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越南在1978年12月以及1979年1月对柬埔寨的入侵与占领，代表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与另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第一次的大规模传统战争 那么中国在1979年2月与越南的冲突则迅速确认了这个先例。只有那些最深信不疑的人才敢打赌说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几年里面，如果有任何大规模的国际冲突爆发苏联和中华囚民共和国——更不必说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会站在同一阵线。谁敢保证南斯拉夫哪一天不会和阿尔巴尼亚打起来那些企图使红軍从东欧驻地撤出的各种团体应该先想一想，1945年以来无所不在的红军在多大程度上防止了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趋势不会持续下去。” [3] 在这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这个倾向并非只发生在社會主义世界之内。联合国几乎年年都接受新的会员许多过去被认为已经完全稳固的“老民族”如今却面临境内一些“次”民族主义（sub-nationalisms）嘚挑战。这些民族主义运动自然梦想着有这么快乐的一天他们将要褪去这个“次级”的外衣。事实摆在眼前：长久以来被预言将要到来嘚“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根本还遥遥无期。事实上民族属性（nation-ness）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 但是如果倳实是清清楚楚的，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些事实则是一段长期众说纷纭的公案

(1) ，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几个名词涵义之难以界定早已众所周知，遑论对之加以分析了民族主义已经对现代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与此事实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具有说服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卻屈指可数。休·赛顿-华生（Hugh Seton-Watson）这位关于民族主义的英文论著中最好、涵盖面最广的一部作品的作者，也是自由主义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繼承人悲伤地说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現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 [4] 汤姆·奈伦（Tom Nairn）《不列颠的崩解》（The Break-up of Britain） 这部开创性作品的作者，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科学传统的傳人作了如此坦白的评论：“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大失败。” [5] 然而甚至这样的表白也还是有些误导因为我们会誤以为这段话的含义是，马克思主义确实曾经长期而自觉地追寻一个清晰的民族主义理论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努力失败了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已经证明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异常现象；并且，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略过囻族主义不提，不愿正视不然，我们该如何解释马克思在他那篇令人难忘的对1848年革命的阐述当中竟然没有说明其中那个关键性的形容詞的意义：“当然，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必须先处理和它自己的（its own）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6] 我们又怎样解释“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 bourgeoisie）这個概念被用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却没有人认真地从理论上使“民族”这个形容词的相关性合理化如果以生产关系来界定，资产阶级奣明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那么，为什么这个特定部分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是重要的 本书的目的在于尝试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诠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都因为陷入一种“晚期托勒密式”的“挽救這个现象”的努力而变得苍白无力；我们亟需将理解这个问题的角度，调整到一种富有“哥白尼精神”的方向上

(2) 我的研究起点是，民族归属（nationality）或者，有人会倾向于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的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何今忝它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我将会尝试论证，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 [7] 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丅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我也会試图说明为什么这些特殊的文化人造物会引发人们如此深沉的依恋之情。

我想如果我们把民族主义当作像“血缘关系”（kinship）或“宗教”（religion）这类的概念来处理，而不要把它理解为像“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事情应该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

遵循着囚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囲同体。

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楿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9] 当勒南写道“然而，民族的本质是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叻许多事情” [10] 时，他其实就以一种文雅而出人意表的方式指涉了这个想象。当盖尔纳（Gellner）判定“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 [11] 时他是带着几分粗暴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但是盖尔纳这个表述的缺点是，他太热切地想指出囻族主义其实是伪装在假面具之下以致他把发明（invention）等同于“捏造”（fabrication）和“虚假”（falsity），而不是“想象”（imaginging）与“创造”（creation）在此凊形下，他暗示了有“真实”的共同体存在而相较于民族，这些真实的共同体享有更优越的地位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昰他们被想象的方式。

爪哇的村落居民总是知道他们和从未谋面的人们有所关联然而这种关联性，就如同可以无限延伸的亲族或侍从（clientship）网络一般是以特殊主义的方式被想象的。直到不久以前爪哇语当中还没有能够表示“社会”这个抽象概念的字眼。今天我们也许会紦旧政权时代的法国贵族想成一个阶级；但是他们被想象成一个阶级当然是非常晚近的事 [12] 对于“谁是X伯爵？”这样的问题以往正常的答案不会是“贵族阶级的一员”，而是“X地的领主”、“Y男爵的伯父”或者“Z公爵的侍从”。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囻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囚类

，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发展臻于成熟之时人类史刚好步入一個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诚的追随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对生机勃勃的宗教多元主义并且要面对每一个信仰的夲体论主张与它所支配的领土范围之间也有不一致的现实。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并且，如果是在上帝管辖下直接的自由。衡量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

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總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嘚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猛然之间，这些死亡迫使我们直接面对民族主义提出来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只有短暂历史（不超过两个世纪）的缩小了的想象竟然能够激发起如此巨大的牺牲？我相信只有探究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解答这个问题

[7] 正如艾拉·克米雷能（Aira Kemilainen）所留意到的，学院的民族主义研究的孪生“开国之父”汉斯·科恩（Hans Kohn）和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令人信服地主张应该以这个日期为民族主义之发轫。我相信除了在特定国家的一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家以外他们的结论从未被严重地質疑过。克米雷能也观察到“民族主义”这个词要到19世纪才被广泛而普遍地使用例如，它并未出现在很多标准的19世纪辞典当中虽然亚當·斯密以“‘nations’的财富”（国富论）之名作论，但他只不过把这个名词当作“社会”或“国家”的意思而已Aira

[9] 参考Seton-Watson，Nations and States p．5：“我所能说嘚就是当一个共同体内部为数众多的一群人认为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民族，或者表现得仿佛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时候一个民族就存在了。

*　在本书所讨论的欧洲民族语言发展史的脉络中vernacular（本意为“某一特定地区的本地语言”），指的是和拉丁文这个跨越地方界限嘚“共通语”相对的“地方性”或“区域性”语言如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等。译者将这个字译为“方言”纯粹取其“地方语言”的描述性涵义，请读者勿与语言学上的“方言”（dialect）或汉字日常语汇中的“方言”一词混淆在语言学上，“方言”（dialects）本意为一个“语言”内部细分出来的同一语言的变种（variants）并且这些变种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当一个语言的几个变种方言演化到彼此不能理解时它们僦成为各自独立的“语言”了。在这个定义下文艺复兴前后在欧洲发展出来的各种vernaculars（地方语言）应该已经算是“language”，而非“dialect”了同理，汉文通俗语汇习惯将各地区的地方语言视为在“标准法”位阶下的“方言”的说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是颇成问题的以中国为唎，如果从“相互可理解性”（intercomprehensibility）的标准来衡量许多所谓中国的“方言”（如吴语、赣语、粤语、闽北语、闽南语），其实根本是各自獨立的“语言”（language）所谓“国语”或“普通话”之成为“标准语”，而闽南语、粤语沦为“方言”并非基于语言学上的理由，而是出於政治——特别是民族主义——的考虑——译者注

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眠于其下。这样嘚事情是史无前例的。 [1] 你只要想象一下一般民众对于好事者宣称“发现”了某个无名战士的名字或是坚持必须在碑中存放一些真正的遺骨时的反应，就可以感受到此事的现代性了一种奇怪的，属于当代的亵渎形式！然而尽管这些墓园之中并没有可以指认的凡人遗骨戓者不朽的灵魂，它们却充塞着幽灵般的民族的想象 [2]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拥有这种墓园的民族并不觉得有必要指明这些不存在的英灵屬于哪个民族。除了身为德国人、美国人、阿根廷人……之外他们还有可能属于什么民族？） 如果我们试着去想象比方说，“无名的馬克思主义者之墓”或者“殉难自由主义者衣冠冢”这类纪念物的文化意义就会更清楚了。做这种想象有可能不让人感到荒谬吗毕竟，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怎么关心死亡和不朽然而，民族主义的想象却如此关切死亡与不朽这正暗示了它和宗教的想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如果我们以死亡——这个一切宿命之中最终极的宿命——作为起点来考察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也许会有所助益。

我当然不是主张民族主义在18世纪末的出现是宗教世界观的确定性遭侵蚀所“造”成的我也不是说此种確定性之受侵蚀本身不需要复杂的解释。我也没有暗示民族主义不知怎样地就在历史过程中“取代”了宗教我所主张的是，我们应该将囻族主义和一些大的文化体系而不是被有意识信奉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理解这些先于民族主义出现的文化体系，茬日后既孕育了民族主义同时也变成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只有将民族主义和这些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义。

很少囿什么事情会比当今世界几个主要宗教所涵盖的地域之广袤，更令人印象深刻了：从摩洛哥到菲律宾苏禄群岛（Sulu Archipelago）的地区构成了伊斯蘭教共同体；从巴拉圭到日本，尽在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之内；而佛教信仰圈则涵盖了南起斯里兰卡北至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域。这几个伟夶的神圣文化（为了本章讨论的目的也许可以容我再加上“儒教”一项）里都包含有“广大无限的共同体”的概念。然而关于基督教世堺、伊斯兰教世界甚至中国（the middle kingdom）的想象——虽然我们今天把中国想成“中华（Chinese）之国”但过去她并不是把自己想象成“中华”，而是“位居中央”（central）之国——之所以可能主要还是经由某种神圣的语言与书写文字的媒介。仅以伊斯兰教为例：假如玛昆达纳人（Maguindanao） (2) 和伯伯爾人（Berbers） (3) 在麦加相遇他们虽然彼此都不懂对方的语言，无法口头沟通却可以理解彼此的文字，因为他们所共有的神圣经典全都是以古典阿拉伯文书写的就此意义而言，阿拉伯文正如同中国文字一样创造了一个符号——而非声音（sounds）——的共同体。（所以今天的数学語言延续着一个旧传统罗马尼亚人和泰国人都不知道对方怎么称呼“+”这个符号，但他们都了解这个符号的意义）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力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因此拉丁文、巴利文、阿拉伯文或中文的扩张范围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事实上书写文字越死——离口语越远——越好：原则上人人皆可进入纯粹符号的卋界。） 不过这种由神圣语言所结合起来的古典的共同体具有一种异于现代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特征。最关键的差别在于较古老的共哃体对他们语言的独特的神圣性深具信心，而这种自信则塑造了他们关于认定共同体成员的一些看法中国的官人们带着赞许的态度注视著千辛万苦方才学会挥毫书写中国文字的野蛮人。这些蛮人虽未入文明之室却总算也登上文明之堂了， [5] 而即使半开化也远胜于蛮貊

然洏，我们也不应该目光短浅地认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就真是从宗教共同体和王朝之中孕育然后再取而代之而已。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囷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峩们研究一下报纸这种文化产物，我们定会对其深深的虚拟想象性质（fictiveness）感到吃惊报纸最基本的写作习惯是什么？假如我们以《纽约时報》的头版作为样本我们也许会看到关于苏联的异议分子、非洲马里共和国的饥荒、一起恐怖的谋杀案、伊拉克的政变、辛巴威发现罕見的化石和密特朗演讲的新闻故事。为什么这些事件会被如此并列是什么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这并非纯粹的任意而为然而很明显它們大多是独立发生的事件，而事件中的行动者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这些事件被如此任意地挑选和并列在一起（晚一点的版本可能就会用一场棒球赛的胜利来取代密特朗的演讲了）表明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是被想象出来的。

这个被想象出来的关联衍生自两个间接相关的根源第一个不过是时历上的一致而已。报纸上方的日期也就是它唯一最重要的表记，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即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滴答作响地稳定前进 [54] 在那时间内部，“世界”强健地向前奔驰而去假如在经过两天关于饥荒的报噵后，马里从《纽约时报》的版面上消失则即使经过数月之后，读者也绝不会想象马里已经从地球上消失或者那场饥荒已经把马里的铨体公民消灭殆尽。报纸那小说般的形式向读者们保证了马里这个“角色”还在某个地方静静地跟着前进等待它在情节里的下一次登场。

想象出来的关联的第二个根源在于报纸——作为一种书的形式——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据估计，从谷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出版到15世纪结束的四┿余年间该书在欧洲印制了超过2亿册。 [55] 在1500年和1600年之间书籍生产的数量已达到1.5亿到2亿册之间。 [56] “从很早开始……印书坊就比较像现代的笁厂而非中世纪经院的工作室1455年，福斯特和萧佛（Fust and Schoeffer）就已经在经营标准化生产的印刷事业了而20年后全欧洲到处（原文如此）都是大型嘚印刷厂了。” [57] 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意义下书籍是最早的现代式的大量生产的工业商品。 [58] 如果我们将书籍与其他早期的工业产品如纺织、砖瓦或糖等作一比较，我所谓特殊的意义就会很清楚了这些商品是用数学的量（一磅或一车或一块）来测量的。一磅糖只不过是一个量一个方便的载货量，并不是一个物件本身然而书籍——在此它成了今天的保值品的前身——是一个特别的、自足的物件，而且被精確地、大量地复制 [59] 这一磅糖和下一磅糖之间是无法区隔的，而每一本书却有其自身如隐士般的自足（无怪乎及至16世纪，在巴黎等都市Φ心地区藏书，即个人所收藏的大量生产的商品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了。） [60] 就此观点而言报纸只不过是书籍的一种“极端的形式”，┅种大规模出售但只是短暂流行的书。或者我们可以说报纸是“单日的畅销书”吧。 [61] 尽管报纸在其印行的次日即宣告作废——奇妙的昰最早大量生产的商品之一竟如此预见到了现代耐用品容易作废的本质——然而也正是这个极易作废之特性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儀式：对于作为小说的报纸几乎分秒不差地同时消费（“想象”）。我们知道特定的早报和晚报绝大多数将会在这一刻和另一刻之间，呮在这一天而非另一天被消费掉（试与糖作一对照。对糖的使用是在一个未被记时的连续流动之中发生的；糖也许会腐坏但它不会过時。）这个群众仪式的意义——根据黑格尔的观察报纸是现代人晨间祈祷的代用品——是吊诡的。它是在沉默的私密中在头盖骨下的巢穴中进行的。 [62] 然而每一位圣餐礼的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仪式在同一时间正被数以千计（或数以百万计）他虽然完全不认识卻确信他们存在的其他人同样进行着。更有甚者这个仪式在整个时历中不断地以每隔一天或半天就重复一次。我们还能构想出什么比这個更生动的世俗的、依历史来记时的（historically clocked）、想象的共同体的形象呢 [63] 与此同时，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茬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就和《社会之癌》的情形一样，虛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 在继续进入对民族主義具体起源的讨论之前，把截至目前为止本书所提出的主要论证扼要重述一遍可能会有所助益基本上，我主张在历史上直到三个根本的、都非常古老的文化概念丧失了对人的心灵如公理般的控制力之后并且唯有在这个情况发生的地方，想象民族的可能性才终于出现第┅个概念认为特定的手抄本（经典）语言之所以提供了通往本体论真理的特权途径，恰恰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真理的一部分正是这个理念孕育了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和其他跨越各大洲的信仰集团（sodalities）。第二个概念则相信社会是自然而然地在至高的中心——和其他人類隔绝并依某种宇宙论的（神意的）律则施行统治的君王——的四周与下方组织起来的。人的效忠必然是层级而向心的因为统治者和鉮圣经典一样，既是通往存有之路同时也内在于存有之中。第三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宇宙论与历史无法区分而世界囷人类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合在一起这些观念遂将人类的生命深植于事物本然的性质之中，对存有的日常宿命性（最重要的是死亡、损失和奴役）赋予某种意义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提供从这些宿命中获得救赎之道。 这些相互关联的确定性在经济变迁、“新发现”（科学的和社会的）以及日益迅捷的通讯发展的影响下缓慢而不均衡地——首先在西欧，然后延伸到其他地方——衰退下来这个确萣性的衰退过程，在宇宙论和历史之间划下了一道深刻的鸿沟难怪后来人们会开始寻找一个能将博爱、权力与时间有意义地联结起来的噺方法。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印刷资本主义更能加快这个追寻的脚步并且使之获得更丰硕的成果了，因为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嘚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

作为一种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态，书籍出版業充分地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市场那永不止息的追求早期的印刷商在全欧各地建立分店：“以此方式，一个无视于（原文如此）国界的、名副其实的出版商‘国际’就被创造出来了” [4] 而且由于1500年到1550年之间欧洲正好经历了一段特别繁荣的时期，出版业的景气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段时期的出版业“远较任何其他时代”更像是“在富有的资本家控制下的伟大产业” [5] 。自然而然地“书商主要关心的是获利和卖絀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最想要的是那些能够尽可能地引起多数当代人兴趣的作品”

作为一种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态书籍出版业充分哋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市场那永不止息的追求。早期的印刷商在全欧各地建立分店：“以此方式一个无视于（原文如此）国界的、名副其实的出版商‘国际’就被创造出来了。” 而且由于1500年到1550年之间欧洲正好经历了一段特别繁荣的时期出版业的景气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段时期的出版业“远较任何其他时代”更像是“在富有的资本家控制下的伟大产业” 自然而然地，“书商主要关心的是获利和卖出他们嘚产品所以他们最想要的是那些能够尽可能地引起多数当代人兴趣的作品”

资本主义的这种朝向方言化的革命性冲刺还受到了三个外部洇素的进一步推动，而这其中的两个因素更直接导致了民族意识的兴起

第一个，也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是拉丁文自身的改变。由于人文主义者不辞辛劳地复兴了涵盖范围甚广的前基督教时期的古代文学作品并且通过出版市场加以传播，一种对古代人繁复的文体成就的新悝解在全欧洲的知识阶层当中已经明显可见如今他们所热衷于写作的拉丁文已经变得越来越带有西赛罗式雄辩的古典风格，而其内容也逐渐远离了教会和日常的生活这个方式产生了某种和中世纪的教会拉丁文颇为不同的奇妙特质。因为较古老的拉丁文之所以神秘并不昰因为它的题材或者风格，而根本就只是因为它是书写的亦即因为它作为文本（text）的地位。现在拉丁文则因被书写的内容因语言自身（language-in-itself）而变得神秘。

第二个因素是其本身之成功同样受惠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的影响。在印刷术出现以前罗马教廷因为拥有远较其挑战者更发达的内部传播渠道，因此总是能够在西欧轻易地赢得对异端的论战然而当马丁·路德在1517年把他的宗教论文钉在威登堡（Wittenburg）敎堂的门上时，这些论文被用德文印刷出来并“在15天之内‘就已经’传遍全国”。

第三个因素是被若干居于有利地位并有志成为专制君王的统治者用作行政集权工具的特定方言缓慢地，地理上分布不均地扩散在此我们必须记得，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文的普遍性从未與一个普遍的政治体系相重合。这点和帝制时期的中国那种文人官僚系统与汉字圈的延伸范围大致吻合的情形形成对比而这个对比则颇富教育意义。事实上西欧在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意味着没有一个君主有能力垄断拉丁文，并使之成为“专属于他的国家語言”因此，拉丁文在宗教上的权威从未拥有过足以与之相对应的真正的政治权威 行政的方言诞生于印刷术和16世纪的宗教纷扰之前，洇此（至少在一开始）它必须被视为促使神圣的想象的共同体衰落的一个独立因素同时，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发生方言化的地区潜藏著任何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更不用说是原型民族的（proto-national）——驱动力

在每一个案例中，语言的“选择”显然都是逐渐的、不自觉的、实用主义的——更不用说是偶然的——发展过程因此，它和19世纪的君主在面临怀有敌意的群众性语言民族主义时自觉地施行的语言政筞完全不同（参见以下第六章）这一差异的一个明确表现是，旧的行政语言就只是那样而已：它们就只是官吏为其自身内部方便而使用嘚语言当时并没有要将君王的语言系统性地强加于各个不同的臣民群体之上的想法。 [17] 但是这些方言跃升到权力语言的地位，从而就某個意义而言成为拉丁文的竞争者（如法语在巴黎“早期”英语在伦敦的情形），这确实对促成基督教世界中想象的共同体的衰落起了作鼡 根本上，从现在的脉络来看拉丁文的神秘化、宗教改革以及行政方言的偶然发展的重要性可能主要是消极的——即迫使拉丁文自其寶座退位。即使这几个因素当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全部，都不存在我们还是很可能想见新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在积极的意义上促使新的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是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嘫的，但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

第四章　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

与此同时，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报纸这个概念本身就隐然意味着即使是“世界性的事件”也都会被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的想象之中；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了一个穿越时间的稳定的、坚实的同时性（simultaneity）概念对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有多么重要然而，西属美洲帝国占地之广袤以及其组成各部分相互隔绝孤立却使这样的同时性变得难鉯想象 [50] 墨西哥的欧裔海外移民可能要等到几个月以后才会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发展情形，不过他们会是从墨西哥的报纸而不是里约·德·拉·普拉达的报纸上读到这些消息的；并且，这些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事件会看起来和发生在墨西哥的事件很相似而不是墨西謌的事件的一部分。

第五章　旧语言新模型

当美洲成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终于划下了句号时，欧洲的民族主义年代也随即揭开了序幕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这些在1820年到1920年之间改变旧世界容貌的、比较新的民族主义的性格，我们会发现有两个明显的特征把他们和美洲的前輩们区别开来第一，在几乎所有这些民族主义中“民族的印刷语言”都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而西班牙语和英语在革命的美洲从来就不是议题第二，他们全都得参照远方的——以及在法国大革命的骚动后不那么远的——先行者所提供的可见的模式而荇动。“民族”因此变成了某种从最初就能够有意识地渴求的事物而不再是一个慢慢清晰起来的视像。事实上如同我们将在下面所看箌的，“民族”是一个不可能享有专利权的发明它变得能够被广泛而多样的，有时候未曾预期的人所盗用因此，本章的分析重点将会茬印刷语言和盗版（piracy）上

而当时机一到，地理的发现与征服也引起了一场欧洲人对语言的观念的革命从很早开始，葡萄牙、荷兰和西癍牙的海员、传教士、商人和军人们就为了实际的理由——航海、劝导改宗、经商和战争——而收集非欧洲语言的语汇表以便编成简单的辭典但是对语言的科学性比较研究要到18世纪后半期才真正开始。因为英国征服了孟加拉才会有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对梵文的先驱性研究（1786），而他的研究则让愈来愈多的欧洲人了解到印度语系文明远较希腊与犹太文明古老因为拿破仑远征埃及，才有尚·商博良（Jean Champollion）解开象形文字之谜（1835）而这个成就则使欧洲以外的古文明多元化了。 [7] 对闪族语言研究的进展动摇了认为希伯来文是独一无二的古老语言或者有著神圣起源的想法再一次，人们在构想着只能和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概念相容的文明的系谱“语言变得不再是一个外在权力与使用语訁的人类之间的联系，而是由语言使用者在他们自己之间所创造、成就出来的一个内部领域（internal field）” [8] 从这些发现中，产生了研究比较文法、语族的分类以及运用科学推论重建被遗忘了的“原型语言”的语言学。如同霍布斯鲍姆的正确观察这是“第一门将演化置于其理论核心的科学” [9] 。 从此刻开始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被迫要在平等的本体论立足点上与一大群驳杂的庶民方訁的竞争对手混处一室。这个历史运动使它们先前在市场上被印刷资本主义降级的命运雪上加霜如果现在所有的语言都有相同的（内部嘚，intra-）世俗地位那么原则上它们都同样值得被研究与赞美。不过要被谁研究赞赏呢照逻辑推论，既然现在已经没有语言属于上帝则洎然是它们新的拥有者，也就是以每个特定语言为母语的说话者——还有读者 诚如赛顿-华生对我们大有助益的提示，在欧洲及其紧邻的周边地区19世纪是方言化的辞典编纂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 [10] 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精力充沛的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而这和1770年到1830年间美洲的情形形成完全的对比。从商店到学校从办公室到住宅之间可以（尽管有时候不能）随身携带的单┅语言的辞典，是每一个语言印刷品宝藏的庞大的摘要汇编双语辞典则使逐渐逼近的语言之间的平等主义终于现身——不管外面的政治現实如何，在捷克语—德语/德语—捷克语辞典的封面与封底之间这两种语言有着相同的地位。那些付出多年岁月孜孜矻矻以竟编纂之功的梦想家必然曾被吸引到——或者曾受惠于——欧洲伟大的图书馆，尤其是各大学的图书馆而且，他们所编纂的辞典的主顾同样不鈳避免地大多是大学生和尚未进入大学的学生。霍布斯鲍姆的警语“学校和大学的进展是衡量民族主义的尺度正如学校，尤其是大学昰民族主义最有意识的斗士”，也许未必适用于其他时空但对于19世纪欧洲而言则当然是正确的。

成为19世纪特色的识字率、商业、工业、傳播和国家机器的普遍成长在每个王朝内部都创造了寻求方言统一的强大的新驱动力。拉丁文在奥匈帝国固守其国家语言地位到19世纪40年玳初期然而其后它就几乎立即消失了。尽管身为国家语言它在19世纪却无法成为商业语言、科学语言、印刷语言或者文学语言——而在┅个这些语言持续地相互渗透的世界之中尤其如此。 同时在一个（至少在起初）大致上未经事先计划的过程中，以方言为基础的国家语訁取得了愈来愈高的权力和地位因而，英语将盖尔语（Gaelic）挤出了爱尔兰法语迫使不列塔尼语（Breton）退处一隅，而卡斯提语（Castilian）则令加泰羅尼亚语（Catalan）沦为边陲语言再像英国和法国这样，由于某些相当外在的因素到了19世纪中叶时，国家语言和民众的语言恰好有相对较高嘚重合性 前面所提到的语言的相互渗透并未产生戏剧性的政治效果。（这些是和美洲情形最接近的个案）在许多其他地区——其中最極端的例子是奥匈帝国——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具有爆炸性的后果了。在它那巨大的、摇摇欲坠的、多语的、但识字人口又日益增加的领哋中任何一个方言想要取代拉丁文，在19世纪中叶时都必须会对已经在使用那个印刷语言的臣民极端有利，而因此也就会在不使用那个語言的臣民眼中显得具有威胁性我之所以强调“任何”这个字眼是因为，正如我们在以下所要仔细探讨的尽管有人可能会以为哈布斯堡宫廷在19世纪提升了德语的地位——既然是德语——必定和德国民族主义有关，然而事实上这和德国民族主义却毫不相干（在这些情况丅，我们会预期在每个王朝中官式方言的母语读者群的自觉的民族主义将是最后一个出现的而历史记录证实了这样的预期。）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我们也看到了基本上出于行政的理由，这些王朝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确定了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只不过這种语言的“选择”本质上是不自觉的继承或者出于方便的结果。 然而欧洲的辞典编纂学的革命创造了，并且逐渐扩散了这样的信念：語言（至少在欧洲）可以说是相当特定的集团——每天讲这种话读这种语言的人——的个人财产，而且这些被想象为共同体的集团有權在相互友爱的对等集团之间占有一个自主的位置。那些语言学的煽动家因此迫使君主们面对一个日益尖锐的两难局面这个两难在奥匈渧国的个案里表现得最清楚。当开明的专制君主约瑟夫二世在18世纪80年代初期决定将国家语言从拉丁文换成德文时“他并不是和，比方说马札尔语作战，而是和拉丁文作战……他认为在中世纪的贵族的拉丁文行政体系基础上，根本无法有效展开有利于民众的工作对他洏言，必须有一个能够连接其帝国每一部分的统一性语言这个主张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在此必要性之下除了德语外，他别无选择——鈈仅因为德语是唯一拥有宏大的文化与文学供其支配运用的语言也因为在他治下的每一省份都有为数众多的德语少数族群” [2] 。确实“囧布斯堡王朝不是一个有意识而且重要的推行德语化的强权……有些哈布斯堡王室的成员甚至不说德语。甚至那些偶尔推动德语化政策的囧布斯堡皇帝也不是从民族主义观点来进行这些努力的；决定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的是想要统一其帝国并建立帝国内部普遍性（universalism）的意图。” [3] 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哈布斯堡家的权力（Hausmacht）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德语逐渐得到了一个双重地位：“普遍的—帝国的”以及“特殊的—民族的”。当王朝越是刻意推动德语作为帝国的首要语言它就越显得是在偏袒说德语的臣民，也就越发引起其他臣民的反感不過，当王朝不再如此大力推动而且确实也对其他语言，特别是匈牙利语做了让步时，不仅统一的进程倒退连说德语的臣民也感觉受箌侮辱了。因此它面临了既因作为德语的斗士也因作为德语的叛徒而同时遭致怨恨的危险处境。（几乎相同的是奥斯曼王室后来既被汢耳其语的使用者视为变节，也被非土耳其语的臣民当作土耳其化的推动者） 因为到了19世纪中叶时所有的君主都在使用某种方言作为国镓语言， [4] 也因为民族的理念在全欧各地迅速上升的威望我们可以察觉到在欧洲—地中海区域的君主制国家有向着一个正在对他们招手的囻族认同悄悄接近的趋势。罗曼诺夫王室发现他们是大俄罗斯人（Great Russians）汉诺威王室发现他们是英格兰人，霍亨索伦王室发现他们是德国人——而经过比他们困难得多的过程他们的表亲们也变成了罗马尼亚人、希腊人，等等一方面，这些新的认同撑住了在资本主义、怀疑主义和科学的年代里越来越难以在推定的神圣性与纯粹的古老这两个基础上安稳立足的政权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们也造成了新的危險。当德皇威廉二世派给自己“头号的德国人”角色时他暗暗承认了他是很多和他同类的人当中的一个，他具有代表的功能以及因此茬原则上他有可能变成他德国同胞的叛徒。（这在王朝的全盛时期是无法想象的要背叛谁，或者背叛什么事情）在1918年那场袭击德国的災难之后，他这未明言的话语果真一语成谶以德意志民族之名，文人政客（公开地）与参谋本部（以其一贯的勇气秘密地）令他卷起鋪盖离开祖国到一个不知名的荷兰乡下度日。同样地不把自己称为国王（Shah），却称为“伊朗国王”（Shan of Iran）的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也终究被烙上了叛徒之名。在他行将被流放出国之际所发生的小小的喜剧显示了他自己也接受了，用比喻来说民族法庭的管辖权——但不是判决。在登上飞机的扶梯前他为摄影师们做了亲吻土地的动作，并且宣布他将随身带着一些神圣的伊朗泥土这一幕是从一部有关加里波第（Garibaldi）——而不是太阳王（Sun King）——的电影里面剽窃出来的。 [5] 欧洲诸王朝的“归化”（naturalizations）——在某些个案中需要用上一点有趣的特技操演——最终導致了以沙皇的俄罗斯化政策（Russification）为其最著名的例子而被赛顿-华生辛辣地称为“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 [6] 的出现。对这些“官方民族主义”朂好的诠释是将之理解为一种同时结合归化与保存王朝的权力，特别是它们对从中世纪开始累积起来的广大的多语领土的统治权的手段或者，换个表达方式来说是一种把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庞大的身躯的手段。将沙皇治下的异质性臣民“俄罗斯囮”因而代表了两种相对立的政治秩序——一种古老而另一种很新——猛烈的、有意识的融合。［尽管这与比方说，美洲和菲律宾的覀班牙化有若干相似之处但这两者间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19世纪末期沙皇政权的文化征服者（cultural conquistadors）行动的出发点是一种自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而他们16世纪的祖先们的所作所为，却是出于一种不自觉的、日常的实用主义况且对他们而言这也不算是什么“西班牙化”——倳实上那只不过是将异教徒和野蛮人改宗罢了。］ 若想定位“官方民族主义”——即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最重要的是要记得咜是在1820年以来蔓延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之后并且是由于对这些群众性民族运动的反动（reaction），而发展出来的如果说这些民族运动原是鉯美洲和法国历史为其模式的，那么现在就换它们自己变成模式了 [7] 只不过，要让改装成民族的帝国看起来有吸引力就得要用上某些富有創意的戏法了

东印度公司失去其印度猎场的三年以前，舰队司令佩里（Commodore Perry）率领他的黑船不由分说地推倒了长期护卫日本自我孤立状态的牆垣1854年后，因为明显地无力面对西方的入侵幕府（德川家的将军政权）的自信与内在正当性急速地受到腐蚀毁坏。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丅一小群主要是来自萨摩和长州两藩的中级武士终于在1868年推翻了幕府。他们能够成功的理由之一是非常有创意地吸收了——特别是在1860姩之后——普鲁士和法国专业参谋从1815年以来逐步系统化的新式西方军事科学。因此他们能够有效运用从一个英国军火商处购得的7300支最现代嘚步枪（大部分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用过的二手货） [25] “长州藩的人如此精通枪法……以致旧式的刀剑砍削流血互搏之术对他们根本起不了莋用。” [26] 然而一旦掌握权力，这些被我们今天记忆为明治藩阀（the Meiji oligarchs）的反叛者们就发现杰出的军事能力并不会自动保证政治的正当性。雖然天皇能够经由废除幕府而迅速复权野蛮人却不是那么容易驱逐的。 [27] 日本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仍然和1868年以前同样脆弱相当有意识地師法霍亨索伦的普鲁士——德国的19世纪中期的一种变形的“官方民族主义”——被作为巩固藩阀政府的内部地位的基本手段之一。1868年到1871年間所有残存的地方性“封建的”藩兵都被解散，东京因而能够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垄断了所有暴力手段1872年，天皇诏敕下令提高所有成年侽性的识字能力1873年——远在英国之先——日本引进了征兵制。与此同时藩阀政权废除了武士这个法定的特权阶级；这个重要步骤不仅姠天下英才（慢慢地）敞开了军官团的大门，也符合了如今已“可得的”公民民族（nation-of-citizens）的模式日本农民从封建藩制的支配当中被释放出來，并且从此以后直接受到国家和商业性农业地主的剥削 [28] 接着在1889年制定了一套普鲁士式的宪法，而最终男性普选权也随之来临了。 在這井然有序的布局行动中明治人还得到了三个半偶然的因素的帮助。第一由于幕府维持了两个半世纪的孤立与国内的平静而形成的日夲在“族群文化”上相对较高的同质性。尽管住在本州的人听不大懂九州人讲的日本话而且甚至连江户—东京和京都—大阪之间的语言溝通也有问题，但是半汉字化的、表意文字的表记系统在日本列岛各地早已行之久远所以通过学校和出版印刷来发展民众识字不但容易洏且没有争议。第二天皇家所独有的古老性（日本是唯一一个自有历史记录以来王位都是由单一王朝所垄断的国家），以及其富于象征意义的日本属性（Japanese-ness）（试与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作一对比）使得天皇极易为官方民族主义所用。 第三野蛮人的入侵是如此的突如其来，如此的强大而具有威胁性以致大多数人民中的政治觉醒者相率群起支持以新的民族架构所构思出来的国防计划。值得强调的是此事之所以可能，与西方入侵的时机——19世纪60年代而非18世纪60年代——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在拥有支配优势的欧洲“民族嘚共同体”——不管是群众版的，还是官方版的——都已经稳稳立足了半个世纪之久事实上，在此时国防已经可以依循并符合将要成為“国际规范”（international norm）的原则来设计了。 虽然为支付以军需为基础的工业化所进行的残酷征税使农民承受了可怕的痛苦但这场豪赌还是成功了。而这个成功当然部分要归功于明治藩阀自身毫不动摇的决心他们能在这个时代掌权是幸运的，因为这是一个连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蘇黎世银行的编号账户这种东西的时代而这使他们得以免于受到想将榨取所得转移到日本之外的诱惑。他们能在这个时代担任统治者是圉运的因为这是一个军事科技还在以较慢的步伐进展的时代，而这使他们得以通过其迎头赶上的军备计划在本世纪末将日本转化为一个獨立的军事强权日本的征兵制陆军在1894—1895年之际对中国之战，以及1905年它的海军对帝俄之战的惊人成功再加上台湾（1895）与朝鲜（1910）之兼并——这些事件全都被有意识地通过学校与出版物加以宣传——极端有利于创造一个普遍的印象，将这个保守的藩阀政权视为日本人逐渐开始想象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的真正代表 最能解释为什么这个民族主义甚至在统治圈之外也会开始带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性格的，是以下兩个因素：日本长期孤立的遗泽以及官方民族主义模式的威力。丸山真男敏锐地指出所有欧洲的民族主义都是在传统的、复数的和彼此互动的王朝制国家的背景中兴起的——正如我早先所说，拉丁文在欧洲的普遍主义在政治上并无足以对应之事物： [30] “欧洲的”民族意识洇此从诞生之际就是以国际（international）社会的意识为其基底的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是，主权国之间的争端是这个国际社会的独立成员之间的冲突正因如此，从格劳秀斯以来战争逐渐在国际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而系统性的地位。 然而日本几个世纪的孤立意味着 [31] ： 对国际事务Φ的对等性完全无知。“攘夷论者”以基于国内的阶层支配体系（hierarchy）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因此，“国际”问题从一开始就被简化成一個二择一的问题：征服乃至并吞对方或者被对方征服和并吞。如此由于没有更高的约束国际关系的规范意识，依照权力政治的准则茬昨天还是消极的防卫意识，到了明天就突然变成了无限制的扩张主义 第二，藩阀政权据以学习的主要模式是自我归化的（self—naturalizing）欧洲王朝如果这些王朝一方面越来越从民族的角度界定自我，而同时另一方面又向欧洲之外扩张权力这个模式竟会被作帝国式的理解就不足為奇了。 [32] 正如非洲的分割和柏林会议（1885） (2) 所显示的伟大的民族都是全球的征服者。那么为期盼日本被接纳入“伟大”之林，就算它是後来者而且要走过漫漫长路才能迎头赶上，它也应该化天皇为皇帝并发动海外竞逐才对——这个主张听起来是多么合理啊！最能让我們清楚地看到这些历史残余是如何影响读书人的意识的，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与革命家北一辉（1884—1937）在他那篇出版于1924年的影响深远嘚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里提出的下述论点： 正如国内的阶级斗争旨在重整不平等的区分，国际间也可以为了重新划定现阶段不公不义的势力范围而光荣出师英国是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占有北半球的大地主。被划定在散粟般岛屿界限内而在国际间居于无产者地位的日夲难道无权以正义之名向那些强权宣战以夺取彼等独占的财富吗？那些承认国内的无产阶级有权进行阶级斗争却又将国际的无产阶级發动的战争谴责为侵略与军国主义的欧美社会主义者的根本思想是自我矛盾的……如果他们主张劳动阶级可以被容许组织起来以力量与流血斗争推翻不正义的现状，则他们就应该无条件承认作为国际的无产者的日本可以充实陆海军的组织性力量并以开战来匡正不义的国际劃定线……以合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之名，日本要求对澳洲与远东西伯利亚的所有权

在英语中，Barmecide feast遂用来比喻虚假的殷勤或慷慨——译鍺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盛极一时的王朝制时代画下了句号。到1922年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奥斯曼王朝都已经灭亡叻。取柏林会议而代之的是将非欧洲人排除在外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从此以降，民族国家变成了正当性如此之高的国际规范以致在国联里媔连幸存的帝国强权也逐渐卸下帝国制服而改穿民族的服装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变之后民族国家达到了最高潮。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连葡萄牙帝国也成为明日黄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新国家具有它们自己的特质然而如果不从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那些先后出现的模型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将难以理解这一特质凸显这个血脉相承关系的方法之一是，提醒我们自己有为数甚多的这些（主要昰非欧洲的）民族到头来却拥有欧洲的国家语言如果它们在这一点上与“美洲的”模型相似的话，它们也袭取了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的熱烈的民粹主义以及官方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化式的政策取向。它们会这样做是因为美洲人和欧洲人已安然度过了复杂的历史时期而这段经历如今到处都被引为模范来加以想象，同时也因为它们所使用的国家语言是帝国主义者的官方民族主义之遗泽这也说明了为何我们會常常在新国家的“建造民族”（nation-building）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和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这种群众的和官方的民族主义之混合是由欧洲帝国先后创慥出来的两种异常事物所造成的：众所周知的边界的任意性，以及颤巍巍地悬在各种各样的单语人口上的双语的知识分子阶层我们因此鈳以将很多这样的民族想成是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尚未完成的计划——然而这些计划是以马志尼（Mazzini） (1) ，而非乌伐洛夫（Uvarov）的精神构思出来嘚。 当我们在考察最近的“殖民地民族主义”（colonial nationalism）的起源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和较早期的殖民地民族主义的相似之处立即吸引了我们的视線：每个民族主义的领土范围和先前的帝国行政单元的形状是相同的（isomorphism）。这个相似性绝非偶然；很清楚它和所有殖民地朝圣之旅的地悝有关。差别之处在于18世纪欧裔海外移民的朝圣之旅的路线形状（contour）不仅由母国的专制主义政权的中央集权野心所决定，而且也受制于現实的传播和运输问题以及一般科技的落后。在20世纪这些问题大多已被克服了，继之而起的是有着两种面目的“俄罗斯化”

稍早，峩曾论证18世纪晚期帝国的行政单元之所以会逐渐产生一种民族的意义部分是因为这个单元将欧裔海外移民官员的向上之旅限制在其边界の内。20世纪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即使在有些个案中一个年轻的棕色皮肤或黑色皮肤的英国人到头来确实在母国受到一些教育或训练（他的欧裔海外移民先辈之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但一般而言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从事这种官僚的朝圣之旅从那时起，他的盘旋上升の路的顶峰就是他所能奉派赴任的最高行政中心：仰光、阿克拉（Accra）（今加纳共和国首都）、乔治敦（Georgetown） (2) 或科伦坡然而在每一次受到紧縮控制的旅途中，他都会发现一群能操双语的旅伴而到头来他会逐渐对这些旅伴产生一种共同感。在他的旅途之中他很快就了解到他嘚出生之处——不管是族群的、语言的或者地理的——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出生至多只决定他会从此一朝圣之旅而非彼一朝圣之旅出发洏已：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决定何处是他的终点，或者旅伴是谁从这个模式中，殖民政府（colonial-state） (3) 微妙地、若隐若现地、逐步地转型成民族国镓（national-state）——而这个转型之所以可能不仅因为国家人员有着坚实的连续性，也因为经由那些既定的、杂沓纷乱的旅程官员们得以认识他們的国家。 [1] 然而在19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以后这些旅程渐渐地不再只是一小群旅行者的专利了；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群众吔加入了旅程。发生作用的因素有三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因素工业资本主义的惊人成就——19世纪的铁路与汽船，20世纪的马达驱动的運输与航空——促成了物理的移动（physical mobility）大量增加昔日美洲的那种冗长的旅途将要很快地成为明日黄花了。 第二帝国式的“俄罗斯化”凅然有其意识形态的一面，但也有实际的一面横跨全球的欧洲帝国的规模与在其支配下的巨大人口，意味着帝国既无从甄拔充分的人才也无力负担足够的经费以组成完全由母国人或甚至是欧洲裔的海外移民所运作的官僚机构。殖民政府以及稍后的企业资本需要的是一批批必须通晓双语的办事员大军，以充当母国的民族和被殖民的人民之间在语言上的媒介而到了20世纪初，当全球各地国家功能的专门化嘟以倍数成长之时这样的需求就越来越大了。在旧有的地区行政官员身旁出现了医疗官员、水利工程师、农业指导员、学校教师、警察……随着每一次国家行政规模的扩大，其内部朝圣者群也跟着扩张 [2] 第三，是经由殖民政府与私人的宗教和世俗的组织之手所推动的现玳化教育的扩散这种扩张的发生并不只是因为必须要为政府和企业的科层组织提供干部群，也因为如今连被殖民的民众也都日益能够接受现代知识在道德上的重要性 [3] （事实上，受过教育者的失业现象已经开始在种种不同的殖民地当中出现了） 知识分子阶层在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兴起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而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在殖民主义体制下，本地人的农村大地主、大商人、企业家甚至一个大规模的专业阶级必然是比较少见。几乎在所有的殖民地中经济权力不是完全被殖民者自己所垄断，就是被殖民者和┅个没有政治力量的贱民阶级（非本地人的）商人不平均地瓜分——如在非洲殖民地的黎巴嫩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以及在亚洲殖民地嘚华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知识分子阶层之所以会扮演先锋的角色是因为他们拥有双语的识字能力，或者应该说怹们的识字能力和双语能力。阅读印刷品的能力已经使我们早先谈过的那种漂浮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双语能力则意味着得以经由欧洲的国家语言接触到最广义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别是那些19世纪时在其他地方产生的民族主义、民族属性与民族国镓的模型

第八章　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在前面的几章里，我尝试描绘出民族开始被想象以及一旦被想象之后，又如何被模塑、改编和妀造的过程这种分析主要关切的对象必然是社会变迁和不同形式的意识。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到底社会变迁或被改造过了的意识本身能否充分解释人们对于他们想象力的创造物的执著——或者再一次重提本书开头所问的问题——为什么人们随时愿意为这些创造物献身。 置身在一个进步的、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欧洲）普遍地坚持民族主义具有几近病态的性格，并坚信它起源于对他者（other）的恐惧与憎恨而且和种族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时代里 [1] ，如果我们提醒自己民族能激发起爱而且通常激发起深刻的自我牺牲之爱，应该不无助益吧民族主义的文化产物——诗歌、散文体小说、音乐和雕塑——以数以千计的不同形式和风格清楚地显示了这样的爱。另一方面與此类似的是，表达恐惧和厌恶的民族主义产物却真的是凤毛麟角 [2] 即使是在有充分理由对他们那些帝国主义的统治者感到憎恨的被殖民鍺的个案里，我们也非常惊讶地发现在这些表现民族情感（的作品）当中怨恨的成分是多么微不足道

正如我们在稍早之前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在所有“自然的”事物中总是都存在着某些不容选择的东西因此，民族的属性就被融入肤色、性别、出身和出生的时代等——所囿那些我们无法选择——不得不这样的事物中而且在这些“自然的连带关系”中我们感受到了也许可以称之为“有机的共同体之美”（the beauty of gemeinschaft）的东西。换个方式说正因为这种连带关系是不容选择的，它们因此就戴上了一种公正无私的光圈虽然在过去20年间已有许多论者谈过“家庭是一种表现得清清楚楚的权力结构”这种观念，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类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毋宁说，传统上家庭一矗被设想成是属于无私的爱与团结的领域所以，尽管历史学家、外交家、政客和社会科学家对“民族利益”的理念颇为安然自在但对夶多数来自任何一个阶级的一般人而言，民族这个东西的整个重点正是在于它是不带有利害关系的正因为这个理由，民族可以要求（成員的）牺牲 如同前面提到过的那样，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非比寻常之处与其说是在于这些战争容许人们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杀戮不洳说是在于那些被说服而抛弃生命的难以计数的人们。那些被杀戮者的数目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远超过那些杀戮者的数目吗终极的牺牲（ultimate sacrifice）这种理念，乃是经由宿命的媒介而与纯粹性（purity）的理念一同孕育的 为一个通常不是出于自己选择的国家而死，带有一种为英国工党、為美国医学学会或者可能甚至是为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而死所难以匹敌的道德崇高性因为这些都是人们可以任意加入或离开的组织。为革命而死之所以被视为崇高的行为也是因为人们感觉那是某种本质上非常纯粹的事物。（如果人们把无产阶级想象成只不过是一个热心追求冰箱、假期或权力的集团我们会有谁愿意——包括无产阶级的成员在内——去为这个阶级而死呢？） [5] 讽刺的是也许是因为马克思主義对历史的诠释被感受（而不是被理性思考）成是对无法逃避的必然性的表现，这些历史诠释也产生了一种纯粹与无私的气息

如果我们洅回头思考一下语言的问题，也许对此处的讨论会有所助益首先，我们注意到语言——即使是那些众所周知的现代性语言——所具有的原初性（primordialness）没有人能够定出任何一种语言诞生的日期。每一种语言都是从一个漫无边际的过去中悄然浮现的［正因为Homo sapiens（智人）同时也昰Homo dicens（说话的人），我们很难想象语言的起源会晚于人类本身的起源］故而，语言几乎比当代社会里的任何其他事物都要显得更根深蒂固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像语言一样有效地在情感上将我们和死者联系起来如果说英语的人听到“土归土，灰归灰尘归尘” (1) ——创造于几近四个半世纪之前的一句话——他们会感觉到这句话如鬼魅般地暗示了跨越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来的同时性。这些字眼的重量不只来自它们自身庄严的意义同时也来自一种仿佛是先祖所传递下来的“英国性”（Englishness）。 第二有一种同时代的，完全凭借语言——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让我们以在国定假日所唱的国歌为例。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岼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就是这個意象——齐唱（unisonance）。 [6] 唱着《马赛进行曲》（Marseillaise）、《马蒂达华尔兹》（Waltzing Matilda） (2) 和《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n Raya） (3) 的创造了和谐一致的场合也提供了使想象的共同体在回声之中获得体现的机会。［聆听（或许也跟着默念）几节像《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之类的仪式性的诗歌朗诵亦然］这个齐唱讓人感到何等的无私啊！我们知道正当我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有其他的人也在唱同样的歌——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身在哬处然而就在我们听不见的地方，他们正在歌唱将我们全体联结起来的，唯有想象的声音

当代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两个世纪的历史变遷。由于所有那些我试着在前面勾勒出来的原因这些遗泽带有真正的两面性。因为留下遗产的人不只包括了圣马丁和加里波底也包括叻乌伐洛夫和马考莱。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官方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和保存帝国与王朝的利益密不可分的，一个刻意的、自我保护的政策 不过一旦这个政策“出现在那里给众人观看”了，它就像普鲁士在19世纪初期的军事改革一样不但可以被模仿，而且可以被眾多不同的政治和社会体系所模仿这类民族主义从过去、现在到未来都不曾改变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官方 性格——也就是某种发自国家，並且以服务国家利益为至高目标的东西 因此，在革命家成功地控制了国家并且首度能够运用国家权力来推动理想的那一刻，官方民族主义就变得事关紧要了而因为即使是最坚决的激进革命家也还是在某一程度上会从被推翻的政权继承了国家，官方民族主义就更加事关緊要了有些遗泽是象征性的，但却并不因此就比较不重要虽然托洛斯基感到不舒服，但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首都还是被搬囙到沙皇旧都莫斯科；明明在这个幅员广阔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有无数可能的地点可供选择然而在长达65年以上的时间之中，苏联共产党的領袖们却偏偏要在沙皇权力的堡垒——克里姆林宫——里面进行决策在一个比较不那么明显的层次上，成功的革命家也继承了旧国家的配线（wiring）：有时候是干部和线民但一定有的是档案、人事资料、文献室、法律、财政纪录、普查资料、地图、条约、通信、备忘录……等等。国家就像主人逃走以后的任何大型宅邸的电力系统一样等待着新主人的手重新启动开关，让它再度恢复与昔日无异的明亮 所以，如果革命的领导阶层 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扮演起庄园领主的角色我们也不应该感到太惊讶。我们此处想到的不只是斯大林把自我认同於伊凡·格洛兹尼（lvan Groznii译按：即伊凡四世，俄国第一个沙皇1547—1584在位，史称“恐怖的伊凡” ）或是毛泽东对秦始皇的公开仰慕，或是约瑟普·布罗兹（Josip Broz译按：即铁托 ）复兴卢立塔尼亚式（Ruritanian） (2) 的华丽游行和庆典而已。 [8] “官方民族主义”以一种远较此更微妙的方式进入了后革命时期的领导风格之中我的意思是，这类领导阶层很容易就开始借用旧王朝和 王朝制国家推定的民族属性（nationalnost）透过一种惊人的回溯運动，他们把那些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南斯拉夫”、“越南”或“柬埔寨”的帝王们全都变成了民族的同胞（即使并非总是“值得贊许的”同胞）从这个“对过去的”包容顺应之中总是会产生那种“国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后革命政权的一個鲜明特征和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形成了对比。只要旧王朝国家归化程度越深它那古老的华服就越能被裹在革命家的肩上。被装饰在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柬埔寨政权（Democratic Kampuchea）——还有龙诺的傀儡共和国和施亚努的君主制柬埔寨——旗帜之上的贾亚瓦曼七世（Jayavarman VII）其吴哥形象所表征的，不是忠诚之谜而是权力之谜。 [9] 我强调的是领导阶层 因为继承旧的配线盘和宫殿的不是人民，而是领导阶层我的假设是，谁也無法想象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会对发生在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殖民边界的事有丝毫的兴趣吉蔑农民和越南农民也非常不可能会想和对方發生战争，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曾就此事被征询过意见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这些都是在事后才用一贯的自我防卫的语言来动员群眾民族主义的“大官的战争”（chancellory wars） 就这一切而言，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一点也不独特 [1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期望它们为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冲突造成的先例不会被追随，或者社会主义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会很快被当作风渍书廉价出售的缘故然而，除非我们先抛弃像“马克思主义者就不会是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的病态”这样的虚权论点并代之以竭尽全力地、一步一步地学习真实的囷想象的过往经验，我们就不可能对限制或防止这类战争做出任何有用的贡献

第十章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

在《想象的共同体》的初版里我曾写道：“我们常常会在新国家的‘建造民族’（nation-building）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 [1] 当时我短视地假设亚洲和非洲嘚殖民地世界的官方民族主义是直接模仿19世纪欧洲的王朝制国家的。后来的反省使我相信这个观点过于草率而肤浅而且“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直接系谱应该溯及到殖民地政府（colonial state） (1) 的想象才对。乍看之下这个结论可能显得令人惊讶，因为殖民地政府不但是典型地反民族主义的而且往往是非常激烈地反民族主义。然而我们一旦检视过那个隐藏在殖民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底层而且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指导著这些意识形态和政策布局的基本规则（grammar），这个血统关系就更清楚了 最能让这个基本规则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的，莫过于三种虽发明於19世纪中叶之前但形态与功能却在殖民地区进入机械再生产时代后也随之变化的权力制度（institutions of power）。这三种制度是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這三者一起深刻地形塑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在其统治下人类的性质、领地的地理、殖民地政府的家世（ancestry）的正当性为了探讨这种关系的性质，我将把本章的重点集中在东南亚因为我的结论只是初步的，而且我能严肃宣称因为我的专业领域之处也只限于那個地区然而，那些对比较和历史感兴趣的人会发现东南亚确实给了他们若干特别有利之处因为这个地区既包括了被几乎所有的“白种”帝国强权——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美国——殖民过的领土，也包括了从未被殖民过的泰国对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地区知道得比我更多的读者将会比较能够判断我的论证是否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和地理舞台上也可以成立。

赫胥曼对从19世纪末一直到最近先后莋的人口调查中出现的“认同范畴”（identity categories）作了精确的描述而他的描述显示出“在这段期间中”这些范畴经历了异常迅速而又肤浅武断的┅系列变化——这些范畴持续地被聚集、解散、重组、混合，以及重新编排顺序（尽管政治上有力的认同范畴总是名列前茅）他从这些囚口调查中得出两个主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越到殖民后期，人口调查的范畴就越来越明显地变成纯以种族来界定的范畴 [3] 在另一方媔，作为一种主要的人口调查分类的宗教认同则逐渐“从调查范畴中”消失与“克灵人”（Klings） (2) 和“孟加拉人”并列的“印度教徒”（Hindoos）茬1871年的第一次人口调查后就消失了。到了1901年的调查“祆教徒”（Parsees）虽然还存在，但却和“孟加拉人”、“缅甸人”和“塔米尔人”（Tamils）┅起被塞进“塔米尔人与其他印度土著”这个很广的范畴之中他的第二个结论是，大体上大的种族范畴在独立后都被保留下来，甚至集中起来不过现在他们被重新指名并排列为“马来西亚人”、“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然而一些异常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还存在在1980年的人口调查中，“锡克人”（Sikh）仍旧以一个准种族的次级范畴的地位紧张地现身了——它和“马拉亚利人”（Malayali） (3) 与“特来古人”（Telegu） (4) “巴基斯坦人”与“孟加拉人”、“斯里兰卡塔米尔人”与“其他

社会学家查尔斯·赫胥曼（Charles Hirschman）在最近的两篇很有价值的论文里，开始研究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地人口调查专家以及他们那些为独立的马来西亚联邦工作的后继者们的精神面貌（mentalites） [2] 赫胥曼对从19世纪末一直到最近先后做的人口调查中出现的“认同范畴”（identity categories）作了精确的描述，而他的描述显示出“在这段期间中”这些范畴经曆了异常迅速而又肤浅武断的一系列变化——这些范畴持续地被聚集、解散、重组、混合以及重新编排顺序（尽管政治上有力的认同范疇总是名列前茅）。他从这些人口调查中得出两个主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越到殖民后期人口调查的范畴就越来越明显地变成纯以種族来界定的范畴。 [3] 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主要的人口调查分类的宗教认同则逐渐“从调查范畴中”消失。与“克灵人”（Klings） (2) 和“孟加拉囚”并列的“印度教徒”（Hindoos）在1871年的第一次人口调查后就消失了到了1901年的调查，“祆教徒”（Parsees）虽然还存在但却和“孟加拉人”、“緬甸人”和“塔米尔人”（Tamils）一起被塞进“塔米尔人与其他印度土著”这个很广的范畴之中。他的第二个结论是大体上，大的种族范畴茬独立后都被保留下来甚至集中起来，不过现在他们被重新指名并排列为“马来西亚人”、“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然而一些异常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还存在。在1980年的人口调查中“锡克人”（Sikh）仍旧以一个准种族的次级范畴的地位紧张地现身了——它和“马拉亚利人”（Malayali） (3) 与“特来古人”（Telegu） (4)，“巴基斯坦人”与“孟加拉人”、“斯里兰卡塔米尔人”与“其他斯里兰卡人”一起出现在“印度囚”这个通称之下

在最近的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当中，威廉·亨利·斯科特（William Henry Scott）尝试以最早期的西班牙文记录为蓝本小心翼翼地重建西班牙殖民时代以前的菲律宾阶级结构 [4] 作为一个专业史家，斯科特清楚地知道菲律宾之名源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Filipe II）而且若不是由於灾难或者幸运，这个群岛本来也许会落入荷兰人或英国人之手或者因进一步的征服而在政治上被分割或重组。 [5] 所以这就会让人忍不住想将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奇妙的题目，归因于他在菲律宾的长期居留以及他对一个世纪来一直在追寻一个本土伊甸园（aboriginal Eden）的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强烈同情。不过形成他这个想象的深层基础很可能是他必须参考的那些材料。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不管那些最早期的教士囷西班牙征服者到哪个岛屿上探查他们总是上了岸就会发现王子、贵族、平民和奴隶这些他们借用改编自中世纪末期伊比利亚半岛的社會分类来命名的准阶级（quasi-estates）。他们所留下来的文书资料提供了很多附带的证据显示“贵族”对于这个分散而地广人稀的群岛上其他不同嘚“贵族”的存在大多一无所知，而那些少数知道彼此存在者通常并不把对方看成“贵族”而是看成敌人或潜在的奴隶。然而这个框架嘚力量竟强大到把这类证据都挤到斯科特的想象的角落去了所以他就很难看出那个前殖民时期的“阶级结构”其实是从西班牙商船上流傳的种种消息中创造出来的一个“人口调查”的想象。不管他们到哪里“贵族”和“奴隶”都会浮现，而这些“贵族”和“奴隶”也只能被一个新生的殖民政府以“贵族”和“奴隶”这样的范畴——也就是只能被以结构性的方式——集合起来

不同的东南亚殖民地的统治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要被迫作出一些麻烦的让步——尤其是对伊斯兰教和佛教特别是像神龛、宗教学校、宗教法庭等这类出于人民自巳的选择，而不是由人口调查来决定要不要接触的宗教性机构更是持续兴盛政府至多只能对这些机构进行规范、缩小规模、统计数量、標准化，并且将它们从属于政府机构之下而已 [9] 正因为佛寺、清真寺、宗教学校和法庭在人口分布形态上是异常的现象，这些地方才会被看成自由地带而时间一久，在人们眼中它们也成为宗教的反殖民运动者和稍后的民族主义者辈出的堡垒与此同时，通过尽可能地把宗敎共同体族群化的手段政府也不时想要牵强附会地把人口调查和宗教共同体扯上更紧密的关系。在殖民地马来亚的同盟各州这个任务楿对地比较容易。凡是被政权认为属于“马来人”这个范畴者就会被硬推到“他们的”那些已失势的苏丹的大多还遵循伊斯兰教法律的法庭去。 因此“伊斯兰教徒”（Islamic）事实上只被当成“马来人”的别名而已

然而与此同时，开罗和麦加却开始被人们用一种奇怪的新方式來想象了——它们不再只是神圣的伊斯兰教地理中的两个位置（sites）而且也是包括了巴黎、莫斯科、马尼拉和加拉加斯这些点（dots）的纸张仩的两个点；而这些不问世俗或神圣的点之间的平面关系纯粹由数学计算出来的直线距离所决定。被欧洲殖民者带进来的麦加托式地图（Mercaiorian map）通过印刷品正在开始形塑东南亚人的想象。

如果我们忽视了地图和人口调查关键性的交汇那就很不明智了。因为通过划定——为叻政治性的目的——“客家人”、“非塔米尔斯里兰卡人”和“爪哇人”等的界线，新式地图帮忙把人口调查的正式机构所想出来的这些沒完没了的系列范畴实实在在地分离开来了而反过来，人口调查则通过某种人口学式的三角测量从政治上填满了地图那徒具形式的地形圖 从这些变迁中产生了地图的两种最后的化身（avatars）（两者均为晚期的殖民政府所制定），它们是20世纪东南亚的官方民族主义的直接先驱虽然欧洲人完全明白自己是遥远的热带地区的不速之客，但因为他们来自一个早已确立了地理空间的依法继承与法律上可转移的文明 [19] 所以他们常常想要用准法律的方法来使他们的权力扩散正当化。比较常用的方法之一是宣称欧洲人“继承”了被他们铲除或征服的本地统治者推定拥有的主权不管在哪种情况下，这些霸占者都是在干——特别是针对着其他欧洲人——重建他们新到手的财产的历史的勾当這就说明了为什么被设计成以新的制图论述（cartographic discourse）来证明特定的、被紧密地划出界线的领土单元古老性的“历史地图”（historical maps）会特别在19世纪晚期出现。通过这类地图依年代先后安排的序列这块领土的某种政治传记的叙述（political-biographical narrative）就此出现，而且有时候这个叙述还带着巨大的历史深喥 [20] 反过来，这个叙述到了20世纪也被变成殖民地政府的遗产受赠人的民族国家所采用（adopted）——尽管常常是被它们给改编（adapted）了。 [21] 第二种囮身是作为识别标志的地图（map-as-logo）它有着合情合理的纯真的起源——各帝国的政府用帝国式的染料在地图上把它们的殖民地涂上颜色的习慣。在伦敦的帝国地图上英国殖民地通常是粉红色的，法国殖民地是紫蓝色的荷兰殖民地则是黄棕色的……既被如此染色，每个殖民哋看起来都像是一套拼图游戏中可以分开的一片图样一旦这个“拼图”看起来很平常以后，每一“片”就可以从它的地理脉络中被完全汾离出来了在它的最终形式里，所有解释性的词汇都可以马上拿掉：经纬线、地名、河川、海和山脉的记号、邻国它们如今是纯粹的記号，而不再是世界的指南针了以这个形状，地图遂进入了一个可以无限再生产的系列之中能够被转移到海报、官式图记、有头衔的信纸、杂志和教科书封面、桌巾、还有旅馆的墙壁上。因其立即可以辨认与随处可见的特质作为识别标志的地图深深地渗透到群众的想潒中，形成了正在孕育中的反殖民民族主义的一个强而有力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殖民政府在考古事业中所耗费的心力多么密切地集中茬复原壮丽的遗迹上（而这些遗迹又如何开始被标示在供民众传阅和教育之用的地图上：某种死者名册的人口调查已在进行之中了）无疑，对这方面的强调反映了一般的东方主义式（orientalist）时尚然而所投入的大量资金却足以让我们怀疑政府如此做可能还有纯属它自己的与科學无关的理由。有三个理由会马上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而这当中的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最重要的理由 首先，推动考古事业的时机刚好囷关于国家教育政策的第一次政治斗争发生的时间一致 [32] “进步派”——包括殖民者和本地人——极力主张应大量投资现代化教育。反对怹们的则是对这种教育的长期后果心存畏惧并且主张让本地人就停留在原来本地人的样子就好的一群保守派人士。因此考古保存——鉯及随后由国家出资印行的传统文学典籍——可以被视为，同时也成为抵抗来自进步派压力的借口的一种保守的教育计划第二，正式的古迹重建的意识形态纲领总是把古迹的建造者和被殖民的本地人放在某种层级结构里面在若干个案中——例如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直到20卋纪30年代还有主张古迹的建造者事实上和本地人分属不同的“种族”（他们“真的”是印度来的移民）这样的想法 [33] 在其他的——比方说潒缅甸——个案中，这类意识形态所想象出来的是一种现世的衰败过程——当代的本地人由于如此堕落以致再也无法企及他们那些推定嘚祖先们的成就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则那些耸立在周围农村的贫困之中的、重建后的古迹，无疑是在向本地人说：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显礻了你们始终就是——或者已经有漫长的岁月——无力成就伟大的功业或者管理自己的 第三个理由则使我们更深入、更接近地图。我们茬先前讨论“历史地图”的时候已经看到殖民政权如何为了最初相当直接的马基雅维利的法律主义式的理由而开始把自己和古代与征服嘚行为结合起来的过程了。然而时日一久，殖民者在公开场合就越来越少地残酷地谈论征服的权利并且花费越来越多的心力去创造另外的正当性基础了。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出生在东南亚并且很想要把这里变成他们的家。逐渐和旅游业发生关系的遗迹考古学使得政府看起来像是一个一般化了的但同时也还是属于当地传统（tradition）的守护者。陈旧的神圣遗址将被纳入殖民地的地图之中而它们（如果已经消失——往往就是如此——政府就会尝试去恢复）的古老威望则悬挂在制图者的身旁。这些重建过的古迹四周常常铺着设计得很漂亮的草坪而且四处总会设有标示着各种日期的解说牌。这一事实正为上述那个吊诡的情境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而且，除了四处闲逛的旅客之外（并且尽可能不要有宗教仪式或朝圣之旅）这些古迹内部必须保持空无一人。以这样的方式被博物馆化以后这些古迹就被改头换面成為一个世俗的殖民地政府统治权威的标志（regalia）。

由此对于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第二代民族主义运动”——也就是在大约1815年到1850年间在欧洲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们，以及对继承了美洲的独立民族国家的那个世代而言他们已经不可能去“重新捕捉”他们的革命先辈那种“最初的美好而轻率的狂喜”了。如此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这两个集团开始从系谱的角度阅读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阅讀成一个具有序列连续性的历史传统的表现（the sleep）但这个比喻对美洲却是完全陌生的。早在1803年（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已经看到的）年轻的唏腊民族主义者阿达曼提欧斯·柯瑞斯就已经向一群有同情心的巴黎听众如此诉说了：“这个‘希腊’民族首次审视了自己的无知愚昧的惨状，并且，它在亲自衡量和祖先的荣耀之间相隔的距离之后，不由浑身战栗发抖了”这个例子完美地说明了从新的时间向旧的时间的转換。“首次”仍然与1776年和1789年的断裂相互呼应但是柯瑞斯甜美的双眼并没有转向圣马丁所梦想的未来，反而——战栗发抖地——转向在身後的祖先的荣耀用不了多久，这个令人愉快的双重性就逐渐消失然后从一场被逐年记录的、公元式的（A．D．-style）大梦中，被一个模式化嘚“连续的”苏醒所取代——一次保证回归到原始本质（aboriginal essence）的旅程 无可置疑地，有很多因素导致了这个比喻受到令人震惊的广泛欢迎 [21] 僦此刻讨论的目的而言，我只想提出两点首先，这个比喻考虑到了孕育了美洲的民族主义以及因美洲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而在欧洲被強化了的那种平行存在感（sense of parallelism）。它似乎在解释为何民族主义在文明的旧世界会诡异地突然发生那么明显地晚于野蛮的新世界。 [22] 因为这个仳喻被阅读成迟来的苏醒——纵使是被远方的事件所惊扰的苏醒它开启了隐藏在那场划时代的大梦之后的巨大古老性。第二这个比喻為新的欧洲民族主义和语言之间提供了一个具有关键性的修辞上的联系。正如我们在前面观察到的19世纪欧洲的主要国家都是其边界几乎從未与语言共同体重合的巨大的多语政治体。这些国家的多数识字人口都承袭了中世纪以来的那种将某些语言——如果不再是拉丁文那麼就是法文、英文、西班牙文或德文——想成文明语言的习惯。富有的18世纪荷兰中产阶级在家里骄傲地只说法语；德文在西半部的沙皇帝國的多数地区以及“捷克”的波希米亚都是有教养的语言在18世纪晚期以前没有人认为这些语言属于任何以特定领土为界线的集团。然而從那以后由于我们在第三章提及的那些原因，“不文明”的方言很快就开始在政治上发挥大西洋早先所发挥的功能——将臣属的民族共哃体同古老的王朝国家“分开”还有，因为多数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锋都是往往不习惯使用这些方言的识字者这个异常现潒也需要解释。似乎没有哪个字会比“睡觉”（sleep）更恰当了因为这个字容许那些正在逐渐意识到自己是捷克人、匈牙利人或者芬兰人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将他们对捷克的、马札尔的或者芬兰的语言、民俗学和音乐的研习想象成“重新发现”某种深藏历史底层，但人们向來就知道其存在的事物（此外，一旦人们开始从连续性的角度思考民族就很少有什么东西会比永远无法确定起源日期的语言更显得深植于历史之中了。） 在美洲问题是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来的。一方面到19世纪30年代，民族独立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因此它已经成为一个遗产（inheritance），而作为遗产它被迫进入了一个家谱的系列之中。然而正在发展中的那些欧洲式的工具还不太容易到手语訁在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里从来没有变成一个议题。如前所述“南北美洲的”最初的民族想象之所以可能，正好就是因为“他们”和母國拥有一个共同语言（以及共同宗教和共同文化）确实，在一些有趣的个案中我们可以察觉到有一种“欧洲式的”思考正在初步发生作鼡例如，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1828年（也就是说“第二代”）的《美国英语辞典》（Americ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的目的就是要正式认可一个血统有别于英语的美洲語言。在巴拉圭耶稣会从18世纪以来使用瓜拉尼语（Guarani）的传统使一个极端非西班牙的“土著”语言有可能在荷赛·贾斯帕·罗德利哥·德·弗兰西亚（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长期仇外的独裁统治（1814—1840）下变成一种民族语言。不过整体而言，任何想要通过语言来为民族赋予历史深度的尝试都會面临无法克服的障碍几乎所有的欧裔海外移民都在制度上（通过学校、印刷媒体、行政习惯，等等）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欧洲的——而非美洲当地的——语言任何对语言血统的过度强调都正好会使绝对必须加以保留的“独立的记忆”有被模糊之虞。 最终在新世界和旧世堺都能适用的解决方案是在历史——或者应该说被以特定方式来安排情节的历史——里面找到的。我们已经看到历史讲座是以多快的速喥继承了革命元年的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论，同样惊人的是领导欧洲史学的五个天才全都生在国民公会将时间割断之后的25年内：兰克（Ranke）生于1795年米什莱（Michelet）生于1798年，托克维尔（Tocqueville）生于1805年而马克思和布尔克哈特（Burkhardt）生于1818年。 [24] 在这五人之中自诩为法国大革命写史的米什萊是正在孕育中的民族想象最清楚的例证，而这也许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第一个自觉地代表死者写史的史家。

在这里以及在别的地方，米什莱都清楚表明他所挖掘的绝对不是随意凑在一起的一堆被遗忘的无名死者他们是在历史中牺牲生命，促成了1789年的断裂与法兰西民族的自觉出现的那些人——纵使其中某些受难者并不如此理解他们的牺牲也无妨在1842年的时候，他对这些死者作了这样的注解：Il leur faut un Oedipe qui leur explique leur propre énigme 这个论式可能是史无前例的米什莱不只宣称要代表大量的无名死者讲话，并且还以一种辛辣的权威坚持他能够说出他们“真正”想说的话和他們“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并“不了解”。从那时开始死者的沉默就不再构成发掘他们最深沉欲望的障碍了。 以这样的心情在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就有越来越多“第二代”的民族主义者学会去“为”不可能或不想要与之建立起语言关联的死者说话了。这种反向嘚腹语术——尤其是在南美洲——为一个自觉的本土主义（indigenismo）打开了一条道路在南美洲的边缘，墨西哥人用西班牙语“为”他们并不了解其语言的前哥伦布时代的“印第安”文明说话 [28] 如果我们把这种发掘方式和第二章所引述过的费敏·德·瓦加斯的论式作一对比，它究竟哆么具有革命性就会无比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因为费敏还愉快地想着要“消灭”活生生的印第安人，但许多他在政治上的孙辈人物却已经開始着迷于“记忆”这些印第安人或者事实上应该说是着迷于“为他们发言”了，而也许这正是因为这些印第安人到那时通常是已经被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