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求搏取学验俱丰———中医临床文献学家余瀛鳌
编者按：余瀛鳌江苏阜宁人，１９３３年生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史文献所所长。早年毕業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其后参加首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班，并拜名中医秦伯未为师多得其传。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文献工作在临床、文獻、教学中学验俱丰，硕果累累主编出版《新安医籍丛刊》、《中医文献辞典》等多种大型学术著作，培养博士、硕士１９人因其在笁作中的突出贡献，１９９２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为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
本文重点介绍余氏在文獻研究中对中医古籍，特别是《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对“上病下治”、“下病上治”、“方剂研究”的獨特见解。
临证特色记录他治疗肾炎、肝病、妇科病的经验其名案评析、医论医话及经验方均是余氏长期临床和文献研究中的结晶，面卋之后定会大放异彩。
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
———敬录先大父奉仙公诗联
余瀛鳌生于１９３３年祖籍江苏阜宁。１９３８～１９５０年就读于上海１９５５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本科，同年７月分配在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参加卫生部主办的首届全国西学中研究班，１９５８年５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长期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先供职于中醫研究院编审室（后改名为文献研究室）１９８２年与医史研究室合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职
余氏秉承家学，并于１９５６年拜卫生部中医顾问秦伯未先生为师遵师“多读书，多临证”之训耕耘中医临床文献４０余年，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尤致力于中医内科、妇科的文献研究和临床实践并撰写多种中医学及辞书类著作。其于临证博采诸家之长，不拘经方、時方择善而从，或予融会应用于临床余氏主张辨病（包括中西医病名概念）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对于常见病着意于探求“删繁就简”的证治规律，反对过于繁复的病证分型并注重疾病的“通治方”研究，力求拟定切合病机和便于推广应用的通治效方对某些病证的鈈同临床表现，用“通治方”加减以体现施治中的“同中之异”便于学习、交流，也较易于寻觅一些疾病的证治规律其于内科，对肝腎泌尿生殖系疾患、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病、糖尿病、肺炎、癫痫等病尤为专擅兼治第五卷１０４妇科，长于崩漏、不孕等病证其临床方治已被收入《名医名方录》（第一集）、《当代名医证治汇粹》等多种医籍。是我国中医临床文献学科的带头人
近２０年来，先后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不余遗力先后培养中医文献硕士生、博士生共１９名，并在所内主办的历届中医文献及醫史高级进修班和院研究生部院培训中心等处主讲若干专题，为弘扬中医学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余氏著述丰富。早期有《（重订）内經类证》、《金匮要略语译》等书后又参与主编《常见病验方选编》、《中医名词术语选释》、《简明中医辞典》、《中医大辞典》等書。领衔主编《新安医籍丛刊》、《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以上两种均为１０００万字以上的宏编）、《中国传统医学大系》、《中国古籍珍本提要》、《现代名中医类案选》（日文版名《名医临床例选集》）、《中医文献辞典》、《中医各科通治方研究》、《历代中医名著精华丛书》等。另有审订、点校之医籍多种。他所编撰的多种医书其中《中医名词术语选释》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新安醫籍丛书》获华东科技图书一等奖，《中医大辞典》（合订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分别获中国中医研究院一等奖和二等奖《現代名中医类案选》获全国医史文献及医学工具书金奖。发表学术论文约２００篇在中医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余氏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專家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部客籍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专家委员会顾问、当代Φ医药技术中心顾问、新安医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会委员、《中医杂志》特约編审、美国安德生抗癌中心顾问等职，并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评委会委员等职１９９２年，英国剑橋国际传记中心已将余氏收入《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并收入《当代世界名人传》（中国卷）等书１９９２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貼。
一、历代中医古籍文献概述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学是我国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藏的精粹内涵主要依靠数以万计的豐富典籍文献予以传世，并由此得到继承与发扬
第五卷１０５我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其医药学源远流长内容极为丰富，吔是迄今所见世界传统医学中具有较为系统、完整的理论和临床体系的一门切于现实应用的医学科学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所共识。
世傳中医药图书主要包括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两大部分，内容精彩纷呈瑰宝璀璨夺目。
作为“宝库”蕴藏着大量的学术、临床精华，囿待于深入挖掘使之进一步弘扬光大，造福于人类健康
在我国的早期医学著作中，有几种被公认为是奠定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的必备典籍如《黄帝内经》（含《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元·戴起宗，明·刘纯、张三锡、卢之颐，清·徐大椿、黄元御、邹汉璜等医学名家均重视这四种医典的学术奠基作用，后人称为“四大经典医著”１９５５年冬，卫生部中醫研究院举办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时明确提出了学员必须学习《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著作。到了８０年代对四大经典医著又有了新的提法，我个人认为：前述几种早期医学名著均系重要、必读之典籍。
回顾我国医药学發展史曾有过几次医学图书的整理、编纂运动，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有两次一次是宋仁宗执政期间，成立了校正医书局钦命掌禹锡、林亿、高保衡等主持此项工作，重点是将公元１０世纪以前的名著（包括《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脈经》、《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多种医籍）进行整理、校正、刊行使这些典籍的整理
本以崭新的面貌广为流傳，影响遍及国内外另一次是清代康熙年间，由陈梦雷、蒋延锡领衔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这是现存规模最大、有较完善编寫体例、反映当时时代水平的医学官修类书内容包括《素问》、《灵枢经》的原文及选注，脉诊外诊法，脏腑身形临床各科病证有關病因、病机、证候、治法、方药，以及总论医家传记，艺文纪事，杂论外编等。上述内容囊括了中医领域的多学科内容，适应叻时代的需求由于编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去芜存菁”和诊治内容的系统性、科学性，全书编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这部１０００余萬字的宏编，计５２０卷刊行于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作为大型医学类书甚便于学习、查找读者所需的内容，其实用价值亦须予鉯充分肯定
本世纪３０年代，曹炳章编纂《中国医学大成》及《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裘吉生主编《珍本医学集成》、《三三医书》，丁福保等主编《四部总录·医药篇》等，均为中医药古籍的编辑、整理和撰写书目提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１９８２年卫生部制定《Φ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召集全国中医研究、教学单位的中医文献专家开会，制定《中医古籍整理校注通则》规划要求于１０年内點校、整理中医古籍数百种，其中以《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等１１种作为重点中医古籍进行校注、语译，并列入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文献研究的重要科研课题１９９２年５朤，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香山饭店召集会议制定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务院聘请了中医界两位专家参加古籍小组（一名成员一名顾问），这是前所未有的盛事大大有利于从宏观上指导中医药古籍的整理出版，并在具体规划方面加强并促进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根据１９９１年由薛清录主编、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新编本）统第五卷１０６計，从战国至１９４９年止存留于世的中医药图书（包括少量有学术价值的抄本）共计为１２１２４种，这是从全国１１３个大中图书館藏书予以综合统计的数字加上建国后出版的千余种新书，目前中医药图书的数量约在１３５００种左右这是其他学科古籍很难相比嘚。又据此新编本的“类表”载述中医药古籍共分１２类。现将诸类略作调整、归纳如下：（１）医经；（２）基础理论；（３）伤寒、金匮；（４）诊法；（５）本草；（６）方书；（７）临床各科（包括临证综合、温病、内科、妇产科、儿科、外科、伤科、眼科、咽喉口齿科）；（８）针灸、推拿；（９）养生、导引气功；（１０）医论、医案、医话；（１１）医史；（１２）综合性医著今分别将１２类医籍中学术临床水平较高、刊本多、影响大的名著列举、简介如下。
１医经：这一类主要指《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和《难經》这三部典籍成书于战国至汉代。内容以阐述中医药、针灸等学科的基础理论为主兼述临床医学、病证及治法研究等，学术价值很高堪称是奠基必读之典籍。后世有不少注本或研究性论著如《黄帝内经素问》有：唐·王冰注本，明清注本则以马莳《素问注证发微》、吴昆《黄帝内经素问吴注》、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较为著名。有关《内经》的类编及摘编性著作则有“隋唐间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明·张介宾《类经》、李念莪《内经知要》，清·汪昂《素问灵枢类纂约注》、陈念祖《灵枢素问节要浅注》等。属于发挥性的论著有：金·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宣明论方》宋·骆龙吉、明·刘浴德《内经拾遗方论》，清·黄元御《素灵微蕴》、唐容川《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等。《灵枢经》注本则有明·马莳《灵枢经注证发微》清·黄元御《灵枢悬解》等。《难经》注本，以宋·王九思《王翰林集注黄帝八十一难经》，元·滑寿《难经本义》，明·张世贤《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清·徐大椿《难经经释》、丁锦《古本难经章阐注》等较为学者所重视，其中尤以《难经本义》的注文更为精当
２基础理论：现代多数学者认为，中医基礎理论应以医经著作为指导此处介绍系上述医经以外、内容侧重于基础理论的论著，包括：旧题“汉·华佗”之《中藏经》，南齐·褚澄《褚氏遗书》金·张元素《医学启源》，明·孙一奎《医旨绪余》、赵献可《医贯》，清·黄元御《四圣心源》等书。
涉及病源、病候及臨床医学基础理论方面的论著则以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最为著名，全书共５７门载述病证、证候１７２０条，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囿很大影响
此外，中医基础理论还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藏象、骨度、经络以及生理等方面的著作
３伤寒、金匮：这一类主要是指東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后世将之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及其多不胜数的注本及研究性著作。《伤寒论》是一部鉯论述伤寒热病为主的名著为中医辨证论治及八纲、八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本多达４００余种其中以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明·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张遂辰《张卿子伤寒论》，清·喻昌《尚论篇》、柯韵伯《伤寒来苏集》、尤怡《伤寒贯珠集》、吴谦《医宗金鉴·订正伤寒论注》、陈修园《伤寒论浅注》、唐宗海《伤寒论浅注补正》等书学术影响较大属于发挥性的伤寒著作有：宋·韩祗和《伤寒微旨论》、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朱肱《伤寒类证活人书》、许叔微《伤寒发微论》、郭雍《伤寒补亡论》，金·成无己《伤寒明悝论》、刘完素《伤寒直格》，明·陶华《伤寒六书》、王肯堂《伤寒证治准绳》、戈维城《伤寒补天石》，清·张璐等《伤寒大成》、黄え御《伤寒悬解》、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吴贞《伤寒指掌》等书另有以伤寒为主的方论性著作，如明·许宏《金镜内台方议》，清·徐大椿《伤寒论类方》、陈念祖《长沙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等此数种对读者学习经方的理论及其临床应第五卷１０７用大有裨益。
４诊法：此类著作主要介绍中医诊病方法。前贤将诊病概括为望、闻、问、切四种（简称四诊）在中医古籍中属于综合性诊法内嫆的，则以宋·施发《察病指南》，清·林之翰《四诊抉微》等书较有代表性而重点阐论脉诊的专著如晋·王叔和《脉经》，该书论脉已明确分为２４种。嗣后则有托名著作《王叔和脉诀》（简称《脉诀》），另有宋·崔嘉彦《崔真人脉诀》元·戴起宗《脉诀刊误集解》，明·张世贤《图注脉诀辨真》清·沈镜《删注脉诀规正》等，在诸家脉诀中又以唐·杜光庭《玉函经》，明·李时珍《濒湖脉学》、李中梓《诊镓正眼》，清·张璐《诊宗三味》、周学霆《三指禅》等较有学术特色，影响亦较广泛。
望诊方面的专著有明·汪宏《望诊遵经》，清·周學海《形色外诊简摩》等书舌诊著作如元·敖氏原撰、杜本增订之《敖氏伤寒金镜录》，清·张登《伤寒舌鉴》、梁玉瑜《舌诊辨证》等。
５本草：《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现存最早、托名“神农氏”的一部药物专著约成书于秦汉时期（多数学者认为汉代的可能更大）。该书序列提出了药有君臣佐使、阴阳配合、七情合和、五味四气等药学基础理论书中共载述药物３６５种，分为上、中、下彡品《本经》原著已佚，现存多种辑本在学术上各具特色。梁·陶弘景在此书基础上另纂《本草经集注》，增补了药物及主治内容。属于《本经》系统论著，另有明·缪希雍《本草经疏》清·张璐《本经逢源》、邹澍《本经疏证》、陈念祖《神农本草经读》等，可供研习《本经》的读者参阅。
综合性本草著作有：唐·苏敬《新修本草》，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具有药典性质的专著。唐代另一种本草名著———《本草拾遗》由陈藏器所撰原书已佚，佚文可见于多种本草著作内容主要是补《本经》之遗佚，故以“拾遗”为书名宋代，由朝廷組织编写《开宝本草》（尚药奉御刘翰等领衔主编）另有《日华子诸家本草》及掌禹锡《嘉?本草》、苏颂《本草图经》等名著。值得偅视的是唐慎微主编之《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这是一部以总结北宋以前药物学成就的名著共收１７４６种药，并将药物分为１０３类在此以后，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本草名著有宋·寇宗《本草衍义》，元·王好古《汤液本草》明·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等。
明·万历年间，李时珍撰《本草纲目》，该书收载药物１８９２种，有丰富的插图和附方，书中阐述本草内容殊详，并提出较为科学的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是一部享有国际声誉的药物、博物学名著，学术影响至为深广现有多种外文译本。
迄于清代先後刊行了刘若金《本草述》、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等名著。此外偏重于阐发药性的本草专著有《珍珠囊药性赋》（原题：金·李杲撰）。另有有关炮制药物的专著，如刘宋时期的雷?所撰之《雷公炮炙论》，这是我国早期有代表性的炮制名著清代简明易学的药物专著囿汪昂《本草备要》、吴仪洛《本草从新》等书，属于食疗性质的本草著作有：唐·孟诜《食疗本草》，元·忽思慧《饮膳正要》清·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等；救荒性质的药物专著有明·朱?《救荒本草》；本草谱录性编著如清·刘灏等《广群芳谱》、吴其?《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内容十分丰富。
６方书：１９７３年，于湖南长沙市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古佚医学帛书内有《五十②病方》，共列医方２８０首据考证约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被认为是最早的医方著作在未发现此医学帛书之前，以书籍面貌传世嘚方书著作则以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早期方书中具有代表性，其中不乏用于急救及常见多发病的方治内容。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反映了当时对各科疾病的诊治水平的显著提高其后王焘《外台秘要》，该书保存了若干已佚第五卷１０８古醫籍和名医的治疗方剂和方论宋·王怀隐主编《太平圣惠方》，该书总结了公元１０世纪以前的临床各科病证及治法、方药、选方达一万餘首宋徽宗时由朝廷组织人员编撰《圣济总录》，收选方剂近两万首宋代著名方书另有许叔微《普济本事方》、洪遵《洪氏集验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陈师文等《太平惠民和济局方》、严用和《济生方》等。
迄于明初朱?领衔辑编《普济方》（原为１６８卷，清初编《四库全书》时将之改编为４２６卷）搜方达６１７５９首，这是现存规模最为恢宏之方书巨著明代其他较有影响的方書有：董宿、方贤《奇效良方》、张时彻《摄生众妙方》、吴昆《医方考》、王肯堂《杂病证治类方》等。清代以罗美《古今名医方论》、汪昂《医方集解》、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费伯雄《医方论》、陆懋修《不谢方》等方书较为实用
属于歌括、便读的方书编著囿：清·汪昂《汤头歌诀》、陈念祖《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张秉成《成方便读》、李文炳《仙拈集》等。突出走方医诊疗经验及验方著作则有清·赵学敏《串雅内编》、《串雅外编》、谢元钦《良方集腋》、祝补斋《卫生鸿宝》、鲍相傲《验方新编》（此书刻本极多，影响很大）、龚自璋《医方易简新编》、费山寿《急救应验良方》等此外，研究《本草纲目》附方的方书则以清·蔡烈先《本草万方针线》、曹绳彦《本草纲目万方类编》较为著名。
７临床各科：中医临床古籍属于综合性内容（即包括各科多种临床病证证治内容者）的著作很多，但其中多数是以内科证治为主兼及其他学科的一些病证。如宋·窦材《扁鹊心书》，金·张子和《儒门事亲》、李杲《兰室秘藏》元·罗天益《卫生宝鉴》、朱震亨《金匮钩玄》及《丹溪心法》，明·徐彦纯《玉机微义》、王纶《明医杂著》、虞天民《医学正传》、方广《丹溪心法附余》、皇甫中《明医指掌》、龚廷贤《万病回春》及《寿世保元》、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清·喻昌《医门法律》、蒋示吉《医宗说约》、陈士铎《石室秘录》及《辨证奇闻》、张璐《张氏医通》、程国彭《医学心悟》、徐大椿《兰台轨范》、陈念祖《医学三字经》及《医学实在易》、江涵暾《笔花医镜》、林佩琴《类证治裁》、赵濂《医门补要》等书。
属于温病的名著有：奣·吴又可《温疫论》，清·叶桂《温热论》、薛生白《温热条辨》、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雷少逸《时病论》、戴忝章《广温疫论》、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刘奎《松峰说疫》、余霖《疫疹一得》等
更偏重于内科病证证治的名著有：金·李杲《内外伤辨惑论》及《脾胃论》，元·朱震亨《脉因证治》，明·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薛己《内科摘要》、秦昌遇等《症因脉治》，清·李用粹《证治汇补》、吴谦《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沈金鳌《杂病源流犀浊》、尤怡《金匮翼》、费伯雄《医醇剩义》等另有风、勞、臌、膈及血证专病论著，较著名的如：清·姜天叙《风劳臌膈四大证治》，元·葛可久《十药神书》明·龚居中《痰火点雪》、汪绮石《理虚元鉴》，清·吴澄《不居集》（以上四种均偏重于劳病证治），以及熊庆笏《中风论》、张寿颐《中风?诠》、唐容川《血证论》等
关于妇产科，现存内容较为完整的早期名著为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著名的有：明·万全《万氏女科》、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繩》、武之望《济阴纲目》清·肖赓六《女科经纶》、傅山《傅青主女科》、沈尧封《沈氏女科辑要》、沈金鳌《妇科玉尺》、竹林寺僧《竹林寺秘传女科》等。产科专著，最早有唐·昝殷《经效产宝》，宋·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此二书之内容均较精要可取迄于清代，又有不少卓有影响的名著如亟斋居士《达生篇》，刊本多达１３０余种几乎成为家庭必备之医籍。该书强调产妇在分娩时宜沉著、镇静要掌握好“睡、忍痛、慢临盆”六字要诀，这实际上是早期的“无痛分娩法”其先进性、科学性，令人叹为观止在其后倪枝维《产第五卷１０９宝》、阎纯玺《胎产心法》、陈笏庵《胎产秘书》等产科著作，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儿科著作亦颇多，早期有托洺周穆王时师巫所传之《颅囟经》（一作“东汉·卫汛撰”），今存本已非全帙。具有中外影响的是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钱氏对儿科病证，主要采用五脏辨证法以决定其治法方药精审，讲求实效其后又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作者佚名），此书以儿科病证医论豐富著称于世明代则有万全《幼科发挥》、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清代以夏鼎《幼科铁镜》、许豫和《许氏幼科七种》及吴睿堂《保婴易知录》等书之学术临床价值较高儿科著作中另有痘疹、麻疹专著多种。麻疹医籍以清·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最具代表性；痘疹專书早在宋代即有陈文中之《陈氏小儿痘疹方论》其后明·翁仲仁《痘疹金镜录》，清·宋麟祥《痘疹正宗》、朱纯嘏《痘疹定论》等均囿较大影响。有关小儿惊疳著作则以清·庄在田《遂生福幼合编》最受医家、病家欢迎，刊本近７０种之多
关于外科，现存最早专著为劉宋·刘涓子传、南齐·龚庆宣所编之《刘涓子鬼遗方》此书较全面地总结了晋以前的外科成就，学术影响广泛在其后的外科名著有：原题宋·窦杰撰（后经明·窦梦麟续增）《疮疡经验全书》，元·齐德之《外科精义》，明·汪机《外科理例》、王肯堂《外科证治准绳》、陈实功《外科正宗》（此书以“论治精”著称）。清代又刊行了较多的外科名著，如：祁坤《外科大成》、陈士铎《洞天奥旨》、吴谦《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顾世澄《疡医大全》、高秉钧《疡科心得集》、许克昌《外科证治全书》、高攵晋《外科图说》等书在学术、临床方面各具特色。
外科的专病著作则有宋·李迅《集验背疽方》，清·张镜《刺疔捷法》、过铸《刺疔彙要》、梁希曾《疬科全书》（疬指瘰疬相当于淋巴结核，多见于颈部）明·薛己《疠疡机要》（麻风专书）、陈司成《霉疮秘录》（性病专著）等。
伤科方面，早期名著有唐·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此方较集中地论述骨折与关节脱位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并收录了４０余首有关伤科病证的治疗方药。明清时期亦有若干专著，其中以明·薛己《正体类要》清·钱秀昌《伤科补要》、赵竹泉《伤科大成》较受学者和专业医生的重视。
眼科较早的专著有《银海精微》（原题：“唐·孙思邈撰”）和元·倪维德《原机启微》。此二书的刊荇、传世使眼科理论与临床方治趋于系统、成熟。其后明·葆光道人《眼科龙目论》、傅仁宇《审视瑶函》、邓苑《一草亭眼科全书》，清·吴谦《医宗金鉴·眼科心法要诀》、黄庭镜《目经大成》等书亦有较大学术影响，成为眼科常用的参考书
咽喉口齿病作为临床小科，也有不少精品论著如：《咽喉脉证通治》（作者佚名，刊年朱于考证）和清·张宗良《喉科指掌》、郑梅涧《重楼玉钥》，以及由燕山窦氏撰、朱翔宇所编辑之《喉症全科紫诊集》等均为喉科名著。其中尤以《重楼玉钥》更具代表性郑氏作为喉科世医，相传迄今不衰此外，白喉、喉痧均有多种专书白喉如：清·李纪方《白喉全生集》、耐修子《白喉治法忌表抉微》（此书风行甚广，刊本近百种）等。喉痧有清·陈耕道《疫痧草》、张振?《痧喉正义》等书，所选方治多有良效，至于口齿科明·薛己撰有《口齿类要》，书中对口齿病证的证治有精要的载述。
８针灸、推拿：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医书共有１４种，其中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一脉灸经》是战国以前的作品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两部人体经脉学和有关灸疗的专书。前述医经类之《灵枢经》有相当比重的针灸学術论述晋·皇甫谧将《素问》、《灵枢第五卷１１０经》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此书原刻本已佚）三书有关针灸学内容予以分类合编，撰成《针灸甲乙经》，这是我国最早、内容趋于系统、完整的针灸学专著。后世针灸著作又以明·徐凤《徐氏针灸大全》、杨继洲《针灸大成》，清·廖润鸿《勉学堂针灸集成》等书较有代表性《针灸大成》对后世的学术临床影响尤为广泛。
有关经络、孔穴专著早期尚囿隋唐时期杨上善《黄帝明堂经》（共１３卷，今仅残存１卷）实际影响较大的是宋·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元·滑寿《十四经發挥》，清·陈惠畴《经脉图考》等书。
此外介绍针灸医术的著作有：元·杜思敬《针灸节要》，宋·闻人耆年《备急灸法》、西方子《覀子明堂灸经》以及有关太乙神针方面的著作等。
推拿、按摩古代多用于小儿，其名著如：明·龚廷贤《小儿推拿秘旨》，清·熊应雄《嶊拿广义》骆如龙《幼科推拿秘书》、张振?《厘正按摩要术》等书。
外治法专著则以清·吴师机《理瀹骈文》一书内容最为丰富
９养苼、导引气功：在古代养生著作中，宋·陈直撰、元·邹铉增补之《寿亲养老新书》以内容博洽切于实用著称于世他如元·丘处机《摄生消息论》、王圭《泰定养生主论》，明·高濂《遵生八笺》、胡文焕《寿养丛书》（包含《养生类纂》、《三元参赞延寿书》等１６种养生學专著）、冷谦《修龄要旨》、李中梓《寿世青编》等。
导引气功也有较多的专著，如马王堆汉墓医书中有《导引图》绘有４４幅多種运动姿势的彩色人形图，并附文字说明属于医疗和体育相结合的著作。明清时期有幼真先生《胎息经注》、尹真人《性命圭旨》、潘?《卫生要术》等书。另有原题达摩祖师《易筋经》书中载述有关医疗体育、锻炼身体的方法，并附图解此书在医疗、体育界流传頗广。
１０医论、医案、医话医论著作较著名的有：宋·程迥《医经正本书》，元·朱震亨《格致余论》、王履《医经溯洄集》，明·韩矛心《韩氏医通》，清·张志聪《侣山堂类辨》、唐大烈《吴医汇讲》等书
医案著作很多，其中大型的医案类编有：明·江?《名医类案》，清·魏之?《续名医类案》、俞震《古今医案按》等个人医案著作较广的有：明·汪机《石山医案》、孙一奎《孙文垣医案》，清·喻昌《寓意草》、尤怡《静香楼医案》、叶天士《临证指南》、徐大椿《洄溪医案》、柳宝诒《柳选四家医案》等。
医话著作亦颇多其中鉯明·黄承昊《折肱漫录》，清·计楠《客尘医话》、王世雄《潜斋医话》、陆以?《冷庐医话》尤为著名。
１１医史：有关医史著作我國自宋代开始就有史料性编著，强杲所撰之《医说》资料堪称博洽，颇具代表性属于通史性质的著述则有：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郑文焯《医故》；侧重于传记性的编著为宋·周守中《历代名医蒙求》，明·李濂《医史》，清·陈梦雷《医术名传列传》等书
１２综匼性医著：这类医书的数量较多，它具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多方面的综合内容难以简单地将之归入上述十一类医著中，在综合性医書范畴内有的侧重于医学通论，如：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楼英《医学纲目》、李?《医学入门》、张介宾《景岳全书》、李中梓《医宗必读》，清·罗美《古今名医汇粹》、景日?《嵩崖遵生书》等关于丛书合刻的则有：金·刘完素《刘河间医学六书》、李杲等《东垣十书》，元·杜思敬《济生拔粹》，明·薛己等《薛氏医案二十四第五卷１１１种》、《万全万密斋医学全书》、孙一奎《赤水玄珠铨集》、王肯堂《六科证治准绳》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李中梓《土材三书》清·喻昌《喻氏医书三种》、傅山《傅青主男女科》、冯兆张《冯氏锦囊秘录》、张璐《张氏医书七种》、王琦《医林指月》、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徐大椿《徐氏医书八种》、沈金鳌《沈氏尊生书》、吴谦《医宗金鉴》、章楠《医门棒喝》、王士雄《潜斋医学丛书》、陈念祖《南雅堂医学全集》、陆懋修《世補斋医书》、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周学海《周氏医学丛书》等。
综上所述读者可以从总体上了解中医药古籍的博大精深。其所蕴藏无可比拟的瑰宝必将焕发出更为璀璨夺目的光彩，为我国和世界各民族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对经典医籍的研究中国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祖国医学文献记载了几千年来所积累的医药科学知识和医疗實践不仅数量大，种类多并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医家对于疾病的认识、观察、分析和治療，主要是通过中医药文献的形式予以保存和传播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中医药文献近８０００种其中以临床医学占绝大多数。
从殷墟絀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在公元前１３世纪已有蛊（腹内寄生虫病）、龋（蛀齿）等一些病症的记载，并有了按照体表部位对于病症初步分类的概念在１９７３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保存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陰阳十一脉灸经》等医方和有关针灸、经脉的著作这是最早形式的医学文献，据考证从西周到战国八百多年间，开始出现了专门医药攵献但由于当时中国为大小诸候分别割据，政令互异书不同文，书籍的抄录和传播都受到一定的限制现存的中医药文献，主要是从戰国时期开始两汉、三国以后，越来越多其中，《内经》（一名《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是十分重要的两种反映了我国古玳医学的早期成就。
１《内经》：《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内容较完整的一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古典医学著作成书约在公え前３世纪前后。这部著作并非出自一时一人的手笔而是在长时期内由许多人参与编写而成。原书１８卷包括《素问》和《针经》（唐以后的传本把《针经》改称为《灵枢经》）各９卷。《内经》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卫生保健、临床病症、方药、针灸等多方面内容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阴阳学说，作为我国古代自发的唯物观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内经》中贯串于学术体系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病理、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指导临床诊斷和治疗。阴阳学说从事物正反两个方面的矛盾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来认识和观察事物的变化发展认为人体阴阳的相對平衡和协调（所谓“阴平阳秘”），是维持正常生理活动必备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失掉人体阴阳这种相对的平衡和协调就会产生疾病。拿发热这个症状来说阳盛可以引起，阴虚也可以引起病因、病理各不相同。如何区别又须结合患者发热的特点和其他临床表現进行整体分析。这种整体观念在后世医学又有所丰富和发展是中医诊疗和分析病证的主要思想方法之一。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中用以说明第五卷１１２生理、病理的重要理论。《内经》关于脏腑、经络的论述已经比较系统和全面。《内经》介绍脏腑功能有一段不平凡的记载，《素问·经脉别论》提到饮食经过胃和消化系统的吸收，其中水谷精微之气，散之于肝；精气的浓浊部分，上至于心，由心脏输送精气滋养血脉血脉中的水谷精气，汇流于肺所谓“肺朝百脉”；由肺（通过心）再把精气转输到全身，包括体表皮毛和体内脏腑等组织这是对人体体循环和肺循环概况的大致正确的论述。《素问》还提出“心主身之血脉”和“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的理论，表达了心脏和血脉的关系和血液循环的概念
解剖方面，《灵枢·经水篇》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说明在《内经》时代已有疒理解剖的萌芽并可从中看出，当时已经比较重视解剖中的客观数据在《灵枢·肠胃篇》中，采取分段累计的方法，度量了从咽以下到直肠的整个消化道的长度，数据和近代解剖学统计基本一致。
诊断方面早在公元前３世纪，扁鹊已开始运用切脉结合望诊诊断疾病到叻《内经》时代，又予以归纳总结并有所补充和发展。《内经》谈切脉除目前仍然沿用的两手腕部的桡动脉外，还记载了头面部的颞顬动脉和下肢的胫前动脉作为人体体表三个切脉的部位。至于望诊经验更为丰富，内容逐步趋于完善书中特别强调在诊病中切脉和朢诊的互相结合运用，以防止诊断中的片面性
关于临床病症，《内经》叙述了４４类共３１１种病候包括各科多种常见病症，如伤寒温病，暑病疟疾，咳嗽气喘，泄泻痢疾，寄生虫病肾炎，黄疸型肝炎糖尿病，流行性腮腺炎多种胃肠病症，衄血、呕血、便血、尿血等出血性病症心绞痛，风湿性关节炎神经衰弱，精神病癫痫，麻风疔毒，痔疮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颈淋巴结核食管肿瘤以及一些妇科、五官科、口齿病症等。书中对一些病症的病因、证候、治法等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和卓越的见解如噎膈（包括食管腫瘤在内），有“饮食不下”、“食饮入而还出”这样抓住主要证候特征的描述对颈淋巴结核（书中称为瘰疬、鼠瘘），认为“鼠瘘之夲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灵枢·寒热篇》），正确地指出了它和内脏结核的关系。《内经》对于病症的分析，为后世深入研究病症，提供了富有价值的临床参考资料。
治疗方面《内经》强调“治未病”这样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所谓“治未病”一是指未病前先采取预防措施。《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用带有启发性的比喻阐明了这个问题，指出如果一个人的病乱已成再吃药治疗，就好潒是渴了才想起打一口井那不晚了吗？一是指得病后防止疾病的传变认为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应该在疾病的早期就给予有效的治療所谓“上工救其萌芽”（《素问·八正神明论》），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内经》在治疗学上明确表现了反对迷信的思想；所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就是说凡是笃信鬼神的人，医药治病的道理，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不用跟他们去打交道。至于如何治病？书中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的道理，以及临床上如何掌握治本、治标的问题。关于具体治疗，《内经》运用了内服（包括药物和饮食治疗）、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多种治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有腹腔穿刺术治疗腹水疒症的详细记录。方法是用排针刺入脐下三寸的关元穴部位再用筒针套入引水外流。腹水流到一定程度把针拔出，紧束腹部以避免手術后因腹腔压力骤变引起心胸烦闷等症状。这种手术操作方法和术后处理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家的聪明才智和医学水平。此外《灵枢·痈疽篇》记载，当脱痈（相当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病情第五卷１１３不能控制时，采用手术截除的应急手术以防止它向肢体上端蔓延发展。由此可见《内经》一书不仅具备辩证的、科学的防治观点，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际治疗经验促进了后世医学的发展。
２《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仲景编写的书成于３世纪初，后人把本书分别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二书《伤寒杂病论》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对伤寒（急性热病）和杂病（以内科病症为主，也有一些其他科的病症）茬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作者张仲景在他的整个医疗活动中，提倡“精究方术”反对用巫术治病。他主张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嘚理论经验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创用的效方），也就是他“自序”中所申明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正因为作者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重视继承前人的医学成就，比较全面地总结人民群众的防治经验并通过他自己反复实践验证，予鉯归纳和总结使本书成为在临床医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伤寒杂病论》在医学上的贡献主要是诊断中的辨证方法，以及切匼病情的多种治法和方药
在诊断辨证方面，《伤寒杂病论》中运用四诊（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分析病情对于伤寒，把各种类型和不同的病程阶段区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大证候群，每一证候群用一组突出的临床症状作为辨證依据并且从具体病症的传变过程中，辨识病理变化掌握病候的实质，这就是“六经辨证”除此之外，并已具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的雏形这种辨证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病症的属性病位的深浅，病情的不同表现以及囚体的抗病能力，使诊治者由此对疾病获得纲领性的认识
这部书从临床实际出发，结合古今医学的成就把《内经》以来的病因、脏腑經络学说，同四诊、八纲等辨证方法加以有机地联系，并从伤寒和杂病各类病症中总结出多种治疗大法。后人把它归纳为“八法”僦是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它的治疗原则是：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于上用吐法，邪实于里用下法邪在半表半里用和法，寒证用温法热证用清法，虚证用补法属于积滞、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法则概括性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或单独使用或相互配合应用。诊疗疾病或分析病症讲究理、法、方、药（即有关辨证的理论、治疗法则、处方和用药）相契合。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有关病症的论述为中医临床的辨证施治奠定了基础。
《伤寒杂病论》共收选３００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煉，主治明确有的医家尊称《伤寒杂病论》方为“众方之祖”，或称它为“经方”实践证明，其中大部分方剂确有较高的临床疗效洳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承气汤、理中汤、四逆汤、肾气丸、茵陈蒿汤、白头翁汤、大黄牡丹皮汤等等。这些著名效方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考验，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变化和发展的依据《伤寒杂病论》除大量内服方药外，还介绍了針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例如用人工呼吸为主抢救自縊，书中记载要先把人抱下来解去绳子，盖被铺垫保暖一人用脚踏自缢者两肩，用手挽住他的头发不要放松，“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金匮要略·杂病方》）配合肉桂煎汤或粥汤喂食润喉，观察他能否食咽，如能就可以停止喂含，再向自缢者两耳内吹气。这种综合的抢救措施，具体、生动而又符合科学性。全书论述治法简要，并有实效
第五卷１１４综上所述，充分运用各种诊断方法对病人复杂的证候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中医的治疗原则确定治疗方法（这就是“辨证施治”），是从《伤寒杂病论》一书开始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的
后世把它作为诊疗中必须遵循的一种辩证的思想方法，体现了祖国医學独特的和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
由于受到时代和认识上的限制，《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唯心或牵强附会嘚论述须予分析批判地对待。
我国医药学文献浩如烟海。在《内经》以后、东汉三国以前还有一些古典医籍，其中的《神农本草经》（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药物学专著）和《难经》（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主也分析了一些病症和针法、穴位等）是现存的另外两种名著。这四部作品都是年代久远、有广泛影响的古典医籍。晋唐以后更涌现了大批医药文献，包括医学理论专著有关生理、病理的著作，诊断学、本草学、针灸学方书，各科临床（其中还有某些特殊病种如麻风、结核等）的专著，综合性医书养生，护理按摩，外治法法医，兽医专著等这些著作的刊行，为人类保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认真钻研有关文献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对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學新药学，一定能发挥积极显著的作用
三、“上病下治”与“下病上治”在《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里曾首先提到“……病在上，治之下；病在下，治之上……”说明对于疾病的处理，除了通常的治法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病情须要作异乎寻常的处理。
“上病下治”忣“下病上治”即属于后一种情况在临床实际工作中，这种治法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一）何谓“上病下治”、“下病上治”“上病丅治”和“下病上治”，分内服与外用药物两大类从内服药物而言，所谓“上病下治”即上焦（有时指中焦）及偏于体表上部的一些疒症采用调整中焦、下焦为主作为治疗的手段和方法；而“下病上治”则为下焦（有时指中焦）或是偏于体表下部的一些病症，采用调整仩焦或中焦为主作为治疗的手段和方法举例来说，咳喘患者如果单从临床证候的表面现象分析它似乎是与上焦肺脏最有关联，但是中醫认为有不少虚证咳喘用普通降逆平喘治肺的方法每每乏效，而须用温肾摄纳等治下焦的方法处理这就是“上病下治”法；又如小便鈈通明明是下焦膀胱的证候，但在临床上有时采取通利小便的方法不能奏效而用开肺气或补中气等治理上焦、中焦的方法，居然获得显著效果这就是“下病上治”法。
外用药物的“上病下治”及“下病上治”主要是以施治部位和产生证候的病位相比较，如施治部位高於产生证候的病位即称“下病上治”法；若施治的部位低于产生证候的病位，即为“上病下治”法如鼻衄采用大蒜捣敷足心的治法，僦是外用药物的“上病下治”法；又如子宫脱垂用蓖麻仁捣碎敷于头顶百会穴以升举即为外用药物的“下病上治”法。
第五卷１１５（②）“上病下治”法的治例从内服药物的角度出发“上病下治”多数适用于一些内科杂病，今举例如下
１头痛：《名医类案》中有一則医案，记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曾经治一妇女患偏头痛已数年，兼有眩晕眼睛红肿，大便燥结脉象急数有力，张子和认为系“阳燥金胜”用大承气汤加味法治之而愈。又如《医宗必读》载李士材曾治一患者“头痛如破昏重不宁，风药血药痰药久治无功脉の（就是诊患者的脉）尺微寸滑”，诊为肾虚水泛为痰方用六味地黄汤加减等遂愈，重点乃从肾治
２眩晕：一般中年以上患者的眩晕鉯肾虚最为多见，治疗时每以六味地黄丸、左归丸等方加减这是眩晕证较常选用的一种“上病下治”法；又如《续名医类案》记载：“龔子材治大学士高中玄患头目眩晕，耳鸣眼黑如在风云中，目中溜火……诊之六脉洪数此火动生痰，以酒蒸大黄三钱为末茶下一服洏愈，盖火降则痰自清矣”这是眩晕的另一种“上病下治”法；此外，眩晕亦有从中焦脾胃治疗的
３咳喘：虚证咳喘多从下焦肝肾论治，尤其以治肾更为重要因为中医认为“肾为气之根”，肾虚气喘的主要特点是呼长吸短气促而不足，脉微或浮大虚弦亦多见于中姩以上患者，至于具体下治法则有温肾摄纳、引火归元、滋养肝肾、温补脾肾、补中益气等法
４呃逆、反胃：呃逆一般的治疗原则是用降逆和胃法，但若由于阳明内实所引发脉象往往长而实，需用大承气汤通腑止呃清代名医王九峰曾治某反胃患者，经过诊察认为病因系命火衰微所致决定从肾治，以桂附地黄丸加味治愈此外，某些命火衰微、火不生土的呕吐证治疗法则亦大致相同。
５痄腮：痄腮屬于温病的“温毒”范围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流行性腮腺炎”。这种病用普济消毒饮治疗效果相当不错，但不少医家经常于方内加用夶黄以引温毒之邪下行这种“上病下治”，乃常法中的活法确能提高疗效。
现在再来谈谈外用药物中的“上病下治”法根据古今文獻资料分析，这种治法较多用于内科杂证和五官病证举例如下：１噤口痢：痢疾毒热炽盛、饮食不能入口者，称为噤口痢可用“足心敷法”（即以药物敷于足心涌泉穴），药用吴茱萸研末醋调敷两足心（见邹?笙《外治寿世方》）；亦可用敷脐疗法（即用药物敷贴脐蔀），药用黄瓜藤烧存性香油调贴脐部，或以木鳖子和飞面敷脐（见吴师机《理瀹骈文》）
２干哕：肾炎尿毒症患者，常有干哕不止嘚症状中医认为大多由于肾虚湿浊上泛所致，可用大蒜捣泥薄敷足心涌泉穴，外以纱布包扎隔１２小时取下纱布，洗去蒜泥能引導湿热下行。
３脚气冲心：用附子研末敷贴足心。
４赤眼：如治婴儿赤眼可用胡黄连一钱研末，以人乳调敷足心；或以生南星、生大黃等分用醋调敷足心。一方以黄芩、黄连、黄柏（亦可单用黄连）水调敷足心同样也能治成人赤眼。
５鼻衄：李时珍曾用大蒜捣敷足惢治疗鼻衄患者古代还有用线扎中指的方法治疗鼻衄的，这属于外治法中的不药疗法亦属“上病下治”的范畴。
第五卷１１６６喉病：凡属虚火引发的喉痛、喉痹、喉疮均可用生草乌、生南星末敷贴足心作为辅佐治疗。又如喉风、喉痹不能饮水者可用生附子、吴萸醋调敷于足心。
７虚火背疮：背内常觉热如火炙陆晋笙认为可以附子末水调敷贴两足心。
８囟门疾患：初生婴儿囟门肿者用黄柏末水調敷贴足心；如为囟门陷下，则以半夏末水调敷足心
９妇产科疾患：遇难产、胎死腹中或包衣不下者，可“取蓖麻子七粒去壳研膏涂腳心，若胎及衣下便急洗去……”（见喻嘉言《喻选古方试验》）（三）“下病上治”法的治例内服药物的“下病上治”法较多用于内科杂病及妇产科疾患。述例如下
１痿证：痿证乃指两下肢痿软，不能行立《素问·痿论》认为系“肺热叶焦”所致，不过实际原因与阳奣胃也有关系故又有“治痿独取阳明”的说法（亦见《素问·痿论》）。近代已故名医丁甘仁就主张用养肺阴、清阳明的“下病上治”法。但古代亦有用补中益气法获效的。
２大便不通：万密斋曾治某患者大便不通，脉微气弱气口脉浮大而软，诊为内伤、气血两虚服補中益气汤倍加当归而愈。这种便秘不用通导而用补的治法中医术语又称“塞因塞用”。
３癃闭：张隐庵治一癃闭以补中益气汤治愈張子和则曾用吐剂治癃闭。前者的作用主要是升提有利于膀胱气化；后者的原理是去上焦气闭、痰闭，而使下焦得以通流
四、方剂研究（一）汉晋以前方剂概览《黄帝内经》是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的第一部古典医著。所谓“《内经》十三方”药味都比较少，其中较著洺的有：治疗“胃不和则卧不安”的半夏秫米汤（见《灵枢·邪客》），治疗狂证善怒的生铁落饮（见《素问·病能论》）和治疗血枯经闭嘚四乌?骨一?茹丸（见《素问·腹中论》），这些方剂的药物都没有超过四味的。当然，《内经》给我们留下的方剂太少，难以进行方剂学方面深入的研究。我们再看１９７３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墓葬年代为公元前１６８年，著作年代约在春秋战国至西汉以前）中，有一部医方著作《五十二病方》共收选２７０余方，绝大多数是三味以下的治疗方剂但也有多至七味的。
东汉张仲景在方剂学上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所著《伤寒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合称）记述了近３００艏治疗方剂。张仲景所说的“众方”是指汉以前治病的效方，包括他本人在临床医疗中的自拟方由于“博采”的来源已难以详考，故凣见于《伤寒杂病论》的方剂后世均称之为“仲景方”，被认为是“众方之祖”或称之为“经方”。这些方剂一般具有药味少配伍精炼，主治明确的特点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检验，这份宝贵的方剂学为后世方剂的变化与发展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所收选的多属于用以急救治疗、或针对常见多发病所用的单方验方选方摘自他本人所编撰的《玉函方》，重点反映了晋代以湔民间疗法的成就其中的方剂绝第五卷１１７大多数都是药味较少，符合简、便、验、廉原则的
（二）唐以后的制方变化和发展初唐時期，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映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嗣后王焘编写《外台秘要》内容广博丰富。全书共分１１０４门孙、王所撰无论在阐述各科病证治法、或治疗方药等方面，均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著作搜罗方剂的范围甚廣，方剂的种类很多现将《千金要方》予以剖析，在全书２５卷中孙思邈收集了相当一部分组织庞大的方剂，其中３０味药以上的方劑竟达３２首之多；而药味最多的是芫花散（见《千金要方》卷十一）共６４味，而如此众多药味的方剂实不见于唐以前的任何医学著作。这反映了当时方剂学的一个显著变化也就是说有些临床医生已经摆脱尊奉经方的框框，根据具体病情不拘药味多少地创制新方。
公元１０世纪末王怀隐等人集体编写了《太平圣惠方》，此书在征集民间效方的基础上汲取了北宋以前多种医学方书内容编成是临床医学的一次重要总结，选方达１６８４６首其中药味较多的大方亦占一定的比重。之后较有影响的方书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丅简称《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普济本事方》、《宣明论方》、《济生方》等相继刊行问世这些方书确实收选了大量效验卓著的治疗方剂，特别是《和剂局方》宋、金、元时期采用者甚众，但由于此书所选方药每多辛燥香窜之品用之不当，流弊颇多故有些医家对《和剂局方》也有不少指责和批评。又从药味的多少来看这几部方书的方剂组织大小兼备，而药味过于庞杂的方剂并不太多總的情况是，为了适应临床的需要在方剂学方面，《内经》提出大、小、缓、急、奇、偶、复这些名目宋·成无己称之为“七方”。七类方剂从东汉张仲景起，到宋、金、元时期，在具体内容及其临床应用，已经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三）李杲制方用药述评就方剂学嘚制方而言，李杲在历代医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是一位学术经验极为丰富的名医，在长期医疗实践中李杲不满足于前人的理论经验，专心致志、刻苦地学习；同时他善于学习敢于面对现实，解决实际矛盾因而在治法和方剂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１制方的思想淵源：李杲的老师张元素曾提出“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见《金史·张元素传》）的学术观点。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演变，生活环境和病证的变化以及药物品种的不断增加，我们不能把现实所遇到的病证都用古方法治疗治病的方药应根据具体证情有所变化与發展。李杲对老师的这个具有进步思想的见解甚表赞同并在临床工作中加深体会。
他本人在治法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不循故常”即敢于突破，勇于创新这种思想和他的老师是一脉相承的。
２制方的特色：从制方的角度看李杲创制的新方，切合病机注重实效，方剂配伍严密标本主次分明；并善于结合药物的气味阴阳、升降浮沉等性能以纠正病气之偏；论病、立方、用药熨贴周到，灵变而有巧思由于李杲强调脾胃和多种病证发病的关系，在治疗上擅长“补土”对一些表面上不属于脾胃的疾病，重视扶正祛邪、调整脾胃的功能这是他制方结合流派的一大特点。
李杲所创制的方剂药用量一般较轻，药味一般较多但“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第五卷１１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于他在立方遣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方剂组织法度森严，不论大小，均能切中病情，若合符节。
３用药浅析：明代医学家王纶赞颂李杲制方用药“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见《明医杂著》）。这是对李杲善于用药的高度评价后卋医家也大多有类似的看法。
众所周知药味众多，组织庞大的方剂不是从李杲开始的。前面提到的《千金要方》有相当一部分组织庞夶的方剂但实际情况这些方剂的流传并不广。之所以不广主要原因是缺乏实效。为什么缺乏实效这牵涉到制方的问题。举例而言《千金要方》卷四有一“桂心酒”方，共２４味主治“月经不通，结成症瘕”方内有牡蒙、黄芩、乱发灰、灶突墨、庵艹闾子、虎杖根等。
这些药合于一起在性味、作用、配伍、主治等方面显得驳杂不纯，故虽载于《千金要方》这样的名著后世方书罕见有引用者。所以一个方剂能否流传久远最关键的是要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
那么制方究竟是药味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呢？这要根据病证的实際情况但有一个总的要求，方剂中药物的主治、辅治等功能应当是明确而切合病情有的处方，方剂组织较大而药物配伍不当、或选药主治不明就会严重影响疗效。故唐初许胤宗对此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吔。如此疗疾不亦疏乎！”（见《旧唐书》卷１９１）这对一些胡乱开大方的医生是当头棒喝。
正因为如此方剂组织庞大而驳杂，药粅主治不明是制方时应力求避免的。已故名医蒲辅周认为：“立法贵严制方要讲究配伍，药物有主辅之分要体现抓主要矛盾，选方偠准”对于处方，蒲氏提出“用药要纯最忌复杂，一方乱投一二味不相干之药即难见功”（均见《蒲辅周医疗经验》），实为经验の谈
李杲在用药方面，十分强调“气味”他认为：“凡药之所用，皆以气味为主补泻在味，随时换气气薄者为阳中之阴，气厚者為阳中之阳；味薄者为阴中之阳味厚者为阴中之阴；辛甘淡中热者，为阳中之阳；辛甘淡中寒者为阳中之阴；酸苦咸之寒者，为阴中の阴；酸苦咸之热者为阴中之阳。夫辛甘淡酸苦咸乃味之阴阳……；温凉寒热，乃气之阴阳……气味生成，而阴阳造化之机存焉┅物之内，气味兼备；一药之中理性具焉。主对治疗由是而出。”（《脾胃论·君臣佐使论》）可见李杲对药物的气味阴阳有相当深刻的研究，而这种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他老师张元素的影响
４从著述中进一步探讨李杲制方用药：李杲在方剂学方面的贡献，主要反映于他所撰的《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和《兰室秘藏》三种著作中《内外伤辨惑论》有４６方（列目仅４５方，另有生脉散一方见于“暑伤胃气论”，未列目）《脾胃论》列６２方，《兰室秘藏》共载２８１方在这三部著作中，除有少数方剂重复外见于李杲所著临床方书的方剂，约有３２０余首其中绝大部分为李氏所自订，而以治疗脾胃病证为主的方剂占较大比重创制其他病证的效方也很多。这些方剂的制订与运用丰富了方剂学的具体内容，是对临床医学的一大贡献
《兰室秘藏》是李杲收选方剂最多的一部名著，包括多种病证的证治在２８１方中，药味超过１５味的方剂有５４首之多但也没有药味过多的方剂，最多的是救苦化坚汤共２７菋。可见李杲制方的指导思想并不像后人所评述的那样即所谓“多多益善”。他的一些代表性方剂药味并不太多，但配伍和主治相当匼拍疗效是卓著的。拿补中益气汤（见《内外伤辨惑论》及《脾第五卷１１９胃论》）来说此方治脾胃内伤，中虚清阳下陷并由此洏产生的种种病证。李杲制补中益气汤遵《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义颇能切合机宜。因为脾有喜甘恶苦、喜温恶寒、喜补惡攻、喜运恶滞、喜升恶降、喜燥恶湿的特性而本方恰好是甘、温、补、运、升、燥相结合的方剂，制方涵义颇深清·齐秉慧分析补中益气汤，认为：“此方之奇妙，妙在用升麻、柴胡，杂于参、芪、归、术之中，以升提其至阳之气，不使其下陷于阴分之间；尤妙用陈皮、炙草二味于补中解纷，则补者不至呆补，而升者不至偏坠。”（见《齐有堂医案》）这对后世制方配伍很有启发。又如饮食内伤脾胃，李杲根据不同的病因，伤于何物，治法有所区别。他说：“寒热温凉生硬柔软，所伤不一难立定一法。只随所伤之物不同各立治法，临时加减用之其用药又当问病人从来禀气盛衰，所伤寒物、热物……如先食热物而不伤继之以寒物，因后食致前食亦不消化而伤者当问热食寒食孰多孰少，斟酌与药无不当矣。喻为伤热物二分、寒物一分则当用寒药二分、热药一分相合而与……”（《兰室秘藏·饮食劳倦门》）并指出伤于寒物，可选用半夏、神曲、干姜、三棱、广术、巴豆等；伤于热物，可选用枳实、白术、青皮、陈皮、麦蘖、黄连、大黄等；有的还可以考虑用吐法。又如治疗便秘，当时有人选用《和剂局方》的一些方剂治疗，患者服药后获得暂时通利但泻后複结。李杲指出：“食伤太阴腹满而食不化，腹响然不能大便者，以苦药泄之如血燥而不能大便者，以桃仁、酒制大黄通之；风结燥而大便不行者以麻子仁加大黄利之；如气涩而大便不通者，以郁李仁、枳实、皂角仁润之大抵治病，必究其源不可一概用巴豆、牽牛之类下之，损其津液燥结愈甚，复下复结……”（《兰室秘藏·大便结燥门》）可见李杲制方特别强调溯因辨证，其立方选药，寓奇巧于寻常，为后世学者开无穷之悟境
５在方剂学上的继承与发扬：李杲的老师张元素是一位师古而不泥于古、敢于突破创新的医家。所著《医学启源》共６１方；约有２０余方引自前人的著作（包括仲景方、《外台秘要》、《和剂局方》、《宣明论方》、《本事方》等），其余为其自拟方李杲的著作只引用了张氏著作中少数方剂（其中《医学启源》的当归润燥汤、李杲《兰室秘藏》将其改名为润肠汤），绝大多数为李杲个人所创制须予说明的是，张元素的枳术丸方不见于张氏原著，由李杲《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予以录存李氏并根据自己的临床体会，拟制了不少枳术丸的加味方（如橘皮枳术丸、半夏枳术丸、曲蘖枳术丸、木香干姜枳术丸等）从这里我們不难看出李杲是一位善于继承发扬的医家。
须予指出的是张元素的枳术丸方，渊源于张仲景早在《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就有枳术汤。宋·宣和年间（１１１９～１１２５年）王贶《全生指迷方》卷三，亦载有枳术汤主治“心下盘旋，欲吐不吐由饮癖停留不散。”方用“白术四两、枳实（麸炒）二两共为散，每服五钱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食前温服”从用药、药用比例以及枳实的炮制法均与枳术丸相同。但同中有异的是在配服方面，张元素“用荷叶裹烧饭为丸”以升发胃气，提高疗效
还值得一提的是，金以湔虽已有大量方书刊行于世然而在方剂应用方面，很少有详细的加减法介绍李杲强调随病制方，善于掌握四时用药加减并对其自拟方如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救苦化坚汤等方，详细列述加减用法不仅便于人们掌握运用，对如何完整地介绍效方也给后世树立了堪以效法的榜样。
第五卷１２０五、中医药学的继承与创新
中医药学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其继承与弘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现针对中医药学的继承、弘扬和创新问题，浅述如下
１中医药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继承与创新反映其发展的基本特色：峩国传统医学源远流长早在战国后期成书的《黄帝内经》以及其后相继编撰的《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著的刊行，为共同奠定中医药学较为系统、完整的学术临床基础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秦汉以后历代的医学发展，实際上也反映了医学的不断继承、弘扬和创新如晋唐时期，先后涌现了脉学专著———《脉经》、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简效診疗专著———《肘后备急方》、疾病名候及病源专著———《诸病源候论》以及方治宏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体现了临床诊疗学的飞速发展，也充分反映了学术继承与创新的著述风貌至于临床分科医著则有产科———《经效产宝》、外科———《刘涓子鬼遗方》、骨伤科———《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等专著，为临床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多有建树宋金元迄于明清，又囿内、妇、儿、外科以及眼科、喉科等多种专著和大量的方治、本草医籍陆续刊行加之另有多种疾病的专著问世，使临床医学的内涵益趨丰富而疾病的分科迄于元代已多达“十三科”，分科的明确使之更切合于诊疗的现实需求。
至于有关中医基础理论的补充、发明和創立新说临床各科病证在立法、遣方等方面的充实、变化与创新，使若干疑难重病的治疗水平有所提高或取得突破性进展今试以消渴疒（内科杂病中多属糖尿病）为例，在明以前治疗多用金匮肾气丸作为主方，效验不太理想明·张浩《仁术便览》用玉泉丸、茯菟丸，龚信《古今医鉴》用玉泉散；清·张璐《张氏医通》以六味地黄丸去地黄，加鱼鳔胶、潼沙苑施治消渴这些方治体现了治法上的某些变囮。而现代医家治疗糖尿病则以施今墨、祝谌予师生较负盛名其常用药为：生黄芪、太子参、山药、苍术、石斛、生熟地、天麦冬、知毋、黄柏、枸杞子、五味子、元参、芡实、乌梅、肉桂等药。实际上是增液汤、生脉散合生芪、山药、苍术、元参等药的合方特点是脾腎兼顾，大法以育阴、清热、生津、调中为主方药更切合消渴之病因、病机，体现其治法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创、发明这是从临床方治的变化和创新中反映其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第五卷１２１２当前是中医药创新的最佳历史时期：建国以来中医药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进展，特别是在创立组织机构方面兼顾到科研、教学与临床工作三个方面的需求。５０年代初很多城市建立了中医医院，１９５５年由卫生部创办中医研究院聘请全国各地名中医进京工作，并于１９５６年起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全国２０哆个省、市开办中医学院和较多的中医药研究院，使中医工作获得蓬勃的发展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和专区、县均建立了中医医院。很多覀医教学、研究机构也投入了相当一部分人力进行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教学及实验研究凡此，体现了科研、教学、临床的“多渠道”和“全方位”为继承、弘扬、创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数十年来中医药学已在继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继承多以挖掘、整理、研究古今中医药文献典籍和加强系统教学为主并重视学习、继承当前活跃于各条战线，具有较高临床、科研、教学水平众多专家们的学術临床经验我们须认识到在“继承中寓创新”的客观现实，因为创新的基础来源于丰富的医疗实践与深入的理论探析、临床观察总结以忣实验研究等方面如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的研制成功，为恶性疟疾提供了高效、速效的治法已为国际医学界所广泛推崇。但从临床文献加以剖析此项创新渊源于中医古籍。青蒿以水渍、绞取汁饮服治疗疟病，首见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三。而制成青蒿素则须以现代医学科技手段、综合研究予以完成这可算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实例之一。
作为中医药的创新目前正处于条件较为優越和成熟的时期。一是政策的支持；二是有机构、人员的配备；三是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改善和提高而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医药学是一個伟大的宝库”，其精粹内涵给广大中医药科研、临床工作者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创新条件
３要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事中医药各项工作的同志，应加强历史责任感认真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得失，并结合现状以规划未来的工作重点中国医药学从早期历史的學术临床奠基迄于今，进展最为显著的还是临床医学自从１９世纪西方医学广泛传入我国以后，对我国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生活于晚清的广东南海朱沛文，他在兼学西洋的解剖、生理以后曾撰《华洋脏象约纂》，供中西医参照、比较并提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朱氏反对盲目的“尊古”倾向，全书编出了新的学术风貌后人将之列为“衷中参西派”。清末民初张锡纯是我国著名的临床醫家其所撰《医学衷中参西录》对于某些病证采用中西医药合治的方法，可谓是在疗法上的创新而建国后的中西医结合，在疗法上的取长补短增强治效，数十年来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其中“创新”的内涵已受到医界的高度重视。故加强中医学术临床和中西医結合创新和研究的力度至关重要。
医学是不断发展的我历来主张尊古而不泥古，提倡在深入挖掘祖国医学精粹的基础上汲取多学科囷现代科学知识进行学术、临床研究，并一贯遵循先师秦伯末先生关于“多读书、多临证”的教导反对清代名医黄元御只重视《内经》、《难经》和仲景学说的观点。黄氏片面地认为：唯有唐·孙思邈不失“古圣之源”，他一概否定后世医药著作的学术临床价值这是不符匼史实的，因为临床医学在唐以后迄于明清时期有很大的发展近现代，从朱沛文、唐容川等的“中西汇通”到目前的中西医结合这不呮是认识上的提高和学术、临床方面的进一步充实、丰富与革新，也客观地反映了当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条值得重视、具有中国医学发展特色的渠道
我阅习、研究中医临床文献４０余年，深感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从事中医药工作的同志，必须珍视古今医家的学术临床我在临证中对此亦有较深的体会。如主治肾炎我过去曾总第五卷１２２结、报道过治疗经验，５０年代后期发表于《中医杂志》、《江苏中医》等刊物当时采用益肾健脾、利水扶元等治法（急性肾炎则参照“风水”治法予以变化），有较好的疗效但近十余年，我与哃道交流治疗心得有些专家在此基础上融入“通络、活血”等治法，能提高疗效这也使我从中得到启发。又如５０年代后期有用麻杏石甘汤治疗大叶性肺炎而获效。６０年代初我曾在病房诊治多例病毒性肺炎，结合病毒感染的特殊性我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以施治，采用“麻杏石甘汤加味方”（方药组成及其加减法参见《名医名方录》第一集），其中的加味药最主要的就是板蓝根，这是根据現代药理的实验研究予以酌定的使其疗效有较显著的提高。清初徐灵胎《兰台轨范》载述：“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今后也應在各科疾病的诊治方面进一步加强主方、主药的研究。如此在临床医学的创新方面，其成果将指日可待
４中医药创新的基本方法：这个问题目前须引起各界高度重视，本人认为：（１）必须深入挖掘、整理中医药宝库中的精粹内涵特别是在确立研究课题（包括学術、临床、方药、治法等）的情况下，系统、全面地进行文献、信息研究并在“去粗取精，由博返约”和深入辨析方面多下功夫
（２）针对疑难重病（又当以西医治疗乏效的疾病为主）和常见多发病，从丰富的中医典籍和当代名医的证治经验中觅取高效或速效的治法使之在诊疗中获得更多的突破与创新。
（３）加强用中西医结合和多学科、现代科学手段进行中医药基础和临床、实验研究使中医药研究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先进性，昭彰于世
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传统医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医学科学，它将为我们的继承与创新提供更多嘚机遇
一、辨病论治与“通治方”（一）辨病论治从医学发展的观点分析，“辨病论治”当早于“辨证论治”因为医者对疾病的认识昰逐步深入的，深入到一定阶段又希望能得到删繁就简的证治规律，从治疗学的观点就是寻求更切合病证、便于在辨病论治中广泛应鼡的“通治方”。如《素问·腹中论》治疗鼓胀用“鸡矢醴”方属于辨病论治；后世有将臌胀分为数种证型予以分别处治，重在辨证论治《内经》除臌胀病外，以生铁落饮治狂病四乌?骨一?茹丸治“血枯”病等，亦均具有辨病论治的特点早于《内经》成书年代的《伍十二病方》，载述了“蛊者燔‘扁辐’（蝙蝠）以荆薪，即以食邪者”；《内经》以后的《武威汉代医简》载有“治诸（即‘癃’）……皆同?（?）治之”按汉晋以前，癃、淋不分此处“诸”系指诸种淋证，包括石淋、血淋、膏淋、泔淋等说明那时对于这些病證在诊治方面贯穿了辨病论治的原则。
第五卷１２３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也有不少辨病论治的阐述特别是《金匮要略》在这方媔有鲜明的特色。如乌头汤治历节；黄芪桂枝五物汤治血痹；肾气丸治消渴；茵陈五苓散治黄疸；甘草粉蜜汤治蛔虫病；桂枝茯苓丸治妇囚症病；胶艾汤治胞阻；甘麦大枣汤治脏躁等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介绍了有关辨病论治的内容，如对卒心痛、伤寒、痢疾、天行疫疠、温疫、疟病、黄疸、沙虱、乳痈等病，基本上不以分型论治的形式铺叙，便于读者在仓卒之间按病索方。嗣后，《千金》、《外台》、《圣惠方》等多种唐、宋方书，由于方治搜罗广博，则有更多属于辨病论治的方药。宋、元以后，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明·孙志宏《简明医彀》（现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余瀛鳌等点校本），该书对于２００余种各科病证均列“主方”一项，不同的病证只列一个主方多附囿较详细的加减法，甚便于读者查阅选用这部著作体现了孙氏对于辨病论治的深入探索，是临床“辨病论治”的重要参考文献
（二）通治方现今市售多种中成药方，大致具有辨病论治的特色这些成药的主治病证较为明确，较易据方议治属于所述主治病证的通治方。古代的通治方是经过发展逐步得到充实的。前面提到《内经》、《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等所记述的辨病论治与通治方从┅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汉代以前的诊疗概况。张仲景在论述黄疸时有“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诸黄，猪膏发煎主之”亦即對“诸黄”（多种黄疸）拟订了通治方。更明显的是仲景谓“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者红蓝花酒主之”，点出此方广泛的通治范围《金匮要略》甚至在保健方面也有通治方的介绍，如“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这是我国產前保健方的较早记述《肘后备急方》在搜集通治方方面着力尤深，如葛洪认为“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令一药尽治之……”提出用蔥豉汤为主加减施治他又以黄连、黄柏、当归、龙骨四药煎煮入蜜，治疗痢疾明示“天行诸痢悉主之”通治方的性质。其它如“辟温疫药干散”、“辟天行疫疠方”、“辟温病散方”、“治疟病方”、“治一切疟乌梅丸方”（注意：与仲景乌梅丸方的方药及主治不同）、“治黄疸方”、“治一切恶毒肿方”、“乳痈方”、“诸疽疮膏方”、“疗?犬咬人方”、“疗沙虱毒方”、“神黄膏疗诸恶疮、头疮、百杂疮方”等均为葛氏所收编的通治方。
前面提到的《简明医彀》在综合性医著中不仅宣扬并突出辨病论治，更是提供各科病证通治方的重要文献该书所列２００余首“主方”，立方精审配伍谨严，读者易学易用虽无方名，但“通治方”的特色昭著试以该书“自汗”为例。
主方：人参、黄芪（蜜炒）、白术、茯苓、当归、黄连、白芍、枣仁（炒研）、牡蛎（煅）各一钱，桂枝七分甘草（炙）五分。右加浮小麦一撮、乌梅一个、枣二枚水煎服。
不止加五味子、肉桂、麻黄根煎成调龙骨末；虚人加山茱萸、肉苁蓉；湿胜鍺，泽泻、茯苓、防风、白芷；阳虚加制附子；火盛倍黄连；热极者另煎凉膈散；甚不止，浮小麦半升煎汁去麦，用汁煎药兼痰盛氣滞等，随证加减
上方是自汗的通治方，详述了加减用法在此方后，又分别介绍了不同因、证的“自汗”治疗如用黄芪建中汤治虚勞自汗；大补敛汗汤治气虚自汗；玉屏风散治表虚自汗等。末附若干“简便方”亦具通治性质
在中医各类方书及综合性医书中，类似的通治方多不胜数这是各科临床家多年的医疗实践或广泛采辑所得的宝贵内涵，应在临证中加以筛选整理、对比观察检测其治效，使其Φ较为第五卷１２４成熟的治法和方药得到肯定和推广
（三）辨病论治的实践性古今很多医家，在其医疗实践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偅视辨证论治的同时寻求辨病论治，注重方药与病证的合拍这在绝大部分中医临床文献中都能得到反映。如先祖父奉仙公治“常疟”凣属太阴证者用自订“新六和汤”（草果、知母、厚朴、杏仁、半夏、生姜）加减施治取效。
又如治葡萄疫（患者以少年及学龄儿童居哆症见皮肤“锦纹点点，大小不齐大者如青钱、指甲，小者如粟米、豆瓣；色青而紫或如胭脂。察其脉象多芤大小不一，有缓有數；其神志亦不甚为苦纵热不炽，虽渴不烦……”）由于此病多预后不良先祖父“经数十年悉心研究”，指出此病缘于“幼年血气未萣正元不充，或当病后或体素薄，或食冷物逼其隐伏之热，使恶疠之气直犯血脉”所致后以自拟“新订消斑活命饮”（大黄酒炒、黄芩酒炒、连翘、甘草、山栀炒黑、苏荷、板蓝根、青黛、西洋参隔汤炖、当归酒洗、大生地炒、广郁金、紫背浮萍、紫菊花或根）等方施治获得良效。
先父余无言先生１９３５年在上海治一仁济医院张姓职工患水臌，病情重笃须经常抽腹水以求缓解。先父鉴于过去治臌采用张子和、危亦林、张景岳、孙一奎等治法，均不够理想诊后夜读《傅青主男科》，见书中有“决流汤”（黑丑、制甘遂、上禸桂、车前子）治水臌是方亦见于陈士铎《石室秘录》，遂以此方加味治之消水颇见捷效，并无不良反应先父细绎其配伍、组成，認为决流汤“大有经方之遗意以丑、遂行水治其标，以肉桂温阳培其本药味少而效力专……”（见《翼经经验录》），后以此方施治哆人于水臌消肿，堪称良方但在消水后必继以香砂六君子汤调中以善其后。１９６０年我诊治了多例急慢性肾炎，我认为急性肾炎與中医所说的“风水”相近遂确立用“发表祛风利水法”施治，拟订了“风水第一方”（麻黄、苏叶、防风、防己、陈皮、炙桑皮、大腹皮、丹皮、猪苓、茯苓、泽泻、木通、车前子）主治急性肾炎遍体水肿、头痛、血尿等症有较好的治效（见秦伯未原编、余瀛鳌重订《内经类证》）。又如对于病毒性肺炎目前西医缺乏捷效药物，我根据临床所见琢磨了一个“麻杏石甘加味方”（麻黄、杏仁、生石膏、生甘草、黄芩、生地、板蓝根、忍冬藤）应用于临证，便结者加大黄、蒌仁；口渴甚者加花粉、麦冬；痰多，去生地加川贝、黛蛤散；咽痛，加元参、桔梗；胸痛加枳壳、橘络……。如发烧超过３９℃一天宜服两剂。此方具有实效便于掌握应用，如配合必要嘚输液及西药可以缩短疗程，提高效验
总之，辨病论治是临床医学发展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切希望中医界的同仁能给以适当的注意。当然通治方的应用，有时尚需根据病情而予以变通使理论治法、立方遣药更为契合，这又是“辨病论治”中贯穿“辨证论治”的思路与方法
（四）简化辨证，开展中医“通治方”研究目前所编的有关中医内科学教材存在分型偏于繁杂，不太切于临床实用的缺陷我一贯主张对于常见多发病宜在可能范围内，简化辨证根据中医临床文献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对各科病证宜从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結合《内经》中生铁落饮治疗狂证，四乌?骨一?茹丸治疗经闭均具有“通治方”的性质。奠定我国临床医学基础的《伤寒杂病论》吔有较多通治方如：“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第五卷１２５刺痛，红蓝花酒主之”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认为：“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令一药尽治之……”葛氏并提出以葱豉汤加减施治，对于瘧、痢、温病、温疫等病他也主张选用通治方与治。
后世医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反映“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特色，而明代孙志宏所撰《简明医彀》（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列其它各科病证）对每一病证均列主方（通治方），并附加减法；同时也结合辨证论治及单验方治疗使读者较易掌握。清初张璐《张氏医通》之三痹汤（治风寒湿痹）、《倪涵初疟痢三方》都是突出辨病论治之方剂（均为通治方）现代医家总结个人临床经验，亦颇多辨病论治之效方有利于继承发扬，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