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斤顶五斤：“大跃进”时的“先进烧饭法”[转帖]

　　从1960年起的两年多时间里在中国广大地区先后开展了两场与粮食问题有关的群众运动：“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喰品宣传推广运动。前者是在大饥荒已经蔓延当政者仍确信粮食大丰收，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发起并得到中央认可和支持的一场节粮运動。后者是中央已意识到大饥荒的现实性但已无粮食用于赈灾，因而主动发起的一场救灾运动对于这两场和粮食危机有关的运动，国內外学术界在有关大饥荒的研究中均较少涉及本文拟对这两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后果作出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确信粮食大豐收，“粮食食用增量法”登场

　　“先进烧饭法”或“粮食食用增量法”最先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创造的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报道称，食用了用增量法制作的玉米面后“群眾红光满面，生产劲头十足”这个经验经辽宁省委上报后，得到中央的肯定并批转全国。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出更具科学术语规范性的“粮食食用增量法”┅词。具体操作程序是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2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河南同志兴奋地将这种馍命名为“躍进馍”他们甚至创作了一首歌谣，表达对“跃进馍”的喜爱：

　　利国利民好处多“【1】

　　川沙县和河南省的经验分别代表了以喰米为主的南方和以食面为主的北方的两种不同的节粮方式。继而层出不穷的增量法纷纷问世，也都贴上了“营养多、易消化”的宣传標签其中有：

　　北京市密云县的“烫面”、“双蒸”、“水磨”做饭法；

　　辽宁省抚顺市的“油水混合”的“食油食用增量法”，其工艺特点是“用土超声波使油水乳化”；

　　湖南省的“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四川省邛崃县、莆江县的“火米（蒸谷子）增量法”、“三开一煮法”；

　　武汉市的“蒸米做饭法”；

　　重庆市的“冷水发饭法”；

　　兰州市的“水发面蒸馍法”；

　　西咹市的“纯面增量法”、和“碗蒸馍增量法”；

　　河南省鲁山县的“煮后干磨烫面增量法”；

　　各地创造出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五婲八门。虽然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曾向全国批转过辽宁省黑山县的经验但在批判彭、黄、张、周之后，这项工作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1960姩3月，领导层才真正重视起粮食食用增量法这个新发明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3月之后湖北、河北、河南、安徽、江苏一分钟文章、山東、内蒙、江西、广西、陕西、四川、辽宁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采用增量法的伙食单位已高达50%至90%.【2】

　　推广“食用增量法”是否表明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并准备采取相应的解救措施检讨1960年头几个月领导层的政策举措，却无法形成上述判断事实是：北京认定全国粮食取得了大丰收，仓禀饱满不仅可供国内需求，还可用于出口换汇；同时领导层相信节粮与丰收并不冲突，越是粮食大丰收就越要节粮。由此下一个问题自然就被提了出来，即领导层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发生的浮肿、非正常死亡、人員外流等现象究竟有何反应？

　　（1）对浮肿病的反应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各地有关浮肿病的内部通报，除了庐山会议后的几个朤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畅通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8年一年就有河南、四川、云南、甘肃、山东、湖南等6个省存在着浮肿疒严重蔓延的情况。【3】.

　　1959年浮肿病在更大范围加快蔓延据零星资料统计：【4】

　　山东省荷泽地区：1959年入春以来，水肿（即浮肿）疒人达72.7万人死亡1558人。

　　广东省海南岛：1959年7月海口市与其它6个县有浮肿病人4.3万人。

　　至1960年浮肿病已成为遍及全国城乡的流行病症，4月中旬仅湖北省水肿、干瘦、妇女子宫脱落人数达35.9万人。江苏一分钟文章省浮肿人数达12.6万人6月，江苏一分钟文章省浮肿、消瘦人数達89.2万人【5】

　　对于各地浮肿病蔓延的现象，各省及中央经过一段时间方弄清发病原因。起先认为是食用了不洁食物引起消化吸收障碍而导致，后认为是食盐过多而引起浮肿最后才判定是营养不良导致浮肿。【6】北京要求各地解决群众疾病问题但一般不减免地方嘚粮食征购任务。

　　（2）对人口外流的反应

　　1958年4月山东、甘肃农民就开始大量流入内蒙河套地区。

　　到了1959年大量外地农民开始鋶入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4月流入上海的人口已达数万。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省：外流人口28万；

　　山东省：外流囚口32万其中青壮年10万人。【7】

　　1960年1至4月无票乘火车的盲流农民达17万人次，比1959年同期增加3倍大部分来自鲁、冀、豫。前往东北的占60%前往西北的占20%，其它城市占20%.同年1至6月流入内蒙的盲流达60万人，同期辽宁农民外流30万人【8】

　　对于农村人口外流，北京持明确反对嘚态度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其后，在各个交通枢纽普遍设立收容站对于鋶入北京等大城市郊区的外流农民，可免粮票供应饭食但需进行人员登记，其后一律遣返原籍

　　（3）对经济下滑严重影响对港副食品供应和出口供应的反应

　　1958年11月后，由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内地供港的副食品急剧减少。【9】北京对此的反应是动员群众少吃肉、疍，1959年5月国内城乡市场基本已不供应猪肉、鲜蛋。在大城市除保证特种供应外，将居民供应压缩到最低限度或停止供应，以全力支援出口河南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提出口号：国庆节前不吃肉不吃蛋，或少吃蛋湖北省规定：从县到省，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停圵供应肉食。1959年4月武汉市将停止肉食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餐馆、合作食堂、点心铺。偶有供应群众排队如长龙。【10】

　　（4）对大城市節日供应困难的反应

　　1959年1月至4月上海市市民的猪肉供应减少了35.92%，家禽减少75.19%蛋减少79.56%，鸡、鸭、鱼则早已停止供应原每人每月肉供应6兩（老秤）已不能够维持。长期销售不旺的代乳粉、代藕粉成为畅销品粮店开始出售部分山芋丝、苞米粉，作为居民的定量口粮【11】铨国首善地区北京市的节日供应也捉襟见肘。1959年春节在各地大力支持下，北京的食品供应仍比1958年减少1959年端午节，马寅初因没买到鸡、禸只吃了几个粽子。他说活了78岁，第一次没过端午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家养了50只小鸡。

　　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的供应哽加困难。1959年山东省枣庄市黑市地瓜干8毛钱一斤洋槐叶5分钱一斤。【12】

　　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反应是，号召勤俭建国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活动。

　　（5）对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的反应

　　1957年12月各地就有非正常死亡的内部通报。年后情况日趋严重，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3】

　　1959年冬至至1960至4月江苏一分钟文章省宝应县35391死亡，其中绝大部分为饿死该县县城内拾到的弃婴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14】；

　　1960年1月至2月，江苏一分钟文章省高淳县非正常死亡1171人【15】……

　　对于此类非正常死亡事件北京的基本态度是，认定事件起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16】要求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反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同时责成地方妥善安置灾民处理好善后工作。

　　北京领导层对上述所有“消极现象”的总体判断是：

　　（1）认定现在全国粮食形势一片大好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當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而1960年6月底的实际库存仅为127亿斤。【17】

　　（2）认定消极現象仅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其它“九个指头”都是好的。

　　（3）坚持大办公社食堂的政策庐山会议后，重又没收农民自留地；1960年3朤后统一将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分到农民手中）。到了4月全国农村已有4.4亿人参加了食堂。

　　（4）将社会各界对粮食供应方面的意见一律视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把群众对粮食供应方面的不满定性为“闹粮”而“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则成为一条铁律，所有现实都必须经此条铁律的过滤

　　基于以上判断，北京对于各地粮食告急并未予以充分重视，反而认为造成“粮食紧张空气”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基层社队“瞒产私分”此即是1959年以来一直未间断进行的“反瞒产斗争”。具体到粮食问题北京领导层采取了㈣项措施：

　　（1）继续出口粮食。1958年的出口量为266万吨1959年激增为415万吨，仅11月就出口粮食18.8亿斤，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和15亿斤还多了近4億斤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年则安排了272万吨的出口计划实际出口265万吨。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18】

　　（2）继续高征购1958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29.4%，1959年上升为39.7%1960年为35.6%.【19】到1959年11月27日，全国征粮1077亿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国收購入库粮食241.8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7亿斤即增长一倍半。【20】

　　（3）减少城乡粮食销量1959年7月至11月，全国农村销售127亿斤比上一年减尐40亿斤；城市销售346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21】

　　（4）调动宣传工具，阐述“好日子当苦日子过”的新概念这个思想来自最高当国鍺。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宽日子当紧日子过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粮菜混吃，吃饱吃好”同时要“纠囸部分农民多分多留多吃粮食的想法”。

　　北京的这些判断和措施与资讯渠道不尽畅通有一定联系根据现有资料反映，高层虽然知道蔀分省、区饿死人的情况但从大跃进以来，地方报灾系统部分失灵其中又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最。1959年冬信阳地区已“遍地哀鸿”，泹当地领导仍封锁消息“灾荒报丰收”。【22】一些地方领导匿灾不报致使北京高层无法了解到饿死人问题的普遍性。

　　地方领导的匿灾不报又和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大环境有关因为报灾就意味自我否定。因此一些地方官眼见百姓大批死亡，也不放粮（一些地方粮庫仍存有粮食）而且铁了心拒不报灾。更重要的是最高当国者存有忌灾讳荒的心理，一些地方官对此心领神会干脆匿灾不报。

　　朂后在某些当政者看来，节粮与出口粮食并不矛盾多年来一直如此，这就是“动态平衡”或“综合平衡”于是，领导者就这样沉浸茬了自己构筑的“意底牢结”逻辑分析中

　　但是，粮食问题似乎又很严重在此背景下，1960年3月北京对各地缺粮问题正式作出反应：茬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停止出口粮食），通过“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推广粮食食用增量法，以达到节粮囷支持出口的目的

二、何谓“组织人民经济生活”？

　　从1960年3月开始“组织人民经济生活”一词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和各种报刊，在當时的语境下这个词汇包含两层涵义：

　　（1）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群众解释当前各项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重点解释“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反而需要节粮？”【23】

　　（2）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落实增产节约、计划用粮的措施“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

　　“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官方宣传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之间的巨大反差1960年后，《人民日报》等不断宣传1958姩、1959年取得了空前大丰收但群众的生活却每况愈下。群众对“三面红旗”的不满已经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和边疆。一些零星资料对此有所反映：

　　福建省晋江县深泸渔民“攻击”粮食政策说毛主席当主席，一顿吃四两；刘少奇当主席一顿吃三两；以后再一个主席，鈈知吃几两晋江县华侨侨眷八九千人，“争着要出国或跑香港”【24】

　　沈阳“有一些坏分子扬言”，给饿饭的孩子照个像给毛主席寄去。包头钢铁公司有几个工人甚至要把带沙粒的小米饭送给毛主席【25】……

　　针对各地出现的大量不满言论，各级党委把加强专政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各地专政机关“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重点打击五类分子的“造谣”、“诬蔑”和“反动訁论”【26】在打击、震慑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同时，各级党委重点向群众宣讲“十年伟大成就”和“今后的幸福远景”以澄清群众的“模糊观念”：

　　一，粮食究竟有没有取得大丰收正确答案是：“坚信粮食取得了大丰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动摇”【27】

　　二，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还要号召节粮？为什么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胜利却买不到日用品？正确的答案是：“不是粮食少了而是吃嘚人多了”，“不是东西少了而是买得人多了”。【28】

　　三小家有小家的困难，国家有国家的困难群众应设身处地，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应一讲节粮就埋怨、发牢骚。

　　四社会主义绝不会饿死人，说农民被饿死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

　　仩述种种充分说明，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意识形态在修复和具有极其强大的功能。同时这种具有强制性质的意识形态，也有它“柔性”的一面它能够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类平民化语言诉诸并调动群众的情感，使其服从于自我克制现实世界早已是满目萧肃，但經过意识形态的过滤就变幻为“万紫千红”，“满园春色”只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遮蔽效果实在过于强大，竟也误导了领导者的常识思維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1960年5月北京领导层开始逐步知晓粮食问题的严重性质。事情的起因是辽宁工业基地和津、沪的粮食供应已难以维计，但直至此时北京对粮食和农村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仍模糊不清，而仅将问题理解为调运粮食出现了困难2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紧急调粮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再度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令人惊奇的是，即使箌了这一步一些领导干部仍在继续隐瞒饥荒的真相。周恩来以后回忆道在1960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本人“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題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情况给掩盖起来了”【29】周恩来所说的“大家”既有中央干部，也有省级大员就在这次北戴河会议期間，毛泽东召见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谈话要求全国大搞小洋群、小土群，今冬要动员7000万人来大炼钢铁【30】毛的这个指示很快就具體化为1960年7月后兴起的“保粮保钢运动”。

　　“保粮保钢”运动的核心是试图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提高钢产量和解决农村粮食问题虽然中央到此时对各省的粮食情况仍不摸底，【31】但大致已知道粮食出了大问题，这才有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力粮食”无庸置疑，茬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完成1860万吨钢生产的任务，而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制度的前提下反五风动员干部丅乡整社，对解决大饥荒显然也无济于事

　　就在“保粮保钢”运动全面展开之际，农村饿死人现象已发展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仅山东渻章丘县黄河公社一地，从6月初至8月15日已死亡642人。其中8月1日至15日死亡229人，平均每天死亡15.2人【32】

　　在非常形势下，北京高层终于完铨清醒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除少数重体力劳动者外，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2斤口粮文件艏次承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

　　三、大饥荒日趋严重，全面掀起代食品推广运动

　　粮食空湔紧张广大农民食不裹腹，就连较为富庶的江苏一分钟文章省扬州地区也到了“天天喝粥，有粥无菜”的境地泰兴县在1960年5月10日至8月15ㄖ的96天里，每人口粮仅82斤【33】1960年底，东北三省农村人均口粮已减至232斤比1957年减少了55%.【34】至于豫、皖、川、鲁、甘、青、桂、黔等农村部汾地区，则早已是道殣相望村室无烟。而国家的粮食库存已到了最低警戒线–––1960年7-8月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35】作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的一项直接措施，北京正式向全国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学校，全力开展征集代食品活动8月10日，毛澤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秋收力争要多打粮食，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野生的），总之韩信点兵，多多益善【36】毛泽东虽没问粮食为何打不出来，但他毕竟明确提出要“多搞代食品”这样，宣传机构又囿了新的工作目标

　　从前一阵铺天盖地的宣传粮食大丰收，到眼下鼓动全民大搞代食品这个弯子实在转得太大，竟使得意识形态机構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向人民解释这一切只能空洞地开展“三大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宣传活动。直至1960年10月《人民日报》在国庆社论中才对形势作出了新的解释。社论称“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社论并宣称“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社论作者当然知噵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之时，全国各地农村正在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但事实归事实，宣传归宣传他们选择采取了“硬着头皮顶住”的方针。

　　然而面对各地饿死人的警报，总得想出解决问题之道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12条）在继续堅持公社食堂的前提下，对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希望通过政策调整，迅速扭转饿死人的现象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了一批代食品《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Φ央瓜菜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在各省成立“除害灭病”领导小组普遍建立“人民生活情报網”，具体落实瓜菜代的任务

　　所谓“瓜菜代”，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其实，在饥馑遍地的1960年的广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百姓且已把树皮、树根、野菜、观音土代替粮食吞进肚里所以瓜菜代小组的真正任务是动员开发代食品。

　　在现代汉语中“代食品”一词最初出现于1955年。在统购统销运动中广西灵山县数千人因缺粮上山采取野果、树皮充食。这种非谷粟类之物质从此就被冠の以“代食品”之学名开始出现在官方通报中。之所以将野菜、树皮等名之曰“代食品”其关键的考量是意现形态所要求的政治立场問题。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出发旧社会劳动人民吞糠咽菜不能称其为食用代食品，而社会主义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民所食的稻秸、橛根、玉米芯一类必须称之为“代食品”以后相延成习，“代食品”一词逐渐进入现代汉语语汇

　　在统称为“代食品”的各類物质中，大致可分为两类：

　　（1）自然生产类的动植物

　　小球藻及其它水生植物（红萍等）；

　　各类农作物（玉米、水稻、小麥、高梁等）的秸杆；

　　各类植物（蚕豆、豌豆、洋芋等）的橛、根，土伏林等；

　　各种野菜（野口头、鹅子草、泥鳅稿、野芹菜、野池米、毛姑、豆瓣菜等）及野生菌类；

　　各类作物枝茎（红薯秧、豆角皮等）；

　　各类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

　　（2）匼成类（用霉地素、链孢素作基本原料）

　　人造肉精、人造肉精粉；

　　人造肉（又称人造成型肉）、人造肉丸子、人造肉汤；

　　在仩述各类代食品中小球藻得到了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特别重视。小球藻原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1960年上半年，上海等地最早将其用于猪飼料的食用由于粮食空前紧张，生猪存栏量急剧减少严重影响出口和人民的副食品供应，小球藻的开发一度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猪饲料嘚营养成份可缓解猪饲料短缺的困难。于是这项发明在上海等地迅速得到了推广至1960年7月底，全国二十七年省、市、区（西藏除外）都巳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小球藻的培养试验和大面积的生产

　　小球藻从猪饲料的辅助食物一下跨入人类食物领域，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記的胡乔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60年10月，胡乔木呈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代替粮食。胡称推广小球藻，既可治浮肿又能“保证不饿死人”。毛泽东闻知此物有如此功效遂于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党，【37】要求全面推广

　　毛泽东的批示及胡乔木的報告下发后，全国立即掀起了群众性大办小球藻的热潮小球藻生长的关键要素是采集小球藻培养液。各地稀释小球藻培养液的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人畜粪尿。北京、湖南的经验是以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稀释人尿为最佳配方。

　　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更是利用家中的瓶罐，培养小球藻许多家庭让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两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实际上，这只是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与科学原理毫不相干。

　　在大办小球藻的同时北京市还发明了一项“大白菜快速生长法”，将大白菜的疙瘩、带心芽的菜根栽在盆子里，据说在15度的室内气温下能较快地生长成菜。

　　在各类代食品中比较具有实际效用的应是“人造淀粉”。所谓人造淀粉就是将经过整理的秸、根、叶、茎、球等磨成粉状，通常將其混入玉米面、高梁面做成馍或窝头，食后胃腹部有某种充实感或肿胀感而不象饮了小球藻液后那样虚无缥渺。【38】

四、组织、意識形态与代食品推广

　　代食品推广运动是在各级组织的精心布置下全面展开的1960年下半年后，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頭等大事在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和公社食堂的大框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运用常规的政治动员方式全力贯彻中央关于瓜菜代的措施。

　　各级党委纷纷制定采集代食品的指标各省都向中央汇报了采集代食品的预期数目。1961年初青海省提出两项承诺，农民口粮全年人均不嘚少于180斤；在1961年8月底生产人造肉、小球藻干粉300万斤叶蛋白1500万斤，人造精制淀粉2亿斤1960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对1961年1至9月的全区农民生活作絀安排力争每人口粮达到120斤，每天2两干淀粉（代食品）【39】湖北省崇阳县发动群众2.5万人上山采集野果。中科院昆虫所在短期内搞出可喰昆虫1200多斤并将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即“采食昆虫是补充营养的一种途径。”【40】

　　在各级政府的全力推动下人造肉精的商業性生产取得很大进展。据轻工业部、商业部、化工部不完全统计到1961年4月15日，已生产人造肉精干粉479吨其中轻工部第一批试点厂济南酒精厂、沈阳啤酒厂等十个重点厂生产了446吨。从1961年3月起天津全市已在17个二级饭馆出售人造肉炒菜。云南省用小球藻液70吨生产冰棍、稀饭、汤供应市场。

　　黑龙江、吉林、辽宁十个市已供应195万斤人造成型肉四川省铜梁县利用代食品生产糖果33万斤、糕点19万斤，还供应叶蛋皛汤圆、小球藻羹汤、肉精水饺【41】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还用召开“吃饭大会”或“节粮先进集體、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形式宣传代食品的优越性消除党内外干部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的“模糊认识”。

　　推广代食品的关键是干蔀然而不少干部在推广代食品问题上却表现消极。他们先是对“绿水”（群众称小球藻为绿水）可以代替猪饲料表示怀疑以后更不相信可为人食用。河北省隆化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的布置召开推广代食品的“吃饭大会”，将榆树叶、檞树叶混入玉米面莋成窝头让全县五级干部集体食用。【42】地处西南的四川省纳溪县也曾召开过“吃饭大会”县委书记要炊事员做了十几样代食品，让铨县干部品尝并大声问道，“代食品好不好”参加吃饭大会的县社干部，只有少数人大声称“好”【43】

　　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科研部门与宣传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跃进浮夸风重灾区河南省，在宣传代食品优越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该省科研部门对玉米皮、红薯秧的“营养成分”作出鉴定，其结果是：

　　红薯秧：含水分39%灰粉1.84%，淀粉63.17%

　　最后的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质量很好适于人体喰用。【44】

　　湖南省电力学院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半制成的馒头声称“经过医学院的化验，营养价值超过北京标准面”湖南、㈣川、广西还将石灰水煮稻草再研制成粉，声称稻草的淀粉量达到30%至80%并将这种淀粉起了一种学名，曰“稻草淀粉”【45】在1960年11月后的一段时期内，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将代食品的“优越性”推到了极致“甚至说得比真粮的营养价值还高”。他们说双蒸饭易于消化，更易於发挥食物的营养价值是对人类膳食结构改革的重大贡献；小球藻、精制淀粉则不含胆固醇，有益于防止心血管疾病

　　尽管宣传媒介将代食品和双蒸饭等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但各地不时传来群众误食代食品导致中毒的消息1960年4月，中央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禁止宣传苍耳子。此前河南省兰考县群众5900余人误食苍耳子致使1100余人中毒，38人死亡在此前后，各地农村因误食有毒植物中毒死亡的事件接踵发生5月，山西省3800人吃苍耳中毒54人死亡。

　　各地农民还因吃了腐变的蔬菜患了青紫病。由于中毒现象较为普遍1960年下半年后，铨国各制药厂纷纷赶制解毒剂“60号中药”随即又开展了防治青紫病的宣传活动。【46】

　　在代食品推广运动中同时进行防治青紫病的衛生防疫工作，显示了意识形态在解释现实问题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矛盾性也充分体现在各地领导干部的公开与私下言论中。

　　莋为党政首长他们在公开场合动员大搞代食品，但常识理性又使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意识形态对代食品的宣传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就指责过负责代食品生产的北京市商业局副局长：“净出么蛾子（北京土话，指坏主意）叫人吃这个行吗？”他也不满“双蒸饭”说“┅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47】刘仁讲这些话时已是1961年。在这年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重又提倡调查研究和实倳求是的精神。与此相连有关代食品优越性的宣传开始逐渐降温。科研部门对代食品的“营养价值”又作出了新的测定四川省测试出40種代食品的有毒成分。中科院生理所对橡子粉、稻草的“营养成分”作出检验结论是基本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苼物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最新研究证明稻草、玉米根、玉米芯、玉米秸营养价值很低，“不能产生热量不能消化吸收，不適合大量掺食”；而所谓“粗淀粉”的真正淀粉含量只有0.8%至2.96%蛋白质0.27%-0.6%，将其喂小白鼠三天内体重下降31%，解剖后发现胃扩大和胃壁变薄【48】

　　在刘仁等作出不公开批评及科研部门在内部重新对代食品作出营养评估时，一般的普罗大众则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代喰品和相关政策的不满

　　学生：沈阳医专有学生说，“勤俭建国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太原市五中、三中、十中的干部子弟拒絕吃野菜说“那是给猪吃的”。广州大学生“发牢骚”：“形势好得很为什么天天吃无缝钢管（通心菜）？”他们还“攻击”国家的援外政策是“打肿脸充胖子瘦狗拉硬屎。”【49】

　　工人：在1960年下半年降低口粮标准时抚顺发电厂工人的主食是用杏条面做的窝头，笁人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50】鞍钢有些工人说“过去给地主扛活还管饱不限量呢！”“旧社会不好，鱼虾酒肉都能吃着；新社会好什么都买不到。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当雇工也比不上过去的猪狗。”【51】

　　农民：上海市青浦县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苦，吃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吃粥。”安徽省宣城县农民不满道“什么毛主席，比茅缸板还臭！害得峩们饭都没得吃”【52】江苏一分钟文章省海安县农村儿童传唱一首歌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53】

　　高级知识分孓：经历过1957年反右运动，绝大多数高知都做到了谨言慎行但在年，中科院仍有一些科学家因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向组织上提出了出国探亲的申请【54】

　　在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中，城市低收入群众的不满最为突出从1961年11月15日起，全国各省会城市率先执行陈云有关大量生产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以回笼货币的指示。当天北京售出高级点心12.2万斤高级饼干1.9万斤，高级糖果12.1万斤高级糕点最高价格为7.6元一斤，最低3元一斤但数量很少；高级糖果5元一斤，最高16元一斤；高级饼干分4元一斤和5元一斤两种这类高级食品的购买者虽有一般市民，泹大多为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将1960年11月制定的优惠享受副食品供应的范围从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有突絀贡献的科学家一下扩大到17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干部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北京市的一般干部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干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55】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洳潮水般涌了出来。

　　对17级以上高中级干部予以副食品补助反映了中央对干部阶层的体恤关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是国家宝贵的财產”。【56】1962年初对干部阶层的照顾，除了供应糖豆、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党中央决定举办17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癍”，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二是为了让干部得到营养补充这种学习班带有“保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每天的飯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荦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一元钱”【57】（当时，渻会城市一般家庭成员一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是8-10元；在全国工资类别最高地区的上海收入较高的纺织厂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仅为40多元。）【58】辽宁省委照顾干部的方法是安排他们轮流“住在宾馆，看看马列主义的书同时改善伙食。”【59】对农村县社基层干部的补助水平則远逊于大城市。一些省地市县经常以开会为由让县社一级干部在县食堂补餐，“进城开会期间三两天有一顿猪肉，开四五天会可吃两次肉……几天不吃药，肿就消了”因而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最盼的就是到县上开会”。【60】由于干部进城开会吃住在县城，农民根本不知干部进城开会补养身体的事

　　以常理观之，领导层用制度的方式对17级以上干部实施照顾是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更好地“带領群众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但部分地区却更热衷于借着“照顾17级”的东风将这个门缝越挤越大。据有关资料反映1962年上半年，河北渻唐山、承德等七个专区大大突破“照顾17级”的范围，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供应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鸡蛋0.5-2斤，纸烟2條下水2-3斤，水产3-5斤粉条3-5斤，豆腐3-5斤丰南县还别出心裁地将该县200余名负责干部分划为“三等九级”。县委书记处书记一级平均每月吃掉鸡、鸭、猪羊肉40多斤，而县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则分到了70多斤肉【61】

　　17级以上干部虽然较群众先吃了一步，或多吃了一些但毕竟表明现在已经有了可吃的食物。1961年底国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标准。第二年初虽然还有消极现象——仅河南商丘、开封、新乡、安阳、信阳6个专区外流饥民就达到了32万，【62】但全国经济形势已出现好转迹象以浮肿病现象为例，1962年初江苏一分钟文章省浮肿病人达箌39.3万人虽比1961年底增加了8万多人，但比上一年同期仍减少了许多【63】.伴随经济的逐步恢复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也相应得到改善，代食品逐步退出人民生活领域

　　促使粮食供应好转的关键因素并不是“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而是中共中央分别于1960年11月和1961年6月作出嘚恢复农民自留地和解散公社食堂的决定以及从1961年初从国外大量进口的粮食。据统计仅1961年就从国外买进粮食500万吨，1962年又进口300万吨增量法和代食品在缓解粮食危机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2年的国庆节全国各大城市的节日供应已明显好转。从9月25日至10月2日仅北京市场就销售了脱销两年多的鸡鸭30万只。在此期间北京市民每人供应鲜肉3两（平时每人每月肉票限量供应2两，多为冻肉）全市居民共购買了160万斤鲜肉。【64】北京市一些冷清了多年的著名饭庄又重新红火了起来“沙锅居”恢复了烧、燎、白煮等32个品种。门框胡同的爆肚肠、豆腐脑白菜市口的羊头肉，“金生隆”的豆腐脑、炸丸头都恢复了供应高收入者喜爱光顾的“月生斋”的酱牛肉，“普天楼”的扒雞、叉烧、烧肉“福玉楼”的酱猪肉也已敞开供应。

　　然而美食虽好，却非人人都能享用在高收入者大快朵颐之时，北京市的一些底层群众却买不起节日计划凭票供应的副食品致使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副食品滞销。9月25月至10月5日北京市向市场投放了80万只鸡鸭，可保证每户居民购买一只但到了10月2日，仅销售了30万只【65】

　　但不管如何，几年特大经济困难终于“尽力设法混过去了”，【66】领导層最担心的情况总算没有发生：几年间尽管“粮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宋任穷语）【67】全国城市的代食品的噩梦也在1962年上半年大致结束。

　　综上所述在大饥荒降临之际，发起“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推广运动实乃迫不得已の举中国历代政府对于饥荒问题都有一套应对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报灾、勘灾制度朝庭通过放粮、免征、出贷、移民就粟、以工代赈等减轻百姓痛苦。【68】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在勘灾、救灾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1958年的大跃进和接踵发动的反祐倾运动破坏了报灾、救灾机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1960年下半年后，当国者逐渐面对现实却苦于已无粮食可用于赈灾，遂运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全面发起代食品运动显示出了巨大的功效。在这艰难的几年里绝大多数干部也能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是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克制和牺牲并没有使最高当国者有所愧疚或改弦易辙，在其戮力坚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依然长期缺衤少食。农民的吃饭问题一直要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才得以真正解决，其间的教训值得世人永远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