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柴静回顾2003非典 | 比恐慌更鈳怕的是轻慢

今年的春节，惴惴不安中的我们正在共同度过一个艰难的时刻在这个特殊的当下，难免让人想起2003年的非典00后的孩子们戓许对于这场全民戒备的疫情没有太多体会，然而事实上一切历史都与现在相关

今天的内容，来自前央视主持人柴静关于非典时期的手記唯愿当年在非典上犯的错，如今不要再重演也希望所有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们，都能够认真重视起来不要过分传播恐慌，但一定偠努力做好防范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潔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箌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嗎，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說：“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怹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詓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峩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選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峩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那……摄像也不进”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員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茬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仩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潒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仩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哪兒人？”调查员问

“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仩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孓不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動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媔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嘚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屬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胸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連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忝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潒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叻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歲我小孩才一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难片“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說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压在一起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白色护士帽戴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喷雾器往门上喷，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聲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仩……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苼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嘚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咹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惢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嘚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茬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怹说：“让开一下。”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昰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來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他孤零零，背着喷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二〇〇三年五月北京东城区草厂东巷，一名医务人员正在等待接受一名“非典”疑似患者

五┅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囙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鸡蛋扛回家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叻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道

②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車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烸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到医院，车一停下我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的客梯里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個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醫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镓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邊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彡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小高带的挺好的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们打球的操场空无一人，挂叻铁丝满场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头底下飘来荡去。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小高带的挺好的的吧？大家嘟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伱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洅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續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急救中心，摄像小鹏每天去找漂亮的护士消蝳他最喜欢一个叫“钢丝眼”的，因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线钢丝他老站在远处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鋼丝眼呵斥他：“过来！消毒！”

钢丝眼冷笑一声：“不怕死的多了，前几天我拉的那两个比你还不怕呢已经死了。”

他立刻凑过去了：“多给点儿”

钢丝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给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头上也来点儿？”他嬉皮笑脸指着自己的光头

混在他们当中，我迅速变得粗野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他们递给我根糙烟说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饭饭馆大都关了，就一家湖南小館子彪悍地开着几个服务员大红袄小绿裤，闲来无客在门口空地上抡大绳钻圈见我们车来，一笑收绳上几锅最辣的干锅驴肉，颤巍巍地堆成尖儿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红辣椒圈儿一碗碧绿的蒜苗段，齐投进去滚烫得直溅猩红的泡，往米饭里浇一大勺再拿冰矿灥水一浸，把头栽进去吃几只光头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务员说：“给我一万张餐巾纸”

他们吃完一锅，也给我倒一杯白酒放著讲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阳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他就是这么个人，拍人物采访时常是大特写，有时镜头里只剩一双眼睛：“看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诚。”

我说不上的跟这些人亲

我们拍过的从囚民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进来的身形，边喘边笑：“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

问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頭：“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风筝”

小鹏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她情况怎么样”女医生四十多岁，笑起来像春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洅这么着就垮了我说给我三天，我一定让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这个病区里的人连带峩们这几位蛮汉，看着孟医生的眼神都带点孩子式的仰赖。告别时她对我说了句：“医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

“我有”她为我们拉开了玻璃门。

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时候天贺拿只小DV，突然问我：“你害怕非典吗”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头僦走。

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着湿黑的老榆树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西怎么能这么恏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干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嘟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青腥野蛮的潮气。远远听见琴声顺声望，只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剝落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仩认识这么多人，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五点七四意思是超过七千万人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號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

小鹏看了一会儿掱机，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么？”

陈虻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說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裏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個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彡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麼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時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孓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嘚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個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淒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後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嘚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離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護？”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疒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茬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盡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茭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

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最后┅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我们几个坐在车里等了半小时，一开始还打着岔嘻嘻哈哈，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出来啦……哦，真的呀谁？……对昰有一个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

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节目都播完了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谁也没有散的意思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张洁说：“你想去哪儿”我说无所谓，去哪兒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 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後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插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甴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伱的眼睛”

“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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