同胞兄弟五人的事。
科举废除后,韩城强劲的文脉仍然兴盛不衰。民国初年,上北大、清华,出外留洋的就为数不少,著名的有:王捷三、张龙门、张勉斋、贺西垣、师哲、贾幼慧、同伯亭、杨继之、王文山、冯养浩等人。解放后,最有影响的普通高考,牙;再举行全国评比。省级坪比中,理科最为激烈,1954年,党治国取得陕西第一名,1987年,杨恒林又取得陕西第一名。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韩城又有了“一母四学士.三个清华生”的佳话流传,说的是姚庄一姚姓人家的事。在市县考取比率评比中,韩城儿子年年居于全省高考成绩最好的渭南地区的第一名。
韩城兴盛的文脉有其深远的根源。战国初年,做过魏文侯老师的孔子的大弟子子夏(名卜商),曾在韩城设帐授徒。隋朝大业年间,山西大儒王通在王带村设帐讲学。明朝,河津理学大师薛宣在双楼村讲学。而后,韩城科举日盛,城乡广设私塾、社学、义塾,仅为穷困子弟设立的免费学习的义塾就有二十五处之多。一些地方官员及贤达人土又先后设立了十三座书院,为学子深造提供条件,著名的有龙门书院、少梁书院、古柏书院、萝石书院。明朝崇祯年间,知县左懋第在南关路西创建学院,亲任主讲,影响很大,到清朝,将此书院以左的字号“萝石”命名,多任知县关心捐助,兴旺二百余年。比书院更高的又有为取得秀才功名者设立的县学。处于广’泛的、行层次的基础教育体系之上,县学中自然人才济济了。
韩城有许多祟尚文教的建筑设施,构成“文史之乡”的浓郁的文化氛围,对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始建于唐代,主祀孔老夫子的文庙,历经宋金元明清各代扩建重修,形成一组宏伟的建筑群,至今保存完好。城乡到处建有魁星楼,供奉主管文运官名叫文曲星的魁星爷,提醒和刺激人们学习文化,角逐考场,博取功名。村村建有”惜字炉”,许多村建有多个,警示人们崇敬文化,不得将写有文字的纸片随意抛弃或移做他用,要收集起来集中在炉中焚化,以示珍惜之意。许多人家每年春节备年大忙时,分给孩子的任务就是把家中的字纸,以及从香炉沙中筛出来的香头一并送到炉中焚化,自小向孩子灌输读书进取的思想。
就是这样的环境,熏陶出了一批批举人和进士,熏陶出了众多的大学生和留洋博士,也熏陶出了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席位的杜鹏程先生。
在这一章节,有必要补写儿句有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话。无论从白自己,还是从韩城人受到白的影响说,韩城地方志都应该为白居易辞专章介绍。
《旧唐书》说:白居易是”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初,建立功于高齐(即高欢所建的北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邦,今为下邦人焉。”白建是太原人,所谓”仍孙”,即八世孙。“子孙家焉”,是说白居易’七世祖、六世祖、五世祖在韩城安了家,落了户籍。白温是白居易的四世祖,是他决策移家渭南下郢,能做这一决策说明他已上无老人,下有儿孙。也就是说,白建之后,白居易应有五代或者六代祖先在韩城生活过,白居易受到韩城的影响比太原大得多。1986年,韩城苏东镇发现口居易从祖兄弟白公济夫妇合葬墓。这告诉我们,白温不是一个儿子,迁家下封后,韩城仍留有他的儿孙,他们之间必有来往。(见《韩城文物志》)据旧《县志》,白家封田在香山下,白居易则自号“香山居士”,这说明他铭记着韩城对自己的影响。明朝写成的现存最早的《韩城县志》为白居易立了传,把白当韩城人看,香山下原有白公祠,县南陈村也建有白公祠,也就是说,韩城人自古就祭祀白居易,以他为荣,受他影响。而后编写的《县志》都持明编《县志》的说法。但是,新编《韩城市志》却没将白收录在内。我们认为,这不合事实。白建只是白居易的八世远祖,
对其太原籍贯,一般工具书及文学史都能注意到,说白“祖籍太原”,而对住过更亲近的五六代祖先、白居易认同的、又曾几百年接受白居易影响的韩城这一事实,今天的韩城人却视而不见。岂不悲哉!
如果认可白居易与韩城的亲密关系,为韩城的“文史之乡”的美誉又可添上重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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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贵族呼延氏的渊源变迁  呼延氏是出自陕北的一个十分古老的著名姓氏。西周时,作为戎族的一支,从陕北延河流域向西北迁徙至灵武一带,成为朐衍之戎。春秋战国之际,匈奴兴起,先后吸收融合了北方的鬼方、猃狁、戎、狄等部落而强大起来,朐衍戎演变为呼衍或呼延氏,成为匈奴的一支。汉代,呼延氏成为匈奴贵族,与匈奴单于“世为婚姻”;东汉初随南匈奴内迁朔方、上郡等缘边八郡。南北朝时期,他们或融入鲜卑,或同其他匈奴余部“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以稽胡或山胡的名称活跃于陕北大地。隋唐以后,逐渐融入汉民族之中,成为百家姓中的一员。


  由于史载阙漏,呼延氏在汉代以前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汉代以后,他们的活动不时见诸史籍。据《史记•匈奴传》叙述,冒顿单于时的世家大族有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后汉书•南匈奴传》傅章怀注云:“冒顿单于时,大姓有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三姓贵种也”。同书亦载:“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于单于婚姻”。自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即位(前58年)后,虚连题氏多与呼衍氏为婚姻,所以,《晋书•北狄传》中说:“呼延氏最贵”。这一时期可能是呼延氏族的黄金时代。
  到了北魏时期,呼延氏失去贵族身份,沦为奴隶或平民,受到鲜卑贵族统治者的奴役。据《魏书•庾业延传》记载,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离石一带的稽胡“不乐内徙”,反对配给郡县为奴隶,在呼延铁的领导下,发动了反魏运动。《魏书•世祖纪》还记载,南匈奴余部也有归附北魏者。始光四年(427)“西讨赫连昌,济君子津,三城胡酋鹊子相率内附”。关于三城胡之所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7陕西延安府条下云:“三城在府东南。魏收《志》偏城郡广武县有三城是也。”偏城郡和广武县均北魏所置,其地在延长、延安境内。这些南匈奴余部“三城胡”当是降为平民,融入鲜卑中去了。到了北周时,这些内附的呼延氏踪迹又在关中一带出现。在咸阳发现的北周武成二年(560)二月的《王妙晖等五十人造像铭》和发现于渭南的武成二年九月的《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就有“邑主呼延蛮獠”、“邑主呼延观”的题名。另外题名中还有出于鲜卑的拓跋氏、叱干氏、普屯氏、如罗氏和稽氏、俟奴氏、费连氏等;有出于高车部的屋引氏、贺拔氏、乞伏氏、乙旃氏等;有属于西域胡姓的支氏、白氏等北方部族姓氏26种。同时也有韩、吕、程、王等汉人姓氏,说明呼延氏已与这些不同民族的居民融为一体,和睦相处。到了隋唐以后,他们都成为汉族大家庭的一员了。
  以上种种史料表明,延河两岸、汾川(云岩)河流域的延安、延长、宜川等地,确实是包括匈奴贵族呼延氏及其以后的稽胡族长期居住生活的地方。他们的姓氏及地名也顽强地流传至今。单延长一县,至今仍有姓呼延者2368人(据1986年《延长县志》),延长县南不远有地名呼家川,宜川县新市河乡有呼家窑子等。另外,神木县的呼家渠有呼姓数百口,还有一部分迁徙到内蒙、靖边等地。陕北呼延氏可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了。只是近些年来,有些呼延氏后裔取单姓呼,或单姓延,但仍抹不去其姓氏中的匈奴文化印记。  
匈奴大姓郝氏与陕北郝姓  1998年5月,延长县黑家堡镇瓦村望台庄出土一方隋大业九年(613)的《郝伏愿墓志》。志中说:“君讳宜,字伏愿,望出西衢国人也。四世祖郝子鱼有得,西将胡人,一余向东,往至太原治。经一十五年衰弱,为魏所统,遂授遍城郡守、领民酋长,因官食封。”意思是说,郝伏愿的族望出自西衢之国。他的四世祖郝子鱼,字有得,曾经是这个胡人国家的将军,后来向东移居到太原境内。过了15年,归顺北魏,被授于遍城郡守,兼任管理本民族部落的酋长。志中所说的西衢国,当指大夏,居延长县之西的靖边县一带,故曰西衢,为匈奴人建立的国家。史载赫连勃勃之先为南匈奴一支,东汉时归附,赐姓刘。407年,其后裔赫连勃勃建立大夏,留下了举世闻名的统万城遗址,在延安城东修筑的丰林古城,后人犹呼之为赫连城。425年赫连勃勃死,其子赫连昌继位,内部争位不息;北魏乘机伐夏,于次年攻占统万城。赫连昌奔上邽(今天水),被北魏俘获,魏以公主下嫁,后因谋反被杀。其弟赫连定于平凉即位。430年,又被俘送至北魏,大夏遂亡。郝子鱼为“西将胡人”十五年,当在赫连勃勃当政时期(407-425),后因赫连昌被俘而归顺北魏。志中还说郝伏愿之父在北周“建德元年(572)授开府仪同三司”。郝伏愿于隋开皇元年(582)归降隋,先后任州主薄、延安郡清河府大督、定城府鹰扬郎将等职。大业七年(611)曾随隋炀帝参加征战高丽的战争,第二年在归途中死于今河北涿州境内。大业“九年三月五日葬在延安郡东百里去斤川肖斗村一里道”。郝氏家族“望出自西衢国”之匈奴,在陕北大地活动二百余年,族类繁炽,可谓望族。这就为我们探索陕北大姓郝姓的族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匈奴大量内徙盛于东汉时期。建武二十六年(50)冬,由于北匈奴经常袭击南匈奴,光武帝令南匈奴各部徙居西河、美稷、北地、朔方、云中、雁门、五原、代郡等缘边八郡,即今内蒙南部,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北部,都有匈奴各部落居住。经过几十年的繁衍,到公元90年,南匈奴人口由三万多人发展到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多口,胜兵五万多(《后汉书•南匈奴传》)。大约这个时期前后,南匈奴郝氏部落又迁徙到了陕北、晋北一带。此后,其活动踪迹屡见于史载。《晋书•惠帝纪》载:西晋元康六年(296),“匈奴郝散弟元度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卢水胡即匈奴的一支,因原居于张掖郡临松山下的卢水之滨,故名。到了北魏时,渭北的卢水胡的分布中心已到杏城(今黄陵境内)一带。太平真君六年(445),杏城的卢水胡爆发了两次反魏运动。其首领一个是郝温,一个是盖吴,同为匈奴卢水胡人。北魏以后,这些匈奴余部又被统称为稽胡,也不断发动起义。《周书•稽胡传》载: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延州(今延安)稽胡首领郝阿保、郝狼皮,聚众起义,并自任相国、柱国。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延州蒲川稽胡别帅郝三郎也率领部众起兵反周。当然,也有匈奴郝氏其他支系的部落酋豪进入统治阶层,如郝伏愿家族,从夏历北魏、北周至隋代,世居夏、延两州之地,世代为朝廷命官兼部落酋长。
  这些长期留居陕北各地的匈奴郝氏部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与各民族错居杂处,不断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最终都融入汉民族中去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徙居外地,而另一部分则在陕北繁衍生息,如今已成陕北大姓。郝姓主要分布在延长、子长、延川、清涧一带,与北朝至隋代郝伏愿家族的活动区域相吻合。如今上述几县以郝姓命名的村落比较常见,单清涧县就有郝家湾、郝家石硷、郝家山、郝家沟、郝家畔、郝村等十余个,府谷县有郝家畔塌、郝家寨、郝家中墕等,子长县有郝峪家岔,延长县有郝家塌等。据《延长县志》载,至1986年,延长县的郝姓人口达1981人,成为延长大姓。现在,全国的郝姓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内蒙、辽宁、河南等省区,人口已逾360万,为当代百家大姓中排在第71位的大姓。其族源,除出自3000年前的商汤的后裔郝省氏(封于郝乡,今陕西周至县东,后迁于山西太原附近)外,出自匈奴的郝氏又是一个重要来源。郝伏愿墓志则是陕北郝姓出自匈奴郝氏有力的历史佐证。  
赫赫有名的赫连姓  赫姓在全国是个很稀有的姓氏,但在陕北却时有所见,也有不少以赫姓命名的村落,如子长县有赫家堡,神木县有赫家圪崂,等等。追溯陕北赫姓的先祖,却是公元五世纪初建立了匈奴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真可谓赫赫有名了。
  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所述,赫连勃勃的祖先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后来率部归附东汉,南迁到雁门郡(今山西朔州境内),赐姓刘。前秦时,勃勃之父刘卫辰被符坚封为北单于。淝水之战后,刘卫辰被北魏所杀,勃勃被俘。在送往北魏的路上,勃勃逃脱,投奔后秦姚兴,受到重用,镇守朔方(治今内蒙杭锦旗磴口县北)。勃勃在朔方兼并其他匈奴和鲜卑部落,势力逐渐壮大,拥有十万余众,于公元407年自称天王、大单于。因传说匈奴是夏后氏之裔,故以大夏为国号。称王后,他认为自己既为天子,即应与天相连,因此取姓赫连(匈奴语“天”之意),令其所属匈奴部落以铁弗为姓,祝愿其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之意,足见其的雄心勃勃。
  赫连勃勃久居中原,汉化程度很高。他的武功不能说不显赫,但文治却毫无称道之处。在十六国争雄的混乱局面中,他以今河套、庆阳、陕北为中心,打出了南到秦岭,东到山西太原,西到宁夏、兰州一带的一片地盘,所筑的都城,也取“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而名之统万城。但他的残暴与治国无方,也因筑统万城而闻名于后世。据说筑统万城时,土要蒸熟,并浇灌米浆,再用夯筑。若夯窝渗水,筑者则要被处死。又说,他命叱干阿利督造箭甲,做成后,由工匠互相试用。做箭者箭射披甲者,若射不穿,则做箭者死。若射穿,则做甲者死,反正无道理可讲。所以夏国的城池建筑和武器,都十分结实耐用。赫连勃勃留给陕北的,一是靖边的统万城和延安东川的丰林古城,二是延川县黄河岸边土岗塬上的赫连勃勃墓,三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姓氏。
  统万城早已闻名于世,但丰林故城却鲜为人知。北宋时,丰林故城的雄姿犹在。沈括知延州时(),曾对丰林城作过勘察,在其名著《梦溪笔谈》中记述“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坚密如石,凿之皆火出。甚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攻也”。并且感慨“赫连之城,深为可法也”。它的遗址,在今李渠镇周家湾村东一公里处,背倚大山,前傍丰林水,坚密如石的马面,虽经千百年风雨剥蚀,依然屹立,城池轮廓依稀可辨。
  大夏国只存在了24年(407-431)就在历史上消失了,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匈奴,作为一个民族也不复存在了。大夏国的遗民和赫连氏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一部分融入吐谷浑中,一部分融入鲜卑人中,隋唐时期,最终都融入汉族中去了。他们的后裔,在史籍中不时有踪迹可寻。
  《北齐书•赫连子悦传》载:“赫连子悦,北齐人。勃勃后,字士欣。文襄时除郑州刺使,治为天下最。入为都官尚书,郑州百姓八百余请立碑颂德。后以本官兼史部。子悦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无学术,又无风仪,人伦清鉴,去之弥远”。说明夏亡一百年后,赫连勃勃后裔在汉人政权北齐(550-577)作官时,深受汉文化熏陶,已深谙治民之道,且操守清高,受到老百姓爱戴,比起乃祖的凶狠残暴,已有天壤之别。
  几乎与赫连子悦同时期,另有一个赫连勃勃的后裔赫连达也在北周(557-581)为显宦。《周书•赫连达传》说,赫连达,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境内)人,勃勃后,字朔国。他的曾祖父库多汗,可能在大夏灭亡后,因为避难而改姓杜氏。赫连达青年时代即在北魏贺拔岳部下南征北伐,累立战功。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孝武帝逃进长安,在宇文泰拥立下建立西魏,“褒叙勋衣,昭复姓赫连氏”,赐与赫连达广乡县男的爵位,并恢复了他本来的姓氏。公元557年,赫连达又拥立宇文泰建立北周,担任过陇州刺使。保定(561-568)初,升为大将军、夏州(治今靖边白城子)总管。建德二年(573)年,进爵柱国,死于任所。其子赫连迁嗣,大象(579-580)年,位至大将军、蒲州(治今山西永济)刺使。
  隋代,赫连氏后裔的情况史无明载。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西郊省印刷研究所工地发现了一座隋墓,墓主是一位匈奴女子。其墓志铭中有“大隋东宫故内司食赫连山妃”字样,墓志内容清晰地显示出墓主是位血统高贵的匈奴女子,死前是宫中管理膳食的女官。她逝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0),时年55岁。曾经叱咤风云的赫连勃勃,其后裔也曾为将为相。但到了隋代,有的后裔却在皇宫中当了管理皇太子膳食的女官,沦为宫女奴卑,地位一落千丈。
  赫连氏后裔中,还有一支融入吐谷浑。公元425年,赫连勃勃死,其子昌继位。427年北魏伐夏攻占统万城,昌奔上邽(今天水),被北魏俘获,后被杀。赫连昌被俘后,其弟赫连定又在平凉称帝。430年,北魏攻克平凉,赫连定又西奔攻灭西秦,掳西秦民众十余万,意欲西占河西,东山再起,半路被吐谷浑击溃,并把赫连定俘送北魏。从此,赫连定残部被吐谷浑吞并,成为其一部分。《新五代史•吐谷浑传》:“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连等族”。唐至德(766-767)中,吐谷浑被吐蕃所破,部落分散,有一部分内附,被唐王朝安置于河西地区。唐开成年间(836-839),赫连铎之父率族人三千帐数万众徙居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唐懿宗时(860-874),赫连铎曾因讨伐庞勋有功,官拜大同节度使。唐懿宗乾符五年(878),赫连铎乘长期盘踞振武、代北(今内蒙西部、陕北之间大片土地)的沙陀人李国昌出兵攻击党项之机,率部袭击李国昌的老巢,李国昌败走云中(今山西大同),赫连铎遂占据陕北秃尾河以北、包头以西的河套地区数十年。五代时,为后晋(936-947)所破,其部众又被徙居蔚州(今河北蔚县)一带。
  自赫连勃勃发迹陕北,其后裔赫连达、赫连铎等部又长期活动在内蒙西部与陕北间的土地上,前后达四五百年之久,对陕北民族成份和姓氏种群的影响之深自不待言。赫连勃勃之墓安置在延川县土岗之塬,自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即使是一座疑冢或纪念冢,也当是其后裔为其先祖所筑,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赫连氏与陕北赫姓的渊源关系。  
天下匈奴遍地刘  “天下匈奴遍地刘”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内徙中国大地的匈奴族人中,大多都改姓刘。如今,刘姓是排在王、李、张三姓后的的第四大姓,全国刘姓总人口约六七千万;除了出自祁姓和姬姓的汉人以外,匈奴后裔的大量加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自西汉初至东汉末,陕北是汉王朝安置内附的匈奴五属国和缘边八郡之一。匈奴的部落族帐散居陕北、内蒙间大片土地四五百年之久,自立为王者有之,建都称帝者有之,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陕北刘姓自然也和匈奴脱不了干系。
  历史上,匈奴人大量入居陕北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在霍去病大军的几次打击下,居住河西的匈奴别部休屠王和浑邪王率数万众降汉,西汉政府置天水、安定、西河、五原和陕北的上郡等五属国安置;第二次是西汉元帝甘露二年(前52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曾一度被安置于内蒙西部五原郡(今包头市西北)与陕北之间;第三次是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由于北匈奴的攻击,汉光武帝准许南匈奴徙居西河郡(今府谷县西北)、美稷(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北)、北地郡(东汉由甘肃庆阳移治宁夏吴中市),朔方郡(今内蒙磴口县北)、五原郡(今包头市西北),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县东北)、定襄郡(今内蒙和林格尔、呼和浩特东南)、雁门郡(今山西右玉县东南)和代郡(治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其中,除北地、雁门、代郡外,其余六郡都在今内蒙西部与陕北之间,这是汉代匈奴人最集中的居住地;第四次便是(405-431)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占据陕北的时期。
  魏晋十六国时期,南匈奴贵族后裔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以南匈奴单于家族与汉朝宗室世代通婚为由,自称姓刘。如前汉(又称前赵)的建立者刘渊,其祖父就是南匈奴扶罗单于。赫连勃勃之父刘卫辰,也是南匈奴单于之后而冒姓刘。还有,南北朝时,匈奴屠各部的一支独孤氏,也改姓刘,人称孤独刘。而这个屠各匈奴,曾一度盘踞在黄陵、洛川一带(见前秦《邓太尉祠碑》)。据武沐的研究,东汉以来,匈奴人由少数贵族有姓氏、普通匈奴人无姓氏,发展到大部分匈奴人都有了自己的姓氏。据不完全统计,东汉以来,匈奴汉姓大体有刘、金、王、郝、成、董、石、路、毕等二十几个。由于刘姓是匈奴贵族所冒称之姓,所以也就成了匈奴汉姓的大宗,以致形成“天下匈奴遍地刘”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内徙蒙、陕、晋间的南匈奴各部与其他民族融合。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称之为稽胡。因居晋、陕山谷间,故又称山胡。从北魏以来,晋、陕、稽胡反抗统治阶级民族歧视与迫害的斗争此起彼伏,其发难首领也往往是刘姓稽胡。据《北史》、《北齐书》记载,北魏孝昌中(525-528),河东石楼吕梁山脉之中的山胡刘螽升自称天子,年号神嘉,坚持斗争十年之久。刘螽升被害后,部众又立其三子南海王为主,东魏天平二年(535),为高欢所剿灭。西魏大统七年(541),陕北夏州稽胡刘平伏又据上郡造反。北周建德五年(576),河东稽胡乘北周与北齐交兵之机,收集北齐败兵所弃甲仗为武器,拥立刘螽升之孙没铎为圣武皇帝,年号石平,谴兵驻守汾东、汾西,不久被北周派兵讨平。
  隋朝末年,离石和陕北稽胡的活动仍见于记载,而黄河东岸的离石曾是刘渊的发迹地和前赵首都,陕北的匈奴与稽胡更是根深蒂固。《隋书》记载,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延安人刘迦伦举兵反,自号皇王,建元大世”。《旧唐书•屈突通传》说,刘迦伦以十万之众,据雕阴郡(今富县),年号建元,署置百官。关中稽胡刘鹞子也起兵响应。直至大业十二年(616),李世民率兵到陕西,才把这股起义军镇压下去。又据《元和郡县志》所记,参加隋末农民起义的还有丹州(今宜川)稽胡刘步禄等。
  唐初武德元年(618),有北山稽胡攻富平,又发五万人攻宜君(《通鉴》卷185)。武德四年(621),宏化(今甘肃庆阳)稽胡帅刘成仙拥众数万,与李建成战于鄜州(今富县)。李建成诱降义军以后,屠杀六千余人。刘成仙逃脱,投奔盘踞朔方(治今靖边白城子)的割据势力梁师都,后都被唐兵剿灭。
  隋末唐初,河东离石稽胡刘苗王、刘龙儿、刘季真父子起兵响应河西陕北稽胡的起义,也先后被隋唐王朝派兵镇压下去。
  隋唐以后,稽胡逐渐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其活动不见史载,但刘性匈奴的有些后裔,仍可以溯其族源。如唐朝诗人刘禹锡,乃是北周时刘亮的七世孙。而刘亮的父亲刘持真,《周书》谓其为西魏的领民酋长,很显然是稽胡的部落首领。
  如今,有许多刘姓名人,也认同自己的匈奴人血统。如著名作家刘绍棠给《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高建群捎话说,民间传说“天下匈奴遍地刘”,因此,他的祖上很可能就是匈奴。刘先生的家乡燕赵大地魏晋时期,也是内徙匈奴的聚居地之一。又如延安籍作家刘成章,也认为自己的家族和匈奴有些关系。有一次,他去罗马尼亚访问,在作协主席的家里聊天。当他说出南北匈奴的渊源与变迁历史,并说自己身上很可能有匈奴人的血脉时,从屏风后面跑出罗马尼亚作协主席的妻子。她紧紧抱住刘成章唏嘘不已。原来,这个作协主席的夫人是匈牙利人。据中国史籍《史记》、《后汉书》等文献记载和欧洲史学界的多方面研究,公元1世纪至3世纪,北匈奴受到两汉王朝的多次打击,被迫西迁,在中亚的乌孙、康居、阿兰等地活动了二三百年,于公元4世纪到了欧洲,先后征服了东哥德人、西哥德人和日耳曼人部落,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在东欧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人国家,其领土东起威海,西至莱茵河,南到阿尔卑斯山(意大利北部),北至波罗的海。欧洲的匈奴人帝国曾多次与东罗马帝国交锋,所向披靡。公元451至452年,匈奴国王阿拉提率五十万大军进攻西罗马,由于西罗马与哥德人的联合抵抗和匈奴军中瘟疫流行而退兵。453年,阿拉提死去,匈奴帝国也随之崩溃。阿拉提的一个弟弟率领一部分民众在多瑙河下游、匈牙利地区定居下来,并与欧洲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今天的匈牙利。这一说法,得到了西方史学界的普遍认同。
  时隔两千多年以后,无论是西方的匈牙利人,还是东方的刘绍棠、刘成章先生,都不否认自己的匈奴人血统,那么,陕北刘姓和匈奴的关系又如何能避讳得了呢!
陕北望族白氏与胡姓白氏  据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所披露的最新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白姓总人口约350余万,在百家大姓中居第73位,主要集中在四川、山西、陕西三省,约占白姓总人口的55﹪。其实,在历史上,白姓也是陕北的望族之一,其历史悠久,支脉广布,名人辈出,史载不绝,在陕北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即使到了当代,以清涧白家为代表的陕北白氏,更是甲胄盈室,朝笏满堂,更显兴旺发达。
  陕北白姓民族成份比较复杂。追根溯源,应以内迁的龟兹为肇始。龟兹,西域古国之一,故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汉武帝时,有众八万余。龟兹王室因居白山(今天山)而姓白。张骞通西域之后,建立西域都护府,龟兹国也属其管辖,和西汉王朝的交往日益密切。汉宣帝时(前73年-前48年),龟兹王绛宾曾娶乌孙王妃汉朝解忧公主的女儿为妻,并到长安学习汉朝的制度和文化。后来,大概受到匈奴或其他周边国家的压迫要求内迁,西汉政府把龟兹数万民众安置在榆林北部陕蒙交界之地,并置龟兹县,设龟兹属国都尉进行管理。《汉书•地理志》云:上郡有龟兹县。颜师古注云:“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龟兹故城在今榆林城北牛家梁镇古城滩村,其城垣轮廓尚存。遗址内发现汉墓群,出土汉画像石、建筑材料等文物。特别是出土的皮囊形鱼首青铜扁壶、小口深腹罐等西域风格鲜明的器皿,是龟兹人在陕北居留生活的有力佐证。
  其后近百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南匈奴内附,东汉政府安置于内蒙南部河套地区。建武二十六年(50),又南徙河西郡(今神木东北),与龟兹人为邻。永寿元年(155),安定郡国都尉张鱼进屯长城,屯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东进。
  可能在魏晋时期,中原战乱,内迁安置的诸族得以自由迁徙。白姓龟兹人的一支由榆林的安置地迁西河,继而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后来发展为白姓的上党(今山西长治地区)族望和山西白姓的祖源之一。另有一支南迁关中,在渭河、洛河之间定居下来。发现于白水县的前秦建元四年(368)《广武将军□产碑》的题名中有翊威将军酋大白安、大人白平君等。酋大和大人都是少数民族首领的称呼。马长寿教授认为他们就是“起源于龟兹国王姓氏之白氏或帛氏”。他们也可能是关中白姓的祖源之一。
  南北朝时期,南匈奴融合了龟兹人、羌人等民族,成为稽胡族,散居于晋西北、陕北山谷间。为了反抗鲜卑统治者的奴役与歧视,不断起兵,。其中,不乏龟兹后裔的奋勇参加。北周神瑞二年(415),河西一带的稽胡迫于饥荒,渡过黄河与上党稽胡汇合,推举白亚栗斯为盟主,自号大单于,举兵起义,后被镇压。北周天和(566-572)间,延州总管宇文盛为了防止稽胡的一再起义,命人赶筑银州(今米脂)城。稽胡人在白郁久同的率领下,率众进攻宇文盛,终于寡不敌众,被俘杀害。不久,北周镇将刘雄出绥州进剿北部稽胡,乔白郎率义军渡过无定河迎战刘雄,也被击败。到了唐代初期,陕北又出现了被称之为延川稽胡或绥州部落稽胡,其首领为延州人白铁余。唐高宗永淳二年(683),白铁余利用佛教号召群众,举行起义,“据平城(今子长县、清涧县一带),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大斌二县(今清涧、绥德一带),杀官吏,焚民居”(见《通鉴》卷203)。后被程务廷会同夏州都督王方翼合兵平定。
  自唐朝中期以后,稽胡族逐渐完全融于汉民族中去了,其活动再也不见于史载。但是,他们的后裔,仍活跃于唐朝政治舞台。如大诗人白居易兄弟,就被认为是龟兹人后裔。最有力的证据是白居易之弟白敏中拜相时,崔慎酋称其为“蕃人”。诗人卢发咏白敏中的词中也说:“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论者以此推论白敏中姓氏系出西域龟兹国,那么其兄白居易自然也就是龟兹人的后裔了。又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白敏中墓志》、《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所记,白居易的祖先,先居关中,于北魏初徙居太原,至北朝末年又返居关中。太原白氏重回关中,原因甚多,未可一概而论。然关中渭河以北自魏晋以来,白氏多散居其间,此或与白氏重返居渭河以北有关。
  以上所说,是陕北白姓的主要来源是汉代内迁的龟兹国白氏。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少量的出自汉族白姓成分。另外,唐代入居陕北的突厥人、吐谷浑人,长期盘踞陕北的党项人、源自西亚的波斯人(元代成为回族)中也有白姓,他们也是陕北白姓的来源之一。正是由于大量白姓少数民族的加入,才使得白姓不断壮大,人口骤增。到了宋代,全国白姓人口约9万人,而陕西依然为白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白姓人口的32﹪。明代,山西一跃成为白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19万白姓人口的24.4﹪。当代,山西、陕西、四川依然是白姓大省,这与历史上内迁的西北白姓少数民族的分布和迁徙地域大体相一致。  
鲜卑拓跋氏与陕北拓姓  拓姓为拓跋氏省称。这类省称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复姓呼延,省称呼或省称延。关于拓跋氏,古文献及姓氏研究著作均指出是北魏皇姓,出自北魏王朝建立者鲜卑拓跋氏部落。他们自称黄帝之后,受封北土。谓黄帝以土为德,鲜卑语称土为拓,称后为跋,故以拓跋为氏,即黄帝后裔之意。
  陕北拓姓族源主要有二。一是直接得自鲜卑拓跋氏,二是得自党项羌化了的鲜卑秃发氏(拓拔氏异译)。而且与后者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拓跋鲜卑原居大兴安岭北部。在其二世祖推寅时,命子率部众占领匈奴故地,沿内蒙草原西进南迁。他的儿子诘汾与草原天女(匈奴女)生下北魏始祖力微,即“鲜卑父胡母“的拓跋鲜卑之祖。以后,拓跋鲜卑长期与匈奴民族相互通婚。另外。据《南齐书•魏虏传》说,拓跋鲜卑还有汉将李陵的血统。“初,匈奴女名托跋(拓跋之异写,下同)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姓托跋”。这说明拓跋氏是鲜卑与匈奴混血的,并且具有汉人血统的民族。北匈奴西迁后他们还接纳了南匈奴余部十余万落数十万众,势力迅速发展,成为鲜卑部落中最重要的一支,建立了包括匈奴、乌桓、敕勒等民族在内的强大的部落联盟。公元386年拓跋王圭建立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向四方用兵,南攻北伐,经过二十多年征战,到太武帝拓跋焘时逐步统一中国北方。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奉行穿汉服、娶汉妻、说汉话的多项汉化政策,并提倡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大姓通婚,加速了鲜卑汉化和融入汉族的过程。
  拓跋氏为北魏皇姓宗室。拓跋氏势力发展到陕北,可以追溯到始祖猗卢(?-316)前后。“自神元帝以来,与晋和好。是岁(昭帝元年),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去匈奴、乌丸诸都。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碑,与晋分界”(《北史•魏纪》)。杏城在今黄陵县城南。长城原即今富县羊泉原。
  拓跋氏子弟大量进入关中陕北,约在孝武帝(532—535)时。《周书•元伟传》载,元伟在孝武帝时任华州刺史。又有元季海被封为冯翊(今大荔)王。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孝武帝逃到长安,在宇文泰扶植下建立西魏,大批拓跋氏贵族入居关中。至于元氏怎么又复姓拓跋氏,这与北周时的以一次复辟事件有关。北周为宇文氏取代拓跋氏建立的鲜卑政权。周闵帝元年(557)年二月,赵贵等大臣谋图重新扶植元氏之后称帝。失败后,元氏子女被株连而株者甚众。到周明帝时,始把元氏沦为奴仆者免为平民,复为拓跋氏。另外,北周宇文泰还提倡过赐姓复姓和恢复太平以前代北复姓的运动。这些拓跋氏之后,经过千百年来的繁衍、迁徙,分布关中陕北各地,逐步融入汉民族之中。
  北周政权灭亡以后,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不复存在。逐渐融入汉族之后,其后裔人才辈出,在隋唐两代王朝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隋唐两代的建国者,都是鲜卑汉了的汉人。也有人认为杨氏、李氏即为鲜卑人。隋文帝的皇后和唐高祖的母亲为亲姊妹,同出于鲜卑化了的匈奴独孤氏之门。唐太宗之母窦氏和太宗的长孙皇后都是鲜卑人。唐朝宰相中,有30个为鲜卑人后裔。隋代建筑家宇文恺、《切韵》的作者陆法言、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刘禹锡等也为鲜卑后裔。难怪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时惊呼“自隋以来,名扬与时者,代北子弟十居六七”。
  拓姓的第二个族源是党项羌化了的鲜卑秃发氏。其过程说起来要曲折一些。党项拓跋氏源自鲜卑秃发氏。秃发为拓跋之异写,即前面提到的北魏始祖力微之兄秃发匹孤。他没有得到王位继承权,愤而率领部众沿黄河与贺兰山之间西进,最后迁到今甘肃河西地区,并与公元397年建立了南凉政权,建都西平(今西宁市)。公元414年为纥伏氏鲜卑建立的西秦所灭,部众大部分归西秦。后西秦为赫连夏灭,夏又为吐谷浑所灭。北魏统一北方后,西秦之地归与北魏版图。秃发氏一部分归于北魏,另一部分投奔北凉。后北凉为北魏所灭,其部众也归属北魏。这两部分最终都与鲜卑拓跋氏一起汉化。还有一支在北凉灭亡后,在秃发樊尼率领下,西度黄河,过积石山,到南部党项羌之地,居于今青、甘、川交界地区,最后同化于羌,形成党项羌中的拓跋氏。隋唐时期,由于受到吐蕃的侵袭,党项拓跋氏不断内迁,定居于夏州、银州(今靖边、子洲、绥米一带),号为党项平夏部,力量日益壮大,为党项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唐末黄巢起义时,其首领拓跋思恭率部众镇压黄巢义军,被赐姓李。历五代各朝,长期盘踞陕北,担任地方军政长官。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党项拓跋氏首领李继捧率领部落酋长270余人,民户数十万人投附宋朝,宋太宗为李继捧赐名赵保忠。唐宋两代的赐姓,仅给于了拓跋集团的少数当权者,不可能惠及广大部民。这些人仍然延用拓跋姓氏,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李继捧之弟李继迁不愿降宋,率领部落贵族及未降部众抗宋自立,建立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西夏极盛时,势力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部分地区,长期与北宋王朝时战时和,到宝义二年(1277)为蒙古所灭,历18位皇帝,建国190年。后来西夏的这部分党项拓跋氏也逐渐融入汉族中。陕北是党项拓跋氏的发祥地,其部众居陕北600余年,对这里民众的民族成份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李自成的村子就叫李继迁寨。可以推论李自成一族可能也是党项拓跋氏后裔。
  上述鲜卑拓跋氏和党项拓跋氏为陕北拓姓的主要族源。而党项拓跋又源自鲜卑拓跋。现在拓姓的主要聚居区域,又与唐宋时党项拓跋氏在陕北的活动地区大体相吻合。拓姓为鲜卑拓跋氏后裔,而且与党项拓跋氏的关系更近,更为密切。  
来自西域古国的史姓  说到史姓,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黄帝时代创造了文字的仓颉。他被后人尊为史官,他的后代也以史为姓。还有西周时的太史,汉代的太史令,其后裔也以他们的官职为姓。这是史姓的两大来源。另外,史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昭武九姓”中的史国和吐厥的阿史那氏。
  史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以南沙赫夏勃兹一带。这里也曾经是粟特人的故地,故我国古文献中也把“昭武九姓”之人统称为粟特人。华县发现的刻于前秦建元四年(367)的《邓太尉祠碑》中,已有“上郡肤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的记载,说明公元4世纪时陕北已有来自西域的支胡人(即月氏人)、粟特人的踪迹。隋唐时期,西域诸国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十分频繁。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三》载,唐代,史国曾六次遣使到中国朝贡。这些经商、朝贡者,许多人长期侨滞不归,继而取史为姓,逐渐融入汉族。2002年,出土于洛阳的唐《史诺匹延墓志》中说,史诺匹延“祖父西蕃史国人”。
  史姓中还有一支为隋唐时期突厥阿史那氏改姓而来。突厥族原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因金山形似战盔,俗称吐厥,因以名其部落,其首领姓阿史那,强盛时期曾统治中亚各民族。隋开皇二年(582),分裂为东、西两部。其中东吐厥内附隋王朝。隋仁寿元年(600),隋文帝移阿史那柒干率部众二、三十万进入河套,被封为启民可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距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隋末,东突厥曾派兵参加李渊推翻隋朝统治的战争。突厥族将领史大奈,本姓阿史那,随唐高祖攻取长安,以军功被赐姓李氏。《旧唐书•阿史那忠传》载,阿史那忠在唐贞观四年(630),擒获反复背叛唐朝的突厥王颉利可汗归顺唐朝,唐太宗以宗室女定襄公主配其为妻,并“赐名为忠,单姓史氏”。贞观十八年(644),东突厥残部受到薛延陀部的不断攻击,其首领阿史那思摩被迫率数十万众南迁归降,唐朝政府又将他们重新安置在胜、夏二州故地,设羁縻州辖之。东突厥后期,陕甘蒙晋沿边羁縻州的吐厥部落,时而归降,时而自立可汗反叛,前后达近百年。开元二十八年(740),由于内部分裂和回纥汗国的进攻而灭亡,大部分突厥贵族和部众内附唐王朝,另一部分归附漠北的回纥汗国。这个回纥就是WWE族的先祖。
  东突厥从公元600年迁居今内蒙古西部黄河南岸和陕北靖边一带的胜、夏二州之地,到公元740年灭亡,前后达一百四五十年之久,灭亡后,仍有数十万众继续归附唐王朝,对陕北的民族成份和姓氏构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史姓的来源还有其它成份,但陕北史姓可能和突厥阿史那部的关系更为密切。
康姓源出西域康国考  康姓的一支出自周代姬姓诸侯康国,秦汉以前,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及周边地区。康姓的另外一支,则来自遥远的中亚康居古国,其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一带。
  康居人本为居住在今甘肃临泽县境内昭武城一带的月氏人。西汉初年,受到匈奴扩张势力的侵袭,被迫举族迁到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不久逐渐统一了锡尔河以南原住民粟特人各部落,以撒马尔汗为中心,建立了康、史、安、米、何、石等九个城邦小国,史称“昭武九姓”之国。两汉时,康居人进入中国,先是留居甘、青黄河以西地区,随后进入陕甘宁交界地带。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有康穆者“举乡族三千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每家以五口人计,约有一万五千余口。康穆的孙子康绚“康绚,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梁书•康绚传》中的这段记载,把关中康姓的来源、迁徙经过、部落规模等问题,交待得甚是明白。
  隋唐以前,留居陕北一带的康居人史欠明载,但也不能排除内附的匈奴人中,有被征服奴役的康、石、安、曹、史等国民族的可能性。到了唐代,被安置于宁夏、内蒙、陕北之交河套地带的突厥人中出现了康居人的踪迹。据新旧《唐书》、《通鉴》等史籍记载,自隋仁寿元年(600)东突厥内附中央王朝以来,不断有突厥部落陆续归附。《通鉴》卷206神功元年条下记:“咸亨中(670—674),突厥有降者皆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说明唐咸亨间,有一批突厥人入居于丰州(相当于今杭锦旗境)、夏州(治今靖边白城子)、灵州(今银川平原)三州之间,即相当于今之鄂托克前旗和鄂托克旗境内。此时,唐朝仍未在这片地带设立州县。由于突厥人不断增多,唐朝政府乃于调露元年(679)在灵、夏两州间设立六个羁縻州进行管理,时称“六胡州”。
  唐开元九年(721),兰池州(在今鄂托克前旗境内)胡人首领康待宾与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等起兵反唐,攻陷六胡州,史称“六胡州之乱”,不久被唐军平定。第二年,又有康待宾残部庆州康愿子反叛,也被讨平。这些活动在突厥族内的康、安、何、石等姓,即是来自中亚古国。《通典》边防九西戎五康居条下记:“康居国,汉时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至隋时谓之康国,大业中遣使朝贡。其王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此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凡九国皆其种类,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据考证,安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何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西北,米国故地亦在撒马尔汗周围,距康国约50公里,石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这些古国的人一方面由经商或朝贡来到中国,另一方面则是随突厥人的征服与迁徙,来到陕北、内蒙、宁夏之交的河套之地。
  平定六胡州叛乱后,唐朝政府将此地残胡5万余众强行迁徙到今河南许昌、沁阳、邓县、叶县、汝南一带。到了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将其返迁六胡州故地。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后,这些胡人又参加了安禄山叛军中突厥人阿史那从礼部的叛乱,唐肃宗采取招抚与讨伐两种手段,平定了叛乱。其后,一部分受招抚的胡人仍留居原地。几十年后,唐贞元元年(785),诗人李益人从军行役于夏州、西受降城之间时,仍能看到这些残胡。他在其《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一诗中有“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之句,说明陕北一带仍有六州残胡,并且操不同的民族语言(即六蕃语),其中就有来自中亚古国的康、石、安、曹、何、米等国的民众。另一部分六州胡残则随安禄山败军回到长安、洛阳,最后被史思明部收编,安置于范阳(今河北省境内)一带。那些迁徙到河南的昭武九姓之国的人,也长期定居下来。2006年5月,河南洛阳隋唐故城出土一件唐元和九年(814)的景教经幢,题记中说,有景教僧人清素兄弟为亡母“安国安氏太夫人”及亡师伯修造坟茔。主持并参与此事的有“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氏”“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氏”。可证安姓、米姓出自安国、米国甚明。至于是经商、朝贡而来,还是随突厥人迁徙而来,则不得而知。
  上述迁居中国的康、安、石、曹、米、何等中亚古国之人,逾今已一千五六百年,种族繁衍,流布各地,但主要分布地仍在陕西、山西、河南几省。现在,陕西仍为康姓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康姓亦为陕北大姓。究其渊源,当于康、石、安、米等西域古国之人的大量内迁与繁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蟠居在云亭、周庄、山观3镇之间的定山,高273.8米,面积1.9万亩。山势迂折 盘旋,雄 峻磅礴,冈峦回合,面各异形。定山林木葱笼,泉石绮丽。峰高地广,堪称江阴诸山之冠。
定山是唐代法响禅师驻锡之地,旧传山上有定光佛示现,故名定山。定山周长30余 里,主 峰为五峰顶。峰顶有定峰庵遗址,建于明万历年间,状元孙继皋题“水月东 来”。主峰西下有 玉蟹潭,汇集涓涓泉水,以清澈如镜闻名。潭下有石碛,呈鲤鱼状的鲤鱼宕和九湾十三跳石涧。
定山寺始建于唐代,由上、中、下三庵组成。唐贞观年间(627-649),南通狼山法 响禅师 来到这里,募化于定山东麓建飞锡庵。唐人薛逢有《定山寺》诗云:“十里 松萝映碧苔,一川 晴色镜中开。遥闻上界翻经处,片片香云出院来。”
宋代,定山山腰龙冈上兴建砖木结构的七级浮屠,名普照塔,又称黉塔。陈文纬游 黉塔湾 有诗:“烟霞何处认轻痕,郭外青山斜抱村。幽谷风清醒蝶梦,乔松鳞动引龙魂。翠 凝秀竹凌 霄汉,云拥丛林锁寺门。诗酒清狂天亦小,何妨五岳视如墩。”
黉塔旁有虎跑泉,传闻法响禅师驯伏一虎,跑地得泉故名。该泉又名玉乳泉,泉水 莹白甘 腴,徐注入杯,高于杯沿而不外溢,用来烹茶,质味醇厚,取之制酒,称为 佳酿,该泉号称“ 天下第五泉”。宋邑人葛胜仲有诗咏此泉:“於菟挟乙旧传闻, 清溜因跑出岭云。玉梵下流声 带雨,银床轻护气含云。酌烹北苑滋茶叶,饮助中山破酒醺。从此清漪观水面,微风不爱舞绡 纹。”山南湾有女仙台及双林庵。女仙台 系太守女入山修道得名,双林庵为明清古刹。北麓有 千泾井,水面约80亩。每当大 雨磅沱,山冈涧水汇集此井,终年不涸不溢。旁边有宝苍庵。定 山以泉水清冽,山 涧曲折及古刹众多而著称。
唐宋以来,定山就成为文人墨客的游览题咏胜地。宋代,葛氏在黉塔湾依山势溪流, 凿石 辟景,筑亭楼,造榭台,广植树木花卉,建成36景。至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葛氏后裔葛维善加以整修,起名定山园31景,有玉泉山房、虎跑泉、白云坞、三峰堂、小桃源、紫霄峰、鸣玉亭、清风径、苹香沼、翠云屏、仙人洞、归庵、旌节桥、石船、 望江台、濯缨涧、云香坡、舜 田、起廉亭、修禊亭、熙春台、绿漪精舍、医俗亭、 曲曲池、琼坞、平艇、栖凤所、凝翠屏、 夹花溪、菜畦、棕竹。当时的缙绅名公常 常来此聚会,赋诗作文,累积成厚厚一巨卷。可惜的 是,这一《定山杂咏》巨卷流落 到石桥赵氏手中,被用来糊鞋衬里,只留下侍郎徐主一所题的 跋语:
“葛为徐姻,予侄女归时,尝一至定山,时维善君年尚富,从予游山中,林壑参差,青松白石 而已。兹予从子统将维善意持此卷欲乞题于予,感念今昔,为之怅然。噫! 山中景致,因天造地设,非人力可为,然酌量品题,模写风物,必因人而起,此《定 山杂咏》之所由作也。今余年迈古稀,维善亦将耳顺,倘得暇,当再游山中,以续 九老会辞章云乎哉!”
,明末清初,江阴还出了一名自号定峰的文学家沙张白。沙张白原名一卿,字介臣,周庄镇东街人。明崇祯年间,沙定峰入郡学,有神童之誉。后入京师太学,以布衣身份三上宰相书, 而魏相国手书三次答复,因此名闻京师。清康熙八年(1669)、十一年(1672)两次应试未中,沙 定峰便绝意仕进,回江阴钻研学问,兼做塾师。沙定峰 与隐居定山的李寄成为至交,沙曾写书 劝李寄恢复其父亲霞客的徐姓。沙定峰的著 作很多,有60卷《读史大略》、10卷《定峰乐府》、2卷《定峰文选》,还有《定峰诗钞》等。他的散文《市声说》,被胡朴安编入与《古文观止》衔接的《清文观止》一书,他成为有作品收入该书的唯一的一位江阴籍文学家。
河塘镇僻居江阴之东南,西与文林镇连接,东以东清河与长泾镇分界,北通祝塘镇, 南与锡山市毗邻。古老的富贝河横穿镇境,河两端分别同东清河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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