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更是离不开这一契机和驱动。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一 依托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实施出口战略型贸易政策克林顿政府贸易政策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扩大出口。美国政府以此为依据，吧开拓国际市场置于对外战略的优先地位，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 国家出口战略 。为此，美国政府进行了..

4?年：美国财富的伟大崛起 在南北战争刚刚开始不久的1861年7月，联邦军队意外地在布尔河战役当中败给了南部军队。这场战役的失败向北部的战略家们发出了信号-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为此，他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金融业与工业总动员。布尔河战役结束两个月后，国会通过立法征收收入所得税和其他一些新税，征税的范围涉及企业税、红利税和遗产税等各个方面。但是，新征税收收入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获得，尽管关税收入和个人银行贷款有了迅速增长，也只能满足军费需求的7%~10%。在这种情况下，债券的发行和销售就成了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1861年冬到1862年，费城的杰伊·库克银行开始销售政府债券，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债券的销售总额达到了12亿美元。其中有将近8亿美元的债券发行期为3年，年利率7.3%；约4亿美元的债券为发行期不低于5年（或是高于20年）的可赎回债券，年利率6%。其他银行也在销售政府债券，但发行规模都不及杰伊·库克银行。1860年时，美国政府的国债总额为6500万美元，而到了1865年，美国政府的国债总额已经攀升到了26.78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战时国债增长中最快的增长速度。 战时债券的大规模销售帮助政府筹措了大量资金，也导致了战争末期市场价格翻倍增长。实际上，如图1-1所示，美国历史上６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浪潮都是由战争所引起的。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似乎不可避免，但不同社会阶层在战争中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和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却很难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影响着战时财富效应的发挥。战时财富效应是政治家和政府能够施加影响的最强有力的效应。 在年，北部的大多数制造商和政府合同商的收入都源源不断。在战时纸币泛滥、各战场军事行动进展状况趋同，以及战时市场供应瓶颈的共同作用下，基本商品的市场价格增长速度比整体的通货膨胀率还要快2~3倍。 1861年，每英吨①生铁的价格是20.25美元，而1864年，每英吨生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9.25美元。每桶原油的价格也从1861年的0.49美元上涨到了1864年的8.08美元。铁路运输和船运价格也在这些年中大幅增长。然而，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工人的收入水平却没有任何提高。企业利润增加的同时，工人生活水平却直线下降。 总之，在南北战争期间，与战争相关的产业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得益于国家的特惠政策，商业企业和新建立的国有银行大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后者的发展更为迅速。从总体上看，在年年间，股票市场呈现出上涨趋势，股票经纪人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但是，股价受战势发展的影响较大，时常随着某一战役的结束而出现波动。例如，当联邦军队在奇克哈莫尼战役中战败的时候，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就出现了连续下跌，而当联邦军队取得了维克斯堡战役的胜利和葛底斯堡大捷的时候，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又出现了连续上涨。 在年间，美国的财富增长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次是从年，另一次是从年。因此，我们对于年间美国财富状况的讲述也将遵循这样两个时间段的划分。但是，我们的讲述将从这两个历史时期财富发展的一些共同特征开始。战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明显的分水岭，更是造就杰出企业和企业家的温床。19世纪末期，在美国商业和金融业巨头中，有相当惊人的一部分都是战争期间没有服兵役的北方年轻人，其中包括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杰伊·古尔德、马歇尔·菲尔德、菲利普·阿默、柯林斯·亨廷顿，以及其他几位铁路业大亨。他们通常都花钱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利用战争的机会迈出走向未来财富阶梯的重要步伐。在南北战争开始前已经成名的富翁，他们的财富在战争期间也获得了更快的增长。1861年时，范德比尔特拥有的财产已经达到了1500万美元，而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他的家产翻了5倍，这主要得益于铁路业发展给他带来的收益。1877年，范德比尔特去世的时候留下的财产价值1.05亿美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比这个巨大的财产数额更重要的，还是战争对财富增长所具有的温床效应。 从年的40年当中，重工业的发展状况严重影响了美国财富的地域格局。早在年年间，航运业、银行业的发展就很引人注目，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更是发财致富的关键。后来在年年间，地产业成了新的财富增长点，无论是南部的种植园还是北部的城市商业地产，其发展都超过了航运业、商品贸易和新英格兰地区的早期制造业。然而，南北战争把航运业和商品贸易、甚至是地产业都统统推到了边缘地位。这一历史时期是铁路运输业、钢铁制造业、煤炭和石油工业以及与这些产业结盟的金融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成了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日益激烈的竞争。 战争导致的美国财富结构重组具有持久的地域、文化和政治特征。一方面，尽管波士顿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繁荣状态，但相对于其他地区，其经济地位明显下滑。另一方面，北部新兴富豪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新英格兰人的后代，与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州北部的一些小城市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这些人中包括摩根、洛克菲勒、菲尔德、阿默、塞奇、古尔德、亨廷顿、斯坦福、克罗克、霍普金斯和哈里曼。他们在南北战争期间忠于联邦政府，在政治上支持共和党。战争为他们开辟了广阔的新商业舞台。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这些新兴富翁中的一些人过着朴素节俭的生活，很多人有着相当虔诚的宗教信仰。约翰·D·洛克菲勒后来在解释他的计划-将新兴的石油产业发展成未来的垄断企业-标准石油公司时说，这个计划是"一种超我意识"，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情"。从吉拉德、阿斯特或是范德比尔特的口中，我们是不可能听到这样的话的。 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详细介绍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财富的创造历程，会反复谈到技术的重要作用，讲述银行如何又成为公众反对的对象，会谈到华尔街和"金钱的力量"，谈到政府高层影响力的重要性，谈到与资本家的财富积累相伴随的政治和思想腐败。现在，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战争及其结果对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增长所起到的推动作用。19世纪40年代、5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的财富总额约为1000万~2000万美元，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9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的财富总额已经上升到了2亿~3亿美元。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到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市场的价格水平与19世纪40年代、50年代基本持平甚至还偏低。南北战争后，美国财富如此大规模的增长是惊人的，也是百年一遇的。而且，这种增长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而是通过美元的升值而实现的。 在美国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局面下，英国的公爵和法国的贵族们为使自己家族的财产得到保证，纷纷与美国富豪的女性继承人联姻。众多强有力的后盾支撑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年间，美国的人口数量翻了4番；美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美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英德；美国用了50年的时间成了全球头号工业强国；189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840年时的7倍。 众所周知，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绝对不可能是平均的。18世纪90年代，大平原地区农场的收入水平比50年代时还要低。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同期略有提高（60年代有所提高，70年代停滞不前，80年代又有所增长）。真正实现显著增长的是少数上层阶级的收入和财富。表1-4显示的是美国社会中大富翁所拥有的财富规模。1800年时美国的百万富翁只有10个左右，而1900年时美国的百万富翁已经有4500多个了。 从年初，美国首富所拥有的财富从100万美元上升到了1000亿美元-比尔·盖茨是新千年到来时美国的头号富翁。从年初的200多年当中，美国首富同中等家庭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收入比例从 4000∶1扩大到了1416000∶1。 一些进步主义历史学家草率地用"强盗资本家"一词来形容美国的资本家，他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仅忽视了17、18世纪英国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忽视了"强盗"探险家、船长、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作用，也忽视了19世纪60年代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的10年当中，美国的资本家积聚的财富实在太多了。即使是研究进步主义时期和新政时期美国历史的史学家们也不可能对美国的资本家持完全批判的态度。马修·约瑟夫森在1934年出版的《强盗资本家》（TheRobberBarons）一书中承认修正主义者再次相信了19世纪晚期的美国资本家。他说："强盗资本家这个词并不是我在1934年提出的，而是早在19世纪80年代,身陷生活困境的堪萨斯州的农民们对当时的铁路资本家的称呼。" 表1-4?年美国大富翁的财富规模 年?份 ?美国首富的财产规模（万美元）04000 ?美国首富的姓名伊莱亚斯·德比威廉·宾厄姆斯蒂芬·吉拉德约翰·雅各 布·阿斯特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 ?中等家庭的财富规模（美元）500 ?美国首富与中等家庭的收入比例4000∶110000∶117000∶150000∶180000∶1 年?份 ?美国首富的财产规模（亿美元）1. ?美国首富的姓名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威廉·H·范德比尔特约翰·D·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 ?中等家庭的财产规模（美元）01750 ?美国首富与中等家庭的收入比例210000∶1370000∶∶1800000∶1850000∶1 年?份 ?美国首富的财产规模（亿美元） ?美国首富的姓名吉恩·保罗·盖提丹尼尔·路德维格山姆·沃尔顿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 ?中等家庭的财产规模（美元）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那就是当时堪萨斯州的农民们所反对的是铁路资本家和投机商，而不是修建铁路本身，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在1869年的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有一半的人都在为修建铁路而欢欣鼓舞，因为这不仅能够改善交通，还能够使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得到保证。很多地处铁路沿线的城镇在欢呼的同时开始投票，决定是否要发放补助金并发行债券，就像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在开发北美殖民地的时候要经过英国王室的批准一样。北美大陆的发展史总是与金钱或是土地相关。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铁路的修建速度和规模惊人，以至于后来人们总是爱用"铁路速度"来形容那些快速通过的议案。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在群山环绕之中的铁路沿线城镇，早期殖民征服者的地位逐渐被铁路公司和铁路资本家所取代。 这种转变到底是何时发生的？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时间界限。在南北战争当中，美国有很多军需物资供应商以次充好，给军队提供的都是不合格的马匹和质量低劣的枪支、军舰、军靴和军装。最初，"伪劣品"一词被人们用来形容那些用破布条粘拼成的、一沾雨水就会烂掉的军装，后来逐渐被用来形容那些凭借南北战争而发家的奸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大奸商吉姆·菲斯克曾经吹嘘说："在南北战争时期，只要你胆子够大，脸皮够厚，不管是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价钱卖给政府。"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样做的奸商远不只他一个。 1860年，纽约市大约有100个百万富翁。而到了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翻了3倍。1845年，曼哈顿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40%的社会财富，而到了1863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1%。当时曼哈顿最富有的1600个家庭当中，有很多家庭都是在南北战争中发家的。那些在南北战争中以次充好、大发战争财的奸商尤其喜欢奢华的生活，喜欢仆人随身伺候，喜欢在高级宴会场所用餐。有历史学家估计，在年间，政府与私人供应商签订了价值近10亿美元的合同，这些供应商从中获利近5亿美元。林肯对奸商们的轻蔑态度就像华盛顿对靠着美国独立战争发家的奸商们的态度一样。 与那些只知道发战争财的奸商不同，美国财富帝国的真正创造者-洛克菲勒家族、卡内基家族和亨廷顿家族-既不靠在南北战争中以次充好赚昧心钱发家，也不是为了住上奢华的城堡或是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所拥有的铁路、炼油厂和钢厂也足以促动商业变革。他们与大发战争财的奸商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初，他们专注于自己财富帝国的扩张，完全无暇顾及阿斯特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某些非法行径，而在年间，他们的注意力又完全集中在了横跨美国的铁路的修建上。 无论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心理角度来看，1873年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869年，美国东西部铁路在犹他州的交会标志着横贯美国大陆铁路体系的建立。而在短短4年之后的1873年，按照当时的美国人口数量来衡量，美国全国铁路系统的建设已经有些过度了，平均每590个美国人就拥有1英里的铁轨。在年的6年间，美国新建铁路共计3.3万英里（1英里≈1.61千米），这比1860年以前美国累计修建的铁路里程还要长。很多新铁路的修建根本无利可图，大多数铁路股票都是"注水股"。"注水股"这个词是从丹尼尔·德鲁那里由来的。德鲁最初是哈得孙河谷地的一个牲畜贩子，后来成了股市上的投机冒险家。当他还是一个牲畜贩子的时候，每次要把牲畜带到市场上出售之前，他都会给牲畜注水以增加牲畜的重量，从而在市场上卖出更高的价钱。"注水"的铁路股票和"注水牲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指价值的虚幻膨胀。 1873年9月，铁路过度新建所导致的危机爆发了。南北战争时期政府债券的主要发行商、全美最大的银行-费城的杰伊·库克银行，由于在北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无力偿付即将到期的价值100万美元的债券。该银行所面临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新建铁路的选址不当所造成的。当时，北太平洋铁路选址定在蒙大拿州的黄石河沿线，途经受印第安人战争威胁的地区。即使是在经过了几代人之后，这些地区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仍战火不断。1873年9月18日，杰伊·库克银行倒闭。新建铁路和银行破产的浪潮波及了股市。很多主要证券的价格都跌了一半，纽约股票交易所不得不暂停交易10天。 1873年底到1874年初的经济寒冬同样也宣告了美国北部地区战后繁荣的终结。与1873年9月前的高峰价格相比，作为美国股市支柱的各种铁路股票的价格下跌了近50%。在接下来的6年当中，美国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态势一直处于相当低迷的状态，以至于有经济学家用"萧条"一词来形容当时的经济状况。尽管市场上零售商品的价格有所下降，但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却由1873年的每天2.62美元下降到了1879年的每天2.16美元。制造业资本投资趋于平稳，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浪潮。而从19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下跌的农产品价格更是一降再降。 经济上的创伤也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内政治。从1873年起，共和党逐渐失去了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一直享有的优势地位。选民们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腐败现象日益关注。在年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基本上轮流控制着政府和国会。在5次总统大选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当选总统获得超过一半的普选票。总统的地位日渐下降，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由百万富翁和保守党人主导的国会参议院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府部门。自由放任主义逐渐发展到顶峰。 逆流而动的进步主义势力微弱。尽管全美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马萨诸塞州在1874年的时候通过了每天工作10小时的立法，但1873年的经济低迷还是使羽翼未丰的工会联合会组织的力量受到了削弱。对政治经济状况不满的农民们发起了农民协进会运动，在1876年、1880年、1884年和1892年的4次总统大选中，都有农民阶级的代表作为第三政党的候选人参选。 但是，无论经济的低迷还是国内政治的变化，都没能停止美国富翁阶层财富不断增长、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脚步。如果有媒体在1873年时列一个美国富翁排行榜，那榜单上一定会出现这些富翁的名字：年迈的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1亿美元）、威廉·B·阿斯特（1亿美元）、A·T·斯图尔特 （5000万~7500万美元）、铁路巨头兼投机商杰伊·古尔德（3000万~5000万美元）、银行家摩西·泰勒（3000万~4000万美元）、铁路巨头兼投机商拉塞尔·塞奇（2500万~4000万美元）、铁路巨头约翰·布莱尔（2500万~4000万美元）和缝纫机巨头爱德华·克拉克（2000万~3000万美元）。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富翁的家产可能也已经达到了两三千万美元，不过数字的可靠性值得商榷。当然，不管是在哪一年的财富排名，富翁们的家产都只是一个大概估算的数字，详细的财富数字是很难计算出来的。 在前面刚刚提到的应该上榜的8位富翁当中，有7个人都生活在纽约，唯一例外的是布莱尔生活在新泽西州，距离纽约不远的地方。在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富翁们与铁路业的联系为他们开辟了主要财源。在年间，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共为铁路的修建提供了大约1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和2亿英亩的土地。在抵押市场上，这些公共土地为私营铁路公司提供了最主要的资本投资。铁路公司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是其他类型的企业所不具备的。 直到1880年时，卡内基钢铁公司的资本总额也仅有500万美元。而当时41家铁路公司，每家的资产总额都已经超过了1500万美元，这些资产当中有相当大的部分都源于政府的慷慨资助。从这个角度来看，铁路业巨头的财富也可以说是间接严重依赖于地产业。范德比尔特、威廉·B·阿斯特、古尔德、泰勒、塞奇和布莱尔都与铁路业有密切的联系；而单是阿斯特在曼哈顿就拥有700处地产，被称为"纽约的地主"。 1873年，约翰·D·洛克菲勒刚刚建立起标准石油公司的基本框架，资产还不足2000万美元。但芝加哥的3位富翁的财产数额已经在2000万~2500万美元之间。他们是：依靠自己的收割机发明建立起联合收割机公司的塞勒斯·麦考密克、马歇尔·菲尔德和从事肉类加工业的菲利普·阿默。也正是从这一时期，美国的富翁们开始了对英国富翁的财富超越。尽管有一位英国作家仍然认为，从财富总量上看，在1885年以前，拥有伦敦西区大部分地产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一直都领先于美国首富威廉·H·范德比尔特。 到了1896年的时候，美国最富有的10%的富翁所拥有的财富总量已经是1873年时的2~3倍。财富新贵们不再单纯依赖铁路业，而是同时依靠铁路业、煤炭业、钢铁业和石油业的收益。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的家产都已经达到了2亿~3亿美元，威廉·范德比尔特和威廉·阿斯特以1亿~2亿美元的家产紧跟其后（如果按照整个家族的财产总量来计算，范德比尔特家族和阿斯特家族的家族资产都已经达到了2亿~3亿美元）。弗雷德里克·韦尔豪和马歇尔·菲尔德的家产也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左右。而家产在5000万~1亿美元之间的富翁包括：J·P·摩根、拉塞尔·塞奇、奥利弗·佩恩、柯林斯·亨廷顿、马塞卢斯·哈特利、约翰·布莱尔、E·H·哈里曼和H·H·罗杰斯等人。纽约依然是财富的中心，但洛克菲勒、佩恩和罗杰斯3人是从俄亥俄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发家的，韦尔豪和亨廷顿则是太平洋地区木材业、地产业和铁路业的代表。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1896年间，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文化，所以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对美国的经济哲学和经济管理都没有什么影响。仿科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百万富翁资本家的存在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体现。这是对19世纪初市场变革的反证。杰克逊主义认为，政府不应该站在富人一边的观点被改写为政府不应该代表穷人的观点。就连各州通过保护童工的立法都被法院裁定为政府的不当干涉行为。美国参议院成了工业贵族的大本营。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是那个时代的美国无可争辩的写照。 年间，美国的技术和物质财富平稳增长，在钢铁业和石油业发展的带动下，制造业总额从19亿美元上升到了110亿美元。尽管电能的应用和电话的应用一样，从走出实验室到完全商业化经历了一段时间，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时候才完全实现，但19世纪80年代末，爱迪生的发明就已经开始走出实验室，应用在工厂企业的生产过程当中。1900年，美国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了无可匹敌的19.30万英里，用于兴建铁路的投资超过了100亿美元。这些铁路每年可以创造15亿美元的利润。 然而，工业企业联合、公司垄断和托拉斯的出现使美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集中化趋势，这种集中化趋势也反映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1890年的一项分析认为，美国的全部社会财富有一半以上都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家族手中。而在1860年时，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族仅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29%。各州的具体情况也基本如此。在马萨诸塞州，最富有的8%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占全部社会财富的比例在年间是83%，在年间上升到了90%。经济作家托马斯·G·谢尔曼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他们的国家不会出现欧洲那样的贵族统治和不平等状况，但19世纪80年代末的数据却表明，英国最富有的1/70的人口只拥有英国全部社会财富的67%，而美国最富有的1/70的人口却拥有美国全部社会财富的75%~80%。这些数字的准确程度并非可靠无疑-虽然谢尔曼对当时美国财富集中程度的描述有些夸大，但这样的对比至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英、美两国的财富集中状况。 根据对报纸、书籍、书信和杂志的研究，詹姆斯·休斯顿教授在《保卫劳动果实：美国人的财富分配观念》（TheAmericanConceptofWealthDistribution,）一书中指出，美国人从19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意识到企业垄断联合和财富过度集中现象的存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无论是共和制的国家机构、财产继承法，还是对贵族统治的反对，都无法阻止新兴大企业精英阶层的产生，无法阻止这一精英阶层的规模和影响力扩大到让公众难以接受的地步。他们认为，工业的集中标志着财富的集中，大型垄断企业的存在使劳动力成了一种商品，这与劳动力应该按照其劳动附加值获得报酬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 1879年，亨利·乔治出版了《进步与贫困》（ProgressandPoverty）一书。19世纪80年代，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出版了文集《财富与国民的对立》（WealthAgainstCommonwealth），很多杂志也陆续发表文章，通过显而易见的统计数字来讨论以前从未被关注过的财富问题。作为一种新兴的贵族统治模式，工业垄断资本家的统治代替了英王任命的殖民地官员的统治，对美国人构成了新的威胁。在这种统治模式下，财富和权力的分配都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农业付出的代价尤其惨重。对于正在全美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来说，最值得注意的可能就是农业人口的数量规模了。在当时的美国，农业资产仍然占有全国资产总额的近1/4，超出了工业资产占全国资产总额的比重。尽管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比起1860年时的80%有所下降，但农业家庭和靠农业为生的小城镇家庭仍然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大多数。1893年时，大平原地区的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堪萨斯州州长洛伦佐·勒威尔林提出了其著名的"流浪汉循环"说，将当时的美国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进行类比。它们之间的相似绝非巧合。美国农业发展的日益衰落同半个世纪以来工业财富的近10倍增长形成了强烈反差。与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期和英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一样，在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为富翁们的奢侈生活依旧"买单"的是农民阶层。 在当时的美国，濒临破产的农民坐在煤油灯前读着关于金钱与财富的小册子，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还有一些人步行或是骑马数英里的路程，去听抨击华尔街财富阶层、贪婪的铁路资本家和大城市银行家的演说。报纸对于大城市繁华图景的渲染-费城诞生了第一辆电车、芝加哥人开始用起了电话、纽约的市郊如同花园一样美丽-无异于往大平原地区人们的经济伤口上撒盐。在大平原地区，小麦的价格从1873年的每蒲式耳（计量单位，1蒲式 耳≈27.22千克，限大豆和小麦）1.17美元下降到了1883年的0.91美元，到1893年时，更是进一步下降到了0.53美元。 财富的再分配并不是一场零和的游戏。按照历史经验，即使从短期看不一定如此，但从长期来看，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收益总是要比付出的代价大。然而，促使资本从农业生产区向工业中心转移的政策和驱动力量是显而易见并且可控的。为了使美元升值，华盛顿的政治家们重新将美元与黄金挂钩。但美元的升值却不是政府政策的唯一结果。作为一种补偿措施，政府回收了部分不能再在市场上流通的旧纸币，这造成了美国货币供给量的减少。由于美国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增长，所以人均货币供给量就变得更少。1865年时，美国的人均货币供给量是30.35美元，1876年时下降到17.51美元，19世纪80年代有所上升，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又开始下降，一直跌到历史最低点。农产品价格连续30年下跌，农民越来越难还清所欠的贷款。 使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的不只是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还有银行体系的资金政策。当时，美国的各家银行都倾向于回收原先发放到中西部地区或是大平原地区的贷款资金，将其重新投放到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或是东部地区的大城市。与此同时，主要为东北部投资者所控制的铁路企业又向农业生产者索要高额运费和回扣，从事各种不法行为。美国南北战争所造成的政治结果不仅仅是在北部地区建立起了一个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政党，还有农业生产区的政治地理分割，北部农业区和南部农业区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 在商业和金融业发展的带动下，美国的非农业生产地区处于相对繁荣的发展状态，城市中产阶级兴起并发展壮大。作为铁路资本化主要风向标的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也处于增长状态。尽管现在没有可靠的数据供我们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美国企业的利润一直在疯涨。如表1-5所示，制造业的生产附加值超过了农业。尽管在1873年以后的6年当中，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放缓，但在随后的20年中，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发展迅猛，为19世纪初美国经济结构的重组奠定了基础。 愤怒的农民开始反抗，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1887年，旨在对铁路进行规范管理（至少是在理论上）的州际商业委员会成立；年，多部关于白银购买和纸币持续供应的立法获得通过。但是，所有这些行动都收效甚微。1893年，铁路债券的过度发行导致了金融危机，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波及了整个美国经济，造成了持续到1896年的经济萧条。农民们希望经济危机能够促成政治变革，但结果却并非如他们所愿。1896年大选的结果再次证明了农业生产部门的衰落而非复兴。 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参议院一直都是百万富翁级的工业资本家的大本营，这预示着"镀金时代"即将到来。在当时的美国，各州的参议员都是由各州的立法机构而不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用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和亨利·斯蒂尔·柯梅杰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这些参议员的了解不是他们各自代表哪个州，而是他们各自代表哪个商业集团的利益。所以我们记住的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参议员、制糖业托拉斯的参议员、钢铁企业的参议员和铁路参议员"。立法环节从一开始就被工业资本所控制，美国政治体制中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原则遭到了违背和践踏。 第三政党总统候选人借助农业州选民对现状的不满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格局。在19世纪90年代，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蒙大拿州、内布拉斯加州、南达科他州和华盛顿州都曾经选举出人民党的州长。反华尔街、反铁路巨头的情绪在大平原地区不断蔓延。在1896年总统大选中，人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当选呼声很高，与其他候选人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但最终还是没能赢得大选的胜利。 1896年的7月和8月份对于共和党来说是选情最为不利的时候。但从9月份开始，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布莱恩的强劲势头开始减弱。这些因素包括：共和党投入了1600万美元的选举资金支持其候选人的选举活动，这个金额相当于布莱恩选举经费的10倍；很多企业的老板都警告自己的雇员，如果布莱恩当选，他们就不用再回来工作了；作为一个内布拉斯加人，布莱恩对城市存在着天生的抵触。与布莱恩异教的民主党人不喜欢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原教旨主义。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和资本从农业生产部门向制造业生产部门的转移对农民来说是一种痛苦，但对于在制造业生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来说却是一件受欢迎的好事，在东北部和大湖区，制造业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这对于布莱恩来说非常不利。 1896年大选的最终结果着实让美国的富翁们松了一口气。农业生产部门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政治反抗最终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当时很少有人能想象到，在未来的美国，财富的集中趋势及其对民主造成的威胁会招致更加严厉的批评和挑战。在后来的40年当中，"罪恶的财富集中"遭到了两位民主党总统和一位共和党总统的反对。在历史进入新的世纪之后，自由放任主义和富人阶层的统治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