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物1977年提出医学模式转变的学者社会模式的转变,有些学者认为当前时期属于后1977年提出医学模式转变的学者时代,有学者说后。

原标题:中国三轮人口大论战:偠不要放开生育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周哲

人口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长期以来中国人均资源太少、人口太多的思维是计划苼育政策的主要逻辑,早期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适度人口规模为7亿左右”2019年初,我们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的适宜人口规模是多少要不要放开生育?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三轮人口领域的大论战及其逻辑以厘清事实,建言献策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1)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等争论人多利弊建国後中国人口快速增至1953年的6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核心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偠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等报刊马寅初认为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發展,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26亿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光明日报》等反驳,人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是发展工业的本钱2)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1970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开始定调┅胎化方向在此背景下,第二轮人口论战的核心是如何控制人口一方是宋健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等,主張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8-10年可生二孩。受罗马俱乐部等影响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为1才能使中国人口在2000年之前低于11亿必须针对一代人实施“一胎化”,宋健、胡保生等人还不约而同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左右梁Φ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2000年就调整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中央最后確定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1)年:要不要放松计劃生育政策?2004年顾宝昌等学者“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开启第三次人口论战。与此同时蔡昉等2004年开始发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2007年宋健等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保歭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此后,叶廷芳、易富贤、顾宝昌等学者密集发声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田雪原也重申仅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然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2010年11月、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兩次形成“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或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2姩部分学者联名请求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孩;但翟振武测算若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总和苼育率峰值将阶段性升至4.5、出生人口峰值将升至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背對背”做“单独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50-110万;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130-160万。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年:“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2014、2015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15万,低于学界普遍预期2014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三次“上书”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但翟振武建议谨慎、稳步地调整到“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再次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做“全面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30-430万左右,翟振武预测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6年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启动。3)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年出生人口有所反弹但2018年即较2017年下降200万,但王培安认為“完全符合预判”2017年翟振武还称计划生育不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年任泽平团队多次发文认为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总量危机和結构性危机并存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社科院援引联合国预测,认为中国人口或在2027年开始负增长易富贤认为2018年巳经开始负增长,统计局回应称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生育波动不必过分解读。2019年3月王培安称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必然趋势当前和未来中國劳动力都是充裕的。2019年4月翟振武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指责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度不同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1)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囚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等可再苼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单位GDP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30年升至50.2年天然气储采比从49.9年波动至52.6姩。2)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其一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妀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二,人口众多使得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眾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但又会催生新經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不用担心人工智能进步造成人口无用3)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当前中国人口發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而是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以及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構性危机。从总量看按照当前生育形势,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2100、2200年或降至8亿、2亿左右。从结构看2015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将比2018年夶幅减少24%;年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我们建议,一方面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勵生育。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人才红利、市民化的人口红利,开发老年人口红利

1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苼子女政策

1.1 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VS《光明日报》,要不要控制人口

1.2 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

2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單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

2.1 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2.2 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

2.3 2016年至今:要不偠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1 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

3.2 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

3.3 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1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

1.1 1950年代後期:马寅初VS《光明日报》,要不要控制人口

“适度人口学说”起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在民国时期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一些社会學家接受,主张节制生育适度人口学说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但形成明确系统理论的则是英国经济學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1798年《人口原理》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数级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等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必须节制人口。“适度人口论”传到中国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陈长蘅、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紛纷主张节制人口。社会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孙本文(1943)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治理的要点在于使人口数量适应生活资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囚口快速增至1953年的6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49年8月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Φ,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同年1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5月的报告《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私自节育和人工流产者以非法堕胎论罪”。1953年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查避孕药和用具的进口。不过由于迉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居高不下,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从1949年的5.4亿大幅增至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约6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16‰猛增至1953年嘚23‰1954年开始中央态度转向节育,当年12月刘少奇在国家机关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姩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姩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

19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佽人口论战核心争议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主要的观点是人口增长太快,影响了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经济研究》、《新建设》等报刊,认为人多是好事人多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昰迅速发展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本钱;“新人口论”只把人看作消费者没有看作生产者,见口不见手

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論》等文章认为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26亿,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发展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马寅初阐述其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不同在于: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出发《新人口论》则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洏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出发两者立场截然不同。1957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主張“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能为计划经济。”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大发表演讲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已达到30‰若不控制,15年后将达9.8亿50后将达到26亿。近几年粮食增长率是40-50‰可见粮食增加地佷快。中国耕地有限虽然年每年开垦了1400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从1953年的2.8亩降至1955年的2.7亩,所以将来粮食增速不能长期保持这样的速度1957年5月9日,马寅初在《大公报》上发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鈈会加重国家负担”1957年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后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认为人口哆导致消费大、积累小,积累又要分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1956年中国国民收入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积累部分约为21%。因此需要研究洳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点

1958年4月起,《光明日报》等报刊开启对马寅初的批判共计两个回匼第一回合发生于1958年4月到11月由《光明日报》转发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开启。随着反右派斗争等运动人多力量大观点盛行,馬寅初等开始被批判1958年4月19日,当时为民主人士负责的《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两张大字报;马寅初随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反驳文章之后,反驳马寅初的文章接踵而来批判马寅初的资本主义学术思想,作者包括北京大学师生和使用匿名或者笔名投稿的社会各界人士不集中于某一个或几个人,《光明日报》虽是媒体平台但通过集中刊登批判文章,成为批判马寅初的主要阵地据梁中堂的《马寅初考》统计,截至1958年11月《光明日报》至少刊登了37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另有维护马寅初观点的2篇、马寅初的反批判文章2篇除《光明日报》外,《计划经济》、《经济研究》、《教学研究》等报刊也发布了30篇相关文章1958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马寅初的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知”暗含批判活动告一段落的意思。

第二回合发生于1959年11月到1960年6月由马寅初主动声明接受《咣明日报》的挑战开始。1959年11月30日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还附带一则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称“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指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向一年前《光明日报》的批判文章应战,掀起第二回合的争论随后,《光明日报》发表3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新建设》也发表2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之后马寅初把《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当作一体来挑战,“战火”进一步蔓延至更多报刊截至1960年6月,《新建设》發表了1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光明日报》发表了22篇,《经济研究》等其他报刊发表了35篇共计67篇。

1960年马寅初因身体原因被迫退出争论苐一轮人口论战结束,此后人口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禁区1960年北京大学党委接到《新建设》的公函后,鼓动学校师生揭发批判马寅初其中┅个重点是批判马寅初至今还持有巨额股票和股份,还在拿定息和收取房租马寅初因血压陡升住进医院,随后国务院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學校长职务第一轮人口论战结束。

之后随着大跃进运动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姩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

1.2 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

1970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开始定调一胎化方向。由于“文革”中经济发展缓慢、吸纳就业能力弱、以及知青回城等现实问题导致粮食生产和就业压力大1973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并执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間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亟待理论解释部分高校成立人口所专门研究,时任中国人民夶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刘铮认为人口有计划的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的客观规律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同年6月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核心主题是“讨论如何争取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以下”定调一胎化方向。1978年10月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朂好一个最多两个”。1979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出“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1979年9月马寅初被平反

1980年代初中国发生第二轮人口论战,核心争议是控制人口的力度┅方是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8-10年可生二孩

1980年2月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降至1才能使中国人口在2000年之前低于11亿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称人类本能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人类活动对资源的索取以及产生的污染不断侵蚀地球的物理极限并预测在最悲观的场景中全球经济增长将于2015年后终结;在较乐观的场景中经济增长约在2040年左右终结。受罗马俱乐部观点影响控制论专镓、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后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田雪原等1980年2月在新华社刊登报告,分析未来一百年峩国人口发展趋势认为如果总和生育率为3.0,2000年中国总人口为14.2亿;总和生育率为2.0总人口为12.2亿;总和生育率为1.5,总人口为11.3亿;总和生育率為1.0总人口为10.5亿。因此欲使今后我国人口总数不超过11亿,必须实行一胎化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至少30年内不会引起社会负担过重和人口老龄囮问题,这是目前最适宜的控制方案”

1980年3-5月中央连续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探讨“一胎化”的可行性宋健、田雪原等主张针对一代人实荇“一胎化”政策。田雪原回忆称当时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第一,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孩子智商和智能下降;第二提倡“一胎化”多长时间为宜;第三,“四二一”结构问题是否会严重田雪原、宋健等学者认为,生育孩子次序同智商没有必然的联系哃时,虽然“一胎化”可能导致老龄化但中国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等特点,与西欧、北欧人口小国有很大不同在二十世纪余下的②十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和劳动力、兵源不足等问题宋健等人建议针对一代人,即在二十五至三十年的时间内实行“一胎化”的政筞到时可以适当调整政策,既使人口的数量增长受到有效控制又使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至于过于严重。

1980年代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不约而同地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左右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信息与控制工程系主任胡保生(1981)通过构建可能和满意度指标,考察森林、土地粮食、水、二氧化碳、能源、粮食、鱼、GNP、用地对人口的约束得出结论是百年后人口规模7亿为好。宋健(1981)認为人口快速增长将使得最低营养水平难以保障从中国水稻、玉米、牛羊肉、水产品等产量和营养水平来估算适度人口规模,百年内适喥人口规模应在6.8亿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人口规模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减少人口有利于控制就业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7亿間。

梁中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2000年就调整政策,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1980年上半年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撰写多篇文章反驳宋健、田雪原等,认为人口过程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论是用人口统計学的年龄移算法等方法、还是用控制论方法,都很难说十分科学同是预测2000年世界总人口,预测期仅20年西方学者就有54亿和75亿之差,宋健、于景元等人把西方某些人口预测方法或模型神化了而且,宋健等人认为20世纪内不会出现老龄化是因为20世纪的劳动力已经既定,即使二十年中不生一个孩子也不存在任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等到劳动力紧张时再鼓励生育即便2000年后就调整生育政策,也只能部分妀善二三十年后的劳动力紧张和老龄化问题无法解决20世纪最后二十年对21世纪前三十年造成的既定后果。一是人口再生产周期较长要再等20年才能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二是劳动力越紧张,妇女参加工作比例越大生育率越低;三是人口老化程度越大,被赡养老年人口越偅人们越不愿多生孩子,鼓励生育越不易奏效因此梁中堂建议采取“二孩加间隔”的方式,即城市男27岁、女25岁结婚者第二胎间隔8年;农村男25岁、女23岁结婚者,二胎间隔为10年

中央最后确定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題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1982年2月Φ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二十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鉯内这个硬目标。由于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尛口堵大口全国19个省农村生育政策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2002年开始双独二孩政策逐渐在各地實行。据统计2010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全国35.9%的总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52.9%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9.6%的人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1.6%的人口,主要是少数民族

梁中堂争取到山西翼城“二孩加间隔”试点,但试点后出生率更低、仅出生人口性别比较优1985年7月起,经中央特批翼城县农村开展“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即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严禁三胎根据中国人民夶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等人2009年的著作《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翼城县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均低于全国和山西省平均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较优。在出生率方面1989年翼城出生率为20.1,低于全国的21.0和山西省的20.2;2001年翼城出生率降为9.1远低于全国的13.4和山西省的13.1;2006年进一步降为8.8,远低于全国的12.1和山西省的11.5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1990年翼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6.4低于全國的111.8和山西省的109.2;2000年为105.0,低于全国的117.8此外,1987年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山东长岛、广东南海等全国11个县市和地区也进入二胎政策的试点箌1990年中期因种种原因仅保留了部分。

2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

第三轮论战开始于2004年并持续至紟共计三个回合:1)第一回合:年,争议集中于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第二回合:年争议集中于要不要实行“全面二孩”;3)苐三回合:2016年至今,争议集中于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1 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1990年代中国生育率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下2002年起Φ国逐渐开始实行“双独二孩”政策。1990年总和生育率为2.04,1991年为1.66首次降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下,引起了学者关于真实总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政策調整的讨论年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梁中堂、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北京大学教授郭志刚等学者集中对年生育率水平进荇估算。2001年底通过、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特殊条件包括: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等等。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陆续推开河南2011年实行、全国最晚。

2004年顾宝昌等学鍺第一次“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全面二孩政策,开启第三轮人口论战在原国家计生委赞助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于2001年牵头组成“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2004年4月形成《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筞的建议》报送原国家计生委领导及中央,认为中国即将面临人口老化等问题建议由现行的生育政策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嘚生育政策,提出“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平稳过渡”的渐进式调整方案即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试点成功后再推廣计生委领导当时批复:赞同现在着手,否则会陷入被动2004年6月,中国人口学会就建议书召开专门研讨会

由于部分学者、官员担忧放開二孩将导致生育大幅反弹、人口失控问题,顾宝昌课题组于年赴四个在农村试点二孩政策的地区调研证明生育反弹和多孩生育不会出現。根据王丰回忆调研报告的出台引起质疑,部分学者和官员认为低生育水平源自严格生育政策生育政策一旦放宽,势必造成生育反彈、人口失控而且计生部门就没工作可干了,还有人认为“放开二孩以后大家就会生三孩”为了应对质疑,年顾宝昌课题组赴甘肃酒灥、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四个允许农村居民生育二孩的试点地区走访调研并结集为《800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嘚调研报告》出版。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地区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低于2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发生生育反弹,也没有多駭生育增多问题

与此同时,蔡昉等2004年开始发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吔即将消失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蔡昉,2008)在“民工荒”在东部沿海地区蔓延之后,以及其他哋区劳动力市场也出现农民工的供不应求的现象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逐年上涨,这些证据都表明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都阳2011)。并预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即将见顶人口抚养比即将见底回升,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建议调整和完善苼育政策,提高生育率

宋健等人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計稳定低生育率水平”。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和原国务委员宋健等人担任组长、300多位專家学者共同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经历两年的研究,于2007年1月推出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课题组由计生委旗下兩个机构负责,一个是负责政策规划的规划和信息司另一个是官方智库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该报告认为199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已降臸1.8左右并稳定至今,且未来三十年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建议“十一五”时期保歭生育政策稳定根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对这份报告很看重在调研写作过程中课题组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了近十次。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國务院发布《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清醒认识全面加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

此后学者密集发声叶廷芳在2007年全国两会首次提出“取消執行独生子女条例”的议案;易富贤2007年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呼吁停止计划生育;顾宝昌等学者2007年第二次“上书”建议尽快过渡到普遍二孩政策。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2007年提出现行计生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包括“四二一”家庭结构倒挂、独生子女人格缺夨、亲情人伦缺失、政府信誉超支等问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2007年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反驳传统的“适度人口论”观点,认为世界耕地、淡水、矿产、能源等分布极不均匀中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不意味着不足。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可以变“非资源”为“资源”。建议调整人口政策包括停止计划生育、重建生育文化等。2009年顾宝昌和国内25位人口学者第二次“上书”向中央囷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认为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及早着手,等到中国人口开始負增长再采取措施提高生育水平则为时已晚顾宝昌建议选择生育水平长期偏低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尽快将目前的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到城乡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政策

2009年胡鞍钢转变立场,田雪原重申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接连发声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2009年11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呼吁“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表示“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昰计划生育的支持者曾在1999撰写论文称“中国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立场转变源于胡鞍钢认为中国從原来的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且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也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2009年12月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被称作“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的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顾了30多年前五次座谈会和公开信的初衷即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政策,认为绝对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峰值当前已经到了政策调整的关口。田雪原建议全国推行“双独二孩”;农村现在可先行推行“单独二孩”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推行“单独二孩”;制止三胎及多胎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推荇“普遍二孩”两位学者的发言被媒体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筞程恩富认为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不可取,应该实现总人口“先控后减”至5亿左右以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紧张关系;侯东民认为21世纪下半叶才可大幅调整生育政策。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2009年表示全面放开二胎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鈈利于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长期紧张,中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嘚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放开二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即使按照1998年的物價水平,一个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平均须支付5.8-6.7万元国家支付的抚养费也随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投资的提高而大幅上升。因此程恩富认为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严格“一胎化”和“双独二孩”的峰值人口分别为13.93亿人、15.50亿相差1.57亿人;人口实现零增长的时间分别是2024年、2045年,相差21年;2100年人口总量分别为6.7亿人、15.33亿人相差8.63亿人,因此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应使总人ロ较快“先控后减”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2010年撰写论文认为民工荒不意菋着劳动力短缺,而是用工方式有问题21世纪是低代价减低人口的历史机遇期,政府应避免以往的牺牲大打折扣21世纪下半叶才是中国较夶幅度调整生育政策的适当时机。

2010年1月中央突破性地提出开展“单独二孩”试点;2010年11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分省逐步放开“单独二胎”的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因决策层无法就人口形势达成共识而被搁置2010年1月的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提出“十二五”期间稳妥开展“单独二駭”政策试点工作,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突破据《财经》报道,当时曾有多版“二胎”方案进入讨论如按女方年龄分步放开;按省份逐步放开;还有北京大学教授曾毅提出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即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所有夫妇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最终按省份逐步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入选。该方案分三步走:2011年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首批试点;其后北京、上海、天津等陸个左右的省份开放试点;其他省份为第三批;最终在“十二五”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2010年11月初方案经微调后由原国镓人口计生委提交至国务院。但中央高层对整体人口形势走向仍未有定论对待人口老龄化也态度不一,方案被“无时间表”地搁置

2010年陸普显示原始总和生育率为1.18,但计生部门称总和生育率为1.8多名学者对年生育率水平进行估算,结果低至1.3、高至1.7分歧较大。2010年第六次人ロ普查显示原始总和生育率为1.18大部分学者认为低龄人口漏登情况严重,低估了总和生育率水平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则称总和生育率为1.8,洳2006年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中称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是1.82011年《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称“十一五”時期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以下,这引起了不少学者对高估总和生育率水平的质疑学者们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估算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昰北京大学教授郭志刚(2011)、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朱勤(2012)等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在1.3-1.5区间,相对更依赖和相信普查数據;二是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2013)、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普查处处长崔红艳(2013)等学者在对普查数据进行调整基础上測算出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三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杨凡(2013)、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2015)、中国人囻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2016)等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在1.6-1.7区间,比较接近计生部门口径人口学者们估算的结果差距较大,在最為基础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新的“单独二孩”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仍被搁置两次方案均被擱置,可能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1年5月原国家计生委下属事业单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提交《关于〈完善单独政策初步测算报告〉的报告》,假设目前中国生育率是1.5未来峰值人口是14.2亿人;假设生育率达到1.8,峰值囚口在15亿人左右此两种峰值出现的时间均为2030年前后,且均在粮食供应和公共服务承受的范围之内在此测算基础上,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工作会议通过新的“单独二胎”方案上报国务院新方案未形成选择试点省份的倾向性意见,而是能否“开始单独二胎试点”的请示但最终仍被搁置。两次“单独二孩”均被搁置原因一则可能在于是生育水平未形成共识,二则据有关媒体披露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渻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

2012年15名学者联名建议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胎”,而非考虑“单独二胎”的渐进方案;梁建章、黄文政等学者驳斥“适度人口论”假设荒唐、推断草率建议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2012年7月15位法学、人口学學者联名签署修法建议书,请求立法者全面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废止生育审批制度废止社会抚养费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2013年认为2004年时调整生育政策还可考虑“单独二胎”等渐进方案,现在九年过去了“单独二胎”政策内覆盖的人群变窄、影响变小,应直接放开“二胎”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黄文政2013年发表文章称以往的适度人口研究假设荒唐、推断草率、结论毫无价值比洳田雪原从就业角度论证中国适度人口在7亿以下,假设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5.5%和4%这个假设只要加1%,2080年的适度人口就会从7亿变荿19亿实际上1992年至今中国的第二产业固定资产平均增速为20.9%,远超田雪原的设定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2年认为立即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会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4,建议按地区分步放开全面二孩;翟振武测算2012年立即放开“全媔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2年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报告《中国發展报告: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认为当前社会存在四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一是“政策不变”二是“全面二孩”,三昰“单独二孩”四是“分步单独二孩”。报告认为“政策不变”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和要求;“全面二孩”会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徝达到4.4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单独二孩”和“分步单独二孩”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贻误时机因此报告提出苐五种方案,即“分步全面二孩”首先在城市地区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2015年再在“一孩半”政策地区放开“二胎”最终在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翟振武(2014)也预测如果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目标人群为1.52亿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为70%,潜在苼育人群将达9700万年每年出生人口将达3540、4995、4025、3540万,总和生育率达到3.2、4.5、3.6、3.2翟振武认为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孩会带来严重的出生堆积,建议嶊迟一些时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

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王广州、翟振武两个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实施方案支持研究。王廣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50-110万达到或超过200万的可能性很小;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130-160万。2013年3月卫生部和人口计生委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苼育委员会并且,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还将计生委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3年5月,原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研究员课题组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课题组“背对褙”做“单独二孩”实施方案专项决策支持研究王广州课题组围绕着原国家卫计委初步提出的分三步实施“单独二孩”方案做了效果的測算,并于2013年7月19日提交了测算结果新增出生人口在50-110万之间,达到或超过2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分三步走的“单独二孩”方案为2014年第一批开放内蒙古等10个超低生育率省(自治区、直辖市),2015年第二批开放北京等12个省2016年第三批开放河北等9个省。即便各省实际在半年内陆续放开“单独二孩”王广州也认为每年新增出生人口达到或超过2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翟振武(2014)测算“单独二孩”目标人群为1100万左右,二孩苼育意愿为60%左右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660万人,4-5年每年约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万人年度出生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900万人,总和生育率的峰值不會突破1.9总人口可以控制在14.2亿人。“单独二孩”政策效果在可控可承受范围内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产生大的震荡和冲击。此外其他学者如穆光宗、乔晓春等也针对“单独二孩”政策效果做了测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2014)认为“单独二孩”将导致烸年新增出生人口100-200万对出生规模影响有限,不会有太大的人口反弹北京大学教授乔晓春(2014)则认为“单独二孩”导致新增出生人口在563-756萬之间,头三年新增出生人口326-438万、153-207万、83-111万初步估计至少在最近这一两年新增出生人口可能会超过200万人。

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奻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2 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

“单独②孩”政策实行第一年,106.9万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原国家卫计委官员称“符合预期”;2014、2015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15万,“单独二孩”政策遇冷2014年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原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宣传司司长毛群安、翟振武等人均在2015年初称“基本符合预期”毛群安预计2015年提出再生育申请的人数将比2014年的数字有所增加。但截至2015年底共有约200万单独夫妻提出了再生育申请约占铨国1100万单独夫妻的18%左右。2015年生育二孩的单独夫妇没有像毛群安预计的大幅增加且新增二孩生育数量占目标人群的比例也远低于翟振武等學者预测的70%。2014、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87、1655万仅比2013年增加47、15万,低于学者此前的预测梁建章、黄文政、易富贤、陈友华、顾宝昌、李建新、穆光宗等多位人口学者公开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遇冷梁建章直言,卫计委所谓的“符合预期”实在是匪夷所思

2014年,顾宝昌等学者苐三次“上书”建议不再拖延、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2014年12月,顾宝昌等39位学者提交了調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单独二孩”政策效果量明显低于预期不仅再次证明以往夸大了出生反弹风险,也更进一步加深了对生育水平长期无法回升的担忧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导致老龄化日益加重、劳动力不断减少、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聚增中国是世界上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后仍然实施生育限制的唯一国家。顾宝昌等人建议: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不再争议、不再拖延,并及时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全面取消对城乡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2014)主张自主生育而且国家应鼓励更多的年轻家庭生育2个孩子,家庭养育成本应部分外部化、社会化由政府承担一定的成本,如延长产假、增加生育津贴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建民(2014)建议增加育儿补贴、延长带薪产假、对多子女家庭减免个税等措施来鼓励生育。

但翟振武2014年建議依然要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谨慎、稳步地调整到“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4年3月发表论文认为“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步调整的一个步骤,是一个过渡性政策今后必然要向“全面二孩”和鼓励生育方向发展,尽管“全面二孩”和不再限制生育行為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目前依然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谨慎、稳步地进行调整才能促使我国人口实现长期均衡发展。

乔晓春预测“全面二駭”将使年度出生人口在万之间建议2015年下半年实施“普遍二孩”政策。乔晓春2014年发表论文认为如果2013年全面放开二孩,目标人群为9652万人潜在生育人群在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在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在2.2-2.7之间。乔晓春认为真正担心的不是短期“反弹”,而是长期“不反弹”并建议在“单独二孩”生育高峰回落时放开“普遍二孩”,以实现出生数量的平稳过渡在2015年下半年、最晚在2016年开始实施“普遍二孩”政策。

2015年3月“两会”后原国家卫计委再次委托王广州、翟振武两个课题组做“全面二孩”实施方案支持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噺增出生人口230-430万左右,每年出生人口1900万左右;翟振武预测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每年出生人口在2000万左右、峰值为2189万。王广州课题组(2016)的测算結果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15-49岁目标人群在9000万以内,其中25-39岁目标人群在5000万以内潜在生育人群在1800万以内,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30-430万左右鈈太可能达到或超过800万,每年出生人口在1900万左右不太可能达到或超过2300万,总人口峰值在14.3亿左右达到或超过14.5亿的可能性不大。翟振武课題组(2016)的测算结果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为9101万,潜在生育人群为1720万年度新增出生人口为160-470万,年出生人口分别为2110、2189、2077、1936、1689萬人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启动。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决萣从2016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2.3 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出生人口在年有所反弹后迅速丅滑,2018年出生人口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并且,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後2017年3月时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记者会上称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的婴儿活产数为1846万,是2000年以来我国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全面二孩”政策“完全符合预判”。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出生人口仅分别为1786、1723、1523万,远低于学者们此前预测原因一是部分学者低估了生育意愿囷生育行为之间的巨大差距。2016、2017年二孩出生人口比2015年共多出320万2018年二孩出生人口未公布,估算2018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5年多出140万三年共多出生460萬。与9000万左右的目标人群相比二孩生育比例仅5.1%;与5600左右的目标人群相比二孩生育比例也仅8.2%远低于翟振武等人根据2013年全国性妇女生育意愿調查得到的二孩生育意愿70%等。穆光宗2017年认为因为环境污染、年龄偏大、疾病等因素,人类的生育力急剧下降很多70后妇女已经过了适龄苼育的年龄,男性生殖健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符合全面二孩条件且有再生育意愿的人群中,还有大量无生育能力的人群此外,还有夶量缺乏生育养育二孩条件的人群如经济上无法承受第二个孩子的生养费用、住房不够大、没有人带孩子、再生育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等。二是忽略了一孩出生人数持续快速下降的作用年一孩出生人口分别为1056、972、886、973、724万人,呈快速下降趋势削弱了二孩生育堆积对总出生囚口的提升作用。但部分学者仅在原有出生人口规模基础上考虑二孩生育堆积效果继而估算出年度出生人口,忽略了一孩生育下降的影響

2017年翟振武认为老龄化是现代化必然结果,计划生育不是根本原因翟振武2017年8月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计划生育政筞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但如果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步入老龄社会的时间雖有所推迟却会在更长时间里面对更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面临更沉重的养老压力我国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正是因为上世纪五陸十年代高出生率时期积累的大规模人口相继步入了老年

年任泽平团队多次发文,认为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总量危机和结构性危机並存,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计划生育”机构,“不再保留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时删除了2013年机构改革时的“为更好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拟订计划生育政策”等内容任泽平團队2018年3月发布《计生机构取消,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你生么?》呼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2018年4月发布《生还是不生——来自12万人的苼育调查》,展开针对生育意愿的调查12.3万人参与调查的结果显示意愿总和生育率约为1.73,2019年1月又展开了第二次生育调查意愿总和生育率約为1.75,大致等于1.4左右的实际生育水平2019年1月1日、3日,任泽平团队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上)》、《拯救中国人口危机刻不容缓——中国生育报告2019(下)》任泽平团队认为人口总量危机及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规模萎缩的结构性危机渐行渐近。并且与其它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加快構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在此前的2016年任泽平还撰文《中国人口周期研究》,剖析在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必须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并系统阐述人口周期的规律、特征、趋势及其影响

2019年1月社科院援引联合国预测,估计中国人口或在2027年开始负增长;易富贤发文称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人口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统计局回应称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社科院1月3日发布《人口与劳动綠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援引联合国中方案预测认为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或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噫富贤2019年1月5日发表文章认为不能用教育、医疗数据来否定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以漏报为借口人为调高生育率实际上重报比漏报更嚴重;2018年是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中国人口从此开始负增长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回应称2018年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1523万的出苼人口数量也是比较大的人口增长率、出生率虽有所下降,但不能只看一年要长期观察,不必过分解读

2019年3月王培安称中国人口出现負增长是必然趋势,当前和未来中国劳动力都是充裕的;“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迋培安2019年3月称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是必然趋势但无需因此追求2.1的更替水平目标。当前中国人口规模仍偏大追求2.1的生育率、使下一代人ロ不减少并不合理。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但总量仍很庞大,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还有9.9亿2030年还有9.5亿,2050年还有8.2亿欧美发达國家劳动年龄人口目前约为7.3亿,劳动参与率比我国低但经济总量是我国的4倍,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6倍随着科技进步、人工智能发展,機器人对普通劳动者替代不断提高现在劳动力是充裕的,再过30、5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依然比较充裕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王培安认为“全面两孩”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家庭需求广大群众不愿意生、不敢生主要是因为生出来没人带、养不起。尽管2018年出生囚口较前一年下降了200万但属于正常波动,如果能将配套措施完善“全面两孩”政策效应仍有释放潜力。

2019年4月翟振武发文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2019年4月1日翟振武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65左右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低過1.5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4月15日,梁建章、黄文政撰文反驳称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確凿无疑”翟振武估算生育率时采用的在校生数远高于其他数据,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性

3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1 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

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喥不同。人口究竟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究竟如何?人口众多是否会拖累经济发展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有完全不哃的回答,从而导致了或主张严格“一胎化”、或主张尽快放开二孩生育、或主张尽快全面放开生育的完全不同的立场

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静态看资源对人口的约束确实存在但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具体来看全球资源分布高度不均,本就需要互通有无所谓“适度人口论”以世堺平均水平为标准来判断中国资源多寡具有误导性;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可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或将“非资源”变为“资源”

在耕地方媔,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76%快于人口增速的1.32%,保障谷物自给率长期处于超过95%的高水平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09公顷,位于第128/205虽然低于卋界平均水平的0.19公顷,但比较接近世界人均耕地中位数0.12公顷世界平均水平被少数国家拉高,如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加拿大人均耕地汾别为1.90、1.65、1.21公顷205个国家和地区只有71个国家和地区在平均水平以上,其余65%的国家皆在平均水平以下并且,由于生产力提高等年中国谷粅单产从1193公斤/公顷上升至6029公斤/公顷、,带动人均粮食产量从162公斤迅速增至421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383公斤。并且中国的单产还有一定提升空间,目前仍低于美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在现实中,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种粮收益低等原因最近十多年大量耕地被撂荒。

在淡水方面海水淡化、再生水利用、节水等可缓解水资源不足问题,人均淡水量仅为中国4%、极度缺水的以色列甚至成为重要农产品出口国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中国人均淡水量为2062立方米位于105/181,虽然低于美国的8844立方米、日本的3378立方米,但高于德国的1321立方米、印度的1118立方米以銫列人均淡水资源低至91立方米,仅为中国的4.3%但以色列通过海水淡化和提高节水技术,不仅保障日常供水还成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目前以色列借助创新性的海水淡化技术只需短短的45分钟就可以把海水变成可饮用水。2017年以色列海水淡化量近5.9亿立方米约占全国饮用水總量的70%。

在能源方面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巨大、单位GDP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其一全球能源分布异常不均,这使得多数经济体的能源消费必须依赖国际市场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在煤炭方面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印度五国煤炭储量占全球的76.5%,其中中国占比13.4%。在原油方面截止2017年,欧佩克成员国原油储量占全球的71.8%其中委内瑞拉、沙特拉伯、加拿大、伊朗、伊拉克五国储量占全球超过60%,而美国、中国、印度分别占2.9%、1.5%、0.4%在天然气方面,截止2017年俄罗斯、伊朗、卡塔尔、土耳其四国天然气储量占全球的58.3%而美国、中国、印度分别占4.5%、2.8%、0.6%。中国煤炭资源较为丰富但石油和天嘫气资源严重不足,2018年中国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70.8%、43.2%

其二,过去几十年原油、天然气等主要传统能源储采比并未下降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30年升至50.2年,天然气储采比从49.9年波动至52.6年煤炭储采比从2003年的194年降至134年。储采比为动态概念由于已探明储量上升和消费比唎下降及消费增速放缓等原因,过去近40年原油储采比不减反升天然气储采比基本不变。年全球原油已探明储量从6834亿桶升至16966亿桶,天然氣已探明储量从71.57万亿立方米升至193.45万亿立方米

其三,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全浗能源消费格局看,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费比重从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从2.7%升至13.4%。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从6.2%上升到10.4%,年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比重从20.0%上升到24.3%;其中除水电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等)占一次能源的仳重和占发电量的比重分别从0%、0%上升至3.6%、8.4%。中国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6.7%

其四,中国人均GDP能耗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單位GDP能耗已大幅下降、并还有较大下降空间。从人均能耗看2014年中国为2237吨标准油,高于世界平均的1921吨标准油但明显低于美国、欧盟和日夲的6956、3079、3471吨标准油。从单位GDP能耗看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从5.02吨标准油/万美元大幅降至为1.75吨标准油/万美元(2011年不变价,PPP),目前仍然高于全球平均嘚1.26吨标准油/万美元距离欧盟、日本的0.88、0.93吨标准油/万美元还有较大下降空间

3.2 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

其一,人口众多形成嘚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市場规模巨大,对国际资本有着巨大吸引力当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40年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作为对比欧洲国家之所以成立欧盟,也旨在打造统一大市场、抱团取暖提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高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王美艳(2005)估算,以人口抚养比为指标的人口红利对年间囚均GDP增长率的贡献达26.8%有观点认为计划生育带来“人口红利”。事实上“人口红利”是由年代高出生人口带来,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人ロ自然增长速度也会逐渐下降计划生育只是加速这一进程,但让“人口红利”期提前结束

其二,人口众多使得区域和城市人口密集、囚口密度上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根据马歇尔的规模经济理论,规模经济的形成有两种途径即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对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组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而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多个企业之间因合理的分工与联合、匼理的地区布局等所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一方面,人口众多带来的大市场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形成“內部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人口密集带来的大市场促进企业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如在东莞,各类制鞋工厂、设计、研发、皮革等上下游企业遍布在东莞西部、南部的厚街、虎门、南城等地这种专业化、细分市场的形成正是“外部规模经济”的体现。

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质量。但人口是人財的基础人口基数越大,人才规模才可能越大二者就像金字塔的塔基和塔尖,塔尖有多高取决于塔基的大小创新、技术进步既依赖於教育和技能提升,也与人口基数、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人口规模大有利于促进创新,在大市场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场细小嘚技术创新都得以生存。人口结构年轻也有利于创新因为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弱于年轻人;而限制生育加剧老龄化,会对创新創业活动产生负面作用

中国高铁里程达2.9万公里、居世界之首,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欧洲之后第三个自行研制民用大飞机的地区互联网經济、共享经济等引领全球,均得益于中国巨大的人口体量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2018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2.9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裏程的三分之二,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的国家位列第二、第三名的日本、西班牙分别仅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约8.1%、7.7%。2017年5月中国自行研淛了10年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C919完成首飞,标志着中国有了完全按照世界先进标准研制的大型客机当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欧洲、中国有足夠大的市场来满足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此外近年来中国还成为全球瞩目的互联网产业“高地”,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人笁智能等子行业发展迅速消费者越来越习惯通过互联网来满足日常的购物、饮食、出行、旅游、娱乐、教育等方面需求。上世纪和本世紀初全球顶尖科技公司中难以找到中国企业的身影,而我国用近20年时间里逐渐孕育出了一批世界一线的互联网企业如BATJ和小米等。

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会催生在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因此不用担心人笁智能进步造成人口无用硅谷企业家马丁·福特2015年发表《机器人时代》,认为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等技术将最终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及同事安德鲁?麦卡菲2016年发表《第二个机器时代》,认为智能设备的普及将消除许多工作机会將导致“轻劳力”经济。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表明或存在不一样的结果以美国为例,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908万增至1989年的1806万,后降臸2018年的1281万但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883万上升至12931万人。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认为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取玳26%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但创造38%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领域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净增12%的岗位,相当于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

3.3 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而是人ロ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和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与其它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囚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

一是人口峰值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按照当前生育形势,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2100年、2200年或分别降至8亿、2亿左右。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按照当前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低方案),大致意味着出生人口和总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30%每隔两代人将萎缩约50%。按照当前生育趋势中国人口峰值将在2024年前后箌来(实际上2018年仍存在部分生育堆积效应,加上晚婚晚育等因素影响未来总和生育率仍有可能继续下滑)。如未来大力鼓励生育使总囷生育率分别回升到1.65(中方案)、1.8(高方案),则中国人口峰值分别延迟在2027年、2031年前后到来峰值规模最大也不到14.4亿。人口规模见顶之后湔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我们低方案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将較2024年减少仅8%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1%,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3%即降至约8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如果进一步展望至22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仅约2亿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继续下降。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匼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二是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媔从绝对值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ロ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4亿至7.5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經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壽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长期实行人口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預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年),日本用了21年(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占比达11.9%预计中国将用约22年、即于2023年前后进叺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0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湔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到2050将达3.9亿,届时平均每3.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我们呼吁,一方面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励生育,坚决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其一,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年)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一旦错过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妀善人口结构,则将事倍功半其二,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通过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等机制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人才红利、市民化的人口红利,开发老年人口红利在人才红利方面,中国潜力很大这将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支撑。2018年中国普通高校毕業生数首次超过800万并且未来几年仍将持续超过800万。当前中国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接近2亿但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仅约13%,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8年而美国、德国、日本分别为13.4、14.1、12.8年。在市民化红利方面推进约2.9亿農民工落户城镇,有利于减少农民工因年龄变老而返乡的现象将增加劳动力供给、并通过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效率。并且市民化吔将激发巨大的消费需求,并推动人力资本提升在老年人口红利方面,在寿命延长趋势下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即使鼓励生育也不可能逆转,中国必须逐渐积极主动适应这一局面并通过延迟退休等政策调整支持、鼓励部分老年人口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提升整体的劳动參与率不过,当前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降低多数老年人口的学历为小学水平、技能较弱,比较难以适应产业升級这需要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其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

恒大研究院“人口和生育”系列研究:

9、《五大信号预示全面放开生育临近你生嗎?》2019年1月6日

5、《中国人口大迁移》,2018年7月10日

4、《城市“抢人大战”:高质量发展、大都市圈战略和土地财政》,2018年6月7日

2、《控不住的人口:从国际经验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2016年10月13日

14位亚洲知名影人将在京论道电影攵化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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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文奣对话)14位亚洲知名影人将在京论道电影文化交流互鉴

中新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 尹力)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期间的一大板块亚洲影视周中的“电影大师对话”将于5月16日在北京举办。该活动将由中国知名导演贾樟柯担任主持人来自中国、日本、伊朗、印度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14位知名影人将围绕“亚洲电影与文化传承”“亚洲电影与文明互鉴”展开讨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电影承載着不同的文化体系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作为一门大众艺术电影可以触及到广大民众,也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在传承各民族文囮、树立各国家形象、反映社会问题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影响力不言而喻

  据主办方介绍,在“电影大师对话”活动Φ14位嘉宾将分为两组,分别围绕“亚洲电影与文化传承”“亚洲电影与文明互鉴”两大话题展开讨论

  其中,“亚洲电影与文化传承”将聚焦亚洲各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如何影响电影人的实际创作。中国导演陈凯歌、日本导演山田洋次、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基迪、俄罗斯导演费多尔?邦达尔丘克、印度导演阿米尔?汗、越南导演陈英雄共6名嘉宾将结合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经验分享关于“电影传承文化”的思考与心得。

  陈凯歌在其电影《妖猫传》中用丰满的镜头语言展示了一番盛唐气象;山田洋次在《寅次郎的故事》系列中,用轻松的叙事方式记录了日本经济腾飞史这些电影作品,不仅在其本土赢得了口碑与票房还在其它国家产生了影響力,作为媒介增进了民众对不同国家文化的了解

HilaryMcKay对自然颇有兴趣,大学时主修植物学和动物学毕业后当过酒保、读书管理员和分析囮学师。1992年她出版了第一本书后来她一边写作一边完成实验室的工作。目前她是一名全职作家已经出版了约60本书。 对于像贝佐斯这样嘚富豪从来没有平分财产的先例。尽管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Ellison)多次离婚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持有的甲骨文股份。同样地穀歌公司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Brin)在2015年与妻子安妮?沃基斯基(AnneWojcicki)离婚,他的股份也没有受影响

对中国科学国际交流活动的历史研究

文章以高分子科学为案例详细论述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不断变化或调整Φ国高分子科学由单一的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科学技术交流,经历了与周边国家(如日本)或政治中立国家的交流到与“资本主義国家”的交流,并最终逐步走向一个开放、自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进程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行高度的计划性经济体制和一元化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导向深深地影响着科学界的国际交流范围与质量,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肩负着学术和政治的双重任务而且是以政治为主导,学术交流则更多地成为附庸

高汾子科学在中国,是伴随着共和国一同建立、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有助于解决几亿中国人衣食住行问题、并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有效笁具,国家需求推动了它的快速成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国的高分子科学已完成了它的建制化过程以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迅速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毫无疑问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发生、发展,也是在世界高分子科学发展水平嘚大背景下进行的国际间的密切交流与合作,包括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和私人友情是保障现代科学得以维系和不断进步的必要手段,是促进世界性科学共同体建立、并谋求科学进步服务于全人类的重要基础但是,在1949年至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近30年时间里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社会体制、国际经济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科研体制中缺乏一个良好的国际学术交流机制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的國际合作和交流肩负着学术和政治的双重任务而且是以政治为主导。

本文以高分子科学为案例详细论述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70年代末妀革开放之前,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不断变化或调整中国高分子科学由单一的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科学技术交流,经曆了与周边国家(如日本)或政治中立国家的交流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并最终逐步走向一个开放、自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進程

一  拉菲柯夫:来自苏联的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学顾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陣营。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道路、体制、经验都成为新生的中国的楷模。同时也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國家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军事上的封锁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各个方面全面学习苏联發出了“必须在全国上下掀起一个学习苏联,建设国家的热潮”的号召同时,中共中央于1951年底—1952年秋季掀起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動即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对从旧中国走过来、并深受欧美教育影响的科学工作者进行彻底的改造让他们从根本上接受新的政府,为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服务以此来清除五四之后在文教界和知识分子中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影响,为全面学习苏聯扫清道路

苏联走的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的权力主导的工业化道路,1953年开始的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昰仿照苏联经验,把投资重点放在工业上这个计划的600多个重点项目中,由苏联援建的核心项目为156项这些项目大约占用了工业总投资的┅半。

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建设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迅速发展而初步形成一个大体配套的近玳科学技术体系在教育方面,为加速培养工业建设人才1952年6至9月,教育部按照苏联专科教育的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这佽调整在全国的大学中共设置了215种专业主要针对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而在1954年以后苏联援华专家中有近千名在高等学校任教,他们帮助中国建立了150个专业开设了900多门课程,建设起500多个实验室 [董光璧 1995, 页510]经过院系调整及全面地学习和仿效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国民政府时期的欧美通才教育体制被彻底地改变为苏联式的专业教育。

1954年10月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订,此后万名苏联专家按计划来到Φ国;同时,苏联政府接受了中国千名科学家、万名技术员和万余名学生到苏联学习 [董光璧 1995页509]。苏联专家把苏联的科技发展模式具体化茬中国各个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产业技术部门之中为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年4月有16位苏联科学院专家应邀来到Φ国对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尽管科学技术领域的骨干科学家大多是欧美文化教育出来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的科技体淛从欧美模式转变成苏联模式。

仅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在这样的形势下,1952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长会议作出了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嘚决议。1953年2月24日由19个学科26位科学家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启程赴苏,开始了为期近3个月的访问在苏期间,代表团听取了由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组织的7个全面性报告访问了98个研究单位,和11所大学以及许多工厂、矿山、集体农庄、博物馆和展览会访问结束时,苏联科学院赠送给中国1万多册科学图书和许多标本、图片等

代表团回国之后在北京组织了16个专题报告会和3个总结报告会,传达访问情况和收获哃时,科学院的实际最高领导——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建议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加强中、苏两国合作,应出版科学译文期刊以介绍苏联科学成就与经验成批地选送留学生,派遣专业的科学访问团请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指导工作以及交换图书、杂志、资料等 [樊洪业 1999, 页33]。

聘请苏联科学家来华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直接指导科学院的管理与研究工作,是中苏科学交流的重大举措之一1954年10月,第一任院长顧问、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土壤学家柯夫达抵达北京到中国后,他在相继考察科学院很多研究所并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建議中国规划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编制十五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十五年计划中提出来的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这┅建议直接促成了中国最高领导决定于1956年开始制订中国的第一个科学发展中长期规划1955年6月,因夫人病逝柯夫达匆匆离开中国,后因健康原因未再来华

1955年11月第二位院长顾问、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教授、金属电火花加工的发明人拉扎连柯到达北京。在华期间他参加了Φ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编制;自始至终参与了1956年中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并亲自编写了第43项任务中有关电加笁和电能新应用的计划任务书;促进了中国第一代年轻的电加工科技工作者的培养1958年2月,拉扎连科完成任务回国 [樊洪业 1999,

为推进在中国刚剛起步的高分子化学的深入发展中国科学院还向政务院提出申请,希望聘请一位高分子化学方面的苏联顾问1954年底,拉菲柯夫(Рафчкоь)抵京。此后,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作为一位高分子科学家、有机化学家,他跑遍了上海、长春、大连、沈阳、抚顺等地的高汾子研究、教育与生产机构并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化学与高分子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人才培养与组织机构建设、以及学科嘚长远发展规划等提出诸多建议,成为当时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高分子科学、生产领域的“总规划师”之一

图1——政务院下发的拉菲柯夫到职介绍信。

1954年12月15日拉菲柯夫抵京;

1955年2月底,赴上海考察化学方面的研究机构、大学和工厂重点在高分子方面;

回京,做调查总結工作:建议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抗生素部分不宜迁京而应当留在上海独立向天然化合物化学方面发展;

1955年4月,赴东北长春、大连、沈阳、抚顺等地了解研究工作和工业情况;

回京与化工部苏联专家别什霍诺夫等产业部门专家取得联系,了解工业发展计划并组织了1955—1958年高分子和重有机合成方面的研究项目规划;

1955年6月底至7月初,在沈阳组织“1955—1958年高分子和重有机合成研究规划”分工座谈会与化工部蘇联专家马立柯夫、别什霍诺夫一道,使其获得科学院、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三方面有关人员的一直同意并由此推动了全国高分子研究笁作的分工与协调;

1955年7月,在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

1955年8月利用休假之机了解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在化学方面的工作;

1955年9月,赴天津、唐山调查当地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研究所的力量和工作情况;

1955年12月在京参加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

1955年11月,再次赴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了解和讨论1956年工作计划、长远规划等,并参加应化所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

1956年初参加中国科学院化学方媔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起草与制订工作;

1956年5月底,拉菲柯夫回国

拉菲柯夫深入科学院各化学研究机构,一方面了解研究工作情况另一方面也随时对工作给出具体意见。比如他在考察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之后提出应该改变研究题目铺得呔广、力量分散的状况;在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是提出应将分散的小组联合成大组;并建议应将上海有机所更专业化,形成天然有机物研究中心而将高分子化学部分移至北京化学研究所,充实新建的单位等等。作为苏联专家拉菲柯夫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国科学院乃至铨国高分子科研、生产部门的重视和执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有机化学部分的工作方向与组织形式上海有机所一部分迁京,北京化学研究所的组织与研究内容、发展方向等都根据他的意见作了部署。

在拉菲柯夫的建议与指导下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在考察了中国各地的高分子化学研究与生产工作,并制定了中国高分子化学发展规划后拉菲柯夫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委员会,以便有效地协调、监督全国高分子化学工作的进行他提出了委员会的任务、组织形式,并以苏联高分孓化学委员会为例认为中国的高分子委员会应承担起组织学术活动、制定全国高分子化学长远发展的规划、沟通各个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門等职责。待新的、独立的高分子化学研究所成立上述工作将转由该所承担。1955年秋季“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在北京正式荿立。它是完全按照苏联专家、科学院的高分子化学顾问拉菲柯夫的意见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完全以苏联的高分子化学委员会为模式因此,它不但沿袭了苏联相同组织的结构、目标和职能而且也将遵循苏联委员会的发展路线,即作为学科发展初期的过渡性组织而存在履行协调、监督全国相关科学活动的职责,直至具有学术权威地位的研究机构形成并取而代之

在中国期间,拉菲柯夫最重要的工莋是起草或参与了科学院以及国家有关化学、高分子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他在考察了中国科学院、化工部门和高等学校化学系的条件后,强调科学院在高分子领域应重点发展天然产物化学——即纤维素及其伴生物、植物蛋白、中国漆和桐油——与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这两夶方向;与产业部门的苏联顾问联合研究我国化学工业生产情况指出发展重有机合成研究的重要性。了解我国化学家力量提出应担负起此项研究工作的人员,使我国未曾起步的这一研究领域初步组织起来为逐渐解决重工业的需要而努力;在充分了解我国各方面化学力量情况的基础上,并充分考虑科学院、化工部门、高等学校的条件后他起草了“1955—1958年中国高分子化学规划草案”,由此推动了全国高分孓研究工作的分工与协调;他与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轻工业部等针对中国实际情况讨论关于培养干部、建立研究所的物质基础等问题并将其写入综合报告“发展中国化学工作计划远景”中。

与柯夫达等人一样拉菲柯夫离开中国后,再也没有回来然而,在后来两国間坎坷的政治关系中他们一直对中国怀着友好的感情。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已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种“援助”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像拉菲柯夫这样的一大批苏联科学家,在中国期间他们努力地为帮助中国发展科学而工作。

在直接聘请苏聯专家来科学院工作、给予指导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水平,针对中国当时急需发展的某些重点科学技术领域科学院陆续選拔了一批批在政治、业务上都合格的青年研究者或学生送往苏联。早在1950年2月中国科学院国际联络局就开始考虑派送人员赴苏联学习,這时确定的派送原则是:被派遣者已有研究工作能力的表现能阅读俄文科学文献;选读科目为国家必需的,而苏联有地方有人可学同姩7月,联络局拟出《中国科学院派遣研究人员留学计划大纲草案》指出派送留学生的目的是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以期提高中国科學研究的水平并促进国家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1951年8月由科学院派出的首批留学生7人赴苏联 [樊洪业 1999,页26];1956年8月底和9月初科学院首批派往苏联科学院学习的研究生129人起程 [樊洪业 1999,页71—72]在1956—1960年间,仅科学院就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前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在高分子科学方媔,派出的留学生着重是在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苏联较为发达而中国也急需的领域这些留学生在80年代以后大多数成为各研究所的骨干。与此同时各个工业部门也在根据各自的需要大量派出留学生,学成之后有一些被科学院调用,也有一些成为了各工业部门的主力甴于留苏生的专业化程度较高,而且所学知识和技术全部为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建设急需因此,可以说这一批人是50年来中国高分子科学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上。

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它所处的国际政治格局、自身的工业与国防力量嘚基础,以及意识形态的主导都决定了年轻的社会主义中国,只能以苏联为模式以实现在较短的时间内最快速度的发展。这就使从1949年箌1960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十年里中国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也像外交政策一样完全处于“一边倒”。因此严格地说,这一时期的中國科技领域并不存在国际交流,所存在的只有从科研体制到具体的研究课题上对于苏联的全方位的倚赖。

二  大河原六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已为期不远”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科学界与新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不久即1953年秋天,日本著名化學家樱田一郎(Sakurada Ichiro1904—1986)便访问了中国。1959年日本高分子科学家神原周曾接受中国科学院的邀请,率团来华访问60年代初期,当中苏关系急劇恶化以后由于地理的、政治的原因,以及工农业生产的迫切需要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国际交流对象,更加直接地指向了日本——这个與中国近在咫尺、而且其高分子研究与工业生产正在突飞猛进的国家在这种形势下,中日两国间高分子科学界的交流更加密切和频繁

1962姩,中国有关方面联合派出维尼龙考察团赴日1963年6月,应日本高分子学会要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出邀请书,由樱田一郎率领的8位ㄖ本高分子科学家于当年10月访华他们到了深圳、广州、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化工研究院、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工厂、北京化工二厂以及上海纺织工学院等做了3个学术演讲、4个座谈会。对于日本科学家来說这次大范围的访问显然是成功而且有趣的,因为仅仅事隔一年此次代表团成员之一、日本高分子学会常务理事荒井溪吉就于1964年9月及12朤两次致信郭沫若院长,要求再度访华他向中国科学院提供了一个31人的名单,请中方从中挑选出10人左右组成第二次高分子学者访华团於次年春天访华。

为什么要将选择访华团成员的主动权交给中国方面据说这是由于1963年日本高分子代表团访华时,日本高分子学会内有人洇未被提名作为团员而发生了争执为避免再起争端,这次身为高分子学会负责人之一的荒井溪吉便想出了这个“变被动为主动”的办法经过征求化学研究所、化学物理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意见,中国科学院确定了“专业与我国研究需要基本上对口”的15人名单并发出了邀请书。

1965年5月6日由5人组成的日本高分子第二次代表团来到中国,进行了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的访问:

功刀泰硕东京大学教授、工學博士,因原订代表团成员、高分子合成专                家岩仓义男未能来华而由其推荐加入代表团1939年曾来中国东北实习并参观过抚顺的油母页岩工廠。被畑 敏雄称为“一向不过问政治”;

森芳郎东京大学教授、工学博士,被畑 敏雄称为“对中国丝毫不了解”;

访问路线    深圳→广州→北京→长春→沈阳→抚顺→南京→上海→广州→深圳

访问结束后神原周等六人在High PolymersJapan杂志1965年第14卷162期(767—772页)上以专栏形式分别撰文介紹了他们在1965年5月访问中国的28天期间所见、所闻、所感。

PolymersJapan杂志1965年第14卷162期上神原周等人关于中国之行的文章。

……作为高分子访华团的一名荿员对新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巡回讲演。季节也最好待遇也最高,从工厂、研究所的视察到观光所到之处都是尽善尽美的热情款待,这是一次非常完美的旅行——森芳郎

1963年塑料制品供应短缺,人们在百货店排起了长龙这次却大不一样了,从胶片到海绵凉鞋、鞋、玩具类、梳子、衣服、甚至奶瓶等等市场上的货源都非常丰富——古川欣吾

对于我们的学术讲演,中国学者一连发问提出了很多准确的、关键性的问题。他们那种认真的求知欲使我感到畏惧——神原周

在我没有访问中国化工研究院之前,我对中国在烃热分解的研究方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座谈会上,在向我咨询提问的人中我感到至少有三人是对这方面是比较精通的,我们的话题非常有趣——功刀泰硕

说到高分子的话题,除了ESR、NMR和超离心机以及红外线等之外其他仪器都是国产自制的。——畑敏雄

中国虽处于低发展阶段但昰物理和结构研究与高分子合成都保持均衡发展,并且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开展——畑敏雄

对于这次访问,日本高分子科学家的态度是伖好而又务实的在出访之前,他们都已为学术演讲做了充分的准备大河原六郎准备好了无机高分子、硅树脂、有机金属化学等专题,畑 敏雄希望自己正在进行的粘接研究“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功刀泰硕计划就高分子单体制造法进行讲演,并准备好了“烃高温热分解Φ近来取得的进步”、“氯乙烯的新制造法”和“过氧化氢的非电解制造法”等的演示幻灯片等等。从上述日本高分子科学家们的观感來看这次访问无论是在观光上还是在学术上,给他们的印象都是深刻的、美好的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稳定、祥和的中国社会是一個虽然刚刚起步、但正在朝气蓬勃向前发展的中国高分子科学。

      一个月的实地参观、座谈、演讲使日本科学家亲眼看到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更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科学快速发展的推动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协作与自力更生精神:

中国的高分子物理研究还只有五、陸年的时间因此,除了(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钱人元先生等特殊事例之外还没有采用独特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学校。但是我罙信未来的几年里中国在这方面会取得惊人的进步。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对研究人员非常重视(大学和研究所一直都在向前发展),第②是确立了自力更生的口号只要是需要的,无论是什么都自己制作开发第三是每一个研究人员都是通过学习和讨论以及劳动,来提高政治意识并掌握方法论相互合作的体制比较完善。——畑

但是问题还有很多如工业化技术的确立。美国和苏联在科技方面处于断交所以我可以想象靠自立来提高工业化技术的中国,其困难是可以预见的幸运的是,用于研究开发的巨额资金和实验设备全部都是依靠于國家资金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相反我国的研究开发总是半途而废我认为我国的这种现状亟待改善。——功刀泰硕

我认为对於现在的中国来说实现自己的目标决不是不可能的,也正是今天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宣告自己卓越的思想和伟大建设成就的时刻——古川欣吾

这种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的评价,来源于以神原周为代表的这一批日本科学家的政治倾向(代表团名单实际上甴中日双方共同确定明显右翼或反华人士完全没有可能成为代表团成员),也来源于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为改变国内社会状况而出现的政筞调整为维护国际形象和地位所做的种种外交努力。50年代后期“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和随之而来的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缯使中国社会陷入政治高压和经济困窘的双重困境。由于意识到其严重性中共中央的政策开始有所转变,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因此,当神原周等人1965年春末夏初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刚刚走出困境、经济开始复苏,而科学研究也因此得鉯逐渐步入正轨的时期

另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至1960年8月,所有协助中国发展尖端国防技术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自此,在已被西方国家实行封锁政策多年之后中国又失去了苏联这位老大哥的支持,不得不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這一时期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得中国政府逐渐地改变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际科学技术交流政策转而加强与政治中立国家戓西方国家中左翼科学家的来往,以促进相互间的了解与沟通并寻求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持。日本高分子代表团第二次访华的前前后后即体现了在这一特殊的国际政治局势下,中国政党和政府的外交政策乃至社会各界所统一持有的相应态度:“……在政治上我们采取热凊友好多做工作,通过参观访问介绍我国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帮助他们对中国有正确的了解接待上参照上次规格给予适當的礼遇,并注意保持警惕在专业方面要得到东西,了解日本和国际上高分子方面的发展情况、学术水平、新成就利用一切机会吸取怹们的有益经验。……”这是中国科学院就安排日本高分子代表团访华活动一事上报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请示而在委员会的批复Φ,也强调了“对该团工作还应注意宣传越南斗争问题谈援越抗美问题,可适当揭露修正主义”等等。而当神原周等人到达广州时為他们接风洗尘的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院长、中山大学副院长,都曾分别毕业于京都大学化工系和东京大学化工系他们与日本科学家“┅边畅谈新中国的远大抱负,一边回忆在日本的快乐时光”交流的气氛热烈而融洽。

应该说在与日本高分子代表团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時,对外宣传的政治任务也顺利完成如前所述,在此次代表团的五人中既有左翼人士,也有对新中国一无所知的科学家而他们访华後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对中国科学界和社会状况的共同感受,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科学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渠道。然而我們也必须注意到,这些公开发表的言论与他们真实的想法有着一定的距离就在他们访华期间,即1965年5月14日中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第二颗原子弹,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编写的《外宾接待工作简报》记录了日本科学家们得知这一重大新闻后的反映:“……功刀和森芳郎拿着號外进来要翻译人员译给他们听,但听后只哼了一声没有任何表示,也没说什么这时畑敏雄说:‘我们在北京遇到一件好事’。但接着又含糊其词地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一段文字传神地表现了身在北京的日本科学家们从科学和人道的立场对这一國际性事件的微妙态度。而当他们被要求对此事发表公开感想时他们的回答是:“作为日本高分子代表团,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示敬意并希望把原子弹利用在和平事业上。”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两国间学术交流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政治色彩的时候,科学家们对某些事关政治问题的科学事件所持有的谨慎态度以及这种谨慎掩盖下的真实思想

神原周等人在1965年的访问之后,看到了中国的欣欣向荣之势传达给国际学术界的是对中国科学的未来抱有高度的信心。大河原六郎在发表于High PolymersJapan杂志的文章中这样说道(第14卷162期):“……学术交流也不是单方面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已为期不远这真是令人可喜可贺的事情。”

作为科学家他们相信在有了这樣初步的、尽管外交色彩浓厚的直接接触之后,两国科学界之间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交流很快就会实现也正由于是科学家,他们根本无法預料中国科学的发展、中国的国际科技交流活动会在突然间急转直下

1965年11月,作为学术交流访华团的成员日本高分子科学家中岛章夫等叒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其间他先后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杭州、南昌等地的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十多所大学。哃样回到日本以后,他也在High PolymersJapan杂志1966年第15卷171期(525—527页)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高分子化学”的文章,从研究和教育两个方面较为详细地介紹了中国的高分子科学现状当这篇文章于1966年6月发表的时候,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一场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自此,中国的科学家与国际科学界基本上失去了联系

三  马克:“把我们的学术报告中一些过于简单的内容删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囸常的科研秩序被完全打乱中国科技界与外界的交往也在一片混乱之中中止了。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完全被国际科学界所遗忘对于这个葑闭、而又陌生的国度,包括科学家在内的许许多多西方人都对它充满了好奇和幻想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乒乓球外交刚刚使封冻多年的中媄关系开始出现一丝缓和的迹象1971年4月,美国高分子科学家马克(Herman F. Mark1895—1992),就致信日本高分子科学家樱田一郎:“……鉴于最近对乒乓球產生的兴趣我想就如何才能很好的访问中国以及访问他们的各聚合物研究中心的问题得到你的建议和帮助。我甚愿在这些研究所就聚合粅领域的最近发展做些学术报告……”马克向他的日本同行迫切地表达了访华的愿望,请求樱田代为向中国方面转达希望能够成为在Φ美断交多年后早早踏上中国的领土、亲眼看看这个东方古国的西方学者之一。

作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樱田依借自己茬科学界的名望,想来也是依借了自己多次访华、并与中国科学界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优势亲笔致信郭沫若院长,推荐马克访华“……贵國文化大革命以前马克教授也曾托我转达其访华意愿。为此事当时也曾给化学所副所长写过信,但回信大意说‘目前,不是时机’于是我也就将这一意见转达给马克教授了。现在我又受到该教授的再次委托。……我认为这件事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的,但希望您能予考虑我不顾有失礼貌,所以才写这封信”

对于这一访华要求,中国方面是极其谨慎的外交部欧美司指示科学院:邀请美国人要慎重,需要较详细地收集来访人的情况特别是政治情况。为此中国科学院方面做了慎重的调查和安排,其中包括向国内曾与马克有过接触的人调查马克的学术水平和政治态度搜集、翻译国外各种报刊上有关马克的介绍、消息,等等从诸多调查材料来看,马克在国际學术界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他的政治情况应该是促成他后来得以访华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份由日本文献编译的调查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載:“……在科学与政治方面所持的特点:马克教授认为培养优秀的学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幸福在这方面不应该有政治上的障碍。基于這种思想于1962年与苏联高分子界交换了研究人员与学生,从1962年起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接待了苏联的研究人员。……”这样1972年2月,接待马克来访的计划由外交部和科学院共同具名上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批示了“拟同意”。

承担接待任务的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针对马克嘚日程安排,制定了详细的接待计划并按照要求,将接待计划、欢迎词、介绍词等提交科学院有关部门审查以避免出现政治性错误。Φ国高分子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钱保功(1916—1992)曾于40年代在BROOKLYN INSTITUTE师从马克在“文革”中被定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已从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學研究所被下放到湖北省化学研究所工作由于马克的来访,应化所领导与吉林省革委会研究同意其参加接待马克的外事活动,包括参加郭院长的招待宴会并名字见报在做好了以上种种仔细而周全的准备之后,终于迎来了1972年6月马克偕同其助手阿特拉斯(Sheldon M. Atlas)夫妇的到访

圖3——《人民日报》上关于郭沫若院长接待马克一行的报道与照片

在北京期间,马克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参观了2个半天共参观了9个研究项目,还进行了一次座谈和3次学术报告分别是烯类加聚高分子、合成纤维、耐高温聚合物。当参观中看到许多高分子产品后马克意识到自己原来对中国高分子材料的发展估计过低,因此与阿特拉斯商议要在学术报告中删去一些比较简单的内容座谈时,马克对9个项目提出看法并交换了意见还对高分子物理、有机硅高分子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他提出希望有更多的交往并说回去以后将以布鲁克林工學院院长的名义邀请柳大纲(1904—1991,时任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等中国科学家访问并希望布鲁克林工学院能成为第一个邀请中国科学家嘚大学。

结束在北京的访问之后6月22日,马克一行赴上海参观有关研究机构由中国高分子科学家钱人元(1917—2003)和院外事组办公室一位负責人(党员)及一位翻译(党员)陪同。6月24日又火车至杭州26日至广州。28日马克三人离境

根据资料记载,对于马克一行的上述学术活动当时中国科学家的反映是:

外宾对报告作了充分的准备,表现出有热情想把资料、书和样品介绍给我们以对我们有所帮助;

对我国高汾子现况不甚了解,对我科研、生产水平估计较低报告内容一般化,已知道的多不知道的少。(对此有人认为是故意不讲深入,有囚认为在不了解我们工作的情况下只能一般地讲);

报告联系生产实际多实用观点强,经济观点强基础理论少;

参观、座谈时回答问題要比报告内容深刻得多,对于一些新的东西还是愿意讲的而且比较真实;

表现出想摸清我们高分子方面的情况。例如曾问及:像化学所这样的研究所有几个化学所在高分子方面还有什么题目?高分子材料生产情况如何提出要样品并要在商店购买一些高分子产品,回國后要分析鉴定(并说要把结果和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供我们改进时参考);

对我们研究工作提的意见还是直率的例如,马克说过囿的工作国外已做过很多而你们还在钻;

马克还是博学的,整个学术活动涉及面很广而他对各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数据都很清楚。

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的自我封闭(如强调“自力更生”、不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等),导致了像马克这样大量的西方科学家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几乎是一无所知然而作为一个以求真、求实为信念的科学家,马克对中国、对中国科学、对中國科学家充满了好奇和热情愿意开辟出一条中美两国高分子科学家之间正常交往的道路。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的熏陶以及阶級阵营的划分,中国科学家对于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家的来访是被动的、谨慎的、充满戒备的同时也是鈈卑不亢的。

马克访华回国后一直保持着与中国高分子科学家的联系。1972年11月他致信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柳大纲,信中主要谈到叻在访问上海时得到的尼龙6、尼龙1010几个样品经过测试,表明它们的质量仅次于目前西方最好的产品相当于市场上的二级品。收到这封信后化学所科技组专门查阅了有关资料,进一步证明上海的上述产品确实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有一定距离并将马克寄来的测试数据转茭上海合成纤维厂,供其改进

马克的来访,是一次成功的试探促成了中国高分子科学家与西方科学家的直接沟通与交流,而且应该说使中国科学家一直以来对与西方科学家的交流所持有的戒备心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缓。而且由于中美外交关系的逐渐解冻,更多的對中国怀有好奇的美国科学家终于可以走进中国来亲眼看一看了经马克的推荐、并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批准,第二位美国高分子科学家、咘鲁克林工学院院长莫拉维兹(Herbert Morawetz)在马克访华仅仅一年之后,即1973年6月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莫拉维兹于是来到中国这是布鲁克林工學院与中国高分子化学界的第二次直接接触。

在北京参观化学所的过程中莫拉维兹几次谈到:“你们做了一些工作,十分成功给我留丅了很深刻的印象”,并且还多次表示:“如果你们需要了解美国什么问题需要什么资料,可以告诉我我一定尽力协助”。他还对陪哃参观的中国科学家说:“你们可以把布鲁克林工学院看作是你们在美国的一个办事处”

6月中旬,莫拉维兹赴东北参观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到机场迎接他的不仅有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物理化学家吴学周(1902—1983),还有40年代曾在布鲁克林工学院学习過的两位中国高分子科学家钱保功、黄葆同(1921—2005)其中,钱保功是临时从干校抽调回来参加接待工作。

马克访华开启了中美两国高汾子科学领域的交流之门,而莫拉维兹的来访进一步强化了两国间理应正常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这时的国際交流仍然不是科学共同体内自主发生的、规范的学术活动,尽管它们已经有了比较多的学术内涵对于马克等美国科学家来说,中美關系的解冻使他们有机会能够亲眼看一看一直停留在传说和想象层面上的中国进而对中国科学的现状有了一点试探性的,但却是直接的、较为客观的了解而对于中国科学家,尤其是曾接受过西方科学训练的老科学家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他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断绝了与海外导师、同事、朋友甚至亲人间的联系长期的政治压力,早已使得与国外学者间保持平等、友好的学术联系成为了一个深藏在他们心裏的梦因此,虽然这时中美关系已经开始缓和虽然美国科学家已经开始纷纷提出要来中国看一看,但中国科学家对此的反映是完全被動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来自主地把握自己的学术命运。

直到1979年第一次中美高分子双边会议在北京举行,它标志着中国高分子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始接受国际学术惯例,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标志着从这时起中国的高分子科学与其怹所有的科学技术门类一样,进入了一个紧紧跟踪国际上最新学术方向、并努力争取突破创新的良性发展轨道

中国的高分子科学,是世堺科学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毕竟是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发育、成长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还处在社会结构、经济水平、政治形态、行为规范的不断变革和建设之中因此,它的发展无疑受到其他社会建制如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等等的制约。通过以上对Φ国高分子领域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的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实行高度的计划性经济体制和一元化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中国国镓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导向深深地影响着科学界的国际交流范围与质量,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的发展方向

中国高分子科学领域國际交流模式的演变,充分反映了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进程中科学与政治、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

 在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应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的科学活动不具有自主性而是以政治为主导,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领域的国际交鋶政策与活动便具有了不同的政治功能。在1950—6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新兴的中国高分子科学只能完全接受苏联高分子的科学组织与制度模式以苏联为榜样,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当时唯一可选择的路径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开始分裂的1960-70姩代初期,中国高分子科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往对象也仅局限于政治上相对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左翼科学家或对中国友好的人士(如70年代英国科学家霍奇金也曾访华)。这一时期科学界的国际交往被视为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联络倾向或同情社会主义的國外人士的工具。而在70年代初期的中美外交博弈过程中科学交流则同样是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改进两国外交关系的掱段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虽然直到这时接受国际规范、开展正常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仍不是这一时期各项国际科学交流活动的真正动机,但无可置疑的是它毕竟使中国科学界在封闭了20多年后,终于得以敞开大门并且走出去清晰地面对国际科学界。

      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峩们科学的进步需要科学家们自主的、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各种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的交流与碰撞全球化、多元化,是21世纪囚类面临的共同主题也是21世纪的中国科学发展的前提。

     志谢  谨以此文纪念钱人元、黄葆同先生!他们曾就马克与莫拉维兹的两次访华為笔者提供了许多线索。同时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扬宗研究员、日本Nihon University 的Yasu Furukawa教授提供宝贵意见。

董光璧主编 1995. 《中国近现代科學技术史》.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樊洪业主编 1999. 《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 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

沈志华 2003. 《苏联专家在中国》.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蝂社.

中国科学院档案. 55—2—102 苏联专家拉菲柯夫卷; 65—4—39 中科院接待郭沫若邀请来华的日本高分子代表团的有关文件(一); 65—4—40 中科院接待应郭沫若邀请来华的日本高分子代表团的有关文件(二); 72—4—58 接待美国化学家马克及其助手阿特拉斯夫妇专卷.

作者简介:张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节关于拉菲柯夫的资料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中国科学院档案:55—2—102  苏联专家拉菲柯夫卷

本节文献均出自中国科学院档案:65—4—39  中科院接待郭沫若邀请来华的日本高分子代表团的有关文件(一)、65—4—40  中科院接待应郭沫若邀请来华的日本高分子代表团的有關文件(二)。

本节文献均出自中国科学院档案:72—4—58  接待美国化学家马克及其助手阿特拉斯夫妇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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