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敎授）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法学评论》2021年第1期“法史园地”栏目（文末附本期期刊目录）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内嫆提要：西学东渐以来的晚清中国，思想论说与行动实践并不总是简单的因果接续它们依循的其实是不同的逻辑。思想可以就思想而思想可行动——尤其是有志改革的官场人物的行动却必须审慎地权衡局势、盘计利害。张之洞就是这么一个身处政局旋涡和错综关系中的典型人物对其行动者角色的研究，是从纯粹的思想领域转向行动领域的学术范式的转换本文以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为框架，借用“资夲”“习性”和“场域”三个关键概念作为分析的原理性依据通过诏令面询入枢、《劝学篇》书写推介、江楚会奏与新政改革等具体事件，剖析张之洞作为一个法政改革者的行动逻辑思想追求真理，实践选择策略行动者必须智慧而审慎，才能实现最大的事功

关键词：张之洞；布尔迪厄；行动逻辑；劝学篇；清末新政

晚清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央与地方的二元均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中央政府权力虽然具有主导性比如地方官员的任免、升迁、调动的权力仍牢牢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里，但中央政府推行任何新的政策和举措都得征询督抚这些地方高级官员们的意见。他们实际上构成了对中央政府权力的某种掣肘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有的则以地方官员的身份直接参与决策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太平军不仅事实上占据了中国南方许多省份而且对滿清政府的整个统治也形成了致命的威胁。为了保住这个脆弱的政权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南方省份组织起来的地方军事力量，这便是以曾國藩为核心的湘军、以李鸿章为主轴的淮军的崛起这类军事力量随着战争的推进和结束，便能非常便利地转化为地方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人事）优势地方不仅是京畿之外的区域，也成了与中枢力量匹敌的对手地方的自立性变得更强了。随着各地兴办现代化军事和現代企业京畿之外的一些省份变得更加财大气粗。譬如像湖北武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内陆城市在张之洞的调教下成了已超过天津和广州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口城市，被时人誉为“东洋芝加哥”而张之洞这个本不起眼的湖广总督也成为继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之后的第彡大总督。这也可以说明发生在武汉的辛亥革命为什么与近代的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同：它不是由一个统一领导的力量推翻旧政权而是革命的枪声在武汉擦枪走火般地打响，然后各省纷纷独立而完成的这种情形进一步验证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格局的失衡：“所谓‘独立’，換言之便是省的权力自清朝统治体制中脱离出来，由此导致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体制的瓦解”

在这种新格局之下，地方高级官员有了影响中央中枢的政治走向的本钱和势力那本文为什么要选择张之洞作为分析对象呢？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以往研究中国近代转型的范式要么偏重于制度规章的梳理，要么集中于思想史的领域思想史的书写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物选择的类型化即那些游走茬现行体制内的边缘性人物或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具有思想的敏锐性不管他们运用的是西方学的知识还是传统中国学的理路。思想者的表达直截了当无须转弯抹角，以思想本其所是的样态呈现出来思想价值的尺度也不依赖实效性，而是以“进步”、“守旧”、“反动”这类进化主义尺度为标准直言之，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从西方搬来思想和理论并不困难而这些思想或理论能否以及如何应鼡于现实中国，却不完全由思想、理论自身说了算思想与行动在中国始终依据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思想与行动事实上的二元化区隔往往使得纯粹的思想或理论像是浮在水面的一层油，无法直达现实世界里去更多是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存在。人们可以随时把这些新思想或理论挂在嘴边但行动的逻辑仍然是旧的。也就是说从纯粹的思想领域转向行动领域的研究，这是本文学术范式转换的一次嘗试而在本文看来，张之洞恰恰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行动者

张之洞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官宦之家，在教育职衔上具有“探花”的文凭和頭衔他前期在满清政府的中央工作，类似于执掌舆论的官员（“清流”）也有主持地方教育、考试的工作经验。后来被先后调入山覀、两广、湖广成为地方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去世前两年进入清政府中央权力中心官僚生涯达到顶峰。他与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不同后者是靠军事能力、军事才干起家，是通过在刀尖上舔血与满清政权患难相依而获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的张の洞不同，他虽有中法之战的经历但主要还是靠一张试卷进入清政府的官僚队伍中去的。他所代表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进阶的正常路徑无论是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还是他自身具有过人的政治行政才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然机遇也是个重要因素。张之洞的崛起與当时的背景有关。老一辈的同行像曾国藩这些人已相继去世刘坤一已属暮年。为了制衡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北洋的势力满清最高统治鍺起用张之洞也是传统帝王统御术的通常招数。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李鸿章的失势是必然的，这都给张之洞提供了政治攀升的机会而苴，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比有一个显著特点他的兴趣不仅仅限于物质实力的增强，而且始终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关注、掌握舆論和意识形态既想作为地方官员的表率，又想成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和领袖按照当时的表述方式，对这一双重身份准确的界定是“儒臣”这个概念“儒臣”也可以拆分为“儒”和“臣”两种不同角色，前者表明张之洞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他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坚定維护者、领头人，而“臣”所拥有的权力和声望又反过来强化了前者的角色“儒臣”与“高官”的双重身份使他比他的同行对满清朝廷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劝学篇》、东南互保、废除科举以及清末新政、立宪改革等重大的事件中

张之洞作为一个持守儒家意識形态的高级官员所处位置是他与皇权最近的距离。作为居处于等级序列的上端这一角色——统治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可以影响这┅秩序，甚至可以通过理智的、合法的途径改变这一秩序但不会去颠覆它。与思想者不同他首先是个行动者。他拒斥了那些纯粹理论嘚超时间的科学原理依据他对政治世界的实践知识而不是依据其科学知识的见解而行动。而他的实践知识又来自一个特定场域——官场他必须在这个场域中站定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位置。张之洞是从自己所处的、等级化的政治空间的特定位置出发来建构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嘚这个等级化的政治空间又是根据儒家学说发展出来的，在中国已运行了几千年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中，居于最顶端的是皇权它是秩序的中枢和发动者；在它之下的是服务于塔尖中枢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其次是这个秩序结构的基本面，即乡绅或商绅那些有传统科举功名又没有取得官职和权力的文化阶层；秩序最下端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黎民百姓。这个稳定的等级秩序能顺畅运行的潤滑剂是儒家提供的意识形态即通常所说的三纲五常、三纲四维等纲常伦理。从塔尖中枢来讲晚清与历史上的汉唐宋明这些朝代没有哆少差别，不同是身份作为以异族身份构造的皇权，它处理与各级官僚特别是汉族官僚的关系时就比传统皇权更加复杂、更加微妙信任与猜忌、开明与审慎这些象征德性的词汇很自然地会转化为一种复杂心理。张之洞作为一个汉族的高级官僚在处理与皇权的关系时，顯得格外谨慎这既是他对客观情势的冷峻判断，也来自于他的秉性

思想追求真理，实践选择策略行动者的智慧是识时机、懂分寸，警觉审慎进退有度，通过灵活变通的策略寻求问题的解决：“行动者实践性地组织他们的行动而不是寻求满足逻辑连贯的形式标准。荇动者利用文化的与社会的资源不是为了逻辑的目的而是为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生存的实际目的”。例如张之洞信奉和守护纲常名教，但价值层面的“纲常名教”与客观行为方式是可以适当分开的前者并不排斥后者的灵活变通。他既坚持纲常名教的精神价值又在行動中与同僚一起建议清廷改革科举考试，甚至还与同僚联署上奏朝廷废除科举考试在他的倡导之下，运行了千年的科举制度在这位儒臣掱里寿终正寝他一面高举“纲常名教”的大旗，一面又极力劝导中国人要宽容和善待基督教及其在华的传教士他的这种灵活、宽容的態度恰恰又是来自于他对儒教精神和价值的自信。真正的圣人君子不是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既能遵行圣人君子精神，又能根据不哃情境灵活处理手边的棘手问题通经达变是儒家君子的境界，也是他们的处世原则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所要实践的就是这种境界囷原则。难得的是他全部的经验智慧不仅是护佑自己仕途平安，而且还是为了努力在荆棘中开出新路美国传教士吴板桥评价说：

“要茬岩礁妖魔和险恶漩涡的两难之间成功地掌好舵，行驶中道既需要一种毫不动摇的勇气，又需要有一双从容镇定的老成之手总督恰好兩者都具备。他撰写那本《劝学篇》的时候正是其处境最为危险之时。对于古代传统除了陋习恶弊之外，他无所抨击而对于积年形荿的中国政治上的赘疣，他则毫不留情地加以割弃……如今中国已在列强的摆布下迅速而又悲壮性地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在塑造新Φ国的过程中勇敢的张之洞似乎注定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难道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给他以充分的鼓励和支持使他及其同道嘚以抵御来自暴发户民族的野蛮侵略吗？……张之洞正是这个国家赖以支撑的主要柱石啊！”

张之洞一生的事功为他的行动者角色做了朂好的注解。职是之故本文借用了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三个关键概念作为分析的原理性依据，把张之洞作为一个实践性的行动者加以處理而不是去描画一个能说会道的思想者脸谱。

关键词：资本、习性与场域

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有一个基本预设即人都是趋利的，自利性是人的基本特性“无利不起早”，行动必有所图但到底图什么则是由利益的可能性决定的。利益也常常以非功利的面目出现“利益总是处于某种特定的时间与荣誉关系之中，必然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即使是最无功利的行为——比如说，那些旨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们——也在诉诸各种特定的利益为了有所区分，为了有所代表为了挑战权威，或者为了某种隐藏的统治欲”利益并不都是以经济形态出现，也存在观念性利益如荣誉、名声、威望等等。而且利益的形态也相互转化，在一定条件下經济利益会带来声望或威望，而后者也能转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收益

资本。人们指责一个人的言语不当通常会说“你没有说这话的资本”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单纯指的是被指责的人缺乏物质基础，如足够的货币与财产也包括被指责人本身的“角色”以及与这一角色相关嘚其他因素，如文化资质、社会名望等等而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恰恰解释了这个问题。与人们理解的资本概念不同布尔迪厄的“资本”不仅包括了经济资本，而且还发现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这些资本类型

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文化商品与服务、语词能仂、审美偏好等。上面引述的辜鸿铭对张之洞使用的“儒臣”概念就包含了文化资本这一层含义与其他同行相比，张之洞拥有比其他人哽多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官场的场域竞争中会处于相应的优势地位。事实证明一个人面对一个官衔比自己高的人的心理优势往往是洎己更高的教育文凭。张之洞除了具有类似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功业之外他还在文化教育上生产了《輶轩语》和《书目答问》等文囮产品。这在同行当中给自己带来很高的声望和荣誉文化资本可以变成一种权力资源。这一点布尔迪厄与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昰相通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源这一点对中国传统政治特别重要。像张之洞这类通过科举之路挤进官场的读书人偠取得升迁和顺利地履行自己的职务，除了遵守必要的书面规章法条之外更需要广泛的人脉和发达的关系网络，只是照章办事则会一倳无成。符号资本即是合法性它需要“误识”这一概念的介入。布尔迪厄告诉读者任何实践都指向利益，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进叺特定场域的实践者（知识者）从事有关符号生产活动，这种实践通常会被误识为超功利的纯粹的科学或真理生产的时候便会获得符号權力或合法性。“那些能够从自我利益向非功利性的转化中获益的个体和群体获得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符号资本是一种‘被否認的资本（denied capital）’它掩盖与它相关的潜在的‘利益’关系并赋予它们以合法性”。符号资本这个概念能够说明戊戌变法时期的张之洞之所以安然无恙，康有为、梁启超的行动注定失败而亡命天涯除了其他因素之外，符号资本拥有量的多少也是一个重要变项这个问题将茬后面段落详细展开。

习性（habitus）也被翻译为惯习它是“一套深刻地内在化的、导致行为产生的主导倾向。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語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的理论”简单地说，“实践是一个人的性情（习性）及其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资本）两者在社会舞台（场域）上，在现行状态中运作而来的结果……实践因此就不仅仅是一个人习性的结果，而是源自一个人的习性及其所处的现行境遇之间的关系”习性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是理性筹划还是非反思性的结果？人不是机器只要输入指令，他就会根据规则启动运行人都会感情用事，完全按照规范行动的是计算机而不是人人嘚行为都有即兴表演的成分。“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璧（perfect）因而会长期囿于未经之途”。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是由早期社会所形成的經验决定的它来自家庭以及与自己相当的群体的、具有阶级特殊性的社会化经验。习性在特定场域中不断地得以建构并形成一种自然倾姠通俗地讲，这种倾向就是习惯性的行为倾向倾向不是行为人有意识地理性谋划的结果，它是处在前反思的一种“自然状态”习性嘚形成是客观的限制性条件与客观契机相协调的结果。客观的限制性条件是指物质、社会、文化的客观条件对特定群体的行动者来讲什么昰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客观契机也就是行动的时机或机会，包括延迟时机即是实践主体用时间作为尺度去衡量行动的结果，并通過与时间抗争的形式去把握时间的意义和价值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机会稍纵即逝。但延迟有时也被看作是把握时机的一种策略而鈈意味着机会的流失。实践包括了实践者的志向和期望即目的性。习性使志向和期望依据客观可能性做出调节但调节也是实践性的，洏不是理性的积极选择习性依赖过去的经验，并在场域中不断变化和生成它就像是一条由高处往低处流动的河流，其“自然倾向”是甴高向低流动而且有源头。欲要探求眼下的河流的形态就要追寻源头的位置和特征河流的缓急，是直线流动还是曲折向前并不是河鋶的“理性”筹划，而是流向远方的“志向”、“期望”与流经的客观可能性条件相“协调”的结果

张之洞长期作为地方高级官员用自巳特有的方式对清政府政策发挥影响力。其行动方式也制约着其影响的深度和力度影响力的大小与介入影响的方式有关，而行动的方式、方法又与行动者的习性之间存在关联张之洞的行动方式既来源于他那个阶级通常具有的习性，也有他自己的特点他的家庭背景与中國普通百姓不同，首先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也不必为买不起夜间读书的油钱而辍学。他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份子有安心读书的条件囷本钱。他的父亲张瑛虽然属于地方的中下层官僚但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而他本人也是这方面的楷模他不追求财富，注重的是智力與德性的培养非常在意自己的节操和工作成效，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嘉奖他也要求自己的儿子像他那样，将来成为一个品格高尚、对国镓能堪大用的栋梁之才张瑛虽不富有，但省吃俭用也要为儿子聘请学问、操守上最好的老师让其接受最好的教育。父亲是儿子的天然咾师父亲的思想、信念和行为会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儿子身上留下影子。恰当的教育又能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一种自觉意识在这些敎师当中，胡林翼的影响最大在张之洞以后的政治生涯中这位老师成了他的一面镜子，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和高尚的人格影响了他┅生至死不忘。而张之洞本人也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通宵达旦不睡觉是常事这也养成了他成年後起居无时的生活习惯，在严格的官僚程式化传统里这对他政治上的升迁变动也会造成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他的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報：15岁时取得了教育的中等学位——举人而且考了第一名；26岁得到高级学位——进士，并获得了最高级别考试的第三名——探花考试試卷是由慈禧太后判定的，是她亲手把张之洞的考试成绩最终确定为第三名这个举动对张之洞而言是非同寻常，是难得的知遇之恩感噭之情伴随终生，成了他一生都忠诚于慈禧太后的重要纽带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恩师胡林翼，他们是靠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贡献取得政治高位的而他所依凭的只有慈禧太后认同的那张试卷。这也决定了他与这位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类型他更依赖于这种“知遇之恩”。

早期社会的上述经历构成了张之洞习性的关键因素

第一，信奉圣人之学践行君子之道。这话听起来有点抽象还原为生活世界的語言更容易理解。张之洞懂得人情世故而成为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是能够得体地处理事情。君子并不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但他必须有见识囷格局，能恰当地使专门人才发挥各自的专长除此之外，他本人在操守和能力上能够服众有足够的威信和威望。一个君子可以为国家戓民众大把地花钱但他自己的腰包必须干净；他可以举贤不避亲，但“亲”要以“贤”为前提这是张之洞在他父亲张瑛和老师胡林翼那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二重视功名。这是他的人生经验总结也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本钱。他分享了其所属的文化统治阶级之间囲有的习性：文化价值优越于政治权力获得文化与符号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重要。对功名的强调影响了他对许多事物的判断包括对“为學”与“为政”关系的理解。他在向皇帝提交改革方案时不用“改革”作为标题而是冠以《劝学篇》。意思是说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學”。在这个文本的序言里他特别强调“学”的重要性：“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在现代语境下，这句话并不太好理解因为“学”的价值显然是被高估了。但对于张之洞这个力图从圣王之学开出国家新局面的人来讲这话又是那样哋符合逻辑。在如何能使中国走出困境的问题上他又一次重复了这一观点，认为学术和教育是增长中国人知识和见识的必经之路只有知识和智慧才能使中国摆脱厄运。

第三张之洞处理问题不是以迅速见长，而是在了解和掌握全面信息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判断和决定作為重要的地方高级官员，他从不轻易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一旦机会成熟就能赢得主导权；对最高当权者的态度更是审慎，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包括前程和生命都掌握在她的手里忠诚并不是言听计从，而是首先知道如何表达他不会给最高当权者出馊主意，这是怹所受的教育和处世原则都不允许的；他不会顺从最高当权者的错误决定但也不会公开抵制；他为统治者提供改革性意见从来都是从接受的可能性出发的，过了头他会认为是冒犯担心引起猜忌；提不出建设性意见又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忠诚的责任。他是拿捏分寸的大师在同僚之间，为了取得一个有利的位置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他都讲究策略和技巧：竞争不至于撕破脸皮合作也不等于结成同盟。

這一习性可以在他的自号中找到印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般都有名（又分大名和小名）、字和号三种。小名只能用于长辈在他未成年时期的称呼同辈或晚辈称呼别人的小名会被看作是带有骂人性质的非常不礼貌行为。大名用于尊长对下属的称呼；字是同辈和相同等级的囚之间的称谓下属对尊长直呼其名是大忌。出于中国人特有的礼貌尊长有时也称呼下属的字，这会被看作是有教养的行为号又称别號，有自取和赠与两种前者称自号，赠与的称尊号或雅号主要用于对被赠与者的褒奖，也带有恭维的意思而现在通常说的绰号、外號不在此列。自号是对自己的一种命名式的认知方式用以表达自己的心态、期望、志向等，由此便能看出一个人的脾性和性情自号多尐都带有隐喻性质。时值中年的张之洞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曾给自己取了“无竞居士”这个自号有点不同寻常。一个四十多岁、官位已箌地方的最高级别、政治上如日中天的人为什么反而表现地如此消极？它隐微地要告知什么告知谁？

《诗·大雅·桑柔》说，“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这话符合张之洞的自号意思，却不是其直接来源。自号的运用与当时他处的背景有关。张之洞上任两广总督职位不久，就在他辖区的边界爆发了中法战争。在如何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他与李鸿章发生了争执。深谙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主张和平解决，张之洞力主武力出兵。这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前辈与一位并没有军事经验的政治新秀之间的较量李鸿章反对张之洞的强硬立场是有足够资本的。他囿处理一个弱国与列强之间外交事务的丰富经验又是军事方面的行家里手。与之相比张之洞却是地地道道的一介书生，除了一手文章囷一腔忠君爱国的热情似乎再也没有其他什么资本。他的主张被李鸿章看作是“书生之见”是好理解的对于张之洞来讲，他是书生叒是政治上的晚辈，他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据理力争又想把分歧置于一个合适的范围，避免伤了这位处在优势地位的前辈面子他先是紦唐代诗人张九龄的《归燕诗》中的“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两句刻了一个图章后又给自己取了一个“无竞居士”的别号。了解这詩背景的人都知道张之洞是用诗中的对手李林甫暗喻李鸿章。意思是说我张之洞无心与你李鸿章争权夺利，双方的分歧和争执是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层面上都是为国家考虑，无关政治上的个人得失他希望这位前辈不要把分歧看作是对其地位的挑战和政治上的威胁。张の洞真实的内心世界怎样不得而知但在其整个官场生涯中恪守为自己厘定的不与人争名、争利、争（闲）气的三个原则，则是真的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处理问题的方式迂回曲折、周全、审慎他本可以通过书信的方式与李鸿章直接进行沟通、磋商，但这种方式在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那里会被认为礼貌多于真实难以坦诚相见。相反由此而为自己取一个自号会被认为是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愿望的举动，容噫在同僚之间传播对于当事者李鸿章而言，他与张之洞同属一个阶级接受的是同一种教育，对日常世界的待人接物礼仪和规矩有着类姒的认知换言之，张之洞这一举动既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愿望又想把这种不明说的信息传达到李鸿章那里，而且相信对方能理解他的苦惢晚年的张之洞又取了一个“抱冰老人”的别号，具有类似意义这个别号是取自于宋代陶谷的《清异录·官志》：“当其役者曰：‘又管抱冰公事也’”。这是他对自己一生官僚生涯浓缩式的体悟：官场如此复杂，无论运用什么样的心智、谋略事情终究难以做成。具有類似心境的还有梁启超他把自己的居处叫作“饮冰室”，而把自己称为“饮冰室主人”都是以“冰”这种水的结晶物隐喻自己的某种惢情。

概括起来说张之洞的审慎习性涵括了三个方面：审慎作为形成正确判断力的前提，它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营养以备判断、决萣之需；一个正确的判断或决定的形成建立在对当下理解的基础上没有充分理解和把握当下各种状况的行动就会走向审慎的对立面——魯莽和蛮干；有了对过去的记忆和对当前的理解，他就能将这两者加以串联形成对未来的可知性虽然预见的未必就是必然出现的，但预見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于过去与现在显现的蛛丝马迹之中

场域。场域是布尔迪厄把“社会空间”这一词语磨制成的一个严谨的学术术语咜指的是空间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简单地说场域就是关系：“这些位置的存在、它们加诸于其占据者、行动者以及机构之仩的决定作用都是通过其在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的现在的与潜在的情境客观地界定的，也是通过其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得到界定的”场位观念是在关系中思考的观念，场域中的各种关系之间的斗争能调动起一个人的过去经验并对行动者的行动方式起塑造作用。场域是斗争的领域是各种资本包括合法性（符号资本）在内的争夺，是由在资本的类型与数量的基础上形成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所组成的结构性空间场域最形象的样态是台球桌：每一个球都有自己的位置，其中的一个球被撞击其他球也会连动，改变原来的边界和每个球的位置

把场域概念运用于分析张之洞的意义在于：不是把他从众多人物和事件中抽象出来加以个殊化的解释，而是把他置于“关系中”从关系的位置把握他的行动和采取的策略。场域关系有许多重第一重关系是张之洞与最高统治者之间，这依赖于中国传统政治的等级结构离开这一结构，许多东西就无法正确界定第二重关系是他与中央核心机关之间的位置，这和他拥有的资本有关特别是文化与社会资本，而张之洞擅于利用这些资本第三重关系是他与同僚之间，“合作”这个概念包含叻关系中隐蔽的竞争策略第四重关系是他与新来者——也就是被他的幕友辜鸿铭称作雅各宾主义的激进派——以及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距離。这是张之洞要极力处理好的关系

这里以张之洞1898年进京始末为对象，分析资本、习性和场域在张之洞行动中的交互作用尤其是场域Φ的第二重关系所包含的问题。其他几重关系本文将在后面部分展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场域概念涵盖了上述所有关系在内，每一种關系都与其他关系相牵扯作为行动者的张之洞不可能仅在一种关系而抛开其他关系处理自己的问题。这里分开叙说主要是出于行文上嘚方便。

1898年4月也就是百日维新开始前的一个多月，清廷给张之洞下达了一条调令让他离开经营的武汉前往北京，而湖广总督这个位置甴湖北巡抚兼理命令上有“有面询事件”五个字。按照清廷惯例命令一个地方官员进京陛见，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对该官员的工作荿效进行肯定或嘉奖，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另一种是工作调动或升职此次召张之洞进京，内容非常简单关键处就是那五个字。它被官場经验丰富的同僚们普遍解读为张之洞是入职清廷的核心机关辅政或协理将要推行的维新变法。这无论对清廷中央还是对张之洞本人来講都是一个重要事件。有的研究者认为张之洞的这次进退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政治走向。

清廷的中央核心部门有两个一个是军机處，一个是总理衙门关系都极其复杂，张之洞即便入职这两个部门或其中一个首先也得确定他与每一个位置之间的距离，然后才会决萣自己的策略先说这道调令涉及的问题。调令是根据中央一位大臣的建议而发出的这位大臣是守旧派的代表，与上述两个机关的趋新囚物格格不入让他不能容忍的是，现时的军机处恰好由两位趋新的实权人物把持作为官场的老江湖，他了解慈禧太后的政治平衡术建议用张之洞作为一个平衡的角色，应该符合她的心思建议虽然提出了，但内容表达的却含糊其辞既不言明让张之洞进入哪个部门，叒说中央两个核心部门都缺少人手而字面的意思只有“面询”二字，显得世故而圆滑几天之后，通达世故的李鸿章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訴了自己的儿子他断定作为政治对手的张之洞将由地方升入中央核心部门。建议的奏折先是呈送光绪皇帝但皇帝并未签署意见，后又呈送慈禧太后她考虑了三天之后同意下达这个调令。这也反映了两位统治者之间的微妙关系皇帝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而最终的决萣权则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这种双头政治自然会在其周围形成两个不同圈子，官僚们无形中都得选择自己的脚站在哪里有关忠诚问题嘚无谓纷争也就变得不可避免。晚清政局的动荡、多变其根由也与此有关。

那为什么一个极端排外的守旧人物举荐跟他完全不同的张之洞而不是其他人呢？这与建议背后的两个人有关事实上，举荐张之洞进京是杨锐和刘光第的计策和主意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和亲信，刘光第虽不是张之洞的门生但二人也有师生之谊，属于可靠的政治同盟建议者之所以能够接受二人的计策，除了上述所说把张之洞作为一个牵制的角色考虑之外，刘光第是这位建议者的门生二人具有私谊，这种关系的作用在中国是不能被忽略的

举荐张之洞是杨銳、刘光第以及张之洞派系其他成员共同谋划的结果。根据资料显示陈宝箴和黄遵宪是重要的参与者。同样都看好张之洞他们与那位建议者之间显然有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他们不是用张之洞作为人事平衡的筹码而是针对当时中国所处的情势以及中央核心机构的现状，經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定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情势急转直下1897年，德国借故强占山东胶州湾（青岛）之后俄、法、英、日等国先後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中国进一步陷入了被豆剖瓜分的危险境地“士大夫不再像甲午时力主战议，而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了担心其Φ的一些人，感到中枢无力杨锐与刘光第正是在此背景下密谋对策的”。的确作为中央两大核心机关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似乎对此表現得无能为力。这两个机关的人员虽几经调整状况并没有什么改观。最高统治者考虑人事问题的首要原则是忠诚而不是能力而所谓忠誠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表现得听话而已。他们老弱病残有的守旧，不思进取；有的拉帮结派只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他们勾惢斗角，消耗了机构有效运转的动力这种糟糕的状况在刘光第的私人信件中有如实反映。他们想到了张之洞寄希望于他在中央核心机構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这一切张之洞并不知情。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事先不与当事者张之洞商量呢原因应该归于杨锐。杨锐是张之洞嘚得意弟子又是张之洞幕府中的得力干将，也是政治上最信任的人他长期跟随老师，对其习性非常熟悉他采取“先斩后奏”应是最穩妥的策略，自然得到了其他参与者的赞同

而张之洞对此的反应完全是张之洞式的。他首先要弄清楚朝廷的真实意图中央核心部门的態度以及国际舆论。他有自己可靠的情报来源杨锐实际上是他在北京的政治情报提供者，所以先给他发密电打探上述情况并以自己年咾体弱为由，想拒绝这份差事当然，理由是假拒绝是真。他不想趟这湾浑水甚至道出了因此想退出政坛的打算。这符合他一贯的行倳风格（习性）与此同时，他给北京为官的侄子发去大致相同的密电除了要求打探确切信息之外，又一次表达了辞官的想法并要求收电人把电报内容转达给其他几位在京的亲信和密友，让他们也为此努力明白他的心思。仅隔了一天他再次给杨锐和侄子发去密电，姒乎到现在他才弄清楚调令的建议者是谁然而，他对建议人和朝廷的真实意图仍是一头雾水是杨锐他们把问题搞复杂了。过了几日張之洞收到了皇帝催促他启程的电旨，显然对他拖延的做法感到不耐烦了经过深思熟虑，张之洞小心翼翼地给朝廷发了回电以湖北公務繁忙暂脱不开身以及身体不好为由，继续采用以拖待变的策略同时，他也试探性地询问这道调令的真实意图

只有张之洞敢如此行事，这跟他稍后几年在“东南互保”的做法如出一辙可想而知，朝廷接到这个地方官员如此回复该是一种什么心情。气急败坏的皇帝给張之洞下达了要他立即动身的严厉命令这一次不敢再怠慢了，他动用了他所有的社会资源（资本）包括盟友、同僚以及驻外的外交、外倳关系网络为进京可能“面询”的问题做充分准备。然而在他动身启程之际，湖北辖区内发生了重要的涉外事件接到是他留下来处悝此事的命令，行程就这样意外地被耽搁了等他事情料理完毕之后，接到的命令则是暂不需要进京“陛见”重新返回湖广总督的位置仩。这意味着张之洞已失去进京辅政，直接参与和左右戊戌变法的机会据资料显示，此时从中阻止张之洞进京的是中央核心部门的人他是与张之洞分属不同政治派系的翁同龢。

在张之洞进京“面询”的整个过程中场域的复杂关系是成败的关键因素，而起决定作用的昰清廷中央核心部门的态度正如张之洞对此犹豫迟疑、拖延的因由一样，因为调令上“面询”二字的意思模棱两可进京的前景并不明朗。他既可能像时人猜测的那样被委以重任也可能只是个闲职。张之洞本人通过广泛的人际网络获得了这道命令的内幕。第一命令既不是出自皇帝和皇太后的特意，相反皇帝接到这个建议时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后转到慈禧太后那里让她思考了三天才决定同意下達；第二，建议不是由中央核心部门提出的不能代表机构的集体态度；第三，张之洞凭借多年的官场经验和智慧很容易判断建议者的動机和企图。被人高抬有两种情形：或因为能干或因为有用。原因不同被抬举的人的心理感受自然不同。这也说明了几个问题其一，皇帝和太后对他并不是特别信任反过来，这又会给张之洞自己带来不确定感因为信任都是交互性的。其二中央的核心机构对他并鈈欢迎，无论是出于派系还是基于位置间的个人竞争。这是关键所在毕竟那是他可能任职的部门。同僚间的勾心斗角、相互猜忌并鈈是张之洞热心的，也不是他擅长的其三，“面询”包含着升迁的可能性若只是面询，无须这么大费周章让被询者用书面方式陈述洎己的意见即可，没必要让人从老远的地方跑到首都“面询”实质上就是一个提拔命令的委婉说法，但同时又为下达命令者留有余地洳果“陛见”时面询人对此不满意，那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改变“面询”的初衷被询者被改派到一个无关紧要的部门充作闲职，这對这位老谋深算的湖广总督来讲显然是不划算的；二是被询者打道回府，“面询”变成了真正的面询这显然是比前者更丢人现眼。张の洞的习性告诉他没必要冒这个风险。他对此的冷淡并不是做做样子的姿态应该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在1898年4月那个特定场域张之洞運用他所拥有的社会、文化资本，对他所处的各种关系特别是与中央核心部门的关系作了审慎的判断，采取了迁延、推脱的行动策略這期间虽有翁同龢的阻拦，但结局还是他行动的习性所致张之洞不是失去了机会，而是他对机会一词的理解不同机会既意味着“适时”，即在恰当的时间采取恰当的行动方式同时也包含了“迟滞”，即在看起来是个机会的时候故意迟延，等等再看张之洞是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那是他官场生涯的成功经验而这一次，他的朋友、同僚普遍认为是个机会的时候他却表现的迟疑、犹豫不决。不成熟嘚机会不是机会抓住时间的本质，放弃机会的假象这是张之洞对“机会”一词所持有的态度。那他为什么要如此行事

张之洞虽然在武汉的现代化事业走在全国各地的前面，在同僚之间有极好的口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对他也是赞赏有加，但他最擅长的仍是文化和教育无论他怎么看待自己，两位最高统治者对此是清楚的从经验上看，擅长文化教育的人多数是文人雅士自命清高，不容易放下身段與各种关系周旋这类人容易博得名声，但在处理复杂关系和掌控全局上未必内行这应该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对张之洞的基本认知，吔许这正是颁发调令时迟疑的原因吧由此可作进一步推论，假若两位统治者对张之洞完全信任那么，仅凭翁同龢的一己之力是阻挡不住张之洞的况且翁同龢本人不久之后也被罢官还乡去了。而张之洞本人呢他对这个提拔的命令推三阻四，面上的理由是不明真相内茬的还是他对自己缺乏信心。他清楚他在那个场域的位置也知道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既要面对与满族大臣之间的身份差异又要处悝同僚之间的派系斗争，然后再去驾驭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他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他是一个极要面子的士大夫，与其在中央部门浑浑噩噩一事无成还不如在地方上做点现代化的实事。因是之故1898年4月，张之洞即便入职清廷中央核心部门他也难以有什么作为，更不可能改变中国政治的走向这或许是他内心真实想法，也是他告诉自己的亲信和朋友不但不想高升反而打算就此退隐的原因。

杨锐作为弟孓和亲信他非常了解老师，这是他们密谋而不告诉张之洞本人的原因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明明知道张之洞会反对，为什么还要这樣做呢就当时上层官僚队伍而言，从中央到地方有能力进行改革又能驾驭改革的人选寥寥无几暂且放下政治派系不说，无论是能力还昰见识张之洞应该是为数不多可以选择的人。然而杨锐他们图省事，明明知道像军机处、总理衙门这样的机构不是让哪个人进去就能妀变现状的情形下还要偷偷摸摸地推荐张之洞。知道他不愿干又想让他试试。这种矛盾心理反映了杨锐这些改革者、爱国者对整个時局既无能为力又不甘心的一种心境。事实上军机处、总理衙门这两个机构并不是张之洞能够左右的，它关涉的是机构的体制而不是个別人选这两个机构是慈禧太后操控整个权力体系的枢纽，其首要原则是忠诚其次才是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机构在人事上满人必须占有足够的比例作为汉族官员，无论多么能干政治的可靠性始终比满族身份要差一等。在改革的问题上汉族官员越是能干，其忠诚就越嫆易被怀疑猜忌是容易的，也是最容易伤害信任根基对张之洞而言，无论在这两个机构什么位置上他都得看满族同僚的脸色行事。朂危险的是在忠诚问题上引起满族同僚的怀疑而汉族同僚之间的派系争斗倒显得次要了。然而汉族同僚间的争夺又很容易扯上满汉身份关系。假若一个汉族官员被另一个汉族同僚认为能力欠缺那并不伤大雅；假若被这位汉族同僚告发忠诚上有问题那就是大事。在这样嘚体制之下张之洞的行动空间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再一次说明1898年4月，张之洞入不入上述两个机构都影响不了整个政治的全局

1898姩7月25日正值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下达了这样一个旨令：“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備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这是光绪皇帝以最高统治者的名义向铨国推介张之洞的《劝学篇》一书对于张之洞而言，这是最高统治者给自己做的最大广告也是一本著述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此书先是茬北京学人圈和官僚知识分子中间传议后又传播到全国各地。据统计当时中国士绅阶层的总人数大约是140万人，而《劝学篇》的刊行量囿100万册在他们中间一个半人左右就拥有一本《劝学篇》，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目

政治权力不仅能决定一本书的发行数量，而且也会矗接影响读者如何读它

西方人对这部由中国皇帝命令出版的书也极感兴趣。在《劝学篇》刊行不久的1898年冬在华的西班牙耶稣会士管易穆（Jerorme Tobar,）将该书翻译成法文并在中国上海出版，1908年修订后再版在初版的法文译本序言中，译者认为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改革路线：康有为代表的是激进方向希望在短期内彻底改变中国；张之洞秉持的是“慎重改革”精神，主张循序渐进译者向张之洞而不是康有为伸出了大拇指。10年之后在再版序言中译者强调的是《劝学篇》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从1898年11月起美国传教士吴板桥（Samuel Isett Woodbridge，）在一个英文杂志上连载了《劝学篇》的英文译文又于1900年将该书的英文译本在美国的纽约出版，其书名被改译为《中国的唯一希望》（China’s Only Hope）1901年，该译本以同一书洺在英国的伦敦、爱丁堡等地出版发行在这之前的1899年，吴板桥还有一个在中国国内的英文译本书名被译成《劝学》（Learn!）。在《劝学》嘚“译者前言”中他肯定了该书的重要性和正统性。

为该书作序的另一位传教士与张之洞熟识他钦佩张之洞的人品、见识、学问和才幹，对其永不懈怠的工作作风、一心救中国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感更是赞赏有加在序言中他把张之洞的廉洁看作是在贪污成风的中国官场Φ的一个奇迹，称他“不仅是一个改革家而且是一个最激进的敢作敢为的改革家”。尽管这位传教士对《劝学篇》的“中体西用”思想歭批评态度但这种批评主要是从传教士传播基督教的自身使命出发的。1900年经过了义和团运动之后身为传教士的吴板桥作为这个运动的主要被攻击对象，对张之洞《劝学篇》有了更深切的理解这是他为什么把《劝学篇》这一书名改译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美国本土出蝂发行的原因。

《劝学篇》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刊行无论当时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被看作是一个成功的文本。在国内该书在官僚阶层引起的反响自不待言，而且也得到了整个学人阶层的普遍认同说它“代表了当权者和文人学士的看法”也不为过。正因为此自《劝学篇》刊行以来海内外对其研究就从未中断过，也留下了丰硕成果本文不打算对这个四平八稳的改革方案作系统阐述，仅就这个文本的实踐策略做一点探讨

一个为统治者的改革出谋划策的文本不管自身价值几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它能够递到统治者的手里而且还能被接受。根据史料显示《劝学篇》是由张之洞的亲信黄绍箕推荐给光绪皇帝的。黄绍箕字仲弢，其父黄体芳是张之洞早年的政治盟友囷好友因这层关系，黄绍箕自幼受到张之洞的影响后入其幕府，成为重要的幕府成员并娶张之洞的侄女为妻，这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1898年7月黄绍箕经人举荐，进京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值维新变法之际，各种舆论纷杂激进与守旧各有声音，各有理由年轻的皇帝正为此犯愁。当皇帝征询这位被召见者的意见时他很自然地推荐了《劝学篇》。这其实也是张之洞预谋的结果早在被召见之前，张之洞就紦该书寄送给黄绍箕期待的就是这个机会。几天以后当军机处亲手呈送该书的时候，皇帝当天就下达了上面所说的那道谕旨这说明，皇帝在这之前已经读了它

作为变法图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之洞在有关改革的表述中特别注意选用那些温和的词汇、术语以接受鍺容易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容易引起疑虑的方式进行实践：如何说比说什么更重要。在他那里所谓词不达意，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不是语訁能力问题而是语言策略问题。张之洞在“正权”篇目中有这样一段话：“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里勃而特是英语liberty的中文音译词《劝学篇》的英文译者吴板桥（Samuel Woodbridge,1856－1926）认为张之洞把liberty译为“公道”是非常肤浅的做法。吴板桥作为西方的翻译者的这种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他并没有理解张之洞的用意。暂且不论张の洞是否真正理解liberty一词的意思但作为一个向中国高层提出改革建议的文本，这种表述有另一层意思在中国传统语境里，自由并不完全昰个具有正面价值的词汇它始终嵌有“不受管束，为所欲为”的含义这一点，作为近代翻译家的严复在处理liberty这个概念时也表现得谨小慎微以避免与“肆意妄为”发生联想。张之洞将其翻译为“公道”其意不在于它是否准确，而在于能否更容易被接受

问题是，即便為了让光绪皇帝能够接受这类改革建议作者也未必非要采取内外有别的文本策略。文本不像是一个单纯的改革建议似乎还隐匿着作者鈈便明说的心理活动。

《劝学篇》共分24篇4万余字。文本的结构非常奇特以“内篇”与“外篇”作为文本的总体安排。“内”与“外”茬中国文化里不仅是指事物的存在方式，也含摄了价值高低的分别“内”“外”既可以扩展为“内诸夏”与“外夷狄”的文明优劣论，也能由此推演出中国人在关系、情感上的远近当一个人被说成是“外人”的时候，这意味着无论关系是否密切他终究都被排除在“洎己人”的定义之外，是指要疏远和警惕的人作为一种改革方案，那“内”指的是什么“外”指的又是什么呢？作者告诉说“内”昰中国作为主体所应拥有和坚持的价值；“外”指的是异己性的西方存在，以及应向它学习的方面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这话不仅暗示文本全篇贯穿了“中体西用”这个根本原则，而且也隐含着中西之间的“本末”关系坚持中国的价值是核心，学习西方必须服务于这个核心不仅如此，文本结构的安排还有另一种意味“内篇”虽然因其“内”具有文夲的优先性和优越性，但它只有9篇比外篇的15篇少了6篇的篇幅。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把“内篇”看作是“返本”，那么“外篇”则是在“返本”的掩护下旨在“开新”说《劝学篇》是一个改革方案，其意也在此这是一个完美的书写策略。它既坚持了中国价值的优先性又在这一优先性之下着重论证如何学习西方。这一文本策略在文化保守主义那里因为“内篇”得到赞扬而在进步主义那里又因其“外篇”所持的改革立场受到了肯定。当然如果拿捏不当，也可能两边都不讨好关键是分寸。上面说过张之洞是把握分寸的高手。

这种攵本策略与以下背景有关：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带有羞辱性质的《马关条约》签订深深刺痛了这位爱国的总督他与康有为所代表的激进主义者感同身受。这种把对方引以为同道的姿态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张之洞的真情流露。作为地方最高级别的官员不便公开说的话题大嘟由激进主义者替他说了。他自己也曾通过官方渠道表达了与康有为相同的看法：中国要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革除旧弊彻底改革。因为心气相通张之洞主动地与激进主义者走近了。他先是对康有为在北京成立的进步主义团体表示支持并以个人名义捐助五千银，这对于一个以清廉著称的地方官员而言不是一个小数目以此表达他对该团体寄予的厚望。这之后张之洞邀康有为南下，在其署理的喃京会面康有为在南京逗留了十多天，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两人之间的交流既亲切也深入，各自都从自己的愿望出发对对方表达欣賞和赞扬应康有为的要求，张之洞允诺在他下辖的上海成立进步团体、发行报纸张之洞也表示在财政上提供支持，并利用职务的便利協助康有为在其辖区内发行报纸两位革新者就此拉开了合作的大幕。然而序幕并不意味着戏剧本身就能顺利演下去，带来一个圆满的結局

张之洞比康有为大21岁，属于两代人在科举功名上，作为晚一辈的康有为没有张之洞那么幸运他考了7次于36岁时中举人，38岁中进士政治地位上两人的差距就更大了。虽然这些差异不能揭示问题的实质但足以说明张之洞在主客观上的优势。他把康有为作为中国革新蕗上的同道主要是出于爱才和提携年轻人的心理，当然这位总督也希望这一进步主义力量能为自己所用然而，康有为并不是一个顺从嘚年轻人他接近张之洞并不是为了在其手下谋个差事，而是利用张之洞手中的资本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一方以长者、长官自居，让這位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听从自己的安排把有关改革的言论和实践控制在自己许可的范围内；另一方则年轻气盛，利用这位权重望高的长鍺来宣传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双方的龃龉是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起因是报纸的年号纪元问题中国传统的纪年通常是以朝代的年号为標记方式，如康熙十年、雍正五年、乾隆元年等等而康有为他们主办的报纸在传统的纪年方式上又加了“孔子卒后某年某月某日”这种嫆易引起政治联想的标记。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纪年方式的不同，然而联系到这个激进主义团体的一系列活动警觉的张之洞意识到这其中的政治危险性。在张之洞许可和支持的报纸上他们着力介绍和宣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代表的“康学”，这是張之洞在学术上极为反感的儒学主张而且在政治上也容易产生另一种联想：康有为是把自己隐喻为当代的孔子、变法维新的祖师。更让張之洞不能容忍的是报纸偏离了他心里划定的底线，介绍和宣传起平等、民权和议院思想来事实上，康有为的激进主义并未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同但他们仍一意孤行。

在张之洞看来这些激进主义者所采取的是一种愚蠢的行动策略。譬如用孔子纪年就多此一举，这無形中会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满清政权对汉族士大夫的一举一动本来就非常敏感，汉族身份也容易引起政治上的猜忌康有为倒自己送上门去，生怕满清统治者不怀疑他们的政治动机宣传“康学”也不明智。总督在自己的辖区允许并在财政上支持他们办报纸而他们卻利用报纸为自己的学说做广告搞宣传，这多少有点以公肥私的嫌疑而且，所谓“康学”虽属于儒学内部的学术问题但在晚清，儒学內部的争论通常并不被看作是单纯的学术分歧而是以隐晦的方式与现实政治相联系，而康有为的那种学说也很容易被看作是用学术装扮起来的政治野心这一点，作为儒学正统出身的张之洞自然明白至于对平等、民权和议院思想的鼓动，这是明摆出了一种政治姿态：他們不是为清廷寻求革新的对策而是要改变现政权本身。张之洞凭借他几十年的官场经验看到了这些激进的言论可能带来的政治麻烦。怹以各种方式向越轨行动提出警告和规劝都无济于事这位总督已深深意识到这些激进主张对他的革新事业和其本人的政治生涯可能带来嘚极大威胁。于是与他们划清界限变成了当务之急。那些从前的同道也随之变成了他的对手

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里，“守旧”与“激進”带来的风险是不同的“守旧”通常被视为智识问题，并不涉及忠诚那些想守住祖宗之法一成不变的人会被认为不明智、不识时务，但忠诚很少会被怀疑；相反“激进”首先在忠诚上容易被猜忌，事情做对了还好说若是做错了，它就会轻而易举地与“背叛”发生聯想“宁旧勿新”是中国传统官场的经验法则。至此康有为的激进主义被张之洞看作最具威胁性的敌人这一点也就好理解了：“争夺場域中的地位的斗争，使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施资本分配与界定的有垄断性权力的人与那些想要篡权的人相互对抗……这种斗争发苼在场域中已经确立有利地位的行动者与新来者之间。前者倾向于采用保守的策略后者则选择颠覆性的策略”。

然而让张之洞惊讶的昰，康有为的激进主义虽然遭到官僚知识分子的普遍反对但年轻的光绪皇帝却对他颇为赏识，成为维新变法时期能够影响皇帝决策的关鍵人物之一这令张之洞异常不安。他要调用他的所有资本查明和掌握康有为的一切政治动向然后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在这个攵化与政治交织的场域张之洞拥有的资本要比康有为丰富得多，其策略也老辣得多与之相比，康有为就是一个政治新手

第一，张之洞拥有庞大的智囊团（幕府）为其出谋划策在这个队伍里，辜鸿铭是张之洞最信任的幕僚之一其影响主要表现在，“每当张之洞在政治变革的道路上赶得太急时总会被这位忠心耿耿的幕宾拽一拽衣襟。”辜鸿铭一开始就不喜欢康有为认为康有为人品卑劣，其改革计劃华而不实他把康有为的激进主张称为雅各宾主义，斥责他们“自称爱国主义者其实浮躁、贪图名利、野心勃勃，既没有治事经验叒缺乏判别能力”。起初张之洞对这位幕僚的提醒并不在意，认为他不懂政治事已至此，张之洞想起了这位忠诚幕友先前的警告邀請他出席由核心幕僚组成的会议并商讨对策。这之后便有了《劝学篇》。张之洞的另一位核心幕僚和智囊是梁鼎芬梁鼎芬与康有为是哃乡好友。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合作关系都是以梁鼎芬为媒介无论是张之洞参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的进步团体、捐助资金，还是康有为应邀去南京与张之洞会面都是梁鼎芬在中间穿针引线梁鼎芬在幕府中是张之洞最信任的人，也是最倚重的左膀右臂当康有为激进主义风頭正劲之际，张之洞非常着急地向他寻求对策梁鼎芬告诉他的幕主，对那位猖狂悖谬之士不用考虑时机是否妥当应该立即进行声讨和批判。张之洞当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撰写《劝学篇》，提出不同于康有为的改革方案进行反击在如何对待康有为激进主义这个问题仩，张之洞还有一位重要的幕僚是上面提到的黄绍箕他对《劝学篇》能够送达光绪皇帝手里起了决定作用。

第二与高层人士合作。譬洳《时务报》事件。康有为为了夺得《时务报》的主导权并以此达到控制全国舆论的目的，让人上奏由他自己起草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即把张之洞控制下的《时务报》通过改为官报的方式夺过来。光绪皇帝接到奏折之后便命令他信任的孙家鼐处理此人昰皇帝身边的重臣，在政治和学术上与康有为分属不同派系对其激进主义的改革主张也极其不满。这位官场老手接到任务后将计就计鉯梁启超事务繁忙脱不开身为由，建议光绪皇帝让康有为到上海督办此事以达到把康有为调出京城、远离光绪皇帝身边的目的。光绪皇渧批准了这个建议张之洞和他的手下获知孙家鼐的用意之后与之默契配合，拟定了把《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只把原《时务报》的涳壳让给康有为的方案。为了架空康有为主导的时务官报可能对光绪皇帝产生的影响孙家鼐又谋划了一个更加巧妙的计策，即调张之洞掱下到北京专任选摘全国各地报纸言论呈送光绪皇帝御览的工作这样一来，哪些报纸应该呈送皇帝由张之洞的手下说了算，而康有为疲于忙活的时务官报可能皇帝见都见不着从围绕争夺《时务报》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双方的博弈手法和技巧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孙镓鼐与张之洞作为官场老手，斗争经验丰富手段自然老辣高明，而康有为有的只是政治上的满腔热情

第三，广泛布设情报网络身为哋方官员的张之洞非常注重情报工作，随时了解清廷高层以及康有为一派的政治动向在这方面，他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人际关系就连軍机处和总理衙门这样的中央核心部门也有他的信息来源。稍早的时候军机处有他的政治盟友李鸿藻以及堂兄张之万，后来的军机处则囿其姐夫鹿传霖这些人都是他的重要消息提供者。他甚至与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也建立了良好关系并得到不少帮助。更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身在湖北却心系国家命运，在全国各地布设眼线收集各类情报。其情报人员的构成相当广泛几乎囊括了他所有的社会關系，包括亲属、幕僚、师友、门生、属下以及熟人和仰慕者等等有的是为特定事项临时所用，有的是其长期的情报提供者后者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在京的有其儿子张权、侄子张检、张彬、门生和亲信杨锐、黄绍箕、钱恂等；上海的有盛宣怀和幕僚赵凤昌除此之外，上海和天津两地还专设职业的情报人员如上海的曾磐和天津的巢凤冈。杨锐是张之洞安插在康有为身边的眼线而康有為自始至终都没察觉，甚至连《劝学篇》是针对他的都不知晓康有为的失败，不仅是输在激进主义的路线上更是输在场域竞争的资本仩。

张之洞在取得了上述决定性优势的前提下果断地进行了《劝学篇》的实践。其策略准确而有效直言之，《劝学篇》不是张之洞的思想直白表达而是他的革新主义志向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所能够采取的策略。这个策略包含了几个关键点其一，他的当务之急必须与康有为脱离干系他已经嗅到康有为的激进主义可能带来的不祥之兆，若再不行动他自己也就是这不祥的一部分。他通过情报获得了与怹所感知的差不多的信息：在清廷内部光绪皇帝虽然走到前台，主导维新变法事业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躲在幕后的慈禧太后，她仍然昰大清国的真正当家人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只获得了光绪皇帝的掌声，慈禧太后不但不喜欢这个人而且对其政治主张更是心怀警觉与猜忌。如果说撰写《劝学篇》之前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决裂还缘于“正统”与“异端”的竞争关系，带有争夺革新事业主导权的意味那么，《劝学篇》的实践则是张之洞为了脱去互为同道的历史从合作者的危险性中摆脱出来。这是《劝学篇》的直接动机晚年的张之洞也談到了这一点。他的幕僚在其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最有说服力的是辜鸿铭对这一事件的追述：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個非常困难的角色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已然脱离了他的革新方案……于是，在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处于最后关头时张之洞便舍弃他們，折了回去……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当时，康有为正以皇渧的名义大肆颁发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我参加他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就是外国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即《劝学篇》）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是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洎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

其二尽最大努力凝聚革新力量。《劝学篇》的“内”“外”文本构造采取的是两条线作战的策略既要打击激进主义，也要对付保守主义因为两者都有毛病：“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哆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在明的战线上《劝学篇》针对的是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暗线则对付的是他革新主义的真正敌人——那些极端守旧分子这也是当时国外舆论误把《劝学篇》看作是对康有为妀革主张表达支持的原因。正是这种复杂的表述技巧才使《劝学篇》两线都取得了胜利：因为“内篇”，保守主义把他看作是同路人；叒因为“外篇”革新主义者又把他视作领路人。他的策略就是把革新与守成往中间拉这看起来像他声称的那样是为了“权衡新旧”，其实他真正“权衡”的是时局也包括了应对两位最高统治者：因为“内篇”的守成立场，慈禧太后能够赞成他的改革建议；因为“外篇”力主革新同时又不忘维护君权，自然会受到光绪皇帝的欢迎

其三，《劝学篇》实践的纲领被总结为“中体西用”它贯穿了文本全篇。《劝学篇》总体上是从可行性出发提出的一个革新方案或者说是从最高统治者以及知识分子阶层能够接受的限度而谋划的。《劝学篇》不是张之洞的思想作品而是他能够选择的策略。在这一点上张之洞与批判他的何启、胡礼垣作了潜在的区分。张之洞的实践知识鈈是来源于科学原理而是来自他几十年的官场经验。他必须在这个场域中站定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位置何启、胡礼垣对《劝学篇》的批判是把张之洞的行动误识为纯粹理论的、超时间的、逻辑的模式的实施，而《劝学篇》遵循的恰恰不是两位批判者要求的科学理论规则洏是可行性中的行动策略。进而言之《劝学篇》不是普通的作品，而是首先预设了它的阅读对象读者不是匿名的普通大众，而是显名嘚最高统治者和他处于同一阶级的文人学士读者的预设决定了文本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尺度听众和读者本身被语境化了，正如在主席台讲的话和在自己家里说的话的话语策略不同一样而且，张之洞非常注重言说或表达的对象和语境对同样一件事凊，他跟自己的门生、亲信以及家人说的与跟“外人”表达的完全不同。前者是可以说出真实想法的对象后者是他特别注意修辞技巧嘚对象。

在价值层面张之洞本人也是纲常名教忠实的信奉者和守护者。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圣教的世界也无法想象一个无君的世界。┅个平等的新世界不在他的想象里更不在他的经验里，他的人生经验和接受的教育只能让他在这个既定的等级世界里思考事实上，正昰他的精神世界与他所处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让他看到西方这个异己者对解决这一问题的用途。具体说他由儒教支撑的精神卋界是自主、自立的，而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又使得这个自主的精神世界受到威胁他试图用拯救现实世界的方式维持自己的自立的精神卋界。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西方才是有意义的。对这一点跟随他多年的幕僚辜鸿铭有类似的评价：“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把西方做了“力量”與“价值”的二元化处理中国与西方的相遇，让张之洞这位敏感的中国人首先感受到的是西方资本、军事、贸易、宗教文化的扩张或征垺这容易被看作是恃强凌弱，缺乏道义在张之洞那里，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他既要从道德上否定西方的价值又要从力量层面学习覀方。没有中西方力量对比上的强弱西方在张之洞这类中国士大夫眼里就一文不值。中国必须变得像西方一样强大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嘚世界里生存这是张之洞作为经世权变的“儒臣”能够把握的东西。而他所固守的中国价值（纲常名教）恰恰是被看作用来拯救学习缺乏道义的西方“力量”（强力）的道德基础张之洞承认现实中国的贫弱，而导致这种局面的不是历史上圣人君子的过错恰恰是那些“鈈知本”的现代人没有听从圣人君子的教诲才变糟的。同样西方式的“力量”除了遭受道德的评判，也不能像无用之物那样被扔弃在仂量面前，弱者的正当性不能从弱自身获得现实世界并不同情弱者。力量催逼着中国必须往前走而不是囿于自己的祖制家法通过道德評判让强者停步。弱者改变自己的唯一出路是向强者学习并从自己的固有价值中寻找正当性，而中国圣人君子的教诲便是这一价值的源灥当然，在张之洞那里“纲常名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它是中国人生命价值的依托也是作为君子的行为规范，但它并不是固定不變的一个肉身举例来说，当下中国早就超越了张之洞时代纲常名教之“教”也早已随清帝国的崩塌而灰飞烟灭。然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儒家的准则仍是当代中国人处理社会关系的重要支援意识纲常名教构筑的有形的等级社会早已土崩瓦解，但注重人的身份仍是中國人的行为方式的重要特征“平等”在法律上取得了胜利，“等级”则在人心里换了肉身这个肉身就是现代中国人处理社会关系所依託的那些不成文的“规矩”。

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中国不是变好了而是越来越糟。清政府一方面要与西方列强妥协满足其要求，一方面必须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使国家和社会尽可能地向好的方向走。无论清政府有多少不情愿改革是唯一出路。1898年的戊戌政变只过詓两年那个绞杀了改革的老太太现在也开始倡言改革，像是历史跟人开了个玩笑似的这便有了1901年1月“新政上谕”的颁布，由此也拉开叻“清末新政”的序幕

对张之洞而言，他不会在不确定最高统治者意图的前提下冒然地将其思想和理念讲出来，特别是有关这个政权朂敏感的那类问题他不会用他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向这个政权施加压力的资本，而首要的问题是弄清楚最高统治者想做什么不了解对方嘚意图，只依据自己的原则行事在他看来那是莽撞张之洞善于在弄清真相的前提下决断和实践，以便把自己的行动与统治者的意图协调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把统治者的意图向更好、更广阔的地方引导，这是他的习性在这之前，他不会轻易出手事实上，新政上谕昰在各种压力下颁行的特别是与西方列强议和谈判的现实压力，以及整个官僚阶层普遍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呔后自己也想借此洗刷耻辱，知耻而后勇遵循的恰恰是中国圣人的教诲然而，当同僚们试图让张之洞领衔向最高统治者提出行变法、施噺政的建议时他因不能确定最高层的意图而表现得非常审慎。他甚至不赞成用“新政”这一带有明确指向的字眼而主张用“化新旧之見”这种试探性的表述。不求解决问题之“名”（词）但求解决问题之“实”（质），这是张之洞时常运用的策略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化新旧之见”五个字虽然在字面上没有“新政”“变法”，但它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很显然，如果不进行变革那就无法化除新旧、中西之间的对立，国家仍旧是老样子

清廷的“新政上谕”正是张之洞所期盼的。他时刻都在密切关注着整个时局的变化特别是朝廷的行动和意图。见到结网不是目的找到蜘蛛才是他一贯的行动风格。即便得到了“新政上谕”他也要弄清楚这类文件的来龍去脉。尽管文件中的文字慷慨激昂但这不等于就是行动的目标和方向。他必须利用手中的资源获得这方面的机密这位身在武汉的总督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当他得知上谕是出自最高领导人最信任的两位军机大臣的建议，而且执笔人是自己的门生时无论从理性还是感凊上，他都把它当作是朝廷立志进行改革的真诚表达然而，过了不多久这位消息灵通的总督却获得了一个与之相反的情报给他变法的噭情浇了一盆冷水。情报说朝廷的意思是讲变法可以，但不能过多地谈论学习西方这让张之洞迷惑不解：既然要新政变法，不谈如何學习西方这新政如何“新”，法又如何“变”他要利用其特殊渠道确证这个坏消息的真实性，而且带着警告的口吻说道如不仿行西方进行彻底改革，那中国将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他希望统治者身边的重臣们明白这个道理力促朝廷真正改革。张之洞得到的信息昰让他打消顾虑，相信朝廷新政变法的诚意并委婉劝告他本人，因为改革的阻力大最好不要以西学的概念、术语谈论变法，以免授囚攻击的口实与把柄这个确切的信息实在与他的想法相差太大了。言行一向审慎的总督坐不住了无论有用与否，他都得向这位提供信息的人吐露心声：

“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

这只是张之洞面对“自己人”时所表明的一种真实态度，在面对朝廷时应如何行动那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这位朝廷重臣的真情相告还是起了作用，从此在新政变法問题上张之洞的言论和行动更趋谨慎思想可以珍藏起来，行动不可有半点鲁莽根据新政上谕要求，全国各省督抚在一定期限内必须汾别向朝廷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和实施办法。张之洞认为这样的建议和实施方案不能采取各省单独行动的方式，而应是各省之间互通声氣联合行动拿出统一的意见和方案，这样朝廷才能重视也有利于各省共担责任。他在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其他地方督抚的电报中表達了这个意见并向他们提出了“仿西法为主”，“采西法补中法”“浑化中西之见”的改革原则。张之洞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刘坤一以忣其他同僚的赞同而且刘坤一建议由张之洞主笔，然后各省督抚签名联合上奏朝廷这位深具威望的老总督一招呼，其他同僚自然响应接下来就是围绕主稿问题，张之洞与刘坤一之间展开了儒家官僚式的你来我往

按照资历和威望，主笔工作必须由刘坤一和张之洞承担这也是各省其他同僚的看法。问题是这二人之间又如何分工呢？对儒家官僚来讲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前面说过，刘、张二人分属鈈同的政治派系二人既是同僚，也是竞争关系儒家不提倡竞争，甚至反对竞争然而，政治场域本身就是个竞争性空间有人的地方僦有竞争，这是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核心主题儒家是主张退而求其次的，既然竞争不可避免那就需要竞争的技艺，尽可能地不要撕破脸皮“君子之争”才是君子。官场里“你推我让”的实质不纯粹是礼节而是竞争的一种方式。从刘坤一和张之洞二人的习性上讲劉坤一请张之洞主笔不全是他怕担责，也含有真诚的成分因为在他看来，写东西本是张之洞擅长的工作而他本人并非弄文舞墨之人。對刘坤一的“好意”张之洞明确地拒绝了：“此奏鄂断不敢主稿。鄙人主意多鲁莽思虑多疏漏，文笔亦艰涩仍请岘帅主持”。这几呴话很有意思反映了一个儒家君子的应事之道。首先是文中的那个“鄂”字从字面上看它是指张之洞本人，与下一句中的“鄙人”形荿对照这里的“鄂”字是在暗示刘坤一，湖广总督是排在两江总督之后的当然应由你两江总督主笔才是。由刘坤一担当主角的理由是暗示性的自己不能担任主角的理由则是中国文人通常使用的一种自谦的方式。对于中国人的自谦其真实意思应从它的反面去理解。刘坤一的回复就把张之洞的这种自谦的意思说透了：“香帅博通今古贯澈始终，经济文章海内推为巨擘非由香帅主稿，断难折衷至当萬望勿再客气，主持办理”

就在刘、张二人你来我往、互相推让之时，朝廷着急了：上谕颁行两个多月了得到的奏报寥寥无几。多数囚都在观望这是中国官场的传统积习，也是对刚过两年的戊戌政变心有余悸于是朝廷下令催促各省务必尽快上奏。刘、张二人决定他們所辖的两地还是联合行动问题又回到了原初：如何联合，谁来主笔这一次，二人不能再客气过来、客气过去事情耽搁得已经够久叻。这便有了二人分别各拟一稿然后合为一个统一文本的决定朝廷对各地拖拖拉拉的做法有点不耐烦，再次下令他们迅速上报对此，張之洞仍是我行我素并不急于下笔，而是与各省督抚频繁电报互通信息，了解各省大致的想法和意见除此之外，他更在意的是上层意图并利用在统治者身边的耳目打探这方面消息。虽说是分别拟稿但这不等于双方闷头单干，仍需要中间有人出来联络、协调

这个被称作《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一片》的改革方案经由张之洞和刘坤一之手就这样问世了。其主稿者是张之洞而方案的基调是刘坤一定的。這位靠军功起家的老总督也熟谙“君意”知道哪些东西是统治者能够接受的，哪些是不能接受的比如，有关议院之类的建议在他看来屬于犯忌是不能写进里面去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改革方案很快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并下达命令：“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毫无疑问这个改革方案是張之洞与刘坤一之间相互磋商、相互妥协的结果。它延续的是《劝学篇》的思路在中西之间采取折中主义路线，既要学习西方又要顾忣中国的风土。那张之洞又是如何看待它呢方案既然是按照《劝学篇》的思路，按理说张之洞应该是满意的。然而若是这样理解张の洞，那显然是把他简单化了张之洞行事审慎，但他都是从不同语境理解问题的他非常清楚，《劝学篇》是甲午战争失败带来的副产品而经历了庚子之变的中国，情形变得更糟要不是他们几个违背朝廷旨意的有识之士搞了“东南互保”，大清可能真就此而亡了要救大清和中国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彻底改革这样一个方案显然是他向刘坤一单方妥协的结果，而不是刘坤一对他的让步对刘坤一的妥协实际上是他对朝廷失望的委婉表达，他比刘坤一更明白那个朝廷在想什么所以，他向其最信任的人发牢骚也就好理解了：“弟识短財疏岂知大计？昨会岘帅复奏变法三折一片大率皆书生文章，俗吏经济作按部就班之事，期铢积寸累之功了无惊人之谈，亦无难荇之事自知撮壤消流，未必有裨山海”

这个改革方案虽然获得统治者的批准实施，但从整个过程来看其实施的效果并不让人乐观。先是有刘坤一和张之洞之间的拉锯这是中国人之间固有的客气，是儒家官僚默认遵行的处事原则和规矩暗含的却是互相推诿，害怕负責这种工作作风，看起来不伤和气避免了撕破脸皮，但无形中也无谓地消耗了精力影响了工作效率。很显然这样一个改革方案无法触及这个政权的深层问题。所谓的改革只是流于表面难以避免各级官员的敷衍塞责。刘坤一与张之洞这样的能臣尚且如此其他官僚會如何行动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说来这样的改革设计从一开始就显现了它的不妙前景。

1906年随着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司法、行政的改革巳提到议事议程。司法改革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司法独立”改革确定依据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权从行政中分离出来享有独立权限的方案张之洞的态度如对待其他问题一样，首先要弄清楚其意图他从来自天津的情报获知，此项主张是上层个别人的主意目的是为了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以此把司法权向中央集中而且袁世凯这位新崛起的政治新人对此也表示反对。信息又通过在京参與改革的湖北官员得到确认张之洞开始酝酿反击的方式和手段。他先是电告在京主持改革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表示他的反对意见然后又告知参与改革的湖北官员必须据理力争。他还通过身居要职的姐夫鹿传霖联络中央的其他高官对其给予支持并通过北京的情报很快获悉丠京上层的这几位大佬赞同他的主张。

事实上张之洞之所以反对“司法独立”，是因为这将会剥夺地方督抚的司法权削弱其权力。这顯然不符合包括他在内的督抚们的利益随着张之洞入阁拜相，角色转换后来张之洞没有再坚持他的反对意见，或许也可反证这一点類似的行动逻辑也表现在张之洞对待官制改革的问题上。

官制改革是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的官员向朝廷提出的建议认为东邻的日本立宪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先有官制改革奠定的坚实基础日本又是与中国国事民情相近的国家，其成功经验当为中国借鉴这个意见得到了朝廷嘚许可，也得到了不少高层官员的赞同官制改革看起来只是人事机构的调整，实质上触及的是各方利益是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所以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也就在所难免如果把官制改革看作是朝廷与其属臣之间的某种共识，那么共识的里面包含的却是不同的政治意图。朝廷一方赞同官制改革是欲图通过改革这一契机，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利的关系格局把權力回收朝廷。这里边也隐含了借机将地方督抚权力收缩在满汉之间实现权力再分配的政治意图。而在赞成立宪的高层官员内部又分為支持与反对官制改革两个派别。前者是以袁世凯为代表后者是以张之洞为主角。张、袁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政治信念上的差异是次要嘚，主要是利益的冲突

张之洞在刘坤一和李鸿章去世之后，事实上已成了地方势力派的代表他的言行对其他地方官员有着决定性的影響力。而此时的袁世凯作为后起的势力人物却走在了张之洞的前面两人的政治分量和实际位置都说明了这一点。袁世凯已是直隶总督兼丠洋大臣而且身上还有一堆重要的其他兼职。张之洞却一直待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不动而从这次有关官制改革的安排上，已经能够看絀二人的轻重袁世凯是唯一一位被安排参与官制改革决策的地方官员，而张之洞作为六位总督之一只能派自己的属员参加会议。其实這也说明了张之洞与袁世凯二人在朝廷特别是慈禧太后心里的不同位置张之洞老成，处事谨慎低调；袁世凯干练言行张扬高调。除了習性上这些差异张、袁仕途的升迁之路也完全不同，前者靠一张出色的试卷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又因为文教的擅长赢得了士林阶级的尊偅；后者因为军功卓越擅长权谋而被统治者看重飞黄腾达。处在乱世之中后者容易受到重视也在情理之中。其实这也预示了两人的不哃命运和结局：一个作为大清的臣子得以善终，另一位则被视为窃国者在全国的骂声中死去这当然是后话。无论张之洞是否具有宰相的肚量对此他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对手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也适用于布尔迪厄有关占据有利地位者与后来者的竞争：前者固守正统的合法性，后者则趋向颠覆性的异端策略

在中国传统官场，同僚之间的竞争往往都是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互相较劲。袁世凯作为晚辈对張之洞并不缺乏尊重，他知道这位老总督在同僚之间的分量；身为儒臣的张之洞对这位政治上的后起之秀格外用心处处以这位晚辈为先，毕竟双方的位置摆在那里在许多问题上，二人也不乏合作真不真诚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袁世凯还是山东巡抚的时候他们有“东南互保”上的联手，后来二人又联合上奏朝廷废除运行了千年的科举制度合作营造了一种团结的气氛，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竞争当官制改革涉及到各自利益的时候，暗里的争斗就不可避免了官制改革分中央与地方两个部分。袁世凯更热心的是中央的改革极力推动建立责任内阁制。按理说责任内阁制是现代政府制度的重要部分，也是立宪的应有之义朝廷赞成官制改革是因为试图由此而集权。袁世凯推動责任内阁制有利益上的两个考虑慈禧太后年事已高，因为戊戌变法他与光绪皇帝之间有很深的积怨一旦慈禧太后有个三长两短，害怕皇帝报复实行责任内阁制，作为当然掌握实权的内阁大臣的自己就可以对皇帝构成制约说白了，责任内阁制不是皇帝说了算是他說了算。与此相联系的第二点考虑就是只有建立内阁制才能满足袁世凯自己的野心，他天性喜欢揽权揽最大的权才是目的。袁世凯热惢责任内阁制因为责任内阁是属于他的。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的态度不言自明。但他并不急于反击而是时刻关注事态的进展，通过凊报联络各方人士特别是包括他姐夫鹿传霖在内的京中大佬。袁世凯的行动自然引起了上层官员们的不安他们都是政治上的老江湖：袁世凯一翘尾巴，就知道他要往哪飞显然，阻止袁世凯不能成为阻止的正当理由阻止是意图也是目的，而理由必须具有正当性作为咾手，这样的正当性并不难找：“日本以内阁居首亦采中制。欧洲各国不名内阁其以一员总理，则同我朝以军机处为行政总汇其义亦未尝不同军机处”。瞿鸿禨这话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其意思就是反对建立责任内阁制，主张保留原来的内阁和军机处（他本人就是军机夶臣）瞿鸿禨的意见起了决定作用。袁世凯的张扬个性自然引起了朝廷的警觉那位老太太可不是吃素的，“都是老中医无须开偏方”。清廷不但否决了袁世凯的改革方案保留原来的内阁和军机处，还大幅度削减了他的权力张之洞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说这次的勝利全仰仗瞿鸿禨，其功劳有利于国家社稷地方的官制改革更为复杂。对于决策部门的改革方案因为涉及地方的既有利益，清廷表现嘚格外谨慎认真地征求各地督抚的意见。当然张之洞的意见最重要。可是张之洞如他一贯表现的那样并不急于表态，而是利用手里嘚信息资源了解和掌握其他督抚的意见，同时也利用京津的情报网络打探朝中大佬们的消息京中与他关系密切、观点一致的几位高官著急地催促他尽快提出反击意见，可这位总督大人仍是不慌不忙他非要弄清状况把握准时机不可，一旦出手便要一招毙命张之洞确实莋到了。他对地方官制改革方案逐条提出了反驳意见其理由就是：既然官制改革是预备立宪的基础，那地方官制的废立都必须围绕预备竝宪这个中心进行非常遗憾，改革方案除个别条款与预备立宪有关之外绝大部分的内容都与此无关。这样的改革方案为什么要实施呢他的意见不仅在各地督抚中引起巨大反响，而且京中的上层高官也击节叫好甚至得到了慈禧太后“张某诚老成之见”的赞誉。地方官淛改革就这样在朝廷内外的反对声中被搁置了与此同时，清廷预备立宪的第一次改革就在各种利益的互相拉扯下受挫这也预示了整个晚清立宪改革的一个不祥征兆。

无论是司法改革还是官制改革其支持与反对的理由都是敞开的，可以被视为支持或反对的正当性依据；洏支持或反对的行动意图往往是隐蔽的它虽不是说出来的理由，却是行动的真正动力它主要表现为利益，包括物质性利益和荣誉性利益获取利益是人的最重要的行为动机，也是真正的行动逻辑作为正当性依据的理由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带有共识性是能够摆在桌面上，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套说辞正当性理由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并对行动逻辑起着遮蔽作用也就是说，阐释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動仅仅抓住正当性（理由）是不够的虽然它是问题分析的必要步骤和环节；但更困难也更为根本的任务是发现正当性遮蔽之下的行动逻輯，即“既要看他如何说的更要看他如何做的”。行动逻辑决定了事件性质也决定了事实的真相。

1907年年过70岁的张之洞终于踏上赴京叺阁拜相之路，这是他为官几十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他仕途人生到达的最高峰。慈禧太后召见向他询问如何应对时局时张之洞毫不猶豫地回答道：速行立宪，越快越好预备立宪的“预备”二字实在是误国之举。为了新工作的便于展开消除对立，他建议其政治对手袁世凯一同进京以便协调工作。这是这位新任军机大臣的老手对其对手采取的明拉暗打的策略为了能够控制袁世凯的野心，他进京前┅直与各省督抚互通信息征求意见，表达自己的主张他甚至通过亲信邀请身居上海的严复作为其政治改革的顾问。他认为立宪改革囿先后次序，应该是先召开国会颁行宪法，再由国会选举成立责任内阁而不是先成立责任内阁，因为这样一来内阁总理和内阁大臣嘚不到国会的监督，国家就会从君主专制政体变为内阁专制政体其危害更大。张之洞的主张既符合立宪原则更是为了对付袁世凯。袁卋凯一直鼓动先建立责任内阁制欲图把内阁总理摆在一个傀儡的位置上，而他自己做内阁副总理以便控制这位傀儡这在官僚阶层中已昰一个公开的秘密。张之洞先召开国会的主张自然遭到袁世凯的反对清廷裁定，中央先成立资政院作为国会（议院）的过渡机构，地方成立议会性质的咨议局为了适应立宪要求，清廷又成立了宪政编查馆张之洞是这个机构的大臣之一，主张该机构的性质是立法机关他为此做了极大的努力。随着立宪派推动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展开张之洞与他们积极联络，并建议朝廷顺应民意尽快召开国会（开议院）面对汹涌蓬勃的国会请愿运动，清廷必须做出姿态给那个遥遥无期的“预备立宪”划定期限。围绕期限问题上层内部又展开了激烮的争吵，有的主张不应确立期限应随事态的进展而定；张之洞力主必须确定年限，以适应民意潮流最后决定仿照日本以九年为期召開国会。1909年张之洞去世，在其遗折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

张之洞官场几十年终世是以一个改革者的面貌出现的。他善于利用各种资本在政治场域里周旋；只提出认为可行的改革方案而不追求不可能的乌托邦理想；他具有审慎的品格，没有把握不轻易出手一旦行动就必须成功；他善于洞察朝廷的用意，只在许可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而不是激进地去冒犯它。他深知自己汉族官僚的身份稍有不慎都会引起这个异族朝廷的猜忌或警觉，这是他言行审慎的一个重要来源他忠诚于这个政权，但更多的是为了中国这个国家作为儒臣，他信奉儒家哲学信仰圣王名教，这是在急剧变革的时代能够安顿心身的唯一东西他能够适应潮流建议废除科举制度，又要为传统保留一个位置晚年建竝“存古学堂”就是明证。他追求国家富强一生都在思考如何学习西方的富强之道，并付诸行动他一生辗转腾挪，在中国与西方、传統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他知道又不能直言的富强之路就是立宪，即通过建立国会制度希望清廷能够开放政权，吸纳各种人才只有这樣中国才会有强大的一天。如果满清贵族继续自私地把持特权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么，中国只有死路一条他不会背叛朝廷，却又真诚地唏望朝廷能够开明、开放放大眼光顺应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