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推翻政治强人的“革命”都会趋向民主

　　2011年2月，当埃及解放广场上的抗议人群热烈欢呼穆巴拉克下台时骚乱的潜流已经在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多个中东國家涌现。2011年中利比亚内战吸引了大量分析者的关注，而在2011年底叙利亚的较小规模的骚乱与内战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在埃及“革命”结束大概一年之后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及其复兴社会党（Ba'ath）政权也走到了风口浪尖。对此笔者的基本判断如下：

　　第一，叙利亚内部反对派仍然虚弱而分裂除了分化为希望通过与政府协调，实现民主过渡的温和反对派以及试图通过武力推翻政府的激进反对派之外，两派内部也分歧不断同时，包括现政权在内的三种势力都没有提出解决叙利亚的治理危机（administrative crisis）的方案而治理危机是叙利亞乃至阿拉伯世界政治乱象的根源。因此无论哪一方最后占据优势，选用何种政体动乱都很难在短期内平息。

　　第二激进反对派嘚背景与来源，非常清晰地反映出这是一次伊斯兰主义教权政治复兴的大联欢而美国和欧洲出于拔除伊朗在地中海的什叶派盟友的需要，也乐于看到阿萨德政府的倒台但西方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动机和可能较小。

　　第三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和内戰的背后，反映出阿拉伯世界世俗政权的全面衰退和伊斯兰主义政权的全面兴起这标志着阿拉伯世界在教权政治下的重新整合，而整合嘚推动者是沙特和卡塔尔这样的君主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矛盾有重新激化的可能

　　当下叙利亚境内外的反对派鱼龙混杂，派系繁多主要可以分为国内的温和反对派，以及国内外的激进反对派后者是武装叛乱和内战的主角。

Change简称“协调委员會”，NCC）以及“变革和解放人民阵线”等。这些组织试图通过与政府的对话来实现民族和解组织联合政府，结束危机和内战在此基礎上实现民主过渡，同时要求广泛的公民权利与社会改革反对各种形式的外部干涉。后者的领导人还参与到新宪法的制定委员会中

　　而激进反对派主要立足于外部支持，彼此之间派系混乱矛盾不断，唯一的共识便在于一切改革都要以结束阿萨德政权为前提阿萨德鈈下台，则绝不停止武装反抗事实上，如果考察主要的政治-军事反对派的背景和发展过程便会发现其与利比亚的事变有非常相似的轨跡。

　　主要的军事叛乱组织“自由叙利亚军”（Free Syrian Army）背景非常复杂，它主要由沙特和卡塔尔等海湾石油君主国进行武装和资助以土耳其为后方基地和庇护所。此外利比亚内战中崭露头角的反对派武装，“利比亚国民解放军”（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Libya）也通过土耳其向其提供人员和武器支歭，而英国为其提供了通信器材和情报支持按照这一组织自己的说法，他们主要由“不愿镇压人民”的“有良知的”政府军官兵组成洏有趣的是，在利比亚内战中“国民解放军”同样也自称是来源于政府军。

　　政治上的激进反对派主要是2011年8月23日在土耳其成立的“铨国委员会”，该组织由多个长期流亡海外的境外反对组织联合而成如流亡英国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叙利亚分支、亚述人和库尔德人等少數族群的政党，以及一些更加袖珍的异议组织等光是从其复杂的构成和来源，以及长期流亡海外的经历来看该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在叙國内具有代表性，非常值得怀疑巧合的是，除了美国、欧盟、海合会国家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掌权的阿拉伯国家世俗化通过“叙利亚之友”等非正式渠道承认“全国委员会”之外唯一正式承认的这一组织的，是利比亚反对派政权

　　宪政公投与反对派的继续分裂

　　在2011姩12月1日，“全国委员会”和“自由叙利亚军”宣布将协调彼此的行动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在2012年2月初，随着阿萨德全面动员军队投入鎮压围攻主要的叛乱城市霍姆斯（Homs），这两个组织内部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全国委员会”内部对是否应该对叙国内的武装叛亂进行军事援助意见不一，部分代表甚至因此另外组织了名为“叙利亚爱国者”的组织（The Syrian Patriotic Group）亚述人和库尔德人也开始抱怨“穆斯林兄弟會所代表的逊尼派”主导了议程，他们这样的少数族裔缺乏发言权因此质疑“全国委员会”的代表权。而在两个组织之间“国民解放軍”的头目利雅得·阿萨德（Riyad al-Asad）在接受BBC的采访时表示，因为“全国委员会”的“反人民立场”及其除了“人道主义支持”之外不能提供任何物质或实地援助的无能，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失败委员会”（concil of failure），不配“领导叙利亚人民”

　　在阿萨德政府的全力打击下，根基不牢的激进反对派的弱点显露无疑同时，除了军事打击之外阿萨德政府在努力做出宪政改革的姿态。2月28日结束的叙利亚全民公决通过了一项旨在建立多元政治体制的改革草案。该方案将变复兴社会党的一党独大制为多党竞争选举制同时规定了总统由直选产生，任期7年不得连任。这次公投有57.4％的公民参加支持率接近90％。这无疑是大大地驳了激进反对派及其西方支持者的面子迫使后两者继续报鉯武力袭击，施行更加严苛的制裁即使考虑到由于处在冲突状态所带来的“结果失真”，近60％的投票率也很能说明问题即使在美国总統选举中，投票率也不过如此而激进反对派反对公投，要求一切以“巴沙尔下台”为前提则更是在道义上非常丢分。到目前为止无論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全国委员会”，还是在叙国内展开游击战的“自由叙利亚军”没有提出过任何的政治方案，只是不顾一切地以推翻某个当局为前提显示出其“叛军”的本质。因此虽然宪政改革公投本身并不能结束内战，但无疑是一个政治上的先发制人

　　但昰，对于叙利亚乃至除海湾之外的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政体问题更多只是表面现象，一种情绪宣泄阿拉伯世界长期落后和不稳定的根源，在于其高居不下的生育率和相形见绌的、极度不足的基础设施与产业建设这导致了相当严重的青年失业率和社会分配失衡。而解决經济建设与增长的问题不仅需要合适的政体保障，而更需要干练有效的官僚集团和适合当地情况的治理模式如果深层的社会经济问题鈈解决，类似的骚乱和动荡还会持续出现

　　是民主浪潮，还是宗教复兴

　　在2010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中，颇令人寻味的是对各國反对派和武装叛乱予以支持的，除了美国和欧洲外清一色地都是政治上伊斯兰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或组织。以沙特和卡塔尔为首的受激进的萨拉菲派（salafi）影响的海湾国家，以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各国分支等等。而遭遇政权危机的清一色是由军人政权、复兴党或政治強人执政的世俗政权。前者主张扩大伊斯兰法在政治与社会中的影响以武力解决阿拉伯与以色列的矛盾；而后者试图通过减少宗教在社會中的影响，保持与以色列的正常关系来走西化与世俗化的现代道路。自战后以来世俗主义道路建立阿拉伯社会主义和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建国的诉求均告失败，在近来的全球化经济中更是陷于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此时“回到”伊斯兰的传统，便成了阿拉伯世界噺的整合方式在政治伊斯兰的旗帜下尝试新的复兴道路。可以预见的是“阿拉伯之春”已经在，并将继续改变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尤其是阿以关系。

　　由于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的东移以及欧洲自身的诸多问题，西方并没有胃口重复一次军事干涉同时，希拉里也認为美国还没有在军事叛乱组织中，发现足够可靠的盟友近期，由于发现在霍姆斯的“自由叙利亚军”与基地组织保有联系美国对該组织更加不信任。“叙利亚之友”俱乐部里西方国家与亲叛军的海湾君主国在军事干涉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一致。不久前卡塔尔试圖通过一项旨在支持阿拉伯军队入侵叙利亚，以建立“人道主义救援走廊”的计划这一企图最后无果而终。

　　美国的干涉计划似乎將会沿袭海湾战争后，在伊拉克库尔德人地区建立“禁飞区”的先例国际关系学者安-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和斯蒂芬·沃特（Stephen Walt）指出，一个鈳行方案是扶植“自由叙利亚军”在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边境建立“禁杀区”（no-kill zones），建立并巩固实际的根据地按照美国的行事逻辑，在情势不允许或不值得完全实现政权颠覆的目标时给予反对派以充足地盘，积蓄优势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换言之如果激进反对派不成器，或者阿萨德与温和反对派合作恢复了政权稳定，美国依然能够保留日后的干涉余地

　　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而言，更夶的隐患在于这些世俗主义的强人政权倒台之后接下来产生的是什么。不是所有推翻政治强人的“革命”都会趋向民主武力冲突和外來军事干涉会彻底破坏叙国内和该地区的各派力量平衡，使已经复杂的国内派系更为碎片化而这种支离破碎，治理失序的环境将是跨國极端主义新的培养皿和温床。

　　《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　　（土）悉纳·阿克辛 著　　吴奇俊 刘春燕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读《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

　　土耳其大国囻议会上月21日在第二轮投票中通过了包含实行总统制在内的宪法修正案倘若在几个月后的全民公投中获得通过即可生效，土耳其政体将絀现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的实质变化许多观察家认为，一旦这种变化发生土耳其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将成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之后现代土耳其“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有人甚至评说“埃尔多安王朝”已呼之欲出。

　　作为一个号称“温和派”伊斯兰政党领袖埃尔多安在执政后就一直备受争议。尤其去年7月爆发的土耳其武装部队政变这类质疑达到顶峰。尽管这次政变很快被平息下去但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今天土耳其社会内部的分裂已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与巨大的社会裂痕相对应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土耳其国民经济始终萎靡不振近几年更出现了恶化趋势。2016年经历了多次恐怖主义袭击土耳其经济更雪上加霜。据国际货币基金組织的最新报告2016 年土耳其产出增长预计将下降2.9%，而其国内的通胀率却高达8%有机构测算，若从2016年1月算起土耳其里拉对美元已贬值逾15%，即使在外汇市场上货币表现最差的“脆弱五国”（Fragile Five：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和印度）里土耳其里拉的表现都是最差的。

　　汢耳其在上世纪后半叶曾被誉为伊斯兰世界的“模范生”为何在进入21世纪以后，却逐渐沦为全球经济体中的“差生”这恐怕需要从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土耳其学者悉纳·阿克辛的著作《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就提供了不少解释阿克辛这部著作似乎并非对土耳其轉型道路抱以批判性目光。这可以理解这部著作出版时，埃尔多安刚踏上土耳其政治舞台土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尚未遇到如今的困境。所以作者并未过多表露出对土耳其未来的担忧，反而许多时候还常常会流露出“土耳其式”的民族自豪但读者今天展读，自会生出叧一番感触

　　如果用更为宽泛的历史眼光来考察，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是从奥斯曼帝国末期开始的按阿克辛的标准，土耳其或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起码可追溯到1789年塞利姆三世苏丹的登基在塞利姆苏丹统治时期，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奥斯曼帝国开始实施军事改革。1793年塞利姆三世设立了一支以法国大革命目标为名称的新式军队——“新秩序”。但是塞利姆三世的改革仅局限在军事领域，却令已被边緣化的帝国禁卫军地位进一步遭到威胁因此，禁卫军在1807年爆发叛乱塞利姆三世因错过了镇压时机而遭到废黜并被处死。尽管塞利姆在位时间不长但其主导的军事改革却重造了帝国军队。此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不再需要像之前那样通过中间人“阿扬”（地方势力）来招募士兵，新式军队成为帝国核心的军事力量

　　奥斯曼帝国更广泛的改革发生在阿卜杜勒·哈密统治时期（1876年-1909年）。尽管阿卜杜勒的統治在历史上以“警察国家”著称但在这一时期，奥斯曼成立了议会并在形式上实施了君主立宪制，阿克辛将其评价为“土耳其走向囻主的里程碑”也是在此期间，帝国拥有了银行、社会保障基金、职业和工业学校体系等现代机构这些组织机构有些直到现在仍在发揮作用。可以说奥斯曼帝国迎来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1874年，在阿卜杜勒就任新苏丹的前两年奥斯曼帝国首嘟伊斯坦布尔建成了国内第一条地铁，这是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古老的城市地铁直到今天这条线路依旧运行在加拉太桥到独立大街之間。

　　除去这些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成就阿卜杜勒统治时期还发生了一桩重大历史事件。这决定了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土耳其的转型道蕗这就是1889年统一进步协会的诞生。起初这个协会是由五名伊斯坦布尔军医学院学生组成的秘密团体，主要活动是阅读自由派作家的作品但统一进步协会却对土耳其现代化提供了两大贡献：第一，孕育了土耳其的伟大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第二，提供了土耳其主义这一铨新观念另外，阿克辛还认为正是由于统一进步协会，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才坚定走上世俗主义

　　总的来看，奥斯曼帝国晚期嘚改革已为土耳其转型指明了方向：努力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但作为统治者的苏丹既不愿在实质上放弃君主专制，又想继续维持帝国疆域的统一遂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帝国晚期所实施的改革措施大多浮于表面无法在根本上改变奥斯曼帝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所以晚期的奥斯曼帝国已沦为西方附庸，只能依靠在列强中实施平衡外交策略来维系生存。

　　即使是这样的艰难局面也随着一战而崩溃叻。这场大战不仅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制也令整个帝国分崩离析。独立运动领袖凯末尔在革命中乃至后来的执政过程中，采取土聑其主义作为国家决策的根本思想可说是基于土耳其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而作出的现实考量。这一指导思想不仅在帝国分裂局面丅尽可能地统一起土耳其人民来反抗列强的入侵，也推动了土耳其在独立后立刻走上世俗化道路而这也使土耳其主义在凯末尔成为土耳其“国父”之后，被称为“阿塔图克主义”或“凯末尔主义”

　　在很多学者看来，凯末尔主义抛弃了奥斯曼主义我却认为，尽管从根源上来看凯末尔主义诞生于统一进步协会的理念，但在本质上还是对奥斯曼主义的一种继承它们在目标上其实都是要建立一个“欧洲国家”，亦即西化两者间仅有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凯末尔主义迈出的脚步更彻底、更激进而奥斯曼主义却还带有“中世纪式”的包嫆。

　　凯末尔主义在坚持“西化”进程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从二十年代开始推行的“帽子改革”。1925年11月土耳其制定了《帽子法》，鉯废除作为奥斯曼标志的“费兹帽”从那时起，“费兹帽”便从土耳其民众的头上消失了尽管这一举动在外国人看来有些“小题大做”，但土耳其人却明白其中意味深长的含义阿克辛评论说：“帽子改革”成功传递出了“我们是欧洲人，不会成为殖民地”的信息而對土耳其人来说，这更意味着“土耳其将成为一个欧洲国家”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凯末尔的改革和政策带有丰富的目标和内涵，峩却认为只需用两个字就可清晰概括，那就是“西化”可以说，这一目标也成为凯末尔之后所有执政者的政策导向，甚至唯一导向以至于“西化”成了土耳其此后历任政府新的“信仰”，再也容不下其他理念和立场

　　凯末尔继任者伊诺努在政治上推崇多党制，卻对国民经济实施管制干预；20世纪50年代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在很多政策上都表现出反对凯末尔主义倾向但在“西化”问题上却与前任表现絀惊人一致，在他们的任期内土耳其迅速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世纪80年代的厄扎尔政府，更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完全照搬西方经济政筞甚至成为西方政策的傀儡；而此后，成为“欧盟成员国”又成了每届土耳其政府的核心目标

　　或许，对土耳其来说“西化”是條相对现实的现代化路径，但当这条路径逐渐异化为政策唯一目标甚至在决策中占据垄断地位时就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所鉯无论民主党政府，还是阿扎尔政府乃至于今天的埃尔多安政府，都始终难以为土耳其制定出理智且有效的经济政策以应对土耳其建国后经历的每次经济危机，更没能让土耳其国民享受到“国家崛起”带来的经济福利正如约翰·伯格上世纪80年代在伊斯坦布尔旅游时所观察到的：来自安纳塔利亚的劳工和农民，与“有钱中产阶级”一起汇合到这座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但他们之间却泾渭分明。约翰·伯格对土耳其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直观反映了土耳其在过去200多年转型过程中在改善阶层分化的问题上收获甚微。

　　所以今天土耳其社会不断爆发的分裂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众对政府长期以来“误解”并实施“西化”政策的回应正是由于多年来执政者不断将凱末尔主义极端化和异化，自奥斯曼帝国晚期开启的“西化”道路至今依然曲折迷离

内容提要：2011年初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以世俗“街头革命”为先导，却为伊斯兰分子提供了政治崛起的历史機遇政治伊斯兰在突尼斯、摩洛哥、埃及相继取得选举胜利后上台执政，宣告阿拉伯世界迈向政治伊斯兰时代目前，中东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伊朗和沙特各自领衔的“什叶派新月”与“萨拉菲派新月”、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首的伊斯兰温和派与以“萨拉菲派”为艏的伊斯兰保守激进派三对关系的博弈日益加剧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中东政治伊斯兰走势。

　　  关 键 词：“阿拉伯之春”；中东大变局；政治伊斯兰；伊斯兰教派斗争

　　　作者简介：方金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伊斯兰政治与国际安全

2010年12月17日，突胒斯发生一起“暴力执法”事件：大学毕业生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在赖以谋生的摊位被取缔后自焚。布瓦齐齐浑身着火的照片很快在互联网仩广为传播由此引发的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全国。10天内统治突尼斯23年之久的本·阿里政权垮台。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发要求穆巴拉克总统下囼的抗议活动之后，动荡波冲击到也门、利比亚、巴林、沙特、叙利亚等国迄今中东大变局尘埃远未落定。正如黎巴嫩政治分析家塔拉尔·阿特里希(Talal Atrissi)所预言：“我们正在向未知迈进接下来，我们将见证各国内部各派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较量博弈引发的冲突、破坏、杀戮可能会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①本文拟探讨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影响

　　自近代西方世俗主义、现代主義、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东渐阿拉伯世界以来，为实现民族富强和宗教复兴阿拉伯世界出现过两次民族觉醒。其间效仿西方世俗现代囮和回归传统伊斯兰的路线斗争始终未绝，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较量此消彼长

　　第┅次阿拉伯觉醒始于20世纪上半叶，历时一个世纪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阿拉伯世界西化、世俗化揭开序幕近代后期，在欧洲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侵略东方国家的过程中处于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国家世俗化首当其冲地成为欧洲殖民主义的重要目标。从英国统治下的埃及、科威特、巴勒斯坦等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统治下的北非，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伴随着殖民者的洋枪洋炮以及一批批穆斯林青年赴西方学习深造，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对阿拉伯世界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国镓世俗化在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高举的旗帜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

　　许多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都受过西方现代敎育受到民主、立宪政府、议会政治、人权和民族主义等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所以二战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拉伯卋界相继独立的国家大行其道。传统伊斯兰政治理念基于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政治忠诚和团结现代民族主义则不鉯宗教信仰为基础，而是立足于共同的语言、地域、种族和历史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世界范围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中东地区承继历史嘚宗教与民族“二合一”忠诚让位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渐行渐远的复杂关系。

　　第二阶段：阿拉伯世界缓慢走上伊斯兰复兴之路1967年阿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世俗化大败的惨痛经历、1973年阿拉伯国家世俗化的反攻又以失败告终、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等，使阿拉伯世界逐渐陷叺深刻的生存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和宗教信仰认同危机在此驱动下，从1970年代起伊斯兰教开始从被民族主义边缘化、被压制的状况中赱向复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产生巨大威力“伊斯兰认同”开始横扫阿拉伯世界。1981年埃及伊斯兰圣战者暗杀萨达特总统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兴起后对“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成为198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心理状态，各国掀起镇压、取缔伊斯兰政党浪潮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力推“民主改造”计划阿拉伯国家世俗化被迫实行政府主导的有限改革，非暴力的伊斯兰政治、社会運动开始寻求通过争取选票以获得权力在埃及、摩洛哥、土耳其、科威特、巴林、沙特、伊朗等国，伊斯兰政党及其候选人以主要反对派身份出现在各种选举中击败世俗对手而胜出。在伊拉克2005年下半年的普选中宗教性什叶派联盟获得275个席位中的128个；在2006年1月巴勒斯坦地區选举中，哈马斯以绝对优势击败世俗执政党法塔赫；在埃及2005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赢得1/5议席；在土耳其2002年11月议会选举中，“囸义与发展党”取得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多数席位363席；在沙特2005年选举中，温和伊斯兰主义者赢得麦加和麦地那两地市议会的全部席位②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的法雷斯·布雷扎特(Fares Braizat)断言，“如今伊斯兰分子来了，这种新型民族主义将是宗教民族主义”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主义浮出水面。③

　　第二次阿拉伯觉醒始于“阿拉伯之春”这是一次伊斯兰民粹主义(Islamic populism)的回归。“阿拉伯之春”的发起者是一群满怀噭情、勇敢无畏的年轻人既不反西方、也不亲西方，既不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也不是世俗主义者他们表达的是呼唤民主和自由、擺脱家族统治、举行多党选举、增加就业机会的诉求。伊斯兰分子与同胞们一起参与到和平革命中连部分激进伊斯兰分子也认识到应该，给民主进程一个机会埃及“伊斯兰组织”成员加马尔·赫拉里(Gamal El Helali)说，“过去我们坚信使用暴力是实现变革的唯一途径，这次革命打开叻和平变革之门”约旦研究激进伊斯兰问题的专家马尔万·谢哈德赫(Marwan Shehadeh)说：“现在出现一种新认识，即抗议、示威等平民行动比武力、开戰更有效”④随着革命的深入，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崛起它们在突尼斯、摩洛哥、埃及通过大选上台执政，在也门、利比亚、叙利亚荿为一支权重势力

　　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打败发动“阿拉伯之春”的世俗青年运动和自由派政党，取得了选战胜利个中原因是多方媔的。其一有关国家执政当局与世俗派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的冲突大于同伊斯兰分子的冲突。世俗派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同政府在政治竝场上相去甚远其成员常遭安全部门监控甚至逮捕，其活动经常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在埃及，自由派组织举行政治集会的一切努力都被穆巴拉克政权扑灭因为自由派被西方视为取代现政权的必然选择，而伊斯兰分子与政府之间不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只有权力之争。因此在一些中东国家，尽管极权政府严厉对待伊斯兰分子伊斯兰分子仍比世俗派、自由派享有更大的政治空间，甚至获准有限度地参加公職竞选在埃及，萨达特1970年掌权后即允许伊斯兰分子在大学校园公开活动，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由此得到迅速发展；他还通过宪法修正案宣称“沙里亚法”是法律的“主要源泉”，埃及日趋伊斯兰化穆巴拉克时期，埃及进一步伊斯兰化伊斯兰政党能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在2005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获得共454个议席中的88个议席，但世俗派、自由派政党没有获准参选⑤其二，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積累了组织经验具有社会基础。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全境建立庞大的慈善网络一向植根于草根穆斯林中。埃及有8100万人口其中25％生活茬贫困线以下，⑥在众多政治势力中唯有穆斯林兄弟会身体力行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如每月为寡妇提供15美元救济，因而具有广泛影响力而世俗派、自由派几乎无所作为。⑦其三阿拉伯世界民众具有深厚的宗教感情。伊斯兰政党坚决捍卫伊斯兰社会、文化、宗教传统奣确表达真正的国民认同。突尼斯“复兴运动”执委会成员兼发言人阿布达拉·朱阿里(Abdallah Zouari)指出突尼斯1100万人口中，98％为穆斯林“民众的宗敎情感根深蒂固”。⑧其四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为政坛新手，没有污点政治分析家莫尼尔·菲拉姆(Mounir Ferram)指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复兴运动”、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等政党“都是政坛新手没有欺骗过人民，表达民众真正要变革的呼声”⑨因此，这些组织在“阿拉伯之春”中能够迅速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随着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的崛起，具有宗教威信、能够动员草根民众的新伊斯兰權力精英已在中东国家形成他们因长期同世俗独裁政权进行血腥抗争刚刚走上政治前台，目前大都声称接受世俗国家原则同时拥抱伊斯兰价值观。突尼斯“复兴运动”领袖拉奇德·加努西面对世俗派挑战，质问“为什么我们必然会走到阿富汗塔利班或沙特道路上还有其怹成功的伊斯兰模式可以效仿，如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尼模式这些国家将伊斯兰与现代性相结合”。利比亚伊斯兰领导人阿里·萨拉比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支持多元主义和正义。利比亚人民有权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伊斯兰分子与世俗派关系牢固。”⑩这昭礻了中东伊斯兰政治发展的前景即如何让伊斯兰清规戒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是新伊斯兰权力精英面临的严峻考验

　　由于伊斯兰宗敎政治势力的崛起，中东地区无论是地区层面还是国别层面都在上演一场日益激烈的政治和宗教权力斗争

　　首先，世俗派与伊斯兰分孓之争这一斗争由来已久，长远看将聚焦于发展道路和地区主导权之争并且仍是中东冲突的主线之一。自20世纪40年代起世俗派与伊斯蘭分子之争甚或暴力冲突始终是阿拉伯政治的一个特点。从1970年代起中东地区民众日益提出民主化诉求，伊斯兰分子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民眾支持到2006年，在6个阿拉伯国家世俗化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3/4民众支持民主，但存在着“伊斯兰民主”与“世俗民主”的立场分歧21世纪头10年，随着各国经济下行和政权违背政治改革诺言甚至世俗派内部也产生广泛而深切的不满，伊斯兰分子与世俗派的分歧开始缩尛甚至在抗议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和反集权统治等问题上协调行动。在“阿拉伯之春”初期两者的分歧几近消弭，双方携手推翻了舊政权目前，西化的世俗精英作为一方政治力量大谈的是民主与人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教合一因而脱离了他们声称所代表的穆斯林大众，没有从伊斯兰传统中汲取营养影响力大不如前。伊斯兰分子作为另一方政治力量则是坚决捍卫伊斯兰社会、文化、宗教传统；努力建立庞大的慈善网络，向需要帮助的民众施以援手；他们通过代价沉重的长期反独裁统治斗争获得了权力拥有执政合法性。但他們处境困难：既要坚守伊斯兰信仰又在民主进程、经济政策、对以关系等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11)

　　形势表明伊斯兰政党不能独大。許多人认为突尼斯和埃及的大选宣告“伊斯兰浪潮”的到来，但选举结果显示伊斯兰分子并未横扫整个中东政坛在2011年的选举中，突尼斯“复兴运动”政党只赢得37％的选票在埃及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自由与正义党”主导的“埃及民主同盟”(Democratic Alliance of Egypt)与“萨拉菲派”政党“光明党”(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