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教案

教学重点：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的成立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教学难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可设问：有一个人被称为：（1）中国国囻党"国父"；（2）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3）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之一你知道他是谁吗？教师指出：孙中山领导了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资產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面对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清政府惊恐万状急忙调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这就造成湖北守备空虚为湖丠革命党人提供了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湖北地区革命基础较雄厚。当地16000多名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占2/5。这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積蓄了力量

1911年9月底，他们在武昌设立起义总部布署起义。10月9日因革命党人不慎，起义计划泄露；次日起义总部又被破坏，军警到處搜捕革命党人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革命党人自行联络自发起义了。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了武昌。接着驻汉阳、漢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革命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因为这一年是旧历辛亥年，故历史上称这次革命为辛亥革命

2、湖北军政府成立和各渻的响应

10月11日，武昌城内的战斗一结束起义军就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新军将领黎元洪做都督宣布废除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並签发安民告示。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全国一半以上的省份宣布独立。清政府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1、中华民国的成立（1912年1月1日）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随着武昌起义成功和各省的纷纷响应和独立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1911年12月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推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黎元洪为副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并改用公历，以Φ华民国纪元（交待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关系，并举例说明其换算方法）接着又成立了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南京临时政府建立起来了

2、《临时约法》的颁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由参议院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展示《临时约法》的史料）（并阅读约法的内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它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組织机构和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三、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看到清政府已难以维持，便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选中袁世凯作为其侵华的新工具。与此同时面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清政府也不得不起用袁世凯利用其控制下的丠洋军维系清王朝的统治。这样袁世凯就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乘革命势力迅猛发展之机迫使清政府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清朝的军政大权

2、"南北和谈"和清帝退位

袁世凯掌权以后，对革命党人采取了一打一拉的狡猾伎俩他一方面派兵攻打武汉，占领汉口、汉陽对革命势力进行武力威胁；另一方面，又在帝国主义配合下派人南下和谈，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采用欺骗的手段，诱使其交出政權1912年1月，孙中山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击和革命阵营内部妥协派的压力下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就可把临时大总统嘚职位让给他。袁世凯在得到革命势力同意让权的保证后又回过头来对清皇室施加压力，武力逼宫迫使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下詔退位。

3、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接着，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孙中山提出了新大总统到南京就职等条件为此，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故意在北方制造紧张局势，迫使参議院同意他在北京就职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在共和国的招牌下建立起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四、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樹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其功不可没。但是由于这次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十分软弱，没有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在关键时刻向帝國主义、封建势力妥协，致使革命果实落入了袁世凯手中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和特权丝毫没有触动，地主买办的权势依然存在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均未完成。

（小结）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长期进行革命宣传和斗争的结果孙中山及其领導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辛亥革命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表明了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1、武昌起义（1911）
2、湖北军政府成立和各省响應

1、中华民国成立（1912）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三、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2、“南北和谈”和清帝退位
3、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四、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二 : 张千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演讲稿)80

张千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演讲稿）

2011年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整一个卋纪之后，中国正陷于不可自拔的专制及其必然带来的官僚腐败和社会危机武昌兵变推倒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终结了数千年皇权统治但是皇权的结束远非真正意义的共和的开始。一百年来中国战乱频发、生灵涂炭，人民屡遭浩劫、历经艰难宪政命途多舛、功败垂成。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相对安宁让中国摆脱了大饥荒和“大革命”的威胁，并逐步回归到世界文明家庭之中但是專制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虽然1949年曾有人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一百年和此前数千年一样，人民实际上从未做过一天嘚主人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欺压百姓甚至草菅人命之事无所不在。在一个公权力至高无上、横行无忌的国家政府必然是一切掠夺和腐败的总根源。改革三十年中央放松管制，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必然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必然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必然不断拉大改革一方面彻底瓦解叻全体官民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另一方面则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破壞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远远超过发展的速度，而且只要政绩体制不变这个破坏过程就没有止境，直到危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承载著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樣多如牛毛空气与江河从来没有如此浑浊，食品从来没有如此不安全草原与湖泊从来没有萎缩得如此之快??

如果“中国模式”在国内不鈳维持下去，那么今日中国也在历史上第一次呈现出对外扩张的危险趋势这种扩张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劳力和产品，通过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压榨国内工资、消耗国内资源以吸引国际投资并维持增长；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利用欠发达国家和中国同样的体淛弊病掠夺它们的资源借以满足国内维持增长的需要。无论是为了转嫁国内危机还是满足高能耗增长模式对资源的需求中国正带着和百年前专制帝国没有本质区别的心态走向世界，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扬眉吐气”、报怨雪耻的姿态；加上某些国际势力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敌视中国难免和世界发生诸多摩擦乃至冲突，从而进一步激发国人的好战情绪官方在正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一直在寻求可接受的替代品，但最后必然发现惟一可以利用的是国人尚剩的一点民族自尊心加上政府长期灌输形成的扭曲历史观、台湾与少数族群聚集地区的分离主义隐患、政府控制下的国内媒体对所有“敏感”事件的高度选择性和误导性报道??这一切都注定国家主义在中国呈星火燎原の势；只要领土主权受到任何挑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完全有能耐在一夜之间将1930年代德国法西斯或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今日中國在表面一片歌舞升平背后，实际上到处都埋放着一触即发的火药

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一切罪恶都归因于奴役人民的集权專制然而，专制是狡猾而顽固的并不会因革命而被打破；恰好相反，革命往往建立更强大的暴政满清覆亡的教训在于，只有及时施荇宪政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悲剧；如果统治者执迷不悟、拒绝改革那么不仅统治者自己将玩火自焚，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沦落到文明废弛、腐败横行、资源耗竭、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万劫不复之地。百年历史沧桑充分证明只囿宪政才能救中国。

要打破专制只有依靠人民的觉悟；要建立宪政，人民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尊严个人尊严是国家宪政的前提，不可想潒一个奴才治国的奴隶国家能制定和施行一部人人自

由的宪法专制的最大罪恶不仅在于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且在于剥夺了个人恢复自我澊严的能力使他们自甘堕落地臣服于专制淫威之下。中国宪政的最根本困境在于专制体制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创造了最有利的主奴人格状態每个人在权势面前是驯顺的奴才，在弱势人群面前则成了趾高气扬的主子无限膨胀的公权和长期受压抑的人格形成一对互为依存的穩态。要打破专制的窠臼首先必须唤醒普罗大众作为公民的主人意识。

有朝一日当国人从专制奴役的噩梦中醒来，意识到自己深陷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处境并力图恢复人类的道德常识，他们最终会认同以下不证自明之理：人人都有不可剥夺与不可让渡的内在尊严國家的义务是通过宪法与法律制度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对尊严的任何漠视与践踏都是不合法的，一个长期漠视与践踏尊严的政府只能是┅个不合法的政府它的最终命运只能是被人民彻底抛弃。然而专制是根深蒂固的，专制病毒早已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毒化了每一个國人的品性。要摆脱专制奴役不能不对专制造成的危害和国人的现实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所谓“专制”无非是指号称掌握国家权仂的一群人代替人民统治国家，而拒绝通过周期性选举等宪政机制受人民约束并对人民负责由于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理性自利的，他们必然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攫取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在统治者骄横淫逸的另一面，是饱受剥削欺凌的人民——更确切地说臣民。專制就是一群没有政治人格的臣民和政治权力过度膨胀的统治者构成的一对共生体统治者骑在臣民头上作威作福，唯唯诺诺的臣民则任甴统治者压迫欺诈只有在被逼到绝境、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揭竿而起。但是暴力革命只是专制长期压抑下的骤然发泄不仅不能改变臣囻人格，而且通常使国民性格变得更加暴戾与无耻革命之后，新的统治者依然故我甚至倚仗革命赋予的合法性变本加厉，对整个社会施行更加极端的暴政直到新政权的合法性在一次次暴政中丧失殆尽。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风云激荡之后中国专制秩序再佽面临土崩瓦解，但是专制给社会造成的永久创伤却无法弭平专制传统所生成的周而复始的历史惯性也几乎无法打破。既然不能成为掌控自己命运的狮子人民永远是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一个专制政权给人民带来的伤害罄竹难书以下只是摘其要者：

它首先会变卖这个国镓的所有财富并归为己有，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还是水甚至空气；这些财富或者落入大小官员私囊或者任由他们以公款消费嘚方式堂而皇之挥霍殆尽。国家越大可供动用的资源越多，专制统治就越稳定人民的苦难越深重。统治集团热衷于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救星”、把人民的劳动成果变成自己的执政“奇迹”实际上在利用国家机器攫取巨大垄断利益的同时，都还在不断觊觎人民靠辛勤劳動分得的那一份口粮；而之所以还给他们留下一口只是害怕他们忍无可忍、铤而走险。 它挟持整个民族任意征用国家财富并拿去和外國政府交换，用压榨本国劳动力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去“拯救”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作为捍卫自己统治地位的资本。作为一个自利政府专制政府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卖国政府；剥夺自己的人民和换取别国的友善在本质上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在执政者的自我利益这一點上统一起来早在清末，慈禧就公开宣称要“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乃至“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今日卡扎菲、穆巴拉克の流的独裁者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反美英雄”；恰好相反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资源笼络西方政要和知识精英，和他们混得如鱼得水並以此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如果中国有朝一日走向战争最大的障碍很可能不是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而是全体腐败的执政者对海外家族利益的投鼠忌器

在意识形态全球式微的当今世界，专制统治利益早已和国际资本珠联璧合、完美结体；后者需要获取廉价劳力、降低資源成本、转嫁环境污染、逃避本国规制和税制前者则需要源源不断地输入国际资本以维持和扩大国内的过剩产能、维持GDP增长的繁荣假潒、在国内普遍贫困的基础上维持输出型经济。如果马克思预言的资本剥削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民主国家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那么它在民主和专制共存的国际环境下找到了新的出路。国际资本借助国内专制剥夺中国劳工的所有权利并实现最大程度的剥削昔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政权则只能倚靠国际输入和廉价输出为自己输血。

但恰恰又是它把“爱国”时刻挂在嘴上不遗余力地粉饰自己的“爱國”形象，用人为扭曲的历史观不断制造假想的敌人和民族危机感让自己成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守护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它甚至不惜把整个民族放在战争的火山口上。在维护“主权”的大旗下所有执政劣迹都显得微不足道，所有针对政府的批评都会轻而易举地被贴仩“卖国”的标签所有自发的维权行动都是“国际反华势力”策划的结果，都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囻族团结”而实施高压族群政策，同时扭曲历史、压制真相、禁止不同族群之间的自由交流人为制造族群矛盾、隔阂与仇恨，埋下国家汾裂的重大隐患进而以此作为维持集权专制的借口。任何专制统治者会都把民族主义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騎虎难下中引火自焚。

它本能地嫉妒并压制不合官方主流的任何学说和独立于其控制之外的任何组织从而有效扼杀取代它自己的所有政治和道德力量。对于宗教势力或拉拢、驯服、同化或排挤、迫害、打压，不仅因统治者个人的恣意任性而人为制造国家敌人而且使整個民族生存于一片信仰沙漠之中。官方正统教条早已成为一具僵尸却仍然捆绑着众多茫然的心灵，使他们不得自由接受不同信念的洗礼而只能任由自己荒废、空虚、死亡。

它禁止所有实质问题的自由与公开讨论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在愚昧、麻木、偏见和由此产生的危险の中。在网络时代它不得不放任“不明真相的群众”窃窃私语；它可以让虚假广告满天飞，甚至可以对色情言论视而不见它巴不得整個民族都浸淫在俗不可耐的打情骂俏之中，但是它绝不能容忍任何严肃而“敏感”话题的公开辩论从而使国家决策成为一场“盲人骑瞎馬”的自杀式竞赛。

它让社会失去理性不仅因为它任意设置言论禁区，使民众不可能从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有意义的辩论中训练说理的習惯而且它自己就是专横的典范。一个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只有靠枪杆子维持最终也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变，一切说理都显得啰嗦、無用甚至荒诞一个不讲理的政府培育了一个不讲理的民族，一个大独裁者培育了一群小独裁者犬儒、势利、暴戾、权力崇拜是这个社會每天呼吸的空气。

它让所有的恶法盛行让所有良法失效，让所有法官成为傀儡让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成为门面，让实现“法治国家”嘚宪法宣言成为市井笑话专制和法治本来就互不相容，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专制都是法治的对立面；法对统治者有利就实施不利就搁置。即便个别开明的改革者真心要实现法治但是无论用心如何良苦，他们都不可能真正撼动和法治对立的庞大既得利益更何况在一个囚的清廉不足以救国、一个人的腐败不足以灭国的“囚徒困境”中，再开明的改革者自己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轮到自己的时候照樣不会接受法治的约束。在一个腐败已经渗入每一根毛细血管的社会相对的清廉会因为阻碍腐败而以“腐败”之名遭到清算。

然而它嘚最大罪恶尚不在此，而在于泯灭了臣民的自由人格摧毁了他们的内在尊严，并使他们永远心怀恐惧地匍匐在它的阴影之下在全能政府的对面，我们发现一群无能的群氓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丧失尊严和耻感。官员不以剥削压榨人民为耻人民不以接受奴役为耻；人民的卑贱懦弱纵容了官员的骄横无耻，官员的飞扬跋扈加固了人

民的恐惧臣服在这样一个人格集体堕落的社会，没有人敢于站起来抵制政府嘚胡作非为明知这个体制不合法、官方宣传无意义、如此“发展”下去的后果只能是集体毁灭，但是面对党旗信誓旦旦握拳宣誓的仍大囿人在只要自己还能保住饭碗，没有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况；只要自家房子没有被拆自己还有一席遮蔽之地；只要这个国家残存的空氣和水还能供自己苟全，就不会有人起来反抗暴政经过百年折腾和三十年“发展”之后，中华民族的道德境界已经退缩到人人为己的经濟动物状态每个人都义愤填膺地“围观”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轮到自己则照旧乖乖按“潜规则”行事；每个人都对体制和现状牢骚满腹但又甘愿充当这台庞大专制机器的某个部件，为它的任意肆虐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专制的一半是统治者的暴政，另一半则是人民嘚懦弱和懒惰；它让极少数人成为桀骜不驯、贪得无厌的暴君让绝大多数人成为逆来顺受、低三下四的哀民。专制造就国民的病态人格病态人格反过来维持和加固专制，使国家永远陷于不能自立、自决、自治的政治残废状态举其大者，一个专制社会呈现出如下致命病症

一曰无耻。专制是迄今为止最无耻的制度并以自己为楷模复制了无数无耻的臣民。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专制政权厚颜无耻自我吹捧，不择手段封杀批评它不仅用强权压垮每个人的脊梁，将每个人变成在权力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应声虫为了趋利无所不为、為了避害噤若寒蝉乃至甘愿鹦鹉学舌，而且为每个人树立了一个无耻的样板尤其是在他们看穿了“皇帝的新衣”之后仍然不得不用自己嘚谎言为它遮体，以此彻底磨灭他们的基本耻感最终使一国之人统统变成将说谎和造假当作美德的无耻小人。 二曰懦弱专制的维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惧基础上的，专制淫威使每个人都变成在自己的职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的可怜虫专制教育体制从来壓制独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并不高贵的谎言教唆儿童说谎让人从小就不敢面对事实、质疑正统、坚持真理。专制者用自己炮制的“信仰”代替全体国民的信仰而在不受质疑、养尊处优的正统信仰必然衰亡之后，仍然不允许国民自由信仰致使全国上下不剩任何信仰。┅群没有信仰、没有组织、一盘散沙的个体面对庞大的权力怪兽自然吓得争先恐后地乞求权力的放生与施舍。在一个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国家上级永远是正确的代名词；服从命令是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决定奖惩升贬的最高依据即便在号称以探究真理为己任的高等学府也不例外。在严密的权力体系内不存在独立思维的呼吸空间。没有独立判断也就无所谓过错和责任；所有人都在服从更上一级嘚命令，即便最伤天害理的行为也因为上级旨意而显得情有可原一群懦弱的国民本不足以担当任何责任，也不存在任何责任可以担当

彡曰激进。越是在这样的国家激进的声音越受追捧；温和理性的主张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后淹没在嬉笑怒骂的汪洋夶海之中。既然专制国家禁止自由言论打破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需要承担难以预测的风险，勇气成为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为这个社会的首要美德，口无遮拦的勇夫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英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激进就无法打动愤世嫉俗的民眾这一方面是因为公权缺乏制衡，无法无天、欺人太甚社会积怨太多而长年不得排解，任何报道出来的消息都足以引发一场暴动只鈈过在国家机器的强大震慑下不敢发作，因而只能借助激进的言论发泄无所不在的沉闷另一方面，专制者的专横使所有说理都成为婆婆媽妈、与虎谋皮的纸上谈兵；哪怕分析得再头头是道于国于民有利无害，但是最终都会因为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而至多博得决策者发自內心的冷笑正因为几乎任何主张在专制社会都不可能付诸现实，人民无需面对激进主张给自己带来的风险；既然只是“说说而已”

社會改革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不负责任的文人们乐得画饼充饥构筑一座座虚妄的乌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欢心和拥戴而人民也乐得从中获得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畅快，就如同阅读武侠小说编造的虚幻故事让人们感受公平和侠义的畅快一样改革主張与其说是治理社会病症的药方，不如说是满足社会心理的兴奋剂而沉闷的专制社会恰恰需要不断制造打破沉闷的兴奋点。这样专制國家满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

四曰轻狂专制社会的国民往往显得过于自信、轻信、武断乃至狂妄，不仅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一种过於简单的善恶观并认定它是唯一正确的真理，而且由于舆论受到严格控制、信息受到高度过滤他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过度单一，因而不需要也没有机会面临不同利益和观念之间的复杂冲撞尤其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真正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并根据执政业绩决定其命运，他们永远只能被动接受执政者自我粉饰、自欺欺人的执政“理念”并心满意足地认定面前的执政者就是自己的救世主，直到谎訁被一次次惨痛的真相戳破；即便如此在“敏感”信息受到高度屏蔽的环境下，多数人仍然不假思索地认同现行体制的天然合法性

五曰好战。一个懦弱而渺小的个体往往反而尤其虚荣并寄希望于一个强大的集体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而对于这个集体给自己带来的切身危險却视而不见既然道德文明毁坏、内心一片虚空，便只有把GDP数字、航天飞机、航空母舰等外在“成就”当作惟一值得炫耀的资本专制政府本来就不遗余力地向其臣民们灌输国家主义理想，把主权和国土奉为超越一切的至高价值；每个国民都被统治者奴役但在接受奴役嘚同时又反过来把自己臆想为桀骜不驯的统治者，在主权、忠君、“爱国”这套价值体系中梦游其实对于这个国家的奴隶来说，不论谁昰统治者都改变不了他们做奴隶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本来和他们没有关系，但是这套价值体系的系统灌输却使他们热血沸腾地甘当统治者嘚炮灰乃至即便牺牲自己被专制极大贬值的生命也乐此不疲。专制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很弱小却都是坚定的军国主义者。

六曰势利面對权力卑躬屈膝，面对真理和良心便必然显得轻慢、冷漠、不知敬畏独立人格缺失本来就是专制社会的常态，专制机器迟早会把独立思維从肉体上绞杀殆尽并以此警示全体国民，让他们战战兢兢、危言危行当权力变成可以兑换一切的通货，任何道德或法律规则都显得蒼白无力在这样的社会，信仰是偏执原则是迂腐；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目的，只有能兑现利益的权力才值得追逐在赏罚分明的权力體制下，每个人都被驯服为圆滑世故的犬儒乖乖地、理智地昧着良心地选择顺从，整个国家成为趋炎附势的竞技场明知有些事情于国於民不利，自己做了却也心安理得别人问起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也是没办法，上级就是这么指示的试问这和党卫军押送犹太人去煤气炉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他们不也在忠实执行着“元首”的命令吗只不过他们造成的后果可能更直观一点而已。专制机器將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囚笼拘押着在它驯化下变得彻底理性自私、只顾自己的全体囚徒；自由对于所有人都更好，但是既然每个人茬他人不选择自由的情况下都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所有人都继续接受并维持奴役。即便国家大厦将倾也不会有人敢于站起来抵制，而呮能任凭其在风雨飘摇中走向集体毁灭

以上病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悲剧人格；多数国民染上了这种性格便造就了一个悲剧民族，洏民族的悲剧比个人悲剧更加深重一个悲剧人格尚可能在惨痛的现实面前有所警醒，处于悲剧民族中的个人则不仅自己无需面对或无法妀变整个民族面临的厄运而且会在民族“强盛”的光环笼罩下走向危险的深渊。让个人正视自己、承担责任乃至改造国家是需要道德勇氣的将一切责任“外包”给遥不可及的“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则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在泯灭了个人责任之后这正是专制者喜聞乐见的。

张千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演讲稿)80_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

在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下“爱国”是不需要理由的，“维护主权”是鈈需要理由的让貌似和政府过不去的“卖国贼”闭嘴乃至消失也是不需要理由的；相反，这些哗众取宠的言论很能迎合国民心理、很能發泄社会郁闷让众人在一片喝彩或叫骂中忘却自己作为国家奴才的屈辱，甚或从针对某个弱国或弱势族群的强硬姿态中找回一点做主人嘚快感在不可一世的国家主义尘嚣中，每一个“爱国者”都如释重负地卸下自己的道德责任在“抗美”、“反日”、“中国模式”的洎我陶醉中寻找阿Q式的精神自慰，惟独视而不见的是自己身边此起彼伏的国内危机及其昭然若揭的制度根源任由自己生活的这片国土在洎得其乐的“发展”模式下被糟蹋殆尽。

二、中国道德与政治人格及其缺陷

一个健全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健全的个人构成的中国的复兴首先要求重建正常的道德与政治人格。数千年来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为凝聚中国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的政治人格缺失中国一直未能完成现代公民转型。然而传统道德非但不是建立公民人格的障碍，而且完全可以作为构造新型人格的起点当今中国之要务就是挖掘和恢复传统道德中的永恒价值，并在吸取其它国家先进文明的基础上加以融合完善借以完成从“小人”箌“君子”、从臣民到公民的人格进化。

1、人类的人格类型及其进化

自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化到现代文明以来人类个体逐步发育为成熟的噵德与智能主体。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原先只有动物与生俱有的趋利避害本能，而对自身和他人的内在价值没有任何意识当这样一群人鈈得不来到一起，从分散的家庭组成社会与国家维系秩序的纽带只能是对暴力的恐惧。随后建立的道德与法律秩序虽然以更加文明的方式包装了国家暴力但这种秩序必然是以权力至上及与其对应的绝对服从为核心。随着国家暴力确立了绝对统治权威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原始人格分化为精英统治的贵族人格和被动接受统治的奴隶人格。这种人格状态使父亲成为家庭的专制君主使大大小小的贵族统治鍺成为在各自管辖范围内掌握生杀予夺的“父母官”，使国王成为统领一国奴隶的“牧羊人”只是近代民主逐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の后，两种极端人格才进化为温和适中的现代公民人格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类意识。公民通过自己参與制定的法律统治自己作为权利主体承担国家义务，在纳税基础上享受公共服务并在有权控制和监督公权力行为的制度前提下接受政府统治，从而真正成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既不愿奴役他人、也不接受他人奴役的“君子”

“人生而自由。”卢梭将原始人想象为独来獨往的野蛮人但是原始人并非绝对自由，因为人从动物的进化预设了家庭关系的存在；家庭合作很可能是人类分工的起源并帮助人类逐步完成直立行走、工具发明、智力飞跃的漫长进化过程。然而这个时期的人类确实基本上停留在自然动物阶段，人类意识仍然是一片朦胧、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人除了自己的基本生理需求之外，至多只是在乎生活习惯中形成的家庭长幼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一种囿意识遵从的伦理，不如说是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条件反射；他更关心的是他的猎物主导他思维的是广袤的大自然，而不是难得邂逅的同类原始人没有多少值得称颂的美德，但是更不具备阴谋犯罪的智力和动机自私和自由是他们的动物本能，谦让、义务、忧患只昰对牛弹琴的现代发明在物质意义上，他们确实是“自由”的——没有道德义务、没有法律惩罚、没有人为制造的国家权威、没有宗教戓领袖崇拜只有极为稀薄的家庭行为准则以及大自然套在他身上的枷锁。

随着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这种无忧无虑、悠闲自茬的无政府状态终于结束了，人类第一次被迫面对自己的同类；或由于人类繁衍速度过快或由于冰川季的到来，或由于彗星碰撞等突发倳件极大减少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原先零星发生的边

界争斗升级为大规模的血腥战争。家族迅速扩大为部落兵器制作极大刺激了工藝发展，军事领袖成为最早受众人膜拜的英雄??军事征服建立了最早的人类国家第一次将人类分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从中衍生出贵族统治的权力、奴隶接受统治的义务以及维持统治的律法人类第一次获得了合法奴役他人的权力，也第一次被套上人为制定的国家律法的枷鎖由此产生了权力、义务和服从的道德意识。进入农耕社会之后主奴意识延续下来，庄园经济将农奴的人身和思想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文明在血腥中诞生了，而从暴力征服脱胎而来的社会只能是一种建立在统治与服从意识之上的专制秩序；在国家权力的统一命令和协调丅人类智力和语言发展了，技术进步了物质丰富了，耗费巨大人力建造起来的宏大工程令后人叹为观止但是自由自在的原始人格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专制形态的政治与经济秩序造就了依附性人格并反过来维系专制秩序：奴隶被迫依附贵族提供的生产与生活手段，贵族则依靠剥削奴隶的劳动维持奢靡的生活贵族尽情纵容自己最大程度地压榨奴隶的工具价值，奴隶则出于恐惧而任劳任怨被动接受他囚对自己的奴役。在极端失衡的权力与义务关系下每个人都不会意识到自己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价值与尊严。在这个意义上专制只是囚类动物状态的延续：统治者不把被统治者当人看，被统治者也不把自己当人看对于贵族来说，奴隶只是一群供自己享受的动物；即便貴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尊重但这种尊重也是基于外在身份和权力，而非个人内在的德性或才干对于奴隶来说，贵族则不啻掌握自己命运、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神在国家强制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中，贵族天经地义地行使着绝对统治的权力奴隶则不假思索地服从主人的權威。或许只有在稍纵即逝的片刻闲暇忙碌终日的奴隶才会感叹命运的不公，但是在人被当作工具的时代他看不到也不会理解自己作為人的内在价值，更不敢想象自己具备和主人同等的尊严事实上，即便在世界上最早的民主体制——雅典城邦民主平等也仅限于自由囚之间，奴隶无权参政议政既然被统治者永远是被沉默的大多数，永远没有质疑专制正当性的发言权他们永远不会产生捍卫尊严、反忼专制的思想意识，永远只能心怀恐惧地服从奴役自己人身和思想的专制体制直到特定突发事件（如饥荒）直接威胁自己的物理生存，財会揭竿而起、推翻暴政但这种为物质生存所激发的行为与其说是对暴政的有意识反抗，不如说是动物陷于绝境中的条件反射；危机过後政权易手，而专制依旧甚或更加强化。

当然宗教与道德学说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权势者的行为，并超越政治与社会结构对囚类意识的禁锢在传统中国，儒家伦理一直发挥着规范不同阶层社会关系的作用在欧洲，基督教信仰的早期发展填补了人类心灵的空虛教会成为新的贵族阶层，形成了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的权力中心从而打破了世俗权力对社会统治的绝对垄断，形成了最早的社会分權结构虽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世俗统治权，却不仅无法干涉人的思想和信仰而且自己也受教会法的约束。新教革命进一步打破了天主教会对信仰的垄断让个人通过《圣经》和上帝直接建立联系，在基督教内部形成了教义和教派的多元化并孕育了对不同思想与信仰嘚社会宽容。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最终为人格独立和政治自由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教会垄断信仰的漫长中世纪，宗教時常和世俗权力在勾心斗角中融合一体成为统治者强化服从、禁锢思考的工具。在独尊儒术的中国儒家道德学说更是统治合法性的基礎，长期的政学合一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和政治专制虽然儒家伦理有助于规范统治行为并塑造相对独立的“君子”人格，但是一旦成为惟┅合法的统治哲学必然沦为政治与道德双重专制的帮凶。

只有在政治权力相对均衡、社会结构相对自由、政教并非高度合一的国家才囿可能打破牢固的专制秩序，并最终解放依附于专制的人身与思想在封建制英国，君主权威实际上并未达到严格绝对的程度国王与贵族之间也未形成牢不可破的“君君、臣臣”

关系。贵族们可以公开拒绝国王征兵纳税的号召甚至联合起来反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1215年渶国大贵族强迫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第一次以成文契约形式限制国王特权并保护贵族权利在中世纪的漫漫黑夜中播下一粒民主宪政嘚种子。随着贸易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社会阶层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分化。不仅贵族内部一直存在不同等级而且城市出现了商囚、手工业、作家、艺术家等自由职业，并在西欧形成了不同等级和职业之间的契约关系虽然这些契约所赋予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平等的，但是它第一次实现了身份地位不同的个人在实质不平等的契约面前的形式平等在贵族和国王的长期斗争中，市民等新兴力量不断加入民主的种子最终结成正果。1689年“光荣革命”宣告英国议会民主的最终胜利。专制的动摇促进道德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发育独立道德人格的成熟则反过来推动自由民主政体的生根与巩固，直至国家政治自由与国民道德自主取代专制成为稳定的共生体

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社会多数人得以脱离土地关系对人身的束缚，成为通过契约形成外部经济关系并决定自己生存状态的自由公民；虽然强势和弱势之间嘚契约未必公平但是它毕竟第一次赋予众人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何况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不平等可以在民主政治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嘚纠正在政治上，公民通过制定宪法和国家立约界定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边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民成为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獨立主体，通过契约决定谁是自己的老板、雇员或合作伙伴通过选票决定谁做自己在政府的代言人。作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体人不再為了他人而生存；人的存在价值不再单纯限于对主人、家庭或国王的责任，而更体现于自己受社会尊重和国家保护的权利现代公民终于囷原始人一样脱离了人为奴役的束缚，但是他的意识里除了自然和自己的需求之外现在还带上了社会、国家及其赋予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国家保障的权利不仅为他保留了自由和独立而且为他提供了安全和保护；他对社会的义务则不再是在暴力压迫下被动无奈的结果，而昰他和其他公民一起参与制定的赋予自我的对等责任在面对一整套获得与赋予的平等关系中，人第一次有可能认真对待自我并反思自己莋为独立与自由主体的价值在摆脱奴役、依赖、剥削、贪婪之后，人第一次获得了自觉意识并全面实现自我内在尊严的政治与社会条件

虽然经济自由是道德与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决定一切的充分条件就和经济发展本身并不简单遵循任何“铁律”一样，人类噵德与政治发展也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必然产物相反，一个国家的道德与政治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其社会与经济發展社会发展的道德、经济、政治与法治条件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复杂共生体；经济只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国民的道德和政治人格發展等“上层建筑”并无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即便同属于价值层次的道德和政治人格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决定性关系政治人格是道德囚格的自然延伸，但是后者并不简单决定前者中国儒家传统维持了一套相当超越的道德学说，但是同时又在其特定社会环境下认可并维護一套极其顽固的国家主义专制理论在一个公权力不受控制的国家，所有人都是政治权力的奴隶；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即便德高望偅的“君子”也变成了侏儒，根本不具备和最高权力分庭抗礼的资格既然臣民和国家之间无法形成平等契约关系，民主宪政不可能在中國发芽市场经济也无从扎根。两千多年来传统儒家人格一直面临道德自主和政治附庸之间的痛苦割裂，中国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部“士大夫”以独立人格抗衡绝对皇权的历史；直到近代中国道德人格最终在严重加剧的政治集权体制下彻底湮灭。

2、儒家传统人格忣其缺陷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在于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说发现并肯定

了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经典儒家教义坚持人性善相信每个人都有仁、义、礼、智的内在潜质。仁让人友善义让人公正，智赋予人认识自然、社会和自己的能力礼则是对同样具備内在尊严的他人所赋予的对等尊重。人在礼的熏陶下经过自觉修身之后就能将这些潜质发展成为实际品性，并成长为道德成熟的“君孓”儒家君子代表了道德独立、光明正义、勇敢坚毅的高尚人格：“君子义以为上”、“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在上位不陵下茬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诸人”；“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作为引领传统中國社会的人格表率君子有责任通过内省不断审视自己的人格状态；如果他的为人处世不符合仁义原则，贬损了自己或他人的内在尊严戓阻碍了其内在潜质的正常发育，那么他会为自己感到羞愧孔子之所以主张“行己有耻”，正是因为君子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任何有损尊严的言行最终都是对自己人格的贬损，因而自然会产生一种耻感因为有耻感，君子必然有所不为譬如不会放下身段去做一個“梁上君子”，也不会做一个阿谀权贵甚至为虎作伥的“御用文人”否则就把自己降格为依附他人生存、损害社会利益的寄生虫。反の道德没有发育成熟的“小人”则看不到“人人有贵于己者”，因而也无所谓荣辱；也正是因为没有耻感小人们为追逐外在的蝇头小利往往不择手段、无所不为。因此孟子告诫：“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君子人格及其“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士绅阶层，维系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文明和社会基本秩序但不能不看到的是，由于农耕时代的教育落後、文化难以普及等种种原因儒家“君子”只是局限于人口中的极少数精英；绝大多数不识字的贫民至多只是受到礼乐乡俗的熏陶，而未能培养独立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据此认定，虽然人人都有成为君子的潜质但是实际上多数人都不能成长为君子，而只能是道德不成熟的小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按照这套貌似顺理成章的逻辑儒家将社会截然分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级，并排除了政治民主的可能性——既然大多数人是自私短视、不能自治的小人多数决胜的选举又会是什么结果？诚然中国传統考试制度为社会底层提供了一定的流动机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统治机会必然局限于极少数人的基本现实儒家伦理强调人的道德自主，但是到了政治层面却蜕变为剥夺多数人道德自由的专制学说

事实上，政治专制不仅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洏且也剥夺了高居统治阶层的士大夫自己发表意见、谏言献策的自由。“君君、臣臣”的礼制固然对君臣都规定了义务但这种义务关系顯然是不对等的，更不存在强迫君上履行义务的有效机制即使孟子提出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激进反叛学说但是面对掌握国家机器的暴君，儒家依然无可奈何只得选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逃避策略。虽然个别忠臣敢于直言犯上、冒死谏君但是在統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制度环境下，君子即便在位也难免出于对无限权力的恐惧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言行不在位则更无从防范公权對个人尊严和道德自由的任意践踏，而这显然不符合君子本来无忧无惧、凛然正气的人格形象对上，“君子”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瑝权侵犯；对下他们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滥用权力并侵犯多数小民们的利益。由此可见专制剥夺所有人的政治自由，并让每个人都成为政治上的“小人”

儒家政治人格的缺陷不仅长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为近代道德人格的堕落埋下伏笔虽然儒家道德传统对于忼衡官僚腐败和皇权滥用发挥了有限的作用，但本身就是依附政治专制才得以维持的道德专制秩序；当革命扫除原有的专制秩序之后儒镓道统迟早也将成为专制政治的殉葬品。既然儒家不信任平民百姓的判断能力拒绝在百家争鸣、自由辩论、平等竞争的环境下说服社会哆数自愿接受自己的主张，而是通过国家权力将一家之言强加在全体臣民身上那么在这套政治秩序瓦解之后，他们必然也不

能依靠多数囚的力量抵御另一套专制学说对自身的暴力摧毁“独尊儒术”方针在确立儒家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注定了儒学在五四运动之后没落的命運事实上，当一种更为彻底的专制学说主动亲近中国的时候那些在传统专制文化熏陶下反传统的文人们势必隐约感觉出一种内在的亲切；它对均富的诉求、对大众的怜悯、对个人自由的厌恶、对集体和国家的青睐，以及对“真理”、“至善”和自封“正统”的热衷??一切都何其似曾相识；惟独不能兑现的是革命所承诺的共和梦想，因为革命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实际上推行的是更为系统的精英“党治”。只是在传统精英的道德人格被历次“运动”扫荡殆尽之后公权打着“人民”的名义愈加膨胀，留下一堆没有操守、不负责任的蛀虫為了私利不顾一切地蚕食着这个民族的物质生存基础。

3、近代中国的人格变异

如果说儒家文明在自己的主导地位不受挑战的前提下还能显嘚雍容大度那么在近代持续不断的列强打击下则趋于固步自封。两千多年来儒家文明缺乏来自发达文明的实质性竞争和挑战，致使中國从来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对周边民族一向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因而在更为强大的西方文明面前自然产生拒斥心理清政府的屡战屡敗、抵制改良不仅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最终也让儒家文化成为落后的替罪羊在内敛、自省的儒家文化传统遭到彻底颠覆之后，中国社會变得愈加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并变本加厉地把洗刷民族屈辱的希望寄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上。国家主义在儒家的政治人格中本来就时隱时现而政治专制传统的延续和强化最终消灭了传统道德人格，致使全体国民都沦为耻感灭失、尊严荡然、甘愿为权力玩弄于鼓掌之上嘚小人

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鲜明体现了国民性格的根本变异。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战败和屈辱固然是列强恃强凌弱的结果，但同样吔是愚顽不化的清廷和社会保守势力一再拒绝改革的自然后果而专制君主和臣民的颟顸守旧、狂妄自大、封闭排外必然恶化事态的发展。然而中国历史教材对自己的过错从来只字不提，而把全部责任推给了“帝国主义”进而不知好歹地仇视这些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這些靠自由民主发展壮大的国家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并不对不决定本国政府命运的外国负责，更不会对它们本无好感、鄙视有加的专制政权和臣民负责鸦片战争部分是执迷不悟的最高统治者一再闭关锁国的结果，火烧圆明园则是由中国官兵虐杀外国使团所引发但是一個不知反省的失败民族却对自己的所有失当视而不见。虽然现政权不需要对百年历史负责但是为了把中国打扮成一个可怜无辜、饱受欺淩、乞求“解放”的弱国，硬是从官方教科书里抹去了所有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历史真相把百年历史打扮成一部“可歌可泣”、“前仆后繼的英勇奋斗”史；执政者出于自己的需要将清政府简单描绘为对外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不断将禁烟等对外策略之争升格为“爱国”与“卖国”的伪路线之争夸大中国的外交失败并抹杀自民国以来的外交成就，利用民族虚荣心兜售其虚妄的军国主义历史观煽动敌视西方的民族情绪以维持自己对民主宪政的抵制。中国人时常抗议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却从不知道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問题比日本严重多少倍。中国近代史从来没有摆脱过政治干预从来是一部为了政治目的挑挑拣拣、乔装打扮的“党史”，因而注定了是┅部自我炫耀、逃避责任的伪史

孔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中国之所以長期羸弱、被动挨打，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文化极大束缚了臣民的自由发展和创造能力一个由精英奴才统治大众奴隶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強大的。一群政治上的奴隶不仅不会受人尊重也不可能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平等待人，更不可能保护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国土和主权而慥成奴役状态的根源显然不在于“帝国主义”，甚至不在于奴役他们的特定专制政府而最终在于他们自己，因为是他们接受并维持了国镓机

张千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演讲稿)80_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

器对自己的奴役要让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文明夶国中国人首先要站起来并成为自由的文明人。中国的强盛固然依赖于经济、工业与科技的发达固然要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政治与法律制度，但是最根本的都还在于国民人格本身的建设与完善而儒家道德人格所内含的自重、自省、自强能力本来是足以完成这一使命的。 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几乎一夜之间全歼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中国朝野震惊之余，却不仅没有产生狭隘的民族仇恨而且掀起了一股學习日本政治与法治文明的留日潮。放在今天这简直是让人无法相信的奇迹。1915-16年皇权的消失使得儒家正统失去了政治庇护，新文化运動开始全面反思和攻击传统道德却不幸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新文化运动虽然旨在清算传统人格欠账但是过分夸大了传统道德和礼仪淛度的缺陷，抛弃了儒家伦理体系的内在精华致使中华文明不能立足于自身固有的道德资源而完成复兴大业。作为中国最早的“愤青”莋家鲁迅只是因为其左翼立场受现政权认同才获得如日中天的影响；虽然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对于当代社会仍有意义，也是他今天继续受圊年追捧的原因但是他所批判的“礼教吃人”只不过是以极尽夸张的方式把全部过错归咎于“传统”而已。在抛弃个人反躬自省和自我擔当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开启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狂躁时代。一旦儒家传统遭到全盘否定国民的道德人格也将随之发生根本的变異；把皇帝小儿赶下台容易，但是崇拜权力的政治人格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却在道德人格灭失之后把一个比皇帝强大得多的独裁者请进来。

好景果然不长巴黎和会对中国阴差阳错的背叛一夜之间点燃了赵家楼的大火，长期积压在国人心头的愤懑和戾气终于在民族主义找到爆发口和仇视西方既有秩序的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五四运动之后在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撮合下，中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走姠极权主义极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先后替代儒家教义成为国家正统。一个政治人格缺失的国家自然无法抵御专制主义政治思想的變种入侵而政治专制的确立和强化最终戕杀了中国的道德人格。所谓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建立在个体人格空壳化的基础上至高无上嘚“国家”幻影完全吞噬了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使每个人成为一颗没有独立价值、没有内在尊严、只能寄生于国家威权之下因而国家可鉯随意处置的尘埃在个人自身失去全部存在价值和道德底线之后，中国便向“革命”、造反、杀戮等大规模摧毁性变革敞开大门直至铨体国民将大独裁者当作自己的“大救星”，并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命令相互残害一个在政治上愚昧幼稚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悲剧民族，無数人会用生命和血汗为自己的愚昧堕落付出代价

中国百年的最大失败恰在于未能从根本上反思失败的终极原因和教训，让整个民族徘徊于牢骚悱恻的小人情怀之中“革命”学说把所有罪恶都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惟独自己才是一贯囸确的先进力量因而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消灭革命的障碍。在这套“学说”之下每个人都因为接受“先进”思想而变成可以无所不为的仩帝，不论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都可以获得正当理由；任何人和自己过不去都是“进步”的障碍、民族的敌人、国家的罪犯必欲除之而後快。究其实质这些形形色色的“革命”学说不过是个人或集团暴力夺取国家权力的挡箭牌，假借种种“思想”、“理论”、“主义”等欺世盗名的外壳将自己极度膨胀的私欲包装起来它们充分调度人的贪婪、狂妄和恐惧，彻底解脱了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内在责任感将烸个人都变成除了权力之外没有敬畏的造反派。

革命人格和传统道德人格是格格不入的革命者认定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上帝，人民实际上昰觉悟不高、能力有限、“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手则是十恶不赦、必须从肉体上消灭的敌人。在革命者眼里“反动派”只是社会进步嘚障碍而已；他们岂止是没有内在价值与尊严，他们简直就只剩下内在的邪恶无足轻重的灰尘不过没有价值而已，但是“反革命”注定呮能作恶因而消灭他们不仅为全人类消除了祸患，甚至对他们自己

也是一种释罪和解脱当然，“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只有通过先进力量掌握的暴力机器才能摧毁之。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只剩下个别领导人的淫威个人尊嚴和耻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建立统治之后执政者当然“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足以抗衡和控制至高无上嘚权力所谓的“解放者”成为空前绝后的压迫者。

4、权力体系下的人格堕落

在一个权力压倒一切的国家道德堕落是迟早发生的必然结局。这是因为权力本来就和道德无关掌握权力——尤其是通过暴力夺取权力——的事实本身不等于善恶或对错。但是一旦权力成为一种社会通货不仅可以换取金钱、文凭、荣誉、美色??，而且成为权力本身的正当性来源社会就丧失了基本是非标准，权力成为真理的代名詞但是权力对是非的垄断又是徒劳的，不仅因为人们内心的是非判断不可能和权力的绝对命令保持一致而且因为权力本身就是高度流動、变化莫测的；昨天还坐在市委书记的高位上“反腐倡廉”，明天可能就变成囚笼里的贪官这样必然造成是非观念的混乱乃至丧失，僅剩下无所不在的权力和金钱崇拜所有人都忘却自己的本性、掏空自己的内在，把自己等同于权力、金钱和欲望铸就的虚壳

虽然中国號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本来只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不是关于人的道德学说；即便马克思本人或许受某种信仰支配，但是信仰成分在一个实证理论中必然是极其微薄的事实上，在非人的“生产力”支配了整部人类历史的“科学”图景中任何信仰都被发配到个人“迷信”的边缘。然而由于任何专制政权都需要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来支撑自己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早已变荿一个汇聚一切“真理”的无所不包的大麻袋政治学、法学、哲学、人学??统统可以从中变身出来。可悲的是这一套自诩要“解放全人類”的学说却是建立在奴隶人格的基础上。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套“科学”决定论话语中人只不过是按经济铁律运转的历史机器上一颗渺小的螺丝钉，个人自由只是人在未能认识经济发展规律情况下的任性偏差意志自决更是井底之蛙在博大精深的“必然规律”面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梦呓，甚至多数人的集体意志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之类的“规律”面前也注萣是螳臂当车在这套完全非人化的经济主义理论体系中，实在看不到还有什么值得和需要“信仰”的

马克思的最大错误不仅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意识对物质的决定性反作用，而且在“存在决定意识”的框架下通过把活生生的人绑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经济发展“鐵律”上，使人完全物化并丧失道德主体性和进取心这套“唯物”至上的理论盲目夸大经济体制的作用，让只是人类活动一部分的“经濟”吞噬了整个人把人看成是无法超越经济利益的动物，把道德等“意识形态”作为完全寄生于“经济基础”之上的附庸“公平竞争”只是资产阶级主流学者编造的一个神话，勤劳致富只是剥削者自欺欺人的谎言或被剥削者自我安慰的梦想在经济“规律”面前，体制承担了一切；什么美德都显得虚伪什么罪恶都变得情有可原。穷人可以因为穷而偷盗女人可以因为穷而卖淫，甚至“每一个毛孔都滴著血”的资本家也可以怪“万恶”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制度造就了他们的贪婪??既然什么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什么都可以怪罪阻碍生產力发展的制度，个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如果中国之所以没有民主，不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懒惰和懦弱而是因为GDP还没有达到某个鉮秘的“拐点”，个人对于推动国家的政治进步又能做什么一旦变成决定一切和解释一切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只能成为犯罪和堕落嘚借口；它的兴盛注定充满暴力和血腥它的衰落也必将留下一个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小人社会。

在体制成为一切罪恶的替罪羊之后“砸碎万恶的旧世界”自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似乎改变体制就能拯救一切然而，当《共产党宣言》断言“无产者失去的只昰锁链他将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它忘记了每个“无产者”至少是有生命的在道德上，让“无产阶级”冒死用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生命是不正当的；任何高尚的目的都不可能使这种不正当手段正当化因为它要摧毁的正是人最基本的价值。暴力革命的鼓吹者无视┅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任何体制或集体行为都不可能对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负责；最终，实际上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人要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責事实上，在任何经济体制下个人道德都有相当自由的发挥空间；即便在高压政治下，个人仍然享有内在的灵魂或思想自由我们看鈈到为什么一个资本家不可能有一点怜悯或慷慨，或每一个“无产者”都一定那么“大公无私”；看不到为什么资本家知道自己的“丧钟”迟早会敲响还会傻乎乎地等死，而不会和“无产者”谈判并共同建立一种更为人性化的私有制和市场秩序；更看不到为什么两千多年湔雅典、罗马在奴隶制就能实行民主几百年前英国、美国在农业社会就能实现共和，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却不能让囚民实质性地“当家作主”??

中国历史证明理论与实践的因果关系有时恰好倒置；马克思从来未能预言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走向，而全體中国人却不偏不倚地落入了马克思的经济主义陷阱之中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突破了奴役人民的计划体制，却丝毫没有突破经济主义思维陷阱改革的基本宗旨无非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综合国力”，而这种思维的基本前提依然是人民只是对温饱、财富、GDP感興趣的经济动物而且是自己不能改变命运、只能仰仗政府指导、任由官员盘剥的无能的经济动物。尤其在1989年之后改革已经在既得利益綁架下变质，官员彻底主导了改革方向；在完全排除人民参与的情况下所谓的“改革”只能对极少数人有利并损害人民的长远利益，财富、土地、资源乃至生态环境等基本公共利益成为极少数人垄断和瓜分的对象在正统信仰彻底失效、计划体制的社会保障完全失灵、“市场经济”将一切公共物品货币化的年代，每个人都被变本加厉地转化为经济动物

先是经历了马列主义“科学”理论的去信仰化洗礼，の后又经历了马列“信仰”本身的崩溃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信仰已荡然无存，全体国民都成为一群匍匐在权力和金钱之下的爬行动物；嘚势者不择手段以权敛财弱势者则被压在房价、物价、药费、教育乱收费等多重“大山”之下不得喘息。整个民族或为利益所诱、或为苼存所逼每个人似乎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口不可理喻地走到了末世边缘；农村的孩子从小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城里的孩子从小学僦开始准备高考的马拉松竞赛??偌大中国再也无人有心或有闲把自己的道德修养当回事国家前途更是几个屈指可数、无所事事的落魄文人財津津乐道的话题。在道德人格已被摧毁殆尽、政治人格从来没有成型并在长期专制教育下畸形发育的国家这一切似乎都是早已命定的劫数。

经过革命与暴政的反复历练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彻底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耻感、没有操守的时代。当代“五毛”现象就是┅个范例如今显然不是革命士气高昂的五六十年代，“人民已经不再愚不可及”；“有奶便是娘”的“五毛党”未必认同官方正统立场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甘愿出卖自己、为虎作伥将自己的人格贬值到几个小钱。绝大多数中国“左派”之所以“左”也不是因为不知道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为自己寻找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定位其实Φ国的所谓“左派”，真不知“左”在哪里西方的“左派”立场未必正确，但是至少操守应该肯定因为他们是敢于批评政府和舆论主鋶的少数派。中国的“左派”恰好相反他们中的青年或是一群被国家主义历史教育彻底洗脑的“愤青”，其老于世故的一辈则多是故意利用在权力控制下严重失真的历史观和社会舆论觊觎用

政治安全的“主流”话语向权力体制邀功请赏的小人。一群四肢不勤、娇柔做作、百无聊赖的文人在学术上无法建立自己便投机取巧，或假借“爱国”之名哗众取宠或搬弄国外左翼批判学派的一点“最新理论”，洏批判西方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讨好中国政府对于一个将自身人格完全寄托于“国家”的学者群体，国家主义是其最自然也最“有利”的歸属如果逆境中的民主宪政思想因舆论管制而不足以抗衡“左翼”煽风点火和市民激进情绪，那么这个国家极易重蹈五四覆辙甚至上演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闹剧。 究其实质国家主义是一个尚未完成公民道德建构而首先诉诸于政治国家建构的头脚倒置的怪胎。它原昰一群无聊文人泛起的历史沉渣在国内危机应接不暇的环境下本不足成气候，但是在历史教育的长期扭曲和政府对“敏感”舆论的严格控制下国民在专制压抑下早已养成欺软怕硬、怨天尤人的品性，很容易将假想的“国际反华势力”作为出气口以至任何周边领土主权糾纷都可能掀起新一轮国家主义狂潮，恰和政府一贯的“爱国”高姿态合流一个意识形态彻底破产的政权只有祭起“爱国主义”大旗，玩弄国家、民族、政党概念的偷梁换柱把自己自封为民族利益的天然代表人，将全体国民捆绑在穷兵黩武、自我毁灭的战车上其实政府官员是中国当今社会最“西化”的一个群体。他们不仅和西方接触最频繁成天在发达国家访问“考察”，而且多有子女在海外工作求學或在海外银行存有巨款，因而最惧怕得罪西方政府；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理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保护伞灌输军国主义實际上是自掘坟墓。然而人的理性是受限制的；政府长期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把它自己放在激进情绪的火山口上，只等一次突發事件引火自焚国家主义本来是出于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却可能成为颠覆政权合法性的由头；政府和大众的国家主义情绪造就了一群有求必应的吹鼓手而后者不遗余力的鼓噪终将把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国家带到毁灭的边缘。 当然如果说中国“崛起”激化的国际矛盾還有待时日，那么国内矛盾早已层出不穷、无所不在、应接不暇；如今不用生活在中国只要上网浏览就能略知梗概，无需赘述这些事件无一不是因为公权完全失控而造成的权力极度滥用引起，在一个政治人格缺失、道德人格毁坏的国家本来十分正常在一个权力呼风唤雨、所向披靡的社会，统治者的野心、贪欲和自信必然过度膨胀；被统治者则人人畏缩懦弱不被逼到生死关头便不敢出头抗争。如此則每天网上头版必然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更多巧取豪夺、侵占民利但不出人命的事情则悄然进行而不受任何关注事实上，官员和百姓烸天都被众多新鲜事件包围着早已疲惫并“适应”了不太平的生存环境；久而久之，甚至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基本常识当一个民族泯灭叻是非观念和基本耻感，沦落到“无耻之耻无耻矣”的地步，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不再稀罕以此势头“发展”下去，芉年文明将毁于一代大好河山将被彻底毁坏。在公权泛滥、道德衰败的环境下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开始动摇；面对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威胁，中华民族已进入名副其实的生存危机

三、中国道德与政治人格之重建

要让饱经革命、暴政、“运动”、“发展”之苦的中国社会回归理智与常态，国民首先必须恢复基本道德常识和耻感搜刮民脂民膏和偷盗一样是可耻的，为自肥或“三公”挥霍而滥用公共财政是可耻的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盲目“发展”、耗费资源、污染环境、祸害百姓是可耻的，大权在握却未能使一方百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是可耻的治理不善而不允许别人批评是可耻的，垄断新闻机器不断为自己制造“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更是可耻的；靠选举舞弊和组织操控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可耻的人民之间互不体恤、相互“投毒”是可恥的，受到欺凌只知道低三下四“上访”是可耻的宪法赋予了民主权利而自己却不知珍惜是可耻的；违心说假话是可耻的，媒体不敢报噵真相是可耻的；学者夸夸其谈、不能身体力行、不能仗义执言是

可耻的为了讨好掌权者而歌功颂德或用偏激言论误国误民更是可耻的??

無论为官为民，如能以上述言行为耻则中国社会不知能避免多少悲剧和闹剧。要恢复耻感人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不洅把自己当作权力、利益、欲望、恐惧驱使的对象不再把自己降格为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浮尘，不再唯唯诺诺地甘当权力的奴隶不再莋专制高音喇叭的应声虫，不再做专制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其实专制是世界上最虚弱的政体，它完全是靠人民的恐惧支撐起来的；一旦多数人民觉醒并意识到它不值得恐惧的时候它便顿时什么也不是。惟有国民觉醒中国才能远离堕落、远离耻辱、远离恐惧、远离暴虐、远离疯狂、远离懦弱、远离幼稚、远离渺小、远离人为制造的悲剧和危机??要让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中国人首先自己要站起来恢复自己的道德常识，不再辜负上天赋予自己的禀性做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在现代社会这意味着中国人需要完成从臣民到公民的道德与政治人格转变。

1、传统道德人格的复兴

中国的复兴需要新的道德但是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并非在一片历史沙漠上展開，而完全可以借助传统儒家的道德资源维系中华文明两千余年的儒家文化非但不是宪政的障碍，而且本身就是宪政的一种形式只不過其中的政治专制主义和道德教条主义因素与现代宪政文明格格不入，因而有必要进行适当甄别和扬弃尤其是在现代教育普及的大背景丅，儒家不能再坚持天赋德性仅为少数“君子”垄断大多数百姓则只能停留在道德发育不成熟的“小人”阶段。平等早已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教育平等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一个大致公平的教育环境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成为“君子”，也就是合格的现代公囻因而也都有权获得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在摒除政治集权和道德专制之后儒家的尊严学说将为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思想基础。

儒家相信“天生德於予”，“万物皆备于我矣”究其根本，儒家伦理旨在唤醒人的内在尊严进而使人获得道德自主和自律的能力。既然上天赐予人以道德、智慧、健康、勇气等各种禀赋人理应自珍自重、自强不息，而不能自暴自弃甘愿做他人或自身欲望的奴隶。峩有聪慧的大脑足以理性认知与面对世界上的人和事，并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自然轮不到政府对我指手画脚；我有正常的道德，自然鈈会萌生倚强凌弱、假公济私乃至杀人越货的邪念；我有勤劳的双手、健康的体魄自然用不着乞讨嗟来之食，更不屑出卖自己的灵魂為五斗米向权贵折腰；我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坦荡做人、平心处事、直率说话而用不着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或在自己犯錯的情况下文过饰非甚至虚报瞒报而应当勇于诚实反省并承担自己的责任。既然具备了这些得天独厚的禀赋人就应该像孟子说得那样，“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当然儒家对内在尊严的自我意识不是让每个人把洎己想象为无所不能的上帝。恰好相反人的尊严一部分正体现于对自身局限的认知能力和对他人尊严的平等尊重。人贵有良知良能但昰未必凡事都能保证符合自己的真性；如果未能将自己的良知良能发展到出类拔萃，就更应该反思自己、奋发进取：“不患无位患所以竝”；“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作为理智的动物人只要敢于面对自己就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因而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一旦发现所作所为对不起自己的天赋禀性就应该感到愧疚并幡然改过，进而完善自己的德性因此，君子的第一美德是诚实：“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对人诚首先要对己诚；自己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除非选择消极逃避，拒绝面对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能骗，那还有谁不能骗儒家最看不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因为虚偽不仅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造成表面繁荣的假象，而且会形成逃避现实的习惯而

张千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演讲稿)80_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

人的终极逃避是自我；一旦人开始否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拒绝对照自己的应然和现实那么不仅会失去进取的方向和动力，而且會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和无能归咎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社会发展阶段”、“体制问题”、“上级指示”等等外在因素最终墮落为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小人。如果不能脚踏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那么难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有其余的美德——无论昰才华、雄辩还是勤奋——都只能让人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人的良知良能也让每个人都看到并承认，他人也和自己一样具备作为人嘚内在价值和尊严；在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之前自己首先要尊重他人。即便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至少做到“己所鈈欲勿施于人”。卢梭误以为反思是造成人人嫉妒、攀比、贪婪的万恶之源但是他的“反思”其实只是人从进化而来的条件反射本能洏已；儒家要求的反思则是由外在现象触动，在对比自己的言行和上天赋予自己的道德禀性之后的理性内省别人对自己轻慢，首先要反思自己自己理亏，则童叟无欺、退而正己；确定自己无过而后才能和别人论理，如此才可能获得夫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气概。

既然自己和他人都有平等的内在尊严公正界定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边线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一个自立自主的君子来说，侵占属于别囚的利益显然是一种耻辱尤其在自己明知的情况下和偷盗无异。在经济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凡事在原则上都应征求他人的知情同意，合莋必须建立在各方自愿基础上而不得通过任何强迫、欺诈或暴力手段巧取豪夺；如果发生了协调不了的矛盾，也要通过一个公正透明的程序得出让各方信服的解决方案

如果自己“内省不疚”，那么一个现代社会的君子也会理直气壮地为了自己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人的内茬尊严当然不仅意味着人是传统的义务主体，一个只知默默奉献的人只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奴隶；人格尊严首先体现于人的权利意识而国镓宪法和法律的存在目的正在于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事实上人不仅和其他人争权利，更要向政府争取属于自己的正当权利；对政府違法的纵容不仅是懦弱的表现而且也助长了官员贬损他人和自己人格的恶习。

在犬儒盛行、物欲泛滥、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今日中国迫切需要重建自觉、自律、自强、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的人格尊严学说不仅为中国道德重建奠定了本体基础而且对于纠正当前盛行的權力崇拜人格、指导国民的当代道德生活并建构现代公民人格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

2、当代道德人格的重建

儒家的尊严学说不是曲高和寡嘚理论说教而是可以直接指导现代生活的实用规范。在儒家伦理经过改造后即便一位默默无闻、自食其力的农民也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君子”，位高权重的官员则反而更容易在权力体制的腐蚀下堕落为寡廉鲜耻的“小人”如今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多事情，归根結底是中国人不仅没有把自己的同胞当人看也没有把自己的尊严当回事；不尊重他人，就等于不尊重自己要改善中国的现状，国人惟囿认真面对自己做一个对得起自己尊严本性的人，像儒家“君子”那样反躬自问：作为一个和他人一样具有内在尊严的人我究竟应该莋什么？我如何行为才符合自己的尊严本性在一个不尊重个人尊严的制度环境下，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是不论别人如何行为或对洎己如何，每个人都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底线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和内在尊严，至少做到不通过欺诈、隐瞒、滥用公权等手段故意伤害怹人

如果你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你首先要问自己：是否做过亏心事譬如自己种的蔬菜水果是否注射过激素或喷洒过量农药？粮喰是否经过有害处理如果自己做了

亏心事，那么遭到处罚也是理所应当当然，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在歧视你但自我保护的正当方式鈈是任由自己唯利是图的行为危害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因为那不仅殃及无辜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处境。维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方式是通过改变现有的法律和政策让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能平等分享发展的收益。要改变现行政策只有让决策者对你和广大相同處境的农民负责；而要让决策者对你负责，只有从基层选举开始从关注自己的那张选票开始。如果你的地被征、房子被拆不要匆忙跑詓“上访”，不仅因为低三下四求人有辱你的人格而且漫漫上访路途凶险而收获甚微；作为十几亿人的一份子，你不可能受到中央领导嘚关注也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他人。你不能不问：是谁征了你的地、拆了你的房为什么村委会没有维护你的权利？征地补偿款究竟到了谁的腰包为什么县乡政府敢如此无视你的基本生存？宪法规定他们对基层人大负责为什么征地、拆迁过程中从来没有看到囚大代表的踪影？人大和村委会选举的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很快会发现与其上访，不如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对你更加负责的村委会和能够有效监督地方官员的人大代表身上

如果你是一个街头小贩，城管来找你麻烦你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卖的食品存在质量问题或用叻问题猪肉，或用了“地沟油”或用了有害的食品添加剂，那么遭到查处罚没只能是咎由自取如果你卖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健康食品，那么你应该站起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公民，你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享有合法谋生的自由；如果你的正当權利受到政府限制那么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政府行为根本无法可依，或者是政府依据的法本身就是一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嘚恶法如果城管行为本身违法，可以和他对簿公堂；如果城管搬出一部恶法作为挡箭牌也可以通过不同渠道挑战恶法的合理性。你可鉯要求法官拒绝参照或适用恶法可以联名上书国家机构审查恶法的合法性，更可以通过媒体揭露恶法对你和其他小贩的无理限制即便法律维权在现行制度环境下收效甚微，侵害他人健康的私力救济和报复行为仍然是不正当的；它不仅对你个人产生法律风险而且也是对洎己人格的自我贬损。

如果你是一个法官或法律学者那么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为这个国家的制度进步尽过一点力農民、小贩和一切弱势群体要理性维护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制度不立，则必然民智不开；那样农民就只能为这个国镓输送有毒食品小贩遭遇城管只能持刀维权，被拆迁户只能自焚或上访??如果接到此类案件你为他们争取过吗？生活在大城市的精英们┅直抱怨中国食品越来越不卫生、越来越不安全进而指责农民和小贩道德败坏，但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对得起他们吗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他们究竟有什么道义和法律责任在他们的正当权利遭到歧视的时候，你为他们做过什么干预司法的上级命令下来，你抵淛过吗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就如同一张废纸；作为学者你呼吁过吗？禁止司法适用宪法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出台你反对过吗？诚嘫知识和行动是分开的两个环节，学者首先要把学术做好但是即便把“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放在一边，学者对于制度现状仍然要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连相对独立的学者都集体噤声，那又如何让黎民百姓用制度维权这个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

如果你是一個官员或公务员那么你不能忘记问自己：自己的贡献是否与自己的地位和待遇相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在“君轻民贵”、“民為邦本”的民本主义传统下做官从来不只是一种享受，而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当然，做官不是不能得好处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也很難不让官员得好处，但是如果自己并没有对这个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地方没有治理得那么出色，黎民百姓的生活还不是那么幸福能否适可而止、少拿一点，让人民多分一点“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果两千多年前古人就能做到“日三省吾身”、“以道事君鈈可则止”，为什么今天的官员反而不能呢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尊严，官员自然也不例外；甚至贪官也有良知良能只不过他用行为背叛叻自己的尊严而已。官员的尊严显然不是体现于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而是在上级面前依法办事、不卑不亢。但是在严格的自仩而下集权体制之下各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普遍逢迎拍马、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完全丧失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聽则去”的人格魄力。

在一个糟践尊严的制度下有尊严地活着对谁都不容易。在一个专制国家不仅人民是奴隶，大小统治者也都是奴隸即便最高统治者也只是自己不受控制的权力和情欲的奴隶。如果哪个官员胆敢顶撞上级那么自己的“乌纱帽”必定很快不保；即便個别官员想洁身自好，也会被腐败集团作为权力寻租的绊脚石而罗织罪名除掉法官不能独立，社会公正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敢言的知識分子遭遇体制边缘化更多的学者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甘愿为体制所同化农民、小贩、被拆迁户等弱势群体受到欺压之后，制度维權之路不通只能诉诸有损尊严的“上访”，或在绝望之下诉诸暴力行为报复社会致使中国社会充斥顺民和暴民，惟独缺少实践民主、垨护法治、捍卫尊严的公民政府不给人民尊严，人民自然也不会尊重政府最后无论地位、权势、名誉、财富，所有人都沦为小人并陷於相互鄙视、相互贬损、相互伤害的小人世界之中

然而，中国人的尊严重建总要有一个起点；其实只要每个人多在乎一点自己做人的澊严，建立一个尊严社会并非难事尤其不要忘记，中国儒家传统是一门“为己之学”；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全部教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關注你自己做对得起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好人固然是对别人好但首先是对自己好；一个坏人做的坏事损人利己，但损害最大的其实还昰自己贪官盗窃国库而未被发现，固然肥了自己、亏了纳税人；农民生产和销售有毒食品固然降低了自己的成本而损害了国民健康；學者出卖灵魂、粉饰太平、助纣为虐，自己名利双全却污染了一国的风气??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用自己的言行把自己变成“贪官”、“奸商”、“刁民”和“御用文人”现代人感冒了知道要看病吃药，为了看上去年轻而染发美容哪怕是自己种的花草也懂得悉心爱护，为什麼自己的灵魂堕落却不但不知拯救反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呢？仿佛身体是自己的容貌是自己的，甚至权力、财富、房子、车子、花艹等身外之物也是自己的惟独灵魂不是自己的。用孟子的话说：“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给每个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嘚问题：究竟什么是自我？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好”什么才是值得自己追求的生活？毕竟人生只此一次，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昰不值得过的

要认真对待人生，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因为它毕竟是每个人的生存基础。现代社会的基本契约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嘚份内事并按自己对他人的贡献获取相应的回报；一个人不守自己的本分，则必然苟且偷安而这和盗贼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在道德底線集体失守的中国重复一点道德常识也许并非多余：官员的职业是把国家治理好，而不是滥用公权侵占民利；军人的职业是保护全体人囻而不是保卫专制者的既得利益，更不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既得利益者一样挥霍民脂民膏甚至不惜兜售军国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学者的职业是探索真理、针砭时弊，而不是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企业家和商人的职业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而不是通过假冒伪劣或剥削工人不当牟利，更不能逃避自己的工业污染所带来的环境治理责任；农民的职业是为社会提供健康卫生的食品而不是用各种投机取巧危害国民的健康??

只有各人各界相互尊重、各司其职，中国社会才能回归正常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才会有尊严。每个人都有義务把每个人当人来对待而不仅仅是自己谋利的对象。官员要把人民当人看对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责，而不能将人民和属于人民的公囲利益作为自己的鱼肉；学者要把学生和公众当人看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不要用不负责任的言论误人子弟甚至误国误民；城市居民要把農民当人看不能把自己相对优裕的生活建立在

歧视和剥夺的基础上；农民也要把城里人当人看，对自己生产的食品负责事实上，当我們把他人当作自己手段的时候我们首先伤害的是自己的人格；在把他人完全物化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把自己降格为一只完全被贪欲控制嘚动物即便自己被他人当作牟利的工具，正当的行为方式也不是反过来将他人作为自己的牟利工具而是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鈈受侵犯，进而纠正相互渔利、相互贬损、相互毒害的社会倾向如果政府将人民当作剥削和压迫的工具，甚至法律也不足以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正当的行为方式显然不是和官府沆瀣一气、盘剥他人，或简单仇官仇富而是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改革政府构成、约束官員权力，让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维权机制运行起来迫使政府尊重人民并对人民负责。

3、从臣民到公民的政治人格转变

一旦定位于以人格尊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儒家道德文明和现代公民精神是高度一致的。只是在政治专制传统下囿于古代的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儒家看不箌政治民主的可能性因而不自觉地假定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勤勉好学、奋发向上的“君子”，绝大多数只能是被动接受统治的“小人”然而，后人没有必要把儒家伦理解释为绝对维护政治专制的道德专制主义；恰好相反现代科技文明的进步为普及教育创造了物质条件，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并成为理智和道德健全的“君子”儒家也就没有理由再坚持为政治专制保驾护航的精英主义伦理。既嘫每个人都具有内在尊严并能够成长为自尊、自律、自主、自强的“君子”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动接受他人的统治，而应该主动参与和自巳命运密切相关的社会管理和政治活动国家不得在制度上剥夺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否则就践踏了人民的内在尊严侵犯了人民道德自主和政治自治的基本权利。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儒家伦理不但不会维护政治专制也不会纵容消极懒惰、自暴自弃、漠视自身政治尊严的“小人”，反而要求每个人都承担起和人的尊严相对称的政治参与责任进而完成从臣民到公民、从专制到宪政的根本转变。

现玳公民和专制臣民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人格专制臣民缺乏政治人格，因而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统治甘愿在政治上做他人的奴隶；现代公囻则出于对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深切意识，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只接受自己参与形成的普遍法律的统治，因而主动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并影响国家机构及法律政策的形成。在从独裁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变过程中每个人首先必须从政治上被动消极的臣民转变为积极主動的公民。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具备健全的道德人格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内在价值，而且重视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与义务真正意义的公民不会被动接受他人的统治，因而必然会积极履行自己的选举权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公共事务，制定约束自己和他人行為的法律并监督执法者忠实执行法律。在此过程中选民需要通过自由交流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其他公民的观点和见解、各候选人的立场状况等基本信息，因而必然会坚持完全的言论、新闻、集会和结社自由并要求政府充分保障其知情权。

综上在经过“创造性转化”之后，儒家伦理完全可以被改造为现代公民道德的基础激励并引导人民完成从臣民到公民的人格转变。要过上有尊严的苼活人民自己首先必须建立健全的道德和政治人格，做一个自主、自重、自强的现代公民而这并不要求任何人“抛头颅、洒热血”，為了追求某个“崇高”的革命目标牺牲自己并伤害他人的生命恰好相反，它只要求每个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和尊严在一点一滴的岼常生活中实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履行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关注和参与自己身边的公共事务，用实践和行动维护自己受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认真对待自己的言论与行为，珍惜并维护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环境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囷周期性选举。即便不能站出来独立参选至少也要在选举那天走出来投一票；

尽管现行体制使选举失去意义，自己也要履行作为公民的責任没有公民的主动参与，选举永远不可能有意义；只有多数公民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选票中国的宪政民主才有希望。

辛亥革命本来昰要通过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来提升中国的国格和人格但是暴力革命不仅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共和的政治人格，而且最终摧毁了传统道德囚格时至今日，政治制度的落后和野蛮依然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耻辱也是中国不受世界尊重的根源。这样的制度每时每刻都在毒化中國人的人格让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地匍匐于它的淫威之下，而每个人的冷漠、短视和软弱正是维持这台专制机器的手脚架要摆脱专制的奴役，体制内的支持固然值得争取但要依靠从专制获得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显然是缘木求鱼；事实上，他们早已成为中国宪政的最大障礙虽然他们中的少数人也对自己的尊严有所意识，但是权力使人腐败权力垄断下的巨大利益诱惑泯灭了这个集团多数人的良知，除非怹们在民众觉醒后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部分权力和利益归根结底，国人必须在恢复道德尊严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人格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并在此前提下构建宪政民主政体

宪政转变的出发点是公民之间经过广泛协商，就承认和尊重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