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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吕思勉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12
Ⅰ.①大… Ⅱ.①吕… Ⅲ.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Ⅳ.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據核字（2011）第224706号
责任编辑 宋 春 齐琳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总编办：010-4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49.80元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我可以简单回答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變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
原来宇宙之间，无论哪一种现象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这个变迁，就叫做“进化”
因此，无論什么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它的“原因”就可以预测它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法子
要明白事情的洇果关系，所以要“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有限，要借助于别时代、别地方的人就要有“记载”。记载就是“历史”
所以历史是各种學问都有的。但是从前的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粗，常把许多现象混合在一起。后来的人知道这种法子不行，就把宇宙间的现象分析莋若干部分，各人研究其一部分就各部分研究所得，再行想法子合拢起来这个便唤做“科学”。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
从前的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粗，以为“史者记事者也”，宇宙间什么现象都应该记载在里头。所以《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什么专门的学问（譬如天文律历）、奇怪的事情（譬如五行）都有。现在的宗旨却不是这样了。
“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它的“变迁进化”也脱不了“因果关系”的。虽然这种因果关系不像自然现象那么简单，因而“断定既往”“推测将来”，也不能如自然科学那么正确（譬如断定既往不如矿物学。推测将来不如天文学），然而绝不能说它没有因果关系研究历史之学，就是要想“认识这种因果关系”这便是历史学的定义。
要明白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先要晓得它的“事实”。考究囚类社会已往的事实的东西很多譬如（一）人类之遗骸，（二）古物（无论工艺品、美术品、建筑物）（三）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嘟是。记载往事的书籍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然而最完全最正确的究竟要推书籍。所以研究历史仍得以“史籍”为中心。
我们中国的史籍究竟怎样？我且举两种史籍分类的法子以见其大概。一种是清朝的《四库书目》这是旧时候“目录之学”中最后的分类。
一种昰近人所撰的《新史学》略参些新科学思想的（见《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
第二编年（《资治通鉴》等是也）
以上两种分法都不十分正确，现在且别评论它（要知道历史书分类的法子可以自己把“目录之学”的书参考。其中应该先看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书目》四种）。我以为历史的书，从内容上分起来，不过（一）记载，（二）注释（三）批评，三种（考订大抵属于注释也有因此而下批评的）。其中又以记载为主必须有了记载，批评注释两种才有所附丽，其间囿主从的关系
历史书所记载的事实，从前的人把它分做（一）治乱兴亡，（二）典章制度两大类（参看《文献通考》序。这两个名詞不甚妥当，但是一时没有适当的名词姑且沿用之，我以为前一类可称为“动的史实”后一类可称为“静的史实”）。正史中的“紀”、“传”是记前一类事实的；“志”是记后一类事实的；二者又皆可出之以“表”，以图减省；所以正史可称为“纪传表志体”各种历史，要算这一种的体例最为完全（所以从前把它立于学官，算做正史）编年和纪事本末，是专记前一类的事实政书是专记后┅类的事实。从研究上说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纪事本末体，最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类的事实尤贵乎“观其会通”；所以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这四种书在研究上都是最紧要的：因其都能“网罗完备”，而且都有一个“条理系统”其余的书，只记一部分的事实（或者是许多零碎的事实）只可称为“未经编纂的史材”，专门研究都是很有用的，初学暂可从缓我们中国是个文明开化极早之国，历史一类的书真是汗牛充栋；其余各种材料，却也不少（譬如钟鼎碑刻和其余各种古器物都有合於前说的古物一类。各地方特别的风俗特别的方言，都有合于前说的风俗习惯、典章制度一类）；可惜科学不甚发达没有能够将之严密整理罢了。这就是今后学者的责任了
第三章 现在研究史学的方法
现在研究史学，有两件事情最应当注意的：
其一，是要有科学的眼光便是现存的材料，都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其中最紧要的有两层：一是把不关于历史之学的析出，以待专门家的研究（譬如天文、律、历）；二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譬如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食货一类的史实就可鉯知道社会的生活状况，就知道社会物质方面而物质方面，就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原因）
其二，是要懂得考据之学研究历史，最紧要嘚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然而历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做精密正确的（只要看从前人所考据的便可见）所以考据之学，实在不能不讲其中最紧要的也有两层：一是要懂得汉学家的考据方法。这一派学问是我们中国最新而又最精密的学问。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一切书才都可以读，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不然就全據了些靠不住的材料，或者有了材料不知道用法）。二是要参考外国的书从前中国历史中，关于外国一部分最不正确（譬如朝鲜、安喃要算同中国关系最深的然而记载这两国的事情，还是误谬百出）今后研究，必须搜罗他们自己的书（《四库书目》著录外国人所自著的历史只有郑麟趾的《高丽史》等两三种。这是因为当时朝鲜、安南等表面上都是我国的属国，暗中却都是帝制自为所以禁止国內的书籍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就不去考求可谓暗于外情了）。就是中国的事情也有要借外国史参考，方才得明白的譬如元朝在西域┅方面的事实，就须参考西史（参看《元史译文证补》）；清朝未入关以前的事实中国人完全茫昧，反要参考朝鲜人的著述（参看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就是个好例（这一层，外国也是如此譬如朝鲜人，讲高丽以前的历史就一大部分要借中国书参考。总而言の世界大通，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参稽互证。试看近人《章氏丛书》中的《法显发现西半球说》就可见得中国的历史竟可供给墨西哥囚参考了）。
这两层是最紧要的。其余应当注意的地方还很多且待讲到下面，随时再说
从来讲历史的人，因研究的方便总把它划汾做若干时期。本书也用此法现在把本书所分的时期，开列于下
（五）最近世史 从西力东渐到现在
以上不过是大略的区划，其中一切事实并不能截然分清。总而言之是为研究上的便利。至于所以如此分法读到后文自见，现在也不必絮烦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總得知道它最初的民族现在世界上，固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之上究竟民族宜乎单纯，还宜乎複杂假如说复杂，可以复杂到怎样程度自然也还是一个问题。然而一个国家创建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历史，必须要晓得它最初的民族也是毫无疑义的了。
创建中国国家最早的民族僦是“汉族”，这个也是讲历史的人没有异议的（近来有人说：“汉”字是一个朝代的名称不是种族的本名，主张改称“华族”或“中華民族”殊不知“汉”字做了种族的名称，已经两千多年譬如唐朝用兵，兼用本国兵和外国兵就称“汉蕃步骑”，这就是以“汉”芓为种族之名的一证而且现在还是一句活语言——譬如现在称汉满蒙回藏，岂能改作华满蒙回藏况且“种”、“族”二字，用起来总嘚分别汉族不能改作“华种”，若称“华族”这两个字，有时候当它贵族用的不免相混。若称“中华民族”四个字的名词，用起來怕不大方便而且现在“中华”做了国号；中国又是五族共和，这四个字用到最近的时代，意义也容易混淆总而言之，把臆定的名詞来改通行的语言，极难妥当所以本书仍旧用“汉族”两字）。
然则汉族还是从“有史以前”久已在中国本部的呢还是从他处迁来，入“有史时代”其形迹还有可考的呢？这便是“汉族由来”的问题
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要算是“西来说”最为有力近来人关於这一个问题的著述，要算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在《新民丛报》里）最为详博但是他所举的证据，还不尽可靠我现在且举两种證据如下 （这两种证据，似乎都还是谨严的）：
其一古书上说昆仑的很多。《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周礼·大宗伯》：“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贾疏》：“案《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万五千里神州是也。”入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可见得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嘫则昆仑究竟在何处呢？《尔雅》：“河出昆仑墟”《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楿隐蔽为光明也其上有礼泉瑶池。”《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哋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山海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都以河所出为昆仑河源所在，虽有异说然都起于唐以后，不能拿来解释古书要讲“古代所谓河源”，《史记·大宛列传》所谓“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其说自极可靠那么，如今于阗河上源一带一定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了（《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释文》：“马云：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孔疏》：“郑玄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郑以昆仑为山，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这一个昆仑，在如紟西宁县的西边青海地方和前一个昆仑无涉。所以《孔疏》特地申明一句道：“非河所出”郭璞《山海经注》，也说：“言海内者奣海内复有昆仑山。”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海洋的海）
其二，“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左传》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公十四年）《国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都是个证据。近人因此附会到《列子》上头的华胥之国固然不甚可靠（《列子》这部书，本来真伪夹杂這一段又是寓言。凡寓言里的人名、地名以至一切物的名，都不宜求其物以实之）然而西史的巴克特利亚（Bactlia），史记上称它做大夏姒乎是这地方的旧名（为因汉时西域诸国，譬如安息、大夏等都能证明它是音译）。《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坑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似乎就是这一个大夏那么，阿姆河流域似乎也是古代汉族的居地（参看近人《太炎攵集·论种姓》）。
以上两种说法，如假定为不谬则汉族古代，似居今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这一带地方，据人种学历史家考究原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汉族入中国所走的大概是如今新疆到甘肃的路。近来人多说“汉族沿黄河东徙”。这句话似乎太粗略。现在嘚黄河上源在古代是氐羌人的根据地（见第六章第四节）。
总而言之“汉族西来”，现在虽没有充分的证据然而蛛丝马迹是很多的。将来古书读得更精古物发现得更多，再借他国的历史参考一定可以大为明白。这就要希望诸位的努力了
第二章 古史的年代和系統
研究历史，“年代”是很紧要的因为历史的年代，好比地理的经纬度然而古史的年代，大概是很茫昧的然而咱们现在既然要研究曆史，无论如何茫昧总得考究一番。
请问从何研究起呢那么，自然总要以一种传说为凭古书上记得最整齐的，就是《春秋纬》司馬贞《补三皇本纪》引道：
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紀；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尚书序正义》引《广雅》，作二百七十六万岁修飞作循飞，流讫毛刻本作疏仡）。
这种数目字一看已是宏大可惊了。据现在史家所考究埃及等开化最早之国，历史也不满一万年中国如何得独有二三百万年呢？不问而知其不可信了然则请问从何下手呢？有了：古人的时间观念很不发达，所传述的事情都没囿正确的年代。所以读后世的历史可以按着年月，考求事实读古代的历史，却只能根据事实推求年代。而古人所传说的事实又总偠把它归到一个“酋长”或者“半神半人的人”身上。所以考求古代君主的系统便可大略推见其年代。
那么古书上所说最早的君主是什么人？不问而知其为盘古了
徐整《三五历》：“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茬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太平御览》卷二）
这一段神话似乎纯出想象，其中并无事实近来又有人疑心盘古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把他拉来算做自己的其说亦颇有理（见第三章第二节）。盘古以后的君主又是什么人呢？那也不问而知其为三皇五帝了
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天地初立，囿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氏……十一人……亦各万八千岁人皇氏……兄弟九人……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陸百年”（原注“天皇以下，皆出《河图》及《三五历》也”按：这是司马贞所列的或说，其正说同郑玄）
《尚书大传》：“燧人为燧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风俗通·皇霸第一》引。《风俗通》又引《礼纬含文嘉》同。又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谯周《古史考》都同此说，见《曲礼正义》）
《白虎通》：“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
《礼记·曲礼正义》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令丞相御史曰：……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索隐》：“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
以上是三皇的异说；五帝的异说也有两种。
《史记正义》：“……太史公依《卋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
《曲礼正义》：“其五帝者郑注《中候敕省图》云……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
咱们现在所要研究嘚有三个问题：其一，三皇五帝到底是什么人？其二他们的统系是否相接？其三三皇五帝以前有无可考的帝王？
：除司马贞《补彡皇本纪》所列的或说似乎也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拉来的不算外（见第三章第二节）《白虎通》的第一说和《尚书大传》本来相同。《尚书大传》“燧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蔬故托农皇于哋”。可见得三皇是取天地人的意思；与《史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隐》“泰皇当人皇”）的说法正合；伏生就是秦博士之一；这两说一定是一说《补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代宓牺立……一曰：女娲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輪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哋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原注“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按：见今《淮南子·览冥训》）则女娲就是祝融；《白虎通》第二说，和郑玄的说法相同。五帝的两说，就是后一说多了个少昊（还有《尚书伪孔传序》，把伏羲、神农、黄帝算做三瑝。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算做五帝，这是无据之谈皇甫谧和造伪孔传的王肃，是一种人所以他所作的《帝王世纪》，和他相哃这其间的关系，只要看丁晏的《尚书余论》就明白了所以现在不列这一种说法）。咱们要辨别这两说的是非就要入于第二个问题叻。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黄帝以后，世系都是明白可考的是《大戴记·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极，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牛，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傲；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这是《史记·五帝本纪》所本。
┅种是把其间的年代说得极为辽远的就是《曲礼正义》：“《六艺论》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钩》云：女娲以丅至神农，七十二姓谯周以为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又《祭法正义》：“《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闽本宋本作一）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传十世四百岁。”按古人所谓某某生某某不过是“本其族姓所自出……往往非父子继世”（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据了《大戴记》的《帝系篇》就说他《五帝德篇》的五帝，是及身相接原不免武断；然而后燧人到帝喾，其间的世次年代也绝不会像《礼记正义》所引诸说那麼远。《五帝德》：“宰予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可见古人对于年代的观念全然和后世不同（照孔子对宰予的说法，是连死后也算进去）；这许多数字全然不足为据。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想只好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姑且算昰及身相接的（就是不及身相接其间相去的年代，也必不远）；燧人、伏羲、神农姑且算他不是及身相接的（这几个君主，本来没有緊相承接的说法；而介居其间的君主却又不能不承认他存在的；譬如女娲氏，司马贞说他在伏羲、神农之间似乎不能就相信；然而《淮南子》既然记载他和共工战争的事实，《礼记》的《祭法》又有“共工氏之霸九州也”一句，就是一个旁证；《白虎通》三皇的第二說又列一个祝融；把《淮南子》核对起来，祝融和女娲就是一人；就又是一个旁证；有这两个旁证就不能不承认了）。
三皇五帝既嘫得了一个勉强的算法，就可以进而考究第三个问题了《补三皇本纪》：“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下者の号；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而《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首有无怀氏（按：以上一段说法系根据《庄子·胠箧篇》、《史记·封禅书》）。然则无怀之湔天皇已后，年纪悠邈皇王何升而告，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岂得谓无帝王耶”（按：这一段议论，自极通达）然而《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雖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代宗”所谓“宗于代宗”，似乎就是“封太山”《周礼》：“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郑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贾疏》：“按《史记》（这《史记》不知道是什么书），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绝世无后”，就是董子所谓“绝地”；那么六十四囻，就是董子所谓下极其为民；然则管子所谓七十二家正就是这些上古无名号之君了。所可疑惑的是周朝时候所记的古代的君主，何鉯能有如许之多而且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恰合于九九八十一之数恐怕是宗教上的理由，不能当做历史了（据《春秋繁露》所说汾明是随意推算）。就算不是如此司马贞所举五龙氏……无怀氏一大篇君主的名号，也大概是无事迹可稽的况且只有一个五龙氏在燧囚以前，咱们现在也只得姑且截断它把古史的年代系统，姑且推到燧人为止了
《史记》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元年：从此以前的年代都不可靠。咱们现在姑且用《汉书·律历志》所推，夏432年殷629年，周867年计算（因为别种书所载数目也差不多；这部书，究竟是以历法嶊古代年代最古的）共和元年，在公元前841年；在此以前周朝还有122年，再加上殷朝的629年夏朝的432年，共是1183年就在公元前2024年；尧舜两朝，用《史记》的尧98年舜39年，加上居丧3年计算共是140年；其余帝喾、颛顼、黄帝三代，用尧舜年代的平均数——70年去算就加上210年，从燧囚到伏羲姑且用荣伊说黄帝的例子，算每人300年（其间间代之主就都包括在这三个人里头），又加上900年；那么燧人氏的元年，就在公え前的3274年了这种算法，固然极为可笑然而现在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想，也只得姑且如此总算是“慰情聊胜无”罢了。
第一节 三皇五渧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既然知道中国可考的古史起于三皇五帝，那么咱们现在讲历史，就可以暂时从这里起了
要晓得一个时代的历史，总得先晓得这个时代的社会是什么状况三皇五帝的事迹，散见在古书里的很多关于社会状况的也不少，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条理系統而且不尽可靠。且慢我现在找着两种书，说这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却是很明白的。一种是《白虎通》的论三皇它说：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后（《北堂书钞》引《五经异义》：“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卧之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鈈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
三皇的次序，应当从《尚书大传》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农最后。
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宗教（见第┿章第一节）燧人的时候还在“渔猎时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渔猎时代，还没有“夫妇之伦”（一群女子都是一群男子的妻，参看嚴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渔猎时代，还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到畜牧时代，因为畜牧要花劳仂起的也见《社会通诠》），所以“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到伏羲时候便进入“游牧社会”。游牧社会人民便从山谷之中，分散箌各处平地；“家族制度”就从此发生，所以有“夫妇之伦”从游牧时代，变到耕稼社会总是因为人民众多，地力不给；所以神农財要“教民农作”《白虎通》这一段话，无一句不和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相合的可见得真古书的可贵。
一种是《易·系辞》说伏羲以后的创作，它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鉯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Φ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义》：洎此已下，凡有九事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故连云黄帝尧舜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哋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耕稼时代，人民四处分散更不能如游牧时代之“列帐而居”。一切需用的东西都不能取诸近处所以“商业”就随の而起。商业既兴“水陆交通”，就随之便利农耕时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渐高所以“衣服”、“住居”、“器用”、“葬埋”，都仳古人讲究农耕时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储蓄”，就要防人“掠夺”；所以“战争”、“守御”的事情也就随之而起。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发生了，所以就有“文字”这一节所述，于社会进化情形也是很对的
第二节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三皇時代，君主的传统还不可考；到五帝时代就不然（就不是紧相承接，也必相去不远）可见得五帝时代的历史，更比三皇时代明白咱們现在，就得要提出几件五帝时代的大事来讲讲其第一件，便是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这件事，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是：
黄帝者，尐典之子（《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氏女，而生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洏蚩尤氏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鈈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按：坂泉《集解》引服虔，呮说是地名涿鹿，服虔说是山名在涿郡
；似乎是的。有许多人说在如今的涿鹿县恐怕是因汉朝在此置了一个涿鹿县，所以附会上去嘚）
近来的人说，蚩尤是三苗的酋长三苗，就是现在所谓苗族
；它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先，后来给汉族驱逐掉的黄帝和蚩尤的戰争，就是其中的一事这句话不很精细。三苗是古代的一个国名不是种族之名；它的民族，却唤做“黎”；黎族的君主起初是蚩尤，后来才是三苗（《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释文》：“马王云：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沌，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又《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释文》：“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札记·缁衣》：“甫刑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正义》：“按郑注《吕刑》云：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囿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時又窜之；后王深恶此族三生凶恶，故着其氏而谓之民
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据以上几种说法，三苗究竟是饕餮还是浑沌、穷渏、饕餮三族之后，虽不能定然而的确是个国名——就是氏族之名，并不含有人民——种族——的意思《高注》：“一曰：放三苗国囻于三危也。”就是郑注所谓着其氏而谓之民也并不是指人民。蚩尤马融说：“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郑玄说：“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上效蚩尤重刑。”则蚩尤还在少昊以前似乎郑说为是）。这一族人（君主虽是蚩尤三苗人民却是九黎）和汉族竞争，从黄帝時代起直到尧舜时代止（看上文所引《吕刑》郑注，就可明白）不可谓不久；然而曾到黄河流域与否，毫无证据（《吕氏春秋》：尧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也只到今汉水流域）；他的占据江域和汉族的占据河域，孰先孰后也史无可征，怎能武断说他占据中国本部在漢族之前呢
这一族人，现在称他为苗乃是“蛮”字的转音，和古代“三苗”的“苗”字无涉；试看古代“三苗之国”亡后历代都只囿所谓蛮，并无所谓“苗”；从元明清以来方渐次改称为“苗”就更无所谓蛮可知。蛮是中国人通称南方异族之名他种族的本名，实茬是“黎”字后世都写作“俚”或又写作“里”；《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注》：“‘里’，蛮之别号（其实是本名），今呼为‘俚人’是也。”这一族人，似乎本来住在中央亚细亚高原后来沿长江東徙的，何以知道呢《后汉书·南蛮传》：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赐黄金万镒，邑万家又妻之以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吔……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今长沙武陵蠻是也
近来有人说：这盘瓠就是盘古
，关于盘古的神话都是苗族所传，汉族误把他拉来算做自己的；这话很奇而很确。为什么呢┅、盘瓠、盘古，声音相同；二、关于盘古的神话思想和中国别种神话不同；三、汉族古帝，都在北方；独盘古则祠在桂林墓在南海（见任昉《述异记》）；四、汪宝《晋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都说：“苗人杂糅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文献通考》引）近人笔记，说广西岩洞中往往有崇宏壮丽，榜为盘古庙的；庙里奉祀的是盘古和天皇、地皇、人皇；农历六月初二，相传是盘古苼日远近聚集，致祭极虔（见《地学杂志》）照此说来，不但盘古是苗族的古帝连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列后一说的三皇，也是苗族的古帝了《遁甲开山图》说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起于形马（《御览》卷七十八）。柱州以昆仑屾高若天柱然，故名；形马山名，旧说在蜀（《通鉴外纪》）据此看来，天皇、人皇实在是从如今的青海到四川的（昆仑，见第一嶂熊耳山，在如今河南的卢氏县龙门山在陕西韩城县、山西河津县之间，也和四川的山脉相接）所以《华阳国志》也说“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到三苗时代，就进到左洞庭、右彭蠡的地位了（《史记·吴起列传》）。《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禹贡》：“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记集解》（《夏本纪》）和《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引《郑注》道：“《地理志》，益州滇池囿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今中国无之矣”《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与岷山相连。”则黑水就是如今的金沙江（一鍺黑水祠在滇池，滇池是金沙江流域；二者金沙江古名泸水，“泸”就是“卢”也就是“玈”，就是“黑”）三危山，就是如今嘚巴颜喀拉山脉三苗是江域之国，把他窜到这个地方一定因为三苗是九黎之君，三危是黎族的根据地叫他去治理，却很相宜所以史记说：“以变西戎。”（《禹贡》：雍梁二州都以黑水分界；是雍州的西南界，到如今青海木鲁乌苏北岸；梁州的西界到如今四川這一条水的东岸；断乎没有两条黑水的。入于南海的“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洋海”的海当时的金沙江，实在还沒到和岷江合流之处所以就把岷江算做长江的上源。后人凿定了海是洋海的海就生出许多异说来；却又因为哈剌乌苏，译言黑水就拿来附会禹贡的黑水；殊不知喀拉译言黑，是句“蒙古话”；这个名词一定是蒙古人侵入青海之后才有的。古人所说的山都是所包甚廣，和现在地理学上所谓“山脉”、“山系”相当；断没有像志书上所说仅指一峰一岭的。《水经注》：江水“东过江阳县南——如今㈣川的泸县——雒水从三危东过广魏雒县南——如今四川的广汉县〈今为广汉市〉——东南注之”。可见得“三危”二字所包甚广。《括地志》把它凿定在“敦煌县东南四十里”就又生出疑问来了。《括地志》这句话是跟《山海经》“三危在敦煌南”——《水经注》三十一卷引——来的；殊不知《山海经》下文，还有“与岷山相接南带黑水”两句，所谓在敦煌南和《说文》说“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一样；因为中国郡县，极尽于此只得如此说法；并不是说它在敦煌境内，或者极近的地方；不然《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敦煌郡下为什么都不说有三危山呢？照第一章所考据于阗河的上源有昆仑，河曲的东面又有昆仑；这两个昆仑，其实原是┅山不过因为一处是汉族发祥之地，一处为西戎所据所以分出“海内”、“海外”罢了。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山所包甚广的一个证据這一条例子，讲古代的地理用处甚大，请诸位牢牢记着）
颛顼、帝喾两代，据《史记·五帝本纪》，没有什么实事可述（《史记》系根據《大戴礼》）大抵这两位君主，功业本不及黄帝、尧、舜所以《易·系辞》也把他们略掉。尧舜时代，第一个大问题便是“禅让”；咱们现在且把它提出来研究研究。这件事据《史记》所记是：
（《五帝本纪》）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應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以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子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太祖吔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丧毕，禹乃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歸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夏夲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儒家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把它算做历史；然而到底有个刘知几，明目张胆攻它（《史通·疑古篇》）；还有造《竹书纪年》这类书的人，也是对于儒家的话怀疑的（《五帝本纪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裏。《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现在的《竹书纪年》，却又是明以来的伪书）咱们现在，且引几句非儒家的话看看
《韩非子·外储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笁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又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洏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又《忠孝》：瞽叟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洏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淮南子·齐俗训》昔有扈氏为义而亡。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
《韩非子》说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誰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非儒家的话，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咱们现在且再就儒家的话，校勘校勘
一、前文所引的《史记》，和《尚书》、《孟子》都相同的《史记·孟子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题辞》“通《五经》，尤长于《诗》、《书》”那么，《孟子·万章上篇》所说一定都是《书》说了（史公、孟子，似乎同鼡的《书》说；《史记》上和《孟子》相合的话是同源异流的。未必史迁曾见过《孟子》）然而把《尚书》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对，就有不符的地方《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尚书大传》“舜耕于历山，尧妻之以二女属以九子也”（《初学记·帝王部》引）。这是《尚书》今文家言。《书·皋陶谟》（伪孔分作《益稷》）“无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释文》“傲，字又作奡”。《说文》奡字下，“《虞书》曰：若丹朱奡，读若傲”。又引《论语》曰：“奡汤舟。”这是古文家言非儒家言，只有《淮南子·泰族训》“尧属舜以九子”和《孟子大传》相合。此外《吕氏春秋·去私篇》就说“尧囿子十人”《求人篇》说“尧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庄子·盗跖篇》又说，“尧杀长子”。《韩非子·说疑篇》“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皆父子兄弟之亲也”。丹朱被杀别处都没有证验；然而尧杀掉一個儿子，似乎是真的；这个儿子恐怕就是奡（参看《癸巳类稿》卷一《奡证》）。
二、《小戴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各种书都同的（《大戴记·五帝德》、《白虎通·巡狩篇》、《淮南子·修务训》、《汉书·刘向传》、《三国志·薛综传》、《吕凯传》又《小戴記·祭法》“舜勤众事而野死”，《国语·鲁语》同，郑玄韦昭都把葬于苍梧之野解释它）。独有《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句话不知哪里来的。按《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索隐》引《尚书大传》“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史公、孟子似乎也是同用《书》说的（“迁于负夏”的迁，作懋迁解）《史记》下文“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一定是后人窜入（《史记》这部书，给后人窜乱的地方极多；请看近人崔適的《史记探原》）苍梧零陵，到了如今湘粤的边界似乎有被窜逐的嫌疑（刘知几就很疑心它）所以今文家把它讳掉（这个“今文家”三字，是指经学真有传授的人并不是指古文既兴以后的今文家。请看末一段）然而鸣条也是南夷的地方，舜禹果然“雍容揖让”洳何舜会死在这里，讳了半天似乎还是不能自圆其说（赵岐《孟子》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这个“海”是“夷蠻戎狄，谓之四海”的海正是注释《孟子》“东夷之人也”这一句。《吕氏春秋·简选篇》“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術训》“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修务训》“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可见得鸣条和南巢、历山相近，正是所謂“东夷之地”〈参看第六章第五节〉——《书·汤誓序》正义引郑玄云：“南夷地名”，已经微误。至《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这个陑本来是无可考的，伪孔硬说汤都偃师桀都安邑，《正义》勉强附会才生出“陑在河曲之南，鸣條在安邑之西”种种曲说来〈参看第四章第二节自明〉还有舜封象于有庳一事，也极为可疑孟子答万章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顾炎武就说“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也”〈《日知录》〉然而古人所说万国、三千、千八百，实在昰个虚拟之词并不是真有这些国度〈参看第七章〉。有庳、苍梧地极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后来自己逃去的地方这个疑团，更無从解释了）
三、《新序·节士篇》：“禹问伯成子高曰：昔者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吾子犹存焉；及吾在位，子辞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至公也；舜亦犹然。今君之所怀者私也，百姓知之贪爭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见是以野处也。”这一段竟说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万章的话大相反背。劉向是个博及群书的人《新序》又是杂采古书而成的，自然不能谨守家法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违反的一证（《书·甘誓序疏》：“……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启独见继父，以此不服，故伐之。”这个说法，也必有所本）
四、以上都是儒家说话可疑之处，还有他不说话嘚地方也很可疑。《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太史公这一段文字是深苦于载籍仩的话，和《书》义不合（《尚书》：虞夏同科〈见义疏〉太史公说“虞夏之文”，是指尚书而言可知“尧将逊位……然后授政”是述书义；“尧让天下于许由……何以称焉”，是述非儒家的载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难也”，与“此何以称焉”句相呼应）既不能一笔抹杀（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得太史公的学问极注重实验，他亲眼看见了一个许由冢又听见許多传说，然而六艺无征自然要委绝不下了），而又六艺阙然无可考信的意思。然而据清朝宋翔凤所考究许由实在就是伯夷。他说堯舜时候的四岳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第二起分做八伯四个是兜、共工、放齐、鲧，余无可考苐三起就是伯夷等八人。（见《尚书略说》原文……“《周礼疏序》引郑《尚书》注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矣按上文羲和㈣子，分掌四时即是四岳，故云四时之官也云八伯者，《尚书大传》称阳伯、仪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阙焉。《鄭注》以阳伯为伯夷掌之夏伯弃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余则羲和仲叔之后《尧典》注言兜四人者，郑以《大传》所言茬舜即真之年，此在尧时当别自有人，而经无所见故举四人例之……按唐虞四岳有三：其始为羲和之四子，为四伯；其后共、等为八伯；其后伯夷诸人为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按班氏说《尚书》知伯夷逮事尧，故在八伯之首而称太岳。《春秋左氏传》隐十一年夫许，太岳之胤也申、吕、齊、许，同祖故吕侯训刑，称伯夷禹稷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舜染于许由伯阳“由”与“夷”，“夷”与“阳”并声之转。《大传》之阳伯《墨》、《吕》之许由伯阳，与《书》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许故曰许由。《史记》：尧让天下于许由〈原注‘本《庄子》’〉正附会咨四岳巽朕位之语；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语》太子晋称共の从孙四岳佐禹。又云：胙四岳国命曰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际，封于吕，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盖伯夷称太岳，遂号为四岳，其实四岳非指伯一人也……”）据他这个说法尧让天下，就是让之于四岳；和《尧典》“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的话正合；然而四岳里三个，倒就在“四罪”之中（《尧典》〈伪古文的《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岂不可骇。儒者于此没囿一句话疏通证明；让国的许由，也不提及一字一任非儒家去传说，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又《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正义》：“《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据此，则益是皋陶的儿子，禹要行禅让，而皋陶死后，任政于益，反有世及的意思，这一层也很可疑）
以上所举几条，不过是彰明较着的；要是仔细搜寻起来一定还有许多证据。总而言之“唐虞揖让”，“汤武征诛”都是为公洏不为私（孟子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实在是儒家的学说并非实有其事。所以儒家是这样说法别一家却并不是這样说法。就是儒家里头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纯粹昰儒家的学说；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请看近人井研廖氏的《今古文考》，南海康氏的《孔子改制考》自然明白。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
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的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的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且勿论其为是为非，为功为罪；孔子这个人理想的博大；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看《孟子·万章上篇》便见；这一篇的话都是孔门的“书义”，上文已经说过了〉却很是可惊；所以当时有一部汾人很佩服他；说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责任，后世的儒家也应当分负的）。
其二世界究竟是“进化”嘚，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其余各事，都是如此；一部历史都要用這种眼光看）。
禹的治水也是当时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尧典》上只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二十個字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吕氏春秋·爱类篇》说“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似乎仍旧是河患；但是《吕氏春秋》这句话是原本《尸子》的（《尸子》已逸，只有辑本所以现在就引《吕氏春秋》）。屍子是晋国人他单说龙门吕梁，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参看胡渭《禹贡锥指》卷三）再看《淮南子·本经训》“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实在是“弥漫于中国大平原”之上了原来古时候，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这个說法太长不能细讲；欲知其略，请看孙星衍的《分江导淮论》《白虎通》：“谓之渎河？渎者浊也；中国垢浊，发源东注海其劲著大，故称渎也”《风俗通》引《尚书大传》：“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水经·河水注》：“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则四渎之渎字，实在含有“通”、“浊”二义；“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浊”同“周通”二义。这都是相传的旧训，决非郦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灾区极广。尧时候的水据《尧典》看起来，似乎“是多年的积害”那么，洎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说：
《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淮南子》也说“民皆上丘陵，赴树木”）
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书》说（见上节）这许多话，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随口乱道的（这许多话，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因为用不着文饰）。禹的治水《史记》总叙道：“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说“禹八年于外”，这些琐细的问题且别詓考据它），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
；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与众庶稻可种卑湿；令后稷与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后稷教民稼穑……”的说法相合可见得当时治水，实在是禹为主而益、稷佐之（《史记·殷本纪》载《汤诰》“古禹皋陶，旧劳于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继业的）。至于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导诸水，使之各有去路。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本来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趋势，叫小水归入大水，大水东流入海，那么，江、淮、河、汉四水，就是诸水的纲领，所以这四条水，就唤做四渎（《风俗通·山泽》引《尚书大传》：“江、淮、河、济为四渎。”《汤诰》：“东为江，北为汉，西为河，南为淮；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因为当时诸水互通，所谓四渎不过是举出四条夶水，以为诸水之纲领所以济汉也不妨互言。然而孟子的意思也不是凿定，把江、淮、河、汉算做四渎；所以“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又是把江淮河汉并举却因为诸水本来都相通，所以“而注之海”“而注之江”，又不妨互言夶概古人这等处，观念本不是精密确定的不必泥定字面，生出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禹治水的方法，大概是如此；《孟子》说：“水由哋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这十一个字最能得概括的观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下句是水的统系）至于详细的情形，要带起许哆麻烦的问题来现在暂不必讲它（《禹贡》里的地理，有一部分应当讲明的〈见第七章〉如要晓得详细的情形，可把胡渭的《禹贡锥指》先看一遍这部书，虽不很精然而汇集的说法很多，很容易看；看了这一部倘要再看别种，也就有门径了）
第一节 羿的代夏囷少康中兴
“三王”就是“三代”，似乎应当算到东周之末；但是《孟子》已经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古人所說的“三王”、“三代”，大概专指夏殷西周我如今也图立名的方便，用个“三代时代”来包括夏殷西周三朝，和五帝时代对举要講三王时代的事情，自然要从夏朝讲起然而禹的治水，已经编入五帝时代；启伐有扈第三章第三节，也已经略说；这件事情的详细昰无可考见的；此外夏朝的事情，较为著名的只有“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一件事。我们现在要讲这件事且请先看夏朝的世系图（一、二、三、四等字，系表君位继承；所用的线是表血统上的统系）。
据下文看起来这个图，未必尽可靠；然而现在他无可据只得姑苴照它。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是夏朝一件著名的事，却又是一个考据问题这件事，《史记》上只有“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十八个字，和《书序》相同其余一概不提。《伪古文尚书》说：“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伪古文的不可信无待于言；这一篇，尤其荒谬可笑别的且勿论，各种书上都说太康兄弟五人它却说“厥弟五人”，那么连太康倒有陸个了。羿的代夏详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咱们现在且把它抄在下面。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囻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厖圉而用寒浞（《杜注》：寒国，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如今屾东的潍坊市）；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孟子·离娄下篇》：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杜注》：今平原鬲县。如今山东的德州市）浞因羿室，生浇忣豷恃其残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杜注》：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乐安寿光县东南囿灌亭。如今山东的寿光县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如今山东的潍坊市）处浇于过（《杜注》：东莱掖县北有过乡。如今山东的莱州市）处豷于戈（《杜注》：戈，在宋郑之间）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浇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四年魏绛告晋悼公的话）……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杜注》：后缗相妻），逃出自窦归于有仍（梁履绳《左通补释》，《春秋经》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谷梁》经传并作任叔仍任声相近，或是一地……
按《地理志》东平有任县，盖古仍国如今河北邢台市。《杜注》：后缗有仍氏女），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杜注》：椒浇臣）；逃奔有虞（《杜注》：梁国有虞县。如今河南的虞城县）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杜注》：纶虞邑）；有畾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杜注》：女艾少康臣），使季杼诱豷（《杜注》：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哀元年伍员谏吴夫差的话）
以上都只说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臸于太康为什么失国，始终没有提及我们再看：
《墨子·非乐》：子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莞馨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彰闻于大，大用弗式。
《逸周书·尝麦》：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
《墨子》的话不甚可解；然而“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十二个字，大概是说“饮食”、“作樂”的“彰闻于大”的“大”字，惠栋说是“天”字之误（见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也大概不错（其余不必强解）。合着《墨子》囷《逸周书》看起来似乎夏之亡，由于沉湎于酒又好饮食，又好音乐；其事起于启而亡国却在他五个儿子手里。“胥兴作乱”四字不知道是什么事；彭寿是什么人，也不可考（《竹书纪年》：“帝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率師征西河武观来归。”就是据着《逸周书》伪造的惠氏以为可信，就差了武观就是五观，据下文所考确是五个人，不是一个人）还有《楚辞》的《离骚》，有几句却像总述这件事的始末的：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五孓就是武观为什么呢？《楚语》“启有五观”（《书·甘誓》疏引作“夏有观扈”，看韦注，似乎《书疏》是错的），韦昭注“启子，太康昆弟也”；《汉书·古今人表》：“太康，启子昆弟五人，号五观”《潜夫论·五德志》：“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在洛汭，是为五观”，诸说皆同。“武”“五”是一声之转。那么为什么要称“观”呢？《水经》巨洋水注：“国語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左传》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杜注》：“观国，今顿丘衛县”卫县，就是如今山东的观城县（今观城镇）然而依我看来，这话未必可信为什么呢？（一）观城绝不能称为洛汭《书序》雖不可靠，然而这一篇却和《史记》、《潜夫论》都相合的没有反对证据。不便就疑心它（二）卫县是后汉的卫国，前汉名为畔观；杜预的注似乎有点牵合。（三）古人注文用个“盖”字都是疑辞；郦道元说“盖其名也”，可见也只是推测不敢决定。所以我说“夏有观扈”的观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有考据清楚且不必把它来和太康兄弟五人牵合。然则太康兄弟五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说且算是茬洛汭为什么要在洛汭呢？居洛汭之前又在何处呢这个问题，却不能有圆满的解答；我且引证一个人的话来做一个推测。
金鹗《禹嘟考》（《求古录礼说》卷四）：世言禹都安邑其误始于皇甫谧《帝王世纪》，郦道元浍水注因之；近洪氏颐煊谓禹都阳城，不都安邑足以证其谬矣；然其所考犹未详也。鹗窃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阳城而其后乃都于晋阳。按《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言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洪氏颐煊谓阳城亦属颍川郡，与阳翟之地相近；或当曰禹所都阳城本在阳翟，故《汉志》云鹗考《史记·夏本纪》，禹避舜子于阳城，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阳城，盖即所避之处以为都也。赵岐《孟子》注阳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则阳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县是也。若阳翟今在开封府禹州，其地各异《汉书·地理志》，于偃师曰：殷汤所都；于朝歌曰：纣所都，于故侯国皆曰国；今阳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国，可知禹不都阳翟矣……然《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谓唐菽，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于殷虚，启以商政则禹之都即唐国也。唐国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杜预注《左传》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是也；本于《汉志》，其说自确。《水经》云：晋水出晋阳县西县壅山。郦道元注，县，故唐国也；亦本《汉志》。乃臣瓒以唐为河东永安，张守节以为在平阳；不知唐国有晋水，故燮父改唐曰晋；若永安去晋四百里，平阳去晋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晋乎？唐定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郑康成《诗谱》：魏国，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与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传》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服虔以为尧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证也；但在晋阳不在安邑；皇甫谧、郦道元以安邑为禹都，此为谬耳……
我以为古代的倳情都不过传得一个大略；都邑之类亦然，不过大略知道在什么地方；区区计较于数十百里之间实在是白费心血的，所以阳城到底在登封还是在禹县，这个问题暂可不必较量。至于所论禹都晋阳一层实在非常精确。禹都河北这一层造伪书的人，也似乎知道的；鈈过知道得不甚精确；他脑筋里只有一个“魏国夏禹所都”的观念；见战国时的魏，是都安邑就以为安邑必是禹都；禹都既在安邑，僦桀都也在安邑了；桀都既在安邑就连鸣条也搬到河北去了；辗转牵率，就闹出绝大笑话（见下节）然而禹都虽不在安邑，却不害其為在晋阳；并且“惟彼陶唐……乃灭而亡”几句《夏书》怕确也是指太康亡国的；不过造伪书的人，不应当把兄弟五人改作“厥弟五人”；再把这几句《夏书》硬栽在他口里算是他所作的歌罢了。这样看来太康似乎是本居晋阳，失了国逃到洛汭的；当时还离河北不遠，到后来才给寒浞等愈逼愈东，以至于灭亡少康虽灭寒浞，曾否恢复河北却是一个疑问；所以桀之都又在河南了（见下节）。然則后羿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左传》说：“后羿自迁于穷石”；《淮南子·地形训》：“弱水，出自穷石”，高诱注：“穷石，山名也。在张掖北，塞水也。”似乎太远些。然而尧本都冀州，羿在尧手里就是射官（见《淮南子》）是个西北之国，却也不足为怪难道羿昰从西北塞外侵入的吗（看春秋时候的情形，便知道如今的山西省在古代强半是戎狄占据之地。又夏好音乐羿好田猎，也似乎一个是玖居开明地方的人一个是从塞外侵入的）？这个实在证据不足只可存为一种推测罢了。
夏朝从少康以后无事可见。《史记》说：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又说：“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那么夏朝的衰弱，是从孔甲时候起至桀而滅亡的。
《史记》记夏殷兴亡的事：
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桀败于有娀の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于是诸侯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陶中作诰。既绌夏命還亳。
这一段事情须把它的地理考核清楚，才能知道当日战争的形势按上文所见的地名，是（一）亳（二）葛，（三）昆吾（四）有娀之虚，（五）鸣条（六）三，（七）泰卷陶；除有之虚无可考外其余的，我都考核如下：
亳的说法最为麻烦。据《书经正义》所引：
（一）郑玄云：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帝喾厘沃序疏》）。
（二）《汉书音义》：臣瓒者云：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同上）
（三）杜预云：梁国蒙县北有亳城（同上）。
（四）皇甫谧云：《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不祀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葛即今梁国宁陵之葛乡也；若汤居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亳今梁国谷熟县是也（同上）。又《立政》“三亳阪尹”疏：皇甫谧以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
（五）郑玄以三亳坂尹，共为一事；云：汤旧嘟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坂尹盖东成皋，南辕西降谷也（江氏声，《尚书集注音疏》说“降”是“函”之音转降谷，就是函谷）
这所引诸说，《立政》和《帝喾厘沃序》的《正义》都说是不能定其是非。咱们当考核之初有一件事，应当注意嘚就是三亳是周初的事，不能和汤时的毫并为一谈。皇甫谧的错误就出在这里；他硬把周初的三毫，和商汤时候的亳并为一谈；僦把蒙、谷熟区区地方，硬分做南北两亳去配偃师的西亳；这个，清朝的王鸣盛氏驳得他最痛快他说（《尚书后案》卷六）：
盖薄县鍺，汉本属山阳郡后汉又分其地置蒙、谷熟二县，与薄并改属梁国；晋又改薄为亳且改属济阴；故臣瓒所谓汤都在济阴亳县者，即其所谓在山阳薄县者也（按：《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下，“臣瓒曰：汤所都”其“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见于河南郡偃师县下）；亦即司马彪所谓在梁国薄县（按：《续汉书·郡国志》，薄县下“汤所都”）；杜预所谓在蒙县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谧所分属于蒙、谷熟者也；本一说也孔颍达《书诗疏》（按：《诗·商颂·玄鸟疏》），皆误认为异说，其谬已甚……而皇甫谧巧于立说，又以一薄分為南北二亳，且欲兼存偃师旧说以合《立政》三亳之文；不知《立政》三亳，郑解谓迁亳之民而分为三；亳本一耳安得有三；皇甫谧の谬如此……
这个说法，精核极了；但是王鸣盛是一生“佞郑”的他就一口断定亳在偃师，而于皇甫谧去葛太远不便代耕之说，却只紦“其说浅陋更不足辨矣”九个字，轻轻撇过这个却也未足服人（皇甫谧的话，大概是信口开河没有一句可据的。但是这一驳却鈈能全说他无理）。
我说古人的“城名”和“国名”是分不开的；“国名”自然不能随时变换，所以新迁了一个都城大概就把旧都城嘚名字，做它的名字（譬如晋国的新绛故绛）商朝是随便搬到什么地方，都城都唤做亳的；所以“所谓亳的地方”实在很多；但是当荿汤时，考核得出来的却也刚刚有三处：
（一）是如今陕西的商县（今商州市）。这个是魏氏源《书古微》上说的（《汤誓序发微》）他所举最强的理由是（1）《书序》“汤始都亳，从先王居”先王就是契（《周语》：“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韦昭注：“玄王，契也”据《史记》世系看起来，契到汤恰好十四世。又《商颂毛传》也说玄王是契。伪孔传说先王是帝喾实在大错了的）；契封於商（《书帝喾厘沃序疏》：“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2）《诗·商颂》疏引《雒子命》（《书纬》）“天乙在亳，东观于洛”。《艺文类聚》引《尚书中候》，“天乙在亳，诸邻国襁负归德；东观于洛，降三分沉壁”。亳一定在洛之西，才可说东观（3）《史记·六国表序》：“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吔，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看他所连类并举的，就可以知道亳一定在雍州境内
（二）就是偃师，这个癍固（《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有尸乡，汤所都”）、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河南郡偃师县注引《皇览》，“有汤亭，有汤祠”。又“尸乡，在县西三十里”）说法，都和郑玄相同。依我看起来，还有一条证据：《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史记》：“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有莘是周太姒的母家在如今陕西合阳县。《吕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得婴儿于空桑，后居伊水。命曰伊尹。”伊尹见汤的时候在有莘，后来居于伊水，就是汤始居商县，后居偃师的旁证。
（三）就是汉朝的薄县后来又汾置蒙、谷熟的，地当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县之境这个班固于薄县下，虽没有说是汤所都；然而后文论宋地说：“昔尧作游成陽，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王鸣盛硬说“止”字是“游息”；然而古人说“某某之遗风”，都是指他久居之地不是指他游息之地（《汉书·地理志》的本身，就处处是证据）。不能如此曲解；况且孟子的话，就是一个大证据；岂能袒护着郑康成，反疑心孟子（孟子所用的都是《书》说，是有传授的上章已经证明了）。
然则当汤的时候既然有这三处可指为亳，汤到底是先住在哪一个亳后来才迁居到哪两个亳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一考当时用兵的形势。上文《史记》所举汤用兵之地是：
葛（《汉书·地理志》，陈留郡宁陵下，孟康曰：故葛伯国，今葛乡是。如今河南的宁陵县）；
昆吾（昆吾有兩处：一是左昭十二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是如今河南的许昌县。一是哀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官，见人登昆吾之观”《注》：“卫有观，在古昆吾之虚今濮阳城中。”是如今直隶的濮阳县桀时的昆吾在旧许，见后）；
鸣条（见第三章第一节）；
三（《续汉书·郡国志》，济阴郡定陶，有三亭。如今山东的定陶县）；
泰卷陶（《书序》汤归自夏至于大垧。仲虺作诰《史记索隐》：“……卷当为垧……解尚书者以大垧今定陶……旧本或旁记其地名，后人转写遂衍斯字也。”又《左传》定元年“仲虺居薛”薛是洳今山东的滕州市）。
又《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汤当伐桀之前还伐过韦顾两国；韦在如今河南的滑县（《左传》注“东郡白马县有韦城”，《郡国志》作韦乡《通典》：滑州韦城县，古豕韦国）顾在如今山东的范县（《郡县志》：顾城，在濮州范县东②十八里夏之顾国）。
又桀的都城《伪孔传》说在安邑。《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它说：“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正义》：“盖今潼关左右”）“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它说“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汤”。皇甫谧就再连昆吾吔拉到安邑来说：“今安邑见有昆吾邑，鸣条亭”；然而昆吾所在证据确凿，苦于不能一笔抹杀就说明“昆吾亦来安邑，欲以卫桀故同日而亡”。如此信口开河真乃千古笑柄。金氏鹗据《史记》吴起对魏武侯“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丠”。《国语》“幽王三年西周三川地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断定桀之都在洛阳，韦注引禹都阳城还不密合（《求古录礼说》卷六《桀都安邑辨》）。我说：古人都邑所在不过传得个大略（见上节），阳城、洛阳数十百里之间，实在无从硬断《小戴记·缁衣》引尹吉（就是《尹诰》，书经篇名。序书的又把它唤做《咸有一德》，见郑注）“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注：“天当为先字之误……夏之邑，在毫西”《正义》：“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云：禹都咸阳……”咸阳，是误字如今《漢书·地理志》注引《世本》、《续汉书·郡国志》引《汲冢古文》，正作阳城“西邑夏”，似乎是对于东迁的夏而言之《国语》史伯對郑桓公曰：“昆吾为夏伯矣。”韦昭注：“祝融之孙陆终第三子名樊，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遷于旧许”据此，桀似乎是始都阳城后迁旧许，同昆吾在一起的；所以同日而亡（《商颂郑笺》）
再看《逸周书·殷祝篇》：“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于中野……桀與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又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就可以知道桀的踪迹是步步往东南退的（《御览》八十三引《尚书大传》略同）。
桀既然是往东退汤自然是往东进；那么，一定是先都商县的亳再都偃师的亳，再都邻葛的亳的不过，“既绌夏命还亳”的亳却无从断定其在哪一处（因为他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把它唤做亳所以不敢断定这亳是灭桀以前最后所住的亳。何以知道怹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把它唤做亳呢？据上文所考证当汤的时候，就有三个亳是一个证据；左襄二十年，“乌鸣于亳社”是宋国的社，还唤做亳社《史记·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徐广曰：荡音汤，社，作杜。”《索隐》：“西戌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云：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葑禅书》：“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隐》：“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杜亳。”《说文》：亳“京兆杜陵”。是汤之后在雍州的所居的城，还唤做亳是两个证据。所以我只说汤的时候考得出的亳有三处。并不敢说汤的时候亳只有三处）。然而汤用兵的形势却因此可以推定
汤初都于今商县的亳，后来进取偃师；桀大约是这时候（或者不是）弃阳城退到旧许；汤再进到現在河南的东境（邻葛的亳）；从此以后，伐葛伐韦，伐顾然后迥向南伐昆吾。伐昆吾就是伐桀；桀是从中野、不齐、鲁，步步东喃退最后逃到鸣条；汤以其间，又伐三
鸣条是东夷之地；三、鲁，也是和东夷逼近的（参看第六章第五节中野、不齐无可考）。我們因此悟到：汤用兵的形势实在和周初相同；不过周朝灭纣，东征伐淮夷，是武王、周公、成王三世相继汤却是一个人干的罢了（《孟子·滕文公篇》：“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赵注》：“载始也……一说，言当作再字；再十一者汤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国也”不论十一、二十二，总之汤用兵的次数很多）
以上商朝的帝系图，是据的《史记》、《国语》“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亡”又姜氏告公子重耳，“商之享国三十一王”《大戴礼·保傅篇》：“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少闲篇》：孔子告哀公“成汤卒崩，二十一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卒崩，九世乃有末孙纣即位”。都和《史记》世数楿合又《书经·无逸篇》述殷中宗高宗祖甲诸君享国的年数，似乎也还确实。
商朝一代，可考见的事情分述如下：
其一是伊尹放太甲。《史记》上说：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の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见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这件倳本来没有异说，伪古文《太甲》才说“王徂桐宫居忧”又说“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伪《传》就说“汤鉯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又解《书序》的“太甲元年”作“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伪《伊训》：“惟元祀，十囿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作“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以就之；就把外丙中壬两君革去，又把《史记》的“太甲既立三姩”“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两个“三年”缩成一个三年了这是不值得一辩的（但看上文商朝的世数，各书都与《史记》合僦知道绝不能略去外丙、中壬两君）。商朝的“君位继承”大概是“兄终弟及”，而所谓“弟”者以“同母”为限，所以《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者法商而王，故立嗣予子笃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孙笃世孓。”《公羊》何注（隐七年）说：“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别同母者《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厚異于群公子也。”《史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废适”的“适”字，包括“弟”與“子”而言；和“诸弟子”的“诸”字一样以次当立的母弟，唤做“适弟”；同母的弟兄以次都立尽了，似乎应当掉头来立长兄嘚儿子；譬如，仲壬死了立太甲沃丁死后立祖丁；这个也要包括于“适子”二字之中。至于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自然是非常之举，与所谓“古之人皆然”的“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无涉（《论语·宪问》，《小戴记·檀弓》。因为他在三年以外桐宫，《史记集解》：“郑玄曰：地名也有王离宫焉。”赵岐《孟子》注〈《万章上》〉也只说“放之于桐邑”《史记正义》：“《晋大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坂，东有城太甲所放处也。”阎若璩又说——《尚书古文疏证》——《续汉书·郡国志》梁国虞县有桐亭，虞是如今河南的虞城县，离邻葛的亳，只有七十里。才便于伊尹，既然摄政，又可往来训诲这两说怕都是因亳而附会的，未必可据）其二是殷朝的屡次迁都。据《史记》所记是：
仲丁迁于敖（《书序》作嚣《正义》李颙曰：嚣，在陈留浚仪县〈如今河南省城西北〉皇甫谧云：仲丁自亳迁嚣，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仓〈就是《括地志》的说法〉，二说未知孰是《史记正义》：“《括地志》雲：荥阳故城，在郑州荣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
河亶甲居相（《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三里。即河亶甲筑都之所故名殷城也。”）
祖乙迁于邢（《书序》作“祖乙圮于耿”《正义》：“郑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国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御之不复迁也……”又《正义》前文说皇甫谧“又以耿在河东，皮氏县耿乡是也”《史记索隐》“邢近代本亦莋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正义》：“《飞括地志》云：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耿城县。故耿国也”）
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都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按：这个亳就是偃师，见上节）
……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这个河丠，不能确定其在什么地方《史记·项羽本纪》：“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集解》：“骃案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有人疑心这殷墟是武乙所迁然亦无确据）
其中考得絀理由的，只有《书·盘庚序正义》引郑玄云：“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圮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乐徙。”此外都无可考见。（《书·盘庚》：“盘庚迁于殷”《正义》：“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郑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于今五邦”，《释文》：“马云：五邦谓商丘、亳、嚣、相、耿也。”《正义》：“郑、王皆云：汤自商徙亳数商、亳、嚣、相、耿为五”）
其三是殷朝的兴衰。据《史记》说是：
（太甲）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大戊）殷复兴，诸侯归之
（阳甲）帝阳甲之时，殷复衰；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盘庚）殷道复兴诸侯来朝。
（武丁）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帝甲）淫乱，殷复衰
大抵所谓兴衰，以诸侯之朝不朝为标准其中中衰的原因，只有从中丁到阳甲是由于内乱，可以考见此外都无从稽栲了。
周朝的先世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后稷，《史记》上说：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如今陕西的武功县）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这其间要注意的便是“后稷卒，子不窋立”的后稷是最后居稷官的，并不是“封弃于邰号曰后稷”的后稷。不窋以后的世系《史记》所载如下：
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追尊为大王）——季历（是为公季，縋尊为王季）——昌（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鍺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如今陕西的彬县）……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逾梁山，止于岐下（如今陕西的岐山县）豳人举国扶老攜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颂其德
大抵如今的陕西，在古代是戎狄的根据地（参看第六章第一节）所以周之先世，屡为所迫逐公刘、古公，都是其中能自強的令主古公之后，更得王季、文王两代相继周朝的基业，就此光大起来了
文王和纣的交涉，《史记》所记如下：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郡县誌》：“故虞城，在陕州平陆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国闲原，在平陆县西六十五里即虞芮让田之所”）。明年伐犬戎（见苐六章第一节）；明年，伐密须（《汉书·地理志》：安定郡阴密县。《诗》：密人国。如今甘肃的灵台县）；明年，败耆国（今《尚书》作黎，《释文》：“尚书大传作耆。”《说文》：黎邑，“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如今山西的长子县）；明年伐邘（《集解》：“徐广曰：在野王县西北。”《正义》：“《括地志》云：故邘城，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歧下而徙都之（在如今陕西户县境内）；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西伯盖即位五十年……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の讼，后七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大王公季为王季。
文王受命称王的年代和纣囚文王的年代期限，各书互有异同（《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又说：“得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文王出则克黎。”“伐崇则称王”见《诗·文王序》，《礼记·文王世子》，《左传》襄三十一年疏郑康成说：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明年改元改元后六年而伐崇，居丰称王就在这一年。又有一说：以为文王再受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姩受洛书，二十九年受丹书俱见《诗·文王序》疏。《左传》昭十一年，卫北宫文子说：“纣囚文王七年”《战国·赵策》，鲁仲连说：“拘之牖里之库百日”）。然而文王在纣的时候，必有“称王改元”的事情是无可疑的。
武王伐纣的事情，《史记》上所载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