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992年，我的丈夫死了，整个犯罪团伙只有我一个人像过街老鼠一样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躲躲闪闪，但没关系，我始终相信我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直到我遇见了他，一个“憨厚老实”的人贩子。
他把我卖到了山西，给一个放羊懒汉当老婆。老光棍叫赵荣秀，他经常打我，还逼我生孩子和照顾他。这种生活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可我无论用什么办法就是逃不出去，没有人会来救我也没人知道我在这儿，我还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吗？
我叫彭洪菊也叫黄世英，一个人贩子，也是被拐卖者，下面就是我的故事。
（注：本文以第一人称写作，以此来深入揭示罪犯的心理活动，请理性观看。）
2004年1月29日对我来说是新生日也是死亡日。那一天，我照旧瘫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蓬头垢面，有多久没洗过澡了？已经忘了，总觉得身上痒痒的还有浓重的臭味，不知道是从我身体里散发出来的还是这屋子本身的味道。
如果此时给我一面镜子，我一定会吃惊，因为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发了霉的陈年旧物，这还能算是人吗？更像是牲畜。
今年我应该得有51岁了吧，被卖到这里已经有12年了。刚被卖到这里的时候，每天都是被毒打、反抗，然后再打、再反抗，那时候我不相信自己会一直在这里呆着，为此我常常趁赵荣秀不注意的时候就往村外跑，或者在地上刻痕记时间、向村里人求救，可没有用，没有人愿意帮我。
辱骂和毒打让我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失望攒多了到后来连悲愤都没有了，满眼都是绝望和麻木，我开始认命了。
被拐卖妇女（非彭洪菊）
刻痕到现在已经浅得不能再浅了，整整十二道似乎在跟别人嘲笑着我的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花3500元买媳妇的赵秀荣恨不得天天把我困在家里，他宁可我死也不会放我离开，所以每一次我要逃跑，他都会找相熟的村民把我绑起来，然后用上十乘十劲道的拳头打在我的脸上、头上和身上。
我实在是被打怕了，不敢再逃。当然我也不敢死，即使不能洗澡、浑身破旧衣服、没有肉都是土豆和硬馒头，我也没有勇气自杀。
刚被拐卖的那几年，我每天靠着恨意活着，我恨抓捕我们的警察，他们让我失去一切；我恨父母，把身为女子的我随意地嫁给了一个穷小子；我更恨那个卖我的“同行”，他让我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每每想到这儿，我都恨不得啖其肉，饮其血。
到后来，我彻底跑不掉了，因为常年被虐待，所以身体里有了各种各样像胆结石、高血压、高血栓之类的病，我偏瘫了。可那赵荣秀就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有点小钱都拿去打麻将了，又怎么会舍得给我看病。
不过偏瘫了倒也有个好处，那就是不用干什么活了。从那之后，我每天都在黑压压的窑洞里躺着、坐着，没有手机、没有娱乐设备，什么都没有，黑暗之中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压抑、孤独，但是这却给了我时间让我去回想那如同做梦一般的前半生。
孩子们的哭声、女人的求饶声依然十分清晰地在耳边回旋，仿佛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我听见有一个孩子哭得最大声，那是个刚满百天的小男孩，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我记得当时我就抱着他跑，心里想的都是这个男娃肯定能卖个高价之类的。
可谁成想，这孩子居然发高烧了，我气坏了，白瞎我冒这么大风险、费这么大功夫了。这行都知道，生病的孩子提不上价，当时的我犹豫都没犹豫，直接把孩子扔到了河边，跟着同伴逃跑了。
后来也不知道这孩子有没有病死、冻死。说实话，这样的情况常有发生，我早就见怪不怪了，现在想来，我手上也算有几条娃娃命了吧。
那段时间里，梦里的孩子哭得我头疼，我不敢回想过往的事，但它就如竹筒倒豆子一样不停地往外冒。
我不敢看他们，因为他们眼睛里的恐惧和日后的遭遇，如今我都有切身的体会。“恶有恶报”是能形容我人生最确切的判词，我是个坏人，可我不是天生就是坏人的。
可有的时候，一步错，步步错，我早就不能回头了，病死在这个如同猪圈的监狱可能是我最后的结局，不过到有件开心的事——前一天我居然梦见警察了，我好想有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一月二十九日这天就像往常一样，赵荣秀早早出门了，他把我锁在屋子里，直到傍晚都没有回来。突然，在黑暗中，我听见锁头的哗啦响的声音，于是我抬眼望去，仅那一眼我就呆住了——进来的人拿着枪对着我。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害怕，心里反而高兴极了，因为他们是警察，是这世上唯一能救我的人。
后来我知道，这帮警察不是山西的，而是来自重庆市荣昌县，是我家乡的警察。为首的那个叫何勇，是抓我的团伙，害我家破人亡的那个警察，他原来已经找我找了12年了，可真够有毅力的。
某一天，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里面的人说：
“山西省河曲县前川乡夺印村里有一个老妇人，叫黄世英，可能是重庆8.17特大拐卖人口主犯彭洪菊。”
我好几年没有出过门了，见过我打举报电话的人应该是夺印村的村民，但无论他打这通电话是出于什么目的，我都十分感谢他，天知道我有多想离开这里。
我还记得当我逆着手电筒的光看见那身警服时，我哭得泪流满面，用沙哑的声音喊道：
“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
或许我只是在等一个堂堂正正被审判的机会。
“我”的前半生，罪与恶并存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信因果报应的，后来我信了。
那时候，我太年轻了，根本不相信“恶有恶报”，满脑子都是“钱”，我太想要搞钱了，因为我实在是太穷了。贪念和虚荣包裹着我的心，也许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偏离了航道。
我叫彭洪菊，出生在70年代，家在重庆市荣昌县古昌镇的一个偏僻小山村。我家很穷，所以小学毕业后就没再上过学了。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对于山村里的女子来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早嫁人。
19岁那年，我嫁给了邻村的陈定旗，一年后我们有了女儿。丈夫家里也很穷，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一开始，我能忍受这种穷，毕竟身边的人也都不富裕，心理落差没有那么大。那时候，我们每天就靠种着三两薄田和几只鸡鸭赚钱，日子过得很拮据。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丈夫身边的亲戚越来越有钱，他们买彩电、买新房子，他们妻子则留着洋气的发型和衣服，不用劳作。看着灰头土脸的自己，再看看没用的丈夫，我赶紧请那些发迹了的亲戚吃饭喝酒。
“大兄弟，你们是怎么赚钱的，能教教我不？”
话音刚落，亲戚们就放下了酒杯警惕地看着我，我又紧张又生气，忙说：
“没关系，你们要是觉得不方便可以不告诉我。”
亲戚们快速使了个眼神，而我则看向其中一个人（陈定海），看起来他似乎很有威望。只见他笑了笑说道：
“这有啥难的，我们主要是卖货，不过卖的是孩子和女人”。
刚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吓傻了，看见呆若木鸡的我，他低声说：
“想好了来找我，正好我们缺人手。”
可能是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又或许真的是穷怕了。没过几天，我就又找到了陈定海，说我们夫妻俩都准备加入，那一年我32岁。
32岁的我有了新的“职业”，和梅姨一样，是个女人贩子。后来我了解到，这是个家族式人贩子团伙，成立于1986年。总共四十多个人，并且在之后的行动中，人数也在不断地扩大。
最开始，我们是收孩子的。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各省市领导都在严格控制超生现象，违者重罚。但是在落后农村或者重男轻女比较严重的地区，有很多父母不想交罚款金，而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了商机。
我们首先在各地村子里找超生的父母，然后劝说把孩子交给他们，他们负责给孩子找个条件好的新家庭。如果有父母舍不得，我们还会用罚款给他们施加心理压力，然后编一些等孩子长大后再送回来这样的谎言来哄骗他们。
我虽然是晚去的，但是我的“业绩”是最好的。不到半年，我就成为了拐卖团队的核心成员。
后来，人们的防范意识加强了，货源不容易获取了，我们开始转变模式——买孩子。我们把孩子当成商品一样，从父母手里低价买入，然后高价卖出。但是愿意卖孩子的父母终归还是少数，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我们决定偷孩子来保证货源。
我们偷婴儿，也偷男童、女童，有的时候也会干妇女的买卖生意。每次作案时，我们都会离大本营远点，防止惹祸上身，毕竟兔子不吃窝边草。
随着产业链的日益成熟，我们对各样的“商品”都进行了明码标价，例如女婴就是150元至500元，男婴价格保底1000元，而妇女则根据长相、年龄进行标价，利润空间幅度比较大。
当然，就像刚才说过的一样，若孩子在途中生病，我们都会果断抛弃掉，而那些孩子有幸运的被人救了，但是更多的则是病死于荒野。
可那时候的我已经不知道良心是啥了，每人每月比当时的铁饭碗公务员还高的工资让我沉醉。年头好的时候，家家都能盖新房子，穿新衣裳，还有大彩电，这让我的贪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惬意了。
其实后来想一想，我们在分钱、数钱的时候竟然没有一刻想过那些被卖掉的孩子，我们不承认我们是犯罪，在帮助孩子找到更好家庭的同时还能赚取一点收入，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况且，这世上有人刚出生就含着金汤勺，像我这种没学问、没资源的人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只能靠自己。
1992年，一起重大事故后，警方端了我们的老巢，除了我，整个团队所有的人都被抓起来了。6年间，我们行走于各个省内，找货源、找买家，共拐卖了85个孩子和5个妇女，其中有十个因病被丢在路上，有17个人是我一手拐卖掉的。
我那么有能力，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因此我绝对不能被抓到。当然如果我早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的话，我可能就不躲了。
那场毁了我，毁了团队的事故发生在1992年8月17日，因情节恶劣，引起了全国人们的广泛关注，所以那起案件也被称为“重庆8.17特大拐卖人口案”。
被拐卖的孩子叫翠翠，一个四岁的可爱女孩。案发时我正在河南卖孩子，俗称“销赃”。
最近丢孩子的人特别多，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极大重视。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团队决定短时间内不再顶风作案，等待时机。然而，正应了那句老话“贪心不足蛇吞象”，丈夫陈定旗当时在街上闲逛，看着身边没有大人的翠翠还是没忍住伸出了手。
原来当时翠翠是跟爷爷杨胜群一起出来赶集的，正巧爷爷碰见了熟人一开心就多聊了两句，没成想一个回头的工夫，翠翠就不见了。焦急的爷爷第一时间就报了警，正愁没线索的警方立马就出动了，原来他们早就盯上了我们团伙。
这次拐卖本就是偶然举动，没有做好线路规划等准备，陈定旗留下了大把柄。以何勇为首的重庆市荣昌县公安局警察果断出击，一举抓捕了分别在河南、河北、山西逃窜的团伙，共计42人。
毫不知情的我坐火车回到了重庆，可刚下车就碰上了逃窜的团伙，对方告诉我：
“老巢被发现了，赶紧逃。”
就这样，匆匆忙忙之下，我登上了前往内蒙古包头的列车，而丈夫和陈定海、曹登龙等7人在不久之后分别被处以死刑、死缓刑和无期徒刑。
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992年，40多岁的我成为了臭名昭著的人贩子。我就像是地沟的老鼠在阴暗的角落里藏着、躲着，卖完孩子的200元报酬很快就被我花光了。那种局面下，我不可能冒着风险偷孩子，当然我也不可能自首，情节没我严重的丈夫都是死刑，那自首的我还不是任人宰割？我还不想死。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包头的铁厂、砖厂上班的日子，虽然工作很累、饭食也不好，经常还因为是独身女人被骚扰、欺负，但没关系，只要有了钱，我就还能跑。可没想到，砖厂的无良老板骗了我，我在那里工作1个月，居然半分工资都没有，不仅如此，对方还理直气壮地把我撵了出去。
就这样，被骗的我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道还能去哪，本以为这是最大的报应了，直到我遇见了他。
他是个年轻面善的男人，看见我的窘迫后，主动请我吃饭，听我诉苦，甚至还愿意动用自己的资源帮助我找工作。我当时十分的开心，想也没想就跟着他回了他的老家山西省的一个叫夺印的村子。
就像是所有被拐卖的妇女一样，等我再醒来就是在一个破败又肮脏的窑洞里，被人捆绑着。我终于反应起那熟悉的流程和话术，也知道自己是被人卖了。这时，屋外进来了一个长相猥琐、浑身散发臭味的老光棍，从那时开始，迎接我的就是夜以继日的折辱和虐待。
面对警察的审讯，我哭得声嘶力竭，我真的很愧疚，为之前贩卖儿童的事情，我也很委屈，在生命的最后的12年里，每一天都要忍受身心的痛苦和煎熬。庭审的时候，我哭着对法官说：
“我是残疾人也是受害者，请求从轻处罚，自己也不是故意逃亡12年了，其实早就有自首的想法……”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就是我不想死。可是这可能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彭洪菊因涉嫌拐卖妇女、儿童案，故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个人财产。”
总的来说，拐卖儿童是对社会道德和法律的挑衅。有一位被拐儿童的父亲曾说：
“杀人还不诛心呢，这个拐卖是超越谋杀的罪恶。”
是啊，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彭洪菊拐卖85个孩子就有85个残缺的家庭，有多少父母倾家荡产也要找回孩子，最后抑郁而终。还记得有一位父亲曾痛苦道：
“我只有不停的在路上，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
然而，那些人贩子居然为了一己之私就把人当成货品，可真是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
诚然，我们身处于当下这个社会，我们面临的机会和选择增加了，但同时诱惑也更多了，有多少人渴望金钱又不肯付出努力，最后走歪门邪道，陷入犯罪的泥潭。
人间正道是沧桑，事实上，我们只有付出了努力，赚来的钱才踏实。要知道，这世上没有白掉的馅饼，愿我们都能心存善意，坚守正义；愿我们都能心有明灯，不为黑暗吞噬；愿我们都能明辨是非，不为外人左右。
最后，笔者祝愿所有与家人失散的孩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同时也希望父母能重视对孩子安全方面的教育，并加强我们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
虽然暂时有乌云蒙住光亮，但我们始终相信，光明永不缺席，全文完。关于本文，对于罪恶的人贩子，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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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以第一人称写作，以此来深入揭示罪犯的心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