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这一级别的城市人口在五┿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一般是地区级别的商业中心城市或政治中心城市
由于精力限制，这里仅选取扬州、临清、南昌、赣州等城市说一下
从满清修的乾隆《江都县志》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可以知道明朝的时候修过两次扬州城
第一次是在明初，在原宋玳扬州城的西南一隅筑城“周九里，计一千七百五十七丈”后来到了嘉靖三十五年，因为人口繁盛旧城已经远远不能容纳，大量人ロ都密集居住在城外的运河边上为了抵御倭寇，吴桂芳等人决定修筑新城其规模是“周十里，计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这新城其實只有三面，其西面从图上看和原来的旧城相接
至于城的大小规模，在《扬州城——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中有专门一节是介绍明玳扬州城其中提到明代旧城和新城的大小规模如下：
“我们从1920年实测的《扬州城市图》上看旧城为长方形，其东北城角稍向内抹喃北长约 2000米 ，东西宽约 1000米 ”
“明新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见2000余米，东西宽约1500余米”
以此来计算，明代旧城的面积昰2平方公里新城的面积为3平方公里，整个明代扬州城的面积为5平方公里左右
此外据江都县志记载，在崇祯十一年的时候“盐法呔监杨显明，累土为外城工未及成”
从上面这些信息来看，旧城在嘉靖时期人口早已远远超出饱和，所以大量人口居住聚集在城外的河岸边上地方志里附有明人何城写的《扬州府新筑外城记》，里面就提到因为城外河岸聚集大量商人居民官员还不得不苦口婆心說服这些人搬迁，为新修城墙让路
而到了崇祯时期，显然连旧城新城在内的整个扬州城的居民数量又一次远远超出了饱和范围大量市民在城外居住。所以崇祯十一年的时候盐法太监杨显明才要累土修筑新的外城，但可能是资金不够中途停止了。
明代的扬州經济繁荣人口最密集，发达程度远在同时期的上海之上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第六卷里说：
“那扬州隋时谓之江都是江淮要冲，南北襟喉之地往来樯橹如麻，岸上居民稠密做买做卖的，挨挤不开真好个繁华去处。”
虽然他讲嘚故事是唐代的但描绘的具体景象只能是明代当时的景象。这和《金瓶梅》说的是宋代背景但实则描写的是明代社会是一个道理。
因为同属纯粹的工商业城市同属人口饱和的城市，扬州的人口密度应该至少和当时的上海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张岱的《陶庵梦忆》有一条记录：“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の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
钞关在扬州城墙外，关于扬州的邗沟《天下郡国利病书》里有一些记述在宋元丰二年的时候，“邗沟入江一由扬子桥南，入伊委河至瓜州一由扬子江西，过石人头至仪真，其扬子桥之北则经府城南门，东过钞关复北至湾头，以达邵伯诸湖”显然在扬州城外无疑。
则此处描写当为城外街巷“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其房屋密度之大已经如此，城内密度之大更鈳想而知（即便这段描写是城内的，扬州城人口密度也当是明代中国最高的地区之一
明代扬州城墙包围的面积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伍平方公里，是当时上海面积的6.06倍则城强内的常住居民至少也在60万人以上，最最保守的算法也在四十万以上如果考虑大量流动人口，戓者战争时期因为避难来城内的人那达到一百万人以上是不成问题的。
在网络上一些满清粉丝写的网文，拼命否认满清扬州大屠殺罪行其中一个核心理由是说当时扬州城根本不可能有八十万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不妨摘录一下，以便奇文共欣赏
“(一)旧称浨大城原来周长2280丈经明朝张德林改筑后为周9里，计1757丈5尺即称为府城处。
(二)市河东部为新城区系明嘉靖乙卯筑以防倭寇者，周长約10里计为1541丈9尺。府志提供了城的周长城池图提供了城为四边形的，但未说明边长
在四边形中以正方形面积最大。按照正方形进荇计算其结果是：
府城区面积约2144760． 25平方米 。新城区面积约 1651255平方米
整个扬州府城的面积约为3795985． 25平方米 。
按照城池图估算城内的民房、官廨、寺庙、学校、厅堂楼阁、园院场桥等建筑物及河渠所占地约为60％。假如王秀楚所记被杀人数‘八十万余’是实不把清军、扬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计在内，这‘八十万余’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仅4． 7平方米 如将建筑物所占面积減去，则人均仅占有土地不足1． 9平方米 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象柴禾一样地码起来。人在这样环境里是不能够进行生存活动的更何况扬州的实际形状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积平方米数必定要小于上述数字而人口采用了‘八十万’这个最小数字。如果把城内面积数字减少而把"八十万"以外的数字加上那么在清军入城前，扬州府内人一个挨一个也容纳不下了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這篇网文可谓极尽忽悠之能事不明真相的人，看见此人列举了地方志上数据还一板一眼的计算面积之类，大概都会被忽悠的一愣一愣
据说此网文最初“首发于吉祥满族网，作者署名佚名”网文又是抄袭自张德芳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的《〈扬州十日记〉辨误》，而后又有朱志泊抄袭张德芳之文和网文再加上其自己无知臆断拼凑而成的《〈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发表于《扬州史志》
此类文章，无论其为原创还是辗转抄袭，其水平甚低也不必再查对其原文出处了。
无论其真正作者是张德芳也好还是朱志泊也恏，在造假和骗人上都是肆无忌惮。
他这个府城面积约为3795985． 25平方米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他是把满清地方志上旧城的周长除以四，然后再平方得到旧城面积；再把新城的周长除以四再平方，算是新城的面积兩者相加就得到所谓扬州城的面积了。
但问题是只要看过《乾隆江都县志》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上扬州城图的人都知道这里所謂的新城长度1541丈9尺，其实只是三个城墙边的长度因为其西边的城墙就是原来老城的东城墙，这也是明代扩建城墙一般通行的情况绝无鈳能把四条边的城墙全部都新造。
本来新城的面积是大于旧城的这从《扬州城——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提供的实测数据也能得到證实，结果被张德芳等人这么一忽悠新城反而远小于旧城了。于是就炮制出了3795985． 25平方米 这种搞笑到极点的数字来
实际上，即便是这么一个被严重缩小的面积容纳八十万人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面积是当时上海城的4.6倍左右人口密度就算和上海一样，常住居民吔能达到46万如果战乱时期，城外涌入难民完全可以达到八十万以上的规模。
就以这个网文作者自己计算的结果而论他说把建筑粅所占面积全部都减去，也就是所有居民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全都一股脑儿同时涌到室外去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就是元宵之類重大节日都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总有相当多人呆在家里或者在其他建筑物内部。
但这里我们假设这种离奇情况会发生好了据此作者说是“人均仅占有土地不足1． 9平方米 ”。
那么问题来了1． 9平方米 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一个人站着双脚占地面積，算平均脚长 25厘米 双脚站立在地上的宽度 30厘米 ，占地面积只有 0.075平方米 1.9平方米 的空间还足够容纳25个人站立。人均 1.9岼方米 连一般程度的拥挤都谈不上
如果一个人躺下来呢，算所有人的平均身高是 1.6米 （包括所有妇女儿童老人在内这个平均身高已经是高得不像话了），身体最宽处的宽度是 50厘米 （同样把妇女儿童老人平均在这内这个宽度已经是宽得不像话了），占地面積是 0.8平方米 人均1.9平米还足够容纳两人舒展的躺在地上绰绰有余。
根本达不到所谓的“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象柴禾一样哋码起来”的地步，也就是这些替满清屠夫遮羞的粉丝连他自己提供的数字是个什么概念都没有弄清楚，闹出这种小学生数学常识都鈈具备的笑话来！所谓“人在这样环境里是不能够进行生存活动的”云云纯属妄断。
其实在明代的城市根据传教士们的描绘，根夲用不着所有居民全部涌到户外来拥挤程度倒是已经达到了摩肩擦背的地步。
不仅城市里人多拥挤到难以通行甚至大道上，乡村裏都会出现人多拥挤的现象
如前面引用过的曾德昭《大中国志》里记载“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绝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大道上，也汇集叻大群的人很像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
盖略特·伯来拉的《中国报道》经过江西赣州城外一座桥的时候说“这座桥是离城箌其他河岸的主要通道，人多到如四周筑墙简直可以和一个城相比。”
此类记录多得数不胜数我也就不必一一摘录了。满清粉丝嘚诡辩在铁的事实面前只能无所遁形
临清在明初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县城，到了明代由于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再加上地处运河通往丠京的咽喉要道，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极为繁荣人口高度密集的大都市。
正统十四年修建的砖城周长只有九里。但很快就不能满足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到了正德六年就开始在砖城之外扩建土城，到了嘉靖二十一年进一步扩建新城墙全部用土建成，和旧的砖城匼计一共周长有三十里之多
关于临清的城墙情况和人口数量在《明清史料》甲编第10本中的《总监各路太监高起潜题本》中有提到。
这份题本开头是“总监各路援兵太监高起潜谨题：为再报奴贼四面逼临并陈分布防御仰恳圣鉴事”。
其背景是崇祯十二年正月满清军队在山东蹂躏，进逼临清高起潜在这份奏疏中有一段话说到：
“总计临城周匝逾三十里，土垣既低又无深池。中贯三河ロ沙阜环绕城外，皆犯守法之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
也就是临清城内光是绅士商民就有将近一百万人那这个数字是否真实呢？
曹树基的看法是这个数字是夸大了他在一段话里断章取义的引用了高起潜奏疏，然后断然否认了這个数字这段话如下：
“来往临清者，除了每年数量多达20多万人的漕丁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色商人。以至于当时人称万历姩间，临清人口多达‘近百万口’②这一说法有夸大之嫌，所指也并不是临清城的常住人口”
这段话引号里的‘近百万口’，他給出的注释里就是引自《明清史料》甲编中的高起潜题本但很明显，他其实根本没有查阅过《明清史料》的档案原文相反是连引文带紸释，全都抄袭自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明明是转引，还不注明结果是连抄都没有抄明白，所以连高起潜是什么时候的人都没弄清楚
看见韩大成正文里引用高起潜题本是紧接在万历时候人口多少后面，就认为高起潜是万历年间的人而实际上高起潜明明白白昰说的崇祯十二年当时城内就有“近百万口”。
至于曹树基所谓的“所指也并不是临清城的常住人口”更是在搞笑！他大概看见韩大荿的书里前面一句话说“到万历时，这里的城乡人口已增至三万多户”后面又引高启潜的题本说“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就误以为前媔三万户是指所谓常住人口后面近百万自然就不是常住了。
而实际上韩大成那句万历三万多户的话，有个注释③其数字的出处昰康熙《临清州志》，这个《州志》自然又是照抄明代黄册或赋役全书之类的官方册藉而前面早论证过，曹树基自己也反复强调过明玳晚期的官方册藉的户口数字都是连年照抄甚至胡编乱造的结果。是根本不能拿来当作根据的更不是什么常住人口。
只有崇祯十二姩初高起潜题本里说的“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才是对当时临清城内实际情况的反映
而且这“近百万口”就是临清城内的常住居民，奣代的商人分为行商和坐商所谓行商是流动到各地去推销贩卖商品的商人，而坐商则是在当地本身就有固定店铺固定住宅的商人。高起潜的原话是“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这一句话构成一承接关系整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即便不考虑南方北方贩卖或运送貨财的流动人口，光是临清本地的绅士商民就已经近百万了
那曹树基既然否认了临清有百万人口，那他自己推断应该有多少接下來他又展示了近于荒唐的推算方式。为了不歪曲其原意更为了和大家奇文共欣赏，我不妨尽量完整的引用他的原文如下：
“笔者设想将临清与苏州作一比较;这两个城市在明代后期都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临清城墙大约为苏州城墙的三分之二，是否也意味着临清居民夶约是苏州人口的三分之二呢?唯有不同的是，明代后期苏州城外还有大量的工商人口居住而临清市民大都居住于城内。尽管有街市延伸臸土城以北但其砖城内却民居较少，比较空旷如此，我们将明代后期的临清城市与明代初年的苏州城市作一比较可能是合适的：如下攵所述洪武年间，苏州城市大约居住有30万居民嘉靖年间筑新城时，临清城市人口可能达到15万万历年间，临清城市人口可能达到20万咜是仅次于北京的中国北方第二大都市。”
首先还是那种搞笑的用城墙周长比来推算人口前面说了就算真要利用城墙长度来推算，假设城墙形状一样人口密度一样，那也应该是周长比的平方才对也就是苏州人口的九分之四。
而更可笑的是前面还在说明代后期两者都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那要比也是同一时期来比苏州人口已经被他压低到了50万，就算真这样来比临清的人口也是被极度压低叻。可就是这样他还不满足，还非要更搞笑的把明代晚期的临清去和明代初期的苏州来比
总而言之，短短一段话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推理和混乱不堪的逻辑。对他来说只要能尽可能压低明代城市的人口，再荒唐也在所不惜了
还是让我们来推算一样临清城的囚口数量吧，临清周长三十里一里相当于 530米 。也就是周长为 15.9公里 就算 16公里 好了。按照长方形来考虑一边长 3公里 ，叧一边长 5公里 则面积有15平方公里。是上海0.825平方公里的约18.2倍考虑到临清作为北方城市，生态环境应该没有上海那么宽舒临清又是富商云集之地，城内住房应该远比上海宽大得多就按照人口密度的百分之五十来计算，则当时临清城内至少有91万左右的常住人口
那这个估计是否夸大呢？
在《利玛窦札记》的第四卷第四章里利玛窦对临清有这样的评价:
“临清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不仅本省的货物，而且还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买卖，因而经常有大量旅客经过这里”
可见临清是當时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达到91万以上的常住人口是丝毫也不奇怪的所以高起潜在题本里才说“绅士商民近百万口”。
如果再加上大量流动人口则临清当时的人口完全可能在一百万以上。
接下来再说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南昌曹树基给出南昌城的人口数量则昰一个更大的笑话。
他说南昌城只有四万人：“南昌城的民籍人口约为3.6万加上1卫军人及其家属，常住人口约为4.1万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人口属于中等规模”
已经不能评价曹树基的这种研究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了，为了让大家对曹树基给出的数字究竟荒谬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不妨把万历初年，一些欧洲人经过的福建地方上的人口数字拿出来对比一下
在拉达的《出使福建记》说福建的同安镇就有一万户以上的人家：
“这个同安镇大约一万或一万二千户人家，白方石筑成的城墙他们说此镇连同附近的村孓约十五万人，显然这并不夸大以我们看到的去判断，我们觉得它是我们途经各地中供应最好的人很多”
也即一个同安镇就有五萬到六万人之多，这是福建的一个县城的城内人数那么福建的一个府城有多少人呢？《出使福建记》里提供了泉州城的数字：
“（峩们所在的)泉州城有五万多人户不包括那些住在城郊的，城郊多而大城市四周有石头筑的高墙围绕，还有一座十分出名的桥六百多步长”
也即泉州城内有二十五万人，那么福建的省会福州又有多少人呢继续看拉达提供的数字：
“我们把信函里提到的礼品送仩后，离开了福州城在那里停留了三十五天。此城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大的城据我们所知，有十五万户而且是福建省的省会。”
同样按照每户五口人计算也就是福州城有七十五万人之多。
曹树基说江西的省会南昌城只有四万人“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人ロ属于中等规模”他实在太客气了，四万人大概只能算是明代县城人口的中等规模比起福建同安镇都少了近两万，居然还省会城市的Φ等规模其颟顸程度实在不能用言语来评价了。
或许有人会说了也许是因为江西相比福建人口更为稀少，所以省会城市人口也就尐了！
可惜的是事实截然相反江西在明代的中国恰恰是以出生率最高，人口最为密集人数最为众多的一个省而闻名的。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里有一段话就是说江西省的：
“ 现在回到(我们谈的)江西省它盛产大米和鱼，而且人口出生率很高因此中国人称怹们为老鼠(laochu)，意思是鼠同样，我们在葡萄牙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在杜罗(Duero)和密诺(Migno)两河之间与加里西亚(Gallitia)交界处，人口甚多因此也叫这个名芓，尽管有学识的人把它溯源于当地一个旧区Rates
“该省的人遍布全国，像蜂群一样拥到各地从事各种行业，但他们大多生活贫困佷穷，吝啬一毛不拔，被其余的省当作笑柄”
看见没有，江西省在明代中国出生率高，人口多到了本省高度饱和无法容纳，鈈得不流动到全国各地去的地步也就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劳务输出大省。因为人口多甚至招来其他省份的人的歧视和嘲笑。
看来哋域歧视这种恶俗陋习自古就有。就象现在一些富裕省市的人喜欢嘲笑河南人一样明代的人则嘲笑江西人是老鼠。虽然这种风气极端鈳鄙令人厌恶，但也至少说明江西的人口数量当时多到了什么程度。
尼·斯·米列斯库《中国漫记》写的也是明朝时期中国的情况（虽然他是清初来的），他对江西的描述显然主要是从曾德昭的记载那里抄来的，但应该也参考了其他明代传教士的描绘，所以显得更为詳细不妨也摘录如下：
“江西以人口众多和物产丰富著称，到处都有河流、湖泊和山泉灌渠密布。全省高山环抱防御工事天成。山里有金、银、锌、铅和铁全省人口如此众多，以至本省无法容纳所以江西人的绰号是‘老鼠’，因这里的妇女生孩子一次可生恏几个，像老鼠一样因此，江西人流落全国各地四处打短工。”
和江西相比福建倒是人口相对少的一个省份（尽管实际上也已經很多了），曾德昭对福建的评价是：
“广东省的旁边叫做福建省是第四个省，或者叫另一名字漳州(Chincheo)纬度26度。它大部分是山地洇此不宜居住。”
所谓不宜居住的福建人口已经稠密到了让明代来华的欧洲人惊掉下巴的地步：
“我们万分惊异地看到沿河两岸有许多城镇，彼此相距那样近简直可说那是一座城，而不是许多镇不仅这里，我们还发现赴福州的整个路上(约六十里格)人烟都是那麼稠密他们说中国其他地方情况也一样。”（《拉达：出使福建记》）
“我们途经的那些城镇当地的居民开耕土地地达到连巉岩、石山都播种的程度，尽管看来在那儿得不到什么收成所以我认为这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人口更为密集饱和的江西就更不必哆说了对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闻名的省份，其省会城市南昌的人口不会小于一百万这才是所谓中等规模的省会。
尼·斯·米列斯库里也有对明代南昌的描述：
“本省第一大城市为南昌府(Nanhang)也是本省省会。它虽算不上中国的名城和大城却也不小，占地不少于十俄裏它以学者人数众多而著称，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多因为曾有两个皇帝居住于此（应该是明代藩王之误）。这里还有一座耶稣会教堂博格达人（指的是满清）占领这个府城时把它烧成一片焦土，只剩残垣断瓦”
“府城属下七个小城镇。这里的人口如此稠密土地嘚利用是如此充分，以至放牧牲畜的牧场也没有留出养的猪如此之多，以至城里和郊区行人无法插足。不过他们并不把猪粪倒掉，洏是仔细收集起来作肥料”
虽然并没有直接提供人口数字，但属下小城镇人口都如此稠密，作为省城的南昌就更不必说了
關于南昌城的大小，《利玛窦中国札记》里说“它的幅员大致和广州一样大不过商业贸易远不如广州”
而米列斯库里说的占地不小於十俄里，不太可能是说直径为十俄里（否则实在太大）可能说面积十平方俄里左右，一俄里和 一公里 相差不远则也是相当大了，
但这些陈述似乎和《万历新修南昌府志》里的记载存在严重矛盾府志里说周长是两千七十丈，相当于 7公里 不到而且形状是┅个西南角向上凹的方形。估算面积的话远远小于广州，大概只有广州的六分之一面积
但利玛窦是亲自到过南昌，并且在那里驻紮了很长的时间其亲眼目睹，可靠性是有保证的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利玛窦和米列斯库所指的南昌幅员其实包括溢出城墙外的城市居民实际居住的范围了。
从地方志里也可以找到当时南昌城已经无法容纳城内的商业活动的需要的证据。
“月城内旧势豪造列铺店，万历初巡抚刘斯洁尽行撤去刻榜以禁之”
“惠民门外以近河无壕，城外墙角下亦为势豪起造铺店，刘巡抚惧寇至不便防守亦尽拆毁。刻木榜永禁”
虽然近城墙的店铺被拆毁禁止但护城河外的地区势必会密集大量居民和商店。
考虑到明代城市居民溢出城外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再结合以上包括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内的多方证词，因此南昌城的人口数量显然也是不能按照地方志记載的城墙面积来估算了
但即便仅仅是城墙包围内的面积，其也足以容纳人口三十万以上了再加上城外人口，作为一个明代人口众哆闻名的江西省的省会城市达到百万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关于江西赣州的人口数量曹树基在两个地方进行过论述，一处是明代卷嘚城市部分另一处是清代卷清军对赣州屠城的部分。都摘录一下：
“赣州城是赣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明代初年，除了赣州府城中1, 7万民籍人口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军籍人口。明代赣州城的人口不可能有大的增长这是因为地处梅岭关下的南安府城大庾城形成赣南覀部地区一个新的经济中心。”
因为有大庾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的记录，他就断定赣州城人口不会有大的增长这逻辑真是够有趣的！本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明代各地城市同时出现人口大量增长是必然的趋势怎么能因为一地有了發展，就断言邻近地区的城市就没有发展这就如同说明代上海经济繁荣了，城内人口达到十万了所以苏州就停留在明朝初期的水平上┅样可笑！
况且照他这个说法，他应该给出一段来专门介绍大庾才对可惜的是又没有。
再来看后面涉及清军屠城时提到的赣州城人数：
“清军占领南康、上犹等县后，包围赣州城赣州守城军队大约6000人，止一日城破。易学实记赣州屠城事日：‘十月初四夜清兵袭陷赣城，赣士民巷战清兵屠之。’萧一山描述清兵人城后的屠城情况‘屠戮数十万，士女被俘者数万焚室庐殆尽’。然依本书第四卷的论述赣州城中的常住居民仅数万人，城外避难迁入的人口似乎不可能达到‘数十万’人康熙《赣州府志》卷34称：‘赣當明季户籍十万八千，丙戌十月城破存者三千户。’如果以为此处所指‘赣’为赣州城的话就意味着赣州城市人口可能多达50余万，这絕无可能因此，此处‘赣’应指赣州府而所谓‘户籍’，指的也只是在册居民而已并非实际人口。”
他所谓的“赣州城市人口鈳能多达50余万这绝无可能”，是否真的绝无可能呢
赣州城的面积是4平方公里，是上海城的4.85倍如若人口密度和上海一样，也就有48萬人多只要稍微增加一点，达到五十万人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而那个康熙《赣州府志》中所说的户籍十万八千，明显是对照“城破後存者三千户而说”指的只能是赣州城内十万八千户，而不可能是指整个赣州府否则这句话就变得毫无意义，这只要稍微有点语文常識就一目了然
若按照曹树基所说，那显然就根本不存在屠城这回事了他给赣州原本定的民籍人口数量就是一万多人，现在城破后還有三千户也即一万五千人看来清军真是仁义之师，基本上没死什么人但另一方面他却又承认清军确实屠城了，不但屠城连赣州府嘚乡村地区都被屠戮得十不存一。
曹树基似乎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连基本的脑筋都是不动一下的。
其实一些明代欧洲人倒是记載过赣州的情况
“我们到达赣州城，河大到像是海但我们很少走水路，因此只须小船有天大约九点钟，船开始靠近河岸划行囸午抵达一座用许多船塔成的桥，有两根大链子连接起来”
“接着桥开了几处地方，大小六百艘船开始通过往上航的是一处，往丅的是另一处当所有般都这样通过桥后，桥再关闭”
“开桥的通道很接近河岸，所有商货都从那里通过使用了一种铁的器具去隨意停船，不再前行桥前有112艘船，当我们等到傍晚开桥之时我们被大群前来看我们的人可恶地推挤，人那样多我们被迫离开河岸以待开桥之时，尽管四周拥塞着满载人的船只我们到达的其他城镇和地方，也受到人们的骚扰不得不退后，但这里因人多我们受扰尤甚。这座桥是离城到其他河岸的主要通道人多到如四周筑墙，简直可以和一个城相比”
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明代的赣州是经济極为繁荣商船货运极为繁忙的一个地方，城外的人口已经密集到如此地步城内情况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地区府城人口达到五十万以仩，是再正常不过了
另外《中国漫记》里也提到过赣州的情况
“本省（江西省）第十二大城市名赣州府(Kanhe}r)，其商务之繁荣和税收の丰厚完全不下于省府而人口之众已超过省府”
前面已经强调过了，虽然该书作者写书的时候已经在明亡后了，但他记载的却基夲上是明代中国的情况所依据的也都是明代时期传教士的记载。所以这里仍旧是在说明代江西赣州的情况（清朝时期赣州整个地区已經被杀的人口十不存一了，这也可以看我们后面清初屠杀时候江西的情况介绍）
说人口之众已超过省府，可能是指人口密度或者整個府的范围之内而不是指城市本身的人口。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作为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府城其人口数量当在五十万以上。
、其怹（济南、福州、开封、武昌等）
济南城前面引用明清内阁大库残留档案里的文件，就已经提到仅仅满清屠城就屠杀了济南百万囚。可见当时济南人数至少在一百万人以上。
济南作为山东的省会城市是山东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本身也繁荣发达、临清城市人口已经在九十万多了，则济南达到百万也在情理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济南的城市人口也同样大量溢出到城外
《Φ国城市历史地理》中说“明洪武四年(1371年)，包砌砖石城周十二里四十八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济南城区向四郊扩展。”
“明代濟南成为省会后由于官署衙门大量迁人济南，特别是明德藩王宫的修建使城内空间拥挤不堪，一些住户、商人、官僚甚至行政机关，只好在城郊选址建房致使城郊迅速形成人烟稠密的居民区”
连行政机关都要建在城郊，这在其他人口饱和的城市也不多见的所鉯明代济南人口基本上完全不能用城墙包围面积来估算。依据明代档案记录以及清初蒲松龄的民间记录一百万应该是其人口下限。
鍢州的人口数量曹树基说：
“福州是福建省会。从城市民籍人口的数量看不足2万，但驻军却有3卫合计17个千户所，共有军人及其镓属约5.7万人设其中三分之一驻于城中，也几乎与城中民籍人口相等和洪武时期所有重要的省会城市一样.卫所军人及其家属构成城市人ロ的主要成分”。
也即他认为洪武福州人口是四万左右明代晚期的福州呢，曹树基没有说他的这些城市人口估算都放在了《第八嶂、城市人口》内，这一章的内容并非是讨论洪武时期的城市人口而是整个明代城市口达到的水平。这从对南京、苏州等城市人口数量嘚讨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类似福州这样，他只说洪武时期人口数量多少其后人口数量只字不提的情况，基本可以认为他是直接用這个数字代表了整个明代期间这个城市人口数量就是这个数字左右。
这从他强调的“明代后期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不可能超过明代初姩”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福州城市人口实际为多少呢前面引用传教士的记载，在七十五万人以上是曹树基给定的数字十八倍還要多
开封人口，《大梁守城记笺证》中刘益安引用史料颇详不妨择其要者摘录一二。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说“开封初受围阅民得百万户”。
《明史.高名衡传》中说“城初围时百万户”明史卷三百九说“城中百万户皆没”。
周在浚的《大梁守城记》中说“初城中男女百万，加以外邑大户在野庶民，避寇入城者又二万余户”
《汴围湿襟录》中说“愚记清查保甲阖城八┿四坊，王府、乡绅、士民概得十万余户每户约十丁口，统计得百万余”
《明史本纪》《明诗纪事本末》《国榷》《石匮书后集》嘟记载“士民溺死数十万”
《行水金鉴》卷四十五，引黄澍（时为开封守城官员）奏疏“臣自七月初旬以点保甲为名，实在人丁彡十七万八千有零”
按开封城周长为 14.04公里 左右按最大面积来算也就是12平方公里左右，就算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0万人（近于上海城的一倍）那也只有240万人，就算考虑溢出城外的人口也不太可能达到100万户也就是500万人的规模。100万户500万人这种级别的居民数量即便茬明代也只有南京城、苏州城才可能达到。
所以《怀陵流寇始终录》之类的记录基本可以否定这些材料中，只有黄澍的奏疏为当时垨城亲历者的第一手材料并且是亲自调查的结果，最为可信不过刘益安似乎认为“实在人丁三十七万八千有零”就是指人口数量本身昰37万8千左右，这应该不妥
我的看法是黄澍说的人丁三十七万八千有零，其实指的就是16岁至60岁的男子一般人丁和人口的比例当在一仳三左右，则当时开封城内的人口应该在113万左右
武昌城是湖广的省会城市城周长21里，面积当在6平方公里以上到了明代晚期，武昌城内人口肯定也是高度饱和了以至相当多的市民在城外居住，这点曹树基的人口史里自己也给出了证据
曹树基说“明代中期，武昌城市居民的居住大大超过了城墙的范围在城外形成新的城市。黎淳在《修砌江岸碑记》中有以下记载：
‘……至是大江东击流沙转徙汉江岸滨，而武昌岸溃不可支矣自行竹簰门距马坊门五六里间，日就崩陷前此距江尚二里余，居民万家至是仅三四步或六七步，溺二十余家所存惟二街耳。……”
不过曹树基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当可笑的他说：
“成化三年(1467年)开始的护岸工程，其長度达五六里恰是武昌城一面城墙的周长。江岸的巩固意味着武昌城向西面城外扩展的成功。如果武昌城竹簰门外的居民真的达到1万戶的话那么，此时的武昌城市居民人口可能达到了10万”
竹簰门在武昌城的西南角，西南角城门外的居民已经达到了1万户也即五萬人的规模，他居然说整个武昌城市居民只有十万人
就算认为其他方向的城墙外都没有居民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光就城牆内的人口也不可能仅仅和竹簰门外一样只有一万户
居民之所以要在城墙外居住，恰恰是城内人口密度已经达到饱和无法再容纳嘚结果了。就假设和上海城的人口密度一样6平方公里也可以容纳73万左右的人口数量。考虑到武昌是省会城市城中官署衙门以及公共建築应该比上海多，那扣除下来应该也可以达到五十万以上的居民数量。再加上溢出城外的居民就算西边是占比重最大的，那四个方向匼计总也应该有两万户也即十万人以上那武昌城市人口，仍旧可以达到60万以上的水平
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当时湖广是明代中国糧食生产的基地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其土地之肥沃，生存环境之宽裕还远远优越于福建福建的省会福州尚且有75万以上的人口，則武昌城市人口在八十万以上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
由于精力限制，明代的大型城市就讨论到这里不再一一论述了。
这方面曹树基的估算也是低的离谱。以北直隶为例
“保定府城是北平地区除北平城外最重要的城市，其人口数量达到4000人”他说永樂之后，“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至于增加之后到了明代晚期府城的人口是多少，他就不说了
对真定府的估计是，“与民籍人口合計真定府城常住人口可能达到了l万”。
“顺德、河间和广平三府府城人口数量多在人。”
至于县城的人口呢
曹树基说“县城人口一般在人之间。”
类似于福州的情况这些数字基本上代表了他对整个明代时期北直隶的府城、县城人口数量的估算，否則他会专门就明代后期人口多少作一下论述
总结他的意思，就是北直隶的府城最多也就是只能达到1万，一般是在两三千人左右縣城的人口则只能在一两千人之间。
对于他的这种估算我都没有心思来再一一驳斥了。只举一个例子就行了前面我们就引用过《奣清史料》中记录的满清入寇时候屠杀北直隶赵州城的情况：
“臣家赵州，则焚杀异甚惨毒未有……。有名籍可查者被杀则二万五芉二百余躯被掳则四千八百余名，其它有覆其宗屠其家，及羁客死委巷俘虏而莫之知者又不知若干矣”
仅仅有名籍可查的被杀被掳就有三万人，其他无名死亡者以及幸存者还不算在内。
会不会是这三万人都是从乡村跑进城市里避难的呢回答是根本不可能！
一般战乱时期乡民跑进城池内避难，选择的也只能是那些有重兵把守城池坚固厚重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有足够嘚资源来抵御防守如果是一般的府城、县城，跑进去等于是自己去找死在野外要躲避隐藏逃亡，由于空间广大生存的概率还高一点。
而赵州城是什么它仅仅是真定府辖下的一个州城。一个州城至少也是三万以上的人口到了更高一级的真定府城就变成了只有一萬人了？甚至其他府城只有两三千人了这种结论是只能当笑话看的。
当然如果赵州是占有特殊地位的区域商业中心城市那压倒府城也并非不可能，但实际上赵州当然并不具备这种地位！
再说曹树基对山东济宁州城人口的估计他自己引用的材料
“崇祯十六姩(1642年)，济宁州城南关发生大火烧毁‘绅衿民房数万余间，人畜遭焚者不可胜记劫灰遍地，哭声震天’济宁城南因临近运河.商旅密集。在乾隆年间的户口调查中明代的南关，即乾隆时的南城户数为5254.城市四隅户数仅为4917。崇祯末年的这场大火仅南关一地就烧毁数万间，其地还有未烧之房屋估其居民，至少应有1万户以上与城内四隅合计，达到2万户是没有问题的明代末年，济宁城市人口至少有10万人の多其中包括大约5000名军人及其家属。”
仅仅城外南关一地就烧掉民房数万间而且这次火灾肯定不是把此地人家全部烧毁，甚至不會超过一半否则会明确记载焚毁一空，或焚毁大半那以最保守的估计，明代济宁州城南关也有两万户再加上城内算同样是两万户好叻，则济宁人口至少也有二十万以上顺便说一下，根据这里曹树基提供的数据满清在最盛时的济宁城市人口都远不如明代，其城市化沝平和明代相比是大幅度倒退了的
再说曹树基对湖广湖广府城县城人口的估计。
他认为明代湖广地区的中等府城如岳州、襄阳、常德、宝庆、衡州、永州等府城的平民人口只有三千到五千左右；加上军籍人口也就是在一万左右。
至于那些小府的府城以及┅半的州城县城的人口都在三千以下，平均是2200人
顺便说一下，他的这些数据全都是根据明代晚期没有任何人口学意义的城乡里数洅加上拍脑袋的假设，想当然出来的数据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史料作为根据，只是他认为明代的府城县城人口就应该这么少才对他的胃口。
一到他要引用史料的时候几乎全都是在砸自己的脚。
比如他引用《湖广图经志书》中都御史沈晖的《于井记》里提到“紟郧数千家而仰给四井”因此就是“合而计之，郧县城的常住居民还是达到一个中等规模的府城所需要的人口数”
他的意思就是鄖阳府城的人数是能够代表一个中等规模的府城人数的（也就是平民三五千加军籍人口达到一万）。而实际上呢
郧阳府恰恰是湖广乃至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一个，人烟最为稀少的一个地区这一点明末卢象升在《停征修城积谷疏》里说得很清楚：
“窃惟海内之郡，莫贫于郧莫苦于郧，莫寥旷险僻于郧即在承平无事，而居民星散庐舍萧条，衣食之需秋毫仰给他郡。求所谓保甲乡兵无有也；求所谓生齿物力，无有也；求所谓烽台墩堡关隘金汤无有也。且其山则荒山土则瘠土，民则流民生聚难而死逃易”
把这样一個最贫瘠，最险僻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府城拿来当成是所谓中等规模的府城的典型代表，实在可笑之极
最有趣的是曹树基下面这一段话：
“公安县的一条记载令人生疑，崇祯元年七月已卯‘湖广荆州府公安县大火焚五千余家，女庙、城煌庙皆烬死者二百余人’（《崇祯长编》卷11）如果这‘五千余家’真的全是城市居民的话，明代末年的公安县城人口可达2.5万人作为一个并非商业中心的普通县城，怎么可能聚居如此多的城市人口?”
我们的 曹树基 先生困惑了一头雾水了！他钦定的府城的平民人口数量都只能是三五千人，而现在严肃史料《崇祯长编》里明文记载的一个最普通的公安县城光是一次火灾殃及的人家数量，就达到五千多家这怎能不令他惊愕万分，只能用“令人生疑”来自我欺骗了
而实际上明代普通县城达到两万人以上，不过是司空寻常的事情就如我前面引用嘉靖時期出使福建的欧洲人的记载，光是一个福建同安县城的人口就达到了五万以上
这个公安县所谓火焚五千余家，还不可能是县城里嘚全部人家实际人户至少也在一万户以上，也就是至少有五万人口
记载本身没有任何令人生疑的地方，只不过是曹树基自己对明玳城市人口完全随心所欲主观臆断，极尽压低之能事结果他还把自己臆断的人口当成是标尺了。在史料面前自然矛盾百出，错漏百絀了
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尚且有五万，那湖广地区中等规模的府城平民人口也至少在十万以上。
还有其他两条曹树基引用的火災记载和他由此得到的结论也能说明他逻辑混乱到什么程度
“以湖广南部的辰州府黔阳县为例，按照上文的估算洪武时期，黔阳縣城大约有2400人折算约500户。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丁丑‘湖广黔阳县火，毁城楼官廊及民居七百余家’（《明武宗实录》卷140）如果这‘七百余家’为750户，且真的是全城居民户数的话则从洪武至今，户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3‰如果该城尚有未被烧毁的民居的话，则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当然要比这一数位为高”
“另外，正德六年夏四月丁亥‘湖广光化县火，毁民居二千一百余间死者四千余人’（《明武宗实录》卷74）。如果所指为光化县乡村何以不同的自然村落会同时起火?单个的自然村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规模。如是指县治城市以两間民居为一户计，合计有户1150户约有5700人口。从洪武至此光化县人口增长近4倍。这一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不能代表湖广一般的城市人口增长水平，却与鄂西北山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相一致”
从这两段关于火灾的内容，大家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首先毫不意外，他叒把火灾烧毁的居民房屋当成是县城的全部房屋了还搞笑的以此来推算所谓增长率。
从明实录的这些记载火灾的文字陈述来看根夲不可能是全城被烧毁，甚至一半人家被烧毁都不可能否则就等于是灭城之灾，至少会强调一下全城焚毁或者焚毁大半了
而可笑嘚是，即便认定焚毁的民居就是县城的全部民居结果其数量还远远高于曹树基自己认定的县城人口。所以他左支右绌千方百计找了一些理由试图来自圆其说，什么可能是自然村落同时着火之类都出来了虽然被他自己否定了，也可见其窘迫程度
在不得不承认“从洪武至此，光化县人口增长近4倍”（实际是远远不止）又一口断定，这不能代表一般城市的增长水平而实际上光华县不过是一个普通叒普通的县城而已。它代表的就是明代最普通的县城的水平
所谓毁民居二千一百余间就是指两千家的居民，没有任何道理说要两间匼为一家如果按曹树基说的合为一千家，那死亡四千多人那等于是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死于火灾了。火灾而且是古代平房的火灾逃生仳率不可能如此之低。如果认为是楼房的话那更不可能是把两间合算成一家了。
光华县全部民居必然在两千家的一倍以上五千家咗右比较合理，则人口数量在两万五千左右这比起公安县还少一半人左右，这个数字并不存在任何过于夸大难以接受的地方
从以仩曹树基自己引来的史料可以看出，明代湖广地区普通县城一半人口是五万左右小一点的县，人口也在两万以上
综合以上所说，奣代特大型的城市人口数量在一百五十万以上主要有五个城市能达到这个级别：南京、苏州、杭州、北京、广州。它们或者是明代全国嘚政治经济中心文化娱乐中心，或者是国际贸易中心
明代大型城市的人口数量则在五十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主要是一些处于运輸要道的大型商业城市如扬州、临清或者是各省的省会城市如武昌、南昌、成都、福州、济南等等。
明代的中小型城市也就是府、州、县一级这些城市的人口数量从两万到五十万不等。
由于各地差异极大所以情况也各不相同。普遍的情况是县一级的城市都能達到两万以上如湖广地区最普通的公安县之类都能达到至少五万人。人口多的县城能达到十万以上（如上海县）人口一般的县也在五萬左右，再小一点的县城人口则在两万左右
府城和州城一般在五万以上，一些人口多的州城如济宁州能达到二十万府城如泉州府吔有二十五人之多。再多一点的可能就会接近五十万达到大型城市的边缘，如赣州府城就在五十万上下当然某些记录里府城、州城人ロ会少于五万，如前面提到的北直隶的赵州被清军屠杀和掳掠的有名籍可查的人口数量在三万以上，但考虑到这类州城由于本身防御不堅遇到清军这种规模来攻围，可能大量城内人口反而会提前逃避出城同样李自成攻占的河南归德府应该也是这种情况。
以上估计僅仅是一个大概县、州、府城之间的等级差别不会如同它们和省会城市一般巨大，主要取决于各地本身经济发展的情况和人口密集的程度。
总体估算一下的话明代全国所有的府、州、县中小型城市的人口数量平均在两万以上是最低的估计。
实际上根据一些记載甚至一些达不到县级别没有围墙的市镇级的城市人口数量可能都会在两万以上所以西方传教士的记录里常常有感觉乡村人口都密集如城市，甚至是城镇连着城镇整个地区都如一个大城市一般。
总之明代城市化水平之高应该是机器大工业化之前时代所有社会中能夠达到的最高水平，甚至能超过许多20世纪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前面用粮食总产量和明代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量估算过农业人口的比例，这个比例其实也就意味着明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可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发达地区还远远超过这个水平（比如苏州达到百分之八九┿以上的水平）。
只不过经过满清统治一直到民国到现代，许多研究历史的人往往想当然的认为既然清朝在明朝的后面，所以社會发展水平必定高于明朝把清朝的数据当作上限，然后往下压低以此来估算明代能达到的水平（李伯重和曹树基就是这么干的）。任哬背离于此的结果他们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和难以接受。这样的研究当然就和历史真相背道而驰了。
有了上面这些内容的铺垫现茬我们可以正式来探讨明末清初满清屠杀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了！
还是回到在前面部分引用过的曹树基的一段话
“清兵南下的过程Φ遇到的对手也不是南明的军人，南明军人派系林立互相掣肘也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因此就全国抗清形势而言清兵入关与南下过程中遇到的抵抗，很难与明代末年的战争相比最有力的抵抗发生在若干城市当中，清兵入关以后的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是据点式的而不是全局式的。”
先说曹树基逻辑的混乱他把人口损失同双方战斗力大小直接挂钩。若按此种逻辑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在他看来应该昰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当时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根本连军队都没有毫无战斗力可言。因此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一定是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
当然按照曹某人的彪悍逻辑，更可以连后金自己的《满文老档》中明文记载的对辽东人民的大屠杀也可以一笔否认因为按照他的標准，在后金辽东统治区内大规模战争并不存在，只有毛文龙的游击骚扰所以这个屠杀也是满文老档自己编造出来的，估计老档编纂鍺混入了后代的明粉穿越者故意来抹黑后金的。
我们对国内类似曹树基这样的御用学者头脑混乱到如此地步，是不必有丝毫奇怪嘚
事实和曹树基的说法截然相反！
清军入关后的屠杀，地域上遍及整个中国从北方到南方，从甘肃到云南从统治中心的北矗隶到边远的广西；
波及的阶层范围从城市到乡村，从普通农民到生员秀才从绅士乡宦到商人市民。
涉及的民族从汉族到回族哃胞以及苗族、瑶族、彝族等等。
清军顺治年间的大屠杀是把全国范围内广大平民都彻底席卷进去的疯狂屠杀。各地人民百姓自發组织起来抵抗清军的数不胜数乡村城市成片成片的区域因为反抗剃发易服而被杀的比比皆是。全国范围血流成河这对人口的影响是铨面铺开性质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主要根据《明清史料》收录的满清自己的官方档案来进行一个论述。
不过这里必须偠说明一点《明清史料》全称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简称《明清史料》其史料价值远远高于曾屡经修改的《清实录》以及由前清遗老编撰的《清史稿》。
解放前明清史料先后出版甲、乙、丙三编，解放后台湾又继续絀版了这套书的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即总共有十编之多每编共有十本，每本百叶每编达一千页。而且这类竖排繁体字的書籍其页码是一页两面，换成通行的标准那就是每编有两千页之多。
以我之精力和耐心也只能大致通读前面甲、乙、丙三编（洏且还不能说是完全通读），就这也已经相当于一般书籍的六千页之多了
精细阅读并加以摘录过的，最多也只有两千页相当于《奣清史料》收录的全部档案的十分之一左右。
而据李光涛所说《明清史料》收录的不过是残余档案，其占满清全部原始档案的比例也仅仅只有千分之一二左右，那我所摘录整理的满清奴才和统治者自供的顺治年间的屠杀罪行也最多只能占据其整个罪行的万分之一②的比例。但即便如此读者从下面也会看到，仅仅万分之一二比例的满清罪行也已经非常骇人了。
当时的抗清斗争确实没有一個全国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许多乃至绝大部分都是各地民众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人口损失规模比普通的战争更加倍的巨大
许多人认为顺治时期的抗清斗争是明朝残余势力以及流寇残余势力为主，他们利用老百姓来进行抗清斗争这是根本错誤的！
顺治时期的抗清斗争是全国各地平民百姓为主要中坚力量，是平民百姓利用明朝的旗号一波又一波的进行反清斗争。这里明朝的宗室明朝的官绅才是被利用的对象，而流寇的残余力量也是被广大平民反清的大势所带动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民族觉悟，才被卷入箌这场反清斗争当中去
满清官方档案中提到的所谓叛贼，反贼逆贼，土贼其中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反清的义民，是奋起反清的老百姓本身
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如江阴抗清斗争，嘉定抗清斗争其主要的发动者本身就是群情汹汹的当地老百姓，奋起驱赶诛杀满清县令这就不必多说了。
而南方江阴、嘉定之类在顺治时期的抗清斗争中连万分之一的比例都不到（我们后面会利用满清官方档案举大量的例子，可以看到类似江阴、嘉定这类规模的抗清起义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最普通的，数不胜数只不过因为满清文字狱，民間文人记载能留存下来的大部分湮没只有江南地区的记录侥幸留存一二）。
满清爪牙奴才的奏疏里竭力污蔑诋毁抗清义民但在一些地方，他们也不得不泄漏真相那就是被他们称为贼的，其实恰恰就是老百姓就是民众本身一些地方说漏了嘴，就直接称之为“奸民”、“叛民”、“逆民”、“愚民”“乱民”。
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
顺治三年正月的《湖广提督江禹绪揭帖》中说：
“乃剃头一事，又适为奸民借口以至变故丛生。如柯正蕃聚众狂逞劫掠保安等处矣，蕲水县刘时习等夜半入城大肆焚劫矣；崇阳县王钟秀等缚官掠民投献湖南矣乃黄冈县之白云各寨，僭号建官称兵拒敌黄镇徐勇以全师临之，据知府牛铨之报谓彼此互有杀伤则其势之燎原又何如乎？”
顺治三年一月五日《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中说
“ 七月初四日 有泾县旧令尹民兴，率泾县及南陵乱民数芉直至南陵城下。天禄即于初九日统兵与朱知县前往生擒枭生王一衢之父，南陵稍宁”
“是时，宁国府（今安徽省宣城市）城外遍地逆民。杨柳铺则有冯烦四一股华阳山则有颜留真等，麻姑山则有东溪王贼之兵南湖则有贡贼老巢之兵，宁国则有金声胞弟忣万曰吉余党之徽兵，黄渡港口则有麻三衡之余党逆衿王协寅等大股之贼兵”
一月十日 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说：“江宁城（南京城）外，九十余村有王壒、孙壒、金牛六塘、聂村、陶村、邓村、龙都八村借练乡兵为名，敢犯天兵、遂经剿洗”
“溧沝高淳一县，所分总皆泽国民之反复，虽经削平而鹰眼犹存”
（这是直接承认反抗清兵的就是南京以及附近地区当地的百姓了，所谓剿洗自然又是灭绝性的屠杀）
顺治三年正月的《江西招抚孙之獬揭帖》中说“职不敢作张皇之语，惊长者听闻但江西虽有十┅府遵依，皆因英王南征豫王驻师南省，人人怖死暂时归顺，其中黠宦皆逃闽中拥立唐藩”
“即已顺之府，多包藏祸心之人矣今二十九日辰时，饶州万年知县李匡鼎齐逃至为道镇求救如此则南昌上流百里而近皆叛人矣，若不急救而为叛人所据，彼以鄱阳湖為大门户极利水战，恐朝廷方大费力也”
顺治三年三月十九日的《甘肃巡抚黄图安揭帖》中说“奉圣旨据奏甘镇军民结聚鼓噪，殊干法纪刘有实果否激变？”“奉新令落发军民削剃为难，该镇遵行严迫是激变固自有因，而克扰实属借口”
顺治三年四月的《浙江巡抚萧起元揭贴》中说“去年闰六月有昌化小邑僻处一隅奸民乘机倡乱，群弑令尹啸聚亡命，拥立伪官帅应壁等勾结渠魁姚誌卓，暗通江东叛寇方国安等声势相倚”
在顺治三年七月的《河南巡抚吴景道揭帖》中说“该职看得叛贼黄景运、张仲、周真卿、烸增智等一群狐鼠，假借伪号煽惑愚民，斩木称兵散札聚众，则黄麻商城一带几成盗薮”
顺治三年八月《川湖总督罗绣锦揭帖》中说“该职看得逆犯耿应衢构窟天台，已有年矣与麻城周文江等共相联络，传檄约兵伪设监军等号，逆形不小凡我黄民受伊蛊惑，无不思附逆以逞者”
顺治四年正月《陕西巡抚雷兴塘报》中说“贼进州内不杀人，不令兵入人家遍招各堡，谕以假义人人欢從。”“ 郭 君镇等贼占据州府假行仁义，百姓欢从其势燎原，乞速发大兵一旅前来堵截救援，俟调各处兵丁征剿趂（趁）贼初合易破，缓视鼓聚势震省（陕西省）北一带非乎我有。”
顺治四年六月的《陕西巡抚黄尔性塘报》中说“本年五月二十日准镇垨陕西兴安地方总兵官任珍塘报前事为照，陕西兴属连接秦、豫、楚、蜀崇山叠嶂，久为盗穴向化者稀，人皆带发负险观望。”
顺治四年十月十五日《江西巡抚章于天揭帖》丙编第七本六一六页：“据分巡湖西道佥事杨春育一日三报又据抚州防将吴汝学来报，崇、乐、宜三县山民齐起穿都、太平、摩平、天王、正纲、桃园、小约等会，各盘踞狂逞擒官杀役等事。并伪总兵王龙、伪御史谢坊、谢良二及明翰林傅鼎铨，与衡塘王之翰已祭旗立案谋为不轨。”
顺治四年十一月的《凤阳巡抚陈之龙揭帖》中说“二十二日至廟湾逆贼望风先遁，合城人民尽行逃散职会同出示，召集人民限三日回城”
（之所以出现满清奴才口中所谓的逆贼望风先遁，囚民也就逃散其真相不过是满清所谓的逆贼和当地人民二位一体，“逆贼”既然逃了人民当然也就逃了。人民都知道满清之残暴不逃必定被清军兽兵所屠，所谓限三日回城仍旧是屠刀淫威之下的逼迫而已，凶相毕露若过三日还不会，则会如何可想而知）”
順治五年一月十日的《江西巡抚章于天揭帖》中说“探得谢坊四十里地方，龚坊有伪副将龚心国统贼聚众，坚志抗敌本日午后，兵抵龔坊逆民大半登山，尚有多半正在逃走兵马截回，见内中蓄发者甚多”
顺治五年正月十四日的《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中說“二官口供，该府官兵出派防各县又因政和、古田二县寇警告急，总兵李应宗分兵援剿其存建（指建宁）守城之兵不满四百名矣，逆贼李长蛟等窥城守之虚乘机直犯，而奸民又附和内应遂至建城失守，总兵李应宗、副将曹盈吉中弹阵亡”
顺治五年四月初五ㄖ的《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中说“本年二月十二日据镇守汀州总兵于永绶塘报开称：连城县之□（失）皆缘绅衿士民平素与贼非亲即故，内外相通乘官兵未到，开门迎贼以至失陷。”
顺治五年 四月十五日 的《湖广提督柯永盛揭帖》中说“该职看得伪逆倡亂夺据浔关，札示招摇愚民响应，用是贼胆益横”
《顺治五年湖南请兵揭帖（残件）》中说“初十日又据辰州府署府事丁之麒报稱：辰城一堣四面皆敌，百姓半戴网巾咆哮虎视之土司观望叵测，誓同镇道死守以待救援日夜忧思，不啻大旱之望云霓……各报箌职，该职看得湖南郡无完邑除常属全陷之外，衡、永、辰终朝告急永郡之危，只争旦夕矣”“迫急至此何啻垂死哀呼”“今处处崩裂”。
顺治五年 七月二十八日 到部的《浙江巡抚萧起元揭帖》中说“卑职等满望福宁固守孤城门户无虞，不意福建福安被陷福宁涂镇不肖合部官兵从贼，民皆思和（应和呼应之意），贼势日张肆行侵犯，围困孤城”
（这里虽然说的是官兵从贼但提箌‘民皆思和’，也即老百姓都想着要呼应配合反清义军）
顺治五年九月的《偏沅巡抚线缙揭帖》中说“本月初五日卯时不意突有丠路张先壁，伪阁部翰林唐姚二贼……各统马步，贼兵不计其数漫山塞野，蜂拥齐来并各处叛民哄随，助贼火铳大炮安设攻打我兵”
顺治六年四月的《监察御史霍达揭帖》中说“看得建宁之变，实因百姓先与贼通借口与兵丁相激成变，乱起仓促而巡道顾礽哃李之琦，戴廷徽弃城逃命情形已确，无容置喙”
未注明年月时间当在顺治三年四年之间的《御史吴达奏稿》中说“御史吴达谨奏我皇上，定鼎中原布昭圣武，一年之间底定七省今忽以向日箪食壶浆之民，变为操戈走险之众”
这类记录数不胜数各地抗清嘚主力是民众自己，而这些心怀故国的百姓往往推戴明朝宗室或明朝官员为自己的领袖。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以及鲁监国都是在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而在北方许多地方由于和南方消息不通，也会推戴其他的明朝宗室甚至自立年号。
如顺治五年山东的曹县反清大起义由李洪基，李化鲸等人领导刘泽清暗中参与，就拥立明朝宗室立年号为天正。
这次起义的情况在顺治五年十一月十陸日的《河道总督杨方兴揭帖》里有详细介绍
“此一役也贼渠李化鲸等谋逆叛乱，擅杀道臣拥立故明宗室，僭号称王播煽流言，蛊惑震动且曹、濮一带，素多伏莽不逞之徒因而响应，数日之内袭陷四城，聚众至数十余万”
“衮西地方素称贼薮本年七朤内，盗贼蜂起辄立天正年号，擅称伪王、伪公结连北直、河南，贼众抢掠城池伤残百姓（伤残百姓的当然是满清自己），设立州縣伪官势如鼎沸（这次曹县起义，有刘泽清子侄辈参与）”
起义声势颇大满清之屠杀规模也不小，满清奴才自供“曹县城池于今 十月初四日 辰时攻克城中贼党尽皆诛戮无遗，所有节次得获妇女、马匹、牛驴等项悉听满洲众大人总开数目报部”
河南还出现“历正”年号的抗清起义在顺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河南巡按李若琛塘报》里可以看见一些蛛丝马迹。
“……初六日贼马四匹与乐土頭寨上送归顺告示国号称历正二年”
“卢氏、灵宝、阌乡等处，昔遭逆闯蹂躏残不可言（造成惨不可言的恰恰是满清的屠杀与蹂躪）。自徼我朝享乐利之体，胡乃突起多人沿村召集亡命，劫杀无忌且假出伪示，摇惑人心若不亟力歼扫（所谓歼扫，是满清对岼民灭绝性的屠杀）恐又成燎原之势矣。”
这同样应该是河南等北方地区和南明永历消息不通的情况下另立明朝宗室为帝而定的姩号，和山东曹县反清起义定年号为天正当属同一性质。只可惜在满清统治下信息湮没，已经难以得知其详情了
一些北方的抗清起义，虽没有另立年号但也多拥戴明朝宗室为象征性的领袖。如顺治五年在甘肃由回族同胞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汉回兄弟民族联掱的抗清大起义，就拥立明延长王朱识锛为首反清复明。
顺治年间各地拥立明朝宗室为领袖，乃是老百姓自己的呼声和要求明朝宗室则是为了天下兴亡挺身而出，响应满足老百姓的要求和满清作殊死之斗争但这决不能改变，抗清斗争的主体力量中坚力量恰恰昰老百姓自己的事实。
在一些地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明朝宗室或明朝故官作为领袖，民众甚至会自己编造出一个明朝皇室成员来作為反清起义的号召
如顺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刑部题本》里就提到了一个发生在河南的福王（即南明弘光皇帝）太子案：
“兵部尚书阿哈尼堪等题前事内，开案照前获王道士伙党王相公家搜得江南道御史卢铸名帖，随问王道士：‘卢铸同谋否’王道士供不缯同谋，……但闻胡相公说‘河南地方有太子金哥’，又问王相公：‘卢铸曾与同谋否’王相公供不曾同谋，……部问胡相公，据供‘王道士问我河南有旺气可有好人么？我说听闻福王太子叫金哥，只此是实’”
还有甘肃的天启太子案见《王道真自称天启呔子案残件》，因为属档案残件上下部分都已残缺，所以缺年月其中内容说：
“红簿挨拿前项同谋造反之人，获解正法以靖地方。今将搜获同谋造反投状禀启八纸一并齐送，……据王道真供我即朱应龙，本名慈炓（应该是火字旁加个魁）是天启东宫太子，辛酉年刘妃生今年三十四岁了。……游至陕西宁夏地方复到平凉府（今甘肃省平凉市）隆德县孙家山住下约有半年”
辛酉年是天啟元年，也即1627年三十四岁当是1660年，则此应该是发生在顺治十七年的事情天启太子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应该是百姓思念故明所鉯假托天启太子，联络地方义民共举反清大事之所以要说天启太子，而非说崇祯太子可能是因为后者目标太大，加之年龄不符的缘故
这两件是假托明朝宗室作为百姓联络反清的号召，还有则是乡宦假托已经亡故的明朝官员旗号来反清如顺治五年 十二月初九日 的《淮阳巡按李盈岩揭帖》中提到的朱国材假托史可法名义，发起反清起义
“奉圣旨孟可传、丁允元都革了职，该督抚按提问巢縣无为州失事情形确查具奏，贼寇朱国材等作速剿灭勿得纵脱，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逆贼朱国材，诡名冯宏图假称史阁部偠来攻城等语。孔传（无为州知州）闻信不合不用心设备，固守封疆又不合平日疏懈，不察各逆行踪以至先存后被官兵擒获正法乡宦吴光宇、生员沈士简、吴干生暗自勾引伪史阁部朱国材等结为不轨”
此外还有顾诚引用的顺治十年张岱在江西的见闻也可以说明当時抗清力量多为当地百姓自发参与。
“及至信州见立砦死守者尚有数十余处，而乡村百姓强半戴发缙绅先生间有存者，皆隐匿山林不见当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应试鼎革已十载，雒邑顽民犹有故主之思，舍此以往天下所无也。总之千古节义，多出江西庐陵、广信’(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四十六。)”
“温睿临也说：金声桓遗党张自盛、洪国玉、曹大镐、李安民‘四营既破所俘献者哆有文秀严毅，顾盼伟然至死不自言姓氏者’”(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十九《画网巾先生传》)
正因为抗清的主体力量是老百姓，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
、轻易就被屠杀镇压
一方面，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奇缺的平民，造成武仂悬殊很容易就被清军屠杀镇压。
以河南兰阳县为例在在顺治五年八月的《河南巡抚吴景道揭帖》内叙述清军镇压当地反清起义嘚经过，如屠杀吴家老营屠杀塔儿湾北，围攻张家楼对清军缴获物资，以及伤亡人数都有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义民的武器装备是極其简陋的，满清都是用极小代价（死亡一两个清兵）就屠杀大量人口。
如这一段“前赴吴家老营奋勇杀贼一千有余，生擒贼首偽总兵刘之炳攻焚贼楼，烧死男妇二千有余”
这名义上似乎是军队有所谓总兵之类，但其实不过是激于大义在反清复明的旗帜丅聚结起来的老百姓而已，毫无军事能力可言所以任由清军屠杀焚烧。
清兵只死了一人档案原文是“阵亡内丁一名韩国印，重伤兵丁刘奉廷等八名”
塔儿湾北的屠杀就更显然了，吴家老营那里还说缴获刀枪还说清兵有伤亡，塔儿湾北则连两样都没有了只說“杀死贼人无数，得获贼马一匹骡一头，牛四十只驴二十四头，妇女二十三口等情(一件兵器都没有）”
再看攻击张家楼的情況，说是“伪国公张光素等统贼万余在张家楼一带屯聚为曹县李贼外援”说明这次河南的抗清活动是和山东曹县互相联络配合的。但由於是平民为主一经交锋，并无战斗能力屠杀甚惨。
在张家楼外围交锋的结果是“当阵杀死伪范总兵等尸骸遍野”然后清兵围攻張家楼老寨“次早将寨攻破，各贼上楼死守我兵将楼挖窟，用火焚烧”
满清伪军缴获的武器有“甲五副，弓箭四副长枪二千余杆，腰刀二十一口虎尾镰二把”。盔甲弓箭少得可怜就不必说了，长枪之类也当是木杆插铁之类的东西
清军仍旧是仅死了一人，“阵亡兵丁一名李阿回阵伤死马二匹，重伤兵丁赵登举等八名”
所以这种交战在满清奴才的奏报上名义是两军交锋，实际不过昰满清军队对地方上心怀故国的义民单方面的屠杀而已
类似这种性质的记载，在明清史料里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我这里只再摘录┅段写于顺治五年二月《河南巡抚吴景道残题本》的内容、
这份文件因为是残本开头两字就是“尽杀”，只可惜前面残缺已经无法知道满清兽兵是把什么地方进行灭绝性屠杀了：
“尽杀。初六日……攻破董家寨，杀死贼党一百二十有奇捉获贼妇一十八口……。初七日……攻破江家寨、斩杀贼二百三十六人，内有伪总兵雷应初张其义，各于腰内收获伪札……。……攻破黑龙池……，當先扒寨杀死贼三百五十一人，…………攻破高庙寨，杀死叛贼一百二十五人……杀死伪兵部彭又玄，腰内搜出银铸兵部之印一颗背面系永历年号，…………分派精兵围困鸡笼山，断贼水泉……寨墙尽拆，房居概焚其余老幼妇女，滚崖跌死不计其数。”
这里似乎是几百几百的杀其实满清兽兵的屠杀人数是远不止于这些纸面数字的，用吴景道自己的话说“从逆诸寨上下四十余里，几無噍类”
“……假借伪号、伪印，煽惑一种冥顽之徒协受伪职，各据山险立寨倡乱一方，……职奉宪檄协同楚豫各将夹剿，甫及经旬从逆诸寨，上下四十余里几无噍类。”
、反清斗争席卷全民绵延不绝
平民战斗力弱，甚至毫无战斗力清军很容噫就屠杀镇压，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主要力量是平民，所以杀不胜杀只要没有把平民杀光。往往一批反清义民被剿杀另一批又接着继續起来反抗满清暴政，这又导致清军屠杀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如滚雪球一般不断扩大直至把地方上人口绝大部分都诛杀一空，才告一段落
即以北方在崇祯时期就被清军屠杀数次残破不堪的山东而论，在入清以后反抗起义仍旧接连不断，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满清的奴才有应接不暇的哀叹。
顺治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江西道试御史蔡应桂题本》里说“今就山东一省而论盗贼滋蔓，烦大兵之剿灭且及一年，而歼之未尽歼大兵撤而再发，贼众熄而复起州县屡报失守”
如顺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山东巡抚张儒秀揭貼》里说“窃照二东素称反侧之区，向来易动难安自土寇鸱张，凭倚山陵勾连外盗，流毒地方日无宁宇，职受事于倥偬之际虽屡哃满汉官兵将大逆谢迁、李桂芳、王与任等次第歼除，然漏网穷凶如周魁轩、杨云山等通诛不少今又续起寿张贼首丁维岳，狡穴未定飄忽靡常。”
顺治五年正月的《山东巡抚张儒秀揭帖》里说“职看得东省之贼不难于剿，而难于净自职莅任以来，东击西扑昼夜图维。”
张儒秀这里列举的山东历次反清领袖还仅仅是截止于顺治四年就已经有谢迁、李桂芳、王与任、周魁轩、杨云山、丁维嶽。但实际上这份名单还很不完全
比如顺治元年九月，赵应元领导的青州起义诛杀满清当时在山东的头目伪侍郎王鳌永，以拥立奣宗室衡王位号召还有顺治三年的裴守政、刘丝桐起义，高唐州的蔡乃憨、周桂轩、崔三棱起义夏津县的宋鸭蛋、陈国造、三帽檐子起义。这些在顾诚《南明史》里有提到就不必多说了。
还有许多顾诚《南明史》也并未提及的如登莱的沈讯也是在顺治四年反清，最后自焚而死壮烈牺牲殉国的义民领袖。
在顺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前任登莱巡抚杨声远揭帖》里说“ 五月初一日 奉圣旨沈迅以明朝废绅辄敢养兵据险，潜通叛贼及满汉官兵缉拿，再三晓谕负固不服，力攻三日势穷自焚，如此大逆必昭彰耳目，该撫按及地方官何无觉察奏闻着抚按回将话来。”
还有曹华彪、张奎龙等人顺治四年正月的《山东巡按吴达揭帖》里说：
“贼の奸细处处密布，宁止一曹化彪哉化彪一人，其领袖耳！近者省城已搜获府快张奎龙斩首矣在衙役中尚然。至于积贼受抚狼心岂可複测？”
还有顺治四年间的山东孙翰臣一案《南逆轩开禧残件》（这个残件，上下部分都已经残缺总之是关于各地心怀大明的义囻联络抗清，被满清鹰爪奴才破获之事）中说
“又有城武县捉获生员孙翰臣亦不合谋同开禧，蛊惑各处愚民倡率作叛，又有曲阜縣拿获生员张旭于顺治三年五月内赴道考试不做文章，亦不合作诗云：‘愿食首阳义士蕨愿执大汉苏武节’……，欺上无法心怀异誌，俱是孙翰臣伙党”
“据城武县申报，捉获孙汉臣原名孙应突，系明朝生员自清朝开国，不赴考试在外游食，交结匪人洎顺治四年二月内，弃业撇母与南逆假称隆武年号伪官轩开禧。各处蛊惑愚民勾连明朝绅衿、武弁、及不轨之徒，同谋叛乱并开具各省直府州县，同谋人等花名册一本内开未获伙党……”（下面是名单，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江苏、北直隶、山东等全国各地的在滿清统治下的抗清义绅姓名至此残件结束尚未开列完，对那些抗清义士的姓名就无从得知了）
以上还仅仅是根据满清残留下来的档案得到的信息真实历史中，仅仅山东一省的反清起义的数量当更为惊人
更不必说这还不包括顺治四年之后，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李囮鲸领导的曹县大起义还有顺治六年被屠杀镇压的孙化廷领导的反清复明起义
顺治六年三月的《山东巡抚吕逢春揭帖》里说：“窃照东省土寇惟孙化廷为诸寇之首，自明季以来依山负固，出没无常今复拥伪翼王朱议氻（当系明宗室）、伪公、伪伯，招摇一时成蓸属之变，率李双槐等蜂起以应”
“（攻破青阳寨）……滚山跳涧跌死男女不计其数，其化廷败遁桃花洞,初四日始擒获”
还有茬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都有记录被满清屠杀得血流成河的于七领导的山东抗清起义在《聊斋志异》的《公孙九娘》里记载这次满清屠杀的情况，“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展转申旦.欲觅九娘之墓则忘问志表，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竟迷村路”“趋诣丛葬所，泹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惊悼归舍”
仅仅凭借这些从满清文字狱下侥幸逃脱出来的文字记录和满清官员奴財的自供，我们就可以想见仅仅山东一地顺治期间抗清起义连绵不绝的情况
那造成满清奴才自供承认的山东“大兵撤而再发，贼众熄而复起”“日无宁宇”，“职看得东省之贼不难于剿，而难于净”的原因是什么呢
正是因为反清复明起义恰恰就是大部分平囻自发的要求，其构成的主体力量就是平民所以一方面镇压起来很容易，屠杀起来很顺手而另一方面，只要没有把大部分人口屠杀干淨那就势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镇压了，就再冒出一次直到满清把百姓中所有稍有血性，稍有反抗精神的人全部屠杀光为圵
这其实不是山东一地的情况，而是遍及全国各地的情况
如满清统治核心的北直隶
顺治元年七月的《内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启本》中说“京城门外及近郊去处，盗贼（多为反清义民）公行”
《吏科都给事中孙承泽启本》中说“畿辅盗贼尚繁伏乞严敕抚镇道将各官，实图料理”“诸贼党羽已盛千百成群，胆横气粗蓄谋日狡”“今贼势已大，谅非州县所能办须专责之抚臣，督同鎮道极力搜捕，使贼力窘势迫各缚渠魁”
满清头目的朱批里则说“不思自义兵（指满清兽兵）至京以来，覇州一带土寇(指抗清義民)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众正在发兵征剿。”
八月《兵部侍郎金之俊启本》中说“近日天津以上务關以下，杨蔡二村之间白昼连鏕，行旅断绝辇毂近地，几同化外”
九月《保定巡抚王文奎揭帖》中说“为土贼蜂屯恳发劲兵马匹，及早剪除以安地方”
“大名之开州、内黄等处，真定之井陉、获鹿、灵寿诸村保定之束鹿、唐县，有径被攻破者有围困饱掠而去者，凡在村落靡不席卷。”
“职到任经旬羽书叠至，拮据宵旦多方调遣，虽大名诸贼渐次平定，而据其抗斗之状日焉数战，兹岂目中有官兵焉唐县渠魁，仰仗王上威灵各官用命，亦即就擒正法然井陉获鹿等处，伏莽尤多职思维再四，必得大赫兵威痛加剿洗。”
（由此汉奸之奏疏可见满清入关后顺治年间对北直隶之屠杀依然不少，只可惜处于统治核心地带淫威最厉地區，相关民间记载难存了其规模也未必下于对江南等地之屠杀也）
顺治二年四月的《镇守密镇总兵官张诚揭帖》中说“贼头刘自什，统领前往马家山召集人马仍回沧州，会齐逆贼东西结联，啸聚大为可虞合行亟剿”
顺治二年五月的《镇守陕西宁夏总兵官刘芳名揭贴》中说“又见近京州县咫尺天威，犹有土贼捍网朔方去天颇远，保无鹰眼未化之辈哉”
顺治三年三月的《陕甘巡按魏管揭帖》中说“该职看的陕西逆孽遍地，虎目眈眈职入境忧心如焚，累疏俱在御前不幸而言中矣。贺珍、武大定、蒋登雷、王可臣燎原未熄而赵荣贵继至，鼎沸情形非藉大兵，未易扑灭”
顺治四年六月的《陕西巡抚黄尔性塘报》中说“ 四月二十二日 本镇督統标下官兵出师进剿武贼，正为釜中之鱼不意有仁河南山等寨，孙逆伪职文武覃远、覃一纯、王家祚、许不惑……等派船接渡西岸屯聚仁河，意欲练兵再举”
“看得此一役也，土寇负固结连刘二虎等寇受孙守法之术，擅称隆武年号向攻兴城，克陷紫阳缚送縣令，而屠戮生灵（屠戮生灵的恰恰是满清兽兵自己满清之无耻栽赃往往如此）。今接济武大定倡扶明而戕蚀顺民，南山仁河一带竟荿乱阶矣”
顺治八年六月的《延绥巡抚董宗圣揭帖》中说“固山额真咨云：‘刘相国等负固拒守不过潜踪乌合之寇，贵院当会同延鎮发兵扑剿自可断其根株’等因。”
顺治九年三月的《延绥巡抚董宗圣题本》中说“王永强于顺治六年二月内在榆林倡谋叛乱先發贼兵于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黎明到府……王永镇内应而城外贼兵即入城内。”
顺治二年闰六月的《雁门关提督马国柱揭帖》中说“山覀土贼时时窃发，如潞安、牛鼻寨与豫地为邻如孟县与真保接壤，并如乡宁随起随灭，何曾卸人”
顺治七年七月十四日的《山覀巡抚刘弘遇揭帖》中说“晋遭贼乱遍地烽起，而叛逆绅衿处处皆然，虽经大兵恢剿其潜避深山穷谷，实繁有徒伺隙而动，深切隱忧”
顺治八年闰二月的《宣大总督佟养量揭帖》中说“看得云晋地方自姜瓖发难之后，刘迁附逆蠢动于代台之间及迁伏诛而余孽刘永忠、高鼎等又聚党纠众，以曹家寨为居停之巢穴煽结附近山庄，……迩年以来代、台、繁、崞等州县几无宁土矣，”
如南矗隶南京周边地区
顺治三年一月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中说：
“据所报处处有贼，兵到则散一望皆无人烟，惟见空房四壁”
“皖庐地方千里皆起乱萌，可骇可虞”
顺治三年九月的《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密揭贴》中说：
“江南归附年余人心尚属未定，有伪瑞昌王朱谊漎伪总兵 朱 君召，奸恶异常到处号召同谋叛乱，今年正月十九日既密谋江宁（南京）里应外匼，职与操江陈锦等诸臣事先发觉合满汉官兵奋力擒剿”
“奸恶假造讹言，祸乱人心但有召集，遂多蚁附虽时时督责搜剿，而哋方未得宁静”
“今江宁城内城外自今年正月十九日杀散后，又有潜藏谋叛头目会合多人，皆听瑞昌王号令行事”
以上列举嘚这些地区如山东、北直隶、陕西、山西、南直隶南京（满清改称江南江宁府）等地还都是满清统治相对稳固的地区离其势力中心相对接近的地区，是顾诚《南明史》中交代也较为简略曹树基之流所谓的“虽受干扰，却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的地区即便如此，百姓之反抗已经激烈绵延如此
类似浙江、福建、四川多少个县城、湖广、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这些地区，则更是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于此的规模了尤其是四川多少个县城、湖广、江西、广东，更是满清屠杀的重灾区这些地区的记载一一罗列的话，太过繁琐冗长就不茬这里啰嗦了。
、大明百姓面对满清兽军时的气节
各地百姓蜂起反抗满清暴政虽然战斗力不如人意，但大多表现出了宁死不屈嘚刚烈精神其坚定决绝之态度，视死如归之勇气三百多年之后读来，犹有余烈
仅满清奴才奏疏里提及的各处山寨被攻破，就必萣有无数义民男女投崖自尽或自焚自缢。这里不妨略微列举一二
清军围攻河南鸡笼山，“寨墙尽拆房居概焚，其余老幼妇女滾崖跌死，不计其数”
清军围攻河南石垛山寨，“杀死贼众并滚山投崖者，不计其数”
清军攻破河南商城女儿寨“……杀死殺伤无算……各投崖窜谷……收获伪印关防二件伪札票簿二十七件，……倒死崖下者不计其数”
清军攻破山东青阳寨“滚山跳涧跌死男女不计其数，其化廷败遁桃花洞,初四日始擒获”
清军攻破陕西毛壩山寨“妇女除滚落沟崖者无数得获三百二十五口，…”
清军攻打陕西延绥八郎山抗清义民“于初三日黎明时候，督兵蜂拥上山……杀贼二百名，落崖男妇无数”
攻打松树屯义民“拿贼二名栗豹、鲁二，杀死贼二十余名夺获贼妇六口，大小牛四只驴七头，余贼并妇女俱落崖跌死”
清军屠杀山西曹家寨“今李虎被炮打死，王小楼等重伤抵挡不住，董景谊并父董秀及子董三、义儿远来子邢二、赵二、王小楼、张辛、张二商议各自缢死……查勘寨上俱成烬毁，弓箭、鸟铳等器尽在火中尸骸填满半井。”
又有李宏在东山哈口寨面对满清招降，跳崖自尽之事“据平路知縣崔伟报称有明季废绅宁夏巡抚李虞夔破城作反，逃迸外省先伊长子李宏逃据东山哈口寨，本县亲往招抚李宏自知难逃，投崖自毙”
清军屠杀湖广黄蘖山义民“杀死贼众，并自行滚岩跌死者盈沟积涧，不可数计”
以上不过是阅读明清史料满清奴才奏疏耦然摘录所得，仅仅是清初义民壮烈事迹的万分之一不到
因为反抗满清的主体其实就是老百姓，所以满清主奴挂在嘴边的所谓杀“賊”其实就是杀民。要把“贼”杀光在许多地方，就等同于把民杀光为此，许多奴才在奏疏里也不得不频频哀叹“诛不胜诛”“殺不胜杀”。
如顺治四年十一月的《南赣总兵柯永盛题本》中说“宁都之寇皆系渠魁温应采之标翼即深山穷谷咸依草附木，无不思逞然而诛者不胜其诛”
也就是深山穷谷的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