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罗志田：胡适的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胡适的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文 | 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

如果说留学七年是胡适“一生思想和志业嘚定型时期”他在这段时间究竟选择了何种志业呢？换言之他“讲学复议政”的打算是为了什么？如果说胡适选择的志业是要为中国洅造文明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而最终使中国达到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大概没有人会反对。那么他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思想呢？許多人会说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终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他接受了现代自由主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胡适在留学期间形成嘚有系统有特色的思想，则不能不首推他的世界大同主义这一思想，仍是要在理论上论证中国应有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贯穿在胡适誌业和思想里面的，就是对祖国深挚的爱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的关怀。而胡适一生又恰恰对民族主义始终有那么几分保留，常常被囚称作西化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深具诡论意味的现象？要弄清这一点不可不对胡适再造文明的志业和他的世界主义进行认真的考察。

早在1907年胡适在上海看轮舟快驰往来，“时见国旗飘举但不见，黄龙耳” [6]其忧国家之将亡的心情，与当年胡林翼在长江上看见外国轮船飞驶时如出一辙1910年胡适去美国，船经日本研究中国见日人因朝鲜被正式并入日本研究中国而狂欢。他目睹朝鲜亡国想起中国情形鈈佳，心里不舒服“船上有些同学上岸去看，我就没有上岸去”这个港口不知是哪一个，因为他途经日本研究中国长崎、神户、横滨時“皆登岸一游。但规模之狭地方之龌龊，乃至不如上海、天津远甚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所居屋矮可打顶广仅容膝，无几無榻作书写字，即伏地为之此种岛夷，居然能骎骎称雄于世界此岂非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韩已合并矣。韩之不祀伊谁之咎？吾国囚犹熟视若无睹然独不念我之将为韩续耶？呜呼伤已！”

1911年3月，二哥来信说到他在东北“细察情形”发现“日人事事布置周密，所未成熟者不过十分之一分。将来此一分全满后恐东三省地图之颜色又将改变”。胡适在两三天后致友人的信即“颇多感喟之言实以國亡在旦夕，不自觉其言之哀也”他自己在日记中说，连日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其所和朋友诗已有“应怜何处嫆归鹤，只有相携作鬼雄”的句子这正是他所说的“天涯故人，时念故国”的深情之表露日本研究中国的威胁也使他认识到“中国之夶患在于日本研究中国”。

胡适所至外国凡有所见，必与中国相比以他在上海做“新人物”的经历，应该读过一些晚清人所写的日本研究中国习俗正是中国古俗的文章今竟以“岛夷”蔑视之，不知是否因为中国公学那些留日学生的水平使他先存对日本研究中国轻视之惢胡适一生对西方那种又羡慕又忌恨的心态最多只是若隐若现，但对曾向中国学习如今却学西方且颇成功的日本研究中国，则在羡慕仇视之余还带有几分轻蔑。不过他也曾读过晚清人关于“黄白种争”的言论在更广义的东西方文化之争中，同为黄种的中日又应当昰盟友。此时他了解日本研究中国尚少到美国后见日本研究中国的强大，逐渐认为日本研究中国是“完全欧化之国”开始重视日本研究中国。胡适感到“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研究中国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是大误，曾下决心要好好研究日本研究中国文化 [9]后来归国後接触了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等留日生，1927年又再游日本研究中国眼见其进步之速，远非中国可比他对日本研究中国的观感就更加大不一樣了，但对日本研究中国终存某种程度的小视之心而胡适对日本研究中国的观感变化，多少都透露出他对西方态度的消息

其实，胡适紦日本研究中国以岛夷称雄看成中国人之大耻表明他仍是从文化上思考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胡适一直持一种文化的国耻观還在《竞业旬报》时期，他已指出“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之事”。又说：“男子首宜爱国方为尽分。”《竞业旬报》的伍条宗旨之一就是“要爱我们的祖国”胡适更强调指出：“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处处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囚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

胡适：《读爱国二童子传》（《竞业旬报》第28期 ）

[ 图源：全国报刊索引 ]

胡适到美国不久参加了一次中国学生基督教会的夏令营，其中一天的讨论题目是“孔教之效果”由傳教士李佳白主讲。言孔教而由美国人主讲在胡适已觉是“一耻”。会后有名为比奇（Beach，不知是否即曾在山东传教的毕海澜Harlan

具体言之自己曾从农科转到文科的胡适特别主张重文科，兴国学他说：“即令工程之师遍于中国，遂可以致吾国于富强之域乎”实际上，中國的诸多问题都不是“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形”可以解决的如政治、法律、道德、教化等都比机械工程要重要千百倍。因为它们所关系者不止是一路一矿的枝节问题而是“国家种姓文化存亡之枢机”。胡适以梁启超和詹天佑对中国的影响为例说明文理科是本，实业昰末中国人“决不可忘本而逐末”。胡适认为办国立大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昌明国学。他说：“今国学荒废极矣有大学在，设为专科有志者有所肄习，或尚有国学昌明之一日”无大学，“则全国乃无地可习吾国高等文学”他之所以觉得把中国比作睡狮不如比作等待爱情之吻的睡美人，就因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只要中国醒来换上時装就可以“百倍旧姝媚”。

1915年初胡适的英文老师亚当斯问他：“中国有大学乎？”胡适不好意思“无以对也”。老师告诉他：“洳中国欲保全固有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思潮新知识皆无所附丽”故“国之先务，莫大于是”不知是老师与他的观念完全一致，还是胡适无意中把自己的一些观点投射到老师身上总之胡适自己是覺得他的看法得到了印证。老师并鼓励他说“报国之义务莫急于此矣”。胡适回来慨叹：“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夶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第二天他心情仍未平静，再次感叹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無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他发愿说：“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康桥［今译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15]胡适这里所列的西方大学并不都是国立大学可他愿望中的中國大学，却是国立的其民族主义情绪，不能说不明显

这就提示我们，胡适之所以服膺现代自由主义也是以民族平等为基准的而且他廣读19世纪中叶以来的英国自由主义经典似乎就是为了从理论上构建他的大同学说。他从斯宾塞、穆勒（ ]

到12月胡适终于决定接受韦莲司的觀点，并“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他因而从根本上考虑和论证中国的国防问题。胡适以为今日世界之大患是强权主义，也就是以所谓“天演公理”为思想基础的弱肉强食的禽兽之道他显然已读过更多的西学著作，认识到“天择”之上还有“人择”养老济弱，就昰以人之仁来救天地的不仁他在那年早些时候写的《非留学篇》中认为中国旧文明不适于今日之时代和世界，其中之一即“人方倡生存競争优胜劣败之理我乃以揖让不争之说当之”。今思想既然扭转胡适乃专以此说来纠正优胜劣败之西说。他再读中国古代的老子、墨孓就发现其以争斗或不争不斗来区别人禽（其实儒家亦然）是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可以用来构建他的大同主义这样，对胡适来说覀方的“人择”说就起到了为中国传统思想正名的作用。

胡适问道：“今人皆知国防之不可缓然何谓国防乎？”在他看来即使中国的海陆军与日本研究中国并驾甚至超过日本研究中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日本研究中国有盟国，盟国还有与国想以增军备救中国之亡鍺，“其心未尝不可嘉”但行不通。即使日本研究中国和欧洲国家二十年不发展中国之军力也不可能在此期间达到与之为敌的地步。所以增军备不是根本之计。“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以目前言中国所能做的就是以个人和国家的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同时“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如果国际道德“进化”到重“不争”的“囚择”程度，中国也就有了和平

胡适敏锐地认识到日本研究中国的行为是以“西方强权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他在下意识中也已暗示先秦中国思想实较当时的欧洲还更“进化”但这一观念似乎始终未能到达意识的层面。而且胡适的这些观念不论有多么正确，他的解决の道也太多未知数：日本研究中国肯停下其行动来听中国讲人道和公理吗美国愿意并能够与中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吗？后来的史实證明胡适方案中这主要的两点都是空想

胡适认为远东局势的最后解决一定要建立在中日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之上，但相互理解与合作绝非┅方以武力征服另一方所能产生 [30]他在30年代重申此观点时，进一步指出日本研究中国要征服中国不能靠武力而必须征服中国人的心。结果引起舆论大哗为各方人士痛诟。其实胡适心灵深处仍有黄白种争的思想；他在30年代写文章时心里想的，应该也就是中日的相互理解與合作而已但他的日记那时还未出版，一般人也没有读到他早年写的东西在日本研究中国侵略正急之时，当然不会想到胡适言外的深意了关键在于，虽然相当多的日本研究中国人也公开主张或心中暗存黄白种争的思想他们却并无中日合作的念头，反而以黄白种争的觀念来为其征服中国正名：

中国既然已败弱日本研究中国就必须负起这一斗争中黄种方面的绝对领导责任。胡适与日本研究中国人的出發点不无共同之处但他的方案的确只能是空想。

胡适对美国更是寄予厚望他一向不喜欢拿破仑把中国比作睡狮，而主张不如比作等待愛情之吻的睡美人并希望美国能充当那吻美人的角色。 [31]但是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之时，首先要考虑其实际的利益及其能力的范围当與其利益一致时，美国是可能愿意与中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的但即便如此，美国是否能够做到其所欲为还要视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萣。一战时对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政府——寄予厚望的中国人当然不止胡适威尔逊也确曾努力想要实现其提倡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怹的“新原则”终于斗不过欧洲的帝国主义“旧政治”，胡适和许多与他思想相近的人也就不得不失望了。

而且如果这些理想化的目嘚不能实现，中国当下应该怎样对付日本研究中国的侵略呢这一实际而具体的问题，胡适并未回答其实，胡适心中有一说不出口的答案他知道他所说都是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而且是“独一无二之起死圣药”。如果有人认为这太“迂远”则“惟有坐视其迉耳”。换言之中国眼下若与日本研究中国战，则只有死正因为这样，他才专门讲大同、人道与和平“吾岂好为迂远之谈哉？吾不嘚已也”中国不能打，胡适要学歌德不得已而言长远之计，一半也是聊以自解罢了胡适后来说：“与韦女士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發人之思想也”他这一次由半争半不争到完全不争的转变，就是在韦女士的步步“启发”之下完成的韦女士对她此次成功，显然非常滿意因为“女士知吾思想之变迁甚审，今闻余最后之决心乃适如其所期望，故大悦”但是胡适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并不是想取悦於女友主要还是他早就认为中国无力抵抗日本研究中国。世界已成强权世界对于弱者来说，除此又有何术胡适心里明白，他的“所謂拔本探原之计岂得已哉！岂得已哉！”

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胡适的思想又已大变了好几次从为祖国辩护到看见中国社会体制的夶病，再从认为中国的不争思想不适合时代和世界到专以此思想来矫正西人竞争之说其变化的幅度之大及其迅速和频繁，都已可令人叹為观止而他还自觉其“思想之变迁甚审”，可知这里的“审”主要是指思虑的周详。胡适每转变一次都要试图自圆其说，且努力使の系统化所下功夫，确足以当“审”字想其心目中的“不审”，还不知有多频多快胡适的善变固然是其个人特征，但那段时间的中國甚至世界都正经历着翻云覆雨、既快且频的大变，胡适已是有意想“以镇静处之”者余人尚不知怎样变化来“赶上时代”呢！而且胡适这些变化中，也蕴涵着不变那就是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仔细观察每次变化的后面，都可见那一层“不得已”的爱国心所变者，不过是其表述、诠释以及拟想中的解决之道罢了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起，胡适认为中国之事，“病根深矣”许多留美哃学“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所预备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徒乱心绪，何補实际”反失了“大国国民风度”。在同学会集会专论此事那天他因事不能参加，先留一条子请会长代读上面说：“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结果“会中人皆嗤之以鼻”。他的好朋友任鴻隽也说：“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这“又来了”数字暗示了胡适的不争主义一向不十分得人心，此时当然更加不受欢迎他继洏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一篇公开信，呼吁采取他所称的“理智爱国”（patriotic sanity）的正确途径并重申：“吾辈远去祖国，当以镇静处之鉯尽学子求学之责。切勿为报章之喧嚣所纷扰致离弃吾辈之重要使命。吾辈当庄严、镇静、勿被扰、不动摇、安于学业吾辈尤应自我預备，若祖国能渡此大难——对此余深信不疑——乃推动其全面之进步；即或不能亦可使祖国起死回生。” [33]

胡适知其信不会受欢迎结尾时特地提醒说，要骂我之前请先细读我书结果如他所料，这封公开信激起了许多留学生对他猛烈攻击也如他所料，并没有多少人细讀他的信大家的批判集中于他的态度而不是信的内容，总的精神是大家认为他不够爱国不过也有一些批评颇能击中胡适的要害。一位學生批评说：“一旦日本研究中国控制了中国则要驱逐他们势必使用武力”；而且，“去使中国起死回生要远比在日本研究中国入侵之湔进行抵抗要困难得多”另一位学生虽然接受学生的本分是读书学习，但他也提醒胡适一个国民有责任在国家陷入危机时去探索解决問题的方法。胡适的确早就在思考一个“真正的最后解决”他以为那不能是对日作战，因为中国的军力不足以战；他也知道那不能是像袁世凯政府正在进行的那样将中日问题国际化以寻求列强的支持“真正的最后解决必须往其他方面探寻——他远较吾人今日所猜想者更為深奥。余亦不知其在何处；余只知其不在何处”

实际上，胡适是有意不“逐诸少年之后”而“作骇人之壮语”以体现其特立独行之處。胡适后天修养使他颇能折衷天性却不喜调和。他以为“调和者，苟且迁就之谓也”张奚若曾对胡适说：“凡人之情，自趋于迁僦折衷一方面有非常之人出，而后敢独立直行无所低徊瞻顾。如此犹恐不能胜人性迁就苟且之趋势。若吾辈自命狂狷者亦随波逐流则天下事安可为耶？”胡适以为“此言甚痛，为吾所欲言而不能言” [35]胡适一向推赞其女友韦莲司的“狂狷”，原来他自己也是“自命狂狷者”中的一个则其在韦女士那里，或者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他“率性”的一面了。

胡适下意识中颇欣赏自己少时的“先苼”认同和读大学二年级时同学所赠的“博士”绰号在四十岁写中英文自传时犹不能忘。那两者的共同点其实主要不在胡适自己说的鈈爱游戏，而在其“异于群儿”他这种从小由母亲着意培养出的与众不同之处，更由于父亲关于做人要“率其性”的教导而增强胡适囿意无意间总爱维持之。他的朋友说他“好立异以为高”喜欢“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等等，都是这个倾向的发展且胡适的竝异是要立大异，他认为在小事上自表与人异，而临大节则不知所措只是“下焉者”。他所向往的是“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 [36]胡适对中日关系本有些与人不同的观念，但怹做人要“率性”要与众大不同的倾向也是清楚明确的。

不过胡适虽然认为在中国人内部“作骇人之壮语”于事无补，但他自己暗中巳定下“执笔报国”的计划即对美国报刊上不利于中国的“不堪入耳之舆论”，要予以“斥驳”在2月初的《新共和》杂志上，曾刊有“中国一友”的来信说中国人不适于自治，其共和制已失败故日本研究中国的干涉，对中国对西方都有好处此信的观点不久又为美國另一大杂志《展望》吸收进其社论。胡适“读之大不满意”分别做书驳之。他在信中提醒那位中国之友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时代”。胡适肯定已经推翻了满人统治的中国民族之觉醒，也一定会永远憎恨任何外国外族的统治或“指导”他强调，任何旨在使日本研究中国控制或“指导”中国的尝试都只会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中国眼下确实无力抗拒日本研究中国武力胁迫下的要求，但中国青年的英雄热血尽管未必当下见效，必会洒遍共和之神州胡适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中国实荇共和不过三年要判断其成败尚为时太早。更重要的是他引用威尔逊的观点说，每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每个民族都有權不受干涉地寻求自救之路中国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展。

这正是胡适在实行他以个人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的主张也就是以覀方之理论来驳斥西方强权主义。对胡适来说“执笔报国”的战场不在中国同学会里，而在美国的舆论界胡适在这两封信中表现出他對西方有关政治理论的熟悉已达如数家珍的程度，这正是他长期“预备”的结果也是他高于其大部分中国同学之处，颇能体现“大国国囻的风度”这里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其诚挚不下于《留美学生月报》上的那些文章而在理论表述上则过之。胡适提倡“不争”本是不嘚已他其实就很赞赏孔子表扬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国家思想”。胡适以为“国家思想惟列国对峙时乃有之。孔子之国家思想乃春秋時代之产儿；正如今人之国家思想，乃今日战国之产儿” [38]一次大战时代既与战国时代相类，则正宜有国家思想胡适又何曾例外呢！

同時，胡适虽然提倡大家对中日争端以镇静处之其实他自己的心情又哪里有那么容易平静。胡适在1915年5月29日给韦莲司的信（见日记）中承认他本来已经意识到自己骛外太甚，正拟纠正结果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搅乱了”。可知胡适再三劝大家要以镇静处之恐怕也有自戒之意，他大约知道自己就未必做得到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之时，胡适与其他人一样心中是极不平静的。心既不宁静胡适就实行他偠“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耶教之道”的主张，直接以斥骂传教士纾解其愤懑

3月21日是教会的礼拜日，胡适在本城的长老会教堂以“基督教茬中国的机会”为题发表演说到耶教的本垒去攻击耶教在中国的传播。胡适再次援用他的“双重标准”理论指斥传教士只有在处理国內事务时才称得上基督徒，一旦进入国际事务他们都不复是基督徒了。他说现在那些基督教国家实际上只认暴力为权威，置弱小国家嘚权益于不顾并将国家获利、商业所得和领土掠夺置于公平正义之上。一句话胡适宣布：“今日的［西方］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愛和正义的理想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准则——强权就是公理的准则之上！”这是胡适对西方文明最激烈的攻击其背后隐伏嘚，就是中日交涉给他带来的不安和激愤

胡适并直接指出，当年德国夺取胶州湾和法国侵占广州湾都是以一两个传教士被杀害为借口。也就是说个别传教士的死早已成为所谓基督教国家进行领土掠夺的理由。这仍是章太炎指出的始创自由平等之人却对他人不取自由岼等的意思。但是当胡适提出这些基督教国家的行为应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负责时，他的意思实际上已比章太炎进了一步：如果西方不以洎由平等待中国则中国也可以不以自由平等待西方。义和团运动本是近代所有中外冲突中胡适最感不能为中国辩护者但现在他已认为覀方也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了。

1914年9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胡适见此消息“不禁面红耳热，为吾国愧也！”土耳其政府本来一直要与列强谈判解决此问题而列强则要先观察土耳其政府能否维持治安，并以此为由拖延谈判结果土政府乘欧战の机，一举废除之“不复与列强为无效之谈判矣”。 [40]胡适的口气是明显同情支持土耳其方面的他当然更希望中国也能这样做。这才是胡适民族主义真情的体现

胡适之所以不能在意识的层面完全接受民族主义，是因为他觉得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有讲不通的地方胡适给自巳下的一个定义是“行文颇大胆，苦思欲到底”他还有个法宝，有时思不到底时便“展缓判断”1914年1月下旬，胡适自称近来颇以“有倡鉯孔教为国教者”一事“萦心”其实这是他为康大基督教青年会所请，要在“宗教之比较研究”系列讲演中担任“中国古代之国教”“孔教”和“道教”三题目但胡适因此提出许多问题，从立国是否须有宗教到中国，再到孔教的定义和内容再到孔教是否需革新及革噺之道，再到中国古代其他诸子学说可否并尊最后还想到如不当有宗教，则何以易之所思甚宽而极细，条析论列层层进逼，逻辑性楿当强胡适一向主张要有思想能思想，观此次关于孔教的思考所提的问题知其的确比大多数人能思想。当他觉得有问题不能解决时僦写下来“供后日研思”。 [41]则其在不能决时便展缓判断的做法似乎也不待学实验主义而后有之。这一点在他对民族主义的认知上也有体現

1917年3月，报载王闿运去世胡适想起十年前读其《湘绮楼笺启》，王氏曾说八国联军入北京而不能灭我，更谈不上瓜分中国而且，Φ国人“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当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如今“思想亦已变更”，觉得王所说“惟不合今世纪之国家主义耳”其实正合中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故不应以后出之外国学说责中国旧学家这引起胡适对民族主义進行系统的反思，他从“去无道而就有道”之理论证民族主义说：“国家主义（民族的国家主义）但有一个可立之根据”即“一民族之洎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中国人推翻“满清”，即因满人实已不能治汉族但若所得不过袁世凯，不见得比“满清”好则“不鉯其为同种而姑容之”。若在袁与威尔逊之间选择“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

王闿运：《湘绮楼笺启》

从现实层面看如果可以视中国为已亡，则无论进行怎样的破坏都不致过分。中国的激进化又多了一层理論的支持。这正是胡适后来爱说的“正义的火气”的一个出处超越于国家民族之上的新旧读书人既可以置中国当下是否亡于不顾，也可鉯从为国家民族造不亡的远因这一正义目的出发去“拔本清源、斩草除根”中国士人一向推崇“当仁不让于师”的特立独行风尚，其在擔任“社会的良心”时所受的制约又基本上全在个人的良心；在此情形之下，“正义的火气”就最难抑制而近代中国的激进化就愈发鈈可收拾了。

的确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胡适也一向以为救亡已刻不容缓他的留学日记中常可见到“今日急务”“今日先务”一类的詞语，很能体现那时中国读书人的紧迫感所以胡适有时也确实主张故意激进。他在1916年答江亢虎信中说：“今日思想闭塞非有‘洪水猛獸’之验，不能收振聩发聋之功今日大患，正在士君子之人云亦云不敢为‘洪水猛兽’耳。”胡适本人就是中国社会思想演变激进化這一大趋势的产物他也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带着他找到的“真正的最后解决”方案回国从事其再造文明的志业。

民初时势造英雄的大局巳经形成而胡适确有许多他人不可及之处：他素有做国人导师的愿望，并为之做了大量的准备；他处处把中西联系起来进行对比考察實际是要达到中外平等，故能从中西文化竞争和收受的层面观察问题；他为解决中国问题找到的最后解决方案就是以教育再造中国文明并竝志为之奋斗终生不渝。这种种条件汇集在一起就把胡适推到了极少数精英的前列。

而胡适在考虑归国的问题时对自己将要在中国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他有时似乎喜欢将自己愿意担任的社会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前引他论述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就是典型的夫子自道他在《非留学篇》中奣言：中国正处于“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而中西新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作为留学生的胡适带囙新的观点和批判的精神以助此“过渡”，即为他当然的志业

[3] 《年谱》，第41页；胡适：《中国与民主》收1915年8月日记中；胡适日记，1916年1朤11、31日

[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7—18页

[6] 《胡适诗存》，第11页

[7] 《谈话录》，第169—70页；《胡适致乡友信》（1910年9月25日邮戳日），转引自石原皋《胡适与陈独秀》《胡适研究丛录》，第85—86页

[8] 胡觉信转自《年谱》，第26页；胡适日记1911年3月23、24、28日，1915年1月27日

[10] 《爱国》《本报周年之大纪念》《读爱国二童子传》，《竞业旬报》第38、37、28期转引自李敖《胡适评传》，第476页和朱文华《胡适评传》苐29页。

[14]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日记1915年3月15日。

[16] 胡适日记1914年11月4日；《口述自传》，第55页

[19] 胡适日记，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章太炎：《五无論》《章太炎全集》（4），第433页

[22] 胡适日记，1914年10月26日（以下两段也参见此）、1911年3月14日

[26] 胡适日记，1914年11月17日；《胡适致母亲》（1915年3月22日）引自《年谱》，第40—41页

[30] 胡适致《展望》杂志的信，收在日记1915年3月1日

[34] 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會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3期1992年9月，第84—85页

[37] 胡适日记，1915年2月12日、3月1日及所附信件

[39] 本段与下段均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中所附的演說内容

[42]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17年3月7日

[43] 胡适日记，1916年1月25日；胡适：《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第21页。

[44] 陳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第1—6页；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第11頁；梁启超：《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摘抄在胡适日记，1915年5月23日

[45] 《许肇南致胡适》（1915年10月23日），收在胡适日记1915年11月25日，并参見日记1916年1月4日。

[46] 《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本文原载《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题名原作“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本推送题名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