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闭退出自己的QQ聊天软件

2、重新登录自己的QQ

3、登录QQ以后点击下面的打开系统设置

4、在系统设置窗口中，点击安全设置，然后打开QQ锁

5、然后在QQ锁中直接输入更改密码后，关闭系统设置即可。

6、这样QQ锁定密码就成功修改了！

本回答由电脑网络分类达人 郭强推荐

楼主：您好！希望对你有帮助！

2010年最新号码申诉如下：

1.如果密保资料齐全，请直接在QQ登录框点忘记密码，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自助重设密码。

2.如果密码保护忘记了的话，可以选择申诉的方法重设,请直接单击网址

进入申诉页面，你可以通过申诉对密保问题进行修改和重设。你也可以点击头像修改个人资料—系统设置—安全和隐私-安全—修改密码和申请密码保护。

在申诉的过程中,也可以不使用以前的安全邮箱,可另外设置一个!这样,你就可以用现在的邮箱收取验证码和申诉结果了。

你把你以前用过的资料填上去(比如,申请号的时间、地点、和申请方法，以前用过的密码）填的资料越老越好 ，不可以乱填 这样成功的机率高些 现在增加了好友辅助功能 ，可以找3个好友（认识人）证明，让好友帮你一起申诉 。

普通号三天之内会处理完你的申诉请求 ，会员一天内有回复，在此祝你早日找回号码！

你可以向腾讯平台进行申诉，申诉成功就可以修改密码锁。

先灬盗灬号，后灬付灬钱

回到国内，心里更沉重得像挂个秤锤，觉得事情必须弄个一清二楚，才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轰隆隆阅兵大典刚过，各位读者老爷的记忆犹新，夫洋枪洋炮、洋鼓洋号、洋指挥刀、洋军乐队，哪一样不是崇洋产物，可是，却又哪一样媚了外？地面分列式、空中分列式，更是崇洋产物，又跟媚外怎么攀上内亲？深入家庭社会一瞧，简直更成了惊弓之鸟。写稿也好，写文也好，写黑信告柏杨先生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感情也好，都只用原珠笔、钢笔而不用毛笔，原珠笔、钢笔（加上打字复印）固努力崇洋者也，与媚外又有何干？客厅也好，办公室也好，公共场所也好，只坐软绵绵的沙发，而不坐硬邦邦的长板凳，软绵绵沙发固努力崇洋者也，跟媚外又有何干？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门，他当面吆喝我“崇洋媚外”，把我吆喝得发起酒疯，找了个头，要把他家的抽水马桶砸个稀烂。他太太苦苦哀求，我也不理，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马桶，不共戴天，等砸了抽水马桶后，我还要砸电视机、砸收音机、砸电冰箱、砸瓦斯炉、砸电话、砸电灯……最后还是他家姑娘，大学堂毕业生，深中“崇洋”之毒，不知道敬老尊贤，不知道礼让大义，而竟诉之于法，召来警察，把我轰出大门，才算结束这场闹剧。否则，一头下去，他们可是住在十二楼的，全家屁股立刻就没地方放。不过，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该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

呜呼，真不敢想像，如果上帝老爷一旦大发神威，把中国人“崇洋”所得到的东西，全部抽掉，不知道中国还剩下了些啥？翻天印朋友鼻孔冒烟曰：“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世也要学洋人？”咦，真是一个糨糊罐，这还要问，我们在做人处世上，当然更要崇洋，更要学习洋人的优点，但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崇洋已崇到过了头，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袭传统一笔勾销，猛学洋大人的投票选举。接着把封建制一脚踢，猛学洋大人的民主政治。在经济制度上，摒弃五千年的重农轻商，猛学洋大人的工商第一。更摒弃五千年做官为惟一途径的人生观，猛学洋大人多层面结构。在文化上，整个大众传播工具，包括报纸、电视；整个艺术创作，包括小说、诗、话剧、绘画、音乐，又有哪一样不是崇洋崇得晕头转向。可是，岂全国上下都死心塌地地媚了外？

情绪化的翻天印“崇洋媚外”，是语意学上的差误，经不起思考，经不起分析。铎民先生曰：“假如在美国住上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这是可能的，但也不见得。我们盼望中国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的工商管理得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人一团祥和，要求崇洋学习说“对不起”、“谢谢你”。我们盼望中国人排队，要求崇洋学习一条龙。我们盼望中国人尊重斑马线，要求崇洋学习严守交通规则。我们盼望中国人过弹簧门缓缓松手，以免后面的人脑震荡，要求崇洋学习伫立以待。我们　

盼望中国人都有开阔的侠情，要求崇洋学习笑容满面，乐于助人。我们盼望中国人身体健壮如牛，要求崇洋学习把时间花在运动上，不花在窝里斗上。———这一切，怎么扯上他妈的媚外？面对彬彬有礼的洋大人，我们难道不自惭形秽，反应该“不忘本”到底，横眉竖目到底？古书曰：“知耻近乎勇。”死不认错只要情绪冲动，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圆满。而知道啥是羞耻，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能。

──铎民先生在“自惭形秽”下，紧接着“妄自菲薄”，这两句话同样没有因果的必然关系。自惭形秽固然可能妄自菲薄，但也可能突然醒悟、发愤图强。日本老爷的明治维新，就是这么搞起来的。情绪激动的夹缠，属于风火轮战术，中国人特质之一。

美国一位教授写了一本《日本第一》，没有一个美国人怒詈他崇洋媚外。柏杨先生只不过写了几篇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翻天印乱飞。呜呼，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嚷：“绝对崇洋，但不媚外！”还请读者老爷思量。

殖民地意识下的社会，以母国的语文为最高级、最尊贵和最神圣的语文。中国虽然没有当过殖民地，但中国人有殖民地意识。留华学生白安理先生，意大利米兰人也，在台湾八年，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讲中国话时，店员爱理不理，可是一讲英文，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呜呼，白安理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固不仅店员如此，他如果到高阶层打打转，恐怕他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当。今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联合报》上，有一段新闻，一字不改，恭抄于后。

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约翰托尔，最近到台湾访问时，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去约晤一位学生家长，却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把“寄一封信”写成“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以加强压力，可谓神来之笔，真得递佩服书）。

约翰托尔校长，到我国访问时，住在台北圆山饭店，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学生罗玉珍的家长，希望见面谈叙，结果因这封信未附注中文地址，由于时间耽搁，待罗玉珍的父亲罗明鉴收到信时，已过了约定时间，托尔也已返国。罗明鉴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个不合理）。

托尔校长于四月二十四日，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抵华，在二十七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玉珍的家长，约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时见面叙谈，结果这封信五月初才送达罗玉珍家里。

罗明鉴指出，他收到信时，信封上虽加注中文地址，但邮局已加盖“退回”的戳记，上面并注明“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字样，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罗明鉴说，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邮局上项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应仅指国人相互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封，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

台北邮局人员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以后决予改进。

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鲜，这位可敬的罗明鉴先生因未能及时晋见洋大人，失望后跳高之情，跃然纸上。邮局明明规定：“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罗明鉴先生却解释为：“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呜呼，照理，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单音节就退回？有些华裔的美国人，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 H. Sun，根本没有洋名，邮局老爷又如何分辨。如果只看信封，又怎么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内籍假洋鬼子”？这还不说，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写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湾用阿拉伯文写信，泰国人在台湾用泰文写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邮局老爷迫不及待地承认错误，真不知错在哪里，误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证改进，更不知哪里可改，啥地方可进。

我们对这种现象，没啥可说，只是提醒一点，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洋奴意识压力下，中国人的嘴脸，已经大变，变得可憎！

──比裔美籍司礼义神父谈“丑陋的中国人”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耶稣说：“我若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

和司神父相处，常给你惊奇的经验。

在馆子里，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司神父悄悄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他却幽默地说：“她不喜欢我。”

街上，几个年轻女孩走近，司神父望着T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说我不懂法文。司神父为我翻译，那几个字的意思是：“来乱搞我！”他摇头叹气：“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和私人开设的神坛。司神父告诉我：“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你知道他们演什么？”我答：“布袋戏。”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谁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们表演脱衣舞。”

──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父，是比利时裔的美国人，前后十余年在中国内地以及台湾的生活体验，使他对中国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他对中国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从一九三○年起，司神父开始习中文，曾经是赵元任、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学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熟谙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国内地北方，一面传教，一面做中国民俗研究、歌谣收集工作，并用英、法、德文等多种语言，发表过学术论著三十余种。

我告诉神父，我很吃惊，因为他老是提醒我这个中国人，身边许多习而不察，或察而不觉的现象。我心想，为什么不请他就“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主题，说说他的看法。以他对中国人的了解之深，对中国人的感情之浓，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性和跨民族性的启示。

司神父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父答复我的礼义之问，却说：“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父沉吟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 Justice）。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高兴，立刻面露愠色，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小姐说：“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父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司神父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

“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　

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

“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

“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