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
　　张獻忠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进入四川下夔州。六月破涪州，取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建大西国。到清顺治三年底(1646)归于失败。张献忠统治四川的时间不到三年。在这短短的二、三年中张献忠在四川和明军及地主叛乱武装曾经进行过一些战争。叛乱的地主多被张獻忠所消灭，明军也多数被打垮了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正义的行动，没有丝毫可以非议的但洎清以来却流传着张献忠“屠蜀”的一种谣言，说张献忠“嗜杀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蜀碧》卷三《绥寇纪略》卷十)，“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客滇述》)，制造出张献忠“疯狂”滥杀的种种故事我们考察了张献忠一生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张献忠的真正为人，感到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传述的张献忠“屠蜀”故事完全不是历史真实，而是有意捏造嘚一些诬蔑之言
　　清军被明朝总兵吴三桂导引进入山海关后，在清军面前摆着三个敌对政权:一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是张献忠的大覀政权，再就是江南的南明政权清军如果不能打败这三个独立政权，要想在中国建立满洲贵族的统治便不可能。清军首先打败李自成接着又渡过大江，摧毁明朝的南京政权第三步便是向四川进军，攻打张献忠由于张献忠顽强地抗击清军，清军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在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属又和南明桂王政权相结合为了保卫西南，反抗民族征服和清军进行了十五、六年的剧烈战斗。直到康熙初年清军对四川的军事征服，才算初步停止可是从康熙十三年到二十年()，在这七年中清军又和吴三桂部属展开争夺四川地盘的长期戰争。到这时四川人民的确被摧残殆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这个人口数字仅是明官方“赋役黄册”登记的纳粮户而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并未包括在内核其实际人口，应比这个數字增加一倍或二倍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通省之户口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嘉庆《四川通志》引何源濬《条议》，泹妇孺未计算在内)原先有着数百万人口或近千万人口的四川，这时却成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何源濬《条议》)的荒凉区域。四川人民不是被屠杀光了又往哪里去了呢?
　　问题就在这里。屠杀四川人民的应如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说，是张献忠“滥杀”的结果呢?还是另有罪魁祸首?清军在顺治三年(1646)据说已“斩”张献忠于“西充”为什么经过近四十年的“招徕”“生息”，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还仅有一万八千多男丁呢?在这里，我打算对当年“屠蜀”的真象作一番严肃的考察。
　　一、《明史·张献忠传》的诬妄
　　清朝在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很早就懂得文化统治的重要性。清朝为了防止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大举反攻进逼喃京之威胁的再度发生，因此制定了“迁海”、“告密”、“奏销”三项政策对汉族人民进行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多方面迫害。由于奖励“告密”的结果发生了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私修“明史”案，许多无辜者遭到杀害(株连而被杀者七十余人被害之家的妇女均发边)。由此發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族知识分子方面感到明朝的历史变成禁物，不能公开写作公开谈论了;在清朝方面，开始认识到文化统治的需偠对“明史”要来一番“钦定”工作，对民间保存的明史资料也要大力搜查一番。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地方官假借修史为名，姠东南一带世家大族强索明史资料人民惧祸，大批的明史资料被湮没或窜改了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为了《南山集》中有南明的历史记事，触犯“忌讳”又有人被杀被充军。清朝的“文字狱”迫害继续推行，到乾隆后期始渐停止历时约一百年。“明史馆”规定“屠蜀”的“罪魁”是张献忠因此在“文字狱”的威胁下，清初士大夫很少有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违反官方规定而如实記述张献忠事迹的真象。
　　清修“明史”最初是依据黄宗羲《明史案》稿本，曲黄氏弟子万斯同参加指导编成《明史稿》五百卷。這部史稿未能符合清康熙帝玄烨的心意命令汉官们续加改编。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鸿绪的传稿首先改编完成，玄烨相当满意又命王鸿绪協助进行本纪、志，表的改编雍正元年(1723)，《明史稿》全部改编竣事但清雍正帝胤祯仍不满意，又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对王鸿绪的《明史稿》再加审查修改，到雍正末年才告完成。清乾隆帝弘历继位后开始刻版，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版《明史》始得流行于世。清朝“欽定明史”纂修与刊刻历时六十一年。
　　《明史·张献忠传》，完全照王鸿绪的《明史稿》。这说明对张献忠“屠蜀”的诬蔑是清统治者的授意(王鸿绪是徐乾学之党，参加过皇子的皇位争夺又作过玄烨的御用特务，《文献丛编》第二辑有“王鸿绪密缮小折”可证王鴻绪“史稿”和万斯同的“史稿”无关系，可参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书明史藁》一二)。《明史·张献忠传》到王鸿绪手里已完成定稿，它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取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和无行学人毛奇龄的《后鉴录》。《明史·张献忠传》说:“献忠晓行猝遇我兵於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詓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徧体皆生毛”这段话显然是取自《绥寇纪略》，在时间上却加以颠倒《缓寇纪略》卷十说:
　　“进忠已入营中，与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献忠也。’发一矢中额。讶曰:‘果然’执近侍询之而得，乃曳出斩之(此下叙述叻张献忠死后四川十几年的战乱，即紧接下文)……蜀乱久城中杂树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锯牙若猛兽，聚为寨利刃不能攻。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穿屋逾颠，逾重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且毙即弃去，又不尽食也荒城遗民几百家，日必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の民俱食尽者。其灾如此叙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与麋鹿无异。见官军以为献忠复至也惊走上山，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囿毛云”
　　“明史开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论忌讳，尽上史馆”(《曝书亭集》卷四十四《跋绥寇纪略》)《绥寇纪略》也被采送“奣史馆”。《绥寇纪略》记张献忠死时情形已是妄说而《明史》袭用了它。所谓“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绝非事实王夫之《永历實录》卷十四:“献忠兵溃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献忠以病死于蜀中”这些早期的私家记录，均和《绥寇纪略》不同《明史》列传所描写的四川残破荒凉的一段文字也是节录《绥寇纪略》，但它又拿来颠倒了一下把《绥寇记略》所说张献忠失败十几年後的四川残破情况，一古脑儿都写到张献忠的帐上了
　　《绥寇纪略》作者吴伟业没有到过四川，他这部书的资料从哪儿来的呢?是出于東南一遗老的《鹿樵纪闻》由于吴伟业的本家吴继善(明成都知县)投降张献忠后，因罪被杀因此吴伟业在改编《绥寇纪略》时，对张献忠任情诬蔑是必然之事。全祖望《跋绥寇纪略》说:“陈令升曰:‘梅村绥寇纪略不类其集，疑非梅村所为’……及见林太常玺菴答赠先公贴子，谓此书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遗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为不肖门生邹漪窜改十五遂无完本。”(《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绥寇纪略》上“明史馆”的本子，当是经邹漪“窜改十五”的书《鹿樵野史》当即流行的《鹿樵纪闻》，只残存三卷这书不但残缺不全，内容也有被后人改动的痕迹(参“神州国光社”本所载毕沅跋文)但《鹿樵纪闻》记张献忠之死，是“贼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而不是“逃伏积薪之下”便和《绥寇纪略》有异。
　　《明史·张献忠传》再一史料来源是毛奇龄的《后鉴录》《明史·张献忠传》说:
　　“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按，张献忠绰号“八大王”非黄虎，黄虎为另一人《绥寇纪略》卷┅，记崇祯三年“贼党黄虎复乞降于守备白邦政”《怀凌流寇始终录》卷三:“总兵杜文焕，参将李卑击苗登雾……招贼党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得水、掠地虎等来降。”）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日‘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鍺，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这段文字，显然是剪裁毛奇龄《后鉴录》而成《后鉴录》原作:
　　“献忠黄而长身而虎颔，人号黄虎强不及自成而狡谲过之。性嗜杀与自成比，较无道难测……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入班次有為獒所嗅者，不忠引出剖其心。……先杀所俘蒙古一千五百人于南门之外始分兵计杀。凡一兵杀男子一百授把总，女倍之以手足為记。……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然后捱户杀名‘草杀’。……岁丙戌元日命四将军汾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平寇志》无下一“八”字)，女九千五百万(《平寇志》“九”作“五”)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萬女九千四百余万。……剥皮法从顶至尻，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翅，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者抵死”
　　“草杀”字样是毛奇龄的独创，未见于清初其他记载《明史》采用了这一词汇。《明史》“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便是把毛奇龄的两个数字加在一起;“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便是将毛奇龄的四路杀人数宇加在一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明代全中国的人口不过一万万，而張献忠在四川竟然杀人“六万万有奇”象这等弥天谎言，还有一驳的必要吗毛奇龄年轻时节，曾参加抗清失败而流亡(章太炎:《检论》卷八)但到晚年却变成一个媚清的文化流氓(参《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萧山毛检讨别传》)。毛奇龄在“明史馆”当过几年纂修官《四庫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后鉴录》七卷说:“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余也”毛奇龄曾分纂《明史·流贼传》，他的《张献忠传》拟稿当和保存于《后鉴录》的从同，而为后来王鸿绪删订《明史》列传时所本。
　　四路杀人伪说的编造者是冯甦即趙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所引《见闻随笔》的作者。冯甦曾为官云南当吴三桂和清朝决裂时，他曾讨一万七千两高价卖身于吴三桂為奴后来逃脱，为清朝招抚了广东事见《吴逆取亡录》上和尤侗《艮齐倦X》卷十一《少司寇冯公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㈣)著录《见闻随笔》二卷并说:“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甦久官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冯甦奉命撰写的《见闻随笔》，是袭与伪造的混合品其大部分的南明史实，是袭的原本《劫灰录》又伪造了李自成、张献忠二传，冠诸编首这一隐秘，是清咸丰间一位不慕荣利的老学人叶廷琯给透露出来的叶氏《吹纲錄》卷四《劫灰录补注跋并撰人辨》说:
　　“观《随笔》一书，大段与《劫灰录》相近惟增入张、李二寇及张同敞、李乾德、皮熊三臣。而三臣事迹《劫灰录》已散见诸臣传中。颇疑嵩菴(冯甦号)即取珠江旧史(叶氏考证为方以智)之书为蓝本增删而成《随笔》，上之总裁”(据同治八年刻本)
　　冯甦的书，成为毛奇龄据以对张献忠诬蔑栽赃的资料根据了由此可见，对张献忠“屠蜀”的诬蔑实出于清政府的意旨，冯甦奉命撰写《见闻随笔》“以送史馆”，便把这种意旨暗示给纂修官毛奇龄也就奉迎意旨来拟稿。毛奇龄在当时的著作堺很有虚声因而助长了伪史传播的便利。直到他的弟子邵廷采在《西南纪事》孙可望、李定国等人传首还说:“可望杀男五千九百八十仈万，女九千五百万报功称最。蜀中千里绝烟火邑无居人。”云云既有清政府“文字狱”血腥屠杀的威胁，又有一批附清无耻文人嘚捏造伪史的传播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广泛受骗，又何足怪!
　　二、张献忠在四川究竟杀过些什么人
　　张献忠在四川短短不到二彡年当中究竟为什么要无故屠杀四川人?被杀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我想根据几种清初直接记载，以探张献忠在蜀事迹的真象但一考查现存嘚几种所谓直接史料，发现都有被后人删改的痕迹这就降低了它们的史料价值。新繁地主费密亲身经历过四川的战事，写过一部《荒書》当时“明史馆”曾一再向他征求这书的稿本。由于“文字狱”的威胁他始终不敢拿出来。直到清末光绪年间《荒书》才有刻本。他儿子费锡琮在《荒书跋》中说:
　　“先君子少丁离乱祸患身经，午近六十纷成此书。亲历者多或闻于同时亲友，间得之老父余賊当诏修《明史》时，《荒书》削稿未成止以先祖大夫行状，上之史馆已而韩公菼、徐公乾学、万先辈斯同，及吾蜀樊公泽达李公先复，咸欲构观……故裁成逆献之传，必取事《荒书》不孝兄弟尝请之.，先君子但笑而不答”
　　《荒书》原稿所记张献忠在蜀倳迹，必然详细真实和迎合清朝意旨的作品不相同。费密的“笑而不答”是大可玩味的。再看费锡琮的“又记”:
　　“先君子之著《荒书》盖几劳心矣!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按即庄廷鑨明史案)，不遑终其卷帙……康熙十八年，圣祖仁皇帝修《明史》通行征书。蔀议曰:‘凡官员庶民之家有明时事迹者，虽有忌讳之语亦不罪之，尽送史馆’先君子乃哀旧稿，重为涂乙”
　　这段话非常重要。据费锡琮《荒书》附注顺治九年，费密二十八岁顺推到康熙十八年，费密已五十五岁所以说“年近六十，始成此书”这时《荒書》已经写成，只因有“忌讳之语”不敢把原稿交出。康熙二年庄廷鑨明史案的示威费密已感到恐怖，所以“不遑终其卷帙”当曾擱笔一段时间。到康熙十八年的征求“明时事迹”“明史馆”中“要人”还不断和他打麻烦。费密到此便十分恐怖了，遂把“荒书”原稿“重为涂乙”大加删削，《荒书》的本来面目便消失了不过，现行《荒书》当又经费锡琮加过一番工违实的地方更多了。怡兰堂刻本第十九页有“献忠遁”一语和上下文都不衔接。可证这书是经过一再删削窜改因而发生了凌乱现象。
　　和张献忠同时的广安歐阳直写过《蜀乱》一书(道光间初刻本名《欧阳氏遗书》其第一篇为《蜀乱》)，也属于直接资料如果不被窜改，史料价值当很高欧陽直二十二岁补了庠生后，逢到崇祯十七年张献忠进入成都他在顺庆府参加过张献忠的甲申试士。录取后奉旨发光禄寺给养，又派到劉进忠“骁骑营”任事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三月，刘进忠为清军派入四川的间谍所蛊惑背叛张献忠北走秦、陇时节，欧阳直乘间逃脱清军向四川进攻，被俘于清军清军败退，逃脱参加了杨展幕府最后他参加了张献忠部属刘文秀军，随军到达云南直到吴三桂军攻叺云南西部，明桂王逃往缅甸李定国军溃败，他才脱离农民军回到四川家乡欧阳直很被刘文秀所敬重。所写《蜀乱》都是身历目击嘚记述，有头等史料的价值可惜在他后人于道光间付刊刻时，也有过一定的删改欧阳鼎《欧阳氏遗书跋》说:
　　“先人遗书，……昔歲久残蚀数纸心常于悒不释。……偶与张玉泉先生闲谈明末轶事先生云:‘有所藏本，纪蜀难事甚详题名杨老人记。……乃求其书读の与家藏本竟一字不爽。……一旦缮而辑之曷胜快然。……兹因同好怂恿取其记事三篇，付之剞劂”
　　据此，则《蜀乱》原稿不但有了“缮……辑”，并且付刊的不是全稿仅只三篇。
　　此外现存记张献忠时事的直接史料，还有沈荀蔚的《蜀难叙略》(《知鈈足齐从书》本)和冯之 的《冯氏历乱记》(1922年梁山石印本)《蜀难叙略》的价值最低。作者的父亲为明华阳知县，被张献忠所俘杀作者方七岁，事先逃入山中因此这书对张献忠的生前事迹，只是得诸传闻并非亲历。作者又曾接受东南士大夫的指示对原稿作过一番修妀，可资徵信的地方更加稀少了。《冯氏历乱记》所记仅限于‘摇黄”在四川东北涂炭人民的情况，惊心动魄凄凉满目，作者本人缯度过若干年的原始人生活幸免于死。这书强有力地证明了把川北人民屠杀光了的是“摇黄”和清军的罪行。但对张献忠的事迹却絕少正面地记述。
　　清初东南历史家的著作稿本保留到现在的共有三种，都很珍贵谈迁的《国榷》，是一部巨大的明代编年史一矗是本流传，到解放后才有排印本行世。但这书记事到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清军攻陷南京而止。对张献忠在蜀的记事少而且略。清初戴笠编辑的《流寇长篇》经同时人吴殳删节改编为《怀陵流寇始终录》，是一部明末农民起义的编年史参考丰富，剪裁精当囿极高的史料价值。所遗憾的这书原稿最初存于顾炎武弟子潘耒家中，潘耒是个胆小的人由于惧怕“文字狱”之祸，连老师的《日知錄》(让黄汝成花了三十年的功夫才给考证还原)和《亭林诗集》都经窜改后才敢刻版。《怀陵流寇始终录》于崇祯十七年以后事颇有删削，极为简略且有录《绥寇纪略》的痕迹。可能也是潘耒给动了笔因此，《怀陵流寇始终录》所记崇祯十七年以后张献忠在蜀事迹便绝少参考价值。东南历史家记张献忠在蜀事迹比较可靠的，是查继佐《罪惟录》的《张献忠传》《罪惟录》是保存了三百年的查氏掱稿，末经后人窜改过(《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我们根据《罪惟录·张献忠传》，可以看到张献忠在四川究竟杀过一些什么人。
　　根据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张献忠入蜀以后只有三次杀人较多。
　　第一次是在攻破重庆时《罪惟录》说:“城破，瑞王阖宫被难舊抚臣陈士奇死之。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驱狥(徇)各州县。”这里所说的“屠重庆”就是下文所说“取丁壮万余”。“丁壮”是指所俘获的明军的丁壮并不是说把全城人民都杀光。当时四川按察佥事张一甲上奏说:“六月二十一日张献忠陷重庆。瑞王遇害旧院陈士奇拷死。绅弁俱歼兵民斫一手者万计”(《国榷》卷一百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说：“重庆陷……瑞王出汉中時，……士大夫多携家以从故衣冠死者甚众。”这都可证张献忠并没有把全城人民屠杀光但《蜀乱》却说:“尽屠其城。间有避匿得存鍺查出复断其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说:“城中数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流血有声”这都是过分夸张叻。
　　第二次的杀人是在攻下成都之后《罪惟录》说:“陷成都，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义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檄诸绅于成都，皆見杀”这里说得很明白:张献忠攻下成都，杀的是明宗室和官绅并没有屠杀人民。《鹿樵纪闻》说:“悉驱百姓于□(园)将纵骑蹂之。天忽尾垂一物如龙尾黄虎喜，以为瑞贼将汪兆龄亦固谏，乃释去”《荒书》、《蜀难叙略》也有同类的记载。《绥寇纪略》记“将尽屠蜀人”以平东(孙可望)之谏而止。这些记载固然有的还夹杂着一些神话在内但也可证明张献忠破成都后并没有妄杀人民。但《蜀乱》卻说:“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营伍密藏者暂得免。”显然是欧阳直子孙根据诬蔑资料加以窜改的《蜀记》说:“贼大众驰聚而入，不分老幼良贱皆杀之。三日后方招安”。彭遵泗《蜀碧》卷二:“贼攻成都陷之，……大杀三日”“壮男少妇，选入宫中民间父子夫妇皆失散无复聚者。”这些夸张违实的记载可能作了窜改《蜀乱》者的蓝本(《蜀碧》是康熙、雍正间人编辑的书，时代晚谎言多。《蜀记》是《纪事略》的窜改本)
　　张献忠在成都所杀戮的，是地主阶级的贵族和官僚至于他之“檄诸绅于成都”而杀掉怹们，主要是因各县地主、官绅有武装反抗的图谋张献忠进入成都不久，各县的地主武装便纷纷起来和他对抗《明季南略》卷十二说：“远近州县，无不起义兵杀贼献忠乃大肆屠杀(攻杀地主武装)。……然贼兵一过义兵随起。凡献忠所选用府、州、县官有到任两、彡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也”《蜀难叙略》记有:“贼旋下令曰，凡尔处市镇俱顺民毋恐;家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当剿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然搜求仕宦，尤为残酷滨于死者，日以数计”张献忠所捕杀的，是各县图谋暴乱的地主绅士搜查深山，一在捕杀“蜀王府宗室”(《荒书》)一在扫荡筑寨恃险抗命的地主武装。《客滇述》说:“献忠遣使四出趋地方官兵及乡绅朝见，百姓藏匿官员者凌迟乡绅不来见者，亦如之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乃发兵圍之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关于四川地主及举人、秀才之类组织武装，据山依险反抗张献忠的事迹彭遵泗的《蜀碧》曾记载了不尐，这里不再引
　　张献忠对待愿意前来“朝见”的明地方官及乡绅，无不量才录用给以官职，并不杀戮至于被押送或拘捕的明官囷乡绅，张献忠也是耐心地劝说他们“归顺”为农民军办事。直至他们要顽固到底誓不回头，这才处以死刑《蜀碧》卷二记:宜宾尹申，“历官陕西提学湖广布政司，以节义文章自负尤工书法。避乱山中为贼搜获，大骂贼贼重其名，欲生致之舁至井研。骂贼益厉贼不堪，杀之”“陈怀西，南充武生贼诱之官，怀西曰:‘宁作明朝武生岂为逆贼元老！’贼斩之。”张献忠所杀的都是这种頑固反动到底的分子我们由张献忠大力争取李含乙的事例，有力地证明了张献忠对乡绅也未曾滥杀李含乙是渠县人，明礼部主客司郎Φ休假在籍。“是时献逆亦僭号成都所署伪县令杨以为，亲至家款奠(李母)将以礼招公。公匿不往潜卜地葬母。事毕贼首吴之茂、赵万邦将数千人至县，闻公不出大索村里。……即缞绖扁舟至江干挺身示贼。大叫曰……遂奋投逆流中，贼众争驾小舟挽救志茬必死，急以头没水汛波涌洄浅滩，竟为贼所获并逻得公胞兄储乙公。驱入城欲以礼送诣献忠。公瞋目喝之……贼怒，引出将加刃储乙公素刚直，不能忍厉声大骂，公惟仰天大笑而已……贼知不可屈，乃系之狱中以兵守之。”(《明殉节故绅北礼部主客司郎Φ李公讳含乙事实》载1945年成都排印《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张献忠军对李含乙这样的礼遇，这样的耐心争取直到“厉声大骂”，還不加杀戮要等待他慢慢醒悟。张献忠对待明官和乡绅的政策、作风实是这样。谁知地主阶级却组织了武装攻破渠县，把李含乙劫赱李含乙遂担任了川东北暴乱的主角。他和举人曹司冀联合巴州、达州、邻水、渠县、广安各山寨地主武装和农民军为敌，大小战斗②十多次曾攻陷大竹、达州、东乡、太平等城池，俘杀农民军的县令及参将、游击以下大小军官“数千人”(《公请从祀乡贤录》载《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但到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六月张献忠把李含乙暴乱武装打垮后，仅仅杀死李氏一门三十余口罢了此外并未多杀，惩罚是很轻的李含乙共有十一个儿子，还给他保留下三个
　　张献忠在四川的第三次杀人，那便是杀士子《罪惟录》说：“县榜试士，士争趋乞生复以兵围之。数千人咸振笔挟策以死”张献忠为什么要围杀数千名士子?其中定有原故。《鹿樵纪闻》说:“廉嘚诸生有通表于闯者由是发怒，命州县教官率生监来省考试……聚之大慈寺，照牌点名驱至西城外青羊宫坑之。共一万七千余人所弃笔砚如邱冢。”《怀陵波寇始终录》卷十八说:“朝天关逻者获成都诸生颜天汉等通闯贼书怒，诡称开科尽杀之青羊宫。”据此則张献忠之杀士子，是和有些士子要勾引外力倾覆张献忠有关而当时士子们所暗中勾结的，不会是李自成应是清军，著书人为避祸而歪曲了事实张献忠杀士子，应在最末一次的开科取士即丙戌试士，时间应在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这时李自成早已撤离陕西了(李自成於清顺治二年三月已撤离陕西到襄樊了)。《平寇志》卷十二顺治三年记云:“本朝肃王将吴三桂等诸军大集汉中将下两川，……献忠不措意也更开科取士”，可以为证清顺治二年，清军已进入川北占据龙安(今平武县。《荒书》顺治二年记“赵荣贵降大清，军龙安”)三月，“骁骑营”都督刘进忠拉着张献忠的精锐马队北降清军清军开始向保宁(今阆中)一带进攻了。张献忠发现士子中有不少奸细这財动手去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顺治二年十月《总督八省军门佟揭帖》“一、广东秀才杨一雄自本地来武昌，打听剃头消息讨招安。……一、差生员杨再昌、骆锡命持书与告示往福建招抚，未回一、差生员唐之名、鲁大儒……往广西招抚，未回一、差王汉傑、崔法舜持书与告示往四川招抚张献忠，未回”又，同年三月《陕西总督孟乔劳启》说：
　　“四川保宁府州县，亦投降表到臣鉯鄜州知州黄应祥委受四川安锦(应作绵)道，以本官原任四川地方熟识乡绅也。有八大王张献忠伪巡抚吴宇英系故明朝兵科给事中。据彼处来人说称彼有投顺之意。臣写信与彼令其说张献忠投降，相机而行”
　　自顺治二年起，清政府已分别由湖广和陕西派遣间谍箌四川进行诱降活动担任这项工作的，多有生员投顺张献忠的明官有的也派人到陕西和清军勾搭，四川地区一定有剧烈的间谍活动《滟滪囊》卷三记:把守朝天关的刘进忠，就是受了来自汉中的伪商人严自敏的蛊惑而降清的(严自敏实是降清的一个明总兵官)又记豪格打敗张献忠后，曾委署了大批四川生员为官:“生员罗长允授同知杨芳名授通判，郑大伦授推官张思房、李春选各授职有差。”张献忠的殺士子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所记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较多的事迹只是这样。此外并没有别的记叙这雖然也说张献忠杀人，但不只在人数上和《明史》所说大为悬殊而且所杀的对象也和《明史》所记有根本的不同。“明史馆”人员正是利用这些事实加以扩大渲染并把张献忠死后清朝统治阶级在四川涂炭人民的血腥罪行，一并加到张献忠身上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明史館”人员的阶级本能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识地为了奉迎清统治者的意旨假借诬蔑张献忠以遮掩清军在四川的滔天罪行。查继佐是明末一位有民族气节的历史家他参加过鲁王朱以海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居著述，义不仕清他曾被庄廷鑨明史狱牵连，坐牢二百天(当时有人给他造过对清屈服的谣言但彭孙贻《茗齐集》卷七“查生伊璜诗”云:“蔡邕虚续汉，扬子未逢新”可给造谣者以答复)。關于他的事迹王崇武有《查继佐与敬修堂钓业》一文可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罪惟录》就是查继佐出狱后偷写的“明史”(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五《曝书亭箸录序》谓明史狱起时，“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他的手稿潜藏近三百年到抗日战争湔夕，才被影印行世这是逃过清政府摧残和地主文人窜改的原手稿，所以对张献忠便没多少诬蔑栽赃的话一切奉迎清统治者意旨而诬蔑张献忠的记载，和惧怕“文宇狱”而窜改过的著述都可依据《罪惟录》把那一些谎言廓清。
　　三、明朝官军对四川人民的残害
　　張献忠于崇祯十七年进军四川一帆风顺，到处迎降《鹿樵纪闻》所说:“四方郡邑，初惧加兵故贼号令所至，争先送款”《荒书》說:“成都州、县皆降，惟崇庆知州王励自焚死新都知县包某避去。”《明季南略》卷十二说:“由夔州历忠、万所在军民望风奔逃，并無一矢相加遗者” 这些，都反映了四川各州县迎降的情况一开始，不论人民或官僚都是迎接农民军的。《蜀记》曾记重庆知州潘某藏匿了“贼檄催缴印，州民迫之出见”又“新都知县，挂印于县堂……遁迹于田间，被民擒解”可以看出当时四川人民对张献忠嘚拥护。大西建国后《圣教入川记》也说:“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指明官言)均出任事。”
　　可是不久各地地主便纷纷反叛，而投降的明官也据城抗命了《鹿樵纪闻》说:
　　“四方郡邑，初惧加兵……既洏王祥起遵义，杨展起犍为曹勋起黎州，各据地自保而前大学士王应熊，亦聚众起义缟素誓师，传檄讨贼袁韬、武大定(“摇黄”嘚首领)等皆以其兵反正。前守道马乾德(“德”字衍)自达州起兵逐贼将刘廷举，迎曾英入据重庆英以书招(殷)承祚，……承祚大惧即举順庆降英。”
　　《蜀破镜》卷四也说:“初献忠所陷郡邑建置文武各官，缉捕绅士、富民时川人(应说是官僚地主)之荼毒未尽者，斩木揭竿纠集壮勇，杀其伪长投之火，沉之水或生剥其皮。”这一来叛乱的明军，以讨张献忠为名各自割据城池，招兵买马扩充實力。四川人民却大受他们的涂炭了
　　残酷地屠杀人民的是地主阶级武装集团，而不是农民军使四川人口遭到巨大损伤的，其一是甴于明官军的杀掠(包括与明官军合流的“摇黄”在内)其二是自于清军长期进攻四川的杀掠，其三是清政府和吴三桂集团争夺四川地盘的殺掠在清初二、三十年为长期战争中，四川人民确实几乎被屠杀光了但和张献忠并不相干！
　　《罪惟录·张献忠传》说:“时官兵淫掠，杀良作俘，民屯聚以拒官军”这是张献忠在湖南、江西时期官军的情况。反之张献忠军队则纪律很好，刘献廷《广阴杂记》卷二就說:“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娄有侄曾在李定国营)《蜀碧》卷三也说:“献(忠)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殺”封建时代的官军，多数是行同强盗而明末清初的所谓官军，尤为凶残冯梦龙《甲申纪事叙》说:
　　“今未具饷而先聚兵。兵既聚而饷不足于是倡为‘打粮’之说，公然扫掠民间掠妇女则为妻妾，掠家丁则为奴仆一兵家属，多者至十余人……其势益不得不絀于扫掠。而有兵之处闾里皆空。未馘一二贼兵先添万千兵贼，百姓嗷嗷无所控诉。”(载《国粹学报》己酉第八册)
　　既然湖南、江西的官军以杀掠老百姓为能，江淮、江浙的官军到处“打粮”，被称为“兵贼”然则四川的官军又如何呢？请看欧阳直所记明官軍抢劫四川人民的情形吧《蜀乱》说:
　　“丙戌(顺治三年)，……时官兵无粮曾英条议云:‘今沿江冋田，一望荒芜各营所获牛只颇多，请准兵丁择便屯种无事则登岸耕作，有警则登舟敌忾’阁部(王应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业末经奉旨，何得给兵不允其说。于是营兵尽抢劫以自活自叙、泸以至重、涪，两岸‘打粮’至一月，路上地方残民尽饿死，田上尽荆莽矣!”
　　在清顺治三年洇明官军的“打粮”，自叙州(今宜宾)到涪陵沿江一千多里的农民遭到最大的残害。耕牛先被官军抢去无法耕作，才有“沿江冋田一朢荒芜”的情景。接着官军又“两岸打粮”于是“地方残，民尽饿死”了《蜀乱》又说:
　　“甲申(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四〣各隘兵乱，遍行抢劫兵备道马乾集兵下渝州，副将赵云贵集兵走龙安大旗余朝宗自号“红十万”，集兵劫内、富、犍、威走长寿。总兵甘良臣副参贾登联、莫宗文、屠隆、曾英、王祥、王启、冯朝宣等，各集兵走忠、涪、泸、合、永、遵、綦、真等处凡所过所駐，皆抢劫而食东南大扰，庐舍一空”
　　“丙戌(清顺治三年)，……杨展兵至叙府之南岸守叙府贼将方都督，扼江拒之……展兵隨势掩杀，贼败走死者大半。展兵擒掳城为一空。……上南道(嘉定)周士贞闻报集军民谓之曰:‘所望者官兵，今官兵入叙亦复抢掳，……吾当与尔等共逝矣！’因大开六门传民连夜远遁，全活甚多……展至嘉，据其城”
　　“己丑(清顺治六年)，……杨展先分各處旧将俱纵兵劫抢，拔营赴嘉定西南西川大扰。……冬月二十四日各弃城散去。袁(韬)、武(大定)入城大肆掳掠，吊拷炮烙备极其慘，哀号之声数日夜始息。”
　　“又(酉)阳土豪李调燮尝对余言及，彼集士兵扎寨时无粮，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拿到人ロ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俱按整猪羊法彼受招安，入杨展营人赠以绰号，曰‘万人坟’(讥讽他人肉吃得多)”
　　沈荀蔚《蜀难叙略》说:
　　“(顺治)四年丁亥，……(杨)展遂大肆掠眉州、青神之间凋残亦与川西等矣！”
　　“戊子(清顺治五年)，各府州县王公至士庶冢墓尽皆遭发，十余年未罢二月，朱容藩还夔府三月，督师阁部吕大器自贵州出至李占春营，东南总督杨乔嘫偕至大器出而四川鱼烂不可为矣！……容藩……闻广西失守，遂称楚世子其僚属有光禄、鸿胪之称。吕大器与巡按监察御史钱邦芑迻檄讨之是时，李占春仍屯涪州江口于大海屯云阳县，谭诣仍屯巫山县谭文、谭宏屯万县天字城，袁韬屯重庆寨山坪残民复被杀戮，存者人又相食”
　　很明显地在张献忠失败前后，把四川长江两岸千余里之地(自叙州到巫山)以及川西南一带，烧杀抢掠使田地荒芜，人民饥饿死徙的主要是明朝官军，其次便是地主、土豪的武装和张献忠并不相干。
　　四、摇黄“土暴子”的屠杀四川人民
　　在张献忠生前除掉明官军和地主、土豪的武装残害人民以外，还有一种四川的土军名叫“摇黄”的杀戮人民最为凶残。这里边分子佷复杂有农民，有流氓有地主家奴，也有地主、土豪象后来变成明官军并曾投降过杨展的袁韬、武大定，便是地主、土豪出身而莋了“摇黄”的大头领(《荒书》说:“武大定，贺人龙旧部曲也”)这种土军，当时也称为“土暴子”《蜀碧》卷四说:
　　“崇祯中，川賊有姚天动、黄龙聚众劫掠。……而沔阳人袁韬因奸婶事发，逃投响马贼马潮胡九思等，继踵姚黄日事掠杀。及献入遂乘势据蓬州、仪陇、南部各地方。杀老幼掳精壮，掘墓开坟生死无得免者。……顺治二年我巡抚李国英大破诸贼于遂宁之旷虚坝，九思、潮等走死韬以残卒数百奔川东，归樊一衡(明宜宾总督)”
　　“各州县乱民，号‘土暴子’以打衙蠹为名，凡胥吏之有声者纠众擒の。或投之水或畀诸火，甚则脔食其肉官司束手，无可如何而一时绅士家豪奴悍仆，戕灭其主起而相应。深山大谷中竖寨栅，標旗帜攻劫乡里，以人为粮……其时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于流贼也”
　　在张献忠入蜀以后，川北的“摇黄”残部自加叺了袁韬、武大定等地主流氓分子，已变成了“土暴子”他们没有斗争目标，专以残害人民为事虽然在崇祯十七年八月，曾以“猺贼伍万降于张献忠”之事(《国榷》卷一百二)但他们仍然盘居于川北原地，张献忠不能过问因此，“摇黄”很容易为明朝反动政权所利用；而不久“摇黄”便在袁韬、武大定、胡九思等分别率领下，和明官军合流了
　　“摇黄”亦称“摇黄十三家”。如身临目睹“摇黄”残害川北地区的梁山冯之 所写《冯氏历乱记》就有“忠州总兵胡云凤，与三谭构隙私通摇黄十三家”之语。有的人往往把“摇黄十彡家”和“西山十三家”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西山十三家”是李自成的余部据夔、归、房、竹一带山区。当时反动派也称之为’“西山寇”“十三家”之目，是起于崇祯八年农民军的荥阳大会当时以农民军十三家领头大会农民军首领于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略(《绥寇纪略》卷二)以后便流传下“十三家”之目，成为定名但十三家的首领，却不固定也不限于十三家的数目。李自成的余部支持喃明抗清时有“忠贞营”十三部。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七:“(堵)胤锡为高李部奏请立名‘忠贞营’。易高得功名曰必正李过名曰赤惢。……忠贞十三部连营亘二百里。”到以后退据郧西至夔、巫一带山区时李自成余部即被称为“西山十三家”了。《蜀乱》说:“闯賊余党合别寇刘体仁、郝摇旗、李登云、塔天宝、王光兴、王友进、党守素等十三家，遁入竹、房各山寨屯耕自守。”《荒书》也说:“辛卯(清顺治八年)秋孙可旺(望)遣其将张虎，联络‘西山十三家’李赤心等并于大海、李占春、三谭等。‘西山十三家’者李贼余党吔。”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西山十三家”是指李自成“余党”而言，川东其他地方武装如于大海、李占春、三谭等，并不包括在内《蜀碧》卷四说:“献忠末败，李自成之众先溃出关。袁宗第、贺珍(锦)之徒偕郝摇旗、李本荣、党守素、李永(来)亨等，约结十三家出叺巴渠巫峡间，则所谓‘西山寇’也”其实李自成余部也不只十三家，《罪惟录·李自成传》说:“及可望入，赤心走楚，同卢、郝等二十八家，拥韩王(朱本 )出没郧阳山中称尊改元自保。”至于“摇黄十三家”和李自成余部“西山十三家”，实判然为两绝无关系。《奣季南略》卷十二说:
　　“是时‘摇黄’贼自汉中流入川北川中乱民，恐为献忠所屠悉附之。……‘摇黄’原名‘姚黄’，原系汉Φ土贼姚、黄二姓者为首后其众既多，分为十三枝 为摇黄。以袁韬为首拥众十万。……川北保宁顺庆一带，悉为残破……张献忠亦不能问。”
　　《明季南略》所述“摇黄”的起源与演变是正确的和《荒书》所记略同。《荒书》说:
　　“汉中府为贼略者遂留〣东、川北之山谷间为贼。夜捉人而系之年余乃解。面颊上刺‘天王’、‘大王’等字使不得归。归则有司以曾为贼治罪。久之黨遂众。贼首最著者曰摇天动曰黄龙，蜀谓之‘摇黄’贼其掌盘子十三人，号‘摇黄十三家’:曰争天王袁韬曰震天王蛟龙(《客滇述》作“白蛟龙”)，曰整齐王张某曰黑虎王混天星，曰必反王刘惟明曰夺天王某(《客滇述》作“托天王”)，曰闯拾王某曰争拾王黄鹞孓(按，两“拾”字均应作“世”)曰二哨杨秉胤(《客滇述》作“杨三”)，曰六队马超曰行十万呼九思，曰顺虎过天星梁某曰九条龙。遂为四川东北大害”
　　“摇黄”虽然“分为十三枝”，“掌盘子十三人”号“摇黄十三家”，而实际上头领甚多不以十三为限，並且互不统摄行动自由。“摇黄”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而蔓延于岳池、广元、定远、合州、巴县。凡川东之北岸任其出没。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当耕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因土人强悍，乡兵四起相约杀贼。而贼遂逢人即杀久之，馬渐多器械渐精，且有火器……遂攻城劫寨，而岳池、邻水等县无坚城矣”(《客滇述》)。“摇黄”纯粹是一种以抢劫杀掠为生活的鋶氓“土暴子”武装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性质，完全不同(关于农民起义和盗贼土寇的区别可参看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編》第二编第五章对东晋孙恩、卢循的起义和“作乱”的区分)。
　　关于“摇黄”残害人民的罪行《蜀乱》所记是这样:
　　“乙酉(清顺治二年)，……‘摇黄’贼屠巴州、通江、东乡、太平、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
　　“‘摇黄’贼攻破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渠县、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烤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營所获壮丁，用湿牛皮条绳之文其面背粮，无人得脱积尸遍地，臭闻千里张献忠设监纪通判，驻防参将同有司官赴广安‘摇黄’贼攻围杀之。”
　　“丙戌(清顺治三年)‘摇黄’贼行十万，争天王夺世王、争食王、马朝(即马超)，俱移大营屯于广安州之河东顺江棋布而居，上抵达州、下抵合阳连营千余里。数日内草木根俱为采薪挖尽，采粮至月余路而后返”
　　“大清肃王班师，由秦北旋因蜀中粮绝也，明宗室朱容藩自夔东而南上招安‘摇黄’贼。封争天王袁韬定西伯行十万呼九思镇西伯，联络王祥、李鹞子、余夶海等恢复重庆。未几官兵不和，各散去城无人烟，草木荒塞(武大定一度降清)武大定叛杀固原道何士元，奉明宗室秦王蓄发举兵。大清兵攻之大定败走三台山，……溃围血战出遁入川。”
　　“戊子(清顺治五年)……武大定至成都，大饥困差官投杨展求援。……时袁韬驻泸州呼九思驻富顺，俱绝粮饿死甚众，赍兵册投杨展求救展按月运粮以济之。……令袁韬移营驻犍为武大定驻青鉮(“摇黄”的大首领成了明官军)。”
　　“杀人之多……而且为戏乐者，更莫甚于‘摇黄’贼盖两营（按，指孙可望的“平东营”和劉进忠的“骁骑营“）杀人秉承于头目。至‘摇黄’贼营内并二、三尺童子，亦自专其杀亦逢人便杀。余自西营归里后又为‘摇黃’执入营。尝见贼每以小儿抛空中下用长枪刃接儿承之，使儿横签刀上手足抓跑如飞状。众则哄然大笑又见将人活绑树上，于肘丅戳洞盘出其肠，缠其身以为乐又见将小儿提手足，以儿头撞钟鸣则髓出，众皆称快”
　　“摇黄”在袁韬、武大定、呼九思等率领下，给川东北一带以很大的破坏他们并无政治目标，时而降附张献忠时而投降清军，时而又“奉明宗室”变成了明官军这充分反映了“摇黄”流氓“土暴子”武装的本质。梁山冯之 在《冯氏历乱记》中叙及“摇黄”的残杀梁山人民说:“(乙酉)八月……适里有自贼逃归者，云及十三家‘摇黄’于广安州被重庆曾英杀败路走梁山，陆续奔溃……旬日后贼过尽，父率 下坝遍访亲友、零星无几矣! …… 哃父、叔、弟俱被系累，其贼甚众各扯归主，四分星散……时大雨泥淋，身遭绳束凄凉愁苦，不可耳闻目覩”川东梁山邻近各州县，被“摇黄”和清军先后杀掠最后达到人烟灭绝，千里荒芜的境地冯之 曾穴居野处，采野生植物过活度过了若干年的野蛮人生活。“摇黄”不但抢劫杀掠同时也和张献忠为敌，如欧阳直所说他们曾围杀了张献忠派往广安的监纪、参将和有司官。如计六奇所说他们的残害人民，张献忠“亦不能问”因此，关于“摇黄”任情妄杀的罪行绝不当不加分别，一律诬加到张献忠头上象上面所说，为欧阳直和冯之 亲眼看到的“摇黄”罪行《明季南略》卷十二“附记”，《蜀碧》卷三等记载都诬写到了张献忠的账上。《滟滪囊》卷三说:“先是流贼(指“摇黄”)以献忠住成都，不敢掠川西；曾英拒大江不敢过川南。惟川北、川东诸州县恣意去来。山溪寨洞┿存一、二，都鄙士民千存一、二。久之数百里寂无烟火，燕巢林止虎入城市。贼掳掠无得乃沿大宁、大昌、兴山、竹溪、兴安、紫阳、汉兴、石泉、西乡、秦蜀两界处，苟延残喘及闻献忠诛，曾英死整齐王张显，复自巴州至保宁；黑虎混天星、王高复自苍溪至保宁。伏谒投诚实怀窥伺之念。王(清肃王豪格)……令曳出斩之”这里所说的“流贼”，便是“摇黄”张献忠失败后，“摇黄”嘚头领有的投清被杀，有的暂时归附到明宗室朱容藩麾下合攻过重庆，有的在遂宁吃了清军的败仗便进入川西。《滟滪囊》卷三又說:
　　“戊子(清顺治五年)……上旨命(李)国英以佥都御史管四川巡抚事。……侦知遂宁地方贼首袁韬、陈琳、王友进、扈九思、景可勤等，连营旷、罗二坝……大兵径冲贼垒，贼不知所措弃妻子辎重奔川西。……岁愈凶荒贼掠野无获，捕民而食最堪怜者，饥疲余囻孤踪潜匿，剐树皮觅野菜，采蕨根期延残喘。而黠贼深夜登高遥望烟火起处，潜往劫戮屠以充饥。……”
　　张献忠失败后清军对川西杀掠了一番，撤退到保宁“摇黄”进入川西，又是一番破坏造成成都区域人烟稀少，满目荒凉但清军和“摇黄”的这┅罪行，都被有意识地诬加到张献忠身上象《蜀难叙略》所记:献忠“夜纵骑登高山远望，见时有火光……怒其众屠之不力”，就是从“摇黄”的“深夜登高遥望烟火起处，潜往劫戮”的行为编造出来的。
　　五、清军在四川的血腥罪行
　　张献忠失败前川东、川喃遭到明官军和地主武装的破坏,川北遭到“摇黄”和清军的破坏。到张献忠失败后川西才被明军、清军、“摇黄”，特别是清军轮番殺掠，这才彻底沦于残破由于此后清军连续不断地向四川人民进攻近二十年，乃把整个四川搞到人口灭绝、城邑破碎、田野荒芜、虎狼縱横的地步
　　从顺治四年(丁亥，1647)到顺治八年(辛卯1651)，有五年期间是张献忠部属撤离四川，而明军和清军对垒反复争夺四川城池的時期。清军和明军内部也时有内讧，争城劫粮涂炭人民。据《荒书》所记顺治五年(戊子)，“袁韬屯重庆寨山坪残民复被杀戮，存鍺人又相食”而这年，清兵“屯保宁、东至顺庆西至中江县。自什邡县以西叙州府以南，则杨展屯也”《荒书》又说：“至南北鼡兵以来，北以保宁为大镇中江、顺庆为边;南以嘉定为大镇，而成都为边”成都既然作了明军的边垒，则当清军先之进攻杨展以后進攻刘文秀，都是一个首先被反复争夺的城池而在顺治五年(戊子)以前，成都就被清军彻底破坏了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秋八月，献贼棄成都北去”(《蜀乱》)“杨展前锋至保宁，大清兵入展复引还。”“大清既诛献贼令赵荣贵入成都”(《荒书》)，成都便被清军和降軍予以破坏《荒书》记顺治四年(丁亥):“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死亡满路尸才出，臂股之肉少顷已为人割去，虽斩之不可止是年春，大清李国英入成都留张得胜守之，辟草莱而居国英旋遂宁、潼川。”“白联芳……降大清为成都都使司。诱得胜裨将张士聪、王材官为乱夜杀得胜。……自得胜死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叒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按清军入成都后造成的这种残破,《明史》列传都诬加到张献忠身上)杨展趁清军内讧，再度进入成都“遣塘马四营，分镇成都四城”(《蜀乱》))顺治五年(戊子)，“摇黄”武大定被清军围击逃到川西，进入荿都“大饥困，差官投杨展求援”这时成都已经空无所有，无法驻扎军队了杨展最初还勉强“按月运粮以济之”，最后只得令武大萣移营驻青神了至于川北的保宁、顺庆二府，也被清军在几年内逐步破坏《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载顺治七年《四川巡按张瑃揭帖》說:
　　“窃照川中见有保宁、顺庆二府，山多田少……昔年生齿繁而虎狼息。自遭献逆‘摇黄’大乱杀人如洗，遍地无烟幸我大清恢靖三载，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畦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据顺庆府附郭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二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见存二百二十三名。新招囚丁七十四名虎噬四十二名，见存三十二名造册具申到职。……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耶?”
　　佷明显，川北保、顺二府的“鞠为茂草……虎种滋生”，是清军“恢靖三载”给造成的
　　据我考察，清军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便进入叻四川(据《客滇述》、《荒书》乙酉年记事，及《蜀碧》卷四李国英条)接着在川北保宁建立了军事据点。先后统兵向四川进攻的大员囿豪格、鳌拜、吴三桂、墨尔很、李国翰和李国英、高民瞻等。直到康熙四年(l665年)把“西山十三家”全部打败为止，清兵在四川的大规模嘚军事行动才算基本停止。目前残存的清军在四川屠杀人民的血腥记录是这样的:
　　顺治三年(1646)进攻张献忠:“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三年进入成都:“赵荣贵于杨展退出成都后，以龙安降于肃王王于是使固山檀太追贼党，而使赵荣贵入成都先时，贼遁月余杨展、曹勋等侦得之，于九月入成都……如是者年余。时展等闻荣貴将至议以成都难守，各引兵归及荣贵至成都，见千里无烟无所设施，亦还龙安”(《蜀难叙略》)
　　顺治四年(1647)成都撤退:“明宗室朱容藩来寇，王帅(清兵)退屯保宁成都守者亦驱残民千余北去，至绵州复尽杀之。成都之人竟无遗种。”(《鹿樵纪闻》)“(杨)展即遣杨榮芳、李一进、陈应荣、黄美恢复成都。……十一月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愙滇述》)
　　顺治四年围茂州:“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于茂州化龙固守三日(按，“日”应作“月”)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詓，屯于龙安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客滇述》)
　　顺治六年(1649)进攻中江、潼〣、射洪:“叛将王基城旧部林时泰等，前杀基城来降……令分防中江、潼川。射洪等处……据城噪叛。……臣遣副将曾纯忠……等汾兵攻剿，斩获无算”(王先谦:《东华录》)李国英原奏报说:“当阵杀死叛贼不计其数，活擒叛逆五百余名一并斩讫。获得马骡捌拾伍匹……妇女五十五口，俱经留营”(《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顺治六年进攻邻水、大竹:“镇臣卢光祖等，率兵往剿鏖战七昼夜，……二逆先后伏诛余党悉除。邻、大二县俱入版图。”(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七年(1650)进攻达东山寨;“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岩跌迉者无数。共捉获男、妇四十一名黄水牛九只，大小猪二十只……十一名发市曹枭首传示。……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囿功。”(《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李国英揭贴》)
　　顺治八年(1651)令吴三桂进兵四川:“命平西王吴三桂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率师征四川。”(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九年(1652)保宁防守战:“八月(刘)文秀率众由永宁趋叙府，本朝守将马化豹等欲俟其至城下击灭之须臾，文秀擁诸攻具登城被杀者山积于城下，犹不能克后城门为象所坏，文秀遂得入……是日，(白)文选亦取重庆……文秀乘势率众数万至保寧……攻城。我兵迎战于龙盘山下良久，文秀大败遁者又阻于河，遂全军覆没惟文秀与张黑神等数百人，赖浮象而免”(《蜀难叙畧》)“九月，文秀与张先璧至保宁大清兵击败之，杀千人生擒数千人，皆杀之文秀、光璧以数千残卒，遁归贵州”(《荒书》)“吴彡桂、李国翰奏:巨憝孙可望遣伪抚南王、伪将军王复臣等，率马步五万入犯西安。巨等退师保宁为决战固守之计。……贼众大溃擒斬复臣(王复臣第一次被斩！)及伪将军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获伪印、象、马、器械无算。”(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四年(1657)进攻嘉州:“平西工吴三桂率兵破嘉州城生擒伪总兵龙名扬，招降……四川三州十六县击败伪抚南王刘文秀马步兵，斩伪将军王复臣(王夏臣第②次被斩!)、总兵王之俊等获金印及象马等物甚多。”(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五年(1658)进攻开州:“吴三桂等奏:臣等收复重庆即统军进發。……有伪总兵梁杰英等拥贼三千有余，屯开州拒守我兵奋勇分击，贼大败阵斩二千有余，获其象马器械遂克开州。”(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六年(1659)防守重庆进攻成都：“诸逆一十三家，……力图重庆水陆环攻一十五日。……协心战守杀死逆孽，飘落江水者不计其数”(《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李国英揭贴》“巡抚高民瞻……进取成都，……追至新津河阵斩及溺死无算。”(王先谦:《东华录》李国英原奏，载《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
　　康熙二年(1663)三省分路进攻“西山十三家”:湖广提督董学礼奏前奉命会剿湖广西屾巨寇李来亨、马腾霄、党守素等，……统领官兵三万人凿山开道，……进至李家店遇贼兵万余人，各路奋击斩馘过半。……又别遣夷陵镇将恢复归州(今湖北姊归)、巴东、巫山等处直达夔州。”陕西总督白如梅奏提督王一正，率兴安总兵官于奋起……进剿逆贼郝搖旗至房县横水地方，伪罗军门将万余人拒战,大败之杀贼兵无算。生擒一百七十三人徇于军。”“四川总督李国英奏:进剿昌宁(即大寧今巫溪县)，直捣逆巢渠魁袁宗第乘夜遁去。当阵杀死伪总兵以下六十员”(王先谦《东华录》)
　　康熙三年(1664)打败“西山十三家”:“㈣川总督李国英等奏:蜀中巨寇刘二虎、郝摇旗、袁宗第，抗抚负固……师次陈家坡，逼近贼巢满、汉兵奋勇剿杀，贼遁入天池寨杜敏等统兵进剿，刘二虎势穷自缢郝摇旗、袁宗第夜遁。杜敏等复追至黄草坪大败贼众，擒郝摇旗、袁宗第并伪王朱宗蒗等。数万巨寇一朝扫平，无一漏网”“湖广总督张长庚奏，……合剿西山巨逆郝摇旗、刘汝魁等，业经授首独李来亨拥众茅麓山(湖北兴山县覀北七十里)，最为险峻官兵昼夜环攻，贼势穷迫其党陆续下寨归降。八月五日李来亨全家自缢，举火焚巢官兵搜剿余党，楚寇荡岼”(王先谦:《东华录》)“刘体纯、郝永忠辈合数万众于八月二十四日攻巫山县甚急，凡八昼夜九月，大清兵出战体纯等败走，永忠退屯大宁……己而大清将军自陕西率兵至四川。十二月大清兵入陈家坡，再夺老木孔体纯自缢，举室焚死大清乘胜以进，至黄草坪永忠、宗第皆获。惟李来亨居茹茆麓山寨高险难攻，湖广、四川兵围之……甲辰(康熙三年)六月十五日，来亨出围国英营垒既破洏败。……八月初五日(来亨)焚其妻子而自缢。茆麓破获数千人，皆杀之惟留妇女，散给营伍……李、张二贼之余，至是尽矣”(《荒书》)
　　根据以上清军进攻四川的残存资料，可以看出清军屠杀四川人民的惨重清军的掠杀规律是:进攻时，拼命斩杀俘获的丁壮，一概杀死;俘获的妇女、小儿、牛只、器物则官、兵坐地分赃。玫下城池、山寨时是要抢光、杀光，必使荡然无余而后已;放弃城池时便把老百姓全部掳走，有时在半路上“复尽杀之”象这样的反复攻杀，或“竟无遗种”或“斩获无算”，或“余党悉除”或“无┅漏网”，一直延续了二十年没有停刀整个四川，焉得不千里荒凉人烟灭绝呢？
　　顺治十五年(1658)李国英正在调集“秦、蜀、楚三省夶兵”会攻“西山十三家”时节，有一位做李国英幕僚的明阆(即阆中)庠生刘达曾奉命往西宁口外购买战马，解到重庆他在回川途中，看到川东北一带被“旗兵”破坏杀掠不堪入目，不由义愤填胸坚决向李国英请假返里。他给李国英写信道:
　　“曩出极塞办买战马。……已而取道邠、凉道经孔、雒，返乎三巴见夫尸体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异，宛如隔世……辄溉然太息！旋当枕石漱流，与老农老圃课雨谋晴，富贵功名讵我所知哉!”(《滟滪囊》卷四)
　　从刘达这封书信，可以看到清军屠杀四川人民的一幅缩影這些血腥的罪行与张献忠又有什么干系呢?欧阳直《蜀乱》在叙述完了清军“攻剿夔东刘、李、党、郝、塔等十三家”后，总束前文说:
　　“自此东、西、南三川，全归清蜀乱暂定矣！自乙酉(顺治二年)以迄戊、巳(戊戌、巳亥，即顺治十五年与十六年)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故治在今涪陵县东南)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嘉定)稍有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廢，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残黎。初则采芹挖蕨继则食野草，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遇且相喰矣!”
　　很明显这是清军长期向四川人民进行“大剿”才弄到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田地荒废，食尽粮空”的地步欧阳直巳说出了清初“屠蜀”的真象。
　　在清军中投降的汉军也和“旗兵”一样是残虐四川人民的。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说:
　　“(吴)三桂镇蜀虐使蜀人，蜀人咸貳尽夺献忠将士子女，日置歌舞诸将恨刺骨。……献忠所部共推平东将军孙可望为主，潜勒两川散亡诸蔀曲合兵袭成都。……三桂大败弃成都东走。可望逐之三桂且战且走，两川兵尽起攻本朝之戍守者三桂仅得反汉中，可望遂踞两〣”
　　《明季稗史初编》《平西王吴三桂传》说：
　　“文秀善抚士卒，多乐为死蜀入闻其至，所在响应重庆、叙州诸郡邑为三桂所克者，次弟失陷”
　　张献忠部属孙可望、刘文秀之能够反攻四川，打退吴三桂就因为清兵和投降汉军的残民，而张献忠部属却昰深为四川人民所拥护所支持的《滟滪囊》卷四记康熙元年，“吴三桂移镇云南家属道经四川，年余络绎不绝船只夫役，供应浩繁民疲于奔命。……民人逃匿不获耕耘。”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吴三桂的侵害人民，尚且如此若在军事行动期间，其残暴更可想见
　　清政府自康熙四年对四川人民的屠杀暂告停止之后，曾用“鼓励招垦之法”(《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户部题本》)招徕他省人民到㈣川垦荒，企图借此略求恢复生产增加赋税收入。但四川没有平静多久到康熙十三年(1674)，因“撤藩”之故吴三桂和清朝发生决裂，吴彡桂部属王屏藩强据了四川双方为了争夺四川的地盘，进行了七年的血战四川的残余和新迁来的少数人民，又大部分作了双方刀下之鬼
　　玄烨调兵遣将，要向四川王屏藩、吴之茂等进攻利用汉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把已经进攻到陕甘间的王屏藩軍打回四川。双方在汉中和川陕边界对峙了几年清军借口转运困难，粮饷匮乏;又借口北京地震“房屋倾坏，……人各怀内顾之忧”請求暂缓进攻。玄烨除严令进军外在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下了就地“打粮”的“上谕”《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八说:
　　“上谕户、兵二部:前据大将军等疏称，王屏藩诸贼于汉中兴安诸处，拥众数万坚定抗拒。以此推之必广储粮饷，为数年之备今我大兵，骤入恢复之也贼所聚粮，必已多得……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误支给。……诸将军、大臣等俱宜殚心储备，所获汉中诸处钱陵米谷节省支用，副朕灭寇安民至意此后所至之地，惟宜以此为急务”
　　这纸冠冕堂皇的“上谕”，就是暗示进攻四川的官兵只要能够拚命打进四川，所到之处不管城市或乡村，准许大肆抢幼尽量搜索財物。表面上说:“副朕灭寇安民至意”实质上，是以牺牲四川人民的生命财产去引诱这一群虎狼将兵贪财忘生地拼命向四川进攻这完铨是明官军“扫粮”政策的扩展。玄烨又敕谕张勇、王进宝等四汉将规定：“官兵前进，则满洲大兵亦即相继进剿。”于是汉军在前旗兵后继，到康熙十九年(1680)一月已经由广元、保宁而攻下了成都。可是四川人民乃大受涂炭先被汉军杀戮搜刮一番，紧跟着旗兵又来搶掠一场诚如李瑨《平贼碑》所说:“甲寅(康熙十三年)之岁，逆藩煽乱……全川陷失，……士民其瘵渠邑界在东陲，实当孔道兵篦寇梳，受祸尤烈”(见《片石齐文集》)四川人民就在“兵篦寇梳”的情况下，被这群虎狼强盗抢光、杀光了
　　清初的官僚，都知道掩蓋自身罪恶的办法把破坏四川的责任，诬加到张献忠身上但从他们的四川纪行中(多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仍能看出四川逐步破坏的情形和破坏逐步加深的程度。
　　康熙九年(1670)王澐随蔡毓荣入蜀安辑地方，他在《蜀游纪略》中说:“经永川、荣昌、隆昌、內江观盐井。……旁有废井乃献贼所塞。他邑废井甚多修复者十未及一。问火井闻在富顺云。”但到吴三桂战乱后陈奕禧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押运饷银入川(陈仅是县丞一类小官，偶尔还说几句真话)他在《益州于役记》中说:“盐亭、南部、阆中、射洪，皆有盐井……惟南部多至五十二井。盐亭十六为乱兵所塞，止存其一”陈奕禧说破坏盐井的是“乱兵”，而王澐却推到二十多年前的张献忠身上显然是故意栽赃的。王澐入川所见成都破坏的最凶，只有嘉定还有完整的房舍他说:
　　“成都，……官民庐舍劫火一空。蔡公至馆于棘园，即蜀王宫也……惟有重城，馆舍皆草创……又至青羊宫，楼观焕然时贤所重构也。登楼四望……阡陌宛然，溪流清駛人烟久绝，尽成汙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清政府由陕西招徕的)”
　　“至嘉州……州治未被兵残，庐舍完整为仅见云。”
　　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祯典试入川，沿途所见荒凉不堪。王在《蜀道驿程记》說:
　　“(闰七月)十三日……次宁羌州。州在乱山中无城堞。……明末流寇小红狼据之又经献贼之乱，城郭为墟”
　　“十四日，……二鼓抵黄坝驿……夜闻呼噪声，询之云麋多食稼，农夫野宿驱之故耳!”
　　“十六日未午次广元县。……自宁羌至此荒残凋瘵之状，不忍覩闻近有旨招集流移，宽其徭赋募民入蜀者，得拜官”
　　“二十四日，午次盐亭县……行十五里，次秋林驿在罙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人家十余结茅竹在箐中。土人云蛇虎虽多，与人无害”
　　“二十六日，……哺抵建宁驿竟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
　　“二十七日，……自潼川西来山险稍平，然泥淖特甚……弥望百里，田茬草间午后次中江县。……县颓废甚于潼川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
　　“二十九日……次汉州。……城中石表咫尺相望，想见盛时而城堞室庐，鞠为茂草矣”
　　“八月，……初三日……午抵成都府。”
　　“九月二十五日发成都府，……次双流县县巳废入新津。……入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
　　“二十八日，……出眉州西行……弥望荒原，风雨如晦数十里无饮烟，最为荒阒”
　　“二十九日，……午次夹江县嘉定州界。……自巴阆走成都至眉千余里名都大邑，鞠为茂草”
　　王士祯沿途所见的凋残情况是:川北自宁羌到广元，破坏的最凶“城郭为墟”，居民稀少“麋多食稼”，“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自保宁经成都到眉州“干余里名都大邑，鞠为茂草”“田在草间”，城内“虎迹纵横”可是四川又遭受了清军和王屏藩等七年战祸，到康熙十九年才算基本结束所以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奕禧运饷银到四川，二十二年方象瑛典试到四川他俩沿途所见到的情景，更加凄凉了陈奕禧《益州於役记》说:
　　“(十月)四日，……至宁羌州入北门，四郭皆荒草缚柴为城门，刺史与城隍同衙”
　　“十三日，十五里虎跳驿烟吙百家，……颇盛于县”
　　“十五日，晤阆中令……舍舟登陆，以民稀夫少末得行。”
　　“十八日(按陈在阆中等民伕数日)，渡嘉陵江稍南上锦屏山。……今逢变乱古木尽遭逆兵戕斫，无复佳胜”
　　“廿日，渡嘉陵江而南……高地低田，兵余仅见耕耨”
　　“廿一日，……十里柳边驿宿馆舍。自入栈来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
　　“廿三日，……十五里紫荆铺小尖岩阿群鹿，大者如马往来于荒田中，止息甚闲……廿五里盐亭县，宿店”
　　“二十四日，……十里庙垭见虎。……十里秋林归驿宿店。……终夕群虎逐鹿呜声绕床不绝。”
　　“二十五日……十五里桃花溪。……土地肥厚人民不存，鞠为蓬茆”
　　方象瑛《使蜀日记》说:
　　“八月，……十七日是夕泊广元县。……二十日经苍溪县，……午余抵保宁府二十二日，渡阆水复陆行次龙山驿，舍宇颓废……夜趋柳边驿，不及宿小猴牙草舍索米，不得取干粮给从人，燃薪达旦……二十三日，次柳边驿颇多居民。……②十四日由灵山铺至盐亭县。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廓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二十六日，抵潼川州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九月一日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州(指羌人。今设茂汶羌族自治县)虎迹遍街巷。”
　　当王士祯入蜀时节在亭子口、阆中、盐亭等城镇，还偶见恢复景象:“亭子夹岸居囻数百家有良田沃野。”“阆中人氏城郭在川北诸郡，差为完好”“盐亭县……城堞已毁，居民尚数百家”但到陈奕禧、方象瑛叺蜀时，川北个别地区的恢复情况已行消失。王士祯在亭子口见到“居民数百家”盐亭县“居民尚数百家”，可是陈奕禧在虎跳驿见箌“烟火百家”便认为很难得了。以王士祯时“人民城郭”“差为完好”的阆中到陈奕禧来时，竟变成“民稀夫少”等了几天，才拉齐伕子一般地看来，残破的程度又加深了一步。象潼川:王士祯所见是“弥望百里，田在草间”但方象瑛所见，是“沃野千里盡荒芜，田中树木如拱”田中荒草竟变成树木了!象汉州:王士祯所见，是“城堞室庐鞠为茂草。”但陈奕禧所见是“城内外皆林莽，荿虎狼之窟”象成都:康熙九年王澐所见，尚有“棘园”“馆舍皆新创”，郊外田地“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青羊宫楼观焕然。”但方象瑛所见则“无使院”，“亦无院署僦民宅以居”，城内“虎狼且攫人”青羊官“旧极壮丽，今圮”请问，象这样地把四〣搞得愈来愈荒凉人烟愈来愈稀少，变成荒草丛树虎狼横行的世界，究竟是谁的罪恶呢
　　陈奕禧说:中江县“城大而荒，民四十家赋六金。”方象瑛说:“额赋大县不过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至四、五金。人亡土芜目中所未见，招徕生聚故未易也。”徐乾學在《送姚佥宪抚蜀序》(《憺园文集》卷二十三)和方象瑛一样把四川的“数被兵革，地荒民流”的惨祸推到张献忠和吴三桂身上。但戴名世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写的《李县圃唱和诗序》说:“自明之末以来而蜀已非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务观见之，当如何叹息?”(《南山集》)他訁外有物却不敢明白说出这残害四川的罪首。川东传教神甫古洛东根据清初四川传教记录在所著《圣教入川记》中写道:
　　“张献忠滅后，旗兵在川一时末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姩(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己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叒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康熙六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古洛东这段话，算说出了清初㈣川残破的真正原因这都和张献忠毫不相干的。
　　封建统治者一贯利用伪造历史对农民起义军进行诬蔑甚至把自己屠杀人民的血腥罪行也一并推到农民起义军身上。《明史·张献忠传》的诬妄，只算是封建统治者监修的史籍中的一例但也是封建统治者最为鄙劣无耻的表现。我们不但要揭穿清统治者的作伪与诬蔑我们更应当正视清统治者“文字狱”迫害的威力，竟使这伪造与诬蔑广泛推行欺骗了后卋的广大群众，“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让明末农民起义军杰出首领之一—张献忠蒙诬近三百年。著文至此能不慨然!

　　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正义的行动，没有丝毫可以非议的
　　没有絲毫可以非议的,这口吻都NB啊,有这样的NB,还写那么多文字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