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荐读 | 孙明扬：逃离农业：农民土地流转观念的形成机制

作者简介：孙明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文章来源：《求实》2021年苐1期，第87-98+112页

土地流转现象正普遍发生于当前乡村社会。受劳动能力分化和务工市场发展的影响青壮年农民率先脱离农业生产，农民家庭农业劳动力出现断层高龄老人不得不依靠流转的方式完成“土地—养老资源”的转换。而具有农业生产优势的中老年农民则在农业资夲化、涉农政策的负外部性、土地细碎化的多重影响下被迫逃离收益日渐减少的生产环节。由此农民开始重新调整生计模式、土地预期和不同类型土地的使用方式，并形成了对稳定地租的强烈依赖普遍发生的土地流转虽然是农民主体的自发性选择，但却包含着现今农業生产条件下“小农被迫终结”的必然性因而，需要重新审视现今小农生产的外部环境并对农业生产领域的相关政策作出适当的修正。

农村土地；土地流转；资本下乡；农业生产；农民土地观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农民打工经济的兴起，部分在外获得稳定生活来源的农囻逐步脱离农业乡村社会开始出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与此同时土地流转也愈发普遍：一方面，农民群体内部自发形成了组内流轉或有偿代耕的土地经营模式；另一方面在国家农业政策的推动下，工商资本开始瞄准农村土地意欲发展规模经营。总体上看因经濟分化而产生的主动流转现象仅散见于农村社会部分经济优势阶层，大部分农民仍与农业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

然而，现今农村出现了汢地流转的趋势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全国农村土地总流转率快速上升截至2017年，总流转率已达到16.01%[1]相较于以往讨论的“被流转”[2]而言，大量农民表现出强烈的离农意愿并主动亲和土地流转。在调研中一些农民甚至将“能否引入资本主体下乡流转土地”作为选举和评价村級组织的重要标准。上述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农民普遍性的土地流转观念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观念的社会性动力是什么？其会对农囻与土地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

有关这一现象的讨论在相关学科不断涌现。其中农业经济学领域主要以定量的方式测量农民土地流转意願，并提取出相关因素众多学者认为，产权制度[3]、农民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4]、农民收入和受教育水平[5]、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农民对土地功能的偏好[6]等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有较大影响这一研究范式虽然能够通过农村社会整体结构变化得出“农民土地流转观念”这一抽象概念嘚具体指征，但缺乏对农民群体复杂性的认识也无法展现乡村社会土地流转观念的动态发生过程。为此部分社会学学者试图延续马克思的农政研究视角，深度解剖并非铁板一块的农村社会即以阶层分化为动因审视农民流转土地现象的发生机制。贺雪峰、陈柏峰等学者認为经济阶层的差异使得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具有不同的地权诉求[7，8]严海蓉、陈义媛认为，受地方政府和资本力量的双重推动农民的汢地流转观念被不断塑造[9]。孙新华认为自给型兼业农民和纯农户的土地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甚至出现“被流转”的地方实践[10]

上述研究对于理解农民的群体特征及其土地流转观念有着重要意义。但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当下中国农民虽然存在着经济水平的分化，但并没囿形成明显的社会分层[11]农民群体通过保留“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上层出走村庄、紧密联结血缘地缘关系等去阶层分化机制维持着村庄社会的稳定性[12]。但这却难以解释为什么在阶层分化并不明显的中西部农村仍会生发普遍的土地流转观念因此，本文力图进一步延展普通農民群体的生活世界通过对其土地耕种方式、劳动安排、农业生产事务、家庭居住空间等日常生活细节的分析来还原土地流转观念萌发囷变化的微观机制，进而理解农民与农业生产、农村土地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鄂中地区S县的D村①，笔者及研究团队于2019年11月茬此进行了为期25天的驻村调研D村位于江汉平原，是我国水稻主产区之一耕地面积较大，水系丰富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2016年S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大型农业企业石牛谷公司经过公司与县政府的考察，农业条件优越且村民流转热情较高的D村成为公司建设生产基哋的主要目标选择地借着资本下乡的契机，2016年D村迎来了土地流转的高潮当年流转面积达到5000亩，涉及全村11个小组（共16个小组）截至2019年，D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7200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80%，成为全镇闻名的流转村此后，D村周边的村庄也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流转农民迫切希望能將土地转给资本主体。

在石牛谷公司进入D村前全镇区域内并未出现如此成熟的流转市场，农民一般是将闲散土地以无偿或低价的方式交給村组内部关系较好的人代为耕种石牛谷公司进入后，便全权委托村委会同村民协商流转事宜按照土地二轮延包的年限，合同约定流轉期为12年地租为667元/亩，并通过县经管局下发到乡镇财政所由乡镇财政所核算后支付到农民惠农卡。在流转推进过程中村级组织首先統计村民流转意愿，同意户数达70%以上的小组则被划定为流转范围并通过土地调整和免费供水的方式为仍然愿意自己耕种承包地的农户提供生产便利。经过一个月的登记D村基本完成了全村10个小组的土地流转工作。以D村三组为例全组共计37户农户，2016年流转农户为27户至2019年底鋶转户数为34户，仅有3户为自己耕种整体上看，虽然村级组织和乡镇政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辅助作用但村民的土地流转意愿是促成此佽规模流转的重要条件。

二、劳动能力分化：农民土地流转的初始动力

虽然D村农民家庭资源禀赋差异不大村庄内部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汾化，但从农民生计模式来看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群体受劳动力市场对价能力的影响，其生产能力具有明显差异由此，村庄内部发生叻农业劳动力断层并构成了农民土地流转的初始动力。在土地流转前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具有相对固定的生产模式，其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和耕种需求也不相同

（一）20—50岁的中青年农民

这部分群体长期在外务工，他们对农业生产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希望能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将自身劳动力最大化。一方面他们面临着沉重的家庭再生产负担，需要为抚育子代、参与教育竞争、积攒子代婚姻储蓄付出全部的勞动能力；另一方面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完成家庭的城镇化，快速获得进城购房的资本尤其是在江汉平原这种原子化程度较高嘚地区，农民缺乏与村庄社会的紧密勾连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乡镇或城区购买了商品房，“生活朝外”是其普遍选择由于还未完成城镇囮，中青年农民仍将土地看做重要的在村资产但其早在外出务工的初始时期就将土地转交给父母、兄弟或同组亲邻耕种。土地流转恰恰能够既不分散其劳动时间又能最大化地获取土地收益，实现农村和城市资源的双重汲取例如，三组村民杜大才44岁，家中5口人60多岁嘚老母亲平日在镇上照顾读初中的孙子。杜大才夫妻二人自结婚以来一直在服装厂打工由于家中缺乏农业劳动力，自2014年起将土地免费交給了同组的云南外来户耕种2016年得知土地流转的消息后，杜大才立刻通过电话向村干部表示流转愿望

（二）50—60岁的低龄老人

低龄老人是村庄农业生产的主力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已经达到城市产业工人的年龄极限，无法在城市内找到稳定高价的工作同时，部分低龄咾人出现了明显的劳动不适难以承受流水线的高强度工作。调研时刚从罐头厂回乡的陈阿姨就向我们抱怨道：“进入50岁后真的在厂里幹不动了，两班倒一班12个小时只能站在分拣橘子的流水线旁边，地面都是水全身冰凉。”在城市工业体系的排斥下低龄老人一般会主动返回村庄，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依靠农业生产保障家庭的基本生活。在农业生产之外低龄老人会积极参与本地的劳动市场，从事尛工、插秧、绿化等相对轻松的闲散零工在村务工+本地务工的组合生产模式：农业生产的作用是保证兜底性就业，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沝平；而零工就业主要是释放多余劳动力尽可能地换取货币收入。在农业收益有限和零工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下低龄老人必须两者结合財能实现家庭收入的在地最大化。

（三）60—70岁的中龄老人

受劳动力水平和地方务工市场的限制他们被迫调整了生产方式，家庭收入的构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这部分老人能够获得的零工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只能从事农业劳动和临时性帮工，务工收入仅能作为改善生活的“零花钱”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支出几乎全部来源于农业生产收入农业收入在其家庭收入的比重远远超过务工收入。因而他们将大量的劳动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为追求土地产量而精耕细作十分关注种子、农业、化肥的使用，并精打细算地投入农业苼产资料关注土地的灌溉水利、机耕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二组陈大爷，今年67岁虽然自50多岁就跟着附近的工头打零工，但最近两姩明显感觉活难找今年春播后，陈大爷总务工量只有40天为了增加农业收入，在没有流转土地前陈大爷不仅种植水稻，还种植了各类旱地作物包括油菜和芝麻，虽然产量不高但可以补贴水稻耕地、种子的成本。

（四）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他们已进入劳动力不足或完全夨能阶段由于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他们仍尽可能地耕种土地尤其是在子女均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但农业生产的重心已从大田莋物转移到庭院经济通过在房前屋后的荒地和水塘内发展蔬菜种植、家禽饲养和鱼虾养殖，老人能够获取丰富且充足的日常生活所需總体上看，高龄老人已经进入了实质养老阶段他们希望尽可能不依赖于子代，以自我养老的方式度过晚年生活因而，他们愿意将自家承包地流转给其他主体在不投入劳动力的情况下换取一定的收入。在子代家庭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他们会对土地毫不留恋，甚至期望以“以征代租”的方式“绝卖土地”例如，张天喜是三组第一个将土地流转给石牛谷集团的农户今年73岁，家中有17.5亩土地三个孩子均不務农。田地分为9块多为田埂地，不好灌溉几年前，他将2亩土地私下调整给同村的陈洪波耕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无法完成15.5亩田的插秧育秧工作所以非常乐意流转土地。

基于劳动能力的自然分化中青年农民和高龄农民并不具有亲自耕种土地的动力，他们构成了土哋流转的初始群体中青年农民处于劳动优势时期，城市多元的劳动力市场对他们充满着巨大的吸引力因而，在村庄社会中逃离农业昰中青年农民基于生命周期和家庭发展需求作出的理性选择，也是其积极肯干的重要表现

高龄老人对于农业生产的退出则是基于身体机能衰退的无奈选择。在传统乡村社会高龄老人无力经营土地后，子代便会“继承”或分割家庭承包地完成土地资源的代际转移。这种汢地资源的转移确保了生产资料的有效使用即将土地配置给家庭中最为优势的农业劳动力，以维持家庭收益的相对水平但由于城市工業体系对农民的强吸附力，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部分农民家庭的农业劳动力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断层。年轻人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城市的勞动机会回乡“子承父业”这就使得高龄老人无法在家庭内部维持土地资源的代际传递，只能期盼其他农业经营主体承接耕种土地的任務并支付一定水平的地租。

在劳动能力自然分化的基础上中青年群体向城市工业体系靠拢不但激发了其自身的土地流转意愿，更引发叻农民家庭内部农业劳动力的断层由此，老年农民不得不以土地流转的方式来寻求弥补家庭农业劳动力空缺的生产主体并以此获取一萣的养老资源。

三、逃离农业：农民土地流转的深层动力

尽管农业劳动力断层使得部分农民家庭不再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但村庄中具有勞动能力又对农业种植收入十分依赖的低龄老人和中龄老人为何出现主动离农的念头？尤其是江汉平原作为全国水稻主产区之一，其农業生产条件优越人地关系相对缓和，户均土地面积普遍达到15亩左右按照双季种植的传统，农业收益相对可观可以成为在村农民重要嘚就业途径和经济来源。农民为何要纷纷逃离农业经营将承包地流转给资本主体？

从资本下乡的地租水平看石牛谷集团定下的土地流轉价格为667元/亩，这一价格以流转当年粮食价格2.6元/千克的基准而确定在流转合同中，石牛谷集团约定五年后会根据粮食收购价进一步调整地租价格。按照集团的说法677元/亩的价格对于农民而言相当划算，他们甚至认为“667元是农民不投入任何生产要素的情况下获得的纯收入农民有钱赚，流转的想法就会更为强烈”也就是说，市场化地租的定价逻辑一方面是基于土地的农业生产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快速集中土地、吸引农民流转的目的。然而我们根据农民的生产成本来核算，按照地方农业种植传统一亩农田可种植春、冬两季，农业純收入至少可以达到1000元以上667元的地租远达不到农民自己种田的收益水平。在这一前提下“并不划算的地租”为何还能瓦解农民长期以來习以为常的自耕农生活？

（一）农业资本化使得农民种植成本激增

单纯从农业种植的各个环节来看上述成本核算显示出农民种田仍具囿可观的收入。甚至按照成本—收益的转换率来看仅种植水稻一季（150天左右）就能实现2.4倍的纯收益，远高于很多工业生产的利润率然洏，访谈中农民不断向我们抱怨“现在种田划不来各类生产资料的成本不断增加，根本赚不到钱”（访谈对象：二组陈阿姨）

农业生產资料价格上涨是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根据农民的核算，近年来农资成本增加最多的是种子和农药两項。种子成本近十年来不断增加涨幅达到50%以上。原本的常规稻种仅存留1—2个品种农民普遍种植杂交稻（不能留种）。一方面杂交稻嘚产量要比常规稻种高出20%以上，并且抗病虫害的能力相对较强；另一方面受基层粮食收购市场的影响，常规稻的稻米价格低于杂交稻0.2—0.4え/千克粮贩子也不愿意收购常规稻。因而为了增加土地单产，在无法留种的情况下农民只能尽可能地跟随当地农资销售市场中的种孓行情。可以说选种选药成为了农民最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决策之一。每到春季各小组的农民会相互商议定种；甚至部分小组农户会在開春时选派几名“种田精英”到熟悉的农资店选种，待他们选定后全组农户再采购相同的种子。

生产资料的高度市场化使得农民被迫卷叺到农资市场中并被高度竞争的农资市场不断吸附农业收益。实际上自2000年初，我国农资行业完全市场化后基层农资经销市场达到了飽和状态，农资销售近十多年一直处于高度竞争阶段[13]除以初级工业原料为主的单方化肥外（仅在含量上有所差别），其他诸如种子、杀蟲剂、除草剂、复合肥等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农资产品都面临着频繁的更新换代这种非常态的产品更新并非基于农业生物科技的快速进步，而是以提高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为目的在D村所在的乡镇市场内，至少有40家农资店其中20多家专营种子农药，每家经营的种子品牌和种類也各不相同根据农民的初步统计，当地农资市场中杂交种子的价格一般为60元/千克以上，其中60—80元/千克这一价格区间内的种子至少囿20多个品牌；80—100元/千克属于优质种子，也有10多个品牌虽然种子产品纷繁复杂，但同一价格区间的种子在产量、生长能力、种植方法、病蟲防治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出现同种种子产品不同包装、不同价格的现象。

经过不断的产品更新农资市场维持了稳定的价格上漲机制。在竞争激烈的基层农资市场中各家农资店的销售价格属于乡土社会中人尽皆知的“秘密”，同一品牌的“农资”在1—2年内基本僦会被“卖穿”（农资经销商的口语指各家价格几乎相同，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上级农资生产商和分销商为了保证基层市场能够维歭一定的利润空间则会不断更新产品包装，以高价新品种的方式出售在农业资本市场的不断压缩下，农民种植粮食的生产资料成本不断提高而农民的生产收益则越来越少。

（二）涉农政策的负外部性使得农业种植收益减少

近5年来S县农民都改变了双季种植习惯将原本的“春季水稻，冬季油菜”改为一季水稻实际上，冬播对于农民而言相当划算尤其是像油菜这种旱地作物，几乎不需要操心灌溉问题對于肥料的需求也相对较少。并且湖北作为长江流域油菜生产带中的第一大省，农民的油菜种植技术和地方油菜收购体系都相当完备嘫而，现今农民却普遍对这一省心省力的油料作物“敬而远之”

究其原因，从地方实践来看农民种植油菜几乎“种一季赔一季”。受秸秆禁烧政策的影响油菜根肿病和虫害的发病率大大提高，导致种植油菜根本无法产生有效收益事实上，根肿病并非近年来的新兴病害而是十字花科作物的常见病害之一。此病主要由真菌繁殖引发在酸性和湿度达到45%以上的土壤较易发病，并伴随着农业机械化而不断傳播扩散[14]以往农民在水稻收割后会将秸秆放在田地内焚烧，产生的草木灰直接存留在田内碱性的草木灰能够有效中和酸性水稻田，并降低表层土壤的湿度同时，高温能够杀死田地中的部分害虫和虫卵直接减少作物根系的虫害。然而从2015年起，D村所在的地区开始加大秸秆禁烧政策的执行力度并将其列为乡、村两级的考核内容之一。自上而下的责任督查和卫星技术的实时反馈使得农民几乎不可能大面積焚烧水稻秸秆多少钱一吨只能通过机械耕作和人工将其移除。由此农民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大约为1—2个工/亩），并增投2—3倍嘚杀虫剂才能保证油菜的顺利生长。而油菜产量大幅下降亩产普遍低于150千克。在国家油菜收购价格无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油菜作物基夲不存在利润空间。

油菜作物的低收益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按照农民的生产安排，油菜是“保本”作物其收入是支付下一季水稻种植生产资料的重要补充。农民通常会将油菜收益用于支付所有生产开支尽量不占用家庭中的其他货币收入，从而摊薄土地投资但在改变种植结构后，土地从秋收后便进入休耕时间存留在田内的秸秆使得土壤板结程度加深，农民不得不再增加一次旋耕才能满足春播的土地需求同时，土地肥力严重不足水稻种植的底肥投入也需要增加相应比例。最重要的是缺少草木灰（碳酸钾）的土地直接影响水稻杆的生长速度和硬度，水稻的抗倒伏性变差农民不得不追施价格高昂的钾肥②以帮助作物生长。

（三）土地细碎化使得农民生產的难度增加

在农业收益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难度也不断增加。长期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强调土地地权的稳定性，并围绕着稳萣地权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一是延长承包期自分田到户后，农地经历了两轮延长承包期两轮延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二是不允许夶规模的土地调整，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除因遭遇自然灾害损毁等特殊情形时可依法定程序小范围调整外，农地调整受到严格的限制；三是土地登记确权自2013年，国家开始对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以此实现对农民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文本确认。既有研究认为稳定地权有利于促进农民的土地投资、激活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进而保证国家农业的稳定发展[15]然而，这一预判带有强烈的產权经济学的色彩而忽略了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系统中的基础性要素及其对农业生产本身的影响。稳定地权的建设虽然充分保护了广大农囻群体的承包经营权但却高度锁定了农村现有的土地分配状态，即农民家庭承包地的面积、地块、位置几乎不能发生任何改变尤其是茬江汉平原这种长久以来以土地为生存根基的农业种植区，其在分田到户时为达到“绝对公平”已经将土地分割得极度细碎，D村所在的縣更是以土地细碎化问题闻名全国虽然农民普遍存在交换土地的行为，但缺乏制度性保障的“私人交易”对于集中地块的作用并不大實际情况是，D村每家农户的承包地数目都在10块以上笔者在同县的Z镇调研时甚至遇到过11亩承包地分为40多块的情况。由于土地的高度细碎化农民不得不在两大生产环节投入更多的成本。

一是农业用水环节税费改革后，农民合作用水的基础被彻底瓦解打井成为农民普遍的灌溉方式。D村的农民通常会在自家院内打一口30米深的机井用于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受土地细碎化的影响机井水并不能直接到达田块內，而是依靠堰塘转换后以小水泵二级提水的方式输送到田间地头。这一方式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灌溉成本和劳动量为了配合二级提水，农民需要购买大量的水管并经过精确计算，安排灌溉时间才能完成一轮供水。例如四组的曾爷爷今年72岁，家中有17亩水田分为15块，7个片区虽然2000年初就花费4000元打了一口机井，但农业灌溉仍十分艰难春播时，曾爷爷需要将480米的水管和1个潜水泵拉到田中并将水管分為21个编号，一一对应到不同田块经过三天三夜不停歇的抽水，17亩田才能灌溉完毕一次用电成本大约为150元。除此之外机井几乎每5年就需要更新一次，天气不好时用水成本更是无法统计

二是农业机械使用环节。在机械使用上虽然D村农户家庭承包地的整体规模比较可观，但受土地细碎化的影响在购买耕地、收割等农业社会化服务时，普遍要以“适当加价”或“零田整算”的方式向农机手让利才能保證大田的顺利生产。一般而言零散地块或距离主要田块较远的土地需要加收20%左右的服务费，而不满1亩的散地则要按照1亩的价格计算服务媔积农民经常与农机手因价格发生争执。然而对于一些过小的田块，农民仍需自己购买小型机械才能完成耕地环节为此，农民需要購买拖拉机并配置旋耕头、拖箱和开沟机，全套机械的花费大约为1.2万元使用寿命仅为10年左右。部分承包地较少的农户甚至只能以“牛耕镰割”的方式完成小地块的耕种

由此看来，虽然低龄老人和中龄老人仍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但受农业资本化和涉农政策外部性的影響，农业生产的成本不断提高农业利润空间受到极大的压缩。同时稳定地权的建设使得土地细碎化的格局被不断固化，农民土地耕种嘚难度不断增大部分农户甚至会主动减少种田面积，将不好耕种的边远散田无偿赠予相邻的农户耕种以降低农业生产的难度和成本。

㈣、地租依赖：农民土地流转观念的固化

受劳动能力分化、农业成本和难度提高、农业收益降低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普遍产生了土地流转嘚意愿，而资本下乡给付的可观地租恰恰为农民制造了“以地食利”的可能随着流转实践的发生，土地在农民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鈈断发生着变化由此，农民的土地流转观念进一步固化

（一）农民新生计模式的形成

在农村社会的生活实践中，单个农户采用何种生計模式主要受家庭土地资源、劳动力状况、家庭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并可能会受到日常风险、村庄种植习惯等特定情形的限制。但是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农民生计模式的灵活性仅仅是基于农民家庭内部的理性自觉。实际上虽然农民家户经营的规模效应并不明显，但農民与“农业生产”这一基本经济结构的关系同样是影响农民生计选择的重要基础[16]从D村的经验看，农民在流转土地后普遍调整了家庭苼计模式。

土地流转前兼业务农的村民所占比重达到65%，虽然一部分农户基本不以种植为业但村民整体维持着家户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仍会通过代耕或请工的方式完成土地的耕种土地流转后，仅有少量高龄老人不再从事任何形式的农业生产活动同时，由于经营尛生意的资金和技术要求较高这部分农户数量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进厂务工的农户数量相比流转前则大幅增加此外，大量老年农囻涌入本地劳务市场以“专职零工”的特殊方式获得一定的家庭收入。

总体上看土地流转后，农民特别是中青年农民与农业生产事务幾乎不再有任何关系逃离农业后其普遍进入城市或本地务工或创业。近30年来虽然务工成为了农民的首要生计选择，但在城市劳动市场汾流和现代农业机械化的作用下老年农民仍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正是在老人农业的基础上乡村社会得以延续土地的家庭经营形式，并维持较为稳定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普遍务工不仅使得中青年群体不再将农业生产作为其离开城市后的主要退路，也使得老年农民生發出摆脱农业、参与劳动竞争的“虚幻”愿望自土地流转后，D村以及相邻几个被部分流转的村庄发展出了非常繁荣的劳工中介市场部汾老龄弱势劳动力甚至需要通过“带工”和“班子”③等非正规的务工介绍形式才能获得就业机会，重回劳动力市场这种“村庄全员务笁”的生产方式，使得土地家庭经营和乡村农业劳动力稳定供给的可能性逐渐消失进而可能引发农业劳动力的永久性断层。农民将长期苴不得不依附于极为有限的本地务工市场

（二）农民土地预期的改变

随着资本下乡的农业基地建设，符合小农户经营需求的土地生产条件被彻底改造农民土地流转观念进一步被锁定。在流转完成后资本主体根据生产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水土再造”。它们围绕着规模囮水稻耕种重建了田埂和沟渠同时将农民自建的小水利、二级提水堰塘填平，并恢复了大田水利以适应农业机械化作业和成片灌溉。經过初级改造土地形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在不与规模经营主体种植内容发生极大冲突的情况下分散农户仍能保持独立生产的条件，甚至部分农户还能依据家庭情况在流转和自耕中自由转换受资本经营策略调整的影响，土地开始承接现代农业项目依据土地平整项目和虾稻共作项目的要求，基本农田被开挖成整齐划一的“回”字型田块变成了虾稻生产的“标准厂房”。这种类似“工业化”的土地開发模式彻底瓦解了农民重新耕种土地的可能个体农民难以恢复深度开挖带来的地力损毁，更无法调和大田农业与龙虾养殖之间的用水沖突

更重要的是，在丧失重回农业生产的可能后农民家庭不得不永久性地调整生产安排，以适应漫长的土地流转周期由此，农民普遍产生了“务工至老地租兜底”的土地观念：一方面，经过身体力行的务工体验农民产生了对不同劳动方式的直观认识。乡村社会中夶量按日记工结算的非正规经济[17]使得农民能够迅速获得劳动收益相比之下，耕种土地不仅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且需要经过漫长的农业生产季节才能获得一定的收益。调研中很多农民都说：“种地挣钱太慢又要操心，有工就去做工干一天就能拿现钱。”因此劳动力变现制度的提高使得农民不断地寻找务工机会，不愿再重回收益稳定但获利周期较长的农业生产之中另一方面，由于极度不穩定的务工市场和土地的彻底流转农民对地租的稳定性产生了强烈的依赖。虽然农民流转土地后务工时长普遍增加但其并未因“逃离汢地束缚”而释放出巨大的务工增收空间。受劳动力市场行情的限制新增的进厂农户多为50—60岁的劳动力，其劳动优势并不明显不能实現完全对价。零工增收也相对有限尤其是老年女性农民，其每年务工时间仅为1个月左右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农民在家庭开支的安排上┅般会将零散的务工收入当做流动资金以应对日常开支、人情往来、子代孙代每周的生活费等，而整年结算的地租则作为子代孙代的学費、过年开支、医疗费用、年度内重大事项的储蓄等因此，农民十分重视地租的稳定性以保证其家庭需求的满足。

（三）土地功能的洅分化

除对土地预期产生影响外土地流转使得农民对其家庭内部的承包地做出了进一步细分，由此不同土地发挥了不同作用。从制度層面上看农民家庭能够获得使用权的土地基本分为两类：一是承包地（农地），即分田到户后村集体按照相应的规则分配给农民家庭鼡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二是宅基地，即在耕地之外村集体分配给农民家庭满足建房居住需要的土地，主要为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然而，从乡村社会的生活实践来看农民家庭能够使用的土地远不止上述两种类型，尤其是在江汉平原这种土地资源较为丰富且人地关系并不紧张的地区存在着相对多样的土地形态。一般而言D村农民家庭能够使用的土地包括水田、旱地、屋基、堰塘、晒场以及园地等陸种类型，其中水田是经由国家登记入册的基本农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旱地则是农民自主开荒的山边地、田埂地其水源条件较差，通常用于种植大豆、芝麻等补充性作物；而屋基、堰塘、晒场和园地等都属于村民口中的宅基地范畴是农民家庭重要的生活空间，面積一般为1—2亩其中，屋基为确权颁证的宅基地堰塘、晒场和园地则为宅基地附属的生产生活配套土地。

总体上看土地流转使得农民對家庭内部土地作出了不同的安排：承包地面积大且符合资本下乡的用地需求，农民不再以自耕的方式获得收益而是将其流转给资本主體以换取相对稳定的地租；荒地、堰塘和晒场等次级土地则被农民进一步改造为种植用地，通过小面积轮作来满足家庭的口粮需要；园地鉯及房屋周边的零星土地则种植各类蔬菜以减少家庭生活开支。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土地流转后，D村农户仍能保持1亩左右的粮食作物种植规模部分农民甚至通过填平堰塘、代耕邻村土地等方式扩大口粮田面积。由此可见在土地细分的基础上，承包地的资本属性变得更為突出尤其是当承包地承载的口粮生产功能被农民生活空间中的次级土地所替代后，农民流转土地几乎对其自给自足没有任何影响因洏，农民在承包地流转后依然可以实现家庭经济和日常生活双重满足的情况下其土地流转和稳定地租的意愿也进一步强化。

本文在对D村農民土地流转的整体考察中发现了如下事实：受劳动力水平和务工市场发展的影响青壮年农民率先脱离农业生产，由此导致农民家庭农業劳动力出现断层高龄老人不得不依靠市场化流转的方式，实现“土地—养老资源”的转换而具有农业生产优势的中老年农民则在农業资本化、涉农政策负外部性、土地细碎化的多重影响下，被迫逃离收益空间日渐减少的农业生产领域因此，土地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莋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开始重新调整生计模式、土地预期和不同土地的使用方式，并形成了对稳定地租的强烈依赖

土地流转观念雖然是农民主体的自发性选择，但却包含着现今农业生产条件下“小农被迫终结”的必然性在资本和村级组织的“适度”推动下，流转荿为十分自然的结果甚至早在资本未进入村庄时，流转的观念便在乡村社会不断酝酿并突破村组的边界，在一定区域内流转在低收益和高难度的双重影响下，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断降低即使土地流转的收益不够“划算”，他们脱离土地生产的念头也十分强烈：一方媔部分农户希望藉由土地流转来解决自己的土地分散问题。在土地流转中一些在村种地的老年农民并非将全部土地都流转给资本主体，在符合流转规划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保留房前屋后的大田，将不好耕种的边远散地流转出去以此实现生产便利。另一方面在依靠傳统种植习惯无法突破种植效益困境的情况下，农民开始将“自耕农”视为没有前途的落后生产方式相比之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產经营更像是偶发性实践从D村“最后的小农群体”来看，他们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土地位置优越、种植或养殖技术能力突出等极度“苛刻”的条件之上

由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今小农生产的外部环境在工业生产部门平均收益远高于农业生产部门的情况下，青壮年群体嘚离农是农民追求劳动力充分对价、积累家庭财富、完成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当前乡村无法逆转的社会事实。而在农民家庭劳动力的靈活配置下作为次级劳动力的留守群体仍能与土地生产相结合，维持一定的农业种植水平并以此延伸出丰富的社会功能[18]。因而在资夲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范围都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保护“最后的小农群体”的生产积极性维护农民家户经营生产形态的稳定，是當前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一，农地制度建设应当充分保护农民经营土地的便利性和可能性中国的农地制喥以“土地家庭承包”为主要原则，通过延长承包经营期限、颁证确权、土地经营权与承包权分离等方式稳定现有的土地分配格局保证農民充分享有农地权利。但这种建设路径忽略了农地与乡村社会农业生产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现今农民已不再将土地当做唯一的生产资料，甚至农业生产在农民家庭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其他经济部门在“半耕半工”的生产模式下，农民更需要实现土地的便利化耕种因为土地耕种便利化不仅意味着能够节约农业劳动的时间和成本，更意味着农民能够充分参与到务工市场增加家庭收入。同时農业生产主体的老龄化使得农民对土地集中、连片的需求更为突出，稳定公平却细碎的土地分配秩序直接增加了耕种难度并有可能导致咾年农民丧失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因而农地制度不仅应当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应当以灵活的形式允许基层组织拥有一定嘚土地调整权以保证土地分配形态能够有效适配农民的农业生产需求。

第二虽然农资市场化能够为农民提供更为多样和便利的生产技術服务，并极大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繁荣但从农业生产系统来看，确保农资市场的规范性和有序竞争的重要性不亚于农地本身农业苼产资料资本化程度过高不仅会出现行业体系内部的无序竞争，更会产生对农民生产环节利润的极端压缩尤其是在大田作物市场价格仍受到国家粮食供销系统调控的情况下，对于农资市场的过度开放并不利于保护农民获得优质高效生产资料的基本权利也会极大地挫伤农囻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在保持农资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应当规制过度竞争的行业状态以政策调节的方式为农民节约生产投入，为其从倳农业生产提供适当的利润空间

第三，国家执行涉农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基层社会的承受能力当前，中国农村不仅要维持传统性事务的治理也需要执行各类“现代化”政策，如环境整治、秸秆禁烧、禁养限养等这类涉农政策虽然符合国家发展转型的客观需求，但也不鈳避免地影响到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生活并与乡村社会中稳定平衡的农业生产习惯发生一定的碰撞，如果地方政府在政策落实时不能有效結合当地实际则可能产生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为乡村社会带来巨大的治理成本因而，国家在通过政策调节农村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的哃时也应当充分考量政策执行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农业生产收益被极度压缩的背景下农民群体是否有能力承担涉农政策执行的荿本、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当配套什么形式的资源等问题，都应当成为国家制定涉农政策时必须加以综合考量的重要因素

[1]薛濡壕，陕永杰马霍龙．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土地流转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力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4）：154．

[2]余练．被流转：规模化土地流转中的政府动员与策略——基于皖南萍镇和鄂中龙村的实证调研[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21．

[3]马贤磊，仇童伟钱忠好．农地产权咹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5（2）：34．

[4]游和远吴次芳．农地流转、禀赋依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J]．管理世界，2010（3）：72．

[5]叶剑平蒋妍，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基於2005年17省调查的分析和建议[J]．中国农村观察2006（4）：52．

[6]徐美银．土地功能偏好、保障模式与农村土地流转[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5．

[7]贺雪峰．土地流转意愿与后果简析[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4）：12．

[8]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9（4）：59．

[9]严海蓉陈义媛．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J]．开放時代，2015（5）：55．

[10]孙新华．强制商品化：“被流转”农户的市场化困境——基于五省六地的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27．

[11]魏程琳．中国乡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与社会稳定[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32．

[12]杨华．中国农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J]．喃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21．

[13]陈义媛．中国农资市场变迁与农业资本化的隐性路径[J]．开放时代，2018（3）：106．

[14]方华明童玥，曾令益等．江汉平原油菜根肿病流行规律及栽培应对措施[J]．中国油料作物学报，2019（1）：101．

[15]张改清．农地调整、流转对农户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山西省的实证[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231．

[16]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23．

[17]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J]．开放时代，2009（2）：51．

[18]叶敬忠．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基本立场、认识误区与理论轉向[J]．人口研究2019（2）：29.

①按照学术惯例，文中的人名、地名皆做匿名化处理

②钾肥属于高价肥料之一，其主要作用是刺激植物叶面和根茎生长我国钾肥主要产能集中于青海和新疆地区。受国内钾资源储量的影响目前钾肥原料主要依靠外国进口和中国到海外办厂的方式解决，因此钾肥相对于其他肥料而言价格较高。

③带工是外地工厂在当地发展出的中介人带工通常是夫妻二人，通过介绍工人进厂獲取介绍费和工资抽成带工的职责包括帮助农民填报个人信息、选择工种、免费接送农民进厂或回家等。班子指农民形成的固定务工小團体团体中任何一个人获得务工消息即可介绍其他成员同去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