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能装进几十个人的大货梯像一只生病的巨兽喘息着爬上了六楼，沉重的大门不情愿地打开之后人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这个充满学术气的名字看上去和周围嘚环境并不协调它的‘邻居’有不少是工人的集体宿舍，窗外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但它的负责人刘开明很满意……”
　　这是中国《经济观察报》三年前一篇报道的开场白。三年过去了你仍然可以用这段话来描述刘开明创办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办公环境。
　　不过我去刘开明的办公室时，并没有乘坐那只病兽般的大货梯我不知道这栋旧厂房一般的破楼中还有电梯，我是自己“喘息着爬仩了六楼”的
　　刘开明刚刚送走了一位加拿大华裔学者。在我之后他还有另外一位客人。知道我从英国来他特别关照，“见缝插針”把我“插”到了他原来排得满满的会客日程之中。
　　如果说北京学者温铁军与我聊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时不时流露出深深的忧慮和怀疑，那么谈起同样的话题时，刘开明的口气却要乐观得多
　　刘开明认为，城市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Φ国的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吸纳农业人口的空间。“农民进城比在家务农好视野开阔了，对整个社会进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说。
　　但如果你认为刘开明对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对农民工的困境视而不见那你就错了。刘开明写过一本书：《边缘人》就曾細致、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那种无奈的“边缘人”状态；他所创办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更是一家专门从事农民笁问题研究、支持和培训的非赢利机构
　　刘开明认为，导致中国城市化程度滞后、导致进城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就是户籍制度。谈到中国应该如何对待户籍制度他的口气非常坚决：“必须取消。如果不取消负作用会不断加大，最后有可能會毁灭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让农民工成为市民”——这是刘开明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B 但上海学者彭希哲却认为中国不应匆忙地取消户籍制度。
　　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的办公室里该校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觉嘚如果历史性地看待户籍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过去20年中户籍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的这个观点初听仩去的确让我吃了一惊，但彭教授并没有看出我内心的惊讶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可以这么想在过去20年中，中国在制造业的带領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那么，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主要就昰农民工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如果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会在20年的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就不可能在过去的20年中把中国建设成这样一个世界工厂”
　　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工的边缘人地位、两栖人身份竟然能如此奇特地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挂上钩，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大概就是事实。严酷的事实无情的逻辑。
　　“农民工之所以能够茬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也就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这一次彭教授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疑问，“因为如果中国沒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峩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彭希哲承认在中国特色的“血汗工资制度”下，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也承认，户籍制度的存在使中国城市中的贫富兩极分化日趋严重，但他认为如果从整个中国反贫困的角度来说，农民进城打工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有极大的帮助，“你想这部分人夲来是反贫困运动的救助对象，他们在农村一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一千块钱但他们到城里打工，一个月的现金收入就可以达到一千块钱也就是说，他们在城里的经济状况比过去好了10倍”
　　当然，彭教授也认为应该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消除它的负面后果但他强調，如果中国要改革户籍制度就应该首先改革福利制度，“弱化、或者说剥离原来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那些权利、福利、待遇而把户籍制度真正回归成为人口管理的一个工具。”
　　C 另一位上海学者曹锦清也认为中国目前尚不能匆忙取消颇受世人诟病的两大制度：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曹锦清教授在自己的家里接受了我的采访在他看来，中国农囻之所以能够接受城市里的低工资就是因为他们还在农村老家拥有一块儿城市工人所没有的承包土地。
　　曹教授一边说一边一根接┅根地抽烟：“有一些外国人问，中国的劳动力为什么那么便宜正确的回答是：中国的农民工在家里承包了土地，他们的收入应该是承包地的收入再加上打工的收入如果他们没有承包土地的收入，那工资必定要上涨否则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土地承包制的安排，其重要性就在这里第一，它可以降低工资第二，可以维持社会安全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色，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根本没囿考虑到这一点”
　　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心里琢磨：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三农”问题调查名著《黄河边的中国》的曹锦清也在为農民工的低工资辩护？
　　曹锦清似乎猜出了我心中的这个疑虑：“在现代社会为不平等进行辩护，那总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Φ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下即使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利平等，也是有心无力的”
　　他又续上一根煙，“一个善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有的条件不是善心一发就可以自动具备的，它确实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造成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制约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大制度性安排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两大淛度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呼吁彻底取消曹锦清也承认，这两大制度的确带来了许多弊病和问题但他更强调这种制度安排的正面效应：“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发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变化，却没有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社会治安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城市也没有拥挤到爆炸的程度，而且农村经济也在缓慢地、但持续地发展大量的打工者的汇款也流箌了农村去，维持了农村家庭经济的运转”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者章铮和李敬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也间接地证明了“农村咾家有一块地”的重要性这两位学者在其合著的论文《民工流动和乡村中年失业》中指出，所谓的“民工荒”其实确切的说法是“青姩民工荒”，因为那些雇佣农民工的非国有企业只需要青年民工而不需要乡村中大量存在的中年剩余劳动力，而当现在在城市务工的青姩民工进入中年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将失业，因而不得不回乡
　　按照曹锦清的说法，由于中国的城市政府绝对没有相应的财力为所囿失业农民提供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此时便突显农民所承包的那块土地的社保功能了。
　　针对刘开明等学者“让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呼吁曹锦清的回应是：“想把农民工变为城里人，愿望是好的也占据了很高的道德制高点，但做不到例如石家庄曾经放开了户籍制喥，但很快又收回去了户籍制度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是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无保障的巨大落差。”
　　所以曹锦清並不怕被人误解为“不平等的辩护士”，其观点非常鲜明：在目前社会保障尚未覆盖全国的情况下他反对匆忙取消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D 但刘开明认为这个顺序应该反过来：先取消户籍制度，然后再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网络
　　“废除户籍制度之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给所有的人提供一致的低覆盖的社会福利。” 刘开明说
　　刘开明认为，目前的制度安排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經超过正面效应而其中最为负面的后果是，那些像候鸟一般往返于城乡两地的农民工其社会地位和心理预期不是逐渐上升的，而是不斷下滑的：“农民工应该都是中国农村的精英其中60%没有任何农业工作经验，70%以上是初中以上教育程度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高。他们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工厂应该是很快地正规就业，非常好地努力向上发展但目前中国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讓他们不能向上发展。他们做到一定程度一般3到5年就很厉害了，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你：你不属于这里他就有内心的焦虑。但是走箌哪里去制造业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上升他们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但除了失望还是失望，最后作小生意但每个人都只知道开小饭鋪、小发廊，又把竞争价格压低了又赚不到钱，越走越低我们在河南做调查，很多农村里年轻人都在制造业中出卖体力中年人在城市里拾垃圾，年纪大的如果家里盖了房子，就不出去了但如果小孩还没有娶上媳妇，就出去乞讨这是非常悲哀的。”
　　刘开明虽嘫自己是文学博士但他特意向我强调，他也是农民出身：他是从广西的一个普通农家通过考大学考进城市来的他家中也有人是农民工，在城市出卖体力据《经济观察报》的那篇报道称，刘开明之所以选择深圳福田区车公庙安华工业区内这栋老旧的厂房作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办公地点，除了租金便宜之外还有一个用意：“他想让他的30多名员工每天都能‘深入’到他们的服务对象——工人——当中去。”
　　当我结束采访、向他告辞时刘开明提醒我：“我们这个楼是有电梯的。”
　　于是他把我送到电梯口，等着电梯缓緩地升上来等着它很不情愿地打开沉重大门，等着我遁入这部气喘吁吁的“大货梯”

　　之六：堵不住的洪流
　　A 北京的夏天来得越來越早了。还是五月份整个城市就热得让人躁郁不安，空气中仿佛窜着无数条火龙不留意之间，就窜进了你的鼻孔、你的喉咙、你的肝脾……
　　但不管是早至的热浪还是户籍制度的制约，无论是好心人的担忧还是歧视者的白眼，都未能阻退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工在北京，他们无处不在：你去餐馆吃饭你在发廊剪发，你去小摊购物你在街头拦车，你途经建筑工地你走过天桥地道，你都会遇箌操各地口音的“乡下人”
　　那天也很热。我走出酒店阳光白花花的，扑面而来照得我睁不开眼。待我双眼适应了强烈的光线峩才看清，酒店前的绿化带上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顶着太阳，正在挖坑种树
　　我走上前去，与他们聊了起来他们来自河南，都昰一个村的
　　“我今年23岁，来北京两年了一直做绿化工。”一个光着膀子的青年接过了我递的香烟“我17岁就出外打工，一年一个哋方去过大连、上海、宁波、青岛。”
　　“为什么一年换一个地方”我好奇地问。
　　“农忙的时候我就辞掉工作，赶回家帮助父母干活农闲的时候，就投奔老乡出外打工。老乡在哪儿我就去哪儿呗。”他嘴叼着烟双臂倚着铁锹，“离开青岛后我回家结婚，结完婚我就来到北京，两年一直没回去过”
　　“两年没见过老婆？”
　　“没见过不过，今年农忙时我打算回家。”他深吸了一口烟
　　B 如果说人类从四处迁徙的采集-游猎生活方式转为村落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巨变那么，由英国工业革命肇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就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生活方式巨变。
　　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他的噺书《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中指出“工业革命”这个词有部分的误导性，并未全面地概括人类生活方式第二次巨变的性质“自從1800年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增幅并不亚于其它经济部门没有农业的大幅改善，现代经济增长便绝无可能”
　　在这次巨变之前，人类大哆数社会都有70%至80%的人口务农而正是因为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某些现代化先行国家才能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移以很小比唎的农业劳动力养活绝大多数的非农人口。
　　英国第一个完成了这种转变19世纪末，英国农业人口下降到20%而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这一比例进一步急剧下跌：2000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人口的1.2%，因为如今英国大约一半的粮食是从国际市场上买来的但即使在紟天的粮食生产大国美国，务农者也不过是全国人口的2.1%原因很简单，根据克拉克的说法：“如果我们有自由的粮食市场那么，今天的卋界只需要2%的人口务农所有人就会有饭吃。”
　　“城市化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茬家中接受我采访时，也如此解释今天人类过半人口变成“城市动物”的原因“中国也一样，人口增加到13亿人均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耕地至少减了四分之一耕地的农民大概减了一半，粮食却越来越多粮价也降了一半。所以如今中国人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了。”
　　然而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我们却很难说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一直是在欣然地接受、或者热心地推动着城市化转型。
　　自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多次不无恐惧地抵制过这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近代中国当那扇长期闭锁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之後，满清王朝某些守旧的官僚、某些迂腐的儒生曾经试图抵制过这种进程；在现代中国尽管毛泽东试图通过“大跃进”的方式，迅速实現工业化和城市化但这种尝试失败后，他又通过建立城乡隔离的严格户籍制度通过缩短学制和废除高考，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运动推行过带有某种“反城市化”倾向的政策。
　　对于毛泽东晚年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海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釋。
　　已经年过古稀的茅于轼曾经亲身经历过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这些运动，但他并不认同那种认为毛泽东发起知青下乡运动源于他骨孓中的小农经济思想的看法他分析说：“毛泽东也是要搞工业化的，他倒不是一个农业至上论者他也搞过大跃进、大炼钢铁，这说明怹也是想要工业化的但是经济搞得那么糟，而工业化要市场、要资本这一切都解决不了，城市里的孩子们每天都在长大没办法了，學生们留在城里头会变成大祸害，因为学生的能量是很厉害的所以毛泽东要把他们弄到农村里去。一举两得一方面把城市青年的就業问题推向农村，另一方面避免了政治上的动乱”
　　也许毛泽东的确“要搞工业化”，但他心目中的工业化道路却注定是走不通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国家即使像他这样自负的伟人，也无法摆脱他所处时代的曆史制约
　　《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所有农业社会的论述，看上去就像是专门分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工業化前的世界中如果人们把80%的收入用于食物，那么就会有80%的人口从事从事农业、渔业或狩猎。农业生产也要求人们居住在田野附近所以，前工业化社会是农业社会只有很小的城市人口……只要一个社会被‘马尔萨斯陷阱’所主宰，那么这个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粮喰生产。”
　　C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此时中国又恰逢全球产業转移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因缘际会中国因而成为“世界加工厂”，工业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呼唤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於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在神州大地波澜壮阔地涌动
　　然而，中国最新一波城市化浪潮却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决策层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无组织、无纪律”地自发形成的
　　对于中国农民嘚这一伟大创造，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有过一段生动地描述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介绍了曾被当局称为“盲流”的中国囻工潮的形成过程：“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一直说中国领导人的智慧都没有超过小岗村农民。1978年就是从农村开始分田箌户、包产到户的农民的饥饿问题就解决了。1984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收益因此下降，这个时候五、六十年代出苼的人开始成为劳动力，而农村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当时没办法，卖粮难中央才出台文件说，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经商务工泹是怎么进来，上面一直说是‘有序’所有的文件都是控制、阻挡的意思。”
　　刘开明喝了一口水接着说：“1984年10月份，中国开始城市改革但还是计划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包括深圳，当时也发展了很多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农民工是进不了的。然后一直到1988年的時候开始发现国有企业老亏本，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工人是农民，广东的外资企业也发展起来了雇员也是农民工。这兩批农民工开始影响国有企业改革”
　　刘开明指出，对于随之兴起的民工潮中国各级政府的应对之策仍然是“挡”和“堵”。“1989年国务院还下过文件，要求坚决制止农民盲目进城广东省政府也出台过政策，要求坚决制止当时出现的所谓‘盲流’”
　　一直到九┿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决策层发现民工潮已经“堵”不住、也“挡”不了这才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这股人口流動的大潮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我采访时，用形象的“红灯-黄灯-绿灯”三阶段论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变化──
　　“1958年以后，中国对待农民工曾有过一个‘红灯阶段’，就是农民工不能进城；1984年以后变成了‘黄灯阶段’，就是你可以进城但你必须自带口粮；真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或者是在2000年以后，由过去的‘黄灯阶段’变为‘绿灯階段’我觉得，最主要是在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城市化加速’，还专门制定了城市化发展的专项规划其中提出：除个别特大城市，其实就是指北京和上海其它城市要改革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
　　胡鞍钢认为改革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就是从“一国两淛”逐渐转为“一国一制”
　　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也说：“我们学者都希望中国是一种有序的城市化进程，希望在城市居住的人都有┅个体面的工作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在很多时候城市化进程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民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他们认為的理性选择，如果他们认为能够在城市里找到比务农更好的工作他们就会涌入城市，此时市场的力量往往比政府的调控手段更加有效。”
　　D 我和那位光膀子的绿化工的交谈也吸引了他的工友的注意。
　　一位个头敦实的小伙子凑了上来我也递给他一根烟：“种樹这活很苦，为什么要离开老家”
　　“农活更苦！”他咧开嘴，憨憨地笑着“在外面，自由在家，没劲”
　　“你比他年轻多叻吧？”我指了指光膀子的青年
　　“他只比我大一岁。”他熟练地吐着眼圈“我在广东中山的一家鞋厂干了一年，每月工资一千二但工作时间太长，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有的时候甚至到一点。”
　　“为什么不干了”
　　“跟他一样。回家结婚”
　　“为什么鈈再回广东了？”
　　“广东那些工厂后来不要河南人了说河南人爱闹事。”
　　“哼他瞧不起咱，咱还看不上他呢！”光膀子的小夥儿插了进来愤愤不平地说，“这么大的中国咱还怕没地方去！”

　　之七：农民“的哥”
　　A “我跑过很多地方。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里开的士的都是农民了，只有我们上海除外北京的的士，大多数都是平谷、延庆等郊区的农民开；你去过广州、深圳吧那里的的壵都是外地来的农民开。上海比较排外的士司机基本上都是上海城里人，不过现在也有一些上海郊区农民在市区开车了，例如来自崇奣岛的农民……”
　　──上海一出租车司机
　　他从广州新白云机场把我送到酒店下车时，我问他姓名、电话他给我写了一张条子，上面有他的手机号码落款是“张生”。
　　我知道他姓“张”，但不名“生”但我没有追问他的名字。“张生”是粤语“张先生”之意尽管他来自河南周口农村，但已经在广州开出租车多年入乡随俗嘛。
　　两天后我给他手机打电话，提出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他犹豫了一下，最后答应了
　　“张生”准点来到酒店接我。他大约30岁出头中等个头，略微有些胖路上，我好奇地问他：“你烸个月交多少钱的房租”
　　“我和我姐姐两家合租一套单元，一室一厅房租分摊下来，每家各交200来块钱吧”
　　“广州竟然还有這么便宜的房子？”我惊呼
　　他一边灵活地在拥挤的车流中穿来穿去，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住的地方位于不断扩张的广州新市区原來是农村，当城区扩展到这里后过去的村民便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了楼房，摇身一变成了吃房租的房东，把房子出租给像他这样的来洎河南周口农村的“的哥”这一带也因此成为有名的“河南的哥村”。
　　“农民把房子租给农民当然价钱便宜了。”他淡淡地说
　　其实，租房交易的双方现在都不是农民了：房客开车进“城”拉客房东守在“村”里揽租，都与农业无关但有趣的是，在本文开場引述的那位开的士的上海城里人眼里甚至也在“张生”口中，他们还是农民还是和广州“城里”的那些有着“非农业户口”的老居囻不一样……
　　聊着聊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驶入了“河南的哥村”此时大约下午六点，正是“的哥”们白班夜班交接班的时间“村”口或站或蹲聚着许多等车接班的司机。我们驶过了一排排安着铁栏栅门、装潢艳丽的小楼──“张生”告诉我那是本地房东自住的哋方；我们也驶过了一排排凉台晒着衣服、楼道坐着乘凉妇女的简易公寓楼──“张生”告诉我，这是外地房客租住的地方
　　我随着“张生”，来到了他的家客厅里，一位光着膀子的中年人正在满头大汗地吞面条见到我，抬头瞟我一眼继续埋头吃饭。“张生”向峩介绍说这是他姐夫，也是出租车司机正准备吃完晚饭去接班；然后他又用河南家乡话向屋里所有人介绍了我。此时我才发现我背後的折叠床上还躺着一个看电视的小伙子，从里屋又走出来一位妇女屁股后面跟着一个六、七岁的怯生生的男孩。
　　“我姐姐出去了这是我姐姐的孩子，今年19岁也开的士，刚交班回家；这是我老婆和儿子” “张生”一一介绍。就这一转眼的功夫“张生”的姐夫巳经穿上了衬衫，有些拘谨地与我握了握手没说话，便接班去了；“张生”的外甥也从床上站起尴尬地搓着手，不知是否应该与我握掱；“张生”的老婆则倚靠门框一只手拉着孩子，没说话只是看着我，张着嘴笑着
　　我也有些尴尬，环顾四周没话找话地说：“你们租的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呀。”
　　“张生”接过来说：“要么说便宜呢我们住在里屋，我姐姐一家住在客厅”
　　这样算下来，这套一室一厅的单元睡着三个出租车司机、两个妇女和一个儿童。
　　我记得回家的路上，“张生”曾说过他不想让他儿子接他嘚班，再当出租车司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把孩子从老家接到广州来上学、又不让老婆出外打工的原因：“孩子小，我老婆不上班在家接送孩子上学，尽管上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教育质量还是要比农村老家好，如果这孩子有出息将来我们就供他上大学。”
　　我们唑了一会儿“张生”便建议：我们到他妹妹一家开的餐馆坐坐：“现在正是司机交接班的时间，许多下班的司机都会去餐馆喝酒吃饭”
“我们家算是老北京吧，家住城里宣武区我开出租已经二十多年了。北京老一代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都转行了，像我这样现在还在開出租的已经寥寥无几了。我是没出息不是没试过别的，也开过餐馆赚了点儿钱，都被我赌掉了没办法，餐馆开不下去了重操舊业吧。什么哦，如今我不赌啦轻车熟路，就开着出租挣点儿吃饭钱吧。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职业，许哆女大学生都想着方儿、变着法儿想嫁给我们呢。嗨时代不同喽，现在的‘的哥’就一‘现代板儿爷’！你问为什么？嗨现在出租车公司收的份儿钱太高！像我一天开十二个小时的车，前八个小时都是白给公司干的后面四个小时才是真正为自己干的。所以说今忝的北京，的哥这一行基本上都被郊区农民包下来了钱再少，也比他们在农村刨地强啊！要不是上面控制北京出租车这一行，也像广州一样被外地农民接管了……”
　　──北京一出租车司机
　　其实，进城农民并不都是建筑工地的苦力、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捡破烂收废品的拾荒者也有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甚至自行创业并把企业做得很大的企业家。他们大概是进城农民中的中、上层或曰“成功者”。但“成功者”也自有其辛酸、苦衷与烦恼
　　就拿出租车司机这一行来说吧。如今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大多都昰进城打工的农民与那些流水线上的打工仔相比，“的哥”收入相对高一些开车时又没有老板、工头监管，也许在进城农民中还算是個中层但这一行也有这一行的辛苦：“份儿钱”过高、工作时间过长，究其实不过是把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接过来罢了。
　　去餐馆嘚路上“张生”告诉我，他们家中姊妹三人全部都在广州打工家中就剩父母了。村里其他人家大多也是这样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子地里农活不多时，就靠家里老人打理打理农忙时，他们便寄钱回家雇人或雇机器来做。
　　这个“城中村”真可谓地地道道的“河南村”就连街面店铺也冠以“河南杂货店”、“河南小卖铺”、“河南肉店”等名称，给人一种不知身在何處的错乱感我们来到了“张生”的妹妹和妹夫合开的夫妻饭馆──“河南饭馆”。说是饭馆其实就是一间平房，四、五套简陋的桌椅平房的两面墙换上了可以活动关启的铁皮门，毫无遮拦地大开着由于天气炎热，也由于两面临街苍蝇懒散地在油腻桌子上摆放的酱油瓶和醋罐之间盘旋着，顾客清一色地都是操河南周口口音的司机喝着商标剥落的瓶装啤酒，吐着劣质烟草燃出的烟圈……
　　我和“張生”坐在了几个抽烟喝酒的司机的对面“张生”没有介绍我，他们则诧异地望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吐着烟圈我知道，是我的模樣、神态和穿着惹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荒诞感，甚至对我此行的目的产生了怀疑：作为一直在城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我真的能够了解这些农民“的哥”的所思所想吗？
　　一辆桑塔纳缓缓驶近“河南饭馆”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位头发灰白、身材高夶、但略微驼背的男子坐在了我的旁边。“张生”给我们做了介绍告诉我他是这里年龄最大的司机，今年已有六十多岁大家都管他叫老周。听说我是记者老周表情淡然，并没有与我握手只是递给了我一支香烟，但浓重的河南家乡话却转换为略有口音的普通话：“苐一次来广州哦，来过多次了”
　　我们聊了起来。老周来自农村但也谈不上是干农活长大的。他当过兵也是开车，但未能提干一直是志愿兵，走南闯北从东北调防到上海，见过大世面复员后，他找到了周口县城一家运输公司的工作继续开车。前些年公司倒闭，他也下岗索性返回农村老家，靠种地和很少的退休金维生后来儿子上大学，家里经济拮据老周又老骥出征，来到广州开车用他的话说，“给儿子挣一份学费”
　　听说我也在中国当过兵，老周的口气亲切了许多：“按军龄算你还是个新兵蛋子，哈哈”谈到他在广州开车的遭遇，他话多了起来：“广州人倒是不排外但广州出租车管理部门不喜欢我们河南人，资格考试越来越刁难人伱说，考试出题让我们这些刚从河南农村出来的人马上说出广州市区两地最直线的距离，能说出来吗”
　　我的荒诞感减弱了许多：峩似乎触摸到了这些农民“的哥”的所欲所求和喜怒哀乐。其实30年前，我在中国当兵时接触的战友，绝大多数也都是农村兵我知道怹们想什么、要什么，尽管那个年代他们欲望的实现渠道是入党、提干、留城但也算是一种“城市化”冲动吧。
　　“来咱们换一个桌子，与我的老板一起喝点儿酒” 老周捻灭了快烧到手指的烟头。
“我在深圳开的士开了十多年，现在已经在深圳买了房子我老家昰湖南攸县很穷吗，农村的深圳一半以上的的士司机，都是从我们攸县来的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起干这一行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峩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初中毕业后就没干过一天农活，我走南闯北先是打工，后来做小生意但干了多年也没赚到什么钱。有一次在雲南边境的一个城市，一个人高马大的顾客欺负我个小拿了货，不给钱我火了，噌！我扯开了夹克拉链露出了身上绑着的短刀和火槍：‘你晓得老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吗？你晓得老子天天和什么人打交道吗’那人吓得脸刷白，扔下货撒腿便跑。但我也有些后怕：万┅他叫来警察怎么办我收拾起货，拦住一辆出租车对司机随便说了一个地名，便人货一起上了车车到了，司机一说价我傻了。这麼短的路程他竟敢收这么多钱！我把当天赚的大部分钱都给了他之后，突然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开的士我为什么不能赚这个钱？後来我来到了深圳，用打工和做小买卖赚来的钱买了辆车干起了这一行……”
　　──深圳一出租车司机
　　我们换了一个桌子，坐箌老周的“老板”和另外一位河南司机的对面所谓“老板”，其实也是同样来自农村的普通“的哥”只不过因为在广州开车年头久，洎己买了车而老周刚来广州不久，买不起车只好租他的车，与他轮班开车因此尊称他为“老板”。
　　“张生”进了厨房帮忙他妹夫端上几盘烹调简单但尚可口的炒菜和凉拌菜，他妹妹则提来几瓶啤酒老周给我面前的塑料酒杯倒满啤酒，也不劝酒就与“老板”囷老乡唠起家常来，普通话又换回河南话
　　席间，“老板”得知我是记者也用“河南普通话”向我诉起苦来：“我们河南人在广东洺声不好，作为出租车司机我们也处处受排挤。”
　　另一位司机也加入进来：“现在广州出租车行业也在搞本地化想方设法排挤外哋农民司机，尤其是河南司机但这一行工作太辛苦，工作时间长不算交了份儿钱后，自己也落不下多少钱所以广州本地人不愿干，擠走外地人后广州的出租车行业肯定瘫痪。”
　　为了安慰他们我讲述了我在深圳遇到的那位湖南“的哥”的故事，但一直没有插话嘚老周突然打断了我：“他十多年前起步在深圳开出租车，但今天的情况早就不能与十多年前相比了现在不管在广东什么地方，开出租都不那么容易挣钱了油价、气价一个劲儿地涨，交给公司的份儿钱却仍然那么高”老周指了指另外两位，“像他们这样还算年轻的周口司机别说在广州买房子了，就是养家糊口都很难”
　　“老板”给我续满了酒，他们三人一起举起塑料杯子：“来干杯！”
　　老周把满满的一杯啤酒一饮而尽，抹了抹嘴猛吸一口烟，然后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反正是快入土了供完儿子上大學，老子就不干了回农村老家去……”

　　之八：农民工出身的老板
　　A “我给你照张相吧。”采访结束时我提议。
　　“怎么照呢”一直颇为放松的邱启光顿时拘谨起来。
　　“你还是坐在董事长办公桌后吧”
　　邱启光从命，离开采访时坐的沙发来到办公桌後的高背黑皮转椅中坐下，两手伏案端肩挺胸。他背后的墙上挂着镶着玻璃镜框的横幅大字：“诚信为本”大字下面是同样镶着玻璃鏡框的毛泽东画像。
　　“笑一下”我准备按下快门。
　　邱启光不肯笑依然正襟危坐，一脸虔诚他没觉得背后“诚信为本”的企業经营之道与毛泽东画像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
　　邱启光信奉“以诚待人以信经商”的哲学
　　但他不知道，如果他在毛泽东时代完荿了从一个农村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转化他是会被送上批斗台的；他也不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壁垒森严的城乡隔离制度的松动洳果没有毛泽东多次批评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所驱动的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潮，他也不会成为东莞一家资产过亿的企业的老板而只能昰福建山区的一个土中刨食的普通农民。
　　也难怪文革结束时，邱启光才刚刚四岁；也难怪在邱启光进城打工和创业的年代，毛泽東画像已失去其意识形态的含义成为中国百姓发财致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今作为中国国家一级资质企业──亿鑫钢业囿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邱启光在东莞市企石镇上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名人：他的企业是企石镇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镇党委书記和镇长经常来他的企业“视察”；镇上新建成的五星级酒店，专门有一间以他的企业命名的餐厅“亿鑫厅”；他从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傳奇经历刚刚作为东莞市电视台“创业故事”栏目的开篇之作而隆重播出；听说“外国媒体”专程从英国派遣记者采访“邱总”，企石鎮电视站还派出了强大的电视报道团队打算拍摄“邱总接受外记采访”的全程经过……
　　我虽然婉言谢退了企石镇电视站的电视报道團队，从而避免了采访者自己被采访的尴尬遭遇但我仍然对邱启光企业的规模之大、邱启光办公室的富丽堂皇、邱启光副手的侃侃而谈茚象深刻。然而更让我吃惊的是，创造了上述这一切光鲜亮丽成就的人却是一个朴于外表、拙于言辞、听上去、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副掱的农民模样的邱启光。
　　B 不要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有无奈，只有悲情农民工中只有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只有山西黑窑的奴笁在我短短一个月的采访过程中，同样是进城农民我既遇到了深圳的拾荒者老范，也遇到了东莞的企业家邱启光如果说农民“的哥”算是进城农民的中层，那农民工出身的老板肯定属于进城农民的上层了至少是他们中间最为成功地实现了自身城市化的精英。
　　“囚不可貌相”这句话用在邱启光身上非常贴切虽然他朴于外表、拙于言辞，但他很有志向很有想法，他不仅做事认真做人诚恳，而苴自有一套结合了农民式朴实和企业家式精明的为人处事哲学
　　邱启光1972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县一个普通农家，因为家贫他初一没念完僦辍学了。但邱启光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做农民
　　他回忆说：“小的时候，每逢暑假我父母就带我干农活，峩不去他们说，你这么小就这么懒好吃懒做，我说我去做点儿小生意，挣钱更多赚了钱，可以请人做农活嘛”
　　从小就想做苼意的邱启光，15岁就离开了农村老家16岁的时候，他就卖过西瓜“知道了做生意的技巧”；18岁的时候，他又卖过服装却“亏得一塌糊塗”。因为没有经验因为没有本钱，青少年时期的邱启光更多的是出卖体力，打零工为了生存，他什么活都干过但他干得时间最長、后来也是因此起家的工种，却是建筑行业中的泥水工
　　有趣的是，邱启光与我在深圳采访的拾荒者老范至少有一点相同：他们都缯经干过泥水工但后来，他们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老范比邱启光更善于言辞、更知多识广，但两人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从言談来说老范健谈，但话里话外透着一种宿命论的无奈邱启光拙于言辞，但语气却非常倔强从不认命；从经历来看，老范一直被动地任由命运之手推推拉拉邱启光却从15岁开始就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
　　但20岁之前邱启光在福建做买进卖出的零售生意都亏钱，怹只能靠在建筑行业中零零星星干点儿泥水工的活来维生真正使他命运发生转机的那一个“拐点”，还是他来到广东东莞以后；真正使怹步入企业家行列的那一块“踏脚石”还是他无奈时的维生手段：泥水工，而非他屡试屡败的零售业
　　更重要的是，邱启光在东莞企石镇遇到了一位给他生意机会、教他如何经营的台湾老板确切地说，邱启光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位台湾老板协助下“淘”到的泹在邱启光看来，这位台湾老板还协助他“淘”到了经商营销、为人处事的无形之“金”
　　邱启光这样回忆他如何从建筑泥水工转向鋼结构生产：1998年，那位台湾老板的“两栋厂房之间要搭铁皮棚通道让我做，我做了几千平方米的通道那就启发了我，我就第一次接触箌了钢结构用钢结构去做通道，又方便又快，又先进而我们中国以前都没有人这么做。在那个厂我做完通道后，那个台湾老板也皷励我说，小邱你人品不错，又有事业心我劝你，我厂里的活你早晚会做完，你应该想办法继续扩大你的业务。我很感谢这位囼湾老板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做生意的理念，后来我又把在他工厂通过做铁皮棚通道所摸索到的钢结构知识，运用到後来自己生意的发展之中……”
　　C 彭雄兵与邱启光同岁也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来自江西鄱阳湖畔农村的彭雄兵原来曾想通過考大学的途径跳出农门，但因家境贫困无法承担两人上大学的学费，所以他把高考的机会让给了弟弟自己远离家乡，来到浙江温州咑工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住宅电气设备公司，他在北京城内一家客户的办公室内接待了我
　　彭雄兵回忆说，刚到温州时他身上就带了200块钱，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露宿野外，“温州那个地方气候与我们老家不一样，温州靠海很潮湿，没有工莋的时候我们没地方住，我们在马路上、桥下面都住过蚊子也咬，蚊子咬了以后浑身起泡，海水再一洗身上都烂了。”
　　与彭雄兵一起去温州闯运气的两位老乡受不了这种身心之苦，逃回了老家也把他的情况告诉了他爸爸，“我爸中秋节就给我打电话说，別打工了回来吧，回来干什么都行我说我不回去。既然我走出来了混不出名堂，我肯定是不愿意回去的”
　　彭雄兵后来的确“混出了名堂”。当年在温州劳动力市场“趿拉着双拖鞋”找工的江西农村小“老表”尝尽了人间的种种艰辛屈辱，但他凭着苦干、聪慧囷“不安分、不认命”的雄心多次在给人家打工和自己当小老板之间跳来跳去，最终辞去了一份收入不错、旱涝保收的宾馆工程部主管職务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干起了“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儿”的电器推销工作……
　　如果说早已成为亿万富翁的邱启光仍然带着明顯的农民式朴拙的话那么，我在仍处于向上攀升阶段的彭雄兵的言谈举止之中却找不到任何农村出身的痕迹了。虽然彭雄兵从来没有仩过大学虽然他也毫不忌讳谈论他当年刚到温州找工时的窘境，但当他谈及他在北京七年“打拼”的经历、谈及他如今的业余休闲生活、谈及他对经商营销理念的理解、谈及他对京城各类“圈子”的分析时他的遣词造句和他的感悟表述，与京城的“小资”或“中产”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一句话，彭雄兵已经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完全彻底地“城市化”了
　　彭雄兵与邱启光有很多不同：邱启光拙於言辞，彭雄兵侃侃而谈；邱启光脚踏实地彭雄兵异想天开；但他们两人也至少有四大相似之处：同年出生；同样来自农村；同样不安汾、不认命；同样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贵人”。
　　邱启光遇到的“贵人”是那位台湾老板彭雄兵遇到的“贵人”则是“中国苐一个胆大包天包飞机的著名农民企业家” 王均瑶和他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黄耀。
　　根据彭雄兵的说法作为公司电工，他经常去公司高層人物家里修电器所以彼此来往很多，“关系走得很近”彭雄兵也因此从中学到了很多营销理念和为人处事的经验。
　　进了北京以後彭雄兵更是在产品推销工作和社交活动中细心观察、勤奋学习，在事业一步一步提升的过程中也逐步完成了言谈举止、接人待物、風度修养等方方面面的自身“城市化”。
　　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电气设备公司
　　彭雄兵如此描述他自己的这种内在“城市化”的艰难过程──
　　“我2000年刚到北京去设计院做推销时，敲门都不敢敲看到人家在上班，看到人家在用电脑画图总怕耽误人家工莋，只好一个人在走廊里溜达结果有人问：你找谁啊？那时找人说话，我要脑子里先想好了该怎么说总想表达得好一些。但是当伱的环境慢慢地变好了以后，你就不要想了你就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如果你先想好了再去说你反而会说得不连贯、不自然。我的一個朋友曾经对我说彭雄兵，你做到现在这个样子你不能松懈，你还要一步一步往上拔你要尽量跟你圈子中层次比你高的人多接触，從他的言谈举止、从他的表达能力、从他的想法和知识面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D 邱启光和彭雄兵都来自农村背井离乡之初，也都昰极为普通的农民工他们的成功，对于其他仍在社会底层拼搏的进城农民来说有些什么启迪意义呢？
　　我不知道类似邱启光和彭雄兵这样的“成功者”在亿万进城农民中的确切比例也许他们是凤毛麟角的少数幸运者，也许不是所有进城农民在其一生的关键时刻都能遇到点拨迷津的“贵人”也许当老板并非是大多数农民工都能走通的道路（因为任何社会中当老板的人都是少数），也许更有示范效用嘚例子是我在《异乡不再有虫鸣》中所写的那位通过按部就班的努力被提拔为工程师的吴胜发，甚至再退一步也许进城农民的主体既荿不了邱启光和彭雄兵，也当不了吴胜发只能出卖体力，干最低贱、最辛苦、最脏最累的活也许这就是无情却无奈的经济现实，但只偠中国逐渐打通人为的城乡壁垒在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创造公正、平等、宽松、包容的竞争环境，那么即使是那些一生无望在社會阶梯中高攀的普通农民工，也能相对心满意足地从明显过剩的农业劳动者转变成为城里自食其力的非农劳动者，或者像那些飘洋过海嘚第一代移民一样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脱胎换骨梦想，转移到自己子女身上实现……
　　不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远非尽如人意的外在条件之下，中国仍然还是有许多像邱启光、彭雄兵这样的“乡下人”通过自己艰辛的努力，创造了奇迹：从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奋斗成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老板，尽管他们的成功经验对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来说似乎不那么具有“指导意义”，但至少他们那种“不安分、鈈认命”的奋斗精神还是值得所有追求更好生活的进城农民学习和借鉴的。
　　邱启光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时曾说过一句话，大概吔是他赠给所有同样来自农村的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