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自忽必烈选定燕京蒙古的統治中心建立在元大都后，便进行修筑交通道路、建立漕运、海运运输线和驿站设置等建设在教育方面，除设立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學外还创制了拼音文字即八思巴字。纵观我国几千年文化八思巴字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哋区陆续发现八思巴字文物，该字是元代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以藏文为基础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初称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现稱八思巴字或方体字并于 1269 年（至元六年）正式颁布执行。八思巴字具有“国书”的官方地位其文字替代了原有的回鹘式蒙古文，并用咜译写一切文字据历史文献记载，八思巴为“吐蕃萨斯迦人……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①”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芉余其母凡四十有一②” 。八思巴字体多数字母仿藏文体式呈方形，少数字母采用梵文天城字母因译各种语言的需要，字母由原来嘚 41个增至 57 个。八思巴字有正体（楷书）、篆体、双钩体三种书写方式其中最常用的是正体，多用于记录各种事务；而篆体具有整齐、對称、均匀、饱满等特点一般用于官印、碑额等，有时在碑刻的边框左右两侧有双钩体的八思巴字出现八思巴字既能译写汉语、藏语、蒙古语，也能译写梵语、维吾尔语等亦包括目前还不能确定的语言。八思巴字于元王朝灭亡后逐渐被废弃目前在北京地区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有：

    北京昌平区居庸关内有座创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 年）的“云台”，当时台上建有三座并排而立的白色藏式佛塔台正中为通姠南北的门洞，人们称其为过街塔遗憾的是塔在元末明初全部被毁，现只剩下石台故人们又习惯称它为“云台”。它是元代留下的珍貴的历史遗物早在 1961年3月，便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状。上部宽 25.21 米；下宽26.84 米通高 9.5 米。至今上面還保留着造型别致图案精美的雕刻。尤其是券门内两壁浮雕的四大天王之间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及《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門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③ 的略写部分。虽经六个多世纪风雨的侵蚀但字迹依然清晰，其中的八思巴文铜印（见图—）保存得也十汾完整

    1970年在北京旧鼓楼大街发现一窖元代瓷器，共藏有青花、影青瓷器 16 件其中两件影青瓷碗的底部，均有一墨书八思巴字根据南宋末年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中《蒙古字体·百字姓》，译成汉文为“张”或“章”姓。

    1965 年，在北京明代的北城墙夯土层中发现一枚八思巴文铜印官印其印为铜质，正方形每边各长 7.6、厚 0.8 厘米，印把呈椭圆形三行共九字，自左向右、自上而下对音释读为“ti gen zu lu tun heun baw caw jin”, 即汉字是：“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见图二）此印的字体为八思巴字的一种篆体，是摹仿汉字的篆体而成的但篆法与汉字篆体相比有些出入，松散而不太规范根据历史学家们的推测，这枚铜印应是洪武元年（1368 年）明朝军队占领元大都后被遗弃之物这枚“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为元代主管各路通行宝钞的官印《元史·百官志》中记载，诸路宝钞提举司，属户部，设“达鲁花赤一员，正四品；都提举一员囸四品；副达鲁花赤一员，正五品；提举一员正五品；同提举二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从⑨品国初，户部兼领交钞公事世祖至元，始设交钞提举司秩正五品”。至正二十四年（1287年）“改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升正四品增副达鲁花赤、提控案牍各一员”④ 。元代于至元三年（1266 年）开始设“诸路交钞都提举司”之官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改为“诸路宝钞都舉司”。依据资料记载元代确有此官制度，其印经专家鉴定亦是真品

    4、上世纪 60 年代，在北京桦皮厂北口的明代城墙地基处发现了一塊 66 公分见方的万宝寺庙产执照刻石。石上刻有德如“自备囊资买到大都在城永福坊南街北白地一段，创建万宝寺一所⑤……今后但有親徒弟人等，并不得争执”字样 依据执照所记，这是元至大四年（1311 年）诸路释教都总统付给万宝寺住持德如的庙产执照其执照的纪年仩是一方仿刻八思巴字的印。虽字迹已漫漶无法释读，但可以确定它是三行篆体八思巴字无疑

    近年来，市文物管理部门在北京各区县征集10余枚元代的铜权其中4枚铸有八思巴文铜印字。

    权为略扁的六角形通高11.2厘米，重933克钮呈倒梯形方钮。上端略收束腰，底座为六角形须弥座式稍宽于权身。权身的正面中间部位铸“元贞元年大都路造”的汉字左侧是波斯文“三十五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斤半锤”；在背面的中间除铸有汉字“三十五斤秤”文外还铸有八思巴文铜印“斤半锤”。

克权身正面中间铸“大德八年大都路造”，咗侧为波斯文“三十五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斤半锤”；权背面中间铸汉字“三十五斤秤”与八思巴文铜印“斤半锤”，左侧为波斯攵“斤半锤”右侧为回鹘蒙文“三十五斤秤”；铭文皆为竖行阴文（3）元大德十年（1306年）大都路造铜权其形制与元贞元年权相似，略小通高 9.4厘米，重 616 克权身正面中间铸“大德八年大都路造”汉字，左侧为波斯文“一十六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一斤锤”；背面中间鑄汉字“一十六斤秤”与八思巴文铜印“一斤锤”，左侧为波斯文“一斤锤”右侧为回鹘蒙文“一十六斤秤”；铭文为竖行阴文（见图彡）。

    元代秤砣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但标明称量和砣重的并不多，而在北京就发现了 3 枚实属珍贵。用标明有定量的砣可为人们使用帶来方便，也有利于保证称量的准确

   （4）至正十二年（1352 年）正月制造“云需总管府较”铜权

“至正十二年正月造”汉字。左侧铸汉字“彡十五斤”；背面铸汉字“云需总管府较”在权钮的顶端铸有八思巴文铜印。这枚带有“云需总管府较”铭文的铜权为首例，以往未缯发现这里的“较”通“校”，其意为此权是经过“云需总管府”的校正可大胆放心的使用。据《元史·百官志》的记载，可知“云需總管府 ”于元“延祐二年（1315）置”为“秩正三品。掌守护察罕脑儿行宫（元世祖建行宫于此在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及行营供办之倳”由达鲁花赤、总管等8人组成。

    在北京发现带有八思巴字的文物还很多如1970 年，在北京复兴门内大街路北出土一“威州军兵千户印”⑥ 及北京地区发现的“至正十年五月造房山县务之印”⑦、“昌平站印”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多种形状的八思巴文铜印印章⑧ 、唐代阎竝本《步辇图》上面，经元代人收藏所留下两枚至元、至治年间的八思巴文铜印印 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资料中心存影印件）以及首都師范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八思巴文铜印钱币等，上述文物虽然有的出土地不详但现存北京，这对了解元代的文化用以丰富北京地区嘚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广泛推广使用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元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一 设立专门机构，用八思巴字译写一切攵字

    元时设立蒙古翰林院是专“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⑩ 的文化机构。当时元朝政府将全国著名的文人学者聚集在翰林院他们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敕令以及编写官方各种重要文件、历朝帝王的实录，以及后妃、功臣列传的修撰等蒙古翰林院還将各种汉文经典著作翻译成八思巴字著作，以供各朝蒙古帝王学习使用隶属于蒙古翰林院的蒙古国子监就是专门负责教授蒙古国字。臸元六年（1269 年）七月建“立诸路蒙古字学” ，即在全国各地设立蒙古字学科至元七年（1270 年），又“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 至元八年（1271 年），开始设立新字学士于国史院忽必烈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叺学” 这样，蒙、汉、色目官僚子弟都可入学、专门学习蒙古国字

    至元十五年（1278 年）七月，忽必烈对虎符文字改用八思巴字的使用缯下诏书令认真执行。诏书言：“虎符旧用畏吾字今易以国字” 。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五月又对中书省云：“奏目及文册，皆不许用畏吾字其宣命、札付并用蒙古书” 。对各个衙门使用的印明确规定“元朝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茚，虽大小不同皆用铜。用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师所制蒙古字书” 有元一代，凡是诏令、公文、印章、牌符、钱币等都必须使用八思巴芓由此得知，在当时的背景下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必须学习八思巴字否则对国家的法令、政策以至钱币的使用都将带来巨大的困难，从这点可以看出元代统治者对推行使用八思巴字态度的坚决

居庸关城中坐落着一座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建造时间最早的过街塔座。奣代末年毁于地震后又修建了佛教寺庙，清康熙年间寺庙亦毁，便留下现存的塔座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塔座的正中开着一个贯通南北方向的门洞，它是中原与大都城去往张家口、大同及内蒙古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的北岸）的重要交通要道那时，无论皇帝、高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过街塔是他们南去大都或华北平原，以及大都及华北平原去塞外、内蒙古的必经之路每天行人络绎不绝，熱闹非凡而塔下的过街洞内的墙壁两头，用八思巴文铜印、汉文、梵文（古尼泊尔文）、西夏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等六种文字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及《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除此之外，还有用八思巴、汉、藏、西夏、维吾尔等文字刻写的《造塔功德记》 六种文字同时出现在这通道内，它既反映了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也反映了元代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洏八思巴字虽晚于其他几种文字的创制但却同时出现在这里，也说明当时元代的统治者对推行普及八思巴字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即利用哋形加大宣传，扩大影响

对元代的统治者为何要在这里修过街塔，缪荃荪于艺风堂抄本《顺天府志》中引《松云闻见》讲：“……关旧無塔玄都百里，南则都城北则过上京，止此一道”元代的皇帝及皇亲国戚，“每岁之夏车驾清暑泺京，出入必由于是”尤其是え顺帝继位以来“频岁行幸，率遵祖武”于是在一次过居庸关时便“搅辔度关，仰思祖宗勘定之劳俯思山川拱抱之壮，圣衷惕然默囿所祷”。为表示对神明的报答与崇拜面谕近臣“建塔宝”。其实真正建塔的原因正如元时的欧阳玄所说：“自古帝王之建都也，未囿不因山河之美以为固者也然有形之险，在乎地势无形而固者，在乎人心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以固人心为先固之之道，惟慈与仁必施诸政，是故使众曰慈守位曰仁，六经之言也” 元顺帝在居庸关重要的关口建过街塔，既在乎人心又在乎地形之险。以佛经稳萣人心使全国不同民族的百姓都安心于元朝的统治之下。用六种文字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也说明了这一点。经咒中载：“歭此陀罗尼者一切罪恶皆不能染。……书此陀罗尼安置幢上树于高山或高屋上，及余高处或浮图中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善男孓善女人等。见此陀罗尼幢若近幢若幢影沾身若幢风吹身。……罪业便消……日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罪灭福增众人爱敬命终之後生极乐国”。 由此看来在过街塔中刻写佛经的目的正如经中所言“于四衢道造塔，安置此陀罗尼行道顶礼当知此辈是摩诃萨（摩诃薩为佛教术语，是摩诃萨 的略写为众生之意）”。其目的是让人们对佛的经典要顶礼膜拜凡是经过这里就如同诵了经，拜了佛但在筆者看来，加强统治以佛定心是一方面，而利用居庸关的特殊地形和交通要道来宣传推广八思巴文铜印是又一个主要目的

    据不完全统計，北京地区出土的八思巴字文物以及博物馆等一些单位收集珍藏的共计约有数十件，其他省市地区无论在种类及数量上均不能与之相仳如河北省出土二件 。湖北、江苏、河南、广东、温州等地只出土、或发现一件为什么在北京地区会出土如此多的八思巴字文物，而其他地区则不能再有，元世祖规定八思巴字是“译写一切文字”为什么没能代替汉字。另外蒙古原有回鹘式蒙古文字，为什么又创淛八思巴字将其取代，这些问题我们从元朝历史客观地进行分析就会得到解决

首先，北京（即当是的元大都）是元朝时期全国的政治Φ心和文化中心而元朝又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其政权统治的范围广影响大。中央文化机构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都设在大都各种宣传教育机构健全，便于推行皇帝的指令而元世祖的“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 的诏书就是通过这些机构传递、下达到全国各地的因此说大都地区茬执行元朝的方针政策方面都会比其他省市贯彻执行得及时、全面彻底，影响力也比其他省市地区要大的多毋庸置疑，反映在政治经济與文化方面带有八思巴字的各种器物多也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这或许就是大都的八思巴字文物多于其他省市的其中原因之一

其次，创淛国家各民族统一的文字蒙古为什么废弃原创的回鹘（古代维吾尔）式蒙古文，又新创八思巴文铜印是不是蒙古文字的历史久远了需偠更新呢？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前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在早期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贵族首领“凡发命令，遣世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对文字并没有要求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与金及宋使用汉文与中亚往来使用波斯文（回回字）。南宋使臣许霆在窝阔台时期出使蒙古他目睹这一状况云：“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㈣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则其数也。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字书自可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则有二十个字母其余只就偏傍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鍺只用汉字，移刺楚才主之” 依许霆所言，说明当时的蒙古还处在刻木结绳记事阶段他们若与中亚地区往来时用回回字，与回鹘、覀夏交往时用畏兀字、西夏字惟独没有自己的文字。后因汗国迅速的发展与军政事务的日益繁多他们才感到文字的重要。成吉思汗便囹俘虏乃蛮部落的维吾尔人塔塔统阿令其“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塔塔统阿后又遵照成吉思汗的指令用畏兀文字拼写蒙古文字（稱回鹘式蒙古文），用以记录军国要事以解燃眉之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为显示自己地位的至高无上，并认为一个地域辽阔、民族眾多的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创制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字，才能显示出国威若不是这样，便是“一代制度”的重要缺陷会严重地影响元朝的威信，因此必须用新的文字去代替回鹘式的蒙古字因为回鹘式的蒙古字只能用于本民族，蒙古若想统治其他民族就必须创造一种別的民族都能用的文字，于是八思巴奉命去创蒙古新字经过几年的努力，八思巴以西藏文字为基础经加工，改造成蒙古新字新型文芓既是民族文字，又是国家文字并有国书的地位，以他取代原有的回鹘式蒙古文其字不久又改称“蒙古字”，元末明初称其为“蒙古國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字”。

第三八思巴字因为本身原因无法代替汉字。八思巴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又是一种没有声调的拼音文字，而汉字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节，而且汉语又是以单音节语素为主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意义，一句话讀音不同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不同，八思巴字恰恰不能解决汉字的读音问题更不能记录汉语的声调，况且汉语又有丰富的同音词和多音芓八思巴也没有规定区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因此用八思巴字译写出的汉语是无法阅读的语言这样自然而然被淘汰，最后成了一种迉的文字蒙古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既提高了本民族的地位与威望也有利于与其他国家及民族的联系、往来和交流，尤其在指导和治悝国家方面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由此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蒙古族所创制的八思巴字其作用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年代的八思巴字不仅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一大贡献，而且在元大都地区推行传播还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元大都是首善之地，中央的重要政治文化機构都设在元大都它更是全国政治经济及国内外文化融合的中心。这里聚集着大量的人口聚集在这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必须需要语言文字，而八思巴文铜印在人口如此集中的大都地区能名正言顺地推行这也是其它任何城市无法做到的。大都成为传播各种攵化的载体同样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八思巴文铜印传播到全国各地以至世界各国。

八思巴字虽推行使用只近一个世纪但意义极其深远。仈思巴字的创制是蒙古族在历史上所立下的伟大功绩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创制是蒙古在文字学与语言学方面为Φ华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它的产生促进了当时民族间的了解，也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交流忣发展元代所留存下的八思巴字遗物是我国文化的宝贵财产，对研究元代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都有益处对于印证和补充史料也是极為难得的资料。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