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初夏的“高考”，它绝非某一个高中毕业生入学考试那么简单，背后牵涉的是他一生的前程和整个家族的期待。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我们现代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本不完善，而如果把高考换成在一个非以成绩、而是靠出身的年代，它就会演绎出更多荒唐、离奇的故事。于是，出现了1973年“白卷英雄”张铁生……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回顾中国高考制度起起落落、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六十年，它总在扮演着决定个人和时代命运的角色。
“白卷英雄”诞生前 如果没有1973年的高考，就不可能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也只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个普通插队青年。而他参加的“高考”，实际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高考。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状告当时的高考制度使得许多青年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分数挂帅，将大量优秀工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女拒之门外，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文章说，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成为革命运动的绊脚石，所以“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全国所有高等院校在1966年停止招生，高考被废除。一时间，正常的教学与管理根本无法进行，教育秩序空前混乱，“教育革命”愈演愈烈。直到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文章《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作出批注：“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据此，七·二一大学遍地开花，开始了工农兵学员的招收。
由于不重视文化知识，很多学生入校后又忙于阶级斗争，“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所以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最简单的算术题1/2加1/2竟然算出结果是2/4！对这些“又红又专”的工农兵学员，老师们也不敢多加指教，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扣上“修正主义”、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1973年邓小平复出，在他主持和周总理的支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形式。
尽管这次招生对象还只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对当时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已是个天大的喜讯：终于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无数曾因“家庭出身”或“政治表现”等问题而与大学无缘的知识青年踌躇满志，奔走相告。学校教育秩序大大转好，学生开始发奋读书，叫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顿时失去了大半江山。
毛远新一手策划“交白卷”反潮流事件 1973年，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一伙看到《意见》便心里有气。这时，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一伙进行密谋。他们一起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毛远新受命从“辽宁拿出点材料来”。于是所谓“交白卷”反潮流事件诞生了。 毛远新回到辽宁后，大肆叫嚷“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并一心想在辽宁找一块打人的“石头”。于是，张铁生这块“石头”因缘际遇，被发现了。张铁生是辽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在高校恢复招生后，他一心想出人头地上大学，但因考题大多不会做，为发泄不满和乞求机会，他在答卷背面写信，并跑路子拉关系，“运动”上学。当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命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他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打人的“石头”了。 为了乔装、粉饰这块“石头”，毛远新亲自动手，把信中诽谤别人、抬高自己的话，及张铁生信中最后一段话“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通通删掉，把修改过的信加上“编者按”在<辽宁日报>发表。同时，派人进行调查，作出了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在《辽宁日报》的“编者按”中说什么，张铁生虽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后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
1973年7月19日，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以大字号标题和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张春桥大加喝彩，说什么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于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则大叫“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则被奉为“反潮流”的“英雄”。想靠上大学找出路，想出人头地的张铁生经江青、毛远新一伙的吹吹捧捧之后，果然成了江青一伙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而毛远新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则受到江青等的称赞。
张铁生交的不是“白卷” 1968年10月，张铁生从兴城县初中毕业后，来到本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张铁生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也赢得了1973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然而，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成绩一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虽然成绩比较差，但足以说明他当时并未交白卷。 同样参加过那次考试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当年报考清华大学的他，在那次考试中数学拿了满分100，其它科目成绩也都相当不错，在他所属的京津唐考试片区排名第一。清华大学还专门派教师到工厂找沈志华谈话。“那会儿我就觉得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沈志华说，结果“白卷英雄”张铁生使择优录取的规则倒了个个儿，“考得最差的被录取了！”沈志华一把火把曾做过的数理化习题本全烧了，决定改学文科，想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当然不是低分，让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真正原因在于他在理化试卷背面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信中，张铁生诉说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虽然考得不大好，但他“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可以“自我安慰”；他坦白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所以“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得知此事后，将张铁生试卷背面的信作了删改，指示《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这篇题为“一封发人深省的信”的文章，之后被收录进了云南省新增的中学《政治》（各年级用）课本第49页的附录中。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各地报刊纷纷转载那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的“马前卒” 从毛远新发现他的信开始，张铁生的命运发生巨大转变。 高考结束后，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后又被学校破例发展为党员。1974年3月，张铁生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奔赴农村，帮助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有人说下乡“下糟了”，“学不到东西，浪费了时间”，在4个月后的总结会上，张铁生和同学们用实际工作成果予以了反驳，他们不但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还为贫下中农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8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班子，张铁生又被选拔为这个新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党委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
11月29日，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张铁生再一次以“反潮流精神”挥笔上阵，《辽宁青年》发表了他的文章，“（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喜人的又逼人，逼就逼在我们要继续澄清路线是非；逼就逼在党和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必须巩固和加强；逼就是逼在我们必须抓紧教育革命的薄弱环节；逼就逼在我们必须有大寨精神办教育；逼就逼在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还有成为新的精神贵族的危险。一句话，就是逼着我们汲取历史教训，总结新鲜经验，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张铁生的“新答卷”，后来又被刊登在197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红得发紫的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四处作报告、发表文章，不遗余力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为"四人帮"大造舆论。张铁生已然成为江青集团的马前卒，被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再也无法左右自己。
张铁生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有意打造的一个“造反榜样”，他充当了“四人帮”冲击1973年恢复的高考制度的工具。“文革”中那唯一一次“高考”，被批为“资产阶级利用文化考查，乘机塞进旧高考的那一套，妄图破坏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白卷英雄”引发全国掀起对文化考查的批判，“招生进行文化考试”又成往事。
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消失了。《山西日报》11月18日刊登的《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揭露了张铁生1976年2月在山西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行，拉开了对他揭批的序幕。 随后，张铁生被学院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学籍，还被逮捕羁押。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审理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他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在法庭辩论时，他说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然而，法院最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状，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
在辽宁省凌源监狱度过的15个春秋里，张铁生由兽医改为人医，曾在凌源监狱卫生所担任医生兼护士，负责全监狱犯人的医护工作，从未出过差错。在他服狱期间，有不少受他牵连的朋友还伸出援手照顾其父母。虽然“文革”资料中对张铁生的描述不如“革命闯将”黄帅、“造反领袖”蒯大富那么多，但他确是个有情有义、人缘不错的青年。
1991年10月6日，张铁生刑满获释，接他出狱的是他在铁岭农学院的老同学董礼平，此时她已是沈阳农业大学的一名讲师。不久，张铁生迎来了他41岁生日。11月4日那天，昔日好友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生日晚会，为他订做的生日蛋糕上写着：祝铁生41岁生日快乐！
世事轮回，沧海桑田。从一个“白卷先生”、“反潮流英雄”到阶下囚，终又做回了一介平民，历经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张铁生一心想做个普通人。他本想和董礼平悄悄结婚，一如他们悄悄地相爱，可是家里人反对，说董等了他这么多年，悄无声息地娶进门可不行。于是，当年12月22日，张铁生出狱后的第78天，他和董在兴城县城举行了婚礼，出席的只有家人、亲戚和几位同学。
一年后，张铁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励下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先在一家饲料公司当一名小职员，干一些杂活儿。在人们眼中，张铁生是个性格爽快且办事干练的人。1995年，张铁生和另外三人在沈阳成立了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中国饲料业前10名的大型农牧集团，净资产过亿元。现年60岁的张铁生任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外，还兼任监事会主席。
当人们对“白卷英雄”变“千万富翁”的传奇议论纷纷时，张铁生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1968年10月，张铁生从辽宁省兴城县初中毕业后，去本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
1973年6月，张铁生去兴城县参加被推荐考大学者的统一文化考试，并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
1973年秋天，张铁生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并被破例发展为党员。
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以示笼络。1975年8月，他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
1983年，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张铁生被判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1年10月16日，张铁生获释。同年12月22日，他和沈阳农业大学讲师董礼平女士在兴城县结婚。
1992年后，开始经商生涯。

古代人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朝廷需要的人才，迈入现代社会的中国使用高考、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各种资治考核考试来区分人们之间的能力差距。总有人会说这种体制下的考试是不可取的，应该用更加群全面的方式来考核人的能力，而不是一张孤零零的考卷，认为真的人才不会局限于教室和考场。还有人认为高考设立是不够完整的，数十年来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都被人们提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为此展开了数十年的论点辩证。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问题是高考有着它独有的作用，他让社会上的每一个民众都有机会通过这个途径向更高的地方前进，而不是因为家庭、财力、权利而让人在出生之时就有差距，它让每一个人都有了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是那些被人们列举出来的弊端也是肉眼可见，人们常说一句话：“如果环境没有办法随自己改变，想要生存那么就需要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或许制度不够完整，但它已经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公平，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庆幸它的存在，但是在曾经那个发展相对落后，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有人曾用一张白卷想要告诉众人纸上的内容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他就是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

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岁月，人们对这个人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个想要一举成名的“跳梁小丑”，还有人认为他真正意义上想要向错误的体制说不的人，他是对是错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曾经的意气风发少年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时间虽然带走了他的岁月，也偷走了那个时代的太多东西，但是他所做的一切依然被人们记得，人们对于他的认知也将永远地刻在历史的铁卷上，不论那种认知是好还是坏，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成为未来的历史，过往的故事留给我们的只有思考。

公元1950年，张铁生出生在了辽宁，他的家庭是一个城市家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命运和很多其他在城青年一样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从小就在城市长大，洞悉着一切变化，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对一些东西有自己最为独特的见解，但是他依然希望自己可以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因为他认为只有将眼前的事情做好才是对人生规划最好的答案。公元1968年，刚刚成年的他加入了下乡的队伍，和万千下乡青年一起去到了基层，去到了农村，在此后的数年时光里面他在农村接受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历练，他自己认为以前的自己只会耍耍嘴上功夫，而那些年的体验让他知道了实践和亲自动手的重要性。

公元1973年，23岁的张铁生参加了农兵大学生的招生考试，对于那时候的他们来说这和高考具有一样的性质，无论是对于谁来说能够出色的通过这些考试都会个自己的的未来开一条好路，对于张铁生来说这也是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但是他却用一张白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仅仅只参加了数学和语文的考试，在物理和化学的考试中他几乎交了白卷，并且在试卷的背后加上了一封“辩护信”。他在信中说到自己自公元1968年下乡后，没有一刻轻视过任何一个组织给予自己的任务，始终忠心于所有的农业工作，坚持完成了很多繁重而具有意义的工作，自己和那些整天“游手好闲”的“书呆子”相比自己一点都不差，如果因为一场考试而让我们这样的人和那些“书呆子”走向了两条道路那么自己是不服气的，他认为自己可以胜任一切未来的工作，并且还希望组织能够考虑他的入学请求。

最后他交白卷的行为被公元1973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发表了，他的辩护信也成了那天日报的主要内容，一经发表算是一石惊起千层浪，后来这个篇报道还受到了《人民日报》的转载，很多读者都表示对他的想法很是赞同，以及支持。在那个年代阶级划分一直都是敏感话题，而他在信中将自己看作是农民为主的底层阶级，而那些“书呆子’“就是城市里的有钱人。受到如此多人的共鸣，他自然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那时候正是我们国家的特殊时期，矛盾丛生，而他的这种言论引得了各大教育界各路人物的讨论和辩证，张铁生自己也被推倒了风口浪尖。或许他有那样的想法只是一时的，但是在某些人眼中他已经成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棋子，最后张铁生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录取了，或许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不错的转折，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将在后面道路中越走越远，也越陷越深。47年前，那位高考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现在过得怎样？

公元1975年，在一场召开的全体会议中，他被任命成了铁岭农学院的领导小组副组长，以及副书记等职务。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工作就从科研以及学习转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活动，他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别人的棋子和打手。

公元1976他曾经依靠的那个集团被组织一次性摧毁，而其中所有参与的人员都受到了追责，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活。15年，他从26岁一直到41岁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正是因为自己走错了路，他为此付出了全部青春的代价。公元1991年，他迎来了出狱，而15年的变化是他不能够想象的，不仅仅自己的样貌变了，周围曾经熟悉的一切都变了。以前很多与自己交好的朋友都不见了身影，而当他出狱那一天他依然等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未婚妻，董丽平。一个等了他15年的女孩，张铁生非常的感动。二人相识于大学校园，这段爱情没有因为时光而消散。出狱后不久他们二人就结了婚，他对妻子一直关爱有加。

对于失去15年正常生活的张铁生，周遭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各种各样的科技、产品、工具，但是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在一步又一步的适应着这一切，他在不久之后终于重拾信心，决定站起来，开始一段新的人生。公元1992年，他在鞍山的一家饲料公司找到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从基层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时间迈入21世纪，他已经成为了这家公司的股东，身价过亿，而他依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觉得自己曾经确实是走错了路，但是那都是自己确确实实的经历，自己不会去回避，自己能够做的只有把握未来，而不是局限于过去，过去的一切都随风远去了，自己也会和自己的妻子珍惜以后生活，人生的不确定太多，难免会跌倒，但是在跌倒之后能够站起来就是一种勇气和尝试，既然有勇气那么不妨大步地走下去。

他曾经写下的那封“白卷”已经被放在了博物馆，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证，也是属于他们的记忆，时间在不断的向前走，张铁生已经成了一个70岁的人了，过往的一切没有束缚他，他依然对未来的一切充满好奇和信心。或许我们对待未来和过去也要采取同样的思考，过往不可变，值得期待的只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