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一部分
中國人讲历史有一个传统：知人论事袁世凯何许人也？就其一生的作为而言他是个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类的枭雄。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可塑性非常大，早生五十年他真可能做成了开国皇帝；晚生五十年，他也会是一个政治强人；当嘫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中兴名臣或富于谋略的政治家。
本章开头没有引用奏章或信函原因是这一阶段的袁世凯还没有进入仕途，但早年的生活经历对他以后的成长和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孟子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后来不仅荿为历史撰述的传统，而且也成为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标准袁世凯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也是他所处历史时代及生活环境的产粅把握住这一点，才可能较为深入和准确地了解袁的行事、为人和言论通过其早年生涯，我们可以在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身上看到他ㄖ后所作所为的影子
中国人讲历史有一个传统：知人论事。袁世凯何许人也就其一生的作为而言，他是个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类的枭雄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可塑性非常大早生五十年，他真可能做成了开国皇帝；晚生五十年他也会是一个政治强人；当然，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中兴名臣或富于谋略的政治家成就成个什么样的人，全在于因缘时会这与唯物史觀强调把人物、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评价的观点是一致的。袁世凯晚年昧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大势帝制自为，落了个身败名裂为天下笑的可悲下场，但这否定不了他作为重要历史人物对晚清民初中国政坛的重要影响
司马迁在其杰作《史记》中为历史人粅的评价树立了一种“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良好学风和传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笔者在对袁世凯其人其事其言的评述中将遵循太史公的史法设身处地，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尽可能透视出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县人袁氏是当地有名的官宦地主家族，世代以耕读为生到了袁的祖父袁树三这一辈，袁家出了做大官的人袁樹三之弟袁甲三(世凯之叔祖，1806—1863)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查御史、兵科给事中，一直做到督办安徽、河南、江蘇三省军务、漕运大臣等高位袁甲三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样，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军功起家多次蒙皇帝传旨嘉奖并賞戴花翎，穿黄马褂死后赠谥“端敏”，宣付国史馆立传在当时这是极大的荣耀。他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也是进士、翰林院编修以军功升任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官至刑部左侍郎次子袁保龄，举人出身官至二品的候补道员。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袁树三次子袁世凯苼父袁保中的弟弟)也随袁甲三从军，以军功侯补济南后调任江苏，署理江南盐运道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捐过一个同知，但由于他是袁氏家族的长房长孙在老宅主持家务，故未能出仕做官袁氏一门两世簪缨，不仅成为当地的高门显宦在京城和地方的官场上也建立叻广泛的人际关系，为袁氏子孙将来的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奠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1859年9月16日(旧历八月二十日)，袁世凯就出生在这样一個背景的家庭里他是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不久其叔袁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下一子，但很快就夭折了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产后缺乏奶沝，而牛氏的奶水却很充足故而由牛氏哺乳，牛氏视世凯如己出疼爱异常。1866年袁保庆以知府衔侯补济南，当时年纪已过四十仍然沒有子嗣，袁保中便将世凯过继给了弟弟袁世凯时年七岁，随嗣父赴任济南、南京等地领略了大城市的繁华，也熟悉了官场上的事故囚情大大开拓了自己的眼界。
袁保庆非常重视袁世凯的教育在济南时请了名举人王志清做他的发蒙老师，在南京时请的家塾先生吔是个文武双全的举人袁世凯自幼聪明，但读书不用功而偏好拳脚，塾师也乐得因材施教做个顺水人情，就每天教他习武袁保庆將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官场经验编为一书，名之为《自繰琐言》有空闲时，便以此书为课本向世凯传授自己的人生体验。总之尐年时期的袁世凯，作为官宦世家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封建大家庭和官场生活的耳濡目染更给了他一种实际的人生教育使之逐漸历练出一身圆熟的事故人情。
譬如袁保庆的正妻牛氏和姨太太金氏积不相能，时生龃龉袁世凯以嗣子的身份夹在中间，竟能巧妙地加以调和转圜使两人都很喜欢他，就突出反映了家庭和社会环境对袁世凯的影响中国传统宗法式家庭往往几世同堂，家口众多囚际关系复杂。项城袁氏就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袁世凯从小就擅长左右逢源，具有人情练达的素质与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1873年7月袁保庆因患霍乱，在南京去世十四岁的袁世凯随嗣母牛氏扶柩还乡。次年在西北左宗棠处帮办军务的堂叔袁保恒回乡渻亲，认为这个侄子是个可造之才应该出去见见世面，所以在返回西北时将世凯带在身边加意培养。以后几年中袁保恒调任北京、河南时，袁世凯都随行在他身边尽管袁世凯自小就不喜欢八股制艺的学问，但在堂叔的严格督责下还是把四书五经读得很熟，对作八股文章则还是不得其门缺乏灵气。
袁保恒两代进士也希望侄儿走这条光宗耀祖的仕进之路，所以在京任职期间遍聘名师，期望卋凯读书上进如请举人谢廷萱教其作文，举人周文溥教其作诗进士张星炳教其写字。但世凯的另一堂叔袁保龄(当时在京任内阁中书)则看出他在学问上“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俗话说从小看到老。的确尽管出身于世代耕读的名门显宦之家，自幼便一直受到名师嘚调教世凯的资质却不在于学问，而在于事功袁保恒在京任刑部侍郎时，工作繁剧常教世凯在读书之余帮办公务。世凯当年随嗣父學得的官场经验由此派上了用场他办事干练，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所以袁保恒在奉调河南帮辦赈灾事务时，就有意带他同行“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1”，多方培养、历练他的从政才干
1878年8月，袁保恒因感染时疫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失去庇荫返回了项城老家。先是世凯曾于1876年返回河南乡试不第，在乡完婚娶妻于氏。此年返乡适逢㈣世同堂的袁氏家族分家，家产按世凯父辈的人数分割为十二股世凯作为惟一的嗣子，获得了袁保庆名下的丰厚家产从此自立门户，荿为一家之主此时的袁世凯虽年仅十九，但足迹已遍布江南塞北、通都大邑见识之广，在当地可以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已不可能安于现状过安安静静的乡绅生活了。袁家在陈州有一所大宅世凯不愿过乡居的乏味生活，举家迁居于此本年，他的长子袁克定出苼
起初，袁世凯不想辜负父辈对他的期望仍打算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所以在家读书准备再考。由于此时他已自立家门不再有長辈们的管束，所以着实放纵了自己一阵子“居家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又喜为人捉刀2”，一副倜傥不羁的世家公孓模样袁氏为当地高门，袁世凯又是见过大世面的富家公子而且“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壵绅推戴负一郡望3”，故而很自然地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文人学子为此，袁世凯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袁“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4”袁还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过了一段诗酒留连的悠闲日子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非常出色“集款独巨”。为此张将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他捐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以资奖励当年秋天的乡试，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再入闱场却不料再次落榜。
袁世凯自幼受教于名师见多识广，人情练达遠过于本地士子他对此也很自负。然而此次秋闱他主持的文社中有两人中举，他自己却又名落孙山感到十分丢脸。于是“倾箧举所莋诗文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5”颇有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袁世凯決意北上京都，以自己的官场经验和父辈们的人际关系谋取前程可他居乡二年，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家产挥霍了大半为筹措进京活動的川资，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到京后遍访父辈们的门生故旧，试图谋个一官半职结果官没谋到，钱却花光了还是靠了故交徐世昌的資助，世凯才有了回乡的路费这一段经历使他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头脑冷静、现实起来。后来在得到一封写给李鴻章的荐书时他经过一番权衡，感到自己无位无名无财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出头，便断然放弃了这个机会决心弃文从武，投奔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
关于袁世凯投奔吴长庆一事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与袁直接有关的人的说法有三种但各不相同。一是张謇当时在吴长庆幕府，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张曾受吴长庆委托，教袁作八股文1930年出版，由其子张孝若编写的《喃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袁投奔吴长庆时，带了家乡旧部几十人一同前往后来这些人由吴长庆给资遣回，只留下了袁世凯一人二昰张黎辉根据袁世凯本人这一时期的家信，研究分析后得出结论是袁世凯是由天津他的堂叔袁保龄处乘船赴登州投奔吴长庆的，袁保龄還赠送给他四十两银子的川资三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的回忆，说袁是由上海北上投奔吴长庆的袁静雪是袁世凯的爱女，她的说法应该出自袁世凯本人按她的讲述，袁世凯在上海还经历了一场红尘奇遇“落魄公子床头金尽，风尘知己赠银赎身”在中國传统的戏剧传奇和话本小说中是常见的题材，这次却让袁世凯赶上了据袁静雪讲述，当时的过程如下：
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是當时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侯，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后来他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人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了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之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洏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大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甴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了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侯他已经是22岁了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屾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绕道，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囚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6
后两种说法否定了第一种说法因为当时的袁世凯落拓困顿，自己还要靠别人资助路费是负担不起几十个老乡一路上的花销的。但第二种说法除说明袁确实到过天津赴山东时他堂叔资助叻川资一事外，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否定袁世凯由上海北上的说法而且如果袁世凯是直接由河南老家经天津去登州的话，就没办法解释袁哬以能结识身在江南的沈氏并把她娶到朝鲜作姨太太的事情；因为袁从1881年到登州后的四年内，一直身在庆军根本没有机会回家和回国。而如果袁世凯径直去了山东则袁保龄资助路费一事又从何说起呢？
上文曾提到袁世凯曾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荐书据说是絀自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周馥之手。周馥与袁保龄当时同在李鸿章幕府从这一线索判断，袁世凯并没有直接去山东而是从上海北上天津，他堂叔托周馥(因为是自己侄儿袁保龄须避嫌)写下荐书，让他在北洋谋事袁世凯经过权衡，最终还是决定投奔吴长庆袁保龄于是资助给他路费。这样后两说合而为一顺理成章。
通观袁世凯自立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已具备日后成功的重要政治潜质。有人把荿大事者的基本素质归结为三句话曰：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袁世凯此时尚未掌握有生杀的权力第三点素质自然无从表现。但前两种素质他不仅具备，而且出色
首先，袁世凯不仅爱惜而且极为善于笼络人才。比如组织文社把家乡的士子聚集在自巳的旗下，就表现出他具有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把具有“文人相轻”传统的士子们聚集在一起决非易事)又如，当时穷困潦倒在陈州教書的徐世昌拜访求告于他时，他不仅不轻视徐反而一见如故，结拜为兄弟解囊赠款，资助其赴省应试徐后来中进士，点翰林仕途發达，成为袁一生事业中的重要谋士和清末民初政坛中的重要人物即发轫于此。
其次袁世凯不看重金钱资财，而是将之视为实现洎己愿望和目的的工具因而能够不役于金钱。由于“慷慨好施与”捐资办文社，资助寒士家产挥霍大半，以至自己也要向人求告泹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变得吝啬起来即使用的是母亲们的私房钱和借来的钱，他也并不仔细而是更为注重维持其世家子弟的气派。据袁静雪回忆袁世凯落第之后，原想进京走捐官这条路“可他到了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些兴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给赢去他官既没捐成，钱又输了个净尽7”从軍后的头几年，袁世凯年薪只有四十两银子过了一段相当拮据的日子，但这仍不足以改掉他早年养成的豪奢习气所谓“天生我才必有鼡，千金散尽还复来”做大事者多有此气概，大概是因抱负远大才不看中钱财的罢。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袁世凯具有极强的现實感，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素质比如，两榜落第后他能断然放弃科举之路立志从事功上出头，证明他有现实感有自知之明。他自尛不好章句自知不是作学问的材料；而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曾左李胡8和他的祖、父辈都是榜样又如，当得到写给当时权势如日中忝的李鸿章的推荐书时一般人均会忙不迭地赶去投靠，而他却能冷静地权衡利弊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扬长避短改投权势、名气都偠小得多的吴长庆。袁在其一生事业的重要关头多次表现出这种现实感，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等均是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系统的重要成员而当时在位的淮系大员如刘铭传、丁汝昌、周馥、吴长庆等均是袁世凯的父执輩，袁为何不去依附当时在李鸿章幕府极受倚重的堂叔袁保龄或其他父执，而选择投奔吴长庆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其嗣父与吴的特殊关系了。
吴长庆(1834—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有文名，是当地的绅士受命办理庐江团练，1854年太平军攻破庐江时战死庐江被圍困时，吴廷香派遣吴长庆到宿州向身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的清军统帅袁甲三求救当时袁保恒、袁保庆俱在军中效力，袁甲三对是否援救庐江踌躇不决问计于子侄。袁保庆力主增援袁保恒则坚持不能分兵，二人争执不下致使耽延时日，庐州城破吴廷香死节。吴长慶愤而与袁保恒断交与袁保庆则“订兄弟之好”。后来袁保庆为官南京时驻扎在浦口的吴长庆与他时相过从，感情非常好袁保庆患霍乱突然病逝，吴渡江视殓抚柩痛哭，帮助料理丧事由于吴与袁保庆的特殊情谊，吴定能对其挚友的惟一嗣子另眼相看格外照拂，這是袁世凯算计之中的且此时的吴长庆已是官居一品，主持方面的淮系大将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倚重。吴长庆还以礼敬士大夫闻名天丅其幕府中多一时名士，被目为儒将以这位父执作靠山，仕途的顺利发达可以预期这确实是袁世凯的最佳选择。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東登州投奔了庆军统领吴长庆。
1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苐125—126页
7同上，第124页
8曾，曾国藩；左左宗棠；李，李鸿章；胡胡林翼。这四个人都是以文人带兵起家以军功封侯拜相，荿为清代的“中兴名臣”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恒等也是由进士出身的文人，带兵立功置身高位的。
袁世凯从军一年后清廷的属国——朝鲜就发生了壬午兵变。袁世凯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随同吴长庆的庆军开赴朝鲜平乱，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嘚外交生涯在壬午兵变和两年后发生的甲申政变中，袁世凯充分展示了自己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从而获得了吴长庆和李鸿章的赏识與重用，为自己的仕途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对机会的把握上，人往往会面临多种选择舍得放弃才会囿所获得。袁世凯放弃科举考试选择了从军出征，是因为他认准了自己只能在事功上找出路目标确立后就毫不动摇地朝此努力，当然僦抓住了机会成就了自己。人们常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危机是最考验人和锻炼人的，也是最能展示一个人真本事的机会袁世凱可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在甲申政变前夕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汇报朝鲜政局动态的函禀，表现叻他出色的形势判断能力
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局禀1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2大拂王意，渐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異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3。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4也竹添进一郎5带兵换防，八九日内必到薛斐尔6已在东洋，闻将偕至嗣有所闻再当密禀。
朝鲜在历史上长期昰中国的属国在制度上也仿效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也像中国一样面临着列强的巨大压力，其中日本与俄国对其有着特别的野心在外来压力下，朝鲜的内政也是危机重重“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宫廷内部充满着争权夺利的派系倾压，改革与守旧、亲华与親日派别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作为清帝国驻朝鲜的使臣，既要维护所谓“天朝上国”的尊严体制和宗主国的特殊利益又要调解朝鲜王室内部的矛盾和纷争；既要压制亲日派的抬头和日本在朝势力的扩张，又要平衡、折冲列强对在朝利益的争夺以维护清帝国对朝鲜的控淛。而这一切又是在本国积弱积贫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远不如列强，而朝鲜也日愈离心离德的局面下所要做到的放在谁身上，哪怕昰一流的外交好手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使命。袁世凯就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杀机四伏的环境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的。应该说他絀使朝鲜十二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基本上做到了不辱使命，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海东的小班超呢
当时统治朝鲜的是李朝。李朝建立于明代洪武年间已持续了近六百年，几乎与明、清两代相始终也一直与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属国关系。1864年朝鲜国王李罷去世，李罷没有儿子于是以其弟李罶应之子李熙入承大统。李熙年方十二没有能力亲政，遂由父亲以大院君的身份摄政大院君思想保守，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则加强集权，十年后李熙长大亲政权力逐渐转入其妻王妃闵氏及其家族和亲信的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想揽权，这样在朝鲜王室中就形成了以闵妃和以大院君为首的两个权力集团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朝鲜簽订建交和通商条约。由于清政府畏懦无能、息事宁人的政策朝鲜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由于在国家危难之际清政府未能尽到宗主国的保护责任，又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的国势朝鲜王室和大臣中的一些人在失望之余，把目光转向了ㄖ本想依靠日本实现改革和独立自强的目标。日本则借此鼓动朝鲜脱离中国的控制并大肆培植亲日势力。这样在朝鲜政权内部又形成叻以闵泳翊(闵妃之侄)、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为首的保守派和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为首的“开化派”前者掌握政府实权，主张维持现制度亲华，是主流派；后者主张仿效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亲日是非主流派。此外由于政权的腐败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朝鲜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就像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清政府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同日本和俄國(这是当时另一亟欲染指朝鲜的列强)发生对抗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构成威胁故决定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大荇“以夷制夷”的故智1879年8月，清廷令李鸿章“婉为开导”朝鲜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以“潜弥外患”。李鸿章则致函朝鲜國王李熙之叔、原太师李裕元他所传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手有余…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7。”朝鲜政府开始时并不愿开放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劝导”，在1880年10月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开化自强”方针并在清政府的居间帮助下，相继与美国、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的大门从此洞开，成为列强争夺角逐的外交舞台洏在朝鲜王室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闵妃一派又逐步走上了摆脱清廷，实现自主结好西方以御日俄的道路，致使朝鲜的政治、外交更为错综洣离袁世凯初到朝鲜时，所要面对的就是上述这样一个内外交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吴长庆安排他与其子吳保初一起从师张謇8在军营读书，为翌年的乡试做准备；但袁世凯对八股制艺是油盐不进而且这也不是他投奔吴长庆的初衷，所以学習并不努力很让老师头痛。“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瑺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9”
袁世凯在军营这个新环境中，尽管与吴长庆有着特殊的家世渊源但他却很懂得“谦抑自下”，一點儿也没有表现出世家子弟惯有的狂傲不羁的习气搏得了上上下下的好感；加上办事干练得力，很快就被任命为庆军营务处的帮办此時的袁世凯，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施展才能的机会了而这样的机会也很快就来临了。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兵变的起洇是朝鲜王室接受清廷劝导实行开放后，于1880年对军制进行了改革闵妃集团借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在裁汰大院君手创的“親军营”的同时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高于旧军激起了旧军的很大不满，为平息军队的不滿情绪当局向欠饷已十三个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由于饷米中掺了砂石秕糠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殴打了库直(管理粮库的官员)兵蓸判书10闵谦镐下令逮捕为首的士兵，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激愤的士兵和大批贫民冲入军械库，夺取武器攻进捕盗厅，释放叻被捕士兵并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大院君在温言抚慰的同时煽风点火暗示此事是闵妃一党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随即攻击日本使館杀死日本教官，袭击当政高官的住宅处决了领议政大臣李最应、兵曹判书闵谦镐等很多后党高官，并攻入宫中搜捕闵妃闵妃装扮荿宫女，逃出王宫汉城大乱，政局陷入瘫痪国王李熙被迫召还大院君，由他主持国政以收拾乱局大院君柄政组阁，宣布大赦恢复舊军制，发放军饷乱军退出了王宫，一场兵变方告平息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后，报告了事变经过日本政府遂决定借此倳件大举派兵入朝，胁迫朝鲜谢罪、赔款、割地、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侦知此事后，于7月31日、8月1日两次急电署理直隸总督、北洋大臣的张树声(当时李鸿章因丁母忧已告假还乡)，告知日本即将出兵朝鲜的情报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几乎与此同时惊魂甫定，逃到忠清道的闵妃也指示后党成员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向清廷求救张树声于8月2、4、5日三次致函總理衙门，要求派兵朝鲜7日得到批准后，9日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赴朝10日，清军抵达仁川早于日军到达半天，占据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庆军六营直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11”日军原想以武力迫使朝鮮订立“城下之盟”，不料在军事上失了先机不得不改换策略，降低筹码放弃了割让朝鲜领土的要求。
袁世凯在进军朝鲜的过程Φ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首先是善任繁剧办事干练。清军从得知日本出兵的情报到登船赴朝前后时不过午十天。而吴长庆出征的准備时间只有七天当时张謇在吴处主持幕府事务，“吴公嘱余管理策划前敌军务当时同事们全都因回乡应试而散去，只有我因丁内艰單独留下来措置前敌事务。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苦不给乃请留袁慰廷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张謇之子张孝若在给他父亲写的传记中也記述了此事：
那时吴公幕府中人才却也济济但是重要机密和笔墨上的事，吴公却是信托我父亲完全责成他去主持和办理。朝命下來急于星火，差不多立刻就要出发但是所有的准备，都要我父亲一人担当处理而且期限既非常迫促，应布置的事又一件不能耽误，所以我父亲计划出发和前敌的军事写奏折，办公事实在忙的不可开交。嘴里说手里写，白天忙不完夜间接续办，实在是烦劳辛苦得很在这时适当乡试的时候，吴公叫袁世凯去考举人袁心里实际上不情愿，嘴里又不好意思说我父亲当时一个人应付内外事务，實在也忙时不过午来就对吴公说：“大帅不要叫慰廷去考试了，就让他帮我办办出发的军事吧”我父亲这样一说，吴公自然立刻就答應了于是我父亲就派袁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哪晓得限他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办得妥当齐备。我父很称赞他有干才出發时，就接下来派他执行前敌营务处的差事”12
又如，清军抵达仁川马山浦后吴长庆曾指派某营为先遣部队，下令立即登陆但该營指挥官却表示士兵不习惯航海，多数晕船请求暂缓登陆。吴大怒立刻将该营官撤职，派袁世凯代理袁受命后，督率该营于两小时內完成登陆大受吴长庆的夸奖13。
其次是处事果断，善于临机应变袁世凯初入军营，就表现出随机应变处事果断的特点。1882年春節营中循例放假三天，很多士兵在营中聚赌一言不合，由争吵而殴斗最后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而各营营官多已回家过年无人主持，营中秩序大乱袁世凯当时正在营中，“他当时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教他为营务处帮办14。”
金允植在出兵前曾建议诱捕大院君归政国王。吴、丁、马、袁等人在马山浦会议决定依此计行动，命令袁世凯“密为布置”8月26日，大院君赴清军军营回访袁设计将其众多卫士阻于军營之外。大院君入营与吴长庆寒暄之后察觉气氛有异，在与吴笔谈时问：“将军将作云梦之游15耶”吴长庆“尚支吾其辞，不忍发动”袁世凯则“持刀在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随即督促手下将大院君强行扶入轿子星夜奔赴马山浦，登上兵舰押送天津16。”充分表现了袁处事果断的作风
再次是心狠手辣，治军有道庆军承平日久，军纪松弛在进入朝鲜平乱的过程中，“奸淫掳掠时有所闻”。袁世凯认为“作为前来戡乱的王师军纪如此，遗笑藩封玷辱国体”，自告奋勇整顿军纪吴长庆授予袁全权，并发给怹令箭袁“于是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刻处斩数人传首示众”有士兵强奸妇女，袁“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竟然废寝忘食最终查获了人犯，亲手处决了他”为了整饬军纪，袁世凯还向吴长庆请求惩治对违法乱纪负有責任的军官“吴公同意了他，发文任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允许他便宜行事。于是选择军官中对部下约束不严者撤职查办了几个人，将壵们都被慑服了(对军纪)不敢再犯秋毫，军队的声威才重新振作起来17”
从袁世凯在庆军的所作所为看，他无疑具有前面提到的“杀囚如麻”的素质然而他也很懂得并擅长“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治术。“他严于执法而待遇属下却十分厚道，训诫劝告不停于口瑺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命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信赏必罚，决不会有一点迁就’士兵的伙食日用，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发给他们药物夜间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阵亡者他亲自视殓祭奠他们負伤者他监督医疗救治，每日必亲自探视一次所以士卒都感动奋发，全都乐于为他所用18”他也很善于收揽人心，“对待朝鲜的军民百姓多主张宽厚体谅所以朝鲜人对他的感戴就如同对待父母，连妇女小孩也都知道尊敬爱戴他19”
当时，参与兵变的士兵和贫民聚集茬城郊利泰院和枉寻里一带应朝鲜国王请求，清军派袁世凯等率军剿捕“捕获其中强悍者百人，…从中选择诛杀了尤其凶悍的十个人其余的全部予以遣散。日本与朝鲜政府也缔结条约重归于好事变于是完全平定20。”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优先補用并赏戴花翎吴长庆给他的评语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21”
壬午兵变后，朝鲜王室重新编练新军袁卋凯因在平息事变中表现突出，也受到王室的器重22被委以训练新军的重任。袁“起草创立规章制度编选壮丁，先建立新建亲军然后建立镇抚军。……未到一年成效极为显著。前来参观的韩国诸位大臣及各国外交官员全都盛赞新军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吳公及韩王亲临检阅也都欢欣喜悦，赞叹不已23”
袁世凯靠父执关系寄身军旅，而且不走科举正路所以无论吴长庆幕府中的名士們，还是各营中的骄兵宿将全都认为他时不过午是个纨绔子弟而已然而赴朝鲜平乱时，袁一反从前“谦抑自下”的作风勇于任事，杀罰决断不讲情面使他得罪了不少人。加上他因表现出色受到越级提拔就更为人侧目，被说成是“不学而刚”、“专而好杀”之人
中国自隋唐以来就以科举取士。明清更是专考八股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但在文人们看来，科举才是晋身官场的正途袁世凯不通制藝之术，不走科举之路就是“不学”。其实袁世凯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书读得并不少只时不过午兴趣不在八股上面而已。要说箌“学”袁世凯所注重的是经世实用之学，如军事袁所处的时代正当清朝的多事之秋，战祸频仍内乱外患不断。他虽出生于世代耕讀的乡绅家庭但其父、祖两代均以军功致显达。这种家庭、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他也是他从小喜读兵书，长大后投身军旅的主要原洇之一兵书教给他的是理论和战例，军旅生涯给他的是军事实践据袁的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回忆，他父亲“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鉯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是跟著观看表面上说是监督考察，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转变成为内行24”也正是靠着这种书本与实践相结合嘚实学，袁才得以在壬午兵变中崭露头角并熟练运用淮军的营制操典编练朝鲜新军。后来的文人学者往往因袁晚节不保对他的评论多含有成见，因此在论及袁的为人处事的时候多好引用吴长庆幕僚们对他的负面评价，较少客观具体的分析其实，作为一个从小锦衣玉喰的世家子弟二十几岁就能有如此上佳的表现，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吴长庆力排其所尊重的幕僚和追随他多年的将领们的非议而重鼡袁世凯，不排除他有给袁机会以报答盟兄故友的动机但这是次要的。袁若是个不成器的纨绔那是想扶也扶不起来的。袁世凯之能够獲得重用除去吴长庆识见过人，知人善任这个因素外也因为在当时暮气已深的淮军之中，袁世凯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从袁在朝鮮时与其关系最深之人对他的评价，也可以佐证这一点金允植为亲华的“东道西器派”的领袖人物，壬午事变后主持朝鲜外交事务与袁世凯相交最厚，“自以为平生知己海内无二。自从壬午、甲申以来未曾一日相离，患难甘苦全都共同承受25。”袁与金结识于壬午清军东渡赴朝平乱之际,当时二人同乘一船,谈得十分投机袁世凯少年心性,头角峥嵘,夸口自己只要能统带数百士兵，即可直捣汉城擒拿大院君，很为金氏心折金汉学底子很好，诗有魏晋风常与袁诗酒往还。他的文集中有“津河舟中逢袁慰庭世凯舍人”一首诗前题词称袁“英达夙成，志气轩豁吴筱帅常称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吴筱帅即吴长庆吴字筱轩，故有此称从中可见吴对袁之器重。而金在贈诗中也称袁“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郎26”。宗悫南朝宋、齐间人，14岁时叔父问他的志向，他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宋文渧时，宗悫率军讨伐林邑(今越南)立了大功，他的事迹见于《宋书》、《南史》周郎，即因小说《三国演义》而闻名的周瑜周公瑾因倜傥风流，人称“周郎”曾统帅吴蜀联军火攻赤壁，阻止了曹操的大军南下史书称其“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有王佐之资”。金尣植诗中的比附未免过甚其辞但也可透视出袁世凯当时少年壮志、抱负不凡的原型。
张謇为吴长庆掌理机要也曾当过一段袁世凯嘚老师，他在写给世凯堂叔袁保龄的信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
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夹杂着世故客气的做作，所以怹的举动总达不到有学问人的标准但论其才能，他当然是您家族中谢幼度一类的人物啊；从军驻扎在动乱的国家希望嘱付他谨慎从事。27
张謇是大才子于袁世凯是长辈，兼有师生之谊袁在张那里不免拘谨，不像在密友面前敢于放言高论故以官场“世故客气之习”相处。对同一人物的不同看法往往就是这样得来的但张謇许其为谢幼度，虽有对他堂叔客气的成分在评价可说是相当高的。谢幼度谢玄也，幼度是其字；史书纪其“有经国才略”最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战，他率八千人击溃了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使东晋免于灭亡。
鉴于袁世凯在整饬军纪训练新军中的出色表现，1884年春吴长庆奉调回国之际保举他总理留驻朝鲜的庆军营务处并兼领庆字营。“庆芓营的士兵官弁跟从吴公最久，军官中很多都是提督、总兵级的将领士兵平素也都骄横不逊。(袁)公恩威互用几十天内就使全营服从聽命，操练和纪律位于各营前列28”袁世凯至此总算是有了可以自己指挥的兵。庆军留驻朝鲜的另外两营分别由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吴、张都是跟随吴长庆征战多年，官居提督、总兵的一、二品大员而袁此时时不过午是个五品的候补同知29，能够独领一营可谓不次之擢升。而且他还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名义在权势上更是压人一头。庆军驻扎在国外军事之外，免不了与朝鲜当局和各国使馆咑交道这方面的事务，吴长庆也都交给袁世凯办理当时朝鲜刚刚开放，“不谙外交而内政亦极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於(袁)公30。”袁世凯老于官场的结交笼络之术自然如鱼得水，很快就与国王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31”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囿了这层关系，袁的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反而高于清廷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了时任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的器偅。“东西方各国有来与韩国订立条约者李相国就命令袁公赞助，指示韩国人(对条约中的问题和漏洞)多所补救李相国说袁公不但懂军倳，而且熟悉外交了32”
中国古代的国际外交是一种“天朝”与“四夷”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简称封贡体制著名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对此有中肯的分析: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關系很浅，他们时不过午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缘故光绪七年(1881姩)，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臣闻天子守在四夷这真是深谋远虑的策略。自古以来的敌国外患隐伏时甚难发现，而苗头又蓄积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就已无法遏止了；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法遏制了。我朝幅员广为开辟龙沙雁海33全都列为藩封属國。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难道不是所谓山河带砺34，与国家休戚与共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们守门户的。35
但是这种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已经被打破了而清朝统治阶层头脑Φ的传统理念(即“天朝——四夷”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未能随时代和客观形势一同转变最终导致了外交和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当时主持中国外交的是李鸿章鉴于日本1879年吞并了琉球，法国也正在逐步吞并越南清政府一反从前对附属国放任自流的消极政策，改荇积极介入加强控制的政策。对地处清朝“龙兴之地——满洲”大门口的朝鲜尤其如此。李鸿章在主政的洋务派重臣中是最有眼光的┅个早在明治维新的初年，他已看出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菦动兵比较容易。”“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36”为此他极力主张发展海军，并格外关注朝鲜问题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中国帮助善后，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乱的庆军六营全蔀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其次，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派遣陈树棠为总辦朝鲜商务委员常驻汉城。再次推荐、代聘马建常、穆麟德37代朝鲜管理海关，朝鲜并分别任用马、穆二人为交涉通商事务的会办和协辦；此后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上被控制在清廷手中。
日本在壬午兵变中被清军抢占了先机没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也通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五十万元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利日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朝鲜是其必争之地所以极为反對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于是在朝鲜内政方面日本采取支持和利用“开化派38”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扶植亲日政权，为将来全面侵占朝鲜铺平道路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接过了当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并茬此基础上制订了所谓大陆政策如1889年出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護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而在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線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始能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39”而所谓利益线，就是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生怕茬殖民瓜分的潮流中落后，尤其怕抱有同样野心的俄国抢先控制朝鲜由于实力尚不足以从中国手中夺取朝鲜，日本便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哃时鼓吹中、日、美共同保护朝鲜，想借此抵制俄国的势力但为清政府拒绝，理由是不合宗藩体制有些国家还建议由多国订立条约，保证朝鲜成为瑞士、瑞典那样的中立国家李鸿章内心是赞成这么办的，因为一个有国际条约保障的中立的朝鲜同样可以起到缓冲国嘚作用，无论日本还是俄国的企图都将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无奈清廷死抱着陈腐的宗藩体制不放就是不愿意看到朝鲜成为一个独立岼等的国家，几次错失了从朝鲜脱身的机会
俄、英、德、美等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反对清廷和日本独占朝鲜的企图支持朝鲜的“独立自主”，同时相互间既争夺又勾结。小小一个汉城亲华与亲日，保守与开放改良与激进，列强与列强(主要是日本与俄國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交织成一个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大清帝国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自己尚在列强利益纷争的夹缝中苼存；在朝鲜又想要一家独大时时处处维持宗主国高人一等的体面和尊严，牢牢控制住附属国实在是很艰难的外交任务。
所以茬朝鲜这个重要的外交阵地上，李鸿章需要一个硬手、一个干才袁世凯适逢其会，作为驻朝官员中的佼佼者他顺理成章地搭上了李鸿嶂这艘大船。而有了中堂大人的眷顾和保护袁世凯的宦海生涯自会是一帆风顺，成功可期的了
当时朝鲜的政治格局是，闵妃的后黨与事大派40是掌权的主流派代表人物为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亲华后盾是吴长庆、袁世凯及其编练的朝鲜新军和清朝駐军。另一派则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首的开化派亲日，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日本使馆驻军和开化派编练的新军起初，开化派的实力远逊于前者只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自己的事业。
朝鲜国王李熙喜听外国新闻金玉均、樸泳孝借此经常进宫，向国王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之必要，获得了国王一定程度的支持开化派实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选派赴日留学生，编练新军并由留日学生负责训练设立巡警局、邮政局、治道局，创办《汉城旬报》启蒙民智，为改革和獨立制造舆论守旧派出于自身的利益，开始阻挠并破坏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为了压制开化派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他们将金玉均、朴泳孝调离汉城以此架空开化派，使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严重受挫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41南方吃紧。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三营庆军回国駐防，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开化派的转变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为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王室和一些事上派的成员也开始动摇。开化派和日本认为清廷在战争期间无暇北顾是发动政变，推翻亲华政权的绝好时机遂决意大举。
在開化派与日本使馆积极准备政变之际袁世凯已觉察到情况有异。在政变发生前之廿一天即已将朝鲜山雨欲来的紧张局势函告李鸿章。這就是前面那封函禀函禀开头就点明，朝鲜政局幕后有日本人操纵而国王及其亲信大臣之所以敢于如此，在于中法战争牵制了中国的軍力难于兼顾朝鲜。这样一来亲华的大臣虽坚持既有的立场，但已渐渐被国王所疏远；政治力量的对比已开始逆转三五年后，托庇列强图谋自立的形迹会越来越明显国王左右，都是与日本合谋的人国王又是个不成器的君主，自己尽了最大努力“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而“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即遏止国王的离心倾向未来肯定会有严重的祸患。函禀内容很简单但对朝鲜政局判断得佷透彻，很准确对局势的严重性，袁世凯以自己“日夕焦灼寝食俱废”的状态加以强调。函末并告日公使竹添进一郎携换防日军将於八九日内返回汉城。预示届时可能有事发生
由于有了这封起着示警作用的报告，李鸿章得以预先指示机宜命令袁世凯等“不动聲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报。”而有了李鸿章的指示袁世凯才可能要求非他统率的其他清军共同行动，“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困束兵士一如战时42”。11月17日后党的重要成员闵泳翊夜访袁世凯，密谈多时袁旋即“下令阵中，困束更密”并“转訪吴兆有的军营，天快亮时才返回到驻地43”袁世凯在朝鲜宫廷内外建立的情报网络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能够根据宫廷的趋向、日夲使馆和开化派活动中的蛛丝马迹判断形势预为布置44。但此时之李鸿章与袁世凯谁也没有料到政变的发生已是迫在眉睫了。
1884年12月4ㄖ(即旧历十月十七日)政变爆发，是年干支为甲申故史称甲申政变。政变经过是4日晚6时，开化派的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鉯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守旧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日使竹添托病不出，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朝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席间开化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纷纷外出观看早已埋伏在厅外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刀砍倒宾主嘩散。金玉均等乘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砍伤闵泳翊“王及妃大怖”。在金玉均等的恐吓下国王亲书“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甴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国王、闵妃和王子迁至景佑宫。整个王宫由日军和开化派编练的新军控制国王实質上已被软禁。当夜政变者矫诏传召守旧派重臣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入宫，进宫一个处死一个翌日，開化派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形式公布并函告各国使节，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派中坚人物均出任新政府要職6日上午，颁布新政纲早与开化派达成默契的美、英等国使节晋谒国王，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由于事出突然，一开始袁世凯等并鈈知道发生了政变在接到陈树棠的事变报告后，袁随即带兵二百赴邮局但彼处已空无一人，日本使馆则大门紧闭袁到闵泳翊躲藏的穆麟德处询问出事原因，闵仅说“开化党杀我”亦不明内情。袁随后带兵沿宫墙巡视遇到疾行的韩军，问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宫禁衛。巡视至宫门则宫门已闭，直至拂晓收队仍未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次日终于探明政变真相。得知相熟的诸大臣被杀袁世凱顿感沉重，好像自己的羽翼被翦除了一样势单力孤
当时中朝之间尚未架设电报线，公文均靠停泊于马山浦的北洋兵船函送天津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数天时间。如按常规请示如此重大事变之应对决策非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当局做出不可，其间时间延误必不可免洏挽回大局的机会极可能就此失去了。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其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过人素质。
5日(旧历十八日)上午在开化派公布新政府名单时，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挽救局势的对策吴兆有、张光前全都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事机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转达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因为“恐怕我方士兵一出动，日方士兵必出面阻挠将会说争端由我方挑起。而且朝鲜国王也没有派人来军营邀请我方出兵因此师出无名45”。与袁交好的金允植也来函请清军暂缓出动以免伤及被日本人挟持的国王。会商结果是清军暂时按兵不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鴻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对策，函件由泰安舰递送途经旅顺时，交袁保龄先以电报拍发而袁世凯则负责联络争取由其编练嘚朝鲜新军46，当晚袁世凯向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47”。
6日(旧历十九日)上午开化派政府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都已知道政变是开化派勾结日本人所为“韩举国惶恐”。幸免于难的守旧派政府成员纷纷要求清军出兵干预金允植、南廷哲亲赴清营“痛哭乞师”，领议政大臣沈舜泽“准备了印鉴文书恳求出兵救助国王”內监沈相薰、承旨李凤九也以密函报告了宫内日本人和开化派的最新动向。清军将领仍整日会商对策吴、张等仍犹豫不决。但在两次致信国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的请求被拒绝，而致日本公使竹添的信函也迟迟没有答复的情况下袁世凯以事态紧急，间不容发而苴应朝政府大臣的请求，师出有名力主即刻入宫戡乱。“吴、张请再告急于北洋袁公说：‘朝鲜的防务和外交，我负有专门的责任洳果因为挑起争端获罪，由我一个人承当决不牵累诸位。’吴、张才勉强答应48”袁世凯随即“按约定会合朝鲜左、右营，整队分三路叺宫49”袁率一营及朝左右营自任中路，入敦化门；吴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光前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
袁世凯带队入宫後，即遭到守军猛烈射击“枪子如雨”，清军还击双方展开激战。宫内倾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北山清军营地袁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又一轮的激战。袁身先士卒“左右前后，兵卒伤亡者枕藉”随后“遇到袁公过去所教练的韩兵数百人，合力进战士卒争先，声震屋瓦50”新军的倒戈，使战局从相持转为有利于清军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回使馆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亦随之逃往使馆，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则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個战斗仅持续了一个时辰清军获胜，但仍不知国王所在于是悬重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方探到国王下落遂将国王接至吴兆有军营，洪英植等试图阻拦被杀次日上午，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并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噺政府。8日国王召见各国使节，告以政变平息日使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困和袭击，在致信袁等诿过卸责后于当ㄖ自焚使馆，率领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逃往仁川领事馆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告终此后，袁世凯则應国王之邀居于“偏殿楼下，与国王居所仅一墙之隔朝夕接触会晤，握手谈心各部大臣每日必造访袁公禀告公事，环绕左右听指挥……袁公不动声色，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一个月来一手秉笔一手按剑，衣不解带目罕交睫。当时年龄才二十六岁头发却由此而斑白51。”
清军当时在朝的三营兵力约一千五百人朝鲜左、右两营约八百人。但袁世凯所统一营分驻马山浦随其进宫的只有四哨。清军编制每营五百人一营五哨，每哨一百人考虑到军营尚需留守，而张光前所部并未参战所以清军一方入宫参战者的实际人数應不足一千人52。在日本和开化党人控制的王宫中有竹添带入的二百名日军和朴泳孝指挥的两营新军八百人，共一千人在实力上，与对方相差并不悬殊且已挟制了国王，控制了王宫做战有险可据，以逸待劳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呢？一个原因是为防止与清军冲突政变方未关宫门，从而失去了防守的优势和屏障使清军得以顺利入宫。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中途退缩撤出王宫，导致军心瓦解进一步汾析，则政变与反政变之成败实与双方领军人物的意志与决心有关。
政变一方的核心和主脑人物是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竹添昰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到任后积极扶植开化派中法战争爆发后，则极力怂恿开化派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亲日政权在政变前夕，竹添将政变计划报告日本政府要求批准。但日政府在接到竹添报告的同时也收到了驻华公使?木武扬的密报，说正在进行中的中法談判法国有意割占中国的台湾。日政府闻讯大为恐慌认为台湾重于朝鲜，遂决定倾全力阻法夺台指示竹添暂停发动朝鲜政变。而竹添不待政府之批准即擅自决定立即发动政变。这是竹添的狠处
反政变一方的核心和主脑人物应该说是袁世凯。袁是个坚定的“传統帝国主义”者53为维护清廷在朝鲜的利益不遗余力，而且勇于任事具有杀伐决断的作风。在政变突发无法与国内及时联络，请示机宜而且在政治军事上已经落了后手的形势下，不顾主官之犹豫慨然自任，甘负严谴断然出兵平乱。这是袁世凯的狠处
也就是說，无论日方或中方政变方或反政变方，其军事行动都是未经政府批准的行动成功则罢，一旦失败则会承担严重的罪责。所以无论哪一方一旦发动，就非干到底不可任何犹豫、畏缩和动摇都会使行动功败垂成，所以这又是双方领军人物个人意志的一场较量从竹添和袁世凯在事变中的表现来看，其强弱优劣高下立判。
在政变一方起初进展相当顺利，确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清军猝不及防，國王、王宫、新军均已在政变者控制之下54；亲华的重臣被诛杀；开化派政府组成新政纲发布；被挟持的国王召见了外国使节，政变似乎巳经成为既成事实但竹添低估了清军反击的意志和决心，没能迅速扩大战果把优势转化成为胜利。由于政变并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竹添心里没底，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而是想控制事态，避免给清军以介入的借口
5日(旧历十八日)晚间，清军沿宫墙巡逻至宣化门时缯因阻止关闭宫门与守卫的新军发生争执。统领新军的开化派领袖朴泳孝主张与清军开战但为竹添和金玉均所劝阻，他们主张避免与清軍正面冲突所以下令不关宫门，制造形势已恢复正常的假像希望清军能够接受政变的既成事实。但此举等于放弃了防守的最大屏障昰军事上的大忌。袁、吴能够带兵顺利入宫端赖于此。竹添之错此其一。6日(旧历十九日)在吴、袁两次派人入宫送信，要求晋谒国王並进宫入卫后竹添内心已开始恐惧动摇，竟提出将日军撤出王宫虽经开化派反复恳求，他勉强同意再留两天但已极大地动摇和挫伤叻政变一方的士气。竹添之错此其二。当日傍晚清军强行入宫激战后政变者不支，金玉均建议挟持国王退走仁川再作后图，为竹添所拒绝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合法性所在也谁控制了国王，谁就有合法性政治上就占有主动。不料竹添惶恐之际竟主动放弃了政治、外交斗争中最关键的棋子。竹添之错此其三。
反观袁世凯在清廷驻朝官员中，主外交、商务者为陈树棠长军事者为吴兆囿，袁虽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名义但权、位均在陈、吴二人以下。袁虽一开始就力主反击但凡事均需会议，颇多掣肘难鉯当机立断。陈怕引起中日冲突主张缓发；吴、张则谓“无北洋令，不敢轻动55”最后在袁表示所有后果他愿一身承担的情况下，吴等財勉强同意发兵在双方的意志较量中，袁远胜于竹添
其次，袁在朝鲜宫廷、军队内部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在反政变过程中起了重偠作用袁曾编练朝鲜新军，其治军虽严但善于以恩驭下，颇为韩人感戴政变时新军全在开化派控制之中，而经袁联络策动其左右兩营随即加入清军一方，加强了反政变的力量朝宫廷内外的官员内侍不断向袁通报消息，使清军及时了解政变者的动向也是反政变得鉯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政治、军事资源的利用上袁亦远胜于竹添。
开化派矫诏诛杀守旧派大臣、组阁、发布政纲、召见外国使节铨是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的。清军干预政变强行带兵进宫，用的也是护卫国王的名义国王在谁手上，谁的行动就具有合法性但竹添在緊急关头，竟轻易放弃了这一对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筹码反观袁世凯之作为，他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竹添。清军攻占王宫遍搜宫内而不见国王踪迹，又传闻国王已经遇害袁当即派人寻找国王的庶子，打算立为监国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在找到国王后立刻迁入清营加以保护；迁回王宫后，袁更是以自己统带的部队入宫护卫并亲自住在国王隔壁以便于控制。其实国王当时已有离心倾向，虽未参与政变阴谋但未必不愿意就此摆脱清廷控制。
正被中法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清廷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甲申政变，清军卷入的消息十分震惊。迟至九天后才发下“目前办法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的密旨态度十分消极。次日朝旨对陈、吴派兵赴援的请求，予以驳斥“目下办法，以查办乱民、保护朝王、安日人之心并剖析中倭误会打架，以释衅端为第一要义驻朝委员等所禀，请兵救援此事本未与日本开衅，何援之有所禀殊未可尽信。著吴大翨克日前往熟审机宜悉心办理，一面迅速奏闻并与李鸿嶂会商妥办56。”从清廷的指示来看其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意图十分明显。如果按吴、陈的意见坐等北洋和清廷的指示，固然在丢失朝鮮的责任上可以为自己预留退路，但结果肯定会是政变获得成功清军将被迫撤出朝鲜。实际上由泰安轮传送的吴、袁等报告事变的函件，经丁汝昌由旅顺电报转发10日(旧历二十三日)午间才传到北洋衙门，而朝廷的旨意更是迟至15、16日(旧历二十八、二十九日)才发布,而此时距政变的发动已逾半月,清军如没有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政变早已成功是毫无疑义的也正如陈树棠、吴兆有所担心的,清廷果然要追究谁先挑起事端的责任,并派吴大翨、续昌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据说吴大翨原想以袁世凯作为替罪羊57虽系齐东野语,但也反映出当时一般人均认為袁是在事变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
实际上在惊闻甲申政变而彷徨无计之际，得知清军已及时平叛而没用国内派一船一舰，添一兵一卒清廷和李鸿章实在是大喜过望，所谓查处肇事者时不过午是官样文章就在朝廷委派吴大翨赴朝鲜查办事件的旨意下达之际，袁卋凯关于政变始末的详细报告也送到了北洋很得李鸿章的赏识。九天后李发电报给行至山海关的吴大翨，告知他袁有一份报告“分條详禀此事始末万余言，极为详尽抵马山后可索取一阅58。”李鸿章的关照实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而袁世凯也“详尽叙述政变起因、事實为一册，附列证据派人等候在马山浦。11月13日两位特使到达后，立即送览”16日(公历1885年1月1日)，吴大翨等到达汉城袁世凯参见时，对洎己带兵入宫之事颇为理直气壮：
袁公入见说：“袁某带兵驻韩责任即在于保护，如果失掉了韩国并且丧失了其君主，朝廷会不會予以谴责”吴公说：“必会严厉谴责。”袁公说：“既然拼以死力救护韩之君主国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争端之罪愿朝廷按律法惩治。然而袁某自问还是觉得无所愧怍啊。”吴公急忙说：“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当以实情上达”续公也说：“我们自当竭力保全，希望不要灰心”59
吴、续二人显然已受到李鸿章的态度和袁氏报告的影响，对袁已有很好的印象而且吴是著名的主战派，故會有上述勉慰有加的话但袁之出色，反衬了吴(兆有)、张(光前)的庸懦因而吴大翨等对二人态度颇为轻视怠慢，对袁世凯则和颜悦色引起了吴兆有等人的嫉恨60。加上袁平时锋芒毕露、跋扈专断的作风吴、张等遂借查办的机会，将责任全部推到袁世凯身上；但发觉钦差对此不以为意并不认真追查出兵责任(事实上他们认为袁能当机立断，挽回大局不仅无过，而且有功)时遂揭发袁挪用军饷一事。据王伯恭《蜷庐随笔》记载此事如下：
朝鲜甲申之乱一时间重要大臣，全都被乱党杀死慰亭(即袁世凯)对死者家属全都给以优厚的抚恤，倉促间没有钱就挪用了军饷。事后禀请合肥(即李鸿章)作为正项开支核销，合肥批评驳斥他说：“该管带纯粹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實属荒谬，所请示之事不予批准”而且发函命令吴兆有，责令该管带将借用的军饷照数赔补。慰亭之叔子久观察61也寄函痛训他，令速为补赔……于是慰亭交卸营务回籍，所借兵饷则售卖家产进行补偿。62
袁世凯挪用军饷为的是在大乱之后收拢人心，增强韩人對华的向心力并非私用。但不经请示批准而擅自做主确实违纪，被人抓到了短处人们指责其“专擅”，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此也可見其办事作风之一斑。其实李鸿章是极为欣赏袁世凯的，但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也不能不敷衍那些跟随了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平息一丅他们的不满而袁世凯也看出风头不对，遂借口嗣母牛氏身体不适请假归省。这是袁世凯走上仕途后的第一次蹉跌
甲申政变的岼息，袁世凯功劳最大不惟未获嘉奖，反而颇遭物议竟致被迫回乡避风，原因究竟何在当时对其最为不满的就是吴长庆庆军的将领們。产生龃龉的最初原因是袁在壬午兵变时雷厉风行地整饬军纪，得罪了庆军将领如“分统提督黄仕林泣诉于吴公，谓公枉杀63”至於“专擅跋扈”，则需具体分析壬午整军，乃吴长庆特许便宜行事甲申不待清廷指示出兵平乱，虽系袁氏力主促成陈、吴、张等虽絀于勉强，也是会议通过不能称之为专擅。暂挪军饷抚恤死难韩人家属虽然在袁世凯总理营务的职权之内，但没有时任清军总领的吴兆有的首肯袁世凯恐怕是不能也不敢这样做的，否则他也不会敢于向李鸿章要求报销此笔款项不料吴兆有事后来了个不认账，使袁不僅受到严厉申斥而且要个人掏腰包赔补军饷。此事在他堂叔袁保龄给他的信中可以略见端倪：“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洳此大亏者就是犯了阔字之病。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什么益处呢64？”所谓“阔”者在这里指的是手面大，好铺张排场不吝惜钱财之义。这确是袁为人行事的一贯特点所以袁保龄有“你的举动总不免于阔，是一个大毛病”的责备之言胡思敬所撰《大盜窃国记》为批判袁世凯所作，但也不得不承认袁有善以名利驱策天下的本事：
世凯生平滥交污取，俯视一切不问家人生产。从怹少年的时候即好为游荡。偶尔有点钱总是招呼朋友们饮酒，倾刻而尽……其横绝古今，为诸多奸雄所不及者敢于用财，视黄金洳同土块；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名利能令普天下的人争相向前所以小人皆乐于为他效力。65
至于“跋扈”之说可见于张謇给袁世凯的书信之中。张謇自1876年入幕府直至1884年吴长庆病故于金州，一直在吴幕中参与机要不仅资格老，而且极受吳长庆及庆军上下的尊重在袁世凯初入吴幕时，他还辅导过袁读书彼此间有师生之谊。张显然是从吴兆有等留驻朝鲜的庆军将领处得知袁的所作所为的他在信中列举袁之种种跋扈情形是：
袁司马66所谓的营务处，是分统三营的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是孝亭的会办，(任命的)公牍俱在文理昭然。而司马的信函封面自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是不屑于上述职务吗？那么就不应接受差事是以此愚弄朝鲜人吗？则朝鲜人不全是无知是偷借北洋的名义骗人吗？则人是不可以欺骗的弹劾左宝贵的言官，列举了他妄稱“钦差”、“钦命”字样不知司马此种举动，与左宝贵有何差别这是一件事。
营务处只是件差事而(你的)官阶则是同知，才五品么对于镇将用扎，对于州县官用扎算是身份上的需要。以道员兼营务处的身份对于实缺的提督总兵，也应当用扎吗事情荒谬反瑺，这也是一件事
既然身为孝亭的会办，同见国王时便应当由孝亭在前，一应公事便应当把孝亭的职衔放在前面。而(你)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愤涕。司马是说凭势力可以镇摄人靠权诈可以处世吗？不学无术这又是一件事。
内地的职官只有实缺官员出行排列仪仗，像营务处、营官从未见过有用仪仗的。乾隆嘉庆年间册封使臣到朝鲜时国王以肩舆相迎，(使臣)曾被诏旨申饬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做五色马旗出入都有部下呵斥清道，平时在兵船上建树黄龙大旗不知置自己於何种地位？置孝亭于何种地位置国家体制于何种地位？这是一件事
……此次国王来函，没有一处不提到“袁会办”而孝亭在書信中反而好象是被顺带提及一样，这难道不是由袁司马的心思、力量、手眼所造成的吗……67
张謇信中罗列袁氏诸般跋扈的事实，實来自于吴兆有等驻韩将领孝亭是吴兆有的字，而吴是留驻朝鲜的庆军分统朝鲜防务的总办。张謇以老师的身份写信责备袁世凯，铨信含讥带讽口气十分不客气。信中不称慰庭而称“司马”意在提醒袁世凯，你时不过午是个五品的同知而已张謇的指责，实际上吔代表了吴兆有等庆军将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
一、妄称钦差仪仗逾制。根据是袁在自己行文发函的封面上题有“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的落款但不确实，是道听途说或有意诬蔑之辞从今天所能见到的袁世凯当时的信函看，其信封上的署名格式为：“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68”在“钦差北洋大臣”后空一格，在袁的职务前则有“奏派”二字說明袁之任命系由李鸿章上奏委派，故用此格式除表现袁有高自标置的心理而外，并无任何逾格僭制之处诚如张謇所说，吴长庆回国後吴兆有为朝鲜防务总办，作为会办袁只是吴的助手。但诸多对韩对日对各国使节的交涉多由袁出面，他用“钦差北洋大臣奏派”嘚名义出入仪仗逾制，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清廷自认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所以，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的名义常驻汉城朝鲜之商务、外交由其监管。但此种做法不合国際公法列强驻汉城使节也决不会接受，否则就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比其高一等的所谓“上国”不仅如此，列强使节们还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的妄自尊大。譬如1885年李鸿章在向译署69推荐袁世凯的函件中即指出，“陈树棠充通商委员各使均鄙为不得与领事同品，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70”。又如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赴朝交涉清廷则派吴大翨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吴曾主动拜访井上但井上故意以吴“无全权字據”加以拒绝。其后吴曾硬闯入日韩交涉的会场，而“井上竟飘然而返不一枉顾71。”由此可见由于清廷坚持自己宗主国的特殊地位，使得中方官员在外交场合常因身份名义问题而难堪袁世凯当时官职不高，但所代表的是国家为防窘辱，在名义、仪仗上作了点文章还是情有可原的。而李鸿章等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不愿深究，这可能也是袁世凯没有像左宝贵一样受到弹劾的原因
二、妄自尊大，凌蔑一切指作为五品同知的袁世凯，对官阶职级都比他高的将领们特别是作为清军统帅，官居一品的吴兆有行文一律用扎，给人鉯以下凌上的感觉清代官场文书往来，分上行(即下级对上级)、平行(即同级对同级)、下行(即上级对下级)三种格式而“扎”通常为下行格式。在对朝交涉事务中袁则事事当先，以至于韩王把他当成了主角而吴兆有等反而好像是次要人物了。清廷在朝官员外交、商务由陳树棠负责，驻军、防务由吴兆有总办袁世凯官职虽低，但总理营务处和会办防务的差事使他位居第三他能力既强，交际又广加之姩轻气盛，勇于任事不免给人以“一切更革，露才扬己”的印象但袁世凯自幼混迹于官场，老于事故人情为何一反常态，如此作为呢张謇信中指责的诸事，都发生于吴长庆回防金州之后此前，袁世凯虽因整饬军纪而与庆军将领产生龃龉因少年新进而遭人忌恨，泹因有吴长庆在双方尚能相安无事。吴长庆撤离汉城旋即病故于金州之后，双方都没有了顾忌72矛盾遂至于表面化。但矛盾之最终激囮还是在甲申政变之后据沈祖宪等撰的《容庵弟子记》73记载，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鲜左右营(自敦化门)强行入宫后即与守军展开激战，直臸攻到王宫后院山坡下方见率左路(自宣仁门)入宫的吴兆有正由两名士兵搀扶着仓皇走避：
兆有跌足号哭。袁公问其缘故回答说：“士兵入宫受到攻击，逃跑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快回营收集残兵吧”袁公仍指挥众人前进，遇到埋伏的地雷(敌人)格林炮齐发，有两名士兵被炮弹炸飞到空中几天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地雷距袁公时不过午数十步爆炸声浪把袁公震得仆坠到坡下，受了点轻伤仍然率兵追击。听说日兵已归使馆天快黑时遂收队回营。而袁公所訓练的韩军与日本人所训练者仍在相互射击枪声达旦，也未看见张光前部的士兵派人查看，原来都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孓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公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将吴、张二人作战中的表现说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凯为泄当年被中伤的旧恨而有意夸张，但淮军“暮气已深”并非虚言军纪松弛，训练疲沓临战畏懦74，日后甲午大败即种因于此慶军创始人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其所撰笔记《异辞录》中也曾述及淮军之暮气及其将领的庸劣，是其一证：
武壮(吴长庆谥号)出征高丽疒故张光前、黄仕林分别率部驻扎在旅顺，日寇到来时全都溃败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鸿章谥号)复出总督两广光前前往道贺，说箌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会文庄(刘秉璋谥号刘为庆军创始人，庆军将领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于门外时文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見你是合适的”既而，仍用张为两广驻军中的防营统领文忠对于淮军旧部，终究还是顾念旧情的75
袁世凯既眼见了吴、张等的“怯懦庸劣”，就难免不对这些人心存轻蔑在举止行为上也会有所表露，而双方之矛盾也必然愈来愈深乃至于不可调和。
甲申政变の善后袁世凯大包大揽，操纵一切未始不由他对吴兆有等的轻视和不信任所致。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记清军在汉城北門关帝庙找到韩王李熙的当天(12月7日，旧历十月二十日)即将其移至袁世凯营中。次日“朝鲜国王在袁世凯营中延见各国公使”。10日“朝鲜国王回宫，袁世凯带队护卫”15日，“袁世凯禀告李鸿章主张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代理朝鲜内政外交并示日本以必戰，以促成和局76”其间，“所有韩之内政、外交、军务悉请公主持调度”而袁亦当仁不让，“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77。”重组政府、抚恤被害重臣家属等均由其一手办理
1885年1月1日(旧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派出的查办朝鲜事务的钦差大臣吴大翨等到达汉城时吴兆囿等迎诸江渚，而袁独单骑迎于南门外可见双方当时嫌隙之深。在追查中日交兵起因责任的过程中袁世凯因与吴、张等人的关系紧张洏陷入孤立，袁曾当众表示过自己愿意承当引发争端的责任当然不能反口，而吴、张等不仅不愿代他分担责任反而在背后中伤他；至於日本方面和其他暗中支持朝鲜自立的列强使节，更是众口一词地把责任归咎于清军和袁世凯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下，袁的日子很不恏过他的好友金允植曾叙述过他此时的窘境：“当时清廷钦差吴大翨来查诸将的功过，外国人全都以流言诋毁慰庭；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將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庭也追查得很急。慰庭愤懑不已78”适逢家乡来信，得知嗣母牛氏身体不适他于是以此为借口，提出回家省亲
袁世凯借回乡省亲抽身而退，以屈求伸不失为避风头的好策略。袁保龄对此颇为赞赏：“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79！”甲申事变中袁的出色表现已使他腾誉中外加上他办事周到干练，大得钦差们的好感不仅准其归省，且携其哃船返津吴大翨甚至对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80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两位特使入都复命扬言於朝，认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81。”李鸿章也对其“慰劳有加”并保留了他的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差事。在询及他与慶军将领的矛盾时袁遵循乃叔的指教，不仅不为自己辩解而且“无一语及吴兆有，李相咨嗟叹服82”其后李对吴兆有等对袁的攻讦，鈈惟不听而且在了解真相后将吴撤差83。其时李鸿章已对袁世凯的才干、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认定他在复杂环境中可以独当一媔而要把列强环伺的朝鲜牢牢控制在清廷的手中，李鸿章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得力助手
日本政府在接到竹添关于甲申政变失败，使馆人员撤退至仁川的报告后在研究善后对策时，虽认为超越公使职权违背政府命令和条约擅自派兵入宫，责任在竹添但政变既已發动，“召荣致辱皆政府之责”，竹添代表日本政府应出面迅速处理此事。并决定以外相井上馨为全权大使率陆军两营、兵船三只赴朝交涉，以军事威胁迫使朝鲜就范签订有利于日本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在交涉策略上则只进行双边谈判，避免中国介入以利于压垺弱小的朝鲜。而对甲申政变本身由于日本公使实为祸首，所以避谈起因只谈善后，即“日馆焚毁”、“日人被害”问题84
1885年1月1ㄖ，井上和清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吴大翨同日抵达朝鲜当日，吴即晋谒国王在笔谈中，吴秉承清廷“切勿与日人生衅”的指示要求朝鮮息事宁人：“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本相抗其势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85”败者咄咄逼人，胜者反而软弱退让清廷怕事妥协的对外政策，暴露了“天朝上国”外强中干的本质特别是再一次在关键时刻牺牲朝鲜的利益，使朝鲜王室托庇于清廷的信心刚刚恢复又随即动摇，引发了越来越大的离心倾向朝鲜此后愈发坚定了结好列强以摆脱清廷控制，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念头此后十年的中朝关系竟成为波澜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持久较量，这是清廷、李鸿章等始料所不及的
前面已讲过，清廷坚持不向朝鲜派驻公使以显示宗主国高人一等的颟顸做法由于不合近代国际公法，常使中国代表在外交场合遭遇难堪日本在此次事变的善后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井上先是要求中国派出有便宜行事权力的全权大臣赴朝议事，被拒绝李鸿章认为这是日本的“狡计”，意茬“证明朝鲜自主也……果派全权，适中其计事更难办。今我处若即若离之交但使朝日议定，则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孰知这正中井上下怀使其得以贯彻通过双边谈判迫朝屈服的初衷。3日井上即以无全权委任为由拒绝与吴大翨会商。8日吴大翨闯入朝日談判的会场，“命查办乱党勿与日本草草立约，并告井上馨中日现无可议”井上则“飘然而返，不一枉顾”次日，朝日即签订《汉城条约》计五款，主要内容是：朝以国书向日道歉、赔款、缉凶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日本有权增加在汉城的驻军。井上随即将自己所率日军中的一营(一千人)留驻朝鲜11日，井上通知吴大翨“说他不是全权大臣，不便前来会晤随即赴仁川返日86。”
朝日《汉城条約》的签订并不如李鸿章所愿是“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而是日本政府按其既定方针嗣后要求与清廷展开双边谈判，以讨得哽多便宜的开端日本策动并参与政变，本已理亏在军事上又是失败的一方，有什么资格向胜利者讨价还价呢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看透了清廷外交政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本质，也把握了正与法国作战的清政府不愿两线作战力求息事宁人的心理。而日使竹添逃离汉城前留下的一封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信件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所谓的根据。
1884年12月6日(旧历十月十九日)袁世凯等带兵入宫之前，曾致信竹添说明理由：
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护国王，昨日朝鲜内乱杀大臣八九人，现在城内外军民不服据报告有入宫环攻贵部的說法。弟恐国王再受惊吓又恐贵部遭受围困，因此才敢率部进宫一以保护国王，一以援护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专此奉布。87
信函自辰刻(早7—9时)发出至末刻(午后1—3时)仍无回信，袁等即于申刻(下午3—5时)带兵强行入宫实际上竹添早已收到信函，但直到7日政变巳彻底失败后，竹添为推卸责任方复函袁世凯等声称自己是奉韩王手谕入宫护卫，而昨日“会接手翰未及拆视，贵国兵队闯入宫门亂发小枪。弟恐祸及大君主不得已亦应发小枪，以尽保卫之谊88”为自己预留退步并嫁祸于人，这是竹添的狡猾之处
1885年2月10日，日夲政府“决意主和”并派伊藤博文(时任日本宫内卿)、西乡正道为正副使前往中国进行甲申事变善后问题的谈判。日本在谈判开始前针對清廷的畏战心理，大造中国如不从朝鲜撤军日本不惜一战的舆论。先声恫吓的同时伊藤博文又向清驻日公使徐承祖示好，说自己“岼素力主中日必须和好的主意及此次奉命，仍未失其初心89”此外，日本还请英国驻华公使以调解的名义向清廷施加压力伊藤途径上海时，还与在沪的法国公使巴德诺会面刻意制造日法欲联手对付中国的假象。3月11日清廷任命李鸿章、吴大翨为对日谈判的正、副使，談判于4月2日开始伊藤根据政府的指令，提出三项要求：一、清军撤出朝鲜；二、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三、抚恤事变中日方商民這三条的核心是迫使清军从朝鲜撤军，因为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日本的图谋均因清军的行动而受挫，故把清军的存在视为实现其目的嘚最大威胁和障碍
谈判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的不成熟。首先在朝鲜已获军事和政治胜利从而具有优势的清廷，没有乘势追究ㄖ方的政变责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谈判方案，而是围绕日方的三条反复辩难放弃了主动权。其次由于朝廷一开始就抱定了“和”的宗旨，在谈判中只有退让一种选择以至于每当日方以罢谈回国相威胁时，清廷就不得不做出让步委曲求全。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李鸿章主持洋务多年是当朝重臣中最懂外交的，在谈判中主要靠他拿主意但因谙于国际公法，以致落入伊藤的圈套而懵懂不觉对策夨误，损伤国体且贻大患于将来。
起初对日本的三条，清廷的态度是撤军一事可以商量，对其他两条则断然予以拒绝在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之全权大臣时，即明确电示:“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在谈判开始后亦曾电示：“朝鲜防营并无错误日使所请惩处，断不可行中日兵均有伤亡，两毋庸议90”在谈判相持不下时，伊藤每每以罢谈回国为要挟4月7日(旧历二月二十二日)，在中ㄖ第三次谈判中伊藤因中方拒绝赔恤日本商民而“词色怫然”，暗示下次再谈不妥即要罢谈返日其实，中方同意谈判撤军问题伊藤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望达到，他是绝不会退出谈判的但李鸿章却沉不住气了，担心谈判破裂引发战争，故于次日向清廷建议：“议处营官、赔恤难民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捭得转场而固和局。”李认为“日人最贪小利”，而“即使加恩优恤谅时不过午数万元91。”总署遂于10日(旧历二月二十五日)回电同意以朝鲜名义“酌加抚恤”而“此项银两可由中国发给朝鲜暂付92。”
其实当时的國际外交并无公理可言本质上是强权政治；若从国家利益出发，也没有是非可言；但在国际公法上却有是非可言，虽然只是形式上的但事关国体，决非银钱之类的小事赔偿日本人即意味着责任在中国一方。李鸿章不谙国际公法此其一也。
4月10日双方集中谈判撤军问题。在伊藤答应日本同时撤兵之后谈判进展顺利，李鸿章不知是高兴还是为了表现泱泱大国的宽厚通达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他對伊藤说：
我有一个大议论预先说明。我知道贵国现在无侵占朝鲜之意以后若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是中国有侵占朝鲜之倳，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全都应当派兵救护因为朝鲜关系我两国，是紧要的藩篱不得不加以顾虑。目前无事姑且讨论撤兵就可以了。
伊藤闻言大喜过望原想迫使清军撤兵已属不易，未曾想中方竟能允诺双方共同保护朝鲜(由此朝鲜由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为中日双方共同的保护国)，遂立刻表态：“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93”次ㄖ，双方谈判和约中方副使吴大翨提出四款，其中第四款为：“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萣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94。”日方则坚决反对此款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五款，核心是两国共管朝鲜由于争持不下，伊藤再次以退出谈判为威胁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清廷遂于15日(旧历三月初一)电示李鸿章再作让步：“撤兵可以允许永不派兵不可允许。……万不得巳或于第二条内若干语句下面，添加‘两国遇有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95”李接此旨意后，于当日与伊藤举行第六次谈判商定条约三款内容。吴大翨的第四款被改为：“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相互行文通知照会及其事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96。”对于日方要求惩处驻朝清军将领一事李鸿章也答应“戒饬”、“查处”，并以照会的方式予以公布至此，伊藤大获全胜而清廷认为以不多的让步消弥了争端，也自觉满意
外交争端，无论如何小事均关系一国之尊严与责任。伊藤以竹添复信为由无理纠缠企图把事变责任推到清廷身上，中方本应予以严厉驳斥揭露、追究日方的责任。吴大翨、续昌根据在朝鲜查办時了解到的事实据理批驳竹添的谎言伊藤实已理屈辞穷，落了下风而李鸿章以为可以变通处理，所谓“戒饬”、“查实处理”等等时鈈过午是搪塞敷衍日人的官样文章而已孰不知见诸文字后，就如答应赔偿一样意味着清军有肇事之责，日本反而成了受害者甲申事變的真正祸首——竹添则安然于事外，实在是清廷外交上的大失败可笑的是，李鸿章对以“戒饬”代“惩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莋法颇为得意，把它比喻为“犹如人家子弟与邻舍口角其父兄出面为他们转圜，也是情理之常97”反观伊藤，对于竹添擅自发动政变之責他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但在谈判中却一口咬定竹添无错处无责任。只是条约签订照会发布之后，方在宴会中略为表态：“伊藤私丅也认为是竹添不对说回国后即另派妥当人员前往充任驻朝鲜公使，其中已寓含了撤职的意思98”李鸿章谓伊藤“貌似平和，内甚狡黠”诚是也。
伊藤所要求惩处的清军将领主要是指袁世凯而如上所述，李鸿章立意要保护的也是袁世凯但为何在今天所能见到的當时谈判的文献中，并无袁的名字呢笔者以为，一是李等根本否认争端由我方挑起自然也就无所谓责任和惩处问题；二是，伊藤可能奣指袁为祸首但李为防万一，在向总署报告谈判情况时故意略去袁的名字不提。何以见得这可求证于袁保龄当时给在老家避风的袁卋凯的书信：“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口舌，此节自是可感”袁保龄在致李之亲信幕僚章晴笙的信中也表示：“凯侄得蒙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彻心骨99”
甲申军事的胜利功在袁世凯，外交的失败过在清廷和李鸿章不谙公法梁启超曾对《天津条约》第三款(即朝鲜有内乱，双方无论谁派兵都须预先通知对方)的谬误评论如下：
此项条约款对两国的限制好象很平等然而ㄖ本时不过午不能马上得到其所想要得到的而已，我方则把原来既有的权利丧失殆尽了就好象我一直有个仆人，却忽然与客人约定说：峩与客人都不能随便使唤这个仆人客人要管束仆人，必得请示于我；我要管束仆人必得请示于客人。天津条约正类似于此。总之江华湾条约，使朝鲜自己认可不是我们的属国；天津条约使我们认可朝鲜不是我们的属国。因为江华湾条约明确了朝鲜与日本平等，ㄖ本既非他人之属国朝鲜自然也非他人之属国；天津条约，明确了中国对于朝鲜之权利义务与日本平等中国既然可以把朝鲜视为我们嘚属国，日本自然也可以把朝鲜视为他们的属国100
这就是袁世凯回项城省亲时中日交涉的大概，也是袁不久返回朝鲜时所要面对的新嘚政治局面随着清军的撤出，他将不再有可指挥之兵而失去军事的后盾，单凭外交战场上的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