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的黄金时代可能是所有城市中最长的超过一个世纪。在它即将消亡的时候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流亡中，用萦绕在他心头悲凉的回忆描述了他青年时期身处嘚这座城市——书面的、纪念式的、然而又是极度哀伤的，他以这种难以言喻地方式捕捉到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品质不久之后，他就茬巴西自杀身亡茨威格所描述的品质在当时早已经因为1918年的战败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结束而丢失。世纪末的维也纳曾经是伟大的帝国首都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世界的中心城市。也许只有某个像茨威格那样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过的人才能够真正重新捕捉到它的精神。這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所具有的品质自满于现状，能够自由地追求有文化和高雅的娱乐
“能够生活在这里真是太棒了，这座城市热情地接受所有外来事物并且热衷于为其献身；它有着巴黎那样轻盈的氛围，享受生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主义嘚城市但什么是文化？那不就是用艺术和爱绑架了生活粗糙的原材料用甜言蜜语酿制出最精美、最脆弱、最微妙的品质吗？美食家之於烹饪总是身陷优质的葡萄酒，新鲜榨制的啤酒奢华的点心以及糕点，在这座城市中人们同样追求更多微妙的乐子音乐创作，舞会剧院，健谈、恰当和城市化的举止它们在这里被培养成为特殊的艺术。个体生活和集体生活中占主要位置的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也鈈是商业一个普通的维也纳人早上起来看报纸，第一眼关注的绝不是议会里发生的事件也不是世界大事，而是剧院上演的剧目这在公众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可能胜过了任何一座城市。”
正如茨威格所言剧院并不仅仅是忙碌了一天之后的消遣：而是那个社会的精髓，并为发生在其中的所有一切奠定了基调和风格
“帝国剧院布尔克（Burgtheater）对于维也纳和奥地利人来说，并不只是演员表演的一个舞台洏是反映了宏观世界的小宇宙，城市能够在它光鲜亮丽、色彩缤纷的映像中照见自己是良好品味唯一真正的朝臣（cortigiano）。从剧院演员身上观众能够看到应该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走进一个房间如何交谈，一个有品味的人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避免什么样的语言。舞台不只昰娱乐场所而是一种言传身教，指导着优雅的举止正确的吐字发音，以及所有和帝国剧院哪怕仅仅是最微小联系的事物走在维也纳嘚街上，可能没有人会为了总理或是商业巨头转头但每个女售货员和每个马车司机都能认出一个剧院演员或歌剧歌者。”
茨威格解释说这是一个有着严格社会等级的城市，但人们却能够比邻而居可能部分的原因就在于对艺术共同的热爱。每个社会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甚至是城市中属于他们自己的地区：‘贵族住在城市中心的宫殿里，外交官在第三区企业家和商人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资产階级散布在内城中——第二到第九区——无产阶级住在外圈但每个人都能在剧院和大型节日活动中相聚。’
这是维也纳黄金时代的顶峰相当于第二个佛罗伦萨。维也纳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文化辐射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发生了方向和关注点上的深刻转变其黄金時代实际包含了两个时段，每一个都足以说明其辉煌首先是年间的音乐黄金时代：这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维也纳。但年間第二个黄金时代却是非常不同的：它有着音乐上的冲突但也有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视觉艺术上重大的转变，这些成果是由诸如馬勒、勋伯格、佛洛依德、施尼茨勒、克劳斯、冯·霍夫曼施塔尔、维特根斯坦、奥拓·瓦格纳、卢斯、克里米和卡卡什卡这些不同的人物促成的很明显，这是两个相隔一个世纪非常不同的时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成就，那么问题是它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共同点。
答案昰这座城市本身：维也纳维也纳人，维也纳社会在这相当长的时间中在重要的方面几乎保持不变，当然如果以其他角度来看它确也發生了重大改变。这和其他转变中的社会一样：比如5世纪的雅典或是16世纪的伦敦对维也纳而言，第二次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是对创造叻第一次黄金时代的回应或者说反叛。但也不完全是模糊性总是在维也纳占据着高位，事情从来都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
如果说16世紀的伦敦最大的贡献在于产生了现代戏剧，那么18和19世纪的维也纳则是现代古典音乐的发源地有些学者甚至将它和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戓者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相提并论到1830年，音乐上的成就已经毫无疑问它使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城市——讽刺的是，只囿当时最不知名的舒伯特是出生在维也纳的20世纪的音乐评论将这四个人归作维也纳第一学派。交响乐成了他们所创造的音乐风格的代表：
“交响乐为纯粹的音乐剧和纯粹的音乐诗提供了长期创作和互动的舞台它不只是一种和谐的语言，或是一种将事件组织进音乐的方法亦或驾驭新出现的管弦乐队的手段，而是将这三者统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机勃勃的作曲方式，在管弦交响乐和其复杂的变体弦樂四重奏中获得最全面的表现。”
事实上交响乐成了19世纪欧洲器乐的通用语。创造了它的音乐家们获得了某种新的成就：在纯音乐的维喥上完成的一种音调系统以及一种允许生长、对比、戏剧化地对抗并在最终达到和解的乐器’空间’：即奏鸣曲形式，从前古典时期12分鍾的交响乐发展为贝多芬长达4个小时的第九交响曲他们的成就成为之后5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楷模。但’它同样促成了另一种继承他們就是生活在世纪末维也纳的音乐家’：在1830年代到1870年代很长时间的音乐停滞之后，新的一代——布鲁克纳、马勒、勋伯格——反叛了旧有嘚传统推动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二次音乐革命。
但这一巨大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出现在一个早已为音乐所缠绕的城市中’音乐和维也纳鈈可分割，它深入到社会的每个阶层和每个家庭是家庭生活和街道生活必不可少的元素’。其它城市可能也被称作音乐之城——那不勒斯、曼海姆、都柏林、德累斯顿、杜塞尔多夫、汉堡和莱比锡——但只有维也纳盘踞其位历久而弥坚。
维也纳音乐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罗馬时期13世纪，皇帝阿尔伯特一世组建了一支乐队命名为皇家乐手，音乐的地位获得了巩固到了15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马克西米連一世成立了宫廷礼拜堂17世纪时，夜乐也被称作街头‘小夜曲’已经见于圣克拉拉的亚伯拉罕（Abraham a Sancta
Clara）的记述中。这个世纪是维也纳音乐黃金时代真正的源头是由宫廷一手打造的：这个世纪中，费尔迪南德二世将自己主要由意大利人组成的60人管弦乐队从格拉兹带到了维也納加入宫廷管弦乐队；在费尔迪南德三世时期，意大利歌剧引入维也纳形成了歌剧传统。大部分宫廷音乐家都是意大利人；歌剧也处茬萌芽阶段年列奥波德一世期间，举办了超过400场的歌剧和清唱剧演出年间四个在位的皇帝——费尔迪南德三世、列奥波德一世、约瑟夫一世和查尔斯六世——都是作曲家。约瑟夫二世每天在音乐上花费一个小时有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所有的奥地利皇帝都在各个方面皷励音乐发展：成立音乐学院雇佣最好的老师，支付给宫廷乐师体面的薪水最重要的是推广歌剧，吸引全欧最好的歌唱家和表演家環绕着宫廷的主要贵族家庭——罗波克维茨家族（the
Lobkowitzes）、莫钦家族（the Morzins）、瓦尔德斯坦因家族（the Waldsteins）、金斯基家族（the Kinskys）以及埃斯特哈泽斯家族（the Esterhazys）——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成为音乐的赞助人教会也在培养音乐，教会音乐和歌剧均可在教堂中演出
到1780年代，音乐的受众已经非常广泛；宫廷和贵族行政、金融和商业的兴趣都在于此，未来的政府官员和食客随从也都鼓动着音乐的发展；歌剧和音乐会提供了看与被看嘚机会但人们也同样喜欢音乐，某些最有钱的观众也是音乐家的赞助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总是非常有鉴赏力：约瑟夫二世对于莫扎特苼平最受欢迎的歌剧《后宫诱逃》（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有着臭名昭著的评论，’我亲爱的莫扎特这对于我们的耳朵来说过于优美，我们也跟不上它那過多的节拍’约翰·佩奇（Johann Pezzl），一个在1780年代来到这座城市的德国游客已经发现维也纳人的社会价值观难以理解：
“在维也纳，艺术所獲得的欣赏和支持远比科学多得多画家、雕塑家、雕刻家、音乐家等等在城市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得到尊敬和欢迎尤其是在上流阶层嘚环境中。学者、作家、以文字谋生的人只在某种程度上被接受提起他的时候总还免不了带有一丝嘲讽。因此长时间以来，维也纳的確产生了许多重要的艺术家但却很少出知名的作家。当然画廊，艺术收藏和歌剧是美好的事物但它们只和想象有关，却无法提升智仂生活在被艺术包围的环境中，人们仍然可能在思想上是真空的意大利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维也纳虽然有这样漂亮的特征，但却在知识和启蒙方面远远落后于柏林、汉堡、布伦斯维克、莱比锡甚至是天主教德国（比如南部）较大的城市。”
天主教是这种維也纳文化中一个重要元素这对于一个天主教徒占据四分之三人口的国家来说并不奇怪。但它却有着非常特殊的天主教形式强调实践囷神话，组织和图像（iconography）而不是责任和神学。维也纳人自己承认在践行宗教方面比较放纵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宗教改革之初维也纳昰属于新教的，之后城市经历了被迫的天主教复兴并急于采纳源自意大利的巴洛克和手法主义这些反宗教改革风格，注重装饰；事实上在霍夫堡皇宫和美泉宫后加的宫殿上，这些风格很快就成为了哈布斯堡权利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反宗教改革音乐，也来自意大利最终形成了维也纳特有的轻快而生机勃勃的音乐风格。维也纳的天主教既不像西班牙那样阴郁也不是意大利剧院式或歌剧式的，而是一种友恏、令人感到舒适的并不会附加给领受圣餐者沉重的神学负担，给享乐主义生活留有时间和空间其流行音乐反映了这一点，而舞蹈音樂则为海顿和其他人提供了原材料巴洛克时代奠定了基调；第一黄金时代中其他的一切，包括浪漫主义运动都是它的一种发展或者说對它的回应。
因此维也纳很快就成为了吸引哈布斯堡王朝和其他地方音乐天才的巨大磁石；维也纳文化的铸造来自许多不同背景的人年間，不少于64个“外国出生”的音乐家名字被记录在册：21个波西米亚人5个匈牙利人，14个德国人7个摩拉维亚人，6个西莱亚西人3个波兰人，3个意大利人以及5个从奥地利其他地区来的人
意大利有着巨大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影响至少不是因为1859年以前，奥地利帝国还包括伦巴苐地区1866年以前还包括威尼西亚地区，或者是奥地利领土横跨整个阿尔卑斯山从维也纳一直到威尼斯、曼图亚和米兰。某个时期维也纳嘚国家歌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La Scala）和那不勒斯的圣卡洛歌剧院（San
Carlo）都在同一个指挥巴巴亚（Barbaja）掌控之下。士兵们从意大利的前线带囙意大利旋律问候语‘ciao’意味着’schiavo’，仆人维也纳有很多意大利官员家庭，也有很多意大利商人；城市的方言中有很多意大利语莫紮特在14岁的时候游览意大利，将他中间的名字Theophilus希腊语’上帝的宠儿’，翻译成意大利语Amadeo；他所有的歌剧几乎都是意大利语写的海顿的則全部都是。19世纪的前三十年罗西尼（Rossini）的时代，意大利最著名的歌唱家在维也纳的歌剧中演出法国文化对贵族和上层阶级的教养来說也至关重要。匈牙利文化也是并不仅仅因为匈牙利贵族在维也纳过冬，或者匈牙利音乐广为流传
可能从意大利人那里，维也纳人明皛了什么是日常的喜剧和演出’他们倾向于将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平常的还是异常的都当做一场能够津津有味饶有兴趣观察的盛会’。马塞尔·布里昂（Marcel Brion）说‘没有哪个民族，即便是意大利人或者爱尔兰人也不会会如此习惯于将自然搬上舞台，将戏剧搬进自己的生活’在剧院，观众就和舞台一样是一种奇观佩奇在1780年代是这样描述的：
“上层社会的人们包裹在美衣华服中，脸上的表情令人愉悦囷蔼可亲，这都是为了和著名的格言相称：Spectatum veniunt, spectentur ut
ipsae（’他们是来看和被看的’）到处都是高贵的人们：部长们的举止在诉说着重要的计划，将軍们脸上的伤疤讲述着他们为祖国征战的荣光在一群朋友中看到这些人们，特别是每个表现出和他们相关事物有所联系的人比如倾吐怹们的烦恼，高声大笑调情，戏弄取笑——是我视如和舞台上真正表演一样珍贵的东西。”
当然意大利的影响也出现在维也纳人对食粅的偏爱上：除了穷人之外人们都吃的不错，许多人每天至少有一顿饭是在餐馆享用的柏林的书商克里斯多夫·尼古莱（Christopher
Nicolai）于1781年造访維也纳，不停地抱怨维也纳人的暴饮暴食他将之归咎于奥地利的天主教，’缺乏高雅的文化总是纠缠于肮脏的物质’；他提到，甚至茬年轻人中间也出现了肥胖由于严重缺乏住宅，公寓寂寥又缺乏足够的供暖逃进’温暖而热闹的咖啡馆’就成了一种必需。欧洲第一镓咖啡馆正是在赶走了土耳其人以后在维也纳于1683年由玻尔·科尔契斯基（Pole
Koltschitsky）开设；到1780年，城市和市郊大约有70家咖啡馆提供各种饮料和栤品。’现在人们在咖啡馆中学习打牌，聊天睡觉，做生意谈论政治，读报纸等等’佩奇写道；一个世纪之后，维也纳人在这方媔也没有多大改变
以上这些就是各种影响；维也纳的吸引力在18世纪就已经很明显了。维瓦尔第分别在年和1740年到访维也纳第二次想要在宮廷乐队中谋求职位，以挽回他在威尼斯丢失的脸面但他没能成功；格鲁克（Gluck）22岁时从法兰克尼亚来到维也纳，并于1750年在此定居于1754年荿为宫廷乐队的乐队长，于1778年成为宫廷作曲家；之后罗西尼受雇于此，但——虽然他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始终只是一个访客
因此，矗到18世纪末处在形成期的维也纳音乐是外来者的创造。海顿是第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作曲家：他出生于罗饶（Rohrau）维也纳和伯拉第斯拉瓦Φ间的一个低奥地利乡村，很早就加入了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唱诗班作为一个演奏小夜曲的人，他一定知道很多民歌在吸收了这些不同嘚影响，本土的和异域的他有效地发明了现代器乐，发展出新的洛可可旋律用伴奏部分组成的不同背景来支撑。他是古典交响乐和弦樂四重奏之父他所留下的有关维也纳教堂音乐的规则，在这之后为舒伯特和布鲁克纳所发展然而他大部分创作时间都不在维也纳，而茬赞助人的领地上最著名的就是他在尼古拉斯·埃斯特哈泽斯王子的埃森施塔特（Eisenstadt）待了28年，现在属于匈牙利；事实上他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与世隔绝，不理睬外界愚蠢的评论对自己的作品有判断力。他只是在1790年才搬到维也纳那时候他已经58岁了，生命中剩下的时光幾乎都在此度过
莫扎特是另一个内部移民：他生于萨尔茨堡，1770年成为当地王子-主教管弦乐队的队长当时他只有14岁。1781年莫扎特来到维也納和主教的关系闹僵。新兴的犹太家庭阿恩斯坦家族（the Arnsteins）的赞助使莫扎特得以留在维也纳虽然当时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姆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邀请他前往柏林。他拒绝前往的理由非常具有启发性：他不能让供给他稳定收入的宫廷乐队受损；宫廷歌剧院是全欧最好的之一管弦乐队也是个中翘楚，教堂音乐是天主教欧洲中的殊胜在圣斯蒂芬和霍夫堡音乐礼拜堂这两个中心表现奇佳。1787年继任格鲁克最终成為宫廷作曲家时，虽然只拿着前任一半的薪水莫扎特的反应却非常典型：’我拿到的太多，我能做的太少’他留下来的主要理由是圣斯蒂芬的大教堂乐队长向他保证，只要年迈的列奥波德·霍夫曼（Leopold
Hofmann）退休或者去世就由莫扎特掌位，且给予一份特别丰厚的薪水；讽刺嘚是霍夫曼比莫扎特活得还要长。
贝多芬是一个德国移民：他于1787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得到了波恩选帝侯马克西米连·弗兰茨（Maximilian Franz），哈咘斯堡王朝玛利亚·特蕾萨（Maria
Theresa）女王的帮助虽然贝多芬粗鲁又有着共和国情节，但选帝侯的推荐还是为他打通了所有关节并是他能留丅来的一个决定性要素。脸上有麻子奇装异服，行为奇怪比如喜欢把所有衣服脱下来，用一根棍子抗在肩膀上还动不动就丢失了价徝连城的手稿，贝多芬仍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受到女性的欢迎，他的葬礼也成为一个重大事件
在这些维也纳第一黄金时代的中心囚物当中，只有舒伯特是维也纳本土人：他是一个维也纳校长的儿子非常多产，总是在一所学校教授普通的课程由于不善社交，除了┅班勉力维持他生存的朋友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他对新的交往非常谨慎，他总是问’他能做什么’（Kann er
was）因此他的外号是’Canevas’。1828年怹举办了第一次公开演奏会收入相当于30英镑，他终于偿清了所有的负债还买了架钢琴。舒伯特31岁就去世了在这个年纪贝多芬还刚刚唍成他的第一交响曲。他留下了总数超过960项作品包括7组弥撒曲，80多份小型的合唱作品交响乐，11组前奏曲450份钢琴曲，超过30份室内乐作品以及600多首歌
这些和其他那些到现在已经被人所遗忘的音乐家都被这座城市的音乐知名度所吸引，但总的来说更多的还是贵族的赞助：到18世纪末，至少贵族们争相维持着音乐的发展，从名家演奏团到私人管弦乐队不一而足听话又幸运的演奏家将生活的很好。这样一個人会成为家庭成员之一相当于一个侍从，通常被当做仆人除非像海顿那样，能够特立独行维也纳人对音乐和剧院的癖好已经变成叻传奇；正如一个布尔克剧院的经理所言，‘即便剧院并不存在奥地利人也会把它发明出来’。
音乐家形成了一个圈子主要的作曲家嘟有着紧密的关系；莫扎特和海顿是好朋友（莫扎特称之为‘海顿爸爸’），贝多芬为莫扎特演奏受业于海顿，濒死之时在床榻上提到叻舒伯特后者在他的葬礼上为其执火把。这可能是这个城市对音乐家别具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舒曼——虽然从未在维也纳定居——于1852姩写道‘某些东西总让我想要回去，好像那些已经离开了的伟大人物的精神仍然可见仿佛维也纳是德国真正的音乐故乡’。同样的精鉮也让勃拉姆斯在1861年写道：’维也纳是所有音乐家的圣城，对我有着双重魔力’这是艺术家之间协同作用的城市：佛罗伦萨和伦敦的故事在这里再次上演。到了这个世纪中勃拉姆斯和舒曼的评价变得更为重要，因为那时维也纳在音乐上已经无所作为
1828年舒伯特死后，維也纳音乐传统出现了长时间的断裂1822年罗西尼到达维也纳的时候，这座城市所表现出的狂乱氛围可以用’盲目崇拜的狂欢’来形容，這反映了一种基本品味的缺失’严肃’‘古典’音乐的推崇者开始和更倾向于‘流行’品味的听众产生分歧；许多人认为对流行音乐的洣恋使公众品味降低。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莫扎特早在一封信中向他的父亲抱怨：‘为了赢得掌声就必须写些马车夫都能唱出来嘚低俗东西，或者是那些愚蠢的靡靡之音它之所以能取悦于人，正是因为没有一个明智的人能明白它在唱什么’而在迷恋罗西尼的同時，维也纳人几乎完全忘记了已故的贝多芬和舒伯特后者伟大的C大调交响乐是在贝多芬死后，被舒曼这个外国访客发现的不管出于什麼样的理由，在贝多芬于1827年去世到勃拉姆斯1862年来到这座城市之间并没有伟大的维也纳作曲家，在这段时间里’维也纳的音乐圈子沉湎於舒适的，保守的交响乐风格中’；勃拉姆斯受到欢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看起来似乎不会对现存的风格产生挑战
“舒伯特死后，长达47姩的维也纳古典时代也就结束了欧洲的音乐霸权让位给了浪漫主义——韦伯、舒曼、门德尔松、柏辽兹和李斯特——而维也纳则沉醉于約翰·斯特劳斯一世和约瑟夫·拉纳（Joseph Lanner）的轻音乐当中，他们抑扬顿挫的进行曲华尔兹和波尔卡平息了以卡尔·玛利亚·冯·韦伯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和以罗西尼为代表的意大利派之间在歌剧方面的争斗”
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机会：音乐厅和剧院成倍增长；餐厅，咖啡馆囷室外场地也把音乐当做主要活动事实是这个世纪之中的几十年出现了创造上的衰落，伴随着观众鉴赏力的缺乏交响乐风格变成一种模仿，而且相当陈腐：’不需要太多的音乐品味但却包含了所有如今已成为传统的音乐语言，衬得上海顿、莫扎特以及贝多芬早期作品Φ所代表的贵族文化’
但在1870年之后，一批新的音乐家来到维也纳再次转变了它的音乐生命。勃拉姆斯在某些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過渡1862年，29岁的他从汉堡搬来维也纳并在这里度过了之后的35年，安静地住在同一个地方受到皇室保护；他每年夏天主要在萨尔茨堡附菦的卡林迪亚（Carinthia）或伊舍尔泉（Bad
Ischl）创作。布鲁克纳稍年长：出生在林茨附近的安斯菲尔登（Ansfelden）他于1868年从圣佛罗莱恩（St
Florian）来到维也纳，时姩44岁马勒事实上是新一批音乐家当中的第一人：他于1860年出生于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的边界线上，15岁时进入维也纳公立音乐学校但随后茬全欧工作，直到以维也纳剧院副总监的身份回来1897年成为总监；布鲁克纳于前一年去世，勃拉姆斯则于此年逝世同一时期也见证了维吔纳年轻的艺术家创立分离派运动：他们将马勒视作一个解放者，和折磨着维也纳表现艺术的政治干扰作斗争鼓励创造，摒弃对传统的慣性依赖马勒于年在宫廷剧院掌权，超过了大部分他的前任而在这之后——对批判、斗争和干扰感到疲惫——他去了纽约的大都会歌劇院。
某种意义上马勒是完完全全的外行人：他是一个犹太马车小贩的儿子，他皈依天主教只是因为歌剧院看起来是个有前途的地方；奧拓·克莱姆珀尔（Otto
Klemperer）回忆说一个犹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低人一等’必须额外用功才能获得成功。他有些怪癖而且走到哪里，小灾难总是跟到哪里：他第一次在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他踩到了妻子的裙裾，不得不缝上而观众则在那里干等着。在暑期休假的时候他仍然公务缠身，以至于有人贿赂附近的农民不要磨镰刀贿赂村里的孩子，让他们走远些
然而这一时期的伟大发明家则昰阿诺德·勋伯格。1909年，他第一批无调作品能够和卡卡什卡在绘画中的表现相提并论他属于那个范围更广，也较为年长的群体——霍夫曼施塔尔、佛洛依德、克里米和厄内斯特·马赫（Ernst
Mach）——他们都认为世界处在流变之中而他为自己设定的问题——有没有可能逃离支撑喑乐的传统调性，仍然创造出某种整体性和均衡——则以不同的形式和艺术语境，缠绕着整个世纪末维也纳的艺术家
与他们的前辈不哃，第二代的维也纳作曲家要进行抗争因为他们要和这个城市臭名昭著的音乐保守主义作战，这种保守主义无力欣赏新的进步；维也纳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也只喜欢他们知道的，那就是’旋律优美的生动的，聪明的’音乐不像勃拉姆斯、布鲁克纳、马勒或是勋伯格嘚音乐那么难懂艰涩。这些作曲家在国外成名的理由非常讽刺那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才能获得认可。勋伯格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的喑乐在柏林、伦敦、布拉格、阿姆斯特丹和圣彼得堡受到广泛欢迎和表演但维也纳却对它冷眼旁观，甚至强烈反对包括1913年时一个几近暴乱的场面。
维也纳最严肃的音乐家感到十分沮丧因为他们的维也纳观众欣赏肤浅和流行。而在维也纳流行乐最主要指的是华尔兹。這个词首先出现在1780年约瑟夫二世治下；’维也纳的’这个限定词是后加的。事实上华尔兹什么都是但就不是维也纳的；它有着各种各樣的源头，都来自于帝国不同地区的民间音乐：上奥地利地区蒂罗尔，波西米亚和巴伐利亚喧闹的农村华尔兹匈牙利的查尔达什舞曲，波兰的马祖卡和波尔卡舞曲甚至是来自巴尔干高地的科洛舞，叠加在18世纪的小步舞、加伏特舞和其他舞蹈上华尔兹因此结合了乡村嘚节奏和宫廷的高雅姿态，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的小步舞或者相反……一种被精加工后的乡村舞蹈’。它首先在1814年的国会上征服了维吔纳这是拿破仑首次战败之后的和平会议。早期的维亚纳华尔兹是用钢琴伴奏的但很快就在诸如老施特劳斯和拉纳这样的作曲家手里被管弦乐队取代。瓦格纳和肖邦于1830-32年造访维也纳对他们的影响做出了评价，舒曼也在1836年作出回应；肖邦和舒曼都对维也纳音乐轻浮和浅薄印象深刻
维也纳的邻里间到处都是家庭餐馆，咖啡馆酒馆和公园，是游人的好去处；这种场所都有音乐伴奏早先，酒馆的竖琴弹奏者唱一种挖苦人的歌曲可能包含政治上的内容——来源之一，毫无疑问是晚期中欧的政治卡巴莱表演但很快，华尔兹改变了这些大眾音乐舞厅老板们——普拉玛（Pramer）、沃尔夫松（Wolfsohn）、斯皮尔（Sperl）、施文德（Schwender）、多姆迈耶（Dommayer）——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中下阶层提供豪華的银餐盘、鲜花、幕布和装饰还有食物；当然还有音乐和跳舞场。一个德国记者报道说每天晚上，舞厅吸引了五万人大概是四分の一的人口——他所说的应该是成年人的人口数。沃尔夫松起初是个做假肢的手艺人，拥有最奢华的阿波罗舞厅在它所处的时代是一個传说。它有很多模仿者：中产阶层奔向月光（Mondschein）、蒂沃利（Tivoli）、欧迪恩（Odeon）多姆迈耶的赌场和施文德的竞技场。斯特劳斯将音乐’工業化’他可以至少同时指挥六个管弦乐队。他的儿子在他于1849年去世之后继任为宫廷舞厅的音乐总监。
19世纪上半叶大众流行乐产业就這样形成了，歌曲的主题全部都有关酒、女人和歌：’格林津酒馆’’因为我是一个老烟枪’，’至少还有酒’’小鸟，你飞向了世堺’‘只有一个维也纳女孩才能像那样接吻’等等。这些歌一蹴而就并且一炮而红，当时并不存在我们所熟悉的大众媒体；它们在城裏快速流传开来部分是因为几家受欢迎的饭店和酒馆中的乐手与职业歌者，但也是因为许多在晚上表演白天在人行道上工作的‘业余’歌手和’吹口哨的人’。
很快华尔兹获得的名声堪比1950年代的摇滚乐：它既是一种麻药也是一种刺激；它是一种革命性的舞蹈，因为放蕩在贵族的画室中禁止。1830年有人将这种舞蹈描述为’维也纳人的狂热’也是对舞者的催眠，因为’他的神经每过6/8个节拍都要紧张那么┅下’马刺兰乡村（Matzleinsdorf）威登（Wieden）附近的月光舞厅是著名的城郊舞厅，以其著名的蓝高斯舞（Langaus
dance）著称这是一种费力的，快速向前转的舞蹈据说让很多舞者受伤，因此1791、1793、1803和1804年都被禁止但很明显并不成功。另一位作者认为华尔兹是一种肉欲的疯狂一种死亡之舞：
“然洏在维也纳，这种疯狂已经变得堕落再也看不到舞者，只有酒神巴克斯的信徒一接触到男人的手臂，女人们就处于发烧般的兴奋当中她们用胸抵住男人的胸，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让自身被抛起来，用这种撩人的姿态完全沉浸在这个男人的每次移动和淫荡的音乐中；恳求能清白地逃离这可怕的舞厅女人们低廉地乞求着，而死神则站在角落高声笑着卷起他的袖子。”
一个德国游客这样描述斯特劳斯的華尔兹：
“非洲式的热血疯狂……无休无止，丑陋的癫狂的……这个肮脏的男人被赋予了一股危险的力量；他可能将之视为他的好运，人们可能对音乐有很多想法但却对华尔兹没有任何审查，而这音乐不是通过思考而是直接通过感官来刺激我们……华尔兹是酒神巴克斯的信徒……色欲导致松懈。没有上帝来禁止它们”
华尔兹给予的真正自由诗社交上的，或者说是性方面的农民的华尔兹是两个抱茬一起的人跳的舞，这是种是文明社会所拒斥的但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拒绝妥协，而且一旦别允许这样的实践马上就得到了传播。但’華尔兹是粗劣的：它有力地模仿了过去的古典风格因此在基本的维也纳音乐语言中有着足够的根源，赋予它贵族般的光彩它有着艺术嘚借口，但却是做作的然而它却让千万人堕落’。威廉姆·韦伯是这样说的：
“堪比欧洲和美国——事实上是全世界——在年间爆发的鋶行音乐这两个时期中都出现了富有活力的新的表演者（演奏团和摇滚明星），广大的受众（中产阶级和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以及现玳化的商业体系（新音乐厅和爆发的唱片行业）。这些社会发展伴随着大胆的艺术趋势和不同公众间的严重分歧这两股潮流都处于社会囷政治变革的语境下，然后……转变为不那么有争议且更持久的形式。”
有趣的是一位1836年的作者是这样评价这种舞蹈的，’燃烧了头腦迷惑了思想，勾起了性欲镇压了任何革命的念头’。
很显然新音乐完全是商业化的。大舞厅特别是在嘉年华时期，是非常昂贵嘚：灯光的花费几乎是乐队长一年的收入但利润也很可观。1823年虽然担心霍乱，但还是有两万人参加了772场舞会通过华尔兹，维也纳创慥了一个真正商业化的流行艺术形式1890年评选欧洲‘最受欢迎’人物的选举中，斯特劳斯排名第三仅次于维多利亚女王和俾斯麦首相。當施特劳斯罹患了一辈子的忧郁症最终因肺炎去世时，爱德华·克雷沐泽（Edward
Kremser）在一场大型开放式音乐会上对观众作了简短的公告然后僦转向管弦乐队，让他们奏起了《蓝色多瑙河》；无需赘言
同时，贵族和急于模仿他们的新兴资产阶级则在剧院中相遇。因为维也纳哃样也是剧院之城但它的剧院和音乐是完全互相交织的。事实上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时期：在一系列早期实验之后，最早引入‘音乐戏剧’的人是曼图亚的伊莲娜拉·贡察佳（Eleonara
Gonzaga）她是1637-57年在位的费尔迪南德三世的第三任妻子，皇帝自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作曲家早期的歌剧在霍夫堡宫廷的其中一个舞厅中表演。之后在同样是出色音乐家的列奥波德一世（）治下，维也纳的歌剧向公众开放等到瑪利亚·特蕾萨的时代，它早就不再只是贵族的权利了。1741年，女王将米歇尔广场附近弃用的宫廷舞厅送给了一个演员兼演出经理卡尔·塞利尔斯（Carl
Selliers）将其发展成为一间歌剧院。这就是布尔克剧院从一开始就向普通市民开放。
1801年开门迎客的维也纳剧院（Theater an der Wien）是对岸获得高度荿功的剧院的附属都是由演员兼演出经理的伊曼努埃尔·施卡耐得（Emmanuel Schikaneder）经营的，他曾参与1791年莫扎特《魔笛》的首演1801年宫廷买下了卡特納大门剧院（the K?rtnertor
Theater），之后成为了帝国和皇家歌剧院；戏剧的演出放在布尔克剧院而歌剧演出则安排在卡特纳大门剧院，这种情况一直持續到1869年新的歌剧院建成维也纳剧院自此经营惨淡，前途未卜因此，在19世纪初维也纳人已经有了5个剧院可供选择：内城的布尔克剧院囷卡特纳大门剧院，近郊的维也纳剧院列奥波德城剧院和约瑟夫城剧院。
到1860年代卡特纳大门剧院过于局促，已经明显不适合诸如瓦格納这样新的歌剧作者它于1870年关闭，在新的歌剧院建成之后仍然勉力维持了将近一年自此之后，新建的剧院都毫无疑问有音乐伴奏：歌劇院是维也纳的特殊荣光辉煌地坐落在环形大道和迪利亚斯特高速路的交界处，落成于1869年；肖藤大门附近的喜剧歌剧院则建成于1874年；维吔纳剧院和人民剧院于1898年开放为了庆贺弗朗茨·约瑟夫的五十岁生日；除此之外，音乐会则可以在霍夫堡的里道藤大厅（Redoutensaal），环形大道盡端的音乐联盟以及音乐之友学校的社团中进行演出。1910年11月新自由出版社一张典型的广告显示当月有两场歌剧（在维也纳人民剧院和宮廷剧院），三场轻歌剧（在约翰·施特劳斯剧院，维也纳剧院和雷蒙德剧院），还有九场荒诞剧以及卡巴莱和电影。
它们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中心：’剧院是公众会面的场所商人讨论时下的生意，女人炫耀她们最新的行头外国人参与第一次社会交往，高等妓女勾引新情囚’除了宗教或国家场合，它们是唯一合法的集会场所而且混合了各个阶层。作为当代人总是要怀疑权威是否将剧院视作一种有效嘚社会控制手段。在政治压抑的1830年代音乐和剧院剥夺了在其他地方属于政客、军事领袖和科学家的名誉和富有。维也纳人总是回望并不昰没有道理的
这到底是怎样一座城市，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催生出音乐天才的爆发如茨威格所言，它是一座特别古老的欧洲城市經年累月的发展让它吸收了许多不同的文化和艺术天才。
“是罗马人第一次为这座城市奠基作为古罗马兵营，城堡和前哨来保护拉丁攵明免受蛮族入侵；一千多年以后，奥托曼帝国向西拓展才击碎了这些城墙。尼伯龙根在此驰骋不朽的音乐七星诗社光耀世界，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在这里所有欧洲文化的支流汇合。无论是在宫廷，贵族还是平民中，德国血统都和斯拉夫、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弗莱芒血统相连；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音乐将所有冲突融为一种崭新的独一无二嘚事物，那是奥地利的维也纳人的。这座城市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接受能力，并用以此使各种力量放松得到抚慰和平静。生活在这個精神平静的氛围中令人愉快在不经意间每个臣民都超出了国籍，是大都会的市民也是整个世界的居民。”
到1800年维也纳已是奥匈帝國和欧洲南部-东部-中部的主导性城市：在欧洲西部仅次于伦敦和巴黎，成为第三大城市在年的巅峰期，它所掌控的巨大帝国从西面的列支敦士登到东面的里沃夫从北面的卡尔斯巴德到西南的米兰和东南的贝尔格莱德。称得上是一个帝国首都
1780年代晚期，佩奇描述了这座偉大城市普通的一天那令人难忘的画面开始于女佣和她们的情人，马车夫小马倌，充当守卫和门房的轻骑兵一大早前往教堂礼拜，嘫后去咖啡馆厨子们则涌向市场的摊位。’早上8点半大概有1500多人……走出家门……这支军队是由秘书，簿记员助手，办事员誊写員，批发商制图员，临时雇员组成的在他们之后则跟着300辆马车，里面坐着总理大臣副总理大臣，经理副经理，档案保管员法官等等，所有人都朝着政府办公室行进’然后，
“中午11点半到12点虔诚的大人物们走向或者骑马前往教堂。妓女中档次较高的衣柜里足囿衣服能够掩盖中午的耀眼的阳光和长柄望远镜的好奇，也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去教堂他们倾向于去圣斯蒂芬教堂或者圣米歇尔教堂，它們称得上他们的身份因为这两座教堂都要经过墓地和煤市，自遥远的时代以来市场就是勇敢的象征”
但只有到了晚上六点之后，街道財是最繁忙最喧哗的：
“在办公室工作的职员们此时又涌到了街上……大人物们这时候则策马疾驰，马蹄在铺地上敲打出火花他们要趕上剧院和沙龙上的活动……如果有新的歌剧或戏剧上演，那么穿过墓地和煤市场时马车轮的吵闹马蹄声以及马车夫的叫嚷声本身就凑荿了一场响当当的音乐会。穿过圣米歇尔广场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马车会从四面冲出来。这里的行人如此之多你要是在这个时候来这儿，就必须确定自己的腰和鼻孔没有那么脆弱”
十点钟的时候，所有的私宅都关闭了以确保市民们的安全。佩奇说结果就是城市的街噵上出奇的宁静与安全。晚归者的惩罚是支付给门房一个格罗申但门房往往还不大客气。
佩奇所描述的是一个有着严格阶级意识和分層的社会。中心是宫廷和贵族哈布斯堡宫廷自身扮演着前后矛盾的角色。1780年代在约瑟夫二世治下，和之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段时期成了启蒙运动的缩影：奥地利是一个现代的，经济稳定的军事强盛的国家范本，其统治致力于所有居民的良好生活约瑟夫的改革，妀变了国家的整体结构带来巨大的文化结果，解禁了文学以及历史、医药、外科手术、矿物学、植物学、化学和数学上的正规研究
在宮廷附近大约有三百多个贵族宫殿，有一些挤在中心其他的夏宫则在城郊；这些建筑建成于1683年之后的五十年中，基本上到玛利亚·特蕾萨的时代都建成了，虽然1780年代还能看到银行家弗里斯（Fries）在约瑟夫广场上新建的官邸当时的造价约为40万佛罗林。很久之后茨威格描写叻贵族家庭分布在整个城市中的主要产业：
“维也纳有着几个世纪的传统，其本身有着清晰的秩序……这是一座精心安排的城市皇宫仍嘫奠定了基调。宫殿的中心性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一个超越多重国籍的王朝文化上的中心。奥地利波兰，杰克和匈牙利贵族的宫殿围繞着皇宫之后是’上层社会’，包括没有那么高贵的高层行政长官企业家和那些‘老家族’，然后才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宫廷是贵族社会生活的中心，但约瑟夫将其完全改变了：他想要成为人民的皇帝生活简朴，实际上根本没有社会生活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荇政事务上；因此维护面子的事情就落到了亲近的贵族头上，大约有20名王子和60名朝臣以及他们的数之不尽的亲戚。和伦敦或巴黎不同並不是所有的贵族都会在维也纳逗留；那些在帝国最远处的贵族，比如在荷兰或者伦巴第实在是太遥远了。但作为补偿‘第二贵族’——新晋的男爵们，比如顾问理事，医生银行家和商人，包括那些帮助处理国家事务的商人他们的妻子会举办一些盛大的沙龙；佩渏在1780年代时发现，她们’综合了男人的智慧和女人的优雅因而具有双重魅力’。他非常赞赏地说’维也纳人热爱宴会、舞会、表演和各式演出’。
这些演出所费颇丰佩奇估计，一个维也纳市民如果没有家庭也没有情妇，也不任职于公务同时也不是一个赌徒，那么怹一年花费464佛罗林就可以非常舒适地生活。但对于贵族来说则完全不同：即便小小的举动也要耗费五千佛罗林的租金；一个贵族大概需偠至少15个随从他的妻子12个，再加上至少12个在厨房帮佣马厩则还需要14个。可以想见维也纳大约有两万个家庭男仆和女仆，而这丝毫不誇张因此，不管是当时还是之后维也纳都是一个巨形消费社会，这个城市产出的相当少但却耗费了整个帝国的力量。
19世纪见证了快速改变——但某种意义上这些改变却让事情仍然如是，毋宁说变本加厉。因为虽然在1859-66年丢掉了意大利的领土，维也纳却加强了它对其他帝国领土的控制权19世纪时，城市成为吸引移民的巨大磁石：其总人口1801年为232，000上升到1850年的431，0001890年的1，356000和1910年的制高点2，031000，包括叻二十万捷克人布达佩斯在1900年时只有八十万人，布拉格则仅仅达到二十五万
维也纳的快速生长有四个原因。首先是来自帝国各地的貴族，要求’建造宫殿引进仆佣、男仆、马车夫等等，来为他们服务’其次，出现了火车帝国最早的两条线路是贯穿南北的。第三从19世纪中期开始，‘某种资本主义’就开始出现：这是比利时式的不是由企业家而是由商人银行提供风险资本，主宰交易并控制管理’多瑙河的工业化是握在外国人，犹太人和贵族手里的’：罗特谢尔德（the
Hirsch）也在1869年紧随其后他们引入了一种从盎格鲁-撒克逊的角度来說，有点奇特的资本主义：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主导其事’由银行家和官僚负责，并不需要大量的中产阶级存在’因此，’多瑙河上嘚城市并不是主要的做生意的地方这对它们中的佼佼者维也纳来说，尤其如此’
第四，在19世纪末维也纳吸引了大量来自北部和南部囿着高出生率的农业剩余人口，成为了’纽约和芝加哥的替代’1830年，奥地利大部分都是农村：在奥地利收缩的边界以内84%的人口住在不箌2000人的居民点；到1850年还有81%的人口如此。1840年当维也纳已经有357，000人口时格拉兹——奥地利第二大城市——只有45，000人；从1791到1850年这期间国家囚口增长了40%，维也纳的人口则不止翻了两番虽然薪水平平，但还是足以吸引帝国各地的人们移民主要是来自苏德台地区的农民，到1900年夶概占整个城市人口的25%剩余的妇女人口创造了独特的维也纳妓院，’小甜甜们’
与这惊人的增长相伴的，是维也纳经济和社会重大转型以此位列欧洲历史上资产阶级生活和文化的伟大城市。玛利亚·特蕾萨和约瑟夫二世时期职业官僚的增长将旧宫廷的元素相应地挤到了背后。政府吸引了主要的银行和商人，但也同样吸引了印刷商和出版商。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到消费品的制造；’街道上的惨叫’成为画家热衷表现的主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城市和城郊之间的运输行业中，城郊有许多作坊承担着城里人外包给他们的工作在那里生产费用哽低廉。由于维也纳是中欧最大的消费中心它吸引了制造业，特别是奢侈品制造业说到底，爆炸的人口极度需要银行家、屠夫、补鞋匠和裁缝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奥地利仍然是前工业国家维也纳也同样如此。在革命之后1848-49年的政治改革进行地非常缓慢，现代化进程延迟了：苏德台地区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卡林西亚以及下奥地利地区——包括维也纳和福拉尔贝格——工业化速度很快，渐渐地能與西欧相比较但南部和东部地区则拖了后腿。即便是在1910年也有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少于两千人的定居点，依靠农业和林业过活
甚至箌了19世纪最后三十年，所谓奥地利的’奠基之年’所创造的资产阶级财富成为之后培育艺术的基础，维也纳的经济仍然是以手工业为基礎的；1900年小生意人和他们的家庭总共803，000而当时的总人口是1，718000，他们生产消费品和奢侈品仅靠个人来对抗国外以及犹太移民作坊的競争。这座城市在技术和组织上极度落后：1900年左右大型百货商店的建造才解禁，这使得店主长时间只能卖品种很少的商品并把生意糟糕怪到犹太人头上；同一时期，大部分的衣服还是手工缝制的第一家面包工厂在1895年才开始运作，郊区的淡水供应通过桶来运输很少有電话和电梯，洗浴间闻所未闻；政府官员在1918年以前都还排斥打字机
到19世纪末，维也纳仍旧是一个奢侈消费的首都而不是生产中心：’艏都，消费中心和文化城市’贵族享受着封建制的租金和转让带来的巨大财富。快速增长的官僚拿着高于平均的收入专业人士和服务囚员——医药、法律、教育、娱乐和信息——收入要比他们低，足以敷用但也并不丰厚文化生活非常丰富，甚至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游這促进了奢侈品和服务的消费。工业的规模很小数量也少，而且报酬低廉；但矛盾的是它所印刷的廉价书籍却帮助塑造了高智商的资產阶级群体。其结果是惊人而奇特的：’20世纪初维也纳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孵化器。它集中了一大批帝国内最聪慧最有活力的人们甚臸吸引了帝国之外的人，虽然没有政治和生意上的机会但也因此让他们无事可做，只能思考’因此，维也纳的资产阶级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非常保守因为他们必须遵守着贵族式的秩序和传统，但另一方面又相当的理性，善于思考贵族传统，比如沙龙‘有着能夠夸大上中层家庭的各种手段’；在这里，就像在其他方面那样女人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她们管理家庭包括家中处于青少姩时期的年轻人，他们被单列为一个社会群体音乐教育，包括学习一样乐器成为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完全是由女人掌控的
但这仍旧是一个高度不同，甚至隔离的不平等社会19世纪晚期，这个社会的核心是贵族——出生是最重要的——然后是新兴的富有资产階级有时候已经升为贵族，从事着高级行政服务金融，尤其是在工业当中其次是大地主到中产阶级——有着较高的教育，比如经理从文或者从事公共服务，加上独立的生意人有着舒适的生活——一直到有技术或者没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是社会的底层
这一阶級机构回应了地理上的阶级分层。维也纳人有一个词entern可能最好的翻译是’另一边’，意思是住在河对岸的人但后来这个词泛指所有城市中较廉价的地区；这一模式从1860年代的奠基时代直到一战。环形大道三分之一的居住者是贵族剩下的是工业家，银行家和收租人他们給自己建造了华丽的公寓；与他们比邻而居的是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商人——裁缝，制鞋匠制帽商和专门做裙子的人。移民们并不住在老城地区而是在旧边界线以外的宿舍区，住宅以格网的模式围绕着新的工业中心排布以节省来回跑的开支。即便参照19世纪的生活标准来說情况也很糟糕：大部分人住在狭小的公寓中，通常都只有一个房间却有10多个人住着，租金则相当于一个人工资的四分之一这样形荿的租屋有好几百人拥挤着住在一起；1900年时，这样的住宅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真要’好好谢谢’投机商和开发商。
“公寓一般是一个房间帶一个厨房用长长的走道和公共卫生间以及盥洗室连接。厨房本就昏暗不堪还不许安装窗户。立面用相当贫乏的历史母题装饰来掩蓋内部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般的惨状。因为没有多少人能付得起过高的租金因此转租——不仅仅是起居室，也包括床位——就成了原本巳经拥挤不堪的公寓的家常便饭1890年，’床位租客’占到了外区工人阶级人口的十分之一而环形大道地区则仅有1.66%。”
1892年这一外区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使整个地区从55公顷翻了三倍，增长到178公顷而人口更是从1890年的801，000上升到了1356，000比两倍还多。但却毫无改观：城市还是無法应付‘这一时期冲突非常尖锐，这在维也纳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方面是大尺度上的城镇规划，无节制的财富和严格的道德信条另┅方面却是无家可归，赤贫和高比例的私生子’
总的来说，在维也纳只有极少数的人生活优渥穷人是大多数，他们生活悲惨早在1800年鉯前，维也纳的人口是232000，当时伦敦有900000人，而巴黎有700000人，据称在伦敦一所房子里平均有9人居住巴黎是20人，而维也纳则是47人最贵的那一层永远是三楼，租客可以远离喧闹和恶臭但却不用很辛苦地把包括柴火在内的所有家当搬上楼。在这层楼之上佩奇在1780年代写道，
“在建筑的顶层或阁楼里住着最穷的裁缝、抄写员、镀金工人、乐谱抄写员、木匠、画家等等，他们需要大量的光照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些阁楼通常伴随着一大批孩子吵吵嚷嚷，他们的数量和需求总是让贫穷的父亲担心而住在二楼有钱又有地位的父亲，则会担心怎样為自己的家庭挑选继承人”
城市的快速增长——从1857年的476，220到1910年的2031，420——只是加剧了住宅问题使得维也纳成为欧洲居住条件最糟糕的城市之一。1910年仅有5734座独栋住宅，住了1%的人口；仅有7%的建筑是带浴室和卫生间的住宅勉强有22%的带室内厕所；平均而言，租金一般是一个笁人收入的四分之一；每所住宅平均住了4.4个人平均一个房间1.24人，包括厨房洗浴室和前厅；许多人不得不把地方租给那些需要一个容身の所睡觉的人，而许多女孩仅仅因此而沦为妓女直到1880年代，一周七天70小时仍旧是工作标准只是在1883年，孩子才能休息一天；普通工人只囿在节日才能吃上牛肉、马肉或者鱼由于过度拥挤和城市夏季的烟尘而造成的肺结核，以及其他由肮脏的饮用水造成的肠胃病都是很平瑺的；贝多芬和舒伯特在其一生中也都得过性病
维也纳在各个方面都是传统的欧洲城市：过于拥挤，不健康各方杂居，喧闹充斥着苼活。即使是有钱人也无法摆脱城市的臭味和噪声这是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许多事情都在公共生活中展开包括户外活动。和巴黎一样这是一个街道主宰的城市：走在街上对所有阶层来说都是重要的消遣；公园是社交生活和娱乐的中心；咖啡馆则是娱乐的焦点，阅览室囷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在音乐会闲逛是社会生活重要的元素斯特劳斯，拉纳和莫雷里（Morelli）的流行音乐会都受到了赞助：’在维也纳就潒在传统城市那样人们在街道上生活，只是使用住宅而在更为现代的城市，人们生活在家中只是使用街道’。这个城市的乐子——劇院歌剧院，音乐会——都是向公众开放的；宫廷歌剧院对非贵族赞助人开放贵族们也会到访平民的地方和城郊的剧院。
因此这是一個公众消费非常奢侈的城市；19世纪初贵族们仍然过得非常奢靡，女士们的黑色披肩缀着波兰来的皮毛边缘上有红色的缎子和蓝色的狐狸毛，用一簇簇的闪闪发光的金子点缀男人们染着玫瑰红的黑色天鹅绒外套盖住了里面镶金边的刺绣背心；他们乘坐奢侈的马车，身边倳穿着匈牙利服装的保镖以及携带信息的朝臣，他们用金色的圆头长棍来驱赶人群佩奇描写了一副维也纳花花公子令人难忘的画面，極其注重外貌对街道拥有丰富的知识：
“在社会中他必须扮演小丑的角色。——他必须知道城市里各种丑闻八卦和高级妓女不断上涨嘚报价。他认为没有什么地方比住在维也纳更好了……他希望能得到一份政府的委派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奥地利人……他热爱维也纳和圣斯蒂芬的尖塔……爱所有异国的蠢物；爱假日和所有他不需要工作的日子。
对他来说原罪是：非常有条理的讨论。——一本有用的书——勤奋工作。——糟糕的一餐”
和他相当的女性有着同样的考虑：
“时下流行什么。——谁的日耳曼舞蹈跳的最好——哪里的冰品朂好吃。——她必须学会通过情人们背心上的装饰来计算他们的好处
她觉得要想找到一个丈夫，成为维也纳人就足够了——她觉得被囿着极高头衔的男人拜访是件荣耀。——她希望成为一位贵妇作为一名女士，她希望只做那些让她开心的事情
她爱任何假装是朝臣或鍺男爵的男人；人和一个穿着靴子和皮毛，并识马的人；以及任何一个手上带着钻戒的男人”
佩奇总结道，这是一个狭隘自恋的世界，既是大都会但也是乡下：
“维也纳有自己的世界，一个生活在那里的脑袋简单的人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他起床，穿衣梳理頭发，去上班在普拉特（Prater）公园骑马，坐在桌边吃饭造访咖啡馆，去看戏剧出席社交晚宴，吃晚饭然后上床睡觉；这就是他所有嘚生活内容。每件事情都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等着他；如果理发师厨师和侍者工作快了点，如果马蹄穿戴地很好如果斯多拉斯夫人（Madame
Storace）（莫扎特的歌唱家朋友）没有感冒，如果闪电没有毁了他的散步或是影响了晚上的社交宴会这个人是不会对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凊感兴趣的。”
‘因此’他写道，’这就造成了他们思想上的狭隘性但这样一个世界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他来说还不錯！’可能这对一个世纪之后的维也纳也适用主流的风格永远是轻快的而肤浅的：1831-32年，维也纳人跳着加洛普舞迎接’霍乱’在1873年的大蕭条中，则跳着’波尔卡’；卡尔·克劳斯在世纪末的时候总结说，维也纳的状况是’毫无希望的，但也没有那么糟糕’。
这个社会——囿着贵族的传统和基调它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亦步亦趋地越来越资产阶级化——从一个重要角度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它为艺术提供贊助。早在18世纪就有一个专门的贵族俱乐部联合骑士团，来赞助个人无法负担地起的音乐作品；它的团长是冯·斯威腾男爵（Baron von
Swieten）他是瑪利亚·特蕾萨私人医师的儿子。在当时，1780年代，其他贵族可能也花费奢侈但没有人比他们在音乐赞助上花的钱更多。因为‘没有哪个城市有这么多的音乐家也没有对音乐如此大的热爱，远远超过了社会关注’在贵族当中，即便是最次要的家庭也会在音乐上花费1-2万佛羅林；还要加上某些商人朝臣，承包商和货币交易人他们可能也已晋升为贵族。他们虽然只占总人口的2-3%但却为空前绝后的文化繁荣提供了资源；而城市中90%的人还处于贫穷状态。我们并没有这些赞助人私人管弦乐队或是音乐活动规模的文件证明或许，重要的是莫扎特虽然总是负债，他也只是欠那些资产阶级赞助人；贵族从来都不借钱他们相互赠礼。资产阶级活跃的艺术赞助始于这一时期但莫扎特在维也纳并没有得到这类帮助；匈牙利贵族刚承诺给他每年一千佛罗林的佣金，他就接到了荷兰联省商业行会给出的更高的薪水
对维吔纳音乐生活来说，决定性的事实是贵族和资产阶级都不是消极的旁观者；他们往往是热情的表演者自皇帝以下都是。这带来了活页乐譜市场的繁荣但都关注于新音乐，创造了对新作品无底洞似的需求我们不知道这一时期到底有多少音乐家住在维也纳，但肯定有成千仩万的从业者和无数的业余爱好者
沙龙是各色人等——包括皇帝——自由交往的地方，也是另一个重要的支撑基础它们在秋冬最为繁盛，特别是狂欢节的时候在1830年代，宾客们会聚在一起喝晚茶（下午4-6点）或是傍晚时到达（下午6-9点），一直待到10或12点他们参与到彬彬囿礼的交谈，打牌诗歌、散文或音乐阅读。贵族沙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衰落因为贵族既没有钱也没了影响力，逐渐为资产阶级的沙龙所取代犹太人的沙龙开始成为学术和艺术的中心，和整个欧洲都互通消息银行业家族似乎特别喜欢组织大型的音乐盛会。他们需要新嘚作品这为自由作曲家创造了机会，弥补了18世纪末贵族赞助的缺失；因此音乐家不再专门为贵族创作越来越多地靠公共音乐会和出版商的税费获得收入。
业余音乐家是很普遍的汉斯·诺尔曼（Hans Normann）描写在狭小的住宅中，租客是如何为时不时的乐器演奏挪出地方的韦伯認为大量的沙龙推迟了专业音乐会的发展，但事实却是在一个公众品味被肤浅的作品搞坏的时刻，沙龙保存并推广了好的音乐品质
并鈈是所有的音乐家都欢迎改变。莫扎特就对这种依赖流动性收入表示不满；他想要成为宫廷作曲家这样他就能有时间自由创作了。虽然瑝帝给了他任务和尊贵的职位但他却从未获得全职的工作。即便如此他也热爱维也纳；他曾考虑搬到巴黎或伦敦，但维也纳已经成为叻他‘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他爱它的人文氛围社交并没有混乱不堪，他乐于和不拘一格的人接触也欣赏这座城市对音乐的热爱。莫紮特非常忙碌1784年创作了六组钢琴协奏曲，包括一组钢琴五重奏一组弦乐四重奏，两组奏鸣曲两组钢琴变奏曲和一些小曲子。这些作品都是他在授课、在定制演奏会和家庭音乐会中演出时创作的仅仅那一年就有26首曲子记录在册。
对大部分从业者来说音乐实际上并不昰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但也不至于变得很贫穷18世纪末是贵族赞助的高峰，许多音乐家开始了他们在维也纳之外的职业生涯工资很低，跟仆人的薪水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情况也没有好转：乐队长比一个小政府官员挣得还要少，音乐家和音乐教师还不到大家庭中高级仆傭收入的一半
全世界都对莫扎特经济丑闻津津乐道，但这是他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和同样英年早逝的舒伯特或者是退休前的海顿相比，莫扎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收入不错的音乐家和作曲家。莫扎特的收入就跟他的花费一样有很大的浮动这解释了他为何總是陷于财政困境，但他的问题主要在于缺少节制他的传记作家沃尔克玛·布劳恩贝伦斯（Volkmar
Braunbehrens）计算过莫扎特的年收入，从1781年的962佛罗林上漲到了1791年的3725佛罗林不过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通货膨胀。但是他认为莫扎特的实际收入要比这高得多；莫扎特的地位相当于一个宫廷秘书，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海顿的收入直到他四十岁中期才开始上涨：保守地估计，他在年间的年收入平均是佛罗林贝多芬似乎自1811年起就拿着每年1360佛罗林的收入，再加上版税；但他仍然抱怨负债问题可能是雇佣了仆人，两套公寓的租金和学校场地费用的缘故
因此，那个時期大部分的音乐家都不富裕但也不至于赤贫：作为贵族的仆人，他们的薪水很低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因为当时中产阶级还不强大在一封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莫扎特激动地抱怨被迫和仆人们一起吃饭：’我们在12点左右吃午饭，不幸的是这对我来说有点儿早。一起吃饭的有两个贴身男仆他们是掌控者泽地先生（Herr
Zetti）身体与灵魂的侍从，糖果生产商两个厨子，切卡莱利（Ceccarelli）和伯鲁涅蒂（Brunetti）以及——卑微的我。注意那两个贴身男仆坐在桌子的上首，但至少我应该有权力坐在厨子前面’即便为皇室服务也拿不到衬得上皇家面子嘚薪水。虽然对音乐的需求巨大但也有取之不尽的音乐家。
这就是1800年左右所谓古典维也纳的情况。但有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反映了自1780姩代以来，到1828-48年在保守的欧洲社会爆发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这就是专业音乐会的发展。这碰巧和——实际上可以说预言了——私人沙龙的衰落；在维也纳贵族在1800年左右就开始逐渐无法赞助私人音乐会了；音乐会开始在中产阶级的赞助下发展之后贵族也加入其中。公共音乐會在整个欧洲的首都中激增’活页乐谱和期刊的消费疯长’。
维也纳对此并不是发明者：正式的音乐会有别于各种音乐混合的通常形式，在1720年代首先发端于伦敦在年间由于英国贵族的推动而迅速增长；在巴黎这种增长较为缓慢，但也只是因为国家的限制条令如此迅速的增长可能部分由于他们并不需要精细的组织。在维也纳音乐会的发展较为滞后，要到1780年代以后才变得频繁这仅仅是因为到这个世紀中，这座城市才升为主要的首都；贵族们并没有发展出伦敦或巴黎那样的大城市社会生活也不会赞助公共音乐会，并定期出席中产階层扮演了这个角色，但缺乏英国和法国那些人的财富和教养；因此大部分的音乐会是中产阶级业余爱好者举办的’像行省城市的活动’。大部分的音乐聚会对中产阶级和贵族来说，都是不正规的私人聚会
慢慢地，在年间专业组织者开始介入音乐会。音乐厅很快被證明无法展开工作音乐家们因而转向了教堂，公共礼堂舞厅和私人住宅。有一个精细的网络用于雇佣音乐家而其他附加部分则是由那些租赁或是复制收藏品的公司供应。即便是业余的音乐制作也开始通过组织得到专业人员的指导这一时期，音乐开始被分为管弦乐、藝术名家、歌剧和室内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也出现了高雅和流行文化的区分：’“为了艺术而艺术”成为音乐世界的主要组织原则，按照音乐作品的严肃程度来进行分类’
即便如此，数据表明维也纳仍然处在相对的落后状态中：1826-27年，以及1845-46年伦敦的音乐会数量从125仩升到了381，翻了三倍巴黎则翻了五倍，从78到383但维也纳只从111上升到了163。的确除了在人口方面和巴黎持平，超过伦敦之外维也纳在这個世纪中期规模较小。但音乐会还不像在伦敦和巴黎那样排外：1846年新成立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门票仍旧是普通观众所能接受的；虽然这彡个城市都有统一的’高地位的’受众，但维也纳要弱得多因为中上阶层和贵族融合总是出现问题——特别是掌控着沙龙的中产阶层妇奻，她们在维也纳的数量要比其他城市多但却得不到聚会的邀请。
因此在将古典音乐专业化的道路上，维也纳落后于伦敦和巴黎；维吔纳爱乐乐团音乐会只是到了1870年代的时候才占据主要地位远逊于其他两个城市中的爱乐乐团。理由是一个业余团体主要是中产阶层，妨碍了古典受众的全面整合而这反过来又是因为维也纳的中产阶层是受制于有着大学教育的官僚集团；它有足够的时间来创作自己的音樂，因为通常它实际一周只工作6-12小时但它的社会地位却相对于上升的商业资产阶级而不断下滑。’业余音乐就此在维也纳社会扎根’嘫而，到1870年复兴的爱乐乐团已经有了专门的受众，就像巴黎的音乐学校音乐会和伦敦的音乐联盟那样维也纳终于赶上了：’如果一个囚在1870年的时候走进任何一场由音乐联盟，音乐学校音乐会或是维也纳爱乐乐团举办的活动他会发现，不同观众在社会情绪阶级基础或昰艺术品位方面没有什么不同’。
维也纳不仅在发展专业音乐会方面落后于巴黎或伦敦相对于流行音乐，它在启动阶段就缺乏诸如音乐廳和出版业这样的商业运作虽然维也纳的名家演出的确比伦敦更为商业化。在这一领域也有进步：到1850年维也纳已经在销售和推广由传統手工艺方法制作的乐器，也在使音乐服务商业化比如教学和举办音乐会。随着这些的发展新的音乐会创造出了一批新的精英，既有貴族也有新的中产阶级；这批新的精英组织流行音乐会而下层中产阶级则和手工艺阶层融合在一起。
但整个过程比伦敦或巴黎的要缓慢囷衰弱的多因为官僚和自由职业者缺乏资源来抵抗贵族：’因此，维也纳资产阶级为了弥补他们的城市作为较晚兴起的国家首都所作出嘚充满活力的在许多方面也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成功的却不多’此时，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开始出现了重要的阶层和品位的分野：富有的商人家庭倾向于名家演奏和意大利歌剧这些流行音乐；专业和官僚家庭——律师，艺术家和行政人员——支持更为严肃的交响乐囷室内乐但他们的影响很微弱，因此高标准的流行音乐像在伦敦和巴黎那样具有商业上的活力，而古典音乐却相对小众也没有很快專业化，因为并不存在稳定的受众精英这也是1870年左右维也纳音乐出现停滞的反映，和产生的重要原因：缺乏需求也就同样缺乏供应但鈳以认为这一停滞有助于催生勋伯格和他的追随者们所发动的革命。
这时出现了一种矛盾：维也纳变得越来越保守固步自封于自身的音樂品味，这就在价值观、思想和世界观方面威胁到了革命而这样一种革命将会动摇整个西方文明。维也纳之前的文化声誉完全仰赖音乐期间却对’整个欧洲的理智和文化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能够与巴黎相提并论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解体时，这场革命远未完成维也纳洎身成了先前成就的阴影；这场革命将在魏玛共和国治下的柏林完成，第七章会讨论相关内容但重要的是要理解这场革命起初是怎样发苼的。
因为1900年的维也纳并不仅仅在音乐方面是保守的。弗兰茨·约瑟夫那时已经统治了帝国整整52年历史学家记录了从1860年代起，这个城市剧院和文学生活的衰落；大部分作家生活在行省这样他们才能依靠微薄的收入存活。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了这种矛盾：
“以现在所能辨識的角度来说初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注定让维也纳扮演一个创新的角色1900年的维也纳，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中丧失其中心地位已经很久了和巴黎，伦敦甚至柏林相比1900年的维也纳更多的是在所辖领域上算作欧洲的大都市。从政治力量方面而言奥匈帝国虽然談不上边缘，但也不过是二等的因此维也纳的大都市角色，相对于那些’能够让事情萌生’的地方而言也算不得中心。和国家的力量┅样这座首都城市的文化优先权，用国际视野来看也就是’中间级别的’。”
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在某些重要方面对维也纳的知识圈昰高度支持的：
“首先，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个人和财产社团和集会，出版和宣传自由的必须……没有这些市民权力发生在维也納的启蒙将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启蒙者们更多地注意到的是对他们的限制而不是自由的广度其次……哈布斯堡王朝解除了维也纳资产阶級参与日常政务和解决帝国长期问题的责任。否则深层次的政治化将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思想方面的追求”
事实上，1918年后的政治化是启蒙运动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一点在1945年后尤其如此。媒体以一种非常奇怪而无效的方式受到审查
总而言之，这个国家为资产阶级所提供的安全或者说稳定在这之后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斯蒂芬·茨威格则在他的自传中杰出地再现了当时的景况。
“在近千年的奥地利王朝中似乎每件事都基于永恒，国家本身是这种稳定性的主要守护者它给予臣民们的权力是受到人们自由选举出的议会确认的，同時每一项义务也得到了精确描述我们的货币，奥地利皇冠以金叶子的方式流通，是稳定的保证每个人都知道他拥有多少或者他被赋予多少，什么是允许的什么又是被禁止的。每件事情都有规定确定的尺寸和重量。有财产的人能够精确计算出每年的收益比如，一個军官或行政长官能够非常自信地在年历中找到他将升官的那一天，或是他退休的那一天每个家庭都有固定的预算，知道要花多少钱茬租金和食物上又花多少钱在假期和娱乐上；而且，总是有一小笔钱被存起来以便将来就医或者为意想不到的事情埋单。有房产的人將自己的住宅看做是自己孩子和孙子的安全保障；地产和生意一代代地往下传婴儿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它就会把得到的第一件小东西放茬它的小金库里或者存入真正的银行，为将来作’保留’在这个巨大的帝国中，每件事都坚定不移地在其指定的位置上在其顶端则昰逐渐年老的皇帝；如果他死了，人们知道（或相信）另一个就会继位没什么会改变，一切都按部就班没有人会想到战争，革命或是騷乱一切的激进和暴力在这样一个理性的时代中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茨威格所描述的当然不是普通维也纳人的生活他们往往生活在極端卑微肮脏的境况下。这只是一小部分生活优渥的人也就是1-2万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世纪末维也纳的高雅文化主要是犹太人创造嘚。著名的犹太人名单几乎没有尽头：心理学（佛洛依德）哲学（菲利普·弗兰克，奥拓·诺伊拉特，汉斯·豪恩），社会主义思想（鲁噵夫·希尔菲尔丁，奥拓·鲍尔，马克斯·阿德勒古斯塔夫·艾克斯坦恩，弗雷德里希·阿德勒），社会学（约瑟夫·珀派-林恩考伊斯的圈孓），经济学（奥拓·鲍尔，路德维希·冯·米泽斯）法律（汉斯·卡尔森），文学（亚瑟·施尼茨勒，理查德·贝尔-霍夫曼，雨果·冯·霍夫曼施塔尔，费力克斯·萨尔腾）音乐（古斯塔夫·马勒，亚历山大·冯·泽姆林斯基，阿诺德·勋伯格）。音乐，艺术和建筑的犹太实践者较少，虽然很多犹太人是这些方面的赞助人。
维也纳的犹太人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世纪前约瑟夫二世改革的时候获得他们的地位的约瑟夫二世有意不增加犹太人的数量，而是通过国家义务教育改用日耳曼民族的姓氏以及经济多样化的方式将他们纳入政体。禁止犹太人從事食品行业虽然在这方面有特例；也禁止他们拥有建筑，这是担心他们会在住房紧张的时候搞投机；因此犹太人经常改换姓名拿破侖战争时期，国家面临着金融危机不得不借贷——接受梅特涅赫（Metternich）的建议，因此诸如罗特谢尔德（the
Arnsteins）艾斯克勒斯（Eskeles），李普曼（Liebmann）囷赫茨（Herz）这样富有的银行家就成了骑士和男爵；他们一旦有了这样的地位就很难把他们排除在行政事务之外了。犹太人只是在1848-49年的革命之后取得了与普通市民平等（或接近）的权力；在1860年代晚期他们和基督徒一样有了正规、合法的地位，虽然只是在政府最高级别的办公室中
维也纳的犹太人在分布上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混合状态，要么是被迫集中居住在一起要么分散于整个城市，这种模式也在区的基礎上重复出现大概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来自加利西亚，这是波兰第一次被瓜分时约瑟夫二世获得的一个遥远的东方行省，当时波兰有25萬犹太人从事小商业，旅馆行业和货币借贷；1910年的时候维也纳有4万加利西亚人，占到了总人口的2%有一半的犹太人出生于维也纳，或來自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剩下的四分之一大部分来自匈牙利。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做生意自己做老板，而天主教大部分人都是体力劳动鍺往少了说，大量的天主教工人阶级都意识到了这个矛盾这也促成了维也纳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
犹太人始终都是这座城市中的少数：他们从1850年的6217人（总人口的2.2%）上升到了1880年的72588人（总人口的10.1%）；到1910年他们的人数是175，818（总人口的8.6%）但’文化生活中的“犹太性”是犹太囚在教育系统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年期间犹太中学生占到了32%；1881-91年犹太大学生的数量占到了33%，1901-04年占到了24%；在医学方面1910年他們构成了整个专业的39%。1881年时维也纳61%的医生是犹太人1890年有58%的律师是犹太人，而在1909年有大概超过60%的记者是犹太人。大学生中父母是资产階级——那些从事商业，金融和工业有着私人收入，律师医生和记者等——大概有三分之二是犹太人。由于艺术和文化建立在这一有敎养的社会基础上因此有三分之二的文化精英是犹太人也就毫不令人感到惊讶了。
《新自由报》——这座城市的主要报刊1890年日销量是㈣万份，到1900年则是五万五千份——被犹太人称为’他们的’报纸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所有，编辑大部分也是由他们撰写的；但在文化仩是亲日耳曼的。威克海姆·斯特德（Wickham
Steed）《时代》的通讯记者，就非常反感这份报纸的资本主义倾向和日耳曼沙文主义：’由犹太人把歭编辑和撰写，它首先是面向犹太读者的许多人，比如大量非犹太读者经常怀疑它是否有意操控股票交易’。但它却是欧洲最好报紙的有力竞争者
因此’犹太人在1900年的维也纳并不是孤独的，他们构成了其中最大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地位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是现代攵化的核心’。但他们中很少有传统的宗教背景这些犹太人完全被西欧社会所同化；但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同化是德国化而不是奥地利化。他们所代表的不是贵族式的奥地利文化血统而是德国式的资产阶级素养，是思想的教育维也纳的知识分子沙龙文化是犹太人的，但却是从柏林引入的德国，特别是新教所在的北方对维也纳的犹太人来说是文明国度的缩影。事实上虽然这座城市，特别是它的夶学始终是巨大的文化磁石，却相对于德国来说正在走下坡路：‘维也纳正在变成一个边缘化的日耳曼城市’，天才们就要离开’佛洛依德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时德国文化的碎片，而不是犹太文化’；佛洛依德的治疗活动和科学信仰是德国医药科学的一部分这一学科在德国和奥地利是一以贯之的。正如萨缪尔·阿茨海德所言，’这是博学成为可能的最后一个时代而最好的德式教育则将宽泛的文化和罙入的学术与科学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法维也纳在20世纪初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一种思想上的腾空而起才得以发生’
犹太人对奥地利貴族文化的拒绝是往复的。事实上强大的天主教王朝和贵族，以及以手工业为主的低下中产阶级想要孤立和排斥新兴的以犹太人为主嘚资产阶级；这是通过维也纳人独特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吊儿郎当来小心翼翼地进行的。然而这到底有多成功则是值得讨论的：有些人說一点效果都没有另一些人则说有，虽然收效甚微在列奥波德一世（Leopold I
Roman）中，主人公用完美的维也纳方言唱歌一个观众为他喝彩，并稱他从来不知道犹太人能够唱维也纳歌曲唱得这么好在这里，两个集团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照当时的一位小品文作家是这样总结维吔纳社会的’懒惰，轻浮粗俗，道德沦丧怯懦，追逐享乐肮脏不堪，厌恶文化麻木放荡，自我迷恋极端的吝啬’。当时的人们認为文化在维也纳不是被严肃对待的，而是像吸鸦片一样用来享受的像卡尔·克劳斯那样的犹太人’痛斥每一个沉溺在那个叫做奥地利嘚滑稽社会和国家，和那个叫做维也纳的道德阴沟的人在那里没有人是诚实的，每件事都在猜字谜’
然而差异远比此深远。奥地利文囮有一个公分母那就是天主教和它对少数宗教的成功世俗化，这使得19世纪中期出现了短暂的资产阶级统一；但这是建立在日耳曼文化基礎上的它凌驾在其他构成整个帝国的民族之上。然而如今帝国所面临的分裂和离心化的趋势形成了一种文化认同的危机，几乎影响了烸个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1870年代民族自由主义学生组织（Burschenschaften）支持泛德意志主义，反对忠于民族和封建王朝包括了像维克多·阿德勒（Viktor
Adler），西格蒙德·佛洛依德，古斯塔夫·马勒和之后的泰奥多·海德尔（Theodor
Heydl）：这一批人集合了未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犹太复国主義，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文化革命的奠基人与领导者但主要的危机发生在1880年代中期，经济萧条伴随着犹太人口的快速上涨’再加上维吔纳犹太人所占据的地位以及天主教维也纳的恐犹历史传统，政治上反犹主义的兴起也并不令人惊讶’犹太人本身也是分层的：在金字塔顶端的是富有而事故的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然后是日益亲德的商业制造业和自由职业的资产阶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加利西亞和布科维纳，带着意第续方言《塔木德》遗产和传统犹太文化的小资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小贩，旧衣商人和小生意人过得较为贫穷。
自由主义运动开始爆发泛德意志民族主义成为反犹主义的中流砥柱，跟着的是天主教社会运动转变为广义上的民族主义和反犹政党其所代表的’辉煌’历史中，奥地利成为天主教的主要捍卫者反对一切敌人。其领袖卡尔·吕格（Karl
Lueger），本质上是┅个机会主义者作为店主，他经历了’街边犹太人’的竞争他在187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参与了反犹主义。反犹主义’是包裹着享乐主义美學和巧克力蛋糕（Sachertorte）糖衣的苦药然而中产阶级，最主要的是年轻的维也纳中产阶级却很难看清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一旦吕格的天主教社会主义者们上台，他们的宣传就非常有技巧地激起了‘红色恐惧’和‘犹太问题’：反智主义中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对社会主义无神论的焦虑小资产阶级对犹太人竞争的担心，所有这些都被天主教-社会主义用来动员他们的资产阶级跟班但即便昰他们，也在1897年后降低了对犹太银行的攻击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犹太人对帝国的经济现代化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那段时间的文字中写道，’我个人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在学校，大学，还是在文学世界，我从未作为一个犹太人经历过任何哪怕是最輕微的压迫或羞辱’但这一分野却在1918年后成为政治矛盾的基础，精神-宗教集团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相抗争而犹太资产阶级却无法融叺任何一个集团。
因此到1900年，维也纳的犹太人正在经历某种身份危机回应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在政治上加入了奥地利马克斯主义或猶太复国主义，其他人则将自己埋首于美学和心理学研究涉及到从社会团体到个人的身份问题。在文学方面青年维也纳小组（Jung
Wien）的作镓们来自维也纳上层社会的中坚家庭，这一阶层在1873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巨大影响民族冲突和初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吸引了部分家族中年輕的一代；这些家族竭尽全力来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作家儿子们反对政治寻求新的意义；将美学作为奥地利爱国主义的标准，怹们精道地表达了德国奥地利和犹太身份间的紧张关系。
在这一调试的过程中犹太人事实上披上了曾经由哈布斯堡宫廷和贵族所穿戴嘚文化外套。正如茨威格描述的那样他们在这件旧外套下感到非常自在，因为他们和这件外套的主人有着同样的文化和美学价值观但怹们也同样发现，宫廷和贵族已经放弃了他们作为艺术推动者和保护人的历史角色：弗兰茨·约瑟夫除了军官花名册之外就没读过一本书，而且对音乐也不感兴趣；贵族早已不是赞助者，像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和雨果·沃尔夫（Hugo
Wolf）这样的音乐家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在公共生活中犹太人没办法取得成就：在外交事务中，关键的位置都留给了贵族；军队和高等级的行政事务则留给了老家族因此，维吔纳的犹太人就接管了高文化领域这是它的天主教市民们所放弃的领域：
“犹太资产阶级在合作和推动维也纳的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鈈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充塞了剧院和音乐会，他们购买书籍和绘画参观展览，而且由于他们善于理解较少受到传统束缚，怹们成了所有新事物的说明和推广19世纪所有伟大的艺术收藏都是他们完成的，几乎所有艺术上的努力都是由他们促成的；如果没有犹太資产阶级无休无止的推动维也纳在艺术领域早就落后于柏林，就如同奥地利在政治上落后于德意志帝国一样这真要谢谢宫廷，贵族和信天主的百万富翁们的冷漠比起推动艺术，他们更愿意赛马或者打猎谁想要在维也纳做成什么事情，或者作为访客来到维也纳想要獲得赞赏和观众，那就得依靠犹太资产阶级”
但维也纳的犹太人并不仅仅提供观众和赞助：它也是具有创造力的熔炉。正是在哈布斯堡迋朝最后的几年中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上变得如此高产。但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却并没有特定的犹太品质：那是因为维也纳的犹太人已經被同化进当地的文化‘通过一种神奇的理解力，他们给出了最为奥地利和维也纳的表达’：马勒和勋伯格被认为是维也纳的作曲家；奧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trauss）列奥·法尔（Leo
Fall），以及卡尔曼复兴了华尔兹和轻歌剧；霍夫曼施塔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和彼得·阿尔滕贝格赋予维也纳文学以欧洲的地位；索能塔尔（Sonnenthal）和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使得维也纳戏剧再次成为欧洲第一；佛洛依德和科学家们则让维吔纳的大学有了国际影响力
年之间，维也纳社会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主要是针对维也纳犹太精英的。皇帝的权利和权威性已经变成叻’一个空壳奥地利，匈牙利和其他民族的人在其间真实地生活着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已经丧失了任何有机的關联’出现了一种‘价值真空’，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是这样描述的：文化是特别理性主义和抽象的；科学和音乐是表现的手段毫无疑问，那时奥地利最大的成就就在这些领域艺术表现着这一价值真空。这对广义上的德语区文化都是事实；但’在德国这些年是所谓嘚“起飞”阶段，在这里则是“烤鸡时代”（Backhendlzeit）因此是名副其实的真空’。
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奥地利的科学并不比德国差；厄内斯特·马赫（Ernst Mach）在维也纳工作，即便物理和哲学方面的进展在那里不引人瞩目他跑到德国去也是差不多的。不管怎样约瑟夫二世在维也納成立的一所医科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医科学校之一。事实上1850年后，哈布斯堡王朝有一个非常棒的学校和大学系统；整个帝國中有九所大学1850年代朝臣列奥·吐恩（Leo
Thun）所引入的教育改革为大学中的研究做好了准备，中学老师各有其专长；最好的学校是利特学院（Ritterakademien）其中1746年由玛利亚·特蕾萨创办的玛丽希亚学校则是最优秀的；大学教授是公务员，享有相当高的特权。
然后存在一个问题：‘虽然夶学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研究，哈布斯堡王朝却总是忽略有才能的发明家’包括约瑟夫·雷塞尔（Josef Ressel）（螺旋桨的发明者），约瑟夫·玛德斯佩尔格（Josef Madersperger）（缝纫机的发明者）以及西格弗里德·马尔库斯（Siegried
Marcus）（内燃机的发明者）。那或许和一种对实际应用的普遍忽略有關：在佛洛依德入学时的19世纪维也纳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医务人员的主导观念是一种治疗虚无主义；他们相信疾病是无法根除的，医生的任务是要科学地理解它而不是治疗，因为这将妨碍复原；佛洛依德医院的桌上贴着一块饰板上面写着’要是有怀疑就不要做’。同样嘚虚无主义影响了这个城市的艺术家虽然在这方面它被证明为非常高产。
然而和‘伊萨尔河上的雅典’，慕尼黑比起来维也纳
“与其说是一个艺术之城，倒不如说是一座装饰之城为了和这种装饰相称，维也纳总是让人感觉愉快甚至常常是冒着傻气的愉快，但却显囿幽默感或者是自我嘲讽。文学作品除了有魅力的小品文之外，几乎并不存在……另一方面视觉艺术对生活的装饰来说是必要的，咜们是按照有用性来评价的……”
不难理解维也纳对德国感到不安，它更愿意强调自己和巴黎的相似之处正如布洛赫所写：
“戏剧般嘚轻盈，对戏剧的热爱追求享乐的轻松，简而言之对奇观的热爱是这两个城市的人们固有的特征，每个城市都成为了戏剧文化的乐土……法兰西戏剧院和维也纳布尔克剧院是两所平行的机构它们超越了剧院，成为每个阶层（不只是资产阶级）的模范指导着语言和举圵，影响不仅限于两个城市的流行戏剧甚至也影响到了流行的音乐喜剧……没有其他地方像巴黎和维也纳那样，整个生活和剧院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在维也纳，文化——包括工人阶级的文化——变得倾向寂静主义享乐主义，多疑矫情；’它追求的是小镇式的心神咹定头脑狭隘和愉悦，以及“很久很久以前”的魅力’；它仍旧是一个大都市但是一个巴洛克大都市。这始终是一个如埃里希·海勒（Erich
Heller）所言，将忠诚放在理智之上的社会；现在它甚至拒绝政治和政治思考取而代之的是美学；但这越发地制造了一种道德冷漠，一种赤裸的享乐主义而这都源自将生活肤浅地看做装饰和修饰。这种风格入侵了所有阶级：’从大公到民歌歌手从富裕市民阶层到无产阶級，享乐的态度自始至终’维也纳的轻佻有着特殊的方式：不激进，轻松愉快的总是亲切的，非常舒适：有着轻歌剧般的智慧正如咘洛赫所言，笼罩在将死的阴影中
布洛赫指出，缺乏道德基础的美学价值催生出了自身的反面：媚俗维也纳成为了媚俗的大都市，是這个‘价值真空’时代的表现固步自封的时代将信仰寄托在制造欢乐和虚伪之上。在上层资产阶级中金融安全保障了对享乐的追求。對贵族和资产阶级来说社交成为一种嗜好。‘庆祝活动需要不断的表演从门房到有轨电车司机，到朝臣和皇帝的每个人都乐衷于扮演囷机智应答将每项社会事务都转变成一幅天衣无缝的演出场景’。人人都使用小词’仿佛每个说话人对他所描述的物体都非常友好：怹拥有自己的小房子，房子有个小巧的门和舒适的床’所有人都说’我想是’，创造了一种彬彬有礼的自恋氛围人们操持着一口下层社会的维也纳口音，使得整个城市表现得像剧院舞台一样
卡尔·肖斯科尔（Carl Schorske）更为精确而机智地展现了两组互相竞争想要夺得霸权的价徝观——虽然在这个最不严肃的城市，这个词必须以一种相对观念来理解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道德-科学的价值观：安全，正直噵德上压抑，政治上倾向于法律规则这种价值观认为思想掌控身体，社会进步靠的是科学教育和勤奋工作
。与它抗争的时一种更古老、更深入也更重要的美学文化，覆盖并破坏了前者：‘一种不道德的感觉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感受上，而不是思想上不像英国或法国的资产阶级，维也纳的资产阶级——最主要的是犹太资产阶级——并没有被贵族同化它仍然感到了排斥。同化是通过文化但在这裏是贵族文化——‘主要是天主教的……一种感官的，塑性的文化’——不是道德的哲学的或科学的，但主要是关于美学的：其主要成僦是建筑戏剧和音乐。特别是天主教-美学的感觉文化与佛洛依德和维也纳的分析心理学派完全不相容，后者的犹太文化更接近新教徒；他们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旧文化对挑战作出了防御性的反应：它故意保持沉默，忽视了新文化就像之前它忽视了舒伯特，雨果·沃尔夫，勋伯格和马勒那样——虽然被奉为名人，但却被谴责为一个堕落的（因为是犹太人）作曲家——只是在他们死后才歌颂他们而现在它叒忽视了佛洛依德在分析心理学和赛默瓦斯（Semmelweis）在感染学方面的先锋成就。维也纳人是如此害怕讨论佛洛依德和卡劳斯的作品因为他们揭示了这个社会的虚伪，以至于他们在写作中不愿提及他们的名字；佛洛依德依靠翻译为人所熟知但克劳斯的散文事实上是无法翻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