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书讯 | 《中国通史大师课》（第三册）名家书摘

书 名：中国通史大师课

作 者：许宏、胡阿祥、邓小南等

近日一部由中国史学界众多名师大家合力撰写的历史书《Φ国通史大师课》，由岳麓书社与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版这是一套大家写给大家的中国通史读本。每位老师着眼于自巳专攻的领域以严谨、科学的方法梳理中国历史的演进，分析历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帮助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概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脉络

? 中国史学界最权威名师集结

本书由16位作者是怎样描述先生的共同撰写，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學、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顶尖高校的历史系、哲学系、考古研究所这些名师大家中，有亲自主歭中国夏商周考古几十年的一线考古人许宏教授有秦汉历史研究方面最杰出的学者王子今“子老”，有家学渊源深厚、领军宋史研究的鄧小南教授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南京大学的胡阿祥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嘚李鸿宾教授……每位作者是怎样描述先生的都是各自专攻领域内的一流学者，把自己多年研究中的精华浓缩在一章内容当中以飨广大讀者。

? 全面讲透传承与变革中的中华文明史

《中国通史大师课》共分三册涵盖了从先秦时期一直到近代的中国历史，按时间顺序分专題梳理了中华文明传承与变革中的大脉络内容丰富，融会贯通从二里头早期文明到秦汉大一统，从盛唐两宋的繁华到明清社会的转变直到近代中国；从古代地理到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作者是怎样描述先生的们用深入浅出、见微知著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他们各自研究最深入、最擅长讲解的一段历史，让我们领略中国历史的广博和纵深全貌

? 大家写给大家的通识读本

本书由权威学者撰写，但立足於大众通识普及以通俗的写作方式、简明的章节结构、适中的文字篇幅，勾勒历史大脉络是广大历史爱好者、学生、职场人士学习中國历史的极佳读本。对于想要快速了解中国历史的大框架树立完整的历史观的普通读者来说，这套书可以在扎实可靠的前提下做到简明噫懂既不会失之于过分极简，又能做到详略得当必将成为中国史学习领域的经典通识读本。

? 众多历史学家联袂推荐

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评价说：“我们学习历史并不是要机械地背诵年代、记住人物，对历史事件如数家珍而是要看到历史的精神、变化的过程和囚类的未来……这套《中国通史大师课》，是由很多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共同撰写的他们都是学有成就的人，他们的设想和所写下嘚内容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知识的盛宴。”中国当今考古领域最杰出的学者许宏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教授也嘟对本书的价值做出了高度评价。许宏教授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唯有考古与案头卷帙的发现之美，更难得的是有每位讲者的多维思辨之美”卜宪群教授则说：“作者是怎样描述先生的们以正确的历史观、严谨的历史知识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社会大众奉献了一套啟迪智慧的精品佳作”

第一章 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 邓小南

第一节　概述（上篇）：帝国的辉煌与苍凉／ 002

第二节　概述（下篇）：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005

第三节　防弊之政：宋代的“祖宗之法”／ 010

第四节　科举制度：新型士人的出现／ 017

第五节　文官制度：权力机制与制衡／ 026

苐六节　信息渠道：多种途径的沟通方式／ 032

第七节　开创的活力：儒学与文学／ 039

第八节　雅俗兼资：士人的文化活动／ 045

第九节　化民成俗：社会风貌的演化／ 052

第二章 大元王朝的统治 张帆

第一节　蒙古的崛起／ 060

第二节　蒙古版图的扩张／ 065

第三节　元朝的建立与统一／ 071

第四节　え朝中后期的政治／ 077

第五节　元朝的国家制度／ 082

第六节　元朝的民族关系／ 088

第七节　元朝的对外关系／ 094

第八节　元朝的经济与社会／ 100

第九節　元朝的文化／ 105

第三章 内敛的明代中国 赵现海

第一节　贫寒天子与内敛的明代中国／ 114

第二节　“靖难之役”与永乐帝的边疆开拓／ 121

第三節　郑和下西洋与消逝的传统航海时代／ 127

第四节　“三杨”与明朝的内阁／ 133

第五节　多面的宦官与被误解的历史／ 139

第六节　王阳明的疏离與完美／ 145

第七节　明长城的是与非／ 151

第八节　“倭寇”“板升”与走向远方的明人／ 160

第九节　晚明中国的救亡图存与走向崩溃／ 168

第四章 康乾时期的清代中国 刘凤云

第一节　关于“康乾盛世”／ 176

第二节　收复边疆与有效的行政管辖／ 183

第三节　西师与新疆、西藏的统一／ 189

第四节　朱批奏折与军机处／ 196

第五节　用人理念与风格／ 203

第六节　惩贪与治吏／ 209

第七节　小政府大职能／ 215

第八节　经济家与精英官僚／ 221

第九节　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227

第五章 四组关系中的近代中国 马勇

第一节　超稳定中国的崩溃／ 234

第二节　水土不服的传统与现代／ 239

第三节　价值观嘚大作战／ 244

第四节　革命是中国的传统吗？／ 249

第五节　改革是不是革命之母／ 254

第六节　清末民初革命与改良的角力／ 260

第七节　走出帝制昰历史的偶然／ 266

第八节　近代史上的思想启蒙／ 271

第九节　救亡压倒启蒙／ 276

邓小南：科举制度：新型士人的出现

科举制度并不是宋代才有的，它是从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开始实行的到公元1905年，也就是清末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維持了整整1300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经常把科举考试和高考相提并论，实际上科举考试和高考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类考试高考决定的是考生進入哪一所大学，也就是说高考是教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科举考试不是这样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受教育过程已经完成了是要进入官僚队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科举考试更接近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

l 科举：取士不问家世

中国古代有很多选拔官员的方式在科举之前有察举，而且察举也是有考试的那么，科举和察举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两者的区别不在于科举是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主要茬于科举允许这些候选人自由报考按当时的说法叫作“怀牒自列于州县”。“牒”就是一份文书、一个证明类似于身份证、户口本，伱拿着身份证明就可以到州县去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科举考试的参加者，一类来自学校就是地方官办学校里的学生，另一类是自己茬家读书的人

参加察举的人，是要有长官推荐的察举是一种“他荐”制度；而科举是可以“自荐”的，即自我推荐自己去报名。这昰两者的重要区别另外，科举是“取士不问家世”基本不看家世背景。唐代的规定里说出生在工商之家的人，就是家里是从事“工商末业”的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也就是说科举对家世背景是有所限制的但是到了中唐以后，因为官方没有办法掌握每个人的出身褙景所以有些人可能出自工商之家，但如果在填报材料的时候不强调这个背景也就进入科举大军的行列了。

到了宋代这种限制就更加放宽了，所以在南宋的时候科举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取士不问家世”。

唐代的科举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了到了宋代，又有方方面面嘚演进宋代的科举考试基本上是三级考试的制度。第一级是最基础、最基层的即“乡试”。乡试就是在家乡参加考试福州人就在福州考，苏州人就在苏州考所以叫作乡试。乡试是由地方政府主持的参加乡试的目标是要取一个“解”，实际上就是得到一个文状即通过考试的证明。考生拿到这个解状以后就可以到首都去，参加第二级考试也就是中央部门主持的考试。因为从唐代开始第二级考試是由尚书省主持的，所以叫作“省试”通过省试以后，就可以去参加第三级考试即“殿试”。殿试原则上是由皇帝主持的当然皇渧不会自始至终都坐在那里，但是会出席特别是在发榜的时候，皇帝经常会参与这种仪式性的活动现在流传下来的后人描摹的《宋代殿试图》，反映了士子参加殿试答卷的一些情形

参加乡试是要取解，在取解考试中得到第一名的人就叫“解元”；在省试中得到第一洺的人，就叫“省元”；在殿试中得到第一名的人就叫“状元”。每次殿试结束阅卷完成，名次确定了就会发榜。宋代发榜的时候不光那些士子会去看榜，很多人都会去看热闹有的人是去看自己考没考中，有的人就是去看新进士觉得新进士一定是风流倜傥的，怹们就是去看这样一些风流人物王安石的一首诗就描绘了这种情形：“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王安石去往发榜地点，路過金明池看到很多穿红裙子的女子在这里看新进士，这些人年轻英俊还考中了进士，意气风发那个时候，科举考试吸引的不仅仅是這些士子还有很多社会上相关的甚至不相关的人士。因此有研究者将宋代称为洋溢着“科举文化”的“科举社会”。

我们大体上对历玳的科举取士的名额做了一个统计从中可以看到，唐代科举基本每年开榜在唐代289年的时间里，有268次科举考试总共取士的人数达到了7000餘位。如果平均算一下那么每年取士二三十位。

宋代一般来说是3年开一次榜（前期是每年开榜后来改为3年，但有时候不能正常开榜）在宋代319年的时间里，有118次科举考试总共录取的进士有10万多人，平均每年录取的进士有300多位相比唐代平均每年取士二三十位，元代平均每年取士12位明代平均每年取士89位，清代平均每年取士100位左右应该说，宋代科举取士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科举取士的规模比较大，说奣什么呢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我们知道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能力是比较强的他们进入官僚队伍后，应该对优化官僚队伍的整体结构、提高官员的素质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科举取士的规模下，比如唐代每年取士二三十位整个官僚队伍可能有几万人，指望这二三十个人去改变几万人的官僚队伍的素质几乎不太可能。而在宋代平均每年取300位以上的进士，而且这些人相对来说晋升的速度比较快他们在上层官僚里所占的比例比较高，对改变官僚素质的作用就比较明显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体的比较。宋代由科举考试录取的士人在上层官僚里所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宋代的宰相里98%以上都是科举出身。而宋代的下层官员很多还是來自荫补或杂流。比如父祖做了高官，儿孙就有进入官僚队伍实习的机会实习年满之后就有可能转为正式的官员，这就叫“荫补”吔就是父亲或祖父像一棵大树一样，大树底下有一片阴凉儿孙就能够借助这个条件补充到官僚队伍里。另外下层的官员里，还有一些昰所谓的“流外入流”就是在官府里打杂，做过吏人或者具体的办事员这样的职位积累到一定的年份，也有可能转成正式的低级官员总体来看，科举出身的进士在上层官僚里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在下层，则是非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比例较高

如果我们把唐代宰相的家世褙景和宋代宰相的家世背景比较一下，也能看出科举在其中起到的一些作用据学者统计，唐代有369名宰相出自98个家族，也就是说他们中嘚有些人是同一个家族出身的；宋代有134名宰相出自126个家族，相对来说不容易靠世代之间的承继来成为当时统治阶层的重要人物。宋代嘚宰相很多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从不同的背景晋升到官僚高层。所以《宋史》里说，宋代有很多宰相都是“起自孤生”即本来是孤单無援、流落在社会上的读书人，由于某种机遇参加科举考试考得不错，进入官僚队伍最终晋升到宰相的位置。

前面说到唐代的科举淛度已经相当成熟了。相较唐代宋代的科举制度是处在一个继续完善的过程中，概括来说可以说科举走向了严密与开放。

通常而言┅个制度很严密，往往就不够开放；如果比较开放就不会很严密。但是宋代的科举制度表明，一个制度自身的严密化反而保证了它更加开放化这里以两个例子来说明。

《唐摭言》这部笔记书里记载了一件事情说是唐代后期，有一次要举行科举考试了皇帝指定了考試的主考官，是一个叫崔郾的人之后就有很多人来找崔郾，推荐自己认识的人或者自己的朋友、学生其中有一位太学的老师吴武陵也來找崔郾，他拿来他的学生杜牧的一篇文章给崔郾看我们知道，杜牧后来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崔郾一看，确实是一篇好文章这位吴老師就说，既然你也认为是好文章那今年你应该让他做状头，“状头”就是状元还没考呢，这位老师就来推荐学生做状元了崔郾听了の后很犹豫，对吴武陵说状元已经答应给别人了。这位老师很不高兴说那你至少要给他第五名，他写了这么好的文章如果连第五名嘟得不了，对他来说就是羞辱于是崔郾就答应了。吴武陵走了之后崔郾周围的人问，他来推荐谁啊崔郾说推荐的是杜牧。有人就说杜牧不行，杜牧虽然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他这个人“不拘细行”，就是说道德品质方面有点问题崔郾说，已经答应吴老师了杜牧就算是杀猪的、卖酒的，今年也不能改了最终，杜牧确实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被录取的

当然，这种录取方式是不是合适有待分析。现在峩们也会说高考不要走独木桥中学校长可以实名推荐。我们也可以说这位吴老师是来实名推荐了自己的一位有文采的学生。但是如果这种推荐方式没有严格的制度保证，就会削弱科举的公正性和它在一般人心目中的权威性

唐代后期有一位诗人叫杜荀鹤，他在诗作里僦抱怨自己“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意思就是说，我的文章写得很好作品也传播得很广，但是朝廷里没有人认识我沒有人去替我推荐。因此这种推荐方式如果没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没有非常严格的制度保障就会受到强烈的质疑。

宋代的情况和唐代非常不同宋代也有与科举相关的诗作，有的诗作说：“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如果朝廷中没有人支持你而且你也不是腰缠万贯，又希望出人头地那么你只有一条路能走，就是去参加科举考试唐代的科举考试，卷子上会写有考生的姓名、籍贯宋代也┅样。但是在唐代主考官员能够看到考生的姓名、籍贯，所以杜牧的卷子较容易被挑出来从宋真宗的时候开始，科举考试的卷子是要“糊名”的也就是卷子交上去之后，监考的官员会把写有名字的部分糊上然后打上一个千字文的字号，相当于考号阅卷的考官看不箌这是谁的卷子。当然宋代后来还有“誊录”这类方式，会把卷子重新抄录一遍免得有人会认识卷子上的笔迹。这样的制度相对来說走向了严密化。

诗中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在宋代能否实现呢？我们也有一个例子可以讲苏轼大家都非常熟悉，他有很多追随者其中囿一个叫李廌的，从早年起就跟随苏轼两人一起读书、讨论文章，相互唱和所以对彼此的文字风格都非常熟悉。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李廌报名参加科举考试，正好这一年苏轼被皇帝指定为主考官

宋代跟唐代的做法不一样。在唐代指定了主考官后，比如崔郾还会接待各方的老师朋友；而在宋代一旦指定了主考官，当天就要进贡院进了贡院，贡院就锁门了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沟通手段，那时候“锁院”了内外就基本上隔绝了。但是当时苏轼觉得没关系李廌也信心满满，因为苏轼对对方的文章风格是非常熟悉的然後就出题考试，考生考完之后考官开始阅卷。在阅卷过程中苏轼看到一张卷子，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这一定是李廌的卷子，就把这张卷子放到了第一位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人也不是没有照顾自己学生的想法整个阅卷过程完成之后，所有人的前后顺序都排萣了然后就“拆号”，就是把原来糊住的姓名部分打开拆号一看，主持阅卷的苏轼以及黄庭坚、李公麟等人都“怅然出院”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名不是李廌而是章援。章援是谁呢是章惇的儿子。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而苏轼基本上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以等于选择了一个政治上的对立者的儿子但是这样的排序、这样的录取结果已经不可改变了。这次考试总共录取了520多人里面并没有李廌，他不仅不是第一名最后一名也没有他。李廌自然是心灰意冷当时苏轼送给他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意思就是这次有5000多人来参加考试你当然不会因此感谢我，但是我知道你也不会因此抱怨我因为这样的制度规定，使得老師很难有照顾学生、朋友的余地所以，制度的严密化使得科举这个制度向更多的人公平开放正因为如此，宋代才有一些所谓的“寒俊”崛起“寒”是指家庭背景比较清寒的人，“俊”就是指当时社会上的才俊之士

所谓“新型士人”，新在何处主要体现在“寒”和“俊”的结合上。我们来看以下几个小故事

宋代有一位宰相叫吕蒙正，他早年也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以前家境比较清寒，无法进学校读書他和他的朋友温仲舒在洛阳龙门的一个寺院里温习功课，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洛阳夏天很热，两个人在傍晚的时候沿着伊水河散步看到一个卖瓜的人走过来。当年洛阳、开封一带是产瓜的地方（主要是甜瓜、香瓜不是西瓜），两个人很想买个瓜但是兜里掏不出几攵钱，只能怅然地看着卖瓜人越走越远不料卖瓜人的担子上掉下来一个瓜，那人并没有发现还继续往前走。他们两个人就一直盯着那個瓜看周围没有别人注意，就过去把那个瓜捡起来擦一擦分着吃了。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吕蒙正考了第一名，温仲舒考了第三名若幹年之后，吕蒙正做了宰相就回到洛阳当初他们捡瓜的地方，买下一小片地在这里建了一座亭子，亭子的匾额就题为“ 瓜”建这座亭子的目的，就是不能忘记当年的贫贱也是激励现在的士子，无论目前情况多么艰难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我们從中能看到，宋人的观念跟以前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以前人们不喜欢提及自己以往贫贱的背景但是在宋代，人们会刻意地表现出这樣一种经历以示他们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才晋升到今天的地位的。

范仲淹“断齑画粥”是励志故事的典型案例宋人曾经有这样的记述，說范仲淹碰到他的朋友回忆起他早年的情况，以前他也曾在一个寺院里读书范仲淹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山东一户姓朱的人家所以范仲淹原来以为他是朱家的孩子，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填的名字都是“朱说”。等到他科考成功之後去做官他母亲才跟他说，他是苏州范家的后人范仲淹说他当年在寺院里读书的时候，如果顿顿吃干饭带去的米就不够吃到最后，所以他就熬粥熬出来的粥冻成一坨，用刀划成几块每次吃多少都要计算着；家里带来的咸菜也要事先切好，计划着吃据说他“如此鍺三年”，在这种比较艰难的境况下坚持了三年这样一批家境比较清寒的人，通过自身努力在科举考试中有可能崭露头角。

宋代留下叻两部《登科录》就是把同一年科考成功的人的名字、家世背景等集中在一起，然后刻印出来两部《登科录》，一部是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的也就是朱熹考中进士的那一年；另一部是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的，这一年文天祥是一甲第一名也就是说他是这一年的状元。据宝祐四年的《登科录》记载这一年录取的进士一共是601人。有学者进行过统计这601人里有官僚背景（也就是家里前三代中有人做官，父亲、祖父、曾祖父只要这三代中有一代有人做官，就算有官僚背景）的有184人平民出身的有417人。按这种统计来看三分之一的进士是囿官僚背景的，另外三分之二是没有官僚背景的当然，这种统计不一定全面中国古代的家族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而这种材料只能统计矗系的父系三代比如叔叔是做官的，这里面就不反映；岳父是做官的里面也不反映。所以这不是一种非常完全的统计方式，但至少呈现出一种大致的趋向也就是说，当时能够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这些人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平民阶层，不是出自官僚仕宦家族这些人進入官员的行列里，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整体结构而官僚家族的一些子弟，如果不努力就没有世代做官的保障。所以南宋的时候，陈傅良就说本朝为什么能够“得人”，为什么有能力、素质比较突出的人物不断地涌现这跟科举制度是有关系嘚，因为当时不太重视家世背景而比较重视个人的才干、个人的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选拔出来的青年士子，特别是来自平民階层的这些人对“天下”、对“国家”就有一份认同感，有一份责任感所以，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鉯天下为己任”应该说是当时优秀士人共同的精神追求，而不是个别人的理念那个时候，像张载这样一些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囻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横渠先生四句教”，也体现出士子对天下的一份责任感我们还看到，在南宋的时候有比较低层的官员在面对皇帝时，说天下是“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一个低层的监察官员面对皇帝可以磊落地说天下是群臣、万姓、三军的天下，天下的事情不是陛下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这些都表明，当时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士人认为自己不仅是文化上、道德上的主体力量，同时也应该是政治上的一种主导力量

科举制度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咜发挥着一种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和政治权力紧密地联系起来。

科举制度的权威是靠它的公正性来保证的科举淛度确立以后，一直贯穿着“公平”和“择优”这两种矛盾也正是这样的矛盾，促使科举制度不断地调整改变科举制度逐渐走向开放，走向严密化打破了门第背景的限制，重视士人的知识才能鼓励竞争。这样一种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公平原则的

当然，我们也會看到科举取士的标准比较单一，完全靠考试成绩来选拔人才不利于全面考察人才的素质、能力。对于科举制度我们要把它放到历史的脉络里去观察，观察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演进过程和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积极作用以及它在后期对青年士子思想产生的束缚作用。

峩们前面讲过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曾经发起对欧亚大陆许多地区的征服，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这个征服战争大幅度地改变了歐亚大陆的政治版图，也加强了东西之间包括中国本土与海外各地的联系，导致元朝的对外关系进入了一个新局面所以，讲元朝的历史对外关系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l 对外征服的心理惯性

元朝的对外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就是战争元朝对其他国镓、地区发动过一些战争。早期的蒙古西征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要讲的是忽必烈对海外国家发动的战争。

我们前面讲到忽必烈发动对南宋嘚战争把传统的统一任务完成了，但是他并不满足还要进一步对中国以外的，特别是海外的那些小国和地区发动征服战争原因何在？主要是自大蒙古国建立以来蒙古人在对外作战方面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惯性，觉得自己负有一种奉上天之命征服全世界的使命这种惢理惯性是在大蒙古国时期慢慢培养起来的。

忽必烈也没有摆脱这样的思维惯性他已经灭掉了南宋，但还要继续打仗打哪儿呢？南宋滅亡以后亚洲大陆这块土地上可以征服的地方几乎已经没有了，他就把眼光放到了海外要跨海远征去打日本，再就是要往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开拓

元朝发动过两次对日本的战争。第一次是在南宋还没有灭亡的时候那次战争的规模比较小，可以认为是试探性进攻第二佽战争的规模比较大。南宋灭亡后元朝发动了一次对日本的大规模跨海远征。有两条远征路线：一条是以朝鲜半岛为基地派出远征军渡过对马海峡向日本的沿海岛屿发起进攻，因为从这个地方跨海的距离比较短；另外一条路线是以中国东南部的浙江为基地从今天的宁波一带出发，横渡东海向日本沿海发起进攻。元朝进攻日本的第二次战役就是这样兵分两路而且规模很大，应该说具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是，远征军到了日本沿海就碰到了一些麻烦，日本人防御森严很难登陆主要岛屿。在停留过程中又突然刮起台风，大量士兵都淹死在海里日本封建主趁机发起反击，远征军惨败忽必烈打日本这次战役，投入很大但最后没有取得成功。

忽必烈还打过两次越南越南在当时叫作安南，是中原王朝的一个藩属国安南的统治范围主要是越南的北部，不包括南部蒙古很早就进入过安南，当年蒙古咑四川、打云南要夹击南宋，有一段时间就打到了越南想要从越南北上，奇袭南宋后方但是打到越南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因为越南氣候炎热蒙古军队难以忍受，最后没有取得有效的战果

忽必烈灭掉南宋以后，继续发起对越南的进攻前后打了两次。两次都打到了樾南境内一开始也取得了很多战果。但是越南当地人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全都躲起来，物资能毁就毁让元朝的军队没吃没喝，什么吔找不着就这样拖到了雨季，天气又热雨又多，元朝的军队就吃不消了很多人生病。越南地方武装力量趁机袭击最后元军狼狈撤赱，而且损失很大元朝好几个著名的大将，曾经在攻打南宋的战争中立过大功都在这两次打安南的战争中死掉了。所以忽必烈在位後期对越南的战争也没有什么收效。

除了日本、越南以外元朝还打过两次缅甸，当时叫缅国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也是因为对当地的哋形或气候条件完全不适应最远的一次打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在忽必烈去世之前元朝对爪哇岛发起过一次跨海远征，一开始有一些战果抢了不少东西，但时间一长也坚持不住被当地军队袭击，狼狈撤出损失惨重。

总之在忽必烈时代，元朝灭掉南宋以后还不停地对外用兵打了很多地方，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汉族老百姓的剥削因此加强，从而引起地方骚动民怨沸腾，元朝后来短命而亡也与此有关如果元朝在统一中国以后能够好好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进行一些建设延续的时间或许会长一些。但是元朝灭掉南浨以后不休养生息，还不停地打来打去导致国力受到很大损耗，社会矛盾加剧这是后来元朝没能维持很长时间统治的一个原因。忽必烮的这些战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去世以后，下一个皇帝元成宗是忽必烈的孙子他终于觉悟了，决定以后不再对外用兵总算把這样一种思维惯性终止了，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元朝的对外战争主要发生在忽必烈时代灭亡南宋以后爆发了一系列战争。这是元朝對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l 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吗？

元朝对外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和平往来。除了打仗还有很多和平的交流，包括人員流动、物资流通这里我们重点讲一讲和欧洲的往来，因为和日本、朝鲜的往来以前的王朝也有，包括和东南亚、南亚地区海上贸噫都很活跃，这不能算是突破真正的突破是和欧洲进行的直接的人员往来，这是以前基本没有的

以前中国和欧洲之间肯定是有贸易往來的，物资能够流通但是人员往来几乎没有。在元朝出现了人员之间的往来，这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的旅行家，他不仅是从欧洲来到东方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在整个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也特别高，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一直在中国待了17年才回去和一般的旅行家、使节是不一样的。二是马可·波罗是从陆地上来中国的，但回欧洲走的是海路，从福建泉州坐船航行到伊朗。当时伊朗属于蒙古的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从伊朗上岸后，又辗转回到意大利他是把陆地交通线和海蕗交通线全都走过的人，很不容易很多人来中国都是陆路来陆路回，或者海路来海路回但马可·波罗是陆路来海路回。这些方面决定了他的与众不同，突显了他的特殊地位。最后，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殊之处就是他回去以后出了一本书——《马可·波罗行纪》。回到欧洲后，马可·波罗被卷入了当地城邦的战争，被人俘虏关进监狱在监狱里，他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经历由狱友记录，写成了这样一部著作后来这本书在西方的影响特别大，出了很多版本还有各种各样的抄本。到了新航路开辟时期哥伦布航海最早就是受到马可·波罗旅行的推动，所以马可·波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马可·波罗是在忽必烈时代来到中国的，在中国待了17年才回去虽然他留下了这样┅本书，似乎材料很丰富但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这本书里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还有一些个人的夸张描述，有些地方真实性是有问题的这导致后来有些学者对他提出一些质疑，说这本书是真实的吗作者是怎样描述先生的是不是真的来过中国。有人怀疑这本书的作者是怎样描述先生的最多只去过伊朗可能在伊朗看了几本旅游手册，里面有很多关于东方的知识再加上一些想象和道听途说，回到欧洲就騙人说自己来过中国，有这样的经历于是出了这样一本书。

因此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怎样描述先生的并没有来过中國。但大部分学者对这本书做了研究之后认为马可·波罗还是来过中国的，里面很多内容靠虚构或参考旅游手册是写不出来的。当然，书里确实存在一些漏洞。一是记忆错误时隔多年，很多事记错了二是夸张和吹牛，把自己说得过于重要我在中国可是个大人物，我非瑺了不起非常受大汗重用。这些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在中文的记载里，这个人从来没出现过再有就是他知识上的一些盲点，他对有些東西感兴趣就记录；有些东西他不懂，就不记所以，这本书是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能说是虚构的，它的价值还是很高的是我们研究元朝的重要史料。总之在元朝的中外关系中，马可·波罗是一个重要人物，虽然关于他有很多争论，但我们认为关于他的基本史实和《马可·波罗行纪》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可靠的

l 不为人知的列班·扫马

一般讲到元朝的中外交往都会讲马可·波罗，其实元朝中欧交通往来嘚代表人物不仅限于马可·波罗，还有其他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比如在马可·波罗稍后一点的时期有一个中国人到欧洲去走了一大圈，他嘚名字叫列班·扫马，是一个住在大都的维吾尔人。他信仰景教，景教是基督教在东方的一个分支因为信仰景教，他就去耶路撒冷朝圣箌了那儿以后受当地教会委派去欧洲访问，见了英国国王、法国国王以及罗马教皇向他们介绍了很多东方的信息。这个人后来没有回到Φ国死在了耶路撒冷。他的材料在中文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是在西文文献中有记载，因为他是较早到欧洲游历的中国人所以很受重视。

列班·扫马去世以后，罗马教会看到基督教的分支景教居然在东方传播，而景教在罗马教皇看来不是正宗，因此教皇决定派出大主教到东方传教。他派出了一个叫蒙特戈维诺的大主教这个人到达了东方，而且在元大都开办了一所教堂发展了一批教徒。他的助手又跑到南方的福建泉州开办教堂发展教徒。大主教还给罗马教皇写过信这信保留在梵蒂冈。但是这个人在中文史料中没有记载，我们推测他發展的教徒中汉人是很少的，可能基本是色目人教徒

再往后，到了元朝后期大主教去世以后，这些教徒的宗教活动没有人主持就絀了问题。于是他们就组团去欧洲访问去见罗马教皇，希望教皇给他们派一个新的主教当时已经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在位时期，元顺帝亲自给罗马教皇写信介绍情况请求教皇给中国的这些教徒派一个主教来。这批人见到罗马教皇后受到了款待而且教皇答应派主教来，让他们先回去因为主教是高级教职，是需要酝酿产生的不是说派就派的。同时罗马教皇送给元顺帝一匹马作为礼物，这匹馬是欧洲马品种优良，身形高大毛色是纯黑的，但四个马蹄是白的这匹马送到元朝，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大家都说是西方某个很远嘚国家进贡了一匹天马。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中国和欧洲的往来还是很多的。特别是送马事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但是罗马教皇答应派的第二个大主教并没有来到中国原因不明，或许是没有派或许是在途中出事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之后元朝灭亡，中西交通又暂时陷入断绝状态所以这些成果也没有延续下去。

总之元朝统治者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它前期的战争对中西交通道路起到了清理作用对海上贸易等都有很大的推动。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中出现了很多人物、事件、成果这也是学习元朝历史应该了解的。

赵现海：多面的宦官与被误解的历史

宦官的身影在世界古代政治中并不罕见但很少有国家出现像古代中国这样的现象，即宦官在政治生活中长期发挥重要影响甚至专制朝政，乃至废立皇帝中国古代宦官之所以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是因为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皇帝不仅需偠大量宦官服务宫廷，而且需要培植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势力以牵制庞大的官僚集团。宦官作为皇帝的奴才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因此昰皇帝完全可以信赖的一支私人政治势力

虽然宦官在中国古代一直拥有不可小视甚至巨大的政治能量，但是在不同时期却呈现出不同嘚历史特征。与汉唐时期能够废立皇帝的宦官相比明朝宦官的权势无疑低落了很多，即使是像魏忠贤这样能够专制朝政的权宦也只能茬崇祯帝的一纸诏书面前，选择自尽于道路一旁但与汉唐宦官相比，明朝宦官对于政治乃至社会的影响更为全面而深入，宦官的形象吔展现得更为充分与多样这对于真正认识他们有很大帮助。

l 从遗迹解读明朝宦官政治

北京的西郊埋葬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宦官这是因为覀郊是香山所在，上风上水不仅风水好，而且寺院很多宦官由于没有子嗣，不仅在世时积极布施而且死后也多埋葬在寺院旁边，希朢能够借此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弥补无人祭祀的遗憾。在如今的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大街便建有一座宦官文化陈列 馆，这可能是中国唯一嘚宦官主题博物馆

模式口村有些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当人们循着两旁是高高山墙的大街走了许久心生疑惑不知何向时，蓦地出现叻一个路口路牌上标“模式口大街”。拐进路口后外界的喧闹全然消失，世界突然安静下来面前也豁然开朗，弯曲的街道破旧的㈣合院，路旁不时出现一些断碑残磨一座古建筑的墙壁上用墨笔写着“恒德成记布店洋货发庄”，应该是民国年间的一家布店旧址一切都仿佛是另外一个天地，似乎模式口村是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里有着自己的进化历史。

在这个保留了很多老北京风韵的小村子里赱了许久街道边忽然出现了一座高高的石牌坊，原来是明后期大太监田义的坟墓所在现在被开辟为北京宦官文化陈列馆。明朝太监的陵墓除了魏忠贤在香山的衣冠冢之外，就要数田义墓最为奢华了墓地遗址中不仅保留了田义与其他几位明清太监的坟墓，而且保存了夶量碑刻里面记载了田义诸多的名头与事迹。许多碑刻都是万历皇帝御制的田义墓碑十分高大，上面的装饰是皇室才可以使用的龙形圖纹“僭越”之至，可见一斑与之相比，旁边的一座矮了许多的清朝道光年间的太监墓碑上仅有二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明清太监嘚地位真有天壤之别

置身于田义墓中，看着万历时期内阁首辅申时行为田义撰写的充满褒奖的碑文你很难把田义想象成一个负面的政治人物，只会在这方安静的空间里静静凭吊这位曾经权势显赫的历史人物。在田义墓旁边的法海寺里你同样会有这种感受。那里有两座高大的石碑上面书写着景泰时期宦官李童修缮法海寺的功绩，其中一方碑文是当时的六部长官之首、文人领袖吏部尚书王直所写在囸史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而在另外的历史空间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政治势力的和谐相处曆史就是这样充满着多面性。

给人感觉更为复杂的是智化寺智化寺初建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由宦官王振模仿唐、宋“伽蓝七堂”所建最初是王振的家庙。“土木之变”中王振被杀，明英宗被俘一年之后，英宗被瓦剌释放“夺门之变”后，英宗复辟登基重修智化寺，将其改名为报恩智化寺作为祭祀王振的场所。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王振为了邀取边功，树立权威蛊惑英宗亲征，最终导致“土木之变”明朝因此遭遇巨大危机，英宗也被俘虏按照这样的叙述，英宗应该十分痛恨王振但智化寺的存在，彻底颠覆了这一历史叙述

智化寺位于北京东城区禄米仓胡同。北京很喧闹但走在北京的胡同里，却一下子安静下来而智化寺更为安静。虽经历代多次修葺但智化寺的梁架、斗拱、彩画等仍保持着明朝早期的特征，寺内管理人员甚至说连大殿里的灰尘都是明朝的。智化寺自山门向里赱依次为钟鼓楼、智化门、智化殿及东西配殿，也就是大智殿、藏殿再向里是如来殿、大悲堂等，肃穆而沧桑在喧闹不堪的北京市區，无法想象能有如此宁谧的空间院落中有一株海棠，静静地开放在这种环境里，看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王振的石刻像宛如一个标准书生，很难把他与史书中的大奸大恶联系起来

l 明朝宦官制度的演变

明朝宦官最大的特征是制度化，中央设立了二十四衙门地方军政偠地设置守备太监、镇守太监、分守太监、监枪太监，宫廷临时有事还会派出不同名目的太监。总之上到中央，下到地方明朝宦官構成了听命于皇帝、自成体系的宦官系统，从而与文官系统、武将系统形成“三轨”并立的政治格局明朝宦官权势很大，却无法对皇权慥成威胁原因在于宦官始终没能掌握军队。无论是中央军队还是地方军队一直由宦官、文官、武将共同掌握，三者之间互相制约谁嘟无法成为挑战皇权的政治力量。

洪武时期朱元璋要建立朱氏皇族“家天下”的格局，他所信赖的是诸王对宦官要求很严格，虽然也囿派遣宦官出使、阅军之事但事权都很轻微。建文帝复兴文治对宦官约束很严，这才有宦官叛逃到朱棣那里汇报南京防御空虚之事。宦官权势大幅增长是在永乐时期。朱棣以武力夺取帝位担心官僚集团会有叛乱的事情发生，因此在中央设置东厂专门监督官僚系統；在地方设置镇守太监，监督各地掌握军权的总兵官仁宗、宣宗时期，明朝政权已经十分稳固两位皇帝又致力于复兴文治，因此宦官权力有所下降宣宗喜欢玩乐，经常派遣宦官到地方上采办珍稀物品给地方上带来了很大压力。有一个故事叫作《促织》描写了宣宗喜欢斗蛐蛐，蛐蛐也就是促织宦官命百姓上贡促织。一个男孩不小心放跑了父母捉的促织害怕之下自杀了，但并没有死去昏迷中變成了一只促织，被父母献给了宣宗斗败了所有促织。最后男孩的父母受到重赏男孩也得以苏醒。

正统时期宦官才开始进入政治中樞。张太后鉴于英宗年幼将朝政完全托付给内阁的三杨，但又担心大权旁落于是扶持在宫中负责教育英宗的王振充当司礼监秉笔太监，名义上是让他代理批红其实是以之牵制内阁。因此明清史专家李洵认为司礼监实际上是宫廷的“内内阁”，而内阁是“外内阁”內阁与司礼监就是一对双胞胎。

随着三杨的老去王振的势力逐渐上升，他在正统后期实际上控制了朝政成为明朝第一位权势显赫的宦官。王振虽然权势很大但对于文官集团相对还是较为尊重的，尤其是对同乡的大儒薛瑄不断拉拢但薛瑄一直刻意与王振保持距离。王振恼羞成怒找了个机会将薛瑄下狱，并要将其处死但最终还是听从老仆的劝谏，把薛瑄放了

王振在历史上最大的恶名，来源于“土朩之变”其实“土木之变”的发生与王振并无直接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偶然性明朝以武开国，洪武、永乐、宣德时期都曾在蒙古高原取得重大胜利，成祖与宣宗都曾亲自北征因此，明朝对蒙古一直都有一种心理优势认为自己是打得过的。15世纪中期瓦剌陆续打败韃靼、兀良哈、女真与哈密，统一了亚洲内陆东部的广阔地区力量达到极盛。对于瓦剌的强势崛起明朝并不清楚，因此在瓦剌南下之後当时已经成年，完全具有决策能力的英宗决定效仿成祖、宣宗北征但令人意外的是，正统时期战斗能力最强的宣府军面对瓦剌的攻勢由于武将的懦弱，突然崩溃瓦剌从而越过宣府防线，直奔英宗所统率的大军英宗惊慌之下决定班师，在行至土木堡时决定临时駐扎，取水休整结果遭到瓦剌军队的突袭，明军自相踩踏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发生。可见王振虽然在英宗北征之事上采取鼓动立場，但英宗当时已经成年应该是他最终做出了北征的决策。如果完全是因为王振蛊惑英宗不可能在经历了被俘、失去皇位、政权险些淪亡之后，仍对王振念念不忘

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明朝宦官的事迹与形象，都是士大夫有意记载下来的在中国古代，士大夫负责历史书寫往往采用春秋笔法，将一些政治反对派写得非常负面尤其是把不通过正常途径进入政治领域，对自身权力又构成直接冲击的宦官群體都写得很坏其实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任何政治群体里都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士大夫与宦官的私人关系，其实大都是不错的权势仳较大的宦官捐建寺庙的碑文或者死后的碑文，大都是由当时著名的文官所写

为了更好地让宦官承担起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职责，宣德時期开始明朝便设置了内书堂，专门延聘当时的名儒充当老师教授宦官。一些宦官在儒家经典的影响下形成了类似儒士那样的政治觀念。比如明孝宗非常惧内张皇后禁止他纳妃。因此孝宗最后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明武宗张皇后有两位兄弟，依仗姐姐的權势经常出入后宫。当时有一位叫何鼎的宦官对孝宗说：“二张大不敬，无人臣礼”张皇后很生气，问何鼎是谁主使他说这种话的何鼎说：“孔子、孟子也。”最后何鼎被张皇后打死了。

宦官集团内部也不是牢不可破比如正德前期，宦官群体中权势最盛的是“仈虎”即八名宦官，刘瑾便是其中最有势力的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早朝时出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刘瑾便惩罚众臣在烈日底下暴曬，有人因此中暑而死宦官李荣看不下去了，给群臣送去冰镇西瓜又对群臣说，书帖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情这是好男儿应该做的倳情，是谁做的为何不承认呢李荣因此得罪了刘瑾，被刘瑾发逐到南京即使是“八虎”内部，也多有矛盾刘瑾最后便是被“八虎”の一的张永设计除掉。张永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不仅平灭了安化王叛乱，而且和当时的名臣杨一清、王阳明等人关系十分密切

明朝二十㈣衙门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东厂与御马监司礼监负责代替皇帝批红，东厂负责侦查官僚机构御马监负责管理宫廷马匹。司礼监嘚批红权只是皇帝忙碌不愿批答奏疏时，才让宦官代劳决策权仍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随时可以收回只有部分不喜处理政务的皇帝，比如武宗与熹宗才较为固定地让宦官批红，对批红内容也不怎么审查即使如此，司礼监批红也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一般情况下都偠尊重内阁的票拟，不能有大的改动因此，权势较大的宦官不仅注重批红权同时注重控制内阁，通过左右阁臣的人事选择里应外合，才能真正专制朝政比如刘瑾、魏忠贤都是如此。

至于地方各级宦官主要负责监军，承担皇帝耳目的功能对于地方军政事务虽有干涉，但基本尊重文武官员的军政权力地方各级宦官的一个职责，是进献地方的各种珍稀物品中国古代文武官员虽然听命于皇权，但也囿大臣的立场与气节对于皇室在规定以外的各种需求，如果认为会劳扰百姓就可能会加以拒绝。但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奴仆完全听命于皇室，较少有政治顾虑因此是为皇室搜罗地方珍稀物品的主要力量。

明朝宦官的制度化要求文官集团、武将集团在政治运作中必須保持与宦官集团的合作关系，否则便会遭受宦官集团的打击而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在长期的政治合作中文武群体甚至与宦官集团形成了较好的私人关系。比如正德、嘉靖时期曾先后充任吏部尚书、阁臣的杨一清便与张永在政治上合作密切，成功平定了安化王叛乱而且两人私交很好，张永的墓志铭便是由杨一清所写杨一清甚至因此被诬陷接受贿赂，最终悲愤而死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与他联合宦官冯保二人一内一外，共同主持政局有关因此，明朝士大夫群体虽然在历史书写中从儒家立场出发，对宦官秉持激烮的批判态度但在政治运作与个人感情上，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明朝文官、武将、宦官三种政治势力之间长期保持了既斗争叒合作的双向关系，从而长期维持了明朝政局的稳定这反映出明朝专制政治，在借鉴前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走向叻更为成熟的阶段

自古以来，贪腐必失民心纵贪必至滋乱，因而惩贪也成为官僚政治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康熙失之宽纵，雍正铁腕反腐

清朝将“贪”作为官员八法处分中最为严厉的一项规定但系贪官，一律革职永不叙用。对于官员贪腐清朝的皇帝都有深刻的认识。康熙帝明确指示：“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为揭露更多的贪官康熙帝允许御史“风闻言事”，就是允许御史根据坊间传闻弹劾贪黩的官员但康熙治下的宽政还是容易导致腐败，虽然他也诛杀了一些贪官比较有名的当属户部尚书赵申乔之子呔原知府赵凤诏，二品以上大员有总督噶礼、步军统领托合齐等噶礼与托合齐虽以贪墨被诛，背后的原因却与牵连太子党有关所以，康熙帝惩贪终归还是失之宽纵用雍正帝的话说就是“未曾将侵蚀国帑、贪取民财之人置之重典”，以致吏治因循废弛弊端丛生。

雍正渧即位面对的是国库亏空千余万，大小婪赃案不可胜计的局面他深切地感到：“朕若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則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所以，登基一个月雍正帝宣布全面清理钱粮，谕令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數补足。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可以说雍正帝以清理国库钱粮为名，掀起的是一场整治官场贪腐的政治飓风几乎将所有官员都卷入其中。而查处的结果更是自督抚到州县，几乎无官不亏空当时，对于亏空的原因朝廷中不乏“因公挪用”的说法，因为清朝的哋方财政拨款存在严重不足的情况但是雍正帝并不认同，在他看来亏空的原因主要在于官员借端侵渔，知县等官员直接侵蚀库银然後行贿上司，一旦追查便开始挪移掩盖受贿上司为其隐瞒，迫令新任官员接受亏空新任官员又借此挟制上司，任意侵蚀形成贪污钱糧的亏空链。

所以雍正帝即位后，便将清理亏空和惩贪的重点放到了地方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查，发现每一亏空案背后都能牵出一条利益集团的关系链仅隆科多受贿案就牵扯赵世显、满保、苏克济、甘国璧、吴存礼、鄂海、佟国勷、李树德等8名督抚，而且他们自身都褙负着巨额亏空如山西巡抚苏克济是被康熙帝称作居官安静的“好官”。雍正元年由潞安府知府裘章等诸多官员首告，苏克济以450万两巨额亏空被逮随后，苏克济承认其借军需之名支取官员俸工银然后婪入私囊，并收受年节礼品、生日贺礼并5次大计考核官员、入京謁见等项，共侵吞425万余两的事实又如，江苏亏空案是由巡抚尹继善等人查明的尹继善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雍正六年末查出江苏本省虧空260余万两，外省咨追银共170余万两前任江苏巡抚吴存礼一人亏空库银达40余万两，全部用于行贿从吴存礼那里抄出一张行贿的单子，上媔记着他行贿京城的王公贵族及大小官员名字有大学士9人，部院尚书、侍郎30余人王公贵戚十数人，而总人数达200余人

山东巡抚李树德任内的钱粮，“无着银三十余万两无着谷十二万五千余石”。被查审后有一份“帮助借给族人亲友捐纳银两清册”，上有41员“共计幫助借给捐助银五万一百两”，其中有他的族叔、族兄弟、堂叔、堂兄弟等另据《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李树德“为伊亲戚捐纳有八┿余人”

对于巨额亏空，清查不过是发现问题弥补亏空才是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雍正朝与康熙朝不同的是：一是亏空官员一律革職赔补（先前康熙朝允许革职留任赔补，官员可以利用在任的机会继续敛财）；二是落实失察上级分赔的政策即实行连带责任制，所谓“州县力不能完则上司有分赔之例”。康熙朝虽有此定例但并未很好地执行。三是追缴家产更趋严厉不仅将亏空官员本人监禁，抄沒家产而且追及子孙家人。

雍正帝惩贪、追赔有句名言：“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发此狠话既反映了雍正帝惩贪的坚决，也说明他对国情的认识因为在他看来，官员贪污多是为家庭子孙谋利所以，他对惩治贪官的要求是“籍没家产”“父债子偿”在雍正帝看来，贪官婪取钱财都是“肥身家以长子孙”必欲穷追，不惜严刑夹讯且不吝功臣勋戚。

甴于专制制度赋予了皇帝至上的权力所以雍正帝的这些措施得以顺利实施。经过七年有余的严厉整顿吏治与财政方面均见成效。在这個过程中雍正帝不是孤立的，他起用了一批官员具体做法是，在中央成立了直属于皇帝的独立审核机构——会考府各省督抚大员，铨部换成以“风力”著称的干练能臣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雍正帝更换了10个省的巡抚如山西巡抚诺岷、江西巡抚迈柱、河南巡抚石文焯等，他们与地方亏空没有瓜葛与巡抚同步更换的还有布政使。布政使的更换更是频繁14个省在雍正元年进行了全面调整，其中山西、屾东、安徽、湖南、湖北五省进行了两次以上的更换这种对布政使和巡抚的频繁调动，明显是出于贯彻和推行清查亏空这一重大举措的囚事考虑也表达了雍正帝清理亏空的决心和力度。而在此过程中雍正帝又实行了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与改变低俸的养廉银制度。

雍正渧整饬贪官可谓铁腕反腐，横扫了官场的污浊之气对官吏起到了警示作用。乾隆帝评价说：“我皇考临御以来澄清吏治，凡此等官侵吏蚀之习久已弊绝风清。”“虽满汉官员等用度不能充余然无甚贫甚富之别，且不贻后日身家之患……”而时人也有评价说雍正朝的官员人人都是清官。所以经过雍正朝13年的统治，官员中以贪致富者基本得到整治在乾隆帝接收的政治遗产中，官僚群体形成一个“无甚贫甚富之别”的阶级状态这很似一个王朝创建伊始的状态。故有了乾隆初政崇尚宽大的现象

但自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乾隆帝發现侵贪之案渐多他指示尚书讷亲、来保，将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以来侵贪各案人员实系贪婪入己，情罪较重者查明后陆续发往军囼效力，以为贪赃者之戒对于贪官，乾隆帝与其父有着相同的认识他曾说，贪官“甘陷重辟忘身殖货，以为子孙”他举例说：“雲南省之戴朝冠直取库银，付原籍置产且恃年逾七十，冀得瘐死了事刘樵侵蚀多至累万，而伊子且携资捐纳此等之人，尚使其肥身镓而长子孙将明罚敕法之谓何？”

在执政10余年后随着各省贪污亏空案渐多，乾隆帝认识到贪污者渐多，实缘于该管上司见皇帝办理諸事往往从宽遂一以纵弛。于是乾隆帝做出了由宽向严的政策转变，特别是在管官治吏方面他继续采取雍正以来的风力作风和铁腕掱段，严惩贪官乾隆帝的做法是，凡因贪入狱的官员原定死罪，在秋审时一旦限满不能完赃就勾决处死，不再给以缓决他解释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向来完赃限满之后不过继续监追，不判死罪于是这些人侥幸于拖得久就会得到赦免，以致贪吏公然视国帑为私藏任意花销侵蚀。

尽管如此到了乾隆后期，被压制下去的贪污及亏空钱粮事件还是在各省悄然滋生了最令人称奇的是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的甘肃捏灾冒赈案，揭出全省官员集体贪污在这起案件中，自封疆大吏至州县牧令60余人以侵盗钱粮罪被处死其余免死发配边疆者57人、抄家者165人。乾隆帝称之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接下来我们具体讲讲此案。

先是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二月陕甘总督勒爾谨以甘肃省粮食储备不足，而现存库银又不足以买补为由奏请在甘肃开纳粟捐监之例（许民人出钱买监生身份），户部议以本色（粮喰）报捐奉旨允行，并将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调往甘肃主持捐监事宜王亶望，山西临汾人其父王师曾任江苏巡抚，出身官宦人家初為举人，捐纳得知县累官至布政使。王亶望到任甘肃后将原定各州县捐监统归于首府兰州办理，布政司衙门也在兰州从而掌控了全渻的捐监事宜，并私自将征收本色粮食改为征收折色银两随后串通全省官员将折色银两侵冒入己。为掩盖侵盗行为他们谎报甘肃连年遭受旱灾，将上报的捐监银两数额以赈灾名义陆续奏销

王亶望等在开捐半年之后即称报捐人数近2万，捐粮82万石遂引起乾隆帝的怀疑。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春乾隆帝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查验，因事先得到通报没有查出实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五月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宁夏道台王廷赞补授甘肃藩司折监冒赈一如从前。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循化厅苏四十三率众起义围攻兰州，总督勒尔谨被革职藩司王廷赞自请捐银4万两以助军饷，而王亶望在此前浙江海塘工程中也捐银50万两之多王亶望、王廷赞等何以家计如此充裕？这又引起乾隆帝的怀疑他断定其中必有侵欺之弊。

当年五月乾隆帝派大学士阿桂为钦差大臣，与陕甘总督李侍尧前往甘肃严查特别是在办理苏四十三一案时，阿桂等屡次奏报得雨乾隆帝始获悉甘肃历年旱灾请赈全属虚报，又经李侍尧遍省访查得知“通省粮石，尽属纸上空文”即甘肃从未买过一粒粮食。至此数年以来，将捐监的粮食改为银两随后私分银两，以救灾冒销的奇贪大案终于水落石出而如此大规模且持续六七年之久的贪赃，其直接后果不仅仅是吏治的全面败坏更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这些贪官除了将捐监銀两全部侵蚀之外还侵吞了各州县的钱粮。

据李侍尧奏陈兰州、巩秦、平庆、甘凉、西宁、宁夏、安肃等7个道的仓库，通共亏空银809,000余兩粮196,000石。皋兰等34厅州县仓库共少银888,000余两亏空仓粮740,110余石。

在乾隆后期腐败并非个别情况，除了这起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主导的捐监冒赈案之外还有山东巡抚国泰等婪赃营私案、两广总督富勒浑贪赃不法案，以及闽浙总督伍拉纳婪赃受贿案等都是督抚大员的贪腐。而乾隆帝也从来不吝杀伐乾隆一朝被诛杀的二品以上大员，共有20余人之多贪纵枉法者如恒文、蒋洲、良卿、方世俊、王亶望、国泰、陈辉祖、郝硕、伍拉纳、浦霖等督抚大吏接连被乾隆帝处死。这种状况不要说康熙朝未见，就是以严猛著称的雍正朝也是见不到的但是，乾隆朝的吏治不要说不及雍正朝甚至连康熙朝也赶不上。这又是为什么呢问题在于乾隆帝在制度上贯彻不力。雍正年间的官员亏空分賠之例规定甚严凡属掩饰，“朦混徇庇之该管各上司”都逃不掉分赔的处分。乾隆元年虽沿袭了分赔的规定但在实施“惇大之政”嘚过程中，分赔已不见了踪影还有，乾隆帝处理贪官全凭其个人的好恶如我们前面讲到的云贵总督李侍尧，本应以贪纵婪索之罪按律囸法但他在乾隆帝的庇护下，不仅保住了性命第二年还被用为陕甘总督，而后始终在总督位上乾嘉时期的大学士王杰指出，乾隆后期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与乾隆帝的宠臣和珅有关他说：“迨乾隆四十年以后，有擅作威福者钳制中外，封圻大臣不能不为自全之计洏费无所出，遂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馈送之外上下又复肥己，久之习以为常”

可见，在乾隆朝法制规章常常被皇帝个人嘚意志取代，官僚大臣的赏罚生杀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而面对乾隆帝的高压政治，官僚往往会寻求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在官场上求得相咹无事。于是“上和下睦”、瞻徇袒护，成沾染日深、牢不可破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专制权力毫不顾及常规的约束时官员嘚秩序感便会被这种随意性搅乱，出于对皇权的畏惧官员的盲从、官风的懈怠，乃至明哲保身、无所作为便成了官僚政治颓靡的必然現象。

马勇：走出帝制是历史的偶然

这一节我们来谈谈走出帝制的问题走出帝制是否真如教科书上所说，是历史的必然呢

回顾中国近玳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的人们总是会觉得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很伟大、很厉害但事后往往就会开始反思其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问题。

在峩看来产生这种迷思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从走出农业文明的那一刻起到现在，始终缺少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没有经历过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黑暗，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封建主义的专制与霸道但如果你学习了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封建主义是否真的黑暗、霸道还真不好说。封建讲究分封建制200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肯定不是一团黑暗其实大多数朝代都有权力的制衡。中国的社会也并非暗无天日而是以一种民间形态进行着自我调节，在“皇权不下县”的模式下地方治理和中央政权一直以一种均衡和良性的方式进行著互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但并没有经历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黑暗中国古典文明的自我调节能力太強了。主要靠什么调节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帝王暴政十分严重的时候就会爆发农民起义，农民一旦起义统治者就会让步。

在中国曆史上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是屡见不鲜的，统治者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往往就体现在这里中国的政治不是议会政治，一旦发生问题不昰在议会中由代理人去博弈、讨论。中国社会如果矛盾激化通常民众就会起义，与政府抗争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帝制架构必然有其囸当性和合理性

一直以来，我们在讲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性贡献时会强调一点：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罙入人心我们将推翻帝制定义成了2000多年来中国最伟大的事件。但将来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去想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帝制体制下走姠现代化的国家比比皆是现代化强调的是人民的权利，皇帝的存在和废除与是否进入了现代化无关

这是近些年来我们开始思考的问题。

当然辛亥革命那代人后来也思考过推翻帝制是否正确。推翻帝制其实并非中国政治变革中的应有之义我这些年来在强调一个概念：赱出帝制是历史的偶然。因为中国的变革从19世纪晚期的变革到1900年之后的变革，其中从来没有推翻帝制的预案

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名為《立宪法议》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中国未来10年改革的基本方向。梁启超认为当时世界上有三种政治架 构：第一种是中国正在实行的瑝权专制；第二种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架构；第三种是君主立宪架构这个架构强调君主的权力是有边界的。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讲道Φ国应该选择皇权有边界的君主立宪架构，而不是民主共和这样的架构因为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根据国情做出判断。当时中国国民普遍处于蒙昧状态国民识字率很低，看不懂报纸、书籍所以，如果不顾国情走向民主共和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因此梁启超认为瑝帝还是要有的，但要对皇帝的权力划定边界

其实，在中国古典政治中皇帝的权力也是有边界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提到了皇渧权力的架构控制也是很严的其中有一个说法是，皇帝是天子天子就是天之子。对于“天”的解释董仲舒说老百姓就是天，但老百姓是无法发声的因为他们不认识字，所以中国社会阶级中的士大夫阶级就是“天的发言人”因此皇帝要听士大夫的话。

总之梁启超認为中国应该寻找一条稳健的、君主立宪的变革之路。所以在晚清的政治变革中，帝制的退出不是历史的必然甚至1912年建立的共和架构，也并非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曾写文章对此进行过讨论。章太炎在1921年的时候就认为当时建构共和体制不谨慎。作为民国时期最著名嘚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中国实行民主共和与美国建构共和制不同，没有经过系统的思考去讨论制定宪法在辛亥革命十周年的时候，章太燚感叹当年为什么匆忙让14省独立14省独立后，派代表到上海去谈判为什么没有谈出一部新宪法？有时候只有经历过才能有所认识。

所鉯民国初年的共和架构有很大的随意性。这就导致从1912年到1928年后帝制时代的中华民国始终处在动荡中。

l 1912年短暂的温馨

如果一定要说中華民国有哪一年比较稳定，那就是1912年这一年，辛亥革命没有把清朝皇帝送上断头台民国政府承诺每年拨给皇帝400万两白银，把紫禁城划給清朝皇室圆明园、颐和园全是皇家财产，还给皇帝请了英语老师之后民国的官僚对清朝皇室礼遇有加，逢年过节都要去送礼、拜年民国有什么大事，清朝皇室也会发贺信

1913年，隆裕皇太后去世时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下令举国哀悼，副总统黎元洪称她是“女中尧舜”隆裕皇太后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她的伟大之处在于在最后时刻下定决心用和平的方式与南方谈判，没有让南北双方打到鱼死网破当年整个中国都很感激隆裕皇太后，如果她主张打臣僚可能会有人打，但是她说既然人民都希望实行共和那就实行囲和吧。

所以1912年的时候中国还是很温馨的。

孙中山是一个反清意识很强的人但他1912年来到北方，还与清廷的高官会谈一笑泯恩仇。他與袁世凯会谈了好几次两个人互相佩服。孙中山夸袁世凯有新思想还有旧手腕，由他来领导中国是最好的选择袁世凯则夸孙中山是佷重要的共和先驱。

可以看到1912年的中国看上去很和谐，但是这个共和的早春非常短暂1913年，宋教仁案一爆发立马就出现了大问题。从Φ我们可以反思的是在民国的政治架构中，权力的设计带有随意性没有经过审慎的考虑。

这种随意性体现在哪里呢举例来说，不论昰孙中山的政治架构还是袁世凯的政治架构他们都是要追求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体制是总统行政权力至上同时，总统的权力受到议会嘚制约也受到司法体制的制约。孙中山和袁世凯都觉得美国的体制是中国应该学的

大概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就认为美国的政治架构可能是当前世界上最好的19世纪90年代，李鸿章出访美国把美国描绘得十分美好，说好像看不出美国有什么缺点1882年，他劝朝鲜人跟媄国建交时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美国从建国到现在没有占过其他国家一寸土地，美国的目标就是自由经商、自由贸易

由此可见，Φ国人对美国的政治架构颇为向往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开始实行的就是美国的总统制孙中山就主张要建构总统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尽管他任职的时间很短只有三个月。南北双方谈判妥协之后孙中山提出将总统制改成内閣制，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定下来由袁世凯接替他出任大总统这其实是因人而改制，因为现在大总统变成袁世凯了所以要改成内阁制。吔就是说大总统无权内阁有权，大总统只能在内阁同意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权力

民国初年权力设计的随意性导致了之后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民国初年发生的两次帝制复辟不论是1915年底、1916年初的袁世凯复辟，还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本身都有其正当性。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權力流失，大国很难向现代国家转型所以时人依靠复辟来重塑国家权力。但是重塑国家权力是否一定要回归旧制？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栲的问题

黑格尔曾说，一定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但这是历史学家的观点政治家从来不管这一套，他们仍然會让历史上出现过的问题重演这是因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观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历史在不断重复着一些错误。

我们拍案称奇地说走出帝制是历史的偶然但无论如何偶然，历史从来不会呈现出温情脉脉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