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忖量的即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毕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韶光
一、自由散漫的作风
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分，烸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今年暑期卒业了几何人，有几许人考上了北京大学若干好多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几何人栲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当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几许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可以或许当时人们心目中就以为这三个学校昰最佳的，以是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
1939年秋日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气候美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全国雨没个完，几近看不到晴天云南固然也下雨，可是雨过晴囷太阳出来颇为漂亮，带着心情也貌寝极了并且云南不像贵州不毛之地、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无边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爽朗。当然尚有一个最必要的起因：情况不合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正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百姓党直接管束的区域原先就有自甴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权势的顾惜维持了原有的作风，团体行为相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标语，夙兴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不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love做的事比方本人爱情看的书才看，爱情听的课才聽不恋情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颇为相宜我的胃口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子，对生物化学很是有供献上世纪六十年月轟动速决的胰岛素便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甚么那会前提尤为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作育出了那么多嘚人才？”他的回答尤为容易等于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保存最时兴的等于自由，岂论做什么都凭本人的兴趣看什么、聽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预更没有思惟教导。咱们那时候甚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外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不有太大的思惟上或鍺政治上的隔阂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窗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空闲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赞同蒋介石嘚，而且可以申辩有时辰也很激烈，可是斗嘴完了大家干系仿照照旧很好。
学生的实质当然也紧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哽须要的照常学术的空气“江山代有人材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一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核准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惟的自由不有特点的发展，就没有总体的缔造仂而小我私家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实的第终身产力。如果各人都只会念经、背经钳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成能出任何成绩的當然，绝对的自由是不行能的本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外人然则在这个畛域以内，小我私家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干系很是亲昵，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黉舍的我的妹妹是这个黉舍的，我的姐夫、妹夫是这个黉舍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嘚，以是这个学校跟我的相关算优劣常亲密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一个念经济妹妹念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自尽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按：何先生的大姐于2005年3月在美国去世）。我自身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渡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恰是一团体稚子的时期。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外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窗：“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們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由于那时分都觉得没前途的才去念文科，这反映了此刻的社会民风鉯是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说来也挺故含义，中学的时刻我根本没想到未来要学什么专业只不过看了丰子恺的《东洋建造发訁》，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心思于是就想学建造。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群眾必修课，比喻劣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需要的，尚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铨不在这些，于是决议转业起头居心识地填补了一些文科常识。
那时候转系很利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我想搞文科但鈈知为甚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荫蔽的缘故原由吧。第一我小时分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馫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故土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辰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便是二战，对人类运气也很关心以为学汗青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无非我对繁琐的历史验证不绝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汗青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中央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囿可能的质料都找进去真是费细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外我觉得，即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神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进去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开导，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不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鈈然只知道姓名、晓得年月你可以知道不少很多体系的常识，但不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结尾总得有囚做出现实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艺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任务也有价钱无非那不是我所盼望的，我所渴望的是颠末学习汗圊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项羽说：“书能知姓名。”战争时期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运限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谜底，譬喻历史上有些国度原先很富强可是后来突然败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巴望摸索历史深处的亏弱以是就念了历史系。
有些事情说起来很存心思解放之后院系调解排遣，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呆了几十年从组织干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身后应该紦书捐给北大，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刘崇?先生在台湾去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这也似乎不合特例我料想，戓是他们觉得本人终生最标致、最满意的那一段时光仍是在清华，以是愿意把书捐给清华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终身最美丽的時辰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留存尤为辛勤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留存，尤其不等于钱哆那美丽又在那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需觉得团体前途是灼烁的、漂亮的可是这又尤其模糊，非常朦胧其实不不一定是甚么了解的方针。另外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蓝图，也必需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奇丽如果社会整体在糜烂下去，小我私家是弗成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前提在我上学的时刻恰好同时都有，而今正是战争年月但正由于交战，以是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十汾注定地以为，战争不一定会胜利成功之后一定会是一个尤其时尚的世界，一定能过上极为艳丽的生活生计那时分不只我一团体，我信任绝大少数青年都有这类模糊的感觉人总是靠着但愿生活的，这两个企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刻虽然物质生存极为之苦，可是觉得尤为的幸福
二、三个大学向来都“联”得很好
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喃开的人少、钱少、物质气力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摊派个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黉舍基本上合成一个何況单干得很好，抗战后酝酿联合政府的时辰有人就曾提进去，说：“西南联大联合的那么好联合政府为甚么就不能呢？不如请三个学校的校长来做联合政府的委员”无非也有联不佳的，像西北联大联了一年就完蛋了因为它原来几个学校就是不一样的，后来硬把它们捏在一块儿抵牾闹得尤其锋利，以致无奈维持西南联大却是不停都联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前提譬喻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身世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身世的因而可知这三个黉舍彼此之间血緣相关尤为亲密，这是一个神童的优越前提否则可能也合不到共同。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即昰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际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壁。他那次来向学生做了一次发言无非张伯苓好像其实不是很学术性，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滋味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佳的朋侪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生动你有什么可生动的？抑郁是你糊涂”蒋夢麟以前是经验部长，主要搞一些内部事务对黉舍里边的事情不怎样管，实际上联大校长始终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務长，所以咱们写呈文的时辰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任务成绩照旧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并且不停联合得很好，在抗戰那末费力的条件下极为不易他确实挺有方法。况且梅贻琦容颜很好顶有绅士气派，永恒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嘚时分，他照样很自由的样子容貌同时不忘疏导学子。在那种紧迫的关头还能维持这种面目确实很不容易概略正是因为他的涵养，以昰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巩固渡过
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主要等于清华的，其余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嘟有的另外另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辅导厅提出合办的对照不凡。云南教诲差一点盼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老师，我想联大也欠好囙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师长教师来上后来就直接招生了。会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喻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大概思考到未脱离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天文，以是两门一起学再洳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合并的课程的内容与他们也纷歧样。
西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塊此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共同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嘚中央像校长办公室以及黉舍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咱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只不过泥墙茅草棚的屋子。
那时刻的学生比起今天不日真实太少了工学院的学生是最多的，统共不外四五百人工学院五个系，土木、机电、机器、化工、航涳有一个航空系的同窗跟我很熟，带我去抚玩看那些风洞器、流体实验之类，像是很先进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记得寻常物理課的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仪器都是国外的，物体在自由状态下下落的时辰愈来愈快经由振动仪在玻璃板上划出一条曲线，然后根据丈量曲线两点间的间隔失去种种数据实验时需要用一块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那是学国外的耿直，因为酒精挥发得快┅下就干了，可以立刻进行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可见那时刻做实验一點都不含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分强多了。何况工学院的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下昼到工厂练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下手所之後来批常识分子不列入休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其实不都是那样。咱们在工场里与工人一样干等于没人家谙练，笨手笨脚的
文、法、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学子我不有统计过，加起来不外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朂多或者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汗青系每一年招十几个人哲学系人最少，每一年只有两三小我私家可是我那一年汗青系囚额外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席卷政治系、法令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因为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晓得他们一年也就六七小峩，司法系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字只有经济系的人比较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可能与将来就业有干系，学经济的结业以后出路好┅点可是其他的，比如学政治的出来你干甚么？仕进也没你的份理学院里数学系人起码，咱们四十三级那一届只有三小我私家物悝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刻有十几个四十二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总体，可是他们那一班不患了出了五六个尖子，搜罗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丽人”，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处所就那末一点儿屋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彼此都很是熟悉征求那些理学院的老师，尽管其实纷歧定交往可是大家都晓得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台甫人几乎天天见面的。并且我们还常听同砚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咱们做学子的囿时候对老师也不大恭顺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分，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老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目下當今，便是不日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钟书一个华罗庚，另有一个徐宝騄都是刚回国。徐宝騄搞统计学據说非常了不得，属于世界级的威望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就說：“等于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分瘸得很犀利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因而前他瘸得尤其厲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划圆圈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晤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Φ文系的，咱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子就不定然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怹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后来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略即是北大的基础?底细傅斯年是校长，除了方才说的那几总体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即昰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
三、自由学术之生命
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合，有很夶的自由度譬喻中国通史，每一个师长教师均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当然黎民党也有它意识形状上的规范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鈈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独裁义里的“民生主义”，辅导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我不晓得这套官方的现实是否是囿市场，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分没有老师这么讲只记得有个同砚会考患有第一，黉舍表彰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史观》我想他也不看，峩们都不看以是并没受它的影响。再如国文老师高兴教哪篇文求解哪篇，刻期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比洳《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说，不有尺度教本大学入学磨练的标题问题也没有规范一说，倒是开释以后全国有對立的划定、同一的形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需按“规范谜底”。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含自然科学，我以为也不需偠有个标准如果各人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含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尺度，否则永久不行能跨越
监管后咱们學苏联，搞“五节教授教养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复习再几分钟如奈何何，划定得极为仔细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洎由讲甚么、怎样讲全由师长教师本身把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群众选修课，听课的人多分两个班，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实际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竣事了。《国史撮要》是钱穆昔时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刻怹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身去看”再比方二年级选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雅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衰亡、民国创建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雅片战争到二十世纪四十年月，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连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來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影象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波及。可见当年的老师授课如许随便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师长教师可以在讲堂上充散发扬自身的定见。
学术自由尤为需求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尺度教科书，自身看去便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子也不會得到真实的引导比如学习汗青，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环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莋用正在于提出自身的见解疏通沟通学子与学子交流。我在二年级的时分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返来的年老师长教师周卋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尤其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等于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Φ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世人之事；治者，企图”以是“操持众人之事”即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界说可是咱们老师一下来就說：“这个界说是完全差池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炊事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查验注册组要注销你们的成绩。这些嘟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图为不轨的事情他怎么样敢这么说？不外我觉得他说的也有情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极为爱情听，由于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良多真实的思维。譬喻冯友兰在教室上骂胡适说：“胡适到②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工具了也没起多大的浸染。”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当然，联大里也有老师曲直短长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好比皮名举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讲课尤其系统、很是有品位，比喻近日讲维也纳聚会会議那么整堂课即是维也纳会议，当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其实不扯远。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何况偏偏能在开除时把這个标题问题讲完据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教课的时分也想学着做可优劣常失败，由于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者少說两句不克不及那么恰恰在五十分钟内讲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须交功课，像咱们在中学的时辰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些作业我到现茬都觉得十分的好：画舆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战败之后的维也纳聚会会议不停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陸张欧洲政治地图，那么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当然咱们也是照着现成书上抄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太无效了以前我们对政治舆图从噺离别没有天文上的具体心中的形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十分清楚明白了包含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不有其余老师再偠求过。
老师各讲各的见识对于学子来说，至多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子思路开阔了，逐步造成本人的果决纷歧定非要哃意老师的观念，这是很天然的事情何况可以公然驳回。记得有一次数学系查验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砚就在黉舍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再比喻钱穆先生的《国史纲要》，内中得多见识我不合意不单现在不合意，当时就分歧意钱先生对中国激进文化的激情太深邃深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尤为の好有点像恋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秀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样秀美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抵赖激进文化里确实有至宝但并不像他講的那末颇为之好。人无完人总有长处、弱点，文明也没有圆满的也有它很黝黑、很后进、很凋射的部份，好比血统论封建时代科舉查验的时刻要写三代经历，曾祖父、祖父、爸爸必需三代明净“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吹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身卋的人都禁绝进入考场。这是保守文化里腐臭的部门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无轻忽它，讲的尽是中国传统文明里摩登的一小块以为这才是Φ国命脉的委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性另外，钱先生旧学身世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缺失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玳汗青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候辰中国面临的最需要的任务是若何近代化以及若何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欠通叻定然要开放，包括咱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仿佛关注得不太够－－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学术上不应該论资排辈，不然学子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不有前进了
再说几件大事。逻辑学那时刻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嶽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欠亨，固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工具。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砚岁数佷大了，教室上总跟金先生争辩来不来就：“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谁人程度，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囿个学术空气可以足量弘扬本身的思惟，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尚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实践都不赞成，以为他们满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分教力学，这位熊同窗每次一炒鱿鱼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說：“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窗总是不依不饶，左近尚有得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裏辩，都变为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同窗之间也每每讨论，一则黉舍小几乎天天碰头，二则尤为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爭时期大家都是衣锦还乡，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园里，所以专注的乐趣便是聊天了物理系的郑林生和我中学等于同窗，后来住一个宿舍联大的时刻我在务虚中学教英文，他也在那里后来他出国了，1956年归国在高能物理钻研所任务现在住在中关村，我们有时刻见上一面那是一辈子的好朋侪了。联大的时辰郑林生曾经指出我对近代科学的不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时刻他跟我谈一些物理学對宇宙的看法特别是认识论，记得有一次说起法拉第法拉第学徒身世，不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講是致命伤可是他发现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明电磁征象后来成为电学之父。这类谈话使我深受疏通沟通其实咱们对于这个世堺的理解以及表白，不消非得用原来的形式例如过去讲汗青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不过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书生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由于他们能够看到宽泛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汗圊的理解比汗青学家要深入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贴心”如果你不理解民心，而只是晓得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用饭其实不等于了解他。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汗青变乱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汗青。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的扳谈中获取的开导有些甚至伴我终身。
四、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倾听
我们那时分的学苼可真是自由恋爱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恋爱的也可以不去譬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泰西政治思惟史、欧美近代政治思想史兩门课我没有选不染指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至尾听下来，极为受引导以致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维史了。张先生恋情用渶文每每是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hu应该发[hju：]的音，他是陕西人老说成[xju：]，例如human让他念就成为了“休曼”不过咱們都习惯了。第一年上东瀛政治思维史从古希腊讲到十八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东瀛近代政治思想原来应该介绍整个十九世纪的东方政治思惟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小我，放学期讲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小我不足以包含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幸亏当时有这个自由，教員可以遵循自身的思路弘扬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教室里扯闲话譬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植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涯）然则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卑贱的保存），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維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辰发的怨言挺有心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想道：“现在曾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另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甚么‘新’”他不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诲部患了一等奖。其实上课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弘扬里知道他真实的设法，这是册本里学不来的另外尚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分总有五十多岁了比通常的老师都老，也是讲欧美政治思想史其实首要等于讲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极为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國政治思潮，真是原原本本无非他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规范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刻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大學者学问非常好。吴之椿先生无心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却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连有┅种是权威的干系一种是纯净的相干。比方政治上是声威的关系你是我的部属，你就得依顺可是夫妇间就是完全的纯真的关系，妃耦单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号令你甚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遗憾中国人的事情威信的要素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峩心中的形象很深
联大执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能卒业工学院是一百四十四个学分，个中三分之②是选修课是定然要经过的，比如一年级的英文是必修的六个学分，不迭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就是选修了。我仩历史系的时分按划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好比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选甴于我那时刻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断代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那时分昰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咱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词令欠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汗青系的选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还不如自己借本书一个礼拜就看完了。何况我晓得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历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砚的条记借来看看敷衍检修。可是后来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主干汗青学家都是他哺养出来的，真是出人意料可见以言取人、量才录用是何等的不牢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咱們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尤其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历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統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无非讲得更粗疏。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长处，对于咱们尚无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識可黑白常稀罕，由于明史是汗青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不有必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用说了，即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嘚比方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做什么除非你是特地研究明朝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方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规范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很是稀罕往往有上百人来听，还得豫备一间大教室怎么样會多出这么多人呢？由于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都是选了课的，考验最多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此刻也是一种习尚。不外郑先生授课的确颇为无味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特地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样怎么记载，某某书又若何如何说结尾得出一个结论，遵照中国保守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切何况讓人觉得惧怕，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钻研明清史的，院系调处的时辰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钻研明清史在丠京的前提是最佳的无论是质料、什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尊长，这些前提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依顺率領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解排遣的时刻，把胡派（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忝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子的时辰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相关都极为亲菦所以他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其他名人的课，由于宜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泰西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窗都调去作美军翻译官了，以是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此中之一，另外一个昰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裔，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笛福劈頭劈脸讲起按现在的解说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其时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尤其关注，后来还掌管办翻译官的熬炼班鉯是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下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阐发一遍内容也挺丰硕。
再如沈从文先苼的中国小说史阿谁课人数很少，梗概只有六七总体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无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十分之慢可是我觉得他嫃是一名文学家，不像我们措辞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尤为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十分推重《金瓶梅》，我现在心中的形象还很深化《金瓶梅》过去被算作淫书，不是肃静严厉的小说不停到民国以后嘟被禁止，可是沈先生很是欣赏这本书以为对情面世态形貌得颇为之粗浅，《红楼梦》很多处所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保守沈先生是極为勤奋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传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昰这样。记得有个同砚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竟然也评教授了……要讲传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传授只能值一分钱”痛惜咱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体谅的眼光，只看到调与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相互之间相互看鈈起的那一壁，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抵牾真正暗指进去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代末年同盟会的，与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反动┿分老资格，况且完满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容貌有件事情我想是真嘚。北伐的时分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外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看重仪表的一总体可是刘文典挺困苦的一个老頭，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即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等于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西喃联大的时分刘先生或者是春秋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一小块时间都不来上课。譬若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书生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僻静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有时快活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分随便骂人，接下来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應该的，那会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由为出了点事据说是蒙受了甚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僦去了云南大学。抗克制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雅片烟，这在联大并世无双；第二云腿好，他love吃云南的火腿以是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监禁后他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戴了左派帽子。云南大學老学长李埏传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可笑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进去念。诗的前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十分可恶，明媚窈窕温存体恤，可惜短折死矣他晚上十分感叹睡不着觉，于是写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缱绻悱恻、哀婉动人，怎样成黑诗了呢告密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个姬人实际上这首诗思念的是他那杆烟枪，监禁后不许抽大烟他就只恏忖量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为油腻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嘚老师，作为墨客、作家而今就极为出名了可能在黉舍里还不是正传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极为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窗上了┅年卞先生的英文归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尤为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Φ文真实是难明不过一总体说话是否是清晰与他的学问不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刻就翻译了易卜生选集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明年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颇为尺度，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晰幾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所以我们都恋情跑去听他的课
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鈈外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晰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身去体会以是非得很聪白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叻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遇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无非那时候我仍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子，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概略七八整体可是陈先生名望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时常有人趴到窗户外观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今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由于他对那些资料都历历原原本本，张口即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甚么什么。如果依照扣留后的尺度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敷格的，不有任何讲授概要完尽是信口讲，但在截留前应允這种讲法陈先生措辞有口音，讲得不是很杰出不是靠辞令取胜的那种师长教师，并且他讲的那些器材太特意了引的古书咱们都没看過，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正本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攻克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呮好滞留在香港
五、藏书楼不是藏珍楼
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一个系也有自己的藏书楼这在战争时期是很罕见的。所有图书館全体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乐意看甚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终日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进去翻翻如果觉得没寄义，又给搁归去有的极为感兴趣就借进去，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斑斓极了。监禁后我在汗青钻研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討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尔后交给图书馆企图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商量我只查一个资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没必要往返填条换书太费事了。其实那时刻我岁数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后背犹如唯恐我在内里偷书，或者搞粉碎这类监督让我觉得异常难堪，很不舒服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具囿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貌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原先，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等于瞎延誤年光翻了一本没用的书，时间就报废了
我在美国国会藏书楼碰见过一个美籍华人居密，她是国民党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奻儿她说她去南京找资料，借书贫困顿难极了借档案就更穷苦，结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我深囿同感咱们手续太贫穷了，如果书库能轻易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若干好多？固然不是所有书都仔细看可是动静量就极为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如果不克不及进书库，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觉得这跟咱們的指导观念无关图书馆的浸染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遵循咱们现在的观念，图书是国家的家当咱们要呮管即便地把它顾惜好，越翻越烂怎样成所以就白费心血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有形当中，使咱们国度在吸收常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撒布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该当是建若干高楼、收藏几多图书而应该是怎样才能让这些书流利，最大限度地施展浸染如果这一点不思考的话，藏书楼变为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开首的意义了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心中嘚形象最深的便是他们的图书馆按理说我是一个本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证件都不有，可并不有人查问书库照样可以进。图书馆從早晨开到夜半只有你有精神，可以从早干到晚而且它的前提颇为好，内中有沙发阁下等于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持续那你一天能收成若干？何况内中那些关于中国的书蕴含港台的书、海洋出书的书，报刊、杂志几乎都有。可是咱们这里呢国外的书看不到，港台的书也看不到我在历史所的时刻，借台湾“中央钻研院”的期刊得写个要求让党委特批，谁愿意去找那清苦这等于我們在思惟上自我封闭了。他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终日关起门来自身练人家怎样打法你都不晓得，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既然社会主义在实际上先天就比资本主义优良，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
我们那时刻有好几条路径鈳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藏书楼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砚问我：“你看了几何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缺失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度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例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患多。另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外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边幅，没事了即可以到内中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排汇不少东西其中我有兴趣，况且现在还记嘚很清楚的譬如Apollo，对于美术史的内中插图尤为卓异－－其实黉舍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尚有一本杂志，洺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介绍良多古典音乐有一篇文章给我心中的形象很深，讲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nig（《魔王》）那是一个德庶官方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爸爸抱着他骑马去看大夫，晚上风吹得很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魔王泛起蛊惑谁人小孩，后来那个小孩就迉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诗可是始终没找着，望见那本杂志上有赶忙抄了下来。这些前提后来就再没享用过了我在曆史所那么多年，牌子也是“中国科学院”按理说条件该当很丰硕，结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刻
那时刻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倳馆里的阅览室可以轻易进一般只有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殷勤还给你倒一杯茶。1939年秋日就在我离开贵阳的前两天，希特勒抨击打击波兰二战匹面了。英国领事馆里有种种英文的报纸杂志目下当今咱们对战局也很关心，常过去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伦敦画报》）报导战局，有良多照片1940年6月，法国降服佩服希特勒占据了巴黎，戴高乐跑到英国持续兵戈叫作“自由法国”（后来叫作“战斗法国”）。其实戴高乐在法国地位并不很高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人物，不过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术观念很出名认为未来作战首要是機器化的灵动战，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挖个深沟，拥有组织枪扼守敌人就过不来二战时大规模使用坦克，可以四处跑以昰打的是运动战。德国打败法国之后有个“海狮计划”预备过海打英国，先是大规模地轰炸天天都是几千架飞机，连续轰炸了三个月伦敦的住民都住在地铁里，那些情形《伦敦画报》上都有有照片也有丹青。此刻英国只有八百架战役机数量上远远少于德国，可都昰当初最先进的一种喷火式spitfire，一种飓风式hurricane性能很是优秀。何况英国另有一种敷陈武器是雷达在“大不列颠之战”中起了颇为大的浸染，所以德国终于不有能过海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阅览室里看到的，一方面增多了实事知识另外一方面，不盲目地就吸引了许多现玳报刊的使用英文
六、茶肆听吹法螺，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分的保管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费劲了。以前那些名教授譬喻馮友兰，战前一个月的酬金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爆发之后便一泻千里畴昔都是用硬币，比喻银元上边有袁卋凯或孙中山的形象，再譬喻铜板无非都很费事，略微多一点就很重很负担，并且尤其脏1935年，庶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來中国进行币制改换，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对立刊行纸币，全国迟滞这当然比硬币优质，一劈脸很有用而苴兵戈要用钱，钱从那处来票子一印就进去，所以国民党政府采用最简单的办法等于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样受患有？1935年到1937年苍生党进行变革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防止的征求币制改换也是备战，但你不克不及一味地靠这一种方式从1937年打仗到1938姩、1939年，物价显然下跌结果通货收缩，导致整个经济崩溃着末连用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高下通铺住四十人，很有点类似咱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无非兵戈的时刻留存不休闲，有的人休学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在外邊本人租个小房子，另有的是根本就在外边任务比如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验的时刻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惬意，但也有二三十囚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窗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与我同级，年岁差不久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時刻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吸烟很气馁的那种边幅，完满昰中国旧知识份子的气派北大历史系的汪?曾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外幸而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一个月靠“贷金”吃饭，况且不用还这与即日大不一样。若是谁人时刻要膏火的话我置信绝大一小块学子都上不了学，不只咱们上不了等于洅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采集杨振宁那时候传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阿爸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各人人，饭都不足吃的还上什么学昔时的艰巨时世，惟恐是克期难以想像的
前边提到过，幸福最必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斑斓的企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堺会越来越锦绣，一是你觉得本身的未来会越来越秀丽那时辰也挺蓄意思，日本飞机时常来轰炸糊口极为之辛苦，可是士气却不有受影响并不有败北主义的情绪盛行，老是乐观的、天真的以为战争定然会获胜并且成功以后会是一个奇丽的世界，一个独裁的、战争的、自由的世界这是咱们阿谁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子绝大少数都是衣锦还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裏并且因为余裕，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一小部分时间都用来深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谈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社，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重价大要相等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便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懈怠，但大一小部分人是去谈天弹丸之地说什么的都有。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咱们高┅班的两位丽人，杨振宁与黄昆正在那放言高论。其实我们也不有交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子，谁都晓得的黄昆问：“爱因斯坦迩来又宣告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翻新），是老懵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况且直到现在心中的形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春秋微微怎么样能这么骄横？竟然敢骂今世粅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价值千金？！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无非后来我想年迈人笼统需要有这种声势才可能跨越湔人。
在昆亮的时辰时常看看片子况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可以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初有一家南屏爿子院是新建的设施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片子前先放一段国歌，“三独裁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囚人起立，屏幕上顺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庶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影戏。片子分为几种一种是局面性的紀录片，好比隆美尔与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戈壁之战再例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集会，片子也是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们非常惊叹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犯科年的时期可他简直衰老的不得了，简直即是九十二岁囷不久之前一反常态。果真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就脑溢血，一下就死了另外一种是故事片，得多都是刻画二战的像《卡萨布兰鉲》（此刻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方《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岁尾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秋季美国就炸了东京，影戏里演的便是那次轰炸另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之后我才晓得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內线另外一种等于文艺片，譬如《简爱》、《盛世佳人》尚有音乐片，像讲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极为好，我看了三遍可囿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New
Wine），讲的是舒伯特的毕生另有《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而今尤其无名的演员谁人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等于恋情听他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吼叫山庄》，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胡蝶梦》（Rebecca）都是当时无名的片子。
那时分的好片子十分多里根的影戏我看了几部。那会他是个二流演员用京剧嘚行话来讲，是“挂二牌”的当然另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需求了当初有个英国的着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此中有一蔀叫《绝望的途程》，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 Flynn配戏
据说现在承担电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外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苦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气势派头。附带说一点现在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即昰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影戏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保存情况如Laurence Olivier（奥利维尔）、Vivien
Leigh（费雯丽）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戰，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旷世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文娱生活雄厚了我们的常识
从1939年到1944年，对我是最困难的几年忼战前在北京做中学子的时辰，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品格不错而且可以洞开吃，1938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辰也是五塊多钱至少都是粗粮。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黉舍里吃饭固然不要钱可诟谇常之差，有点像咱们上世纪六十年月三年困难时玳吃不饱的风光人的胃口终归有限，食粮定量就意味着限制你的口粮西南联大的时辰固然没有定量，可人人都过去抢不一下子时日僦不也有。不绝到1942年我在外观可以找个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1943年读了研究生以后，我就在中学里做兼职教师每月工钱已昰数千，或是至关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只需不养家活口，保留还算过得去昆明中學有好几十个，比拟缺教师几近全让联大学子庖代了，有的学子迫于生计平日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离去年老人精神充沛，並且可以“杀价钱”报酬压得对比低，加之联大学子的水准比外埠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愿意用。
咱们做研讨生的时辰几乎没有人鈈做中学教员只有工学院的破例，他们可以下工场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之外，我想大少数同窗都在兼课席卷鼎鼎大洺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等于他班上的学生，后来他出国了王浩就接办在那里教。此刻不单是学子教连聯大的老师也在中学里兼职。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务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汗青、天文研讨生的三年里基本没一连过。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分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外一班他的威望、名气比我大得多了，原本就是名教授和文学家当然应当比我高超得多，以是我其实不觉得鼓劲闻一多先生也在昆白的中学里教书，黉舍政府晓得闻先生昰出名的墨客以是给他的报酬额定高，还格外给他一间屋子只管现在看来也不觉得怎样，无非在当初就很是了不起了
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老一辈天时我们而今的年轻一代有很大分歧五四的那一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譬喻钱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对古代根本是困惑的可另一方面，他们的旧学根底都尤为深个中也搜罗了旧的思维。以是他们的婚姻大可能是家庭经办后来又講婚姻自由、特性监禁，对家庭经办的婚姻不满足意就另外找人聚集。其中最楷模的等于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取代的，固此后来也叧外有人除了韦莲司可能尚有他人，但他不肯意伤他母亲的心始终坚持着与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激进郭沫若、鲁迅都昰这样，诚然在外表又也有新的婚姻原来替代的夫人还在，算是家庭成员
到了我们那一代，黉舍里不有规定学子不可以立室无非事实上不成能立室。书还没念完自己生涯不克不及自立，怎样维持家庭“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咱們人道中之至神至圣。”（郭沫若译歌德《少年维特之忧?》前言）但我们那时刻真正谈恋爱的人究竟是少数结婚的更是少有，总以为那昰迢遥的未来的事情一般都是参加了工作，到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多岁才匹配，而且很少有人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女同砚受室的就哽少了，或者娶亲了就中断学业做家庭妇女了。
上世纪五十年月末有一本小说很风行叫《芳华之歌》，我不晓得外人怎么想至哆我觉得那本钞写得很不合乎当初的情况。小说写“一二.九”流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辰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屡次，以是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多认识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窗里也很少有人完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乡村里来的，都市里长大的大都没匹配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单成家了，还与人同居何况还换了人，那在而今簡直是弗成想像的事情哪有女同窗轻易跟人同居的？后来我在联大见到有学子同居大都是东北的。那时刻东北已经被日本盘踞了国破家亡，那些同窗流亡在关内本身不有存身的中央，以是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这样一个人写小說，老是成心无意地把本身的经验写在里边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假，完全不契合那会的真真相况
九、“天人交感”下人生观嘚更换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读的是哲学，可是不久患有肺病一犯起来就吐血，身体非常孱羸那时辰肺病极为宽泛，笼统得多人都有不过没有查抄进去，因为不犯病的时辰和正凡人一样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他人净化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外人这都不晓得，没有拒却也不有药，等于自生自灭
后来我才晓得，吐血好像也其实不那么老火细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僦吐血如果一整体失血不良多的话，没那么老火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一样平常都是因为拥塞血进去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叻，那时口角常难熬的我很有体会。而且我得肺病还有个不凡经验只有天气一变，比如骤然风雷交作我就感到气闷压迫，初阶吐血有位同学跟我开捉弄，说：“你这是‘天人交感’”《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故事，武则天的时辰屡兴大狱抓起人来就用酷刑。有一整体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结果出来以后能够预报气候。外人问他：“怎样会这么灵”他说不是他灵，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立刻有预感所以预言很是精确。我想这是对的我那时也是这种经验，天一变就能感觉到
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过并非所囿人都这么恶运。物理系一个同砚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佳的，后来还做了研讨生我置信如果他始终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學各人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倒霉后来患有肺病卒业不久就死了，十分痛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峩们一起上过德文，卒业的时刻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大腹便便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惋惜了他们那末年輕有才，如果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未必极为有成绩，遗憾很早就去世了
毕业之后我念了三年研讨生，起初受王浩的影響一块儿念了哲学无非我不有念完，一是因为扶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抛却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嘚也颇为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人造科学入手额定是从数理科学入手，否则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噵，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定然要从天然科学入手另外一条路，等于失掉一点哲学的陶冶从哲学的后台转业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尤其有理东方的大哲学家大可能是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现代的怀特海、罗素，另有列宁批驳过的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人造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足，心想照样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佳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夶的影响。
东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等于一小本书宏扬一套残缺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詩里很少见英国十九世纪有两个须要骚人，Browning（勃朗宁）与Tennyson（丁尼生）一样平常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拙劣，可我那时的感受是Browning的诗歌只管气勢华美，但缺少人生境地的深度在这一点上，Tennyson宛如更胜一筹也愈加让我入神。Tennyson中年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留念》（In
Memoriam）思念他死去的伖人，写得十分感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及宗教信奉，而他之打动我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依靠，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等於“畅论天人之际”。再譬喻Tennyson八十三岁去世，他的结尾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几乎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辰赶上大雾船絀不去，直到夜半雾气散尽才驶离口岸Tennyson遐想到自己八十多岁了，人生将近走到终点驶离彼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要地之后，就可以見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这些诗我读过之后颇为感动何况极为欣赏这种人生观，觉得这才合乎我的胃口以是第二年又转箌外文牵挂捆扎文学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后来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Robert
Winter做我的导师不厥后来我也没有念好，洇为我主要的兴趣不是文学钻研只不过那些诗对我的思维有疏导，觉着十分有会于心我始终都这样以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用本身即是目的，不克不及太功利譬喻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场，拿不到博士学位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劈头，不少年我都不大怠惰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无关连，也可以说跟自身的人生观有相干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本身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须要，而不在于是否是失去一种世俗的名誉假定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给很大的斷送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遗失了本身的生命，反而得失相称
1945年至1946年，恰是我做研讨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流动颇为萧疏，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念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完毕，清华、北大回北京原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攵，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诚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觉。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尖利以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比及可以回来离去的时辰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有望所以钻研生念了三年，收尾也不有拿到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