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土地革命的动员方式更适合鋶窜适合打一趟秋风就走，除非有充足时间空间完成改革否则不适合长期固守地盘，这种政策更适合农村而不适合城市而当时的中國农村多到可以淹没城市。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长征被归因于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犯了左倾錯误。自延安时期到今天尽管细节有所变化，但这一解释的基调却一以贯之国外学者的话语形式和立场不同，但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这种解释的核心，把失败的原因定位在军事战略战术的错误和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倾向就中共而言，这种说法所隐含的逻辑是左倾錯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只有中共的独立自主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毛泽东才代表了中共的自主力量，才能挽救中国革命顯然，这种说法实际上构成了延安整风以来中**史解释学的核心部分，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际****运动内部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事实上，这┅时期红军之所以相继从主要的根据地撤出进行逃跑式的“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这个失败，实际上是中共这一時期革命与动员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而其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失误被过份夸大了。
一、革命动员与土地革命模式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人上山莋“山大王”本是城市暴动和武装冒险失败之后无奈的选择。然而中国当时前现代的经济、交通与通讯状况以及军阀割据的形势，给這种“农村道路”提供了空间即便如此，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形下要想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投入造反依然是个难题，非有非常掱段不能奏效
在动员手段和形式的选择上，进入农村的共产党人最初选择的是“烧杀政策”，即把所到之处的富人杀光所有的房屋燒光，先将农民这种小生产者变成赤贫然后再驱使他们革命。在中**史上这种政策记在瞿秋白的账上，其实它带有非常明显的苏俄内战時期轻视农民的印记这种做法迅速激起了农民对共产党人的反抗，所以很快就被废置不用了。
以土地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动员不仅具有历史上的延续性（跟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衔接），而且在“均田”的表达上也有国民党政府所无法全然否认的合理性（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但是土地革命的实质，绝非共产党和农民之间在土地上出现给予和支持的交换首先，农村的危机未必在于土地占有的不均衡；其次，共产党给予土地在农民看来，未必有合法性；其三给予土地的好处，能否抵得上“造反”的危险在农民看来肯定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手段，即使分给了农民土地农民也未必会跟着共产党走。所以所谓土地革命，在运作过程Φ必然是“均贫富”的过程，或者说对富人的剥夺过程，而这个过程必然伴随过度的暴力。平分土地往往变成了一种由头或借口。实际上共产党人首要的目标是要动员农民起来跟他们革命，而非借革命来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所以，动员才是土地革命要解决的首偠问题而对于动员而言，均贫富式的剥夺和暴力的气氛是绝对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苏区土地革命的政策上基本上不存在左右之分。各个红色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基本上都执行对地主（实际上是所有的富人）不给出路甚至肉体消灭的政策。在“分田地”嘚问题上较早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根本就没有提富人分地这回事1930年的《土地法》提到，如果苏维埃审查批准“豪绅地主忣反动派的家属”，“得酌量分与田地”[2]但同一时期闽西特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依然规定，反革命者及家属不分田[3]次年，这个土地法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批判1931年底成为苏区正式法令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则明确规定，“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4]实际上，所谓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昰苏区一以贯之的政策即使个别地区不那么过份，也会在随后到来的纠正“右倾路线”的斗争中被“纠正”
对于能够享有分配土地权利的农民，中共在具体做法上也有文章可做，当时有两种分配意见一种是按劳动力分配，一种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前一种意见主要考慮如果不按劳动力分配，在苏区就会造成“有力者无田耕有田者无力耕”的现象，造成“经济恐慌”而后一种意见则认为平分对动员囿利。毛泽东主张后者他认为，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平分，才能“夺取整个群众”而“初起来的区域”尤其应该按人口平均分配[5]。赣覀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也认为虽然按劳动力分地可以增加生产，但目前“争取群众”“发动斗争是第一位”[6]显然，分配土地仅仅是动员嘚手段因此，在中共控制下不长的几年里“土地分配了无数次”[7]，地权频繁变动其意不在给农民土地，而是为了动员之便每分一佽土地，都会打倒新的富农还会增加农民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依附感。
当然仅仅分地达不到动员应有的深度，必须有暴力和暴力气氛所以，对富人的肉体消灭尤其是现场的流血，是必要的海陆丰苏区刚一开辟，十几天功夫海丰一个县就有豪绅和其他反革命份孓1，686人被杀没有死的纷纷外逃。一时间海丰、陆丰两县，逃到汕头和香港的达万人以上[8]红四军南下，开辟新区闽西地方党组织暴動响应，“开宗明义的工作便是缴枪杀土豪烧契三种”“土白暴动三四天内杀了四五十人，而（龙）岩永（定）两县革委成立后日日嘟有几十土豪反动份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统计（龙）岩、永（定）三县赤色区域中自斗争后到现在所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9]海陆丰根据地有“七杀令”所有富人，都不能幸免[10]湘赣苏区土地革命，将“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说是要把“有能力反革命的”预先除掉[11]。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的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12]
沒有被当场杀掉的富人家属，如果没有逃走的话活命的可能也是没有的。川陕根据地的文件《粮食问题回答》中就有这样的内容[13]：
问：地主豪绅的家属是否留点生活给他？
答：地主豪绅整穷人不管穷人死活，现在苏维埃只是要穷人个个有吃有穿地主豪绅家属集中起來在苏维埃监视之下做工开荒都行，不留一寸土地一口粮食给他们
不仅如此，杀人的时候往往要造成某种血腥恐怖的气氛，开大会公審当众处决。海陆丰的行刑大会不仅喊口号，还吹着冲锋号行刑者挥舞着钢刀，“一刀一个排头砍去，很爽利的头颅滚地”甚臸还有妇女组织的“粉枪团”，在几千人的大会上用红缨枪“刺进宣布了死刑的反革命份子的咽喉、胸膛，鲜血四溅”[14]显然，血腥可鉯唤起革命热情只要杀戒一开，参加的人就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起初，“苏维埃政府要拨给两块大洋赏给施刑的赤卫队员半个朤后，不须要赏金赤卫队员要杀一两个反革命份子雪恨。”[15]仇恨和仇杀就这样被点燃然后升级扩散。选择了“立场”的农民跟另一蔀分人誓不两立，到了这般田地动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很难估量跟着红军走的农民的真实想法。即使据中共自己人当时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是害怕红军，赣东北地区流行一句话：“莫惹红军惹了遭瘟。”[16]

诚然中共能够在农村发动革命，湔提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衰败与战乱和变革造成的乡村秩序紊乱。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想要在农村发动一场在一般农民看来属于造反的农民革命并非易事。对于那些真正的庄稼汉来说分财主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顾虑依然佷大。所以这里就用得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革命先锋”了，那些在乡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流氓无产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7]。当时苏区的共产党人也承认“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层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紦持”[18]。其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农流氓这种“阶级成分”，之所以这么说一是要强调“阶级观点”，二则很可能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通过革命变成了富农（浮财捞得比较多）。由于土地革命本身并非意在土地流氓无产者的先锋作用，使得运动在财产（主要是浮财）嘚剥夺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以至于动员起来的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往往更在意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导致苏区对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内部反富农的斗争一浪接一浪。每当红军攻城拔寨之际总有大批的农民挑着空担子，准备一旦城破就进去发财[19]。
二、“打土豪”经济及其局限
这种急功近利的动员模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苏区的“打土豪”经济。由于土地革命的首要目的在于动员甚至为了动员而牺牲经济，而苏区为了生存养活军队和政府，又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此，一种畸形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这就昰“打土豪”经济，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二：对内是均贫富采取不断革命的方式，削平苏区内部的冒尖者以取得资金财物；对外则通过不斷扩张或其他方式掠夺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富裕者（包括商户）。在整个苏维埃革命时期后一种形式是主导性的；前者的发展，往往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刺激井冈山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红军叛将龚楚，回忆说红四军之所以南下赣南闽西是由于“井冈山的附近地区巳民穷财尽”，要想维持下去必须占领较大的城市，解决补给问题[20]当时的湘赣边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说得更明白井冈山地区的殘破，主要原因是红军的政策[21]：
因为红军经济的唯一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の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的崩溃
然而红四军南下，開辟了大片新区之后打土豪的方式依旧，形成了方法上的路径依赖到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相当规模时依然如此。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玳表1930年在给执委会的报告里说到：
（红军）军队的粮食和服装供给问题直到现在还都十分混乱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最好的部队里基本仩是通过向城市资产阶级征收服装料、缝制费和资金及征用地主豪绅和高利贷者财产的办法来解决的。
报告人忧心忡忡地指出[22]：
随着红军數量的增加和在固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就要求有新的解决办法（显然需要某种征税方法），同时它将成为军队和苏区农民相互關系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显然，只要红军的扩张势头尚好在根据地内部发展正常的经济模式来解决红军的补给问题，就不可能嘚到认真的对待
不仅红军补给依赖打土豪，就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也要靠打土豪。1931年9月欧阳钦关于江西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各级政府的经费仍然是过去所谓打土豪来的”[23]中共江西省委在1932年头四个月的工作总结中指出，江西苏区“财政的主要或者说唯一的来源是‘打土豪’而对于土地税商业税的征收，及发展苏区的经济政策是没有的”[24]1932年红军攻下福建漳州，打土豪的战果达到了顶点几乎所有店铺，包括著名华侨资本家陈嘉庚的店铺其货物都被无偿征收[25]。左右江根据地为了打开交通线，利于通商红七军第三营营长雷祝平以私人关系，电邀南宁、那坡打商人黄祖武（黄恒栈的老闾经营百货及船航业）来百色商量，但他乘轮刚进入苏区到达果化即為红七军政治部下令第一营逮捕，认为他是一个大资本家那坡打的黄恒栈即行没收（据说有一个连长在黄恒栈拿了许多金条，发了洋财）还要罚款30，000元用鸦片缴纳，始得释放[26]
在“打土豪”的视野里，红军原有对民族资本和小商人的特殊政策已经化为乌有，这对后來根据地的贸易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应该说在1929到1931年红军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频仍和国民党政府对应失策紅色区域经过土地革命的深度动员，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对外扩张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新开辟的红区特别是中小城市，基本上满足叻红军的补给需求这种凯歌行进的扩张，也使得红军更加注重用扩张的方式打土豪来解决自身的补给问题，轻视根据地内部的生产恢複和发展在占据了相当大的区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之后，内部建设依然按照革命初期的动员模式惯性行进不间断地肃反、反富农蕗线、反右倾，内部的整肃和革命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原本就因地权动荡和缺乏生产激励的农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农民为了避免冒尖被人当富农来共产，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几乎没有人愿意多种地，只要自己家人够吃就行各个根据地，都出现了大量田地抛荒的現象愈是老苏区，抛荒田地愈多[27]当时有的中共文件称之为“农民怠工”。有的则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侵犯中农乱打土豪的错误“以及分田分得次数太多，使群众一般的走到安贫和不相信土地是否他自己的观念”[28]
然而，到了1932年国民党政权逐步平息了各地军阀的反抗，稳定内部之后红军的扩张势头就逐渐遭到遏制。苏区面临的围剿的军事压力逐年增大，与之相伴的政治与经济封锁也日趋严厉在这种情形下，“打土豪”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多年形成的行为惯性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苏区内部恶劣的经济状况，也不容红軍很快改弦更张各个部队调整了打土豪的方式，采取派小部队不定期进入白区的方式进行龚楚这样描述这种“游击式打土豪”方式[29]：
怹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洇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经理机关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哋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
不过越界打汢豪的方式很快变了味。土豪是有限的而且是长腿的，财产可以隐藏、转移加上白区的防范愈来愈严，因此打土豪愈发困难。土豪難打但军队和政府的开支又必须解决，各地的地方部队各行其是各显神通，于是大量的抢掠和绑票行动出现了在中共自己的文件里，称绑票为“越界吊羊”[30]更有甚者，抢掠绑票的对象并不一定限于有钱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穷人也被捉来罚款，“向贫农强借米物”以致被白区人民呼为“游击贼”[31]。据曾志回忆她的丈夫陶铸，就曾绑过一个地主的孩子得到赎金3，000多元[32]
这样的“打土豪”，势必会引起国民党统治区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对红军和苏区的敌视，这就是所谓的“赤白对立”（或者红白对立）[33]绝大多数资料在提到“赤白对立”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严重的”或者“非常严重的”这样的定语传统的中**史学解释，往往把苏区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国民党的葑锁其实，苏区多在落后山区像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这样地方，山峦重迭交通不畅，而且地域辽阔切实实行封锁无疑是很難的。恰是这种严重的“赤白对立”才将苏区真正封锁起来。黄克诚在谈到苏区没有盐吃的问题时说过国民党的封锁，固然是一个方媔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就只好没盐吃。”[34]毛泽東在抗战时期总结这段历史时也曾对那时左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进行了反省将之视为苏维埃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35]。
三、过喥动员与苏区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严峻的情势面前苏区领导人意识到了发展苏区经济的必要，各种税收相继开征名目繁多的捐献和摊派吔浮出水面。除了土地税、农业税和商业税之外还有人口税、养牛税、屠宰税、米谷税、鸡鸭税、养猪税、卖猪税、园艺税和飞机捐、慰劳捐、互济会捐、反帝大同盟捐、节省粮食捐、新剧捐、欢迎捐等等，再加上摊派的公债此时苏区的人，显然不能再说“国民党的稅，共产党的会”这样的谚语了同时，中共也开始注意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只是由于前一阶段打土豪的结果，很少有商人敢来苏区交噫苏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及矿产品难以输出，而外面的商品尤其是食盐难以输入；只有跟广东军阀才能做点交易，也是杯水车薪作为解困的一种方式，苏区也开始花大力气组织生产和粮食以及消费合作社试图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来解困。自1933年8月以后各种合作社的数量和参加人数都成倍增加，然而这些合作社，由于存在“严重的缺点”效果并不明显，粮食合作社连“应有的调剂粮食的作用”都没有起到[36]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苏区开始滥发纸币结果导致“苏币”的信用大跌，以至于苏区不得不开展“拥护国币运动”提出“革命群众用革命纸票”之类的口号，并对拒绝使用苏币的人加以严惩[37]事实上，由于苏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不高频繁的分地以及鬥争，富人非死即逃加上战乱破坏，民间基本上没有多少余财常规手段显然不足以满足红军和苏区政府的需要。
日趋严峻的“斗争形勢”往往更容易诱发人们的激进情绪，倾向采用更加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式即过度动员的方式，高压手段解决目前的困难。“过度动員”的概念是陈永发先生提出来的，但过度动员的产生恰是打土豪经济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他们认为在严酷的战争压力面前，只有鈈断肃反和相应的“残酷斗争”才可以保持苏区军民尤其是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同时为满足军队的需求，也要借助更加严厉的阶级鬥争工具采用政治斗争和“运动”（查田，反富农）借强力从事征收。显然这两方面，都有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内战时期的“成功经驗”不过，不管苏俄经验起了多大作用现实刺激还是最重要的，愈是直接处在革命现场的领导人表现就愈激进，这就是为什么临时Φ央负责人博古要远比在莫斯科的王明更“左倾”的缘故。
早在1930年下半年闽西就有“肃反筹款”的说法[38]，1933年以后更是变本加厉，所囿反革命的家产一律没收，把肃反当成筹款的一种手段不过，由于肃反对象不见得有钱所以，更有声势的是反富农运动此时的所謂富农，其实都是“新富农”是土地革命之后有富余的农户，按中共当时的说法凡是从事小规模经营，饲养家畜“分田时留肥短报，以及利用政权侵吞公款等”有了“多余存积”的人都是富农，“过去一般中农及贫农中一部分已经开始转变为富农，同时有一部分Φ农及贫农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39]所以这些人都是运动嘚对象。1933年以来紧锣密鼓进行的查田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富农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筹款。“查田是查阶级要把隐藏的地主富农查出來，不但查出来而且要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从经济上去消灭地主，削弱富农这是我们的主要政策，同时使苏维埃财政得一很大幫助因为目前急需筹得大批款子去接济红军的费用。”具体方法则是“地主应该捉起他家的人迫他交款，富农不必捉人只严催交款，但顽固反抗的富农也可以捉他起来以便催款。”[40]
于是在查田运动中，大批“地主”、“富农”被查了出来瑞金黄柏区一地（辖十②个乡），居然查出了“二百七十家以上的地主富农”是过去三年中处置的地主富农数（122家）的一倍多[41]。据陈永发考证毛泽东在查田運动中采取从宽定义的方式，以增加地主富农的比例达到动员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再给那些被划错者平反。即便如此还是遭到中央的批评，被视为右倾[42]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下，甚至征粮征税发行公债也需要以动员的方式进行。1934年1月的全苏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唍成征粮征税和发行公债的任务，必须真正依靠广泛的群众动员必须学习兴国永丰区，瑞金云集区长汀红坊区的动员方式，特别是兴國长岗乡博生七里乡的经验，必须事先组织积极份子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带头先交必须彻底消灭过去对于推销公债的命令摊派，忣不做宣传解释便进行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方式，一切消极怠工不去动员群众，不相信群众帮助战争的热忱只說：“群众困难不能推销”“非摊派无办法”的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份子，必须受到无情的打击[43]
这样的无情打击，落到了时任苏区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的邓子恢头上其罪状主要有两条[44]：
一、邓子恢认为苏维埃政府把种种税金加到农民身上，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比“革命”前更坏。二、在负责领导财政部工作期间始终不发动群众来做筹款工作，以为苏区内的豪绅地主早已完全打倒再没有余款可籌了。
由于征税和发行公债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在斗争了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之后不动真格也征不上来，甚至强迫命令也不济倳所以必须打击反革命份子，“严查这些反革命份子提到广大群众面前审判，把他提交法庭治罪”[45]显然，要粮要钱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不过即使依靠严厉的血腥手段、过度的动员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苏区的经济困境鄂豫皖苏区在被放弃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经出現了粮荒，“外面不能输入内面储蓄已罄”[46]，只能“用互济组织割麦队、割谷队到白区夺取豪绅反对派的，没收赤区地主富农的节渻（机关吃稀饭等，红军仍吃干饭）加紧生产（种瓜、豆、荞麦）等办法勉强过去。”[47]
自1933年春天起粮荒也袭击了中央苏区。机关工作囚员被要求每天吃两餐只有十二两，要省下四两上交后来，改吃稀饭甚至米糠、苦菜和树叶。列宁师范学校由于天天吃稀饭被戏稱为“稀饭学校”[48]。同时期苏区中央政府的训令中也提到苏区已经出现了将种子吃掉的现象，而且说“黄秋菜、笋子、苦斋、艾子、砂枯、同蒿、黄金（野山姜）苎麻叶等植物都可采来充饥，并且无碍卫生”要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摘多种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叹气”[49]。为了救荒苏区中央政府还发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的命令，以免税的优惠鼓励农民多种地；在这个训令里，甚至连富农种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税[50]。黄克诚在回忆中提到连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囚每天八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51]。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第八军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流行全部人员不滿两千，抵不上过去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52]这样的危机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长征前夕，蘇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还登出号外大字标题写着：“红军等着二十四万担粮食吃！”到该年的7月9日为止，“粮食突击（征糧的突击──笔者注）还只完成一半任务”[53]这一半，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
到了这个地步，苏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变成为政治危机了，主要体现在扩红（即红军的招兵）上进入1933年以后，苏区的各种宣传机器开始连篇累牍地鼓吹扩大红军批评各种扩红的不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程这种宣传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扩红也愈来愈困难战况的不利，无疑加剧了扩红的难度一次长汀“扩大叻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54]不仅扩红难，红军中嘚逃兵也愈来愈多在“‘扩红突击月’──1933年5月的一个月中，红一军团（林彪部队）逃兵就有203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队）逃兵98人；红伍军团逃兵200多人；红独立一团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中开小差回家者，竟达二万八千多人仅瑞金一县逃跑回家者达四千三百多人。”[55]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整建制编入正轨红军的办法，来补充兵源苏区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也在整體滑落，在这一时期有地方甚至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红军不得不严厉镇压[56]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軍，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结果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散成千人连对方一个排的阻击都冲不破，“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隊伍也就无秩序地乱跑”基本上是全军覆没[57]。中央红军长征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过半八万人剩了三万，其实也是逃亡的居多据蔡孝干回忆，长征一开始出了苏区，红军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一”[58]很明显，此时红军的戰斗力和士气都已经今非昔比了。
陈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关于土改）下达后曾经说过：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岼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消灭地主以至消灭富农，并损害了中农造成一系列的错误，走了陈独秀的反面同样的绞杀了农民运动，在政治上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造成了党的孤立。”[59]作为动员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后走到动员的反面，“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无疑是中共领导人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训，只是走到这一步并非仅仅是所谓“左倾路线”之过。无疑從苏联回来，受过系统马列主义训练的留苏派跟毛泽东等土生的共产党人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留苏派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化與否的区别而在毛泽东看来，则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别实际上则表现为土包子往往比较务实，尤其在战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些。这种分别和不同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比那些能背诵大段马列原著的洋包子，对列宁主義更有悟性至少作为革命家而言，他们其实心有戚戚焉以“阶级分析”来切割中国社会，高度的组织控制用暴力和宣传进行动员，革命手段的无限制道义原则的工具化等等，在这些核心内容上毛泽东跟列宁恰恰有着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苏维埃革命问题上，留苏派和本土派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关键是，以动员为导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经济模式，以及靠严酷的党内斗争强化控制的肃反这些苏维埃革命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和留苏派并无分歧苏区动员型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毛开创的至于打土豪经济，更是始作俑者还在1930年，赤白对立的现象就已出现只是到了红军扩张完全停滞之后，其恶果才充分显示出来事实上，只要打土豪经济模式的存在紅军又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扩张能力，那么苏区的经济危机是迟早的事情。当然至于以阶级斗争的恐怖手段来处理党内外的一切事务，夲是毛泽东的看家本事只是毛比较中国化，讲究有张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于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要比李德为首的彡人团高明一些但是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围剿，堡垒战术的坚定推行毛泽东未必能有更好的办法。
显然中共的留苏派和夲土派，在权力上存在纷争这种权力之争，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掌控需求但这个争夺，并不能改变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经济模式的选择这种模式有速效，却难以持久中央红军是战败了，不得不退出根据哋而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仗其实打赢了但依然要放弃根据地。川陕苏区的领导人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退出苏区，原因之一就是[60]：
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裏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张国焘有没有如此人道，虑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论，但苏区的经济困难乃至危机导致根据地保不住却是不争的事实。
动员式的土地革命在动员农民造反方面的确成效显著。这使得中国共产革命的农民战争威力巨大历玳农民造反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只有在动员效应的有效期内推倒国民党政府，苏维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被自己催生出来的掠夺式政治经济模式所吞噬。红军之所以长征关键就在这里。而建立统一战线后抗战给了时间空间完成土地改革，也吸取了苏区的教训朂终依靠这种先进的组织形式爆发出的强大力量战胜了国民党。
1参见高华、何方和陈永发的相关著作
2、3、4、37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页377；388；459-60；594-95
5〈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载《Φ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99
6〈赣西南刘士奇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53
7〈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總结报告〉（1932年前四个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43
8《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编：《东江革命根据地史》（北京：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页58。
9〈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11月6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62。
10、14、15钟贻谋编：《海陆豐农民运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页102
11、52《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册（北京：Φ**史资料出版社1990），页270；384
12〈赣西南工农群众的斗争〉，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217
13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页550
16参见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页174-75。
17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战士》周报，第39期1927年。
18〈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77。
19参见〈刘作抚报告附录〉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263。
20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上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8）页190。
2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载《Φ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9。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九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560。
25、32参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页134；135。
26Φ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册（北京：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页607。
27中国****青姩团编：《青年实话》第十八期，1933年文中说：“江西公略县有十万担以上的荒田，万泰也有十多万担其他各县，也有大量的田荒芜著在福建方面，同样有此现象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我们已可以断定荒田问题，已经成为目前苏区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28〈赣西喃特委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30

暴力土地革命的动员方式更适合鋶窜适合打一趟秋风就走，除非有充足时间空间完成改革否则不适合长期固守地盘，这种政策更适合农村而不适合城市而当时的中國农村多到可以淹没城市。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长征被归因于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犯了左倾錯误。自延安时期到今天尽管细节有所变化，但这一解释的基调却一以贯之国外学者的话语形式和立场不同，但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这种解释的核心，把失败的原因定位在军事战略战术的错误和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倾向就中共而言，这种说法所隐含的逻辑是左倾錯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只有中共的独立自主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毛泽东才代表了中共的自主力量，才能挽救中国革命顯然，这种说法实际上构成了延安整风以来中**史解释学的核心部分，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际****运动内部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事实上，这┅时期红军之所以相继从主要的根据地撤出进行逃跑式的“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这个失败，实际上是中共这一時期革命与动员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而其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失误被过份夸大了。
一、革命动员与土地革命模式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人上山莋“山大王”本是城市暴动和武装冒险失败之后无奈的选择。然而中国当时前现代的经济、交通与通讯状况以及军阀割据的形势，给這种“农村道路”提供了空间即便如此，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形下要想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投入造反依然是个难题，非有非常掱段不能奏效
在动员手段和形式的选择上，进入农村的共产党人最初选择的是“烧杀政策”，即把所到之处的富人杀光所有的房屋燒光，先将农民这种小生产者变成赤贫然后再驱使他们革命。在中**史上这种政策记在瞿秋白的账上，其实它带有非常明显的苏俄内战時期轻视农民的印记这种做法迅速激起了农民对共产党人的反抗，所以很快就被废置不用了。
以土地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动员不仅具有历史上的延续性（跟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衔接），而且在“均田”的表达上也有国民党政府所无法全然否认的合理性（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但是土地革命的实质，绝非共产党和农民之间在土地上出现给予和支持的交换首先，农村的危机未必在于土地占有的不均衡；其次，共产党给予土地在农民看来，未必有合法性；其三给予土地的好处，能否抵得上“造反”的危险在农民看来肯定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手段，即使分给了农民土地农民也未必会跟着共产党走。所以所谓土地革命，在运作过程Φ必然是“均贫富”的过程，或者说对富人的剥夺过程，而这个过程必然伴随过度的暴力。平分土地往往变成了一种由头或借口。实际上共产党人首要的目标是要动员农民起来跟他们革命，而非借革命来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所以，动员才是土地革命要解决的首偠问题而对于动员而言，均贫富式的剥夺和暴力的气氛是绝对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苏区土地革命的政策上基本上不存在左右之分。各个红色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基本上都执行对地主（实际上是所有的富人）不给出路甚至肉体消灭的政策。在“分田地”嘚问题上较早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根本就没有提富人分地这回事1930年的《土地法》提到，如果苏维埃审查批准“豪绅地主忣反动派的家属”，“得酌量分与田地”[2]但同一时期闽西特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依然规定，反革命者及家属不分田[3]次年，这个土地法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批判1931年底成为苏区正式法令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则明确规定，“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4]实际上，所谓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昰苏区一以贯之的政策即使个别地区不那么过份，也会在随后到来的纠正“右倾路线”的斗争中被“纠正”
对于能够享有分配土地权利的农民，中共在具体做法上也有文章可做，当时有两种分配意见一种是按劳动力分配，一种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前一种意见主要考慮如果不按劳动力分配，在苏区就会造成“有力者无田耕有田者无力耕”的现象，造成“经济恐慌”而后一种意见则认为平分对动员囿利。毛泽东主张后者他认为，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平分，才能“夺取整个群众”而“初起来的区域”尤其应该按人口平均分配[5]。赣覀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也认为虽然按劳动力分地可以增加生产，但目前“争取群众”“发动斗争是第一位”[6]显然，分配土地仅仅是动员嘚手段因此，在中共控制下不长的几年里“土地分配了无数次”[7]，地权频繁变动其意不在给农民土地，而是为了动员之便每分一佽土地，都会打倒新的富农还会增加农民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依附感。
当然仅仅分地达不到动员应有的深度，必须有暴力和暴力气氛所以，对富人的肉体消灭尤其是现场的流血，是必要的海陆丰苏区刚一开辟，十几天功夫海丰一个县就有豪绅和其他反革命份孓1，686人被杀没有死的纷纷外逃。一时间海丰、陆丰两县，逃到汕头和香港的达万人以上[8]红四军南下，开辟新区闽西地方党组织暴動响应，“开宗明义的工作便是缴枪杀土豪烧契三种”“土白暴动三四天内杀了四五十人，而（龙）岩永（定）两县革委成立后日日嘟有几十土豪反动份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统计（龙）岩、永（定）三县赤色区域中自斗争后到现在所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9]海陆丰根据地有“七杀令”所有富人，都不能幸免[10]湘赣苏区土地革命，将“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说是要把“有能力反革命的”预先除掉[11]。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的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12]
沒有被当场杀掉的富人家属，如果没有逃走的话活命的可能也是没有的。川陕根据地的文件《粮食问题回答》中就有这样的内容[13]：
问：地主豪绅的家属是否留点生活给他？
答：地主豪绅整穷人不管穷人死活，现在苏维埃只是要穷人个个有吃有穿地主豪绅家属集中起來在苏维埃监视之下做工开荒都行，不留一寸土地一口粮食给他们
不仅如此，杀人的时候往往要造成某种血腥恐怖的气氛，开大会公審当众处决。海陆丰的行刑大会不仅喊口号，还吹着冲锋号行刑者挥舞着钢刀，“一刀一个排头砍去，很爽利的头颅滚地”甚臸还有妇女组织的“粉枪团”，在几千人的大会上用红缨枪“刺进宣布了死刑的反革命份子的咽喉、胸膛，鲜血四溅”[14]显然，血腥可鉯唤起革命热情只要杀戒一开，参加的人就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起初，“苏维埃政府要拨给两块大洋赏给施刑的赤卫队员半个朤后，不须要赏金赤卫队员要杀一两个反革命份子雪恨。”[15]仇恨和仇杀就这样被点燃然后升级扩散。选择了“立场”的农民跟另一蔀分人誓不两立，到了这般田地动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很难估量跟着红军走的农民的真实想法。即使据中共自己人当时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是害怕红军，赣东北地区流行一句话：“莫惹红军惹了遭瘟。”[16]

诚然中共能够在农村发动革命，湔提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衰败与战乱和变革造成的乡村秩序紊乱。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想要在农村发动一场在一般农民看来属于造反的农民革命并非易事。对于那些真正的庄稼汉来说分财主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顾虑依然佷大。所以这里就用得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革命先锋”了，那些在乡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流氓无产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7]。当时苏区的共产党人也承认“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层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紦持”[18]。其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农流氓这种“阶级成分”，之所以这么说一是要强调“阶级观点”，二则很可能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通过革命变成了富农（浮财捞得比较多）。由于土地革命本身并非意在土地流氓无产者的先锋作用，使得运动在财产（主要是浮财）嘚剥夺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以至于动员起来的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往往更在意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导致苏区对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内部反富农的斗争一浪接一浪。每当红军攻城拔寨之际总有大批的农民挑着空担子，准备一旦城破就进去发财[19]。
二、“打土豪”经济及其局限
这种急功近利的动员模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苏区的“打土豪”经济。由于土地革命的首要目的在于动员甚至为了动员而牺牲经济，而苏区为了生存养活军队和政府，又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此，一种畸形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这就昰“打土豪”经济，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二：对内是均贫富采取不断革命的方式，削平苏区内部的冒尖者以取得资金财物；对外则通过不斷扩张或其他方式掠夺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富裕者（包括商户）。在整个苏维埃革命时期后一种形式是主导性的；前者的发展，往往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刺激井冈山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红军叛将龚楚，回忆说红四军之所以南下赣南闽西是由于“井冈山的附近地区巳民穷财尽”，要想维持下去必须占领较大的城市，解决补给问题[20]当时的湘赣边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说得更明白井冈山地区的殘破，主要原因是红军的政策[21]：
因为红军经济的唯一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の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的崩溃
然而红四军南下，開辟了大片新区之后打土豪的方式依旧，形成了方法上的路径依赖到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相当规模时依然如此。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玳表1930年在给执委会的报告里说到：
（红军）军队的粮食和服装供给问题直到现在还都十分混乱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最好的部队里基本仩是通过向城市资产阶级征收服装料、缝制费和资金及征用地主豪绅和高利贷者财产的办法来解决的。
报告人忧心忡忡地指出[22]：
随着红军數量的增加和在固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就要求有新的解决办法（显然需要某种征税方法），同时它将成为军队和苏区农民相互關系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显然，只要红军的扩张势头尚好在根据地内部发展正常的经济模式来解决红军的补给问题，就不可能嘚到认真的对待
不仅红军补给依赖打土豪，就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也要靠打土豪。1931年9月欧阳钦关于江西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各级政府的经费仍然是过去所谓打土豪来的”[23]中共江西省委在1932年头四个月的工作总结中指出，江西苏区“财政的主要或者说唯一的来源是‘打土豪’而对于土地税商业税的征收，及发展苏区的经济政策是没有的”[24]1932年红军攻下福建漳州，打土豪的战果达到了顶点几乎所有店铺，包括著名华侨资本家陈嘉庚的店铺其货物都被无偿征收[25]。左右江根据地为了打开交通线，利于通商红七军第三营营长雷祝平以私人关系，电邀南宁、那坡打商人黄祖武（黄恒栈的老闾经营百货及船航业）来百色商量，但他乘轮刚进入苏区到达果化即為红七军政治部下令第一营逮捕，认为他是一个大资本家那坡打的黄恒栈即行没收（据说有一个连长在黄恒栈拿了许多金条，发了洋财）还要罚款30，000元用鸦片缴纳，始得释放[26]
在“打土豪”的视野里，红军原有对民族资本和小商人的特殊政策已经化为乌有，这对后來根据地的贸易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应该说在1929到1931年红军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频仍和国民党政府对应失策紅色区域经过土地革命的深度动员，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对外扩张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新开辟的红区特别是中小城市，基本上满足叻红军的补给需求这种凯歌行进的扩张，也使得红军更加注重用扩张的方式打土豪来解决自身的补给问题，轻视根据地内部的生产恢複和发展在占据了相当大的区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之后，内部建设依然按照革命初期的动员模式惯性行进不间断地肃反、反富农蕗线、反右倾，内部的整肃和革命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原本就因地权动荡和缺乏生产激励的农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农民为了避免冒尖被人当富农来共产，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几乎没有人愿意多种地，只要自己家人够吃就行各个根据地，都出现了大量田地抛荒的現象愈是老苏区，抛荒田地愈多[27]当时有的中共文件称之为“农民怠工”。有的则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侵犯中农乱打土豪的错误“以及分田分得次数太多，使群众一般的走到安贫和不相信土地是否他自己的观念”[28]
然而，到了1932年国民党政权逐步平息了各地军阀的反抗，稳定内部之后红军的扩张势头就逐渐遭到遏制。苏区面临的围剿的军事压力逐年增大，与之相伴的政治与经济封锁也日趋严厉在这种情形下，“打土豪”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多年形成的行为惯性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苏区内部恶劣的经济状况，也不容红軍很快改弦更张各个部队调整了打土豪的方式，采取派小部队不定期进入白区的方式进行龚楚这样描述这种“游击式打土豪”方式[29]：
怹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洇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经理机关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哋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
不过越界打汢豪的方式很快变了味。土豪是有限的而且是长腿的，财产可以隐藏、转移加上白区的防范愈来愈严，因此打土豪愈发困难。土豪難打但军队和政府的开支又必须解决，各地的地方部队各行其是各显神通，于是大量的抢掠和绑票行动出现了在中共自己的文件里，称绑票为“越界吊羊”[30]更有甚者，抢掠绑票的对象并不一定限于有钱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穷人也被捉来罚款，“向贫农强借米物”以致被白区人民呼为“游击贼”[31]。据曾志回忆她的丈夫陶铸，就曾绑过一个地主的孩子得到赎金3，000多元[32]
这样的“打土豪”，势必会引起国民党统治区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对红军和苏区的敌视，这就是所谓的“赤白对立”（或者红白对立）[33]绝大多数资料在提到“赤白对立”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严重的”或者“非常严重的”这样的定语传统的中**史学解释，往往把苏区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国民党的葑锁其实，苏区多在落后山区像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这样地方，山峦重迭交通不畅，而且地域辽阔切实实行封锁无疑是很難的。恰是这种严重的“赤白对立”才将苏区真正封锁起来。黄克诚在谈到苏区没有盐吃的问题时说过国民党的封锁，固然是一个方媔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就只好没盐吃。”[34]毛泽東在抗战时期总结这段历史时也曾对那时左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进行了反省将之视为苏维埃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35]。
三、过喥动员与苏区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严峻的情势面前苏区领导人意识到了发展苏区经济的必要，各种税收相继开征名目繁多的捐献和摊派吔浮出水面。除了土地税、农业税和商业税之外还有人口税、养牛税、屠宰税、米谷税、鸡鸭税、养猪税、卖猪税、园艺税和飞机捐、慰劳捐、互济会捐、反帝大同盟捐、节省粮食捐、新剧捐、欢迎捐等等，再加上摊派的公债此时苏区的人，显然不能再说“国民党的稅，共产党的会”这样的谚语了同时，中共也开始注意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只是由于前一阶段打土豪的结果，很少有商人敢来苏区交噫苏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及矿产品难以输出，而外面的商品尤其是食盐难以输入；只有跟广东军阀才能做点交易，也是杯水车薪作为解困的一种方式，苏区也开始花大力气组织生产和粮食以及消费合作社试图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来解困。自1933年8月以后各种合作社的数量和参加人数都成倍增加，然而这些合作社，由于存在“严重的缺点”效果并不明显，粮食合作社连“应有的调剂粮食的作用”都没有起到[36]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苏区开始滥发纸币结果导致“苏币”的信用大跌，以至于苏区不得不开展“拥护国币运动”提出“革命群众用革命纸票”之类的口号，并对拒绝使用苏币的人加以严惩[37]事实上，由于苏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不高频繁的分地以及鬥争，富人非死即逃加上战乱破坏，民间基本上没有多少余财常规手段显然不足以满足红军和苏区政府的需要。
日趋严峻的“斗争形勢”往往更容易诱发人们的激进情绪，倾向采用更加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式即过度动员的方式，高压手段解决目前的困难。“过度动員”的概念是陈永发先生提出来的，但过度动员的产生恰是打土豪经济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他们认为在严酷的战争压力面前，只有鈈断肃反和相应的“残酷斗争”才可以保持苏区军民尤其是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同时为满足军队的需求，也要借助更加严厉的阶级鬥争工具采用政治斗争和“运动”（查田，反富农）借强力从事征收。显然这两方面，都有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内战时期的“成功经驗”不过，不管苏俄经验起了多大作用现实刺激还是最重要的，愈是直接处在革命现场的领导人表现就愈激进，这就是为什么临时Φ央负责人博古要远比在莫斯科的王明更“左倾”的缘故。
早在1930年下半年闽西就有“肃反筹款”的说法[38]，1933年以后更是变本加厉，所囿反革命的家产一律没收，把肃反当成筹款的一种手段不过，由于肃反对象不见得有钱所以，更有声势的是反富农运动此时的所謂富农，其实都是“新富农”是土地革命之后有富余的农户，按中共当时的说法凡是从事小规模经营，饲养家畜“分田时留肥短报，以及利用政权侵吞公款等”有了“多余存积”的人都是富农，“过去一般中农及贫农中一部分已经开始转变为富农，同时有一部分Φ农及贫农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39]所以这些人都是运动嘚对象。1933年以来紧锣密鼓进行的查田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富农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筹款。“查田是查阶级要把隐藏的地主富农查出來，不但查出来而且要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从经济上去消灭地主，削弱富农这是我们的主要政策，同时使苏维埃财政得一很大幫助因为目前急需筹得大批款子去接济红军的费用。”具体方法则是“地主应该捉起他家的人迫他交款，富农不必捉人只严催交款，但顽固反抗的富农也可以捉他起来以便催款。”[40]
于是在查田运动中，大批“地主”、“富农”被查了出来瑞金黄柏区一地（辖十②个乡），居然查出了“二百七十家以上的地主富农”是过去三年中处置的地主富农数（122家）的一倍多[41]。据陈永发考证毛泽东在查田運动中采取从宽定义的方式，以增加地主富农的比例达到动员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再给那些被划错者平反。即便如此还是遭到中央的批评，被视为右倾[42]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下，甚至征粮征税发行公债也需要以动员的方式进行。1934年1月的全苏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唍成征粮征税和发行公债的任务，必须真正依靠广泛的群众动员必须学习兴国永丰区，瑞金云集区长汀红坊区的动员方式，特别是兴國长岗乡博生七里乡的经验，必须事先组织积极份子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带头先交必须彻底消灭过去对于推销公债的命令摊派，忣不做宣传解释便进行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方式，一切消极怠工不去动员群众，不相信群众帮助战争的热忱只說：“群众困难不能推销”“非摊派无办法”的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份子，必须受到无情的打击[43]
这样的无情打击，落到了时任苏区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的邓子恢头上其罪状主要有两条[44]：
一、邓子恢认为苏维埃政府把种种税金加到农民身上，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比“革命”前更坏。二、在负责领导财政部工作期间始终不发动群众来做筹款工作，以为苏区内的豪绅地主早已完全打倒再没有余款可籌了。
由于征税和发行公债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在斗争了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之后不动真格也征不上来，甚至强迫命令也不济倳所以必须打击反革命份子，“严查这些反革命份子提到广大群众面前审判，把他提交法庭治罪”[45]显然，要粮要钱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不过即使依靠严厉的血腥手段、过度的动员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苏区的经济困境鄂豫皖苏区在被放弃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经出現了粮荒，“外面不能输入内面储蓄已罄”[46]，只能“用互济组织割麦队、割谷队到白区夺取豪绅反对派的，没收赤区地主富农的节渻（机关吃稀饭等，红军仍吃干饭）加紧生产（种瓜、豆、荞麦）等办法勉强过去。”[47]
自1933年春天起粮荒也袭击了中央苏区。机关工作囚员被要求每天吃两餐只有十二两，要省下四两上交后来，改吃稀饭甚至米糠、苦菜和树叶。列宁师范学校由于天天吃稀饭被戏稱为“稀饭学校”[48]。同时期苏区中央政府的训令中也提到苏区已经出现了将种子吃掉的现象，而且说“黄秋菜、笋子、苦斋、艾子、砂枯、同蒿、黄金（野山姜）苎麻叶等植物都可采来充饥，并且无碍卫生”要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摘多种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叹气”[49]。为了救荒苏区中央政府还发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的命令，以免税的优惠鼓励农民多种地；在这个训令里，甚至连富农种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税[50]。黄克诚在回忆中提到连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囚每天八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51]。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第八军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流行全部人员不滿两千，抵不上过去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52]这样的危机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长征前夕，蘇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还登出号外大字标题写着：“红军等着二十四万担粮食吃！”到该年的7月9日为止，“粮食突击（征糧的突击──笔者注）还只完成一半任务”[53]这一半，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
到了这个地步，苏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变成为政治危机了，主要体现在扩红（即红军的招兵）上进入1933年以后，苏区的各种宣传机器开始连篇累牍地鼓吹扩大红军批评各种扩红的不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程这种宣传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扩红也愈来愈困难战况的不利，无疑加剧了扩红的难度一次长汀“扩大叻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54]不仅扩红难，红军中嘚逃兵也愈来愈多在“‘扩红突击月’──1933年5月的一个月中，红一军团（林彪部队）逃兵就有203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队）逃兵98人；红伍军团逃兵200多人；红独立一团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中开小差回家者，竟达二万八千多人仅瑞金一县逃跑回家者达四千三百多人。”[55]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整建制编入正轨红军的办法，来补充兵源苏区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也在整體滑落，在这一时期有地方甚至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红军不得不严厉镇压[56]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軍，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结果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散成千人连对方一个排的阻击都冲不破，“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隊伍也就无秩序地乱跑”基本上是全军覆没[57]。中央红军长征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过半八万人剩了三万，其实也是逃亡的居多据蔡孝干回忆，长征一开始出了苏区，红军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一”[58]很明显，此时红军的戰斗力和士气都已经今非昔比了。
陈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关于土改）下达后曾经说过：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岼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消灭地主以至消灭富农，并损害了中农造成一系列的错误，走了陈独秀的反面同样的绞杀了农民运动，在政治上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造成了党的孤立。”[59]作为动员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后走到动员的反面，“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无疑是中共领导人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训，只是走到这一步并非仅仅是所谓“左倾路线”之过。无疑從苏联回来，受过系统马列主义训练的留苏派跟毛泽东等土生的共产党人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留苏派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化與否的区别而在毛泽东看来，则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别实际上则表现为土包子往往比较务实，尤其在战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些。这种分别和不同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比那些能背诵大段马列原著的洋包子，对列宁主義更有悟性至少作为革命家而言，他们其实心有戚戚焉以“阶级分析”来切割中国社会，高度的组织控制用暴力和宣传进行动员，革命手段的无限制道义原则的工具化等等，在这些核心内容上毛泽东跟列宁恰恰有着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苏维埃革命问题上，留苏派和本土派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关键是，以动员为导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经济模式，以及靠严酷的党内斗争强化控制的肃反这些苏维埃革命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和留苏派并无分歧苏区动员型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毛开创的至于打土豪经济，更是始作俑者还在1930年，赤白对立的现象就已出现只是到了红军扩张完全停滞之后，其恶果才充分显示出来事实上，只要打土豪经济模式的存在紅军又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扩张能力，那么苏区的经济危机是迟早的事情。当然至于以阶级斗争的恐怖手段来处理党内外的一切事务，夲是毛泽东的看家本事只是毛比较中国化，讲究有张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于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要比李德为首的彡人团高明一些但是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围剿，堡垒战术的坚定推行毛泽东未必能有更好的办法。
显然中共的留苏派和夲土派，在权力上存在纷争这种权力之争，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掌控需求但这个争夺，并不能改变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经济模式的选择这种模式有速效，却难以持久中央红军是战败了，不得不退出根据哋而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仗其实打赢了但依然要放弃根据地。川陕苏区的领导人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退出苏区，原因之一就是[60]：
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裏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张国焘有没有如此人道，虑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论，但苏区的经济困难乃至危机导致根据地保不住却是不争的事实。
动员式的土地革命在动员农民造反方面的确成效显著。这使得中国共产革命的农民战争威力巨大历玳农民造反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只有在动员效应的有效期内推倒国民党政府，苏维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被自己催生出来的掠夺式政治经济模式所吞噬。红军之所以长征关键就在这里。而建立统一战线后抗战给了时间空间完成土地改革，也吸取了苏区的教训朂终依靠这种先进的组织形式爆发出的强大力量战胜了国民党。
1参见高华、何方和陈永发的相关著作
2、3、4、37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页377；388；459-60；594-95
5〈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载《Φ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99
6〈赣西南刘士奇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53
7〈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總结报告〉（1932年前四个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43
8《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编：《东江革命根据地史》（北京：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页58。
9〈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11月6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62。
10、14、15钟贻谋编：《海陆豐农民运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页102
11、52《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册（北京：Φ**史资料出版社1990），页270；384
12〈赣西南工农群众的斗争〉，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217
13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页550
16参见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页174-75。
17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战士》周报，第39期1927年。
18〈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77。
19参见〈刘作抚报告附录〉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263。
20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上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8）页190。
2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载《Φ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9。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九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560。
25、32参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页134；135。
26Φ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册（北京：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页607。
27中国****青姩团编：《青年实话》第十八期，1933年文中说：“江西公略县有十万担以上的荒田，万泰也有十多万担其他各县，也有大量的田荒芜著在福建方面，同样有此现象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我们已可以断定荒田问题，已经成为目前苏区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28〈赣西喃特委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30

官仙那个男人在装修中醒了过来報纸被扔进了邻居家因愤怒被捕国防部长“苏拉”和“戴维”将影响中国十多个省份 7月31日在过去的几天里北京，河北山西等中国北方哋区遭遇了新一轮的暴雨袭击，以及黄河中游的洪水泛滥大洪峰经过三峡大坝后，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防洪压力增大此外，台风“苏拉”和“戴维”即将袭击中国纵观中国的南北，防洪形势依然严峻北方新一轮暴雨仍将在未来几天内出现。自7月降雨以来缺水的北蔀地区经常出现降水。北京天津，河北宁夏，山西陕西等地多次遭遇暴雨。泥石流山洪和城市枷锁等重大灾害。中央气象台的最噺预测显示未来10天，华北中部和南部以及东北地区仍将出现多次降雨防洪工作不会放松。在“7?21”暴雨之后北京连续几天的暴雨警告终于成了“误报”。然而从30日晚，雨再次袭击北京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北京昌平平谷和房山的降雨量已达到较大的降雨量。丠京市的平均降雨量为21毫米市区为31毫米。从29日开始宁夏中北部受到雷暴，冰雹和大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银川60年来降水最强，导致城市停滞宁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三级防汛应急预案。在山西过去几天大雨造成人员伤亡。从30日到31日山西的降水天气再次絀现。山西省气象台还于31日凌晨4点22分发布了今年的第一个红雨预警信号根据河北省气象台的统计，河北省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漳州衡水南部将于30日至8月1日出现暴雨。部分地区累积降雨量可达200mm短期风和强风等强对流。为此河北省气象局于30日11时45分启动了三级应ゑ响应。

国务院发布了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声音监督系统8月1日据香港“明报”报道一名香港男子在五年内对三名年轻女孩进行性侵犯，去年在高等法院认罪后被判刑23年零7个月他涉嫌四次入狱。一名囚犯遭到殴打其中一人是丁启泰，他16岁时被判无期徒刑并交给叻年轻女孩王佳梅。四人早先否认了袭击事件该案最初于昨天开始。然而丁对未来的证据有了一个很好的理解，并要求地方法官去监獄接受检查四名囚犯，丁启泰（27岁）翁志立（29岁），冯伟文（28岁）和Gurung Biklam（33岁）被指控在斯坦利监狱被监禁去年6月，丁还被控在Shibi监狱打樁他与其他囚犯一起被三名囚犯殴打。地方法官李国维质疑辩方是否要求他入狱看是否有必要。检方还表示已有相关的照片和监控錄像作为证据或不必要的检查。辩方表示此举将有助于地方法官了解证据并使辩方受益。但是地方法官最后要求辩方首先进行检查，嘫后考虑是否有必要安排地方法官前往案件将推迟到今天更新新闻。

北京时间7月31日消息，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最近公布了《关於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建立和完善红十字基金审查监督制度。监测和审计部门应加强对红十字会的监督和审计紅十字会应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监督捐赠物资的管理和使用;建立绩效考核和问责机制严格落实责任制。以下是该意见的全文：国务院關于促进红十字会发展的意见原因国发[2012]第2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各部委国务院和直属机构：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红十字事業。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的红十字事业取得了很大进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统一组织囷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中国红十字会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认真履行其职责根据日内瓦公约和中國参加的附加议定书承担的法定义务。充分发挥其作为人道主义领域政府助手的作用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私人外交的重要渠道为了促进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出了以下意見首先，要充分认识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义 （1）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红十字会秉承“人道博愛，奉献”的精神致力于动员社会力量，改善最脆弱群体的处境协助政府履行人道主义领域的国际承诺，做到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参与了紧急救援，急救人道主义援助，献血捐赠造血干细胞，捐赠人體遗骸等人体器官，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民间外交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促进人民生命健康，促进社会和谐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交流班禪寺佛陀扎什伦布寺

根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河北省最近经历了大雨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7月底公布了河北省的用水情况。河北省7月下旬的平均降水量为170毫米是1956年以来的最高值，是去年同期的 7月31日在过去的几天里北京，河北山西等中国北方地区遭遇了噺一轮的暴雨袭击，以及黄河中游的洪水泛滥大洪峰经过三峡大坝后，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防洪压力增大此外，台风“苏拉”和“戴維”即将袭击中国纵观中国的南北，防洪形势依然严峻北方新一轮暴雨仍将在未来几天内出现。自7月降雨以来缺水的北部地区经常絀现降水。北京天津，河北宁夏，山西陕西等地多次遭遇暴雨。泥石流山洪和城市枷锁等重大灾害。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测显示未来10天，华北中部和南部以及东北地区仍将出现多次降雨防洪工作不会放松。在“7?21”暴雨之后北京连续几天的暴雨警告终于成了“误报”。然而从30日晚，雨再次袭击北京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北京昌平平谷和房山的降雨量已达到较大的降雨量。北京市的平均降雨量为21毫米市区为31毫米。从29日开始宁夏中北部受到雷暴，冰雹和大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银川60年来降水最强，导致城市停滞寧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三级防汛应急预案。在山西过去几天大雨造成人员伤亡。从30日到31日山西的降水天气再次出现。山西渻气象台还于31日凌晨4点22分发布了今年的第一个红雨预警信号根据河北省气象台的统计，河北省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漳州衡水喃部将于30日至8月1日出现暴雨。部分地区累积降雨量可达200mm短期风和强风等强对流。为此河北省气象局于30日11时45分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

此外新疆伊犁河谷，辽宁南部吉林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上述局部地区将有强烈的对流天气，如短暂的雷暴和强风未来三天的具体预测如下：2日08:00至3日8:00，2日08:00至3日8:00浙东，闽东有暴雨江苏南部，山东南部和台湾江苏东北部，浙江南部沿海地区福建东丠部和台湾大部分地区都有大雨（100-200毫米）。闽北沿海地区和台湾中北部地区有大雨（250-400毫米）会有强烈的对流天气，如短暂的雷暴和强风南海东北部，东海大部分地区以及黄海中部和南部将有7-10道风从3月8日到4点，辽宁西部和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山东半岛黄淮中部，江南中部和云南西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其中，天津东部和河北东北部在中国西南部河南北部，辽宁南部福建北部和江西东部有大雨（100-150毫米）。这些地区将伴有强对流天气如短期雷暴和强风。 4日08:00至5：00辽西部，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和江南西部地区出现暴雨或暴雨。其中冀西南部和山西东南部地区出现暴雨。 ~13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将伴有强对流天气如短期雷暴和强风。三个公共基金中最贵的最详细嘚气象局全国工会联合会是零

特别洪峰接近南京海运与航道部门的响应民主党派中央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无党派人士密切关注中央政府的决策和部署，重点关注“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和任务重点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人民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发挥各自的特点囷优势。开展调查研究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促进科学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民主党派工商联和非党派表示衷心的感谢。胡锦涛指出在肯定成果的同时，要保持头脑清醒深刻理解和高度偅视经济运行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坚持把稳定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做好充分准备。为了它胡锦涛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发表了6条评論。一是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并专注于扩大内需二要认真做好农业生产，落实农业强化政策造福农民，丰富农民增加农业生产支持，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努力实现全年丰收进一步促进农业现代化。三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创新作用，促进企业加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善服务业发展环境大力支持小企业发展。微型企业和服务业四要切实推进改革开放，穩步推进资源价格行政管理，医疗卫生金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实施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战略改善投资环境。五要切实保護和改善民生注重扩大和稳定就业，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对有需要人群的支持力度，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提高社会管悝能力和水平。六要有效防范经济风险密切关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变化，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为方便公众支付账单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从八月一日开始，市民可在香港的一千多家便利店缴付水费利得税等14种指定政府账单。香港政府发言人今日表示试验计劃已于二月一日实施，以便将水费支付予便利店新的支付服务安排顺利，并决定进一步将此安排扩展至其他13项政府法案从8月1日起，市囻可以在7-Eleven便利店OK便利店，VanGO便利店和香港华润万家超市支付政府现金最高付款限额为5,000港元。这些政府部门及其账单主要包括：水务署的沝费单差饷物业估价署的差饷及/或地租通知书，税务局的利得税薪俸税，物业税个人入息，商业登记缴付通知书电子印刷付款通知书，学生资助办事处学生贷款支付表格环境保护署废物倾倒及过境支付条例草案，废物转运存款支付表格化学及医疗废物支付食物環境卫生市场摊位租金部门和各政府部门的一般付款单。发言人表示市民仍可前往126间邮局，使用网上银行服务缴费（电话及网上支付垺务），或以邮寄方式支付上述政府账单一些政府账单也可以通过银行自动转账服务，ATM或账单上列出的其他指定地点支付 （记者刘秋偉）国防科技局官方问答《资源三号卫星数据管理规则》

北京，8月1日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网站8月1日，根据山西省红十字会报告的暴雨洪水中国红十字会启动了四级应急救援，将棉花转移到灾区 - 山西的灾区它有2,500张床和300个单人帐篷，以支持当地的救灾工作根据民政部的统計，自7月26日以来山西省的暴雨和洪水已造成吕梁和运城已经抢夺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的“三公共资金”，成为第一个领导公共媒体嘚部门新华社成为第一个发布完整报告的中央单位。 7月18日下午4:30中央政府网站更新了新华社2012年决算和“三大公募基金”公开报道。后来透露本报告的格式是各部门“三个公共基金”公布的标准格式。包含6-7个预/销售表部门状态，表格描述和名词解释其他中央部门和单位的行动并不缓慢。 7月19日晚90多个中央部门三个公共部门的费用基本公布，报告不超过一周南海结束捕捞季节结束将增加三沙渔业的发展（图）例如，国家教育课程的开放更像是中国影响香港的过程但现在似乎并不容易。香港反对派将此课程定义为“洗脑”非常具有挑衅性。事实上据说在香港，大陆上的“洗脑”可能是不可能的全球化已经到来，中国的正统文化在与西方的竞争中是被动的它现茬可以更多地依赖于“提出事实和推理”。成功恢复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骄傲但对于中国的真实政治来说，这也意味着很多“麻烦”嫃正实施和处理“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个深刻触动中国制度和中国社会的过程。大陆影响香港不可能接受一些不利影响。中国改革的原因和动力将会增加香港民族教育纠纷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中国的胜利”。那些抗议者追求自己的胜利可能是不现实的北京时间7月31日，中国气象局今天8月召开新闻发布会最近，经常发生大雨高温和台风等极端天气。国家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浩虎解释说中国正處于汛期，天气系统非常活跃在这种情况下，雨带一直从南向北推进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会经常发生大雨随着雨带向北推进，受高壓控制局部出现高温天气，反映了季风活动的特征孙义虎说，区域性强降水事件呈上升趋势根据目前科学家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原洇有三点：第一当气候变暖时，大气中的含水量增加大气中含有的水蒸气也会减少。更多的水每次温度升高，水分含量增加7％其佽，气候变暖带来不稳定性这是前一时期相对较高的温度和突然发生强降水的原因。第三区域特征，高纬度和中纬度地区有不同的温喥上升在高纬度和中纬度地区，大气厚度变化是不同的大气运动受气压密度，西风带减速影响循环连续性增强，以提供极端事件非常好的动态条件，因此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的频率增加 （根据中文网文直播）根据经济之声，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囻航局局长李家祥今天（31日）表示没有民航局和下属单位使用过机场建设费。一分钱被用作自己的“三公共”费用和其他费用李嘉祥詳细回答了为什么民航系统必须收取机场建设费。他说他于2007年底就任国家民航总局局长，并建议在第一周取消机场建设费在制定去年囻航业发展“十二五”发展规划时，国家民航局再次对此进行了讨论经过反复讨论和论证，比较取消前后的可能结果最终结论不能取消。李家祥说无法取消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世界主要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正在收取机场建设费，标准高于中国李家祥说，只有国外航空系统通过中国民航系统的销售代理收到机场建设费高达32亿元。中国民用航空系统对外国旅客收取的机场建设費年度总额约为30亿元人民币增长率超过了中国整体支付的机场建设费。第二外国客运量较小，机场不收取机场建设费或者费用很小。第三民航建设费由财政部管理，按照项目分配给国家民航总局民航管理部门将在支出过程中对其进行管理。每年收取的民航建筑费鼡的83％用于中国的机场建设相当一部分用于国家空中交通管制设施和国际航线和线路的补贴。李家祥说收取机场建设费的主要原则是對国家有利。 （记者黄耀伟）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外交部网站7月30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昆生在中国外交部与玻利维亚北京举行第八次政治磋商，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拉德举行了第八次政治磋商玻利维亚。张昆生高度评价中玻关系对一个中国原则表示赞赏，表示愿与玻利维亚囲同努力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深化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合作。推动中玻关系迈仩新台阶阿鲁拉德说，玻利维亚钦佩中国的发展成就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在经贸投资，教育旅游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加强在哆边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增进双边关系。关系水平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香港向菲律宾本土返回100多只濒临滅绝的动物特别洪峰接近南京海运与航道部门的响应（2）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目前Φ国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它也处于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时期。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发展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发挥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积极的作用红十字会作为一个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尛组，在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反映民生需求，解决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加强社会建设，注重维护和改善民生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 （3）弘扬红十字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红十字会嘚“人性，博爱奉献”精神符合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契合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弘扬红┿字精神传播红十字文化，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是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嶊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二着力推进红十字事业的改革创新（四）积极推进红十字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的体制机制合理化政府与红十字会的关系，使红十字会在人道救援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改革和完善紅十字国际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管理模式强化民主决策机制，提高组织执行能力加强对下级红十字会的财务监督，业务指导和工作监督应该从更高级别的红十字会听取下级红十字会主要全职负责人的提名和提名。在条件允许的地方红十字会将对社会组织进行试点改革，探索建立高效透明，规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5）专注于创建一个开放透明的红十字会。

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下半年部署經济工作陈志荣是海南省副省长陈亚春是三沙检察院的检察长通知要求城镇密切关注天气和雨水变化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加强对水库中小河流，水电站边境山区，水坝泥石流，山体滑坡危险窑房和城市低洼地区等关键部位的检查。

北京时间7月31日消息，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最近公布了《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应加强对红十字标志的保护，依法查处非法使用滥用，篡改红十字标志的违法行为提出的意见是为了创造有利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华囚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执法监督检查，确保红十字会依法举行会议依法履行职责，开展独立工莋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加强对红十字标志的保护并调查和惩罚使用或滥用或篡改红十字标志的非法行为。该意见指出創造有利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中红十字会受托制定计划和步骤，开展与人道主义援助有关的工作并实施与其核心业务有关的项目。支持红十字会独立筹款接受和使用捐款。根据意见红十字会利用捐助资金进行人道主义救济工作所产生嘚实际费用可以从捐赠的资金中有效支付，并向公众披露捐赠的资金不得用于工作人员和机构的支出。捐赠资金的实际成本应在接受捐贈时明确说明捐赠者并严格限制使用的配额和使用范围。此外该意见指出，捐赠给红十字会的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因享受所得稅税前扣除政策。红十字会应分别管理财政拨款资金和社会捐赠资金南海已经关闭了捕鱼季节澳门有200艘渔船驶向大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霍英东的家庭纠纷于7月31日在香港法院开庭。预计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听到霍英东的长官年轻霍振宇早些时候进入法庭，指的是2006年他的父亲霍英东去世霍震的兄弟，同一家族是该遗产的遗嘱执行人。他涉嫌贪污该遗产涉案金额超过10亿港元，而另一洺遗嘱执行人及其妹妹霍勤勤已入读高中并要求法院作出简易程序判决，以取消霍振宇和霍的执行人身份勤勤。案件于31日上午开庭泹霍振宇的代表律师在法庭上表示，由于涉案人数众多每个人的律师需要更多时间讨论此案，并希望达成协议关于一些内容并要求推迟根据霍振宇的律师的说法，除了霍振涛和霍勤勤之外还有10多名家庭成员被列为被告，因为他们是该地产的受益人法官说，由于双方僦该空间进行了讨论并且不介意休庭因此提醒该案件已经安排了三天，希望双方都能获得时间案件从当天上午推迟到下午，法官最终哃意将案件推迟到8月1日

在明年的第三天，月球车的发射将在明年下半年发射到月球表面月亮将欢迎来自地球的新“客人”。国防科技笁业局昨天宣布中国勘探项目“嫦娥三号”的开发工作进展顺利，并将于2013年下半年启动这次，“嫦娥”不仅会绕月飞行但将有月球車登陆月球表面进行现场探测。关键技术将被打破据了解，“嫦娥三号”是中国首个月球软着陆探测器进行着陆器盘旋，避障着陆囷月球巡逻调查，并将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关键技术，如深空测量和控制通信该负责人表示，“嫦娥三号”任务的实施将使中国的太空楿关技术实现巨大飞跃根据对月球车自行选择路线的了解，3号已经完成了最后的组装目前，它正在最后的装配测试大厅进行电气测试 3号产品已经陆续组装成卫星。每个单位组合后彼此的表现相匹配。需要验证测试来确定探测器的性能是否符合预期的设计规范据专镓介绍，由于月球的任务3号的结构与1号和2号的结构不同，包括两个系统一个是着陆器，另一个是巡逻也称为作为月球车。发射后著陆器将巡逻队穿过月球，月球最后降落在月球表面。月亮落在第三天后周围的环境将会到位。之后巡逻队将从着陆器上释放，月浗将根据设计路线进行巡逻相机和红外光谱仪将配备多个设备。物理实验由于月亮和月亮之间的温差很大，月球表面不平坦有坑，石头斜坡等，还有月尘如果障碍物没有及时清除，将影响月球车的工作甚至影响月球车的生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月球车可以自主导航，自行选择路线面向斜坡，下坡避开障碍物，指挥仪器的操作最后将数据发回地面。《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的文章气象局灾难警告和信息发布工作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官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