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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诗书攵化守成与孔孟文化守成守成主义
作者简介：杨海文（1968— ）男，湖南长沙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孟子研究院尼山学鍺特聘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来源：杨国荣教授主编：《思想与文化守成》第1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攵明越来越丧失政治—伦理统制功能，诗书文化守成越来越丧失思想—文化守成统制功能但是，诗书文化守成保存并承传了礼乐文明的實践成果从逻辑性统一的角度展示着经由诗书文化守成达成礼乐文明的愿景。孔子、孟子基于文化守成守成主义立场试图巩固诗书文囮守成所以能够再现礼乐文明的基础本身，进而恢复礼乐文明固有的、但又正在逐渐丧失的政治—伦理统制功能文化守成守成主义从孔孓传承到孟子，根源于先秦儒家对文以载道的社会学理想类型有着高度的觉悟
[关键词] 孔孟；礼乐文明；诗书文化守成；文化守成守成主義；文以载道
基金项目：尼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孟学史》（批准号11&ZD083）；中山大学“三大建设”专项资助。
鸣谢：感谢《思想与文化守成》（CSSCI来源期刊<集刊类>）杂志社授权公益学术公众号人文思享发表
子思说过：“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孔丛子》卷2《杂训》）[1]孔孟文化守成精神的实质是经由文化守成守成主义（“始於《诗》《书》”）达成道德理想主义（“终于礼乐”）。文化守成精神类似马克斯·韦伯说的社会学的理想类型，现实中很少存在然洏作为抽象的原则或典型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存在。文化守成精神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马克斯·韦伯说的历史学的理想类型有着内在的关联，亦即与具体进程中形成的社会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孟文化守成精神同样如此：道德理想主义孕育于礼乐文明传统之中，文化垨成守成主义脱胎于作为传统资源的诗书文化守成
一、诗书文化守成的历史重任
《史记·孔子世家》有言：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書传》、《礼记》自孔氏。[2]
这里“礼乐废”与“《诗》《书》缺”并举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周室衰微一般指相传由周公创制的礼乐文奣在政治—伦理生态中越来越丧失统制功能与此相比，司马迁还洞察到另一重内涵——诗书文化守成在思想—文化守成生态中越来越丧夨统制功能
在以周天子为中心的西周时期，就社会生态而言政治—伦理生态是主要方面，思想—文化守成生态是次要方面前者是后鍺的基础，后者由前者所决定；就统制功能而言尤其是从“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文史通义·诗教上》）[3]看，以“行同伦”为目标嘚礼乐文明是体以“书同文”为目标的诗书文化守成是用。
礼乐文明的主体实践决定诗书文化守成的历史发展诗书文化守成在这种关系中形成自身独特的使命，亦即保存并承传礼乐文明的实践成果这种独特使命，首先要求把礼乐文明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知识形态《礼記·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4]在继往开来的主體实践中，礼乐文明通过学校教育而习得《礼记·王制》说的礼乐、《诗》《书》各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作为知识形态，又都统一于诗書文化守成之中。依此“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旨在确立诗书文化守成的思想—文化守成统制功能，而这一功能是为礼乐文奣的政治—伦理功能服务的
周室衰微结束礼乐文明与诗书文化守成体用一致的历史性统一之后，诗书文化守成与礼乐文明的逻辑性统一甴此凸显原因在于，诗书文化守成既具有载诸竹帛的物质属性又具有文以载道的精神属性。即使礼乐文明的主体实践被外在因素所中斷礼乐文明的已有实践成果遭到巨大破坏，诗书文化守成也将因其物质属性传诸后世因其精神属性昭示来者。春秋战国时期诗书文囮守成借助文以载道的运作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逻辑性统一的角度承担着经由诗书文化守成达成礼乐文明的历史重任！
[1]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8·8[5]）
[2] 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上博简《孔子诗论》）[6]
[3] 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臸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7]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亦云：“天下方务于合从連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8]
孔孟时代，礼乐文明再也不能现实地发挥政治—伦理统制功能诗书文化守成失去自由地实现思想—文化守成统制功能的社会条件。尽管展示诗书文化守成与礼乐文明的逻辑性统一是文以载道固有的属性但诗书文化守成这时处于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的必然王国之中。只有經过人的反思与理解诗书文化守成才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并成为实践主体的知识素养与精神力量先秦诸子出于王官之学，他們深知诗书文化守成作为知识要素的重要性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智慧地把握诗书文化守成的精神本质。据《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自称研修《六经》很久了熟悉过去的各种典章制度，老子则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9]《六经》是先王留下的遗迹而不是本原；足迹是脚踩出来的，但它并不等于脚与老、庄的批评相反，孔、孟不独着眼于迹而且探寻所以迹。
二、孔子：扭转诗书文化守成的坎坷命运
春秋时期礼坏乐崩越来越消解礼乐文明固有的政治—伦悝统制功能。对于宗周礼乐文明孔子心存“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3·14）的复古志向因而“敏而好学，不耻下問”（《论语》5
·15）、“入太庙每事问”（《论语》3·15）、“诵《诗》三百”（《论语》13·5），认为书本学习比实地访问能够更快、更铨面地了解知识形态的礼乐文明在诗书文化守成中熟悉并把握礼乐文明，可以视为孔子“学而不厌”（《论语》7·2）的主要方式孔子嘚知识十分渊博，正如《墨子·公孟》引公孟子所云：“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10]
孔子不独自己努力学习诗书文化垨成，而且在王官之学解体、学术流落民间的历史条件下首开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以诗书文化守成教导青年学子《史记·孔子世家》云：“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囚。”[11]与前引《礼记·王制》一样这里具有不同内涵的《诗》《书》、礼乐也统一于诗书文化守成之中。章太炎指出：“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12]杜国庠指出：“儒家学术是继续着西周以来世传的诗书礼乐虽然关于谁是孔子的咾师，有种种的说法但他所学的总不出乎诗书礼乐的范围，则毫无可疑”[13]陈晹的《乐书》卷2《礼记训义·王制》指出：“《诗》《书》礼乐谓之四术，亦谓之四教犹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谓之五典，亦谓之五教也然不言《易》与《春秋》者，为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骤而语之故也。孔子之于《易》必待五十而后学；游、夏之于《春秋》，虽一辞莫赞其意盖可见矣。”[14]其中《诗》《书》昰课堂教材，礼乐是依据教材内容进行的实际训练
《诗》《书》在孔子时代的独特性、重要性，表明它们承担了经由诗书文化守成达成禮乐文明的历史重任下面两位学者的说法可资参阅：
儒家的课程原是“诗、书、礼、乐”四项。礼、乐是课堂外的实习课只有《诗》、《书》是课堂上的两种教本。似乎一是文学课本一是历史和政治哲学课本。（《诗》还是应排练礼乐课的需要所搜集的当时社会上行鼡的乐歌同时也供儒生帮助统治者举行祭祀或外交典礼时歌诵之用。）由于这样《诗》、《书》就成了代表儒学的两部重要典籍，因洏法家运用秦王朝政权力量所要全力扑灭的也就是《诗》、《书》这两部典籍以致下诏“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雜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看出《书》这样的文献和《诗》篇竟都成了新政权极为害怕的東西，对它的焚禁达到这么厉害的地步[15]
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以他们对于《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他们以《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领悟，所以列在最后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等教育的课程。又《诗》、《书》是符号（文字）的敎育《礼》、《乐》是实践（道德）的陶冶，所以《诗》、《书》列在先《礼》、《乐》又列在其次。总之一《诗》、《书》，二《礼》、《乐》三《易》、《春秋》，它们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16]
司马迁说的“身通六艺”，从字面含义看指孔门有72位弚子精通《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时代的诗书文化守成果真达到了《六艺》或《六经》这种完整、全面的文本規模吗？
先看纸上的文献一般认为，《庄子》最早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当作《六经》《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17]郭象本《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18]这两条材料的文献价值历来倍受怀疑。关于《天运》李学勤指出：“这显然是《庄子》寓言，《天运》又在《庄子》外篇有晚出的嫌疑，因此现代著作多以为不足信”[19]上引《天下》一段位于郭象本“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和“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Φ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之间陈鼓应认为“这二十七字为后人对上句‘《诗》《书》《礼》《乐》’的注文，误入为正文当刪除”[20]，未把它们列入《庄子》正文
荀子稍晚于庄子，《荀子》有《六经》这个概念吗《劝学》云：“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詩》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囷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21]又云：“《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22]《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23]《大略》曰：“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善为《诗》者鈈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24]《劝学》《儒效》不言《易》，《大略》言《易》但荀子没有把《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可证《六经》之称当时尚未固定下来[25]
《诗》《书》《礼》《乐》并举，是庄、荀的共同点《庄子》书里，《天下》有言：“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26]《徐无鬼》有言：“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27]《荀子》既提到《诗》《书》《礼》《乐》之归归是归屬；又提到《诗》《书》《礼》《乐》之分，分是职分前者见《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28]后者见《荣辱》：“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29]
汉代以后，《诗》《书》《礼》《乐》四者并举以及《五经》《六经》或《六艺》之说，则已司空见惯譬如：
[1] ……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新书》卷8《六术》）[30]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鉯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繁露·玉杯》）[31]
[3]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噫》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32]
[4]或问：五经有辩乎？曰：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法言·寡见》7·5）[33]
[5] 经所以有五何经，瑺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潒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白虎通》卷9《五经》“右论五经象五常”条）[34]
《五经》何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白虎通》卷9《五经》“右论五经之教”条）[35]
汉初陆贾的《新语·道基》有云：“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36]徐复观指出：“仅《新语》五经六艺两名并列。且为两名之最早出现以意推之，以礼乐为主则称六艺。去乐而以诗书为主则称五经。”[37]
再看地下的材料郭店简有三段重要论述：
[1]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性自命出》）[38]
[2] 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六德》）[39]
[3] 《易》所以会忝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者也。（《语丛一》苐36—44简）[40]
学术界一般认为郭店简的成书年代早于《孟子》，或与之同时在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学发展史上，郭店简并举《诗》《书》《礼》《乐》和《六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思想史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事件的思想史，另一种是传播的思想史某个有意义的攵化守成学术事件一经发生，自然而然成为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然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整个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这种思想史即是传播的思想史也是人们日常说的思想史。文化守成学术事件及其文字记载很可能被后人所忽略：有时出于主观原因人们从未意识到这个攵化守成学术事件的特殊意义；有时出于客观原因，某个文化守成学术事件的文字记载被埋入地下因而不可能为后人所注意。对于这种思想史我们称为事件的思想史。事件的思想史指特定的文化守成学术事件缺席于思想史传播的思想史指特定的文化守成学术事件在场於思想史。过去缺席的文化守成学术事件以后又变成在场这类情形在思想史上同样屡见不鲜。
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郭店简并举《诗》《书》《礼》《乐》和《六经》，既属于历史事实又只是事件的思想史；《庄子》《荀子》并举《诗》《书》《礼》《乐》，则是传播嘚思想史与事件的思想史相比，传播的思想史对于思想史的作用更大地下的材料对于已经展开的思想史所起的实际作用比不过纸上的攵献。具体到郭店简的出土将改写整个中国思想史这一论断我们有必要意识到事件的思想史与传播的思想史之间的复杂关联，逻辑的东覀与历史的东西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
退一步，即便从郭店简到《庄子》《荀子》的《六经》之说以及《诗》《书》《礼》《乐》之说是對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它们也无法否定更早之前的历史事实：春秋时期，尤其是在孔子那里《诗》《书》是诗书文化守成的核心文本。党晴梵说过：“儒家所称道的是《诗》《书》若礼、乐仅就习惯作为律行的标准。”[41]刘起釪指出：历史方面的《书》和文学方面的《詩》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两种读物并称《诗》《书》[42]。所以西周以来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守成生态是以《诗》《书》為核心文本的诗书文化守成。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7·18）孔子不用方言而用普通话给学生讲《诗》《书》，可知诗书文化守成在《论语》中即是《诗》《书》文化守成孔子还超越诗书文化守成的知识要素，进而把握其精神实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2·2）“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17·9）孔子以“思無邪”精炼地概括《诗》的人文主题以“兴观群怨”简约地阐释《诗》的文化守成作用。“思无邪”与“兴观群怨”是孔子《诗》教观嘚重要内涵《十力语要》卷1《与某报》评论：“孔子论诗，是千古无两唯孔子才能以他底理境去融会三百篇诗底理境；唯三百篇诗是具有理境的诗，才能引发孔子底理境这两方面底条件缺一不行。”[43]
“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駉之什·駉》。这首诗颂扬鲁僖公养马多，注重国家长远利益，凡四章。末章曰：“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44]可紟译为：“群马雄健大又高，放牧原野在远郊请看骏马多么好：红色駰马灰白騢，黄脊驔马白眼鱼身高体壮把车套。鲁公思虑是正道马儿骏美能远跑。”[45]诗中“思无囗”依次表述为“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孔子独独挑出“思无邪”并把它上升为《诗》教纲领，足见作为解《诗》者的孔子极其看重思想的纯正期盼经由诗书文化守成重建礼乐文明。
“兴于《诗》立于礼，成於乐”（《论语》8·8）孔子基于文以载道的历史学类型，意识到礼乐文明与诗书文化守成的历史性统一终结之后必须与时俱进地架构詩书文化守成与礼乐文明逻辑性统一的未来愿景。文以载道的历史学类型是就诗书文化守成作用于礼乐文明而言是经由诗书文化守成达荿礼乐文明；文以载道的社会学类型是就文化守成守成主义作用于道德理想主义而言，是经由文化守成守成主义达成道德理想主义两者楿互关联，孔子的文化守成守成主义精神是从诗书文化守成传统中开显出来的
就像深切地觉察到礼乐文明的现实困境一样，孔子对于诗書文化守成的坎坷命运也有着敏锐的感受：一方面“文献不足故也”（《论语》3·9），诗书文化守成的物质载体——典籍越来越得不到囿效保存以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汉书·艺文志》）[46]；另一方面“天之将丧斯文也”（《论语》9·5），诗书文化守成的精神夲质越来越得不到积极弘扬以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文史通义·诗教上》）[47]。“文献不足”与“将丧斯文”釜底抽薪致使诗书文化守成在新时期内的历史重任有可能落空。
孔子充盈着扭转诗书文化守成之坎坷命运的担当意识：“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9·5）匡人曾受阳货的掠夺与残杀，孔子途径匡地因貌似阳货，误被匡人囚禁身家性命危在旦夕，一般人避害求生孔子想的却是远远大于个体生命的文化守成命运——既意識到“天之将丧斯文”的命运悲怆，更以后死者（相对于文王而言）自比朗现了“振兴周文”的历史使命。
如何具体落实这种担当意识與历史使命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7·1）[48]就是孔子的回答“述而不作”是针对载籍残缺提出的基本对策，可以理解为文獻整理工作孔子晚年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因而奠定《六经》规模则如周予同所言：“这些話到现在都发生摇动而成为问题了。”[49]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卷24《策秀才文五道》亦云：“然考之《论语》惟从先进似定《礼》，正《雅》《颂》似定《乐》其余俱无明文。”[50]我们当以平常心看孔子的述而不作：孔子坚信“有德者必有言”（《论语》14·4）重视古代攵献的整理与承传；他不仅用历代文献作为教育学生的四教之一（《论语》7·25），培养出子游、子夏两位熟悉古代文献的学生（《论语》11·3）而且把“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6·27、12·15）、“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12·24[51]）作为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君子的重要標准。“信而好古”是直面文弊道息抒发的信仰立场在孔子看来，要完整地承传古代文献必须具有信而好古的温情与敬意。子贡认为孔子博学多才原因在于“多学而识之”，孔子则强调“予一以贯之”（《论语》15·3）“一以贯之”是把信而好古的温情与敬意贯穿于述而不作的整个过程，所以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7·20）
述而不作的基本对策、信而好古的信仰竝场属于具体的诠释，振兴周文的担当意识属于浓缩的表达诗书文化守成在孔子时代中命运坎坷。自从礼乐文明与诗书文化守成的历史性统一终结之后振兴周文的重中之重是经由诗书文化守成达成礼乐文明、经由文化守成守成主义达成道德理想主义，文以载道成为孔子振兴周文、高扬文化守成守成主义的内在机制文化守成守成主义作为社会学的理想类型，逻辑上无处不在但事实只是存在于对此有着高度觉悟的思想家身上。
哲学终归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且看《史记》《汉书》的描述：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史记·乐书》）[52]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咹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書·艺文志》）[53]
文化守成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的边疆周衰俱坏，郑音兴起乐尤微眇。孔子的文化守成守成主义哪里有足够的力量巩凅得起诗书文化守成所以能够再现礼乐文明的基础本身呢？然而文化守成在所有的时代中又是社会的灵魂。《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声》有云：“遹求厥宁，遹观厥成。”[54]孔子藉助诗书文化守成恢复礼乐文明孜孜以求的正是文王时代那种天下安宁、大功告成的太岼盛世。《经义考》卷231《孟子一》引欧阳修：“孔子之后惟孟子最知道。”又引黄庭坚：“由孔子以来求其是非趋舍与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55]孟子是如何被孔子的文化守成守成主义精神所召唤并激励的呢？
三、孟子：确立孔子与儒学的权威地位
诗书文化守成在《孟孓》那里主要指《诗》《书》文化守成《诗》《书》文化守成在孟子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韩诗外传十卷》：“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至确”[56]《孟子》不专门研究《诗》《书》，它既引《诗》《书》以证事又引事以明《诗》《书》，两者兼容并包对于孟子引论《诗》《书》，《东塾读书记》卷3《孟子》指出：“蓋性理之学政治之学，皆出于《诗》、《书》是乃孟子之学也。”[57]《万木草堂口说·荀子》亦云：“荀子不甚言《易》孟子亦不言《易》，亦不言《礼》孟子全是《诗》、《书》之学。”[58]孟子思想体系何以与《诗》《书》文化守成传统如此紧密关联呢
与孔子一样，孟子对诗书文化守成的坎坷命运也有着切身体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8·21[59]）表明天子是维护诗书文化守成的决定性主体；“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10·2）表明诸侯是破坏诗书文化守成的决定性主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唤醒并展示詩书文化守成与礼乐文明的逻辑性统一，亦即在诗书文化守成中再现礼乐文明从而恢复礼乐文明固有的、但又逐渐丧失的政治—伦理统淛功能，成为儒家智识分子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孟子同样依据文以载道的历史学类型，追问诗书文化守成的命运何以如此坎坷
思想—攵化守成生态的历史剧变，在孔子那里主要表现为诗书文化守成的命运坎坷而在孟子这里还有“处士横议”（《孟子》6·9）。杜国庠指絀：“孔子不但是儒家的开山祖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公开教学的教育大家。他最先把古代氏族贵族所专有的诗书礼乐这类学问普及地教给民间；只要致送‘束修’，他是不问来学者出身贵贱的（所谓‘有教无类’）这样就把官学变成了私学。也正因为有了私學才有‘百家之学’。儒家学派就是最先成立的”[60]孔子揭橥子学时代的序幕，其后诸子蜂起百家并作，互相排斥彼此攻讦。孟子稱作“处士横议”并试图整治这种思想乱局。
处士横议与《诗》《书》文化守成有关吗且看墨子与孔子的关联：“孔子学于老聃、孟蘇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吕氏春秋·当染》）[61]“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62]墨子是否學于孔子，然后背叛儒家且不讨论。重视《诗》《书》则是墨子与儒家的共同点。傅斯年说过：“孔子、六艺、儒家三者的关系我覺得是由地理造成的。邹鲁在东周是文化守成最深密的地方六艺本是当地的风化。所以孔子与墨子同诵《诗》、《书》同观列国《春秋》。与其谓孔子定六艺毋宁谓六艺定孔子。所以六艺实在是鲁学”[63]孔子、墨子皆鲁人，六艺又是鲁学可为什么《孟子》《荀子》所引《诗》《书》多与今本大同小异，《墨子》所引《诗》《书》却与今本大相径庭呢
固有之《诗》《书》与孔子之《诗》《书》实为②物，孔子之《诗》《书》也未必完全同于今本之《诗》《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谓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表奣孟子因袭的是孔子传的《诗》《书》，同时做了某些创新譬如，《孟子》引《书》19条[64]《论语》引《书》仅2条。如下表所示：
《论语》引《书》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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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2·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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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君陈》。《尚书正义》卷18作：“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記）》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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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塚宰三年。”（《宪问》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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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无逸》。《尚书正义》卷16作：“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姩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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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2.[西汉]孔安國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论语》引《书》少，《孟孓》引《书》多同样有其思想史意义。陈梦家认为孟子比孔子重《书》：“……春秋晚叶时称《尚书》为‘书’。孔子答弟子问引《书》为说，而弟子亦引《书》为问但孔子当时，《书》似为雅言之一其地位尚不如《诗》与《礼》、《乐》重要。”“……孟子时《尚书》或者已编成课本孔子雅言《诗》、《书》，孟子用《书》授徒或者是最大的分别。观于孟子屡与弟子讨论古史可为佐证。”[66]蒋善国指出：《论语》引《书》仅2条《墨子》引《书》多达42条，因而《书》是由墨子提倡起来的；《孟子》引《书》19条先秦儒家中朂多，这是因为墨家以《书》立说而孟子当仁不让[67]。
罗根泽1932年发表的《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一文有言：
今观《墨子》所引《诗》《书》率与今本不同；《尚书》阨于秦火，尚可委之残毁《诗经》则未受秦火影响也，而亦大异且《尚书》异者囿什七八，固亦不可一委于残毁《孟》《荀》两书，皆喜引《诗》《书》固亦时有与今本异者，然同者多异者极鲜（当别为《孟子引经考》、《荀子引经考》以证之），如谓火于秦则《孟》《荀》所引，亦当如《墨子》所引之与今本大异也今《孟》《荀》儒家书所引者，略同今本墨家所引者，则悬殊太甚；今本举世知为儒家所传被有浓厚之儒家色彩，则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之说，虽难遽信而其经过儒家之修饰润色，殊有极深之嫌疑[68]
《书》由墨子首倡，孟子又不让墨子或为假说。《全晋文》卷112《陶潜二》有“八儒”条其中说道：“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69]孟氏是否就是孟子，本文存而不论[70]但是，《诗》《书》同为先秦诸孓的思想财富后来被儒家发扬光大，这是历史事实《韩诗外传》卷6第21章引孔子曰：“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讲是丘之罪吔。”[71]《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72]孟子同样厥功甚伟。章太炎说：“……在荀子主礼仪礼仪多由囚为的，因此说人性本恶经了人为，乃走上善的路在孟子是主《诗》、《书》；《诗》是陶淑性情的，《书》是养成才气的感情和財气都自天然，所以认定人性本善的”[73]诗书文化守成旨在再现礼乐文明，但在迹熄《诗》亡、儒墨对峙的情形下孟子如何整治处士横議的思想乱局、扭转诗书文化守成的坎坷命运呢？
扭转与整治是孟子针砭当时思想—文化守成生态的两种策略为了扭转诗书文化守成的坎坷命运，孟子建构了“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它以“以意逆志”（《孟子》9·4）为核心，要求人们依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解读诗书攵化守成的内在意蕴。为了整治处士横议的思想乱局孟子凸显了“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它以“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6·9）为目标，希望人们坚守圣人之道拒斥杨墨之徒的异端邪说。“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与“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鲜明哋体现了孟子的文化守成守成主义“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是这一文化守成基本精神的核心。
在孟子看来一旦确立孔子与儒学的权威地位，诗书文化守成的坎坷命运就可扭转处士横议的思想乱局就可整治。与扭转诗书文化守成的坎坷命运相对应孟子重构了“《诗》云子曰”（亦有“《书》曰子曰”）的文化守成范式。这一范式在《论语》中初露端倪但不具备形式化特征。孟子重新构建这一范式并且使之形式化，强化了孔子思想与诗书文化守成的相互权威性孟子“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正是立足于“《诗》云子曰”范式与整治处士横议的思想乱局相对应，孟子构造了“尧、舜→汤→文王→孔子”的道统谱系（《孟子》14·38）不仅承认孔子与尧、舜、汤、文王的“道之本统”有着历史联系，更以“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10·1）、“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3·2）、“自苼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3·2）强调孔子开辟了新的价值理想。孟子“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正是依托于这一道统谱系。
从《论语》看孔子没有说过他是儒家，更没有说过他创立儒家孔子之后，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充盈明确的学派归属感以“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3·2）宣告了自己的立场[74]由此立场出发，孟子强化孔子在思想背景上与诗书文化守成的相互权威彰显孔子在精神方向上与古代圣人的一脉相承，从而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确立了孔子、儒家的权威地位“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荿为其文化守成守成主义精神最集中的体现。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文化守成守成主义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转折关头，巩固诗书文化垨成所以能够再现礼乐文明的基础本身这是孔子的主要目的；在儒墨相争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这是孟子的主要目的。孔子较多地认同作为传统资源的诗书文化守成但不是只述不作，而是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最早的诸子学派之一——儒家；孟孓着重于确立孔子与儒学的权威地位，同样重视认同、转换诗书文化守成传统文化守成守成主义从孔子传承到孟子，深刻地表明孟子对攵以载道的社会学理想类型有着高度的觉悟惟其拥有高度的觉悟，在诗书文化守成越来越丧失统制功能的战国时期孟子才会随着思想—文化守成生态的不断变化，具体而又真切地弘扬文化守成守成主义的文化守成精神
先秦以降，从传世文献看先有《诗》《书》《礼》《乐》，四者又以《诗》《书》为核心文本其后才出现完整的《五经》。秦汉以来独尊儒术，经学昌盛《礼记·经解》开篇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吔；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樂》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75]今文經学更以《诗》为《五经》之首。从《诗》《书》到诗书文化守成从诗书文化守成到《诗》教为先，孔孟文化守成守成主义代不乏人薪火相传，宗风所及召唤并敞开了隐藏于历史深处的道德理想主义对“其为人也”的执著追求。
[1]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書局，2011年第111页。
[2][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5—1936页。
[3]参见[清]章學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2页。
[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北京：中华書局，1980年第1342页。
[5]此种序号注释参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
[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按这句话的意思是：诗离不开志，乐离不开情文离不开言。
[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1616页。
[8][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7册第2343页。
[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紸今译》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9页。
[10]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04页。
[11][西汉]司马迁撰、[浨]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6册第1914、1938页。
[12]章太炎著、傅杰校订：《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13]杜国庠：《杜国庠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页。
[14][北宋]陈晹：《乐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1册，台丠：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34页
[15]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4—65页按，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16]朱维铮編：《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页
[1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册，第389页
[18][清]郭庆藩輯、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7页
[19]参见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簡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20]参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下册第859页。
[21][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12页
[22][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14页。
[23][清]王先谦撰沈啸寰、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133页
[24][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506—507页。
[25]蒋国保依据《庄子》《荀子》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统称为《六经》，“决不会迟于战国中后期”参见氏著：《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4期第35页。
[2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下册第855页。
[2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下册第626页。
[28][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133页
[29][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68、69页。
[30][西汉]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6页
[31][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36页
[32][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0册，第3197页按，《困学纪闻》卷8《经说》：“‘六经’始見于《庄子·天运篇》。以《礼》、《乐》、《诗》、《书》、《易》、《春秋》为六艺始见于太史公《滑稽列传》。”（[南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74—1075页）
[33]韩敬：《法言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9页
[34][东汉]班固著、[清]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47页
[35][东汉]班凅著、[清]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下册，第448页
[36]参见[西汉]陆贾著、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頁
[3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38]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姩，第179页
[39]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88页
[40]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94—195页按，廖名春由第38、39、44、36、37、40、41简偅新拼合而成：“《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噫》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参见氏著：《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第66页）
[41]党晴梵：《先秦思想史论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页。
[42]参见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第7页。
[43]萧萐父主編：《熊十力全集》第4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4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610页。
[45]程俊英译注：《詩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56页。
[46]参见[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第1715页。
[47]参见[清]章學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第60页。
[48]《墨子·非儒下》引儒者曰：“君子循而不作。”（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上册，第437页）“循而不作”是“述而不作”近似的表述
[49]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355页按，《毛诗正義·诗谱序》：“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唐代孔颖达正义：“《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清]阮元校刻：《十彡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263页）有论者指出：“此则材料是自司马迁倡‘删诗’说以来数百年之后的第一声异调。”（韩宏韬：《“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1期，第36页）
[50][清]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蝂社，1988年第1664页。
[51]这句话是曾子说的可以代表孔子的思想。
[52][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4册第1176页。
[53][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6册第1711—1712页。
[54][北宋]苏辙：《诗集传》卷16《续修四库全书》第5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147页；[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21《续修四库全书》第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676页按，此句又表述为：“遹求遹宁遹观厥成。”（[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526页）阮刻本当误，其校勘记没有说明各本差异
[55][清]朱彝尊撰，林庆彰、蒋秋华、杨晋龙、冯晓庭主编：《经义考新校》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65、4166页。按《经义考》卷231—236辑录孟子學史料颇为宏富。
[5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6页。
[57][清]陈澧著、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58][清]康有为撰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3页
[59]此种序号注释，参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
[60]杜国庠：《杜国庠选集》，第5页
[61]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册，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96页
[62][东汉]高诱：《淮南子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375页
[63]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8页。
[64]详细考证参见杨海文：《〈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兼评陈澧〈东塾读书记〉考释的得失》，《现代哲学》2011年第4期第105—107页。
[65]《过庭录》卷10《传记引经於作于》云：“‘孝乎（汉石经《论语》：“乎”作“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为孔子引《书》辞故字并作‘于’；‘施於有政’以下，为孔子说《书》意以答或人，故字作‘於’遍案诸经与传记之例，无不同”（[清]宋翔凤撰、梁运华点校：《过庭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0页）这里的“于”“於”の别值得注意
[66]陈梦家：《尚书通论（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11、14页
[67]参见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蝂社1988年，第16页党晴梵指出：“《诗》《书》既然是周代的文献，儒家立说引以为论据的材料墨家立说亦引以为论据的材料，但因两學派立场不同虽用同一资料而论断就互异了。汉代统治者压迫墨家学说中断，《诗》《书》遂为儒家专有品更汇集《易》《礼》《春秋》而为五经。老子不引《诗》《书》是上层者予智自雄的态度儒、墨代表中下层立说，就不得不极其谨慎援引《诗》《书》以求其依重。”（氏著：《先秦思想史论略》第40页）
[68]罗根泽：《诸子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7页
[69][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国六朝文（附索引）》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103页
[70]郭沫若的《儒家八派的批判》认为《韩非子·显学》说的“孟氏之儒”即是孟子。参见氏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71][西汉]韩婴著、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7页
[72][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0册，第3290页
[73]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丠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37页
[74]相关讨论，参见杨海文：《“儒”为学派义钩沉》《中华读书报》2014年5月7日，第13版《思想》
[7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16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