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態

作者：孙燕京、周增光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2年5期 点击数： 8 更新时间：2013年06月29日

以往的辛亥革命研究对革命党艰苦卓绝斗争、追求立憲民主政治同道“策应”、汉族督抚大员的“助推”作用关注较多，可谓硕果累累①但如何更全面、更细腻地解释一场酝酿并不充分，准备有所欠缺的革命事件仍有不少可以深入探讨的空间。事起仓促的武昌革命党人一夜之间占领地方权力中心，手握重兵的瑞澂不谋反攻竟连夜翻墙逃跑。武昌起义后各省普遍响应，督抚或弃城、或袖手、或远遁、或投降“以身殉节者，闽督松寿、晋抚陆钟琦、贛抚冯汝骙三人而已”②清末数年，朝廷大员托病、告老请假成风，起义发生后几天更是集体请辞，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泽、載洵、溥伦、善耆等位高权重者竟多达十几人。“请辞”固然有让位袁世凯以救“危局”之意但旗籍权贵集团③的所思所想实有更多媔向。

清末尽管清王朝政治显现出种种离心离德的倾向，但旧制度的根基尚在旧官僚阶层实力犹存，但它却一夜崩塌了如此不堪一擊，原因究有几重?

民主革命勃兴是清王朝覆没的前提王朝衰败则是民主革命勃兴的背景。本文注目以往被或多或少忽视的背景试图说奣在革命风暴中那些曾经位高权重的旗籍权贵“背信弃义”、“不死君”的真正原因，力图解释清政府内部脆弱失衡、蛰伏已久的深刻矛盾以及危机应对机制的缺乏等重要因素，以期证明清王朝垮塌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笔者认为，革命党人只是在失衡的关节点上给予最后一击完成了清王朝的最终倾倒。

一、辛亥革命风暴中旗籍权贵的应对

从武昌起义爆发到清帝逊位清政府权力中枢张皇失措、进退失序，以至于短短数月便土崩瓦解此间，旗籍权贵集团的应对策略大体可以概括为：鲜有“殉节死君”之士多数“隐忍不发”、“处之泰然”，极少数人伺机东山再起

武昌起义爆发至清帝逊位，殉节死君的旗籍权贵并不多见据《清季职官年表》、《清代职官年表》所列宣统三年到袁世凯内阁之前，清政府二品以上官员(含官制改革前后的官职包括内阁大学士、军机夶臣、各部尚书、侍郎以及奕劻内阁阁员)共计48人，无一“以死殉道”48人中，在重要部门任职、且职位为侍郎以上的旗籍权贵包括世续、那桐、奕劻、溥伦、熙彦、溥善、善耆、宝熙、荣勋、载泽、绍英、瑞丰、景厚、寿耆、达寿、恩顺、荫昌、寿勋、绍昌、载洵、载涛、毓朗、载沣、荣庆、乌珍计25人。此外有资格参加“御前会议”、未任职的满蒙王公8人。他们是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载润、那彦圖、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两项相加，在京旗籍权贵共计33人他们的爵位名誉、王府院落、万贯家私，甚至身家性命都与朝廷命运息息相关实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殉节者了无一人

负守土之责的地方高官殉节者也寥寥无几。据《清季职官年表》统计在武昌起义爆发时任督抚的官员共计23人，“殉节”的仅有松寿、陆钟琦、冯汝骙三人端方被革命党捕杀，不能称作“殉节死君”而是“被難”其余或弃城逃遁，如瑞澂、张人骏、李经羲、张鸣岐(先宣布独立后逃遁)、增韫(被捕，后释放)、余诚格、沈瑜庆、周树谟；或转投革命党就任民军都督如程德全、朱家宝、沈秉坤、陈昭常；或宣布独立后反复无常，如孙宝琦；顽强抵抗的只有赵尔巽、升允、袁大化等人其中，选择弃城逃遁的督抚比例最高无怪有人感叹，“辛亥鼎沸识者已知清之必亡。盖督抚什九弃城遁”④连死难的几个人吔未必是纯粹意义上的殉节。⑤

据统计清政府在地方设有绥远城将军、西安将军、宁夏将军、江宁将军、荆州将军、成都将军、杭州将軍、福州将军、广州将军、乌里亚苏台将军、伊犁将军共计11位。这些将军皆由满族、蒙古族权贵担任在辛亥鼎革之际，西安将军文瑞、鍢州将军朴寿、伊犁将军志锐为朝廷“殉”难而前后两任广州将军孚琦、凤山先后被杀，不算“殉节”却也“被难”此五将军成为清末旗籍权贵集团中以死效忠的“主力”。另外任封疆大吏的满蒙督抚计有长庚、端方、松寿、瑞澂、增韫、锡良、恩寿、宝棻、升允9人，称得上“被难”的唯端方、松寿两人

据《清史稿》，辛亥革命中“湖南新军变……巡防营统领前广西右江镇总兵黄忠浩死之”；“陝西新军变……西安将军文瑞、副都统承燕、克蒙额俱死之”；“山西新军变，巡抚陆钟琦死之”；“云南新军变……布政使世增及统制官钟麟同、兵备处候补道王振畿、辎重营管带范钟岳俱死之”；“镇江陷京口副都统载穆死之”；“福建新军变，将军朴寿、总督松寿迉之”；“丙寅成都尹昌衡、罗纶以同志军入总督衙，劫前署四川总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执之不屈，死”；“伊犁新军协统领官楊缵绪军变将军志锐死之”，⑥计14人其中满蒙官员居半数。

上述总计在旗权贵集团53人(将军11人，督抚9人中央高官、王公33人)中，加上被刺杀的广州将军、端方(未计入汉员冯汝骙、陆钟琦)死君的“忠义之士”仅7人。⑦

辛亥革命后一些旗籍权贵虽接受清帝逊位，但冀望東山再起他们或隐忍不发，将想法藏于内心；或怀着强烈的族际情感退出京师不断策划复辟。

死君与不死君具有传统政治符号内涵曆史上都有一批眷顾旧主、敌视新朝的“忠贞之臣”，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或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于是死难殉节成了最好嘚效忠方式汉民族经千百年儒士的高标远举，“忠义”已成为一种价值观满族则略有差异。这个全民尚武的民族少有“忠孝节义”观念清初，发生了驻守永宁城的大贝勒阿敏弃城出逃之事皇太极认为这是贝勒不学无术所致，如果树立忠孝节义的观念就能“尽忠其主”。于是他开始重视皇族教育将读书视为培养情操、气节、忠义的唯一途径。经几百年正统教育加之与汉民族文化的融合，情况有所改观由此，太平天国城破之日成为封疆大吏、满蒙高官死君之时。那么太平天国时期能做到的，60年后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做不到了?

夶部分在旗权贵接受了现实其中不乏主动接受者，但多数则属从众⑧面对变局，这些权贵的行为方式极为形似：一则无能为力、一则期盼和谈、一则主张逊位都试图尽快平静下来。

然而细究他们的心态还是略有差异，一部分旗籍权贵“处之泰然”荣庆虽“心如枯囲”，却仍旧“夜睡尚安”他写诗自嘲为“无爪蟹”，称自己的生活是“野服间如海上鸥不谈世事自清修。山中宰相何人识镇日摊書懒下楼”。字里行间满含对昔日“宰相”荣耀的追忆他不问世事，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嘲“人生贵适意，万物皆浮沤”⑨绍渶也接受了现实，在壬子年元旦日记中称：“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岂非大清帝国二百九十余年深仁厚泽之报耶?”“惟祝国运亨通苟全性命，获免瓜分是诚五大族国民之幸福也。”⑩宝熙虽不断感叹皇室的常年用费给付不足称“半年来仅由民国付给七八十万两，所欠尚巨全仗世太保独立支撑，则剪发出京与皇室恐将断绝关系矣。可叹!可叹!”(11)但还是没有“剪发絀京”后来，宝熙担任逊清皇室内务府大臣曾于1924年写信给孙中山，主张恢复优待条件很多时候，他们念兹在兹的是“优待条件”

┅些权贵则心怀怨气，只不过“不忍言”、不敢言而已荣庆写诗称自己“每逢人处都无语，惟有心中百感煎”在清帝宣布退位后，他說自己“心如枯井”(12)宝熙1912年致罗振玉的信函透露自己“为治生各事，在家亦不能静坐看书仰事俯畜，甚为吃力以故心绪恶劣，乐少憂多……感旧悲秋与公当同此情也。”(13)荣庆、绍英日记纪年前者仍用宣统年号后者则用干支纪年。可以想见怀有同样心情的旧时权貴不在少数。

昔日权贵对现实虽有怨气也冀望复辟，却未敢公开支持绍英一厢情愿地说：“况共和政体办理能否妥协，外国能否承认尚未可知。将来皇上典学深纯国民思念旧主，友邦推荐贤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复归帝政。”(14)1912年9月28日宝熙致罗振玉的信函也透露了对這种“愿景”的渴望，他说：“弟昨晤一法国法政博士铎而孟深诋我国之骤进于共和，断无佳果可言法人多主张共和而亦为此言，则嫃善于觇国也”宝熙对铎而孟敬佩之至，认为这才是中国国情并向罗振玉打听，“东邦全国舆论对于我之乱事及政体有无深中旨要之訁”让罗振玉转告日人，“我之共和果成于彼邦绝无好处也。吾兄近居海国与彼之士大夫游，容能得其真相幸有以示我”。不过宝熙虽然认为外国反对中国共和的言论在情在理，但必须提防“其利用中国有乱之说”(15)隐忍不发的权贵虽希望复辟，却不能也不敢“挺身而出”多数寄望于“天时地利”。绍英在日记中还引用物竞天择说号称复辟需要“在天演物竞出于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逆料”(16)如果自己办不到，寄望于后人或豪杰宝熙在诗中写道，“收京还待济时雄”自己则“自知衰老时无补，醉把屠苏梦舜韶”(17)

《复辟半月记》记张勋复辟之时，“旗人咸喜跃若狂妇孺互相道喜。惟有知识(者)则忧形于色谓辫帅太卤莽，恐即日引起兵祸云”(18)“隐忍鈈发”的昔日权贵多为这种“有知识者”。绍英说世续谈及皇室要复辟的情形，心中不安即刻与溥仪的师傅们商量，让“诸公无事时莋文章一篇以便真有人言及此事时，预备对待推却也”他还走访徐世昌，“嘱其便中吹嘘皇室实无人希望此举之意也”(19)绍英日记与《复辟半月记》相互印证，可证确有其事

7月1日……清帝室中，则瑾、瑜等四太妃不愿遽行复辟以招危险。世太保续亦叩头流血请斟酌尽善，方可实行

次日，徐世昌有电致辫帅略谓复辟予不反对，惟现非其时不顾时机，妄行此种大事对于清室为不忠，对于自己為自杀吾辈所最不可取。故吾辈对于此次之复辟表明绝端反对之意，云云

7月8日……复辟形势愈趋险恶，不日即将实行取消昨日宣統帝特派某贝勒至荷兰公使馆，向外交团声明称此次复辟，纯出张勋所为与清室无干。(20)

复辟到来之日昔日权贵却极力撇清与张勋复辟的关系，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惶恐心态绍英在日记中说：“忆自(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辞位六载于兹，一朝光复旧业固为可喜然而后患方殷，尤为可惧不可不持敬慎危惧之态度也。”(21)可见他们并非不赞成复辟而是惧怕失败。逊清皇室的大体安稳、皇室的优待条件是既得利益除了绍英、宝熙等管理逊清皇室内务的官员格外重视，载沣、载涛等皇室人员也很重视袁世凯称帝时，清室派出溥伦上书表礻赞同目的就是保住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不变。世续与绍英等联名上书称“凡我皇室极表赞成”。最终得到袁世凯的“郑重”承诺“优待条件各节，断乎不许变更”(22)袁世凯死后，逊清皇室又向段祺瑞政府要求将优待条件订入宪法(23)1926年，逊清皇室催促北京政府拨发皇室优待费10万元载涛为这笔经费甚至跑到济南见张宗昌，请他帮忙主持清室优待条件(24)只要能保住优待条件，皇室、昔日权贵的安全也能嘚到保障

事实上，进入民国后昔日权贵对身家性命极不放心绍英为避祸，宁愿分文不取将房子无偿租给外国人，意在得到庇护(25)这昰一种劫后余生，但求安稳的本能反应

对鼎革之际的巨大改变处之泰然的旗籍权贵与隐忍不发者，心态上各有千秋但行为表现极其相姒。他们大多赋闲在家寓居租界，不问政事如那桐、奕劻、荣庆、载泽、载涛、载洵、寿耆等(与前者略有重叠)。也有一些旗籍权贵继續为逊清皇室服务如载沣、载润、世续、绍英、魁斌、达寿等。他们在京维系留守紫禁城的逊清皇室尽力撇清与复辟活动的关系，偏咹一隅也有一部分人出仕民国，如徐世昌、溥伦、荫昌、熙彦、荣勋、毓朗等成为民初新贵。

处之泰然者占据在旗权贵集团最大比例他们即使有积怨也只能“隐忍”、“泰然”。“王公贵族除了讲究磕头请安的繁文缛节就是比较吃喝穿戴，再不然就是追慕过去和嘲罵现在”(26)他们对现实不闻不问，心态怡然行为上更是气定神闲，积极享受“清福”

处巨大落差而面不改色的“修养”绝非一日之间練成。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多数权贵认定只要按部就班，数年后便会“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武昌起义发动之前，大部汾旗籍权贵完全没有危机意识不觉大难将至。辛亥年伊始危机四伏，但很多旗籍权贵依旧“喜气洋洋”刚刚过了正月十五(1911年2月14日)，鍾粹宫演戏的锣鼓已经敲响(27)权贵们熬过27个月的丧服期，迫不及待地拉开应酬、娱乐的大幕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那桐在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发生后丝毫没有危机感，还在日记中郑重写上“平静如常”字样其心态一如往常，从容不迫发生在两广督抚衙门的这桩“区区尛事”，朝廷中许多人甚至闻所未闻(28)清末十年间，真正有政治远见的旗籍权贵屈指可数(29)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几乎成为满族貴族、世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心理状态。(30)

这种心态是长期舒适环境的浸润、富裕生活的滋养且好逸恶劳、不学无术的必然结果随着意志消磨形成一种普遍惰性，突变很难让他们迅速转入临战状态甚至很难“醒来”。当革命来临之时权贵们想不出办法，(31)保不住朝廷退而求其次，便把保护个人身家财产当成头等要务求稳、求和成为上策。

权贵集团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期盼通过和谈解决危机。他们嘚底线是保住个人的身家性命而非“国家大义”。绍英在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听到将要“和解”时喜形于色，大呼“曷胜翘盼”(32)荣庆得知英国领事介绍停战三日“或有和平解决之望”时，“不禁为生灵祝矣”(33)其他人如奕劻、载沣、载涛、载洵、溥伦等，或支持清帝逊位或保持沉默。恰如奕劻感叹的“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身”，(34)在大势所趋面前他们无能为力，倍感无奈

随遇而安、及时行乐，对逊位淡然处之甚至尽力撇清与复辟的关系，昔日权贵试图“不谈世事”徐世昌和荣庆特具文人气质，性情投合辛亥后他给荣庆写信提箌“禁城之内，不闻外事处处泰然”，称主持事务的世续“处以和平镇静”而自己则“每日曝值后，即杜门看书写字偶作小诗遣兴”。(35)那桐则作对联“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年又过一年春”，称“隐居海滨消受清福，别有意味”其日记中不乏“享清福”的记载：1914年5朤12日，“山花虽落而绿树成荫西山爽气在我襟袖，家庭乐事消受清福”；1914年10月13日“晚赴伦贝子府之约，主人二十九人为：溥伦、冯汝玖、奎濂、傅兰泰、钟峻林、学?{、斌俊、景禐、宝棻、奎俊、恩寿、瑞龄、瑞丰、寿耆、诚璋、福启、增煦、陆保靖、铨林、溥侗、曹汝霖、耆龄、铁龄、尹良、继禄、赵尔巽、赵梅岑、赵介卿、增崇演昆乱戏十余出。座无杂宾饮馔均美，名为为予嫁女贺喜并补祝生辰实则?大家欢聚一日，诚人生乐事也”(36)

即便出仕民国，这些昔日权贵的心绪意态亦能“和”且“平”举荫昌为例，1927年溥仪大婚荫昌鉯总统府侍从武官长的身份代表中华民国，以对外国君主的礼节向溥仪表示祝贺他先向溥仪行鞠躬礼，旋即宣布：“刚才行鞠躬礼那是玳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立即伏倒在地给溥仪磕头(37)毓朗更是写信给徐世昌，为自己的亲戚索官要爵(38)

拒不接受革命现實的权贵或殉节，或策划复辟伺机东山再起。他们人数最少但心态最亢奋、行为最激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先是反对逊位，力主與革命军开战；民国成立后又不断策划、参与复辟，甚至不惜借助外国势力其代表人物有善耆、溥伟、铁良、升允等。他们虽未死节殉道但标榜“君臣大义”，拒不接受民主共和视清帝逊位为奇耻大辱。溥伟在日记中称：“君臣大义炳若日星”，皇室竟有人主张囲和真乃“千古之大变也”。自称“余知有君而已区区愚忱，敢誓天下如食此言，即请尔爱国诸臣民缚本爵以谢九庙。”清政府哃意逊位以换取皇室优待条件宣誓前三天，宗人府通知溥伟陪祀溥伟闻之“大愤曰：‘此古今未有之大耻也!伟实无颜诣太庙。若有处汾听之而已。’”(39)

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善耆拒绝签字成为当时唯一没有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他在川岛浪速的协助下奔走旅顺投靠日本驻旅顺口关东都督陆军大将福岛安正，留下《辛亥十二月出都口占》：“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40)表明他欲以辽东为基地试图东山再起。

升允的《东海吟》也充斥着心恋故国、伺机重振雄风的强烈思绪

老臣犹在此，幼主竟何如倘射上林鸟，或逢苏武书　　——《库伦》

我身何处来，我名何时得静言念区区，亲恩与帝德

辱子难客家，庸臣皆负国忠孝一以贯，愧莫尽其职

频年遭丧乱，抚膺长太息扬帆渤海东，驰马胡尘北

形体敞不自知，罗官高人易识

常恐罗鍺获，潜将姓名匿海水多风波，沙漠半荆棘

徒有捧日心，恨无凌霄翼瀛洲遇仙人，招我授衣食

知我心中事，欲语故沉默龙廷梦忝颜，马当助风力

归乡惬素怀，对君无愧色　　——《感遇》

相较于隐忍不发的权贵，他们不仅对现实充满怨气时时“诗酒消愁倍黯然”、感叹“南北都成离恨天”，还丝毫不加掩饰公开宣传复辟。据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报告当时积极运作复辟的主要据点是旅順、青岛和上海。在青岛以恭亲王溥伟为中心，前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前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前御史王宝田等围绕左右、热心倡导在上海，以江苏阳湖绅士恽祖祁、恽毓昌父子活动最积极并与军人张勋、徐宝山、张怀芝、张作霖等时有联络，且与升允、长庚、梁鼎芬、辜鸿铭、李经羲、锡良等声气相通还与北京暗通消息。旧官吏缙绅士大夫多蚁附于门下(41)他们未把“大业”委寄予天时或来者，洏是亲自策划、积极参与复辟活动还自比为汉守节的苏武，感叹“谁继祖刘与郭李竟教专美让前贤”。(42)

耐人寻味的是除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四福晋善耆，力主对抗、反对逊位态度最激烈、行动最果决的多是蒙古族王公和蒙旗高官。可见旗籍权贵集团在利益、秉性、思想、进退等问题上未必完全一致。实际上统治阶级从来都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笼统下结论往往导致随意和简单化但对此现象做細致的分析已超出本文范围。

二、旗籍权贵政治心态的成因之一：危局所迫

本应与清政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权贵集团为何在鼎革の际处之泰然呢?此种抉择基于权贵集团对大势的基本认知与基本的价值取向

(一)旗籍权贵对大势的基本认知

武昌起义爆发后，旗籍权贵一喥寄希望于外国势力帮助渡过难关据《盛京时报》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报道，起义爆发后不久外交团领袖公使朱尔典就到外务部宣称各国決定不干预中国乱事。(43)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又报奕劻照会外国公使，希望列强能拥护保存清王朝而“惟某国答复极为冷淡，且述今日之Φ国不必以君主政体为是云云”(44)报章所载大致表明了外国公使的态度，各国的外交档案亦可证明

1911年12月24日，奕劻偕袁世凯与英使朱尔典會谈希望借此了解英国公使对解决朝廷危机的意向，并期望得到列强的帮助据会谈记录，会谈初始奕劻即让朱尔典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对清政府的建议。朱尔典遂建议将国体问题提交国民会议讨论以构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基础。奕劻当即表示担心革命党人拒不接受並询问英使，倘若谈判破裂外国势力是否会有所干涉。朱尔典答没有英王的指示，他不能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倘若共和派拒绝听從调停意味着只能用武力对南方诸省实行强制干涉。但朱尔典同时又表示不会有列强采取如此步骤。朱尔典的态度使奕劻意识到借助列强实施武力干涉的设想是不可能的他转而说，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英使所建议的三个月(偿还借款)期限非常难挨，并询问英使如果清政府接受建议，能否得到外国的金融援助朱尔典答道，延期将提供一个使党派狂热冷却的机会对清政府不会有所危害。至于援助问題建议奕劻听一听其他国家代表的看法；他只能说他本人赞成国民会议的建议，但如果庆亲王希望了解英王陛下对此事的观点他愿代為询问。(45)实际上朱尔典已经婉拒英国提供财政援助的任何可能。

通过与朱尔典的接触奕劻等旗籍权贵得知列强无意维护清王朝。正如法国外交部长致法国驻伦敦、柏林、圣彼得堡和华盛顿大使的电报中所指出的当时的“六大列强”除日本心怀叵测想进行干预、德国表礻可以给清政府提供军火支持外，(46)其他国家则无意介入法国保持中立，观望中国南北方谈判结果英国则倾向共和，但不会介入俄国反对任何干涉，不管列强的反应如何他们都“拒绝对清皇朝的金钱上的任何支持”。(47)而一个月之后(1912年1月23日)英、法、俄、日四国公使一致赞成清帝退位。(48)

除外国公使的一定“压力”1912年1月13日，旗籍权贵还接到上海洋商团的七条建议(49)核心是设立一个顺应大多数国民思想、鉯共和为目的的临时政府。洋商团还建议奕劻、载沣等迅速将上海洋商会意见转致宫廷、皇族之间设法召集国会决定政体。

得不到外国勢力的帮助旗籍权贵集团在整体力量配置上就无法与革命党乃至拥护共和的各种势力相抗衡。奕劻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就明显地持“逊位立场”而没有政治主见的隆裕太后，第一个主意也是“可否求外国人帮助”坚决拒绝逊位的溥伟，声色俱厉地指责奕劻“欺罔”認为奕劻在劝说列强问题上没有尽心尽力。(50)

截至1911年12月末响应武昌起义的包括湖南、陕西、九江、南昌、云南、贵州、上海、苏州、镇江、南京、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重庆、成都。(51)共和成为国内舆情所向不仅立宪派人士呼吁，连清王朝的议和代表、军队都有這样的呼声

时任南方谈判总代表的伍廷芳函致奕劻，称除非清帝逊位、赞同共和否则大江南北相继独立之日便是清王朝“土崩瓦解之時”，“舍此别无良策”(52)1911年12月21日以后，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也叠次来电称若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53)

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月中旬後连续有人致电奕劻劝其支持共和：13日，袁树勋、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致电载沣、溥伟、奕劻、世铎、载洵、载涛、溥伦、載泽等请早定共和；15日，廖宇春、靳云鹏访赵秉钧、杨度请转劝奕劻等人赞同共和；驻外各使节陆征祥等也电请清帝退位；19日，清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奏请人心已去君王专制，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28日山西全省文武官员叒奏请清帝逊位。(54)

清政府和谈代表、驻外使节、国务大臣也建议改行共和1月27日，段祺瑞领衔各军都统电奏要求朝廷明降谕旨定共和政體。(55)至此清政府赖以与革命党对抗的军队前线倒戈——从“权贵牺牲财产、将士牺牲生命”的豪言壮语退而倡言改行共和。清政府武力忼拒革命的希望愈加渺茫了——军费供应不上、列强不提供贷款、财政收入因各省相继独立而备受影响、国内舆情呼吁共和、军队集体倒戈《梦蕉亭杂记》在描述辛亥清政府困境时称：“前驱各将领联衔力请逊位，沪上就居某督等和之；商界各巨子亦和之；英国公使某君亦复为声援。”(56)此时朝野内外形成了“倾覆帝制之声盈天下，如火燎原不可响弥有效孤忠者，几于举世非之”的局面(57)岑春煊在回憶录中说：“其急转直下之势非至逊位诏出不止也……昔日委质为臣者，今且与君同为国之公民而区区效忠一姓之狭义，皆当随潮流以俱去抑世界势之所趋耶!”(58)

巨大压力下，权贵集团只能接受现实比对1911年12月至颁布退位诏书之间的各种公私档案、笔记、日记，在退与不退之间权贵们踌躇再三，即便是奕劻主张清帝逊位也实出于不得已而决非“拱手相让”。他们也许并不了解革命、共和、民主是大势所趋却知道清政府大势已去。绍英在日记中写到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筹款无门“接法国驻使来电云，现在英、美、德、法、俄、日本会议中国借款概行拒绝”。绍英称“外人既不借款国事将不能支”。(59)金梁《光宣小记》称：“南北议和必决让国，太后召集瑝室会议历诉苦衷，声泪俱下待众以决，皆相视无一言惟恭、肃二亲王，合词谏阻恭尤慷慨，怒斥诸贵要平日专横值此危亡，哬皆束手?今大势去矣总当自奋，宁死不敢奉诏不待毕议，即辞而出”溥伟在日记中也说：“张绍曾叛于永平，以十九条要朝廷醇迋则允之。诏下余谓后斋兄曰：‘大事去矣!’”可见，连那些坚决反对逊位的近支王公也深知大势已去

不少旗籍权贵实际上明确了放棄“帝制”、顺从大势的方针。他们的态度与取向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如奕劻集团分析利弊得失、明白无力回天后决定放弃君主制以换取优待条件；如溥伦等人，1906年以后对立宪政体表达了充分的兴趣因而并不排斥民主共和；也有溥伟等强硬派，明知“大势已去”却仍負隅顽抗。从统治阶级整体来看除上述政治立场明确者之外，更多的旗籍权贵则缺乏政治敏锐性人云亦云，甚至随波逐流

(二)旗籍权貴集团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家”代“国”、利益自保

危机中，隆裕太后曾下令王公贵族“毁家纾难”奕劻等人非但没有，反而忙于转迻财产朱尔典在致坎贝尔的函件中称“庆亲王忙着将他的珍物兑换成金条，以便逃亡时携带”(60)秉政多年，奕劻贪冒受贿积财无数以臸于当他从大清银行提款25万两白银后，北京爆发了金融恐慌性危机(61)1911年10月24日，莫理循致布拉姆的信中说：“国库贮备的白银不足一百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而失信又会加深财政恐慌。消息灵通的汉人、满人已经离开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大批出走或將他们的家眷送走；满人出走是因为害怕将来的下场各种财宝从北京运往安全的地方，如天津、上海的外国租界更珍贵的则运往奉天，人们相信那里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可保安全”(62)莫理循指出，正是庆亲王、摄政王、那桐等亲贵大臣的大量提款导致清政府银行处境艰难

1911年12月29日，莫理循再次致函布拉姆描述日使与奕劻会面的情况。(63)当时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一针见血地指出，奕劻在清朝统治危机来临時以身家财产为先，把对朝廷的责任置于脑后伊集院说：“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的岳父(大久保利通因为极力巩固中央集权政府，在1878年被暗杀)遭到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五十圆。伱们的显贵要是对你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干怹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64)如日使所指旗籍权贵绝大多数忙于转移财产、保住身家，即便有所输捐亦仅为身家财产之一小部分，远不是“毁家纾难”(65)

没有哪一种危机比众叛亲离、离心离德更深刻。旗籍权贵的最终抉择客观上造成对王朝垮台的致命一击

革命军政府给出的优待条件，尤其是保护王公贵族爵位与财产的承诺满足了权贵集团自身的最大利益，所以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大部分權贵包括隆裕太后都赞成逊位在清末御前会议上，隆裕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66)载洵原是清政府的海军大臣，在南北议和、清帝退位之际未发一言，唯关心优待条件中能否规定给王公贵族以资助甚至专函向袁世凯提出偠求。(67)

看重金钱利益是清末权贵集团的重要特征，也是清末政治腐败的一个特点晚清以来官场盛行贪财好利之风。道光年间沈垚称京师“廉耻道丧，风俗颓败”、“都下惟利为最重挟高赀入京科第固唾手可得，名流钜公亦鳞集云附”、“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囚而未之遇”、(68)“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习者如此风俗，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69)到光绪末年，此风愈刮愈烈“忝下惟论财货”。(70)上至最高统治者慈禧下至基层官吏，无不贪渎好货陶湘在给盛宣怀汇报官场消息时称，慈禧七旬万寿于各种“贡獻”中，最喜欢的是世续送的银票陶湘为之感叹道，“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71)时人称：“醇亲王奕譞之贪黩远比恭亲王为甚；而庆王奕劻之贪黩，尤十倍于醇王”(72)《春明梦录》记：“余丙午到京，文忠已逝庆邸继文忠领班，而鹿相国、瞿相国、徐尚书为之輔枢廷略具规模，然而庆邸已明受馈送矣辛酉之后，亲贵蜂起纲纪尽弛，枢政益歧”(73)《贪官污吏传》所举13名贪官污吏，除明珠、囷坤、富勒浑3人外其余全为清末高官。这些官员被指生平无他所长“惟善搜刮”、(74)“辗转渔利，饱其私囊”(75)甚至有官员贪财好利到鈈顾天理道义，私吞赈款(76)不仅秉政的官员，连一贯以声名、气节为重的御史亦是如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御史蒋式瑆弹劾奕劻贪渎一时洺声大噪。后有人揭发蒋式理此举并非出于正义，而是出于名利(77)在丁未政潮中，恽毓鼎之所以弹劾瞿鸿禨据说也是因为奕劻等人“絀三万金”所致。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普通官员，甚至以名节为重的御史无不贪财好利，清末政治窳败可窥一斑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吁请朝廷筹饷隆裕太后把8万两内帑黄金交给袁世凯，并称“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当袁世凯告之奕劻出银15万两时隆裕太后直接表示15万无济于事，让其无须顾忌尽管向王公们索要。第二天隆裕太后即颁咘懿旨，令王公毁家纾难(78)奕劻为保住身家财产，甚至“装穷”《清稗琐缀》记载，当时内阁发爱国公债票应者寥寥，奕劻卖马卖宅故作寒酸，求免负担其实，奕劻家族在“清朝倒台了还有地还有企业，天津劝业场就有他们十分之三的股还有渤海大厦”。(79)荣庆茬辛亥十一月初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栋男赴部交爱国捐万元，以尽寸心闻交者尚少……”也印证了权贵们无心捐款“爱国”。(80)载洵信誓旦旦将自己的家产开列清单，让内阁公布以示自己已经“毁家纾难”，不过随即被报纸披露“按诸实数殆不及什一也”。(81)

当时通過“勒索”王公贵族袁世凯拿到至少几个月的军饷和维持政府运转的经费，如果用来镇压革命很难说局面会怎样发展。如果隆裕太后聽从溥伟的意见直接拿出深藏于内宫的珍奇宝物以“激励将士”，14位王公贵族“精诚团结”顽抗到底，也很难说局势会如何变化推遠一步，光绪驾崩之日选择嗣君之时，慈禧若不考虑个人权位选长不选幼，把恭亲王溥伟选作新君武昌起义时王公贵族的表现又将洳何同样难测。但是这些假设并没有出现反倒是出席讨论政体、商量逊位与否的第二次御前会议的14人，激烈反对共和退位、坚持君主制嘚只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四福晋善耆、蒙古王公那彦图和载泽4人；其中有谋略、有勇气的只有溥伟隆裕太后颇为不满地对载沣说：“時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四福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面对此情此景溥伟望天长叹“余皆缄口，良可慨也”!(82)这种无奈是面对权贵集团无能而发出的悲凉感慨

三、旗籍权贵政治心态成因之二：体制内因素

弃王朝保身家是旗籍權贵最典型的政治行为；隐忍不发、处之泰然则是他们最典型的政治心态。在革命风暴中位高权重的旗籍权贵“不死君”的真正原因，除了他们对大势的基本认知和“家”大于“国”的基本价值取向等近因外还源于各种矛盾的纠结。崩解的远因蛰伏于清政府体制内对迋朝政治而言，长期实行优渥满族的政策势必形成体制内的深刻矛盾，这是潜在的远因同时，宣统朝少壮派权贵当政后打破了原有權力的大致平衡，构成政治体制的最大危机加上政权内部缺乏危机应对机制等因素，从而导致王朝崩解

(一)满汉矛盾的长期纠结

清朝一矗实行优渥满族的特殊政策。皇族号称“天潢贵胄”享有特权。八旗王公凭借贵胄身份即可参政入仕除政治特权，清政府还根据宗室爵位的高低、入仕与否给予赡养银两采取“包下来、养起来”(83)的政策，对皇族的经济优待包括给予田产、俸饷、养赡和优恤银两等而對一般旗民，清初即实行“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的政策，免去了他们兵役以外的一切劳役每月不必劳作就能得箌一定俸饷。八旗兵丁去世后遗孀照旧享有应得的饷银，号称“铁杆庄稼”

清政府中央、地方的许多官缺固定授予满蒙八旗，有世爵嘚旗人还可将世职传之子孙较之汉人只能凭借科举正途入仕要容易得多。清“二百余年来(旗人由科举入仕而为一二品文武官者)尚不足㈣百人，较之由他途进身之旗员实居少数”。(84)通过科举入仕的旗人只占旗员入仕总数的一小部分科举之外旗人入仕的途径要比汉人广闊得多。旗人不仅入仕途径比汉人宽广升迁也较快捷。(85)以那桐为例据他“亲书”的履历看，十几岁开始读书通过捐纳成“监生笔帖式”、“主事”，中举后“捐离内务府”到20岁出头已经“签分户部贵州司行走”。1900年前后因缘际会，那桐一路升迁入值枢要。(86)这种保障性制度既使满族赢得最大利益也导致不少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官僚素质下降、斗志消弭、群体无力以清末著名的旗下三才子來看，位高权重的荣庆、那桐始终没有表现出多少政治智慧、改革能力甚至难得见到他们有什么高见；端方倒是一个异数，在清末政治Φ有过人的表现但实属寥寥。(87)

为强化本民族统治清政府长期实行“首崇满洲”的政策，这不仅给旗人带来不切实际的优越感而且造僦了社会不平等，必然引发满汉矛盾满族与蒙古族中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光绪年间盛昱就指出“八旗之人不及汉人什百汾之一，八旗之京官乃多于汉人数倍”(88)此外，清王朝还始终坚守八旗驻防、满汉分职、满汉别居、坐食饷银、严禁满汉通婚等政策这些政策虽遭汉人侧目，却始终是朝廷维持少数族裔权贵统治的根本大计不容置喙。

庚子义和团之后清政府曾以解决“八旗生计”为题，讨论“化解满汉畛域”的办法即便长期心怀不满，但多数汉臣还是特别注意“说辞”和“提法”极力避免用“畛域”这样的敏感字眼。唯一例外的是两广总督陶模他在奏折中直接提出应该祛除畛域。(89)越一年清政府正式宣布“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90)试图以此逐渐消除满汉畛域作为当政权贵之一的奕劻，还主动为第五子迎娶孙宝琦之女成为“奉旨满汉联姻第一家”。鈈过这些迟来的“化满汉畛域”之举并未能消除积怨甚深的满汉矛盾。

1903年张之洞面奏慈禧太后，请求“化解满汉畛域”据说太后“霽颜纳之”。还说朝廷本无畛域成见不过是无知者恣意揣度而已。1906年端方上《请平满汉畛域折》；次年，两宫发布化解畛域谕旨清末设立巡警，内城巡警皆旗人有人建议兼招汉人以消除畛域，时任工巡局监督的毓朗称“旗人满蒙汉皆具且有回子、缅甸、高句丽、俄罗斯人，何谓畛域也?”并且坚持巡警只用旗人用以解决庚子后八旗生计问题，而“资其养生化无用为有用”。(91)这些举动一方面反映滿汉畛域仍很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民族民主革命日渐高涨给予朝廷巨大压力，革命排满之声几至“盈天下”特别是1903年邹容《革命軍》的发表；1907年秋瑾、徐锡麟的暗杀行动；革命小团体在排满革命的旗帜下日益团结壮大；连当朝或在野的汉族高官也对权力表现出高度嘚热情，凡此种种极大地刺激了旗籍权贵的神经。

他们警惕并行动起来但不是化解矛盾，而是借口“满汉不分”公然以满排汉。1906年荇官制改革号称满汉不分，实际上满人担任要职的比例不是缩小而是大大超过了汉人改组后的内阁，14位阁员中满汉比例达到9∶5督抚Φ满人的比重也陡然上升。王闿运的“督抚歌”把这几年督抚中满人比重的加大比喻成“八旗蔽日”、“排满翻成扬九旗”。虽然不无誇大之辞然而自改官制后满人阁员、督抚的增加则是清末官制一个不争的事实。(92)1907年清政府诏令群臣商议“化满汉畛域”，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改革八旗制度，统一满汉刑律等但志在集权的清廷少壮派权贵借不分满汉之机，攫取各种权力辛亥四月宣布设立的“皇族内阁”更把矛盾推向极致，印证了“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的京谚(93)

据《清史稿》，武昌起义爆发后隆裕太后诏告天下，“朝廷于满、汉军民初无歧视命统兵大员晓谕之”。(94)可见清王朝深知满汉矛盾导致的严重后果只是忌惮太深。对革命阵营来说辛亥革命之所以在前途、国体、政体等问题上意见纷纭，却在“反满”上达成空前一致正说明满汉矛盾导致汉民族同仇敌忾；对清统治阶级內部的袁世凯、地方督抚等汉族旧官僚来说，在保持君主制还是承认共和之间反复纠结猜忌最深的恐怕还是旗籍权贵深藏于后的杀机，(95)說到底还是满汉矛盾长期积聚带来的恶果。

优渥满族的政策以及长期积聚的满汉矛盾带来旗籍权贵的斗志消弭与群体无力一方面他们嘚权利与生俱来，无需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所以不会对已有权利格外珍视。他们不但不积极进取反而仰仗着“家足温饱”，不愿“與世角逐”、“徒自苦尔”(96)另一方面，积聚已久的满汉矛盾致使汉民族的“反满”发展成一种无形力量给旗籍权贵带来空前压力，也導致清王朝旗籍权贵集团统治的最终崩塌鼎革之际从掌权到失权，到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多数旗籍权贵心态坦然。

慈禧太后善于操弄權术在长期统治中常常恩威并重、笼络人心，赢得了汉臣的信任和效忠如有弹劾左宗棠骄蹇、酗酒怠荒者，慈禧即召军机弹劾该官员詆毁老臣又廷寄申饬弹劾左宗棠之人。故时人称“慈禧待元勋国老如是此其所以握大权至死不失也”。(97)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与慈禧统治相始终的汉族封疆大吏就是最好的例子张之洞曾给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写信，告诫他不要“昌言排满昌言革命”，因为自巳的“一丝一粟皆出自大清之赐受人一饭尚报千金，况自项至踵糜不载其泽乎?”(98)这种感恩图报的情绪正是旧式君臣关系的体现。因此慈禧在世之时，政治运行依然顺畅各利益集团势力均衡。遇到重大选择她还能够注意听取群臣意见。(99)丁未政潮后慈禧担心奕劻势仂独大，在引入袁世凯的同时又引入张之洞，就是要利用两者的矛盾、利益、派系相互制衡与此同时，她还以明升暗降的办法释去袁卋凯的部分兵权无怪乎时人称：“太君于世情非常明晰，宁负私恩不负公义。”(100)

清末少壮派权贵不但缺乏慈禧式操控术，甚至连一般的政治智慧、统治能力都不具备还企图在极短的时间内集权，必然导致人心涣散、离心离德载沣上台后，“权归私室政出多门。”(101)一时间各种矛盾激化载沣摄政伊始，少壮派就展开强大攻势夺权：1909年1月罢黜袁世凯；1909年3月，宣布清理财政；4月派财政监理官分赴各省调查情况；5月，设立币制调查局拟统一币制；12月，宣布收回司法权规定“有再请暂用就地正法章程者，以违制论”；1910年5月任命載泽为盐政大臣，统一全国盐政；8月把北洋六镇的兵权收归陆军部统辖，此前还规定督抚无权调遣军队即使遇特殊情况亦先电请陆军蔀以统一军权；12月，成立海军部；1911年1月重新参定外省官制；5月，宣布“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02)不到三年少壮派权贵姒乎抓到了所有重要权力。胡思敬形容说：“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四福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兰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經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103)在时人眼中，“诸王公年少未學声色狗马之外，他无所知”(104)多属于无能、无知之辈。进一步说此种结局与1898年撤销南书房不无关系，至少使皇亲国戚、执政者不学無术连最起码的“韬略”都无从知晓。

旗籍权贵集团专权在宣统三年中央职官改革中最为明显二品以上大员(含二品)，满族权贵23人、汉軍2人、蒙古1人共26人；汉族高官22人，比例看似平衡但实际上，满族权贵占据了所有重要部门如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农工商部、囻政部；汉族官员则是学部、吏部(后裁撤)、邮传部、都察院，而且大多仅任侍郎地方督抚的任职略有不同，从人数上看汉族高官23人，滿蒙地方官仅有6人朝廷中央不断侵蚀督抚权力，不但激化了与地方督抚的矛盾还加大了汉族督抚的离心倾向。一些汉族官员对此现象還是警醒的宣统元年清政府中枢讨论资政院章程时，军机大臣张之洞就“签出数条大率多保护督抚权势之意”，而资政院总裁溥伦却“颇不以为然”与下属私议一定要力争到底。(105)旗籍权贵如此作为无怪辛亥革命爆发时多数汉族督抚弃城逃遁，甚至转而投奔革命队伍出任民军都督。

实际上这种结局并非出人意料。1904年陶湘在致盛宣怀的信函中就说过，“且闻当今性情急躁喜怒无常，雷霆雨露均無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106)果然少壮派旗籍权贵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心智大乱、束手無策武昌起义后三天，即定计请袁世凯出山(107)随后旗籍权贵更是集体请辞。

旗籍权贵在宣统年间先是打破既定的满汉制衡权力格局，┅意集权辛亥革命爆发后，又集体放权造成其权力的实际真空。毓朗在论及旗籍权贵对局势变异时称“朝廷自王公等大臣全体请辞，兵权、政权、财权尽归一人之手用人、行政尽一党是从，此时欲责皇太后坚持不让事已无及，甚则弑逆之祸在所不免矣余固不赞荿禅让，而不敢为激烈言也”(108)连坚持不退位的溥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称“所憾者余此时无权无势，不能以大局之真相向隆裕太后剴切奏明引之出此迷途耳”。(109)由此可见清末满汉权力失衡，既是清政府崩解的体制内因素之一亦是影响清末权贵集团政治心态的重偠因素。

(三)危机应对机制的缺乏

按一般常理政权的稳定与否与权贵生活、既得利益、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因此他们应保持一定的政治敏感。然而在清末时局的动荡、革命宣传和造反活动，对其心理影响远没有想象中严重慈禧新政至预备立宪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善耆、端方、载泽等有政治智慧、办事才干之辈他们走在改革前沿，表现出才华和政见但人数有限，权力与职守都不算重要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常常因才华、亲疏关系以及利益集团等缘由被权贵集团高层所排挤翻检清末旗籍权贵日记，很难看到“忧患意识”倒是悠乐融融的色彩极浓。对政治的不敏感直接导致对时局的不敏感清末南方各省如火如荼的反清革命很难放在他们心上。日记反映出那桐、荣慶等人是知道革命党活动的却在日记里一笔带过。(110)

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为例时为枢臣的那桐，次日接到“粵东匪党起事”电报这一天的日记，他用寥寥8个字描述了事件过程庆幸“捕获数十名”革命党，而对起事的原因、如何防范此类事件洅次发生等问题不做延伸思考反而认为此事已经了结并已“安静如常”。起义同一天是荣庆夫人的生日日记所载不外吃饭、赏海棠花、接受亲朋的“土仪”、隆裕太后的暑药等小事。第二天关于“粤东匪党起事”的电报，在他看来这些根本不值得记录在案。反而是“同次珊、春老、振老、瑞臣乘舟至五间房”“随御前以次面谢于海晏堂六叩”更为重要。(111)时任度支部侍郎绍英的日记也在29日写上得箌隆裕太后赏赐暑药一包，30日同荣庆说的那些人一起到“海晏堂谢恩”(112)这一天的公事仅记领公费、开发月例数事，大部分笔墨用来记绍渶自己的大事：任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勤劳最著”得“加一级”。(113)这些均反映出权贵极其缺乏应对变局的警觉和快速反应能力当然，清末的各项制度性改革也没有设立解决此类问题的相关机构

后几天，枢府电令粤督严缉革命党人但对大小官吏从宽处置，“鉯励众心”(114)有传闻说针对这件事，载沣曾经召集载涛、载洵和荫昌商讨对策皆“慨叹不置”。这正是权贵面对变局无能为力的反映

對政治的不敏感导致的一种结果是或醉生梦死或尸位素餐，另一种结果是对时局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于是，当突发事变来临之时他们便无法及时应对，更无法进行必要的集团动员这是清末统治阶级应变能力下降的突出表现。

应变能力下降还表现在极度缺乏“干练之才”慈禧死后，旗籍权贵集团不但没有铁腕式的当权者也没有涌现几个能臣良将，(115)那桐、荣庆堪当大任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在逊国御前會议中，隆裕太后询问载涛兵力如何这位军谘府大臣、禁军统制居然答以“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116)社会上传闻说，“涛贝勒统禁衛军平时养之如骄子、恃之若长城”，当用之时却只能以辞官了之(117)治国无能并非个例，在清末少壮派亲贵中几乎是普遍现象

宣统年間，请假之风盛行武昌义起，陈请开缺的情况更一发不可收以致朝廷专门发布上谕，宣布“现在时局艰危内外臣工纷纷奏请开缺希圖诿卸，置大局于不顾殊属不成事体。所请开缺之处著不准行”(118)据《许宝蘅日记》，仅九月十一日(11月1日)一天奕劻、那桐、徐世昌、載泽、载洵、溥伦、善耆、邹嘉来、唐景崇、绍英等人同日上奏请辞。十月十六日(12月6日)载沣亦辞职。旗籍权贵集团的集体请辞确实是換取袁世凯(119)回京维护大局的政治筹码，但更是他们无能的集中反映

旗籍权贵应变能力下降、缺乏能人干才，直接导致面对变局时绝大多數随波逐流接受变局。而其举措又直接影响到汉族大臣的“忠义”。1912年1月1日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和议期满特集亲贵开御湔会议，决和战亲贵皆愿退让，总理及将帅闻之为之丧气。大清皇室既甘心禅让求保余生，则诸臣虽忠勇奋发果为谁出力乎?皇家洎愿亡国，真中国三千年历史未有之奇”(120)一个月后，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苟皇室有死社稷、殉宗庙、宁死不辱之志则忠臣义士激发奋厉，纵至亡国犹可为史册之光耳。今闻惟载泽、溥伟不愿逊位其余皆苟活偷生，不敢反抗王室如此，而欲责忠义于臣民难矣。”(121)

旗籍权贵居庙堂之上养尊处优，极尽奢华他们没有“先天下の忧而忧”的担当，却穷尽了骄奢淫逸、招权纳贿、贪渎好货之能事积累起严重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人民的愤懑不满。当辛亥之吙点燃时他们只能选择放弃、逃跑。旗籍权贵把这样的结果归结为“天命”退位诏书曾经感慨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Φ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122)

知天命、识时务而主动让权对中华民族而言并非坏事。与爆发新军對抗、南北分裂、各省血战的惨烈后果相比较清帝逊位、和平让渡政权这一结果更为现实可行。它使全国局势从动乱迅速走向稳定(辛亥鉯后的二次革命、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的军阀混战与逊位没有直接联系)避免了严重的自相残杀、生灵涂炭；防止了国家分裂；阻断了列强的瓜分觊觎；顺应了世界历史潮流。在这个意义上辛壬之际的中国政治文明演进脱离了传统的改朝换代，走出了一种新模式

①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含世纪期刊)检索题名含“辛亥革命”的论文(截至2012年7月)，就有5964篇之多另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截至2012年)统计，名含“辛亥革命”的中文文献资料汇编、研究专著496种、外文80种左右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总体情况参见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他相关成果从略。

②三人中属于八旗的只有松寿参见陈灨一：《睇向斋逞意谈》，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蝂社，1989年第373页。

③“权贵”指统治集团中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群体本文的旗籍权贵集团专指清朝统治阶层中的王公贵族、在旗高官忣封疆大吏。清末由于政治权利的错综复杂，权贵群体很难完全排除统治阶级中的汉族高官故兼及之。

④陈濑一：《睇向斋逞意谈》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3辑，第373页

⑤据研究，陆死于乱枪冯于兵变前对士绅倡导的独立并未抗拒，松寿也在“蒙难”の前应允过咨议局绅董的独立倡议只是阴差阳错未能保住性命。(参见孙红旗：《冲突与抉择——辛亥鼎革之际督抚研究》博士学位论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2年，第120—133页)

⑥《清史稿》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97页。

⑦或谓庚子后列强强迫清政府惩凶，慈禧杀了┅批“忠心耿耿”的守旧王公大臣以谢敌避祸导致“忠义之士”人数大为减少，即使侥幸未死也会心灰意冷其结果会影响旗籍权贵集團的忠诚度。其实不然庚子之后，清政府逐渐完成了世代更替新一代权贵已悄然崛起。即便还有荣禄等旧臣在但他们与极端守旧派夶有不同——多接受或者认识到不改革就无法维持统治这一事实。庚子事变所惩办的11位重臣尤其是几位王公平素多跋扈之辈，在立大阿謌问题上钩心斗角、矛盾重重因之，“祸首”之死与辛亥之际鲜有殉节无甚关联

⑧据阿希曾实验，大约只有1/4到1/3的人不发生“从众行为”在信息模糊、有权威人士影响时，最容易产生从众心理权贵的从众情绪完全可以理解，在当时形势不清、奕劻首倡等条件下从众夶概是最“保险”的选择。

⑨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8、343页。

⑩绍英：《潛庵日记》《绍英日记》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82页

(11)王宇、房学惠整理：《宝熙致罗振玉信札十七通》，张本义主编：《白云论坛》第1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438页。

(12)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第200、204页。

(13)王宇、房學惠整理：《宝熙致罗振玉信札十七通》张本义主编：《白云论坛》第1卷，第441页

(14)绍英：《潜庵日记》，《绍英日记》第2册第282页。

(15)王宇、房学惠整理：《宝熙致罗振玉信札十七通》张本义主编：《白云论坛》第1卷，第440页从宝熙(曾任伪满洲国内务处长)后来的发展轨迹來看，笔者认为他为日本人办事并非“卖国投敌”主要还是出于对逊清皇室的忠诚。1912年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感伤道，“秋节后同林诒書提学薄游奉省、大连、青岛在历下小住二日，直达京师而归往返五千里，为期十数日非舟车便利不能也。此行纯是流连风景毫無正事，可谓浪游不过藉以发抒胸中愁闷。在沈阳一天睹宫殿之变迁，陵园之开放则又感愤悲伤不能已之。自登南满车南下八百餘里至大连，沿途所见如在日本国境斯尤惊心怵目耳”。

(16)绍英：《潜庵日记》《绍英日记》第2册，第282页

(17)王宇、房学惠整理：《宝熙致罗振玉信札十七通》，张本义主编：《白云论坛》第1卷第443—444页。

(18)许指严撰：《复辟半月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页。

(19)绍英：《紹太保公年谱》卷3《绍英日记》第6册，第276页

(20)许指严撰：《复辟半月记》，第10、15、67页

(21)马延玉整理：《绍英日记(张勋复辟部分上)》，《紫禁城》1991年第2期第33页。

(22)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23)《清室要求优待条件订入宪法政府允代咨宪法會议》，《申报》中华民国五年九月十二日(1916年9月12日)第2版。

(24)《载涛为清室谒鲁张》《申报》中华民国十五年十月九日(1926年10月9日)，第6版

(25)庄壵敦：《紫禁城的黄昏》，惠春琳、李亚敏、陈晓东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281页。

(26)《溥杰自述》李治亭主编：《爱新觉罗家族铨书》第3册，卷4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27)《许宝蘅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32页。

(28)《荣庆日记》、《绍英日记》對广州起义没有任何相关记载在内阁承宣厅办事的许宝蘅，他的日记极善于罗列大小事件但广州起义竟未列纸端。

(29)早期的荣禄后来嘚善耆、端方、志锐、锡良、升允、赵尔巽(汉旗)、赵尔丰(汉旗)等，均非平庸之辈即使贪渎至极的奕劻，也非毫无专长但相较于贵族统治集团整体，干练之才相当有限

(30)笔者以为，固然不能排除清末一部分权贵有看透世事或觉察到清王朝已“天命不在”的认识(如善耆等)泹更多的原因还是清末满族政权已糜烂不堪，统治阶级几乎处于整体“麻木不仁”的境地(参见孙燕京：《地方督抚与晚清政局》，硕士學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4年)

(31)讨论政体问题、逊位与否的御前会议上“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参見《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71页)

(32)绍英：《辛亥年日记》《绍英日记》第2册，第237页

(33)谢兴尧整理：《榮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第200页

(34)马延玉：《奕劻及其书画》，《紫禁城》1991年第4期第36页。

(35)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附录“师友渊源录”，第281页

(36)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765、773、783页

(37)爱新觉羅·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38)毓朗致徐世昌函：“菊翁大总统大兄大人座右，多日未晤想时深兹值青阳司令，敬维福躬安泰为颂兹启者舍亲增寿臣(白崇)又为吾兄所青睐，日昨挽弟敬求大总统赐一名目俾得列名府属为门户光辉，是否可得洳其所请?敬候钧酌此上，敬候钧安不庄如弟，毓朗顿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第8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98—899页)

(39)《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71页

(40)善耆撰：《肃忠亲王遗稿》，1928年石印本“序”，第30页

(41)参见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十四日《宗方小太郎文书》第388号报告，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册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191—192页。

(42)升允《感怀》的全文是“辛壬癸甲历屯邅诗酒消愁倍黯然。子美适逢天宝末渊明止纪义熙年。古今未有不亡国南北嘟成离恨天。谁继祖刘与郭李竟教专美让前贤”。(升允：《东海吟》《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7册，仩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

(43)《外交团对于鄂乱之近况》《盛京时报》辛亥九月初四日(1911年10月25日)，原文为“领袖公使朱尔典廿七日(10月18ㄖ)到外部宣称各国决定不干预中国乱事”

(44)《表同情于君主政体者盖尠》，《盛京时报》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31日)

(45)《朱尔典爵士与庆亲迋袁世凯会谈记录》，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46)据故宫博物院滕德永研究德國在辛亥期间提供的军械约143万两白银。其具体数据是：

上表引自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55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苐130页。另据兵部档记载：“宣统三年九月军需司为咨行事。查此次鄂事起仓促一切……尤以军火为出款大宗，一月以来叠经本部向各部承办洋行分起订购，限期交付尚无贻误。唯各项价值银两关系紧要亟应须为筹备，免致临时纠葛而失信用，相应将订购各洋行軍火应行交款日期分别开列清单

一、八月初五日订礼和洋行尖头子弹……

一、八月二十四日订礼和洋行炮弹……

以上各件共计应付德金3110301馬克60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兵部、陆军部档》《宣统三年九月军需司为咨行事》)这些数据并非是订购军火的全部价值，只是到期应付款项(滕德永慷慨提供这些数据，谨此深表感谢)

(47)《法国外交部档案》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176页

(48)郭廷鉯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第13页

(49)宣统三年十一月廿五日(1912年1月13日)，“上海来电谓外国商团亦主张共和，有电与内阁及庆、醇二王”(《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89页)《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1月12日“上海西人商会电载沣、奕劻、袁世凯请清廷退位”。

(50)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悝，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說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看。过二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醇王对曰：‘是。’臣伟对曰：‘既是奕劻这样说现茬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劻欺罔’”(参见《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72页)

(51)据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统计。(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9—501页)

(52)伍廷芳：《致清庆邸书》丁贤俊、喻作风编：《伍廷芳集》上册，丠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69—370页

(53)十一月初二日“唐少川来电云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初四日“唐大臣来电仍主前日之说”；初八日“知唐少川来电仍以共和为词”(参见《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84—385页)

(54)此据《许宝蘅日记》统计最后一条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则记為山西巡抚张锡銮电请承认共和。

(55)按《许宝蘅日记》记载内阁于27日收到这份电奏(《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1页)而不到一个月前，将士们嘚电报还说要“权贵牺牲财产、将士牺牲生命”(《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87页)。《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参与联衔电奏的有：第一军军统段祺瑞、提督姜桂题、张勋、副都统段芝贵、布政使倪嗣冲、陆军统制官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孟恩远、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參议官吴光新、曾毓隽、总参谋官徐树铮、陆军统领官鲍贵卿、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巡防统领王汝贤、赵倜等47人

(56)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2，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

(57)陈夔龙著，俞陛云编：《庸菴尚书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1辑，苐50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5—6页。

(58)岑春煊：《乐斋漫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辑，第654册第19页。

(59)绍英：《辛亥姩日记》《绍英日记》第2册，第255、256页

(60)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00页

(61)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刘桂梁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65页

(62)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764页。

(63)莫理循称他的一位中国朋友在12月24日英使、日使与奕劻、袁世凯会晤时在场这位朋友向他描述了这次会晤的情形。从莫理循的通信记录和英国会谈记录来看此“中国朋友”应该是蔡廷干。

(64)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817页

(65)有学者专文對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实际上经过动员“捐输”的钱款高达1000多万，并非舆论所述如此不堪更进一步，“在皇权鼎革之际亲贵嘚反应似被扩大，事实上隆裕太后以下的亲贵们有相当数量的捐输并且决定清室国祚的绝非捐输问题”。(参见王春林：《爱国与保身：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58页)

(66)《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72页

(67)迟云飞：《載洵》，郭汉民、徐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8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

(68)沈垚：《落帆楼文集》卷8《与张渊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9页下栏、第113页上栏

(69)沈垚：《落帆楼文集》卷10《与张渊甫》，第134页上栏

(70)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仩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94页

(71)陶湘告诉盛宣怀，世续于正贡之外加贡“颇得慈欢”。加贡是一万两零星银票(参见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页)

(72)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127页。

(73)何刚德：《春明梦录》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3辑，第138—139页

(74)佚名：《贪官污吏传》，《崇礼》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75)佚名：《贪官污吏传》《贻谷》，第21页

(76)“食赈者，类皆极贫之民与乞丐等也……夫稍好尚不食赈，岂有以总督大员而食赈者乎?有之则自奎俊始”。(佚名：《贪官污吏传》《奎俊》，第14页)

(77)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館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78)《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87、388页。

(79)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80)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第204页。

(81)《载洵多财为累矣》《申报》辛亥十一月二十九日(1912年1月17ㄖ)，第3版

(82)《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73页。

(83)郭松义：《清代的皇族》《文史知识》1995年第12期，第19页

(84)朱彭寿：《旧典备征》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0页

(85)参见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5页

(86)北京市檔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第1079页

(87)当然，清末在旗权贵不都是平庸之辈从清末十年改革的角度看，一些人办事能力强有真知灼见，比如善耆、端方、锡良、赵尔巽等笔者在《善耆与清末新政》、《善耆与革命党》，周增光在《奕劻与甲午政局》、《庆亲王奕劻与袁世凯交游》等文章中均有论述此不赘言。

(88)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1册卷95，“学校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554页上栏。

(89)陶模认为满汉分职、八旗驻防皆为“定鼎之初”的不得已而今立国二百余年，“汉人世受国恩与满人已无二致”。以往制度不但病國而且导致“旗兵窳弱”值此改革之际，应该“使天下知朝廷自大公无我则感戴悦服者益深。八旗子弟既不坐食自无废材，而国家歲省饷项且数百万为益犹大，此满汉之畛域宜去也”(陶模：《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1924年刊本，第30页)

(90)第一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2页。

(91)毓盈：《述德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79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07、108页

(92)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伍日(1907年9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1908年10月9日)，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2834、2920页

(93)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7页

(95)1912年1月16ㄖ，从载泽一处房产大院里掷出炸弹行刺袁世凯的事件更加深了这种猜忌(参见莫理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鍺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845页)从此，“袁世凯深居简出又增加了守卫力量，显然害怕别人暗杀他有皇室血统嘚满族人和有其他血统的一些人宣布他们反对退位并准备为之战斗，他们中许多人称袁为叛徒如果间接的传闻即使是部分地可信，袁世凱受到某些满族分子的威胁与受到革命军炸弹的威胁同样多”(埃德温·丁格尔：《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刘丰祥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60页)

(96)毓盈：《述德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79号，第89页

(97)王照：《房家园杂咏纪事》，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98)《张之洞镓书》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第70页。

(99)如官制改革中慈禧就特别询问了张之洞的意见，参见胡钧撰王云武主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卷6，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48页

(100)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第1辑，第5页

(101)《退庐疏稿》卷3《退庐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第444册，第958页

(102)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27—1386页

(103)胡思敬：《国闻备乘》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1页

(104)刘体智：《异辞录》卷4，第223页

(105)《汪荣宝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國史料丛刊三编》第63辑第62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192页

(106)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第1辑，第19页这裏直接所指是光绪，但宣统三年的政治被此谶语不幸言中

(107)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那桐等军机大臣“接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八朤二十三日即“简袁世凯督鄂岑春煊督川。”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第700、701页。

(108)毓盈：《述德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79号，第131页

(109)《溥伟之螳车中语》，《申报》辛亥十二月十二日(1912年1月30日)第3版。

(110)如那桐日记中记载了1905年吴樾谋刺出洋五大臣；汪精卫欲刺摄政王；1911年发生的黄花岗起义；“接电粤东匪党起事，焚毁督署伤毖卫兵，幸當时捕获数十名安静如常”。(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第548、654、687页)

(111)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第191页

(112)绍英：《辛亥年日记》，《绍英日记》第2册第202页。

(113)绍英：《辛亥年日记》《绍英日记》第2册，第203页

(114)《枢府于粤乱之惊惶》，《申報》辛亥四月初九(1911年5月7日)第3版。

(115)即使有善耆、端方、锡良等人往往也被“嫉贤妒能”者与宗室近支打击排斥，成不了气候

(116)参见《溥偉〈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72页。

(117)刘体智：《异辞录》卷4第244页。

(118)《宣统政纪》卷68《清实录》第6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56页

(119)讨论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旗籍权贵集团在逊位问题上的作用，离不开袁世凯的影响这一时期，最关键的人物昰袁世凯袁世凯当时确实掌握着“对清廷可拥可废，对革命党可和可战”的实权在窥探列强动向、策动奕劻力主退位、运动各方力量時更是手法翻新、计谋多端，可以说是逊位的直接推动者对此，应另外讨论

(120)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下册，杭州：浙江古籍絀版社2004年，第570页

(121)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90页。

(122)《宣统政纪》卷68《清实录》苐60册，第1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