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在瑞士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场与工商大佬的座谈会后，和身边的几个企业主管对谈，他流利的英语令旁边一名黑发女士直赞“您的英语太好了”。李克强则微笑用英语调侃道：“但你的英语比我的中文还要好。”

这并非李克强第一次展现其英语水平。去年5月，他到非洲访问时，与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在机场欢迎式上直接用英语对话，没有用翻译。

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再到江泽民、朱镕基，很多中国领导人都算得上是外语达人，他们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或是即兴用外语演讲，或是直接与外国领导人用外语对话。

毛泽东：在美国人面前“秀英语”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晚年才开始学英语。1954年，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派到毛泽东身边担任其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其英语，达12年之久。

但根据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的阐述，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位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和音乐。所以，毛泽东最早是在17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至于他的英语水平，周恩来这样评价：“毛主席所知道的英语单词比我多得多呢。”

《文史天地》在报道中称，毛泽东与美国人会面的时候喜欢“秀”一把英语。

1970年12月18日凌晨，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在谈话中，毛泽东使用了20个英文单词。毛泽东还提到了全面内战用英语说是“all－roundcivilwar”。有人评价这个词用得很地道，显示了毛泽东的英语词汇功底。

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半年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在谈话中，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

1975年10月21日晚，毛泽东再度与基辛格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并写在纸上。基辛格马上说，“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请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曾有人问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表示，第一个原因是有兴趣；其次是想换换脑筋；第三个原因是马克思。“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周恩来：“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

外交部礼宾司前司长鲁培新曾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周恩来的外语水平。

因为曾经在俄罗斯养过伤，所以周恩来俄语会说一些。在一次外国驻华大使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即席发表祝酒词。俄语翻译在翻译时漏掉了一句，周恩来马上笑着说，“还差一句呢”，翻译立即给补上了。

另据媒体报道，周恩来能说很多国家的语言，英语和法语很好。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已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中这样记述了自己与周恩来的会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打招呼：“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知道他就是周恩来。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颇感兴趣地观察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他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魅力和领袖自信的奇怪混合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他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197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来到中国，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苏联威胁时说：“TheU.S.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周恩来的翻译章含之将其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后注意到，周恩来听了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

黑格走后，周恩来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的意思，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时，就当面指出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个词中国不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尽管发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尼克松还是顺利访华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了答谢宴会，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章含之说她很出色，“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

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外，邓小平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法语说得很溜。朱德曾在德国学军事，还与德国教官讨论过游击战问题，他的德语讲得相当流畅。

江泽民：可以用英语把《独立宣言》都背出来

一直主张领导人要学习外语的江泽民则会多种外语。

2001年4月12日，江泽民访问古巴，在与菲德尔·卡斯特罗见面时就使用了西班牙语问候：“Gracias. como estas mi viejo amigo（你好吗，老朋友？）”卡斯特罗后来得知，这次访问拉美之前，江泽民曾苦学3个月西班牙语。后来，两人会谈时，江泽民又用西班牙语做了5分钟的开场白。

一年后，2002年4月，在柏林出席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宴会时，江泽民还用德语发表了讲话。另据《南方周末》报道，江泽民还曾对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语，或是用日语和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话。

country and thy kind.’（我很欣赏哈佛校门上的一段话：‘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

另据媒体报道，江泽民在与上海大学生的一次对话中，表示自己“可以用英语把（美国）《独立宣言》都背出来。”无独有偶，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接受CBS《60分钟》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时，则用英语背诵了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著名演讲——葛底斯堡演讲的段落：“Especially the last paragraph，‘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而到了2001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作为东道主的江泽民用英语宣读了领导人宣言。这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以英语主持大型国际会议。

《南方周末》报道称，在平时的工作中，江泽民会看《华盛顿邮报》等几份英文报纸，同时，又让工作人员补订了俄罗斯的《真理报》。

2011年，《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首发，江泽民为该书作序——《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外语》。“领导干部如果能够直接用外语进行基本交流，都来做促进相互了解工作，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我的体会是，直接的语言交流，哪怕是最基本的交流，其效果也要优于间接的语言交流。我说的是最基本的语言交流，要求领导干部都脱离翻译而去进行全面的语言交流目前是不现实的。”在这篇序言中，江泽民以自身体验陈述了外语对于一名领导干部的重要性。

朱镕基：克林顿的原话“要改两个单词才比较确切”

2011年4月，《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英文版的首发式上，播放了一段朱镕基的英语电视讲话。

《中国时报》描述称，“卸下总理一职已达8年的朱镕基，透过影片在伦敦《朱镕基答记者问》英文版首发会上露脸，并以一口流利的英语语惊四座。”《明报》也对朱镕基的英文水平大加赞赏：“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朱镕基在录像中精神矍铄，英语发音清晰，语速平稳。”

据《解放日报》报道，在母校清华大学参加校友聚会时，朱镕基曾谈到学英文的方法，“刚开始讲英语不能追求快，要讲得清楚”。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去过朱镕基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讲过一个细节：“有一次谈话中，说到高兴处，朱镕基背诵了一段美国前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揭幕式上发表的那篇著名演说，他的英语非常好，背得非常流利，让我非常钦佩。”

朱镕基在清华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则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朱镕基被下放劳动以后，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

2000年3月15日，朱镕基在当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台湾问题时说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演说，他讲了一句话：‘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aiwan Strait.（必须要实现一个由威胁转成海峡两岸对话的这样一个转变）’，我觉得这一句话，要改两个单词才比较确切，就是‘There

李岚清：用英语起草申奥演讲

200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到俄罗斯莫斯科，在2008年奥运会申办陈述中，用英语演讲了3分钟。据媒体报道，这篇演讲稿全文只有700多个单词，用时3分钟，是由李岚清直接用英语起草的。

但事实上，李岚清本人最精通的外语是俄语。也是在申奥期间，李岚清接受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的邀请参加晚宴。宴会进行过程中，李岚清用俄语演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并且把四段都唱下来。卢日科夫当时很吃惊，连称即使是在俄罗斯能够把这四段完整唱下来的人都不多了，“搞不好地球上就剩我们两个人能唱完四段了。”

李克强：在家中与夫人用英语对话

李克强英语流利，早已不是秘密。

2013年5月20日，李克强就任总理后首次出访印度期间，面对要求补拍镜头的印度记者，他用英语问：“It will be a headline of your newspaper？（这张照片能成为你们报纸的头条吗？）”当听到记者“Yes（是的）”的肯定答复后，李克强一边与时任印度总理辛格握手，一边看向镜头说“Once again（再来一次）”。半年后，李克强访问罗马尼亚参观华为在罗马尼亚分公司时，也曾用英语和当地员工交谈。

更早一些，2012年4月，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访问俄罗斯时，在一个签约仪式现场与俄罗斯官员用英文交流了10多分钟。2011年8月，李克强在香港大学出席该校百周年校庆典礼时，也曾以中英双语发表演讲。

路透社曾援引一位熟悉中国外交政策的知情人士的话称，北京大学毕业的李克强精通英语，“能更好地理解西方人的想法”。

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曾报道称，李克强英语流利，曾与人合作翻译过英国著名法学家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文。而美国《华尔街日报》还曾援引李克强同学的话称，“李克强学习非常刻苦”，“走路时，在食堂排队买饭时，甚至在骑车或等公交车时都在背英语。”

李克强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撰文回忆称，李克强入学时的英语不好，但他非常勤奋，自己制作一个小本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看到英语单词认识了，理解了，就翻过去；不认识或者还不太记得住，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释。“正是由于他抓住了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时间，拼命苦读英语，因此，没过多久，克强的英语水平就上去了，大三以后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了。”

何勤华还回忆了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听一个外国专家的讲座，专家讲到一个名词：canon law，讲座中多次出现。我没有听懂，他就告诉我：canon law就是教会法呀，我才反应过来。同时也对他的专业外语水平感到钦佩。”

另据《新京报》报道，李克强在家中时，也会与身为英语教授的夫人程虹用英语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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