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籍归国子女回到日本后要办什么手续?

  中新网(微博) 1月31日电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日本过元旦,中国过春节。龙年新年,一个月里经历两个喜庆节日。为了让孩子们记住自己的根,让孩子们知道春节是过大年,让孩子们在日本如鱼得水生活的同时,记得与祖籍有千丝万缕的牵连,在日华人父母们开始告诉孩子们过年有两次。自然,压岁钱有两份――这个可以有,孩子们说。

  中华学校老师给学生发红包

  发红包,是华人新年的一种习俗。华人喜爱红色,因为红色象征活力、愉快与好运。

  龙年春节前夕,东京中华学校的老师们给学生们发放一个个“特殊”红包,孩子们高兴极了。随后,老师们仔细讲解了中国新年的文化和饮食习俗。老师说,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

  发红包,是中国春节流传已久的传统习俗。随着时代进步,人们思想意识改变,发红包已不再是简单地给孩子压岁钱,更多是从孩子需要出发。在中华学校,有的班级发图书券,有的班级发精美小礼品等等,不一而足。

  许多孩子高兴地表示,红包里面虽然不是压岁钱,但他们觉得比压岁钱更珍贵。一位二年级的小女孩回到家后,立刻把红包里的现金交给妈妈保管,自己保存了那个封装压岁钱的红包。小女生对妈妈说,今年日本新年时她已经收到红包了,这是第一次在中国春节收到压岁钱,她要留下来做个纪念。

  据班主任老师介绍,各班级的红包都由班上的家长会准备,代表了各位家长的一片心愿。老师代为发放,学校通过送红包的方式,从小给学生们一个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微博) ,有关中国春节的。中国的红包文化,体现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外的同时,也包含了受惠不忘施予者、不敢忘恩负义的心态。

  龙年春节,二年生的小女孩忙着给国内的长辈们拜年,让父母惊喜不已。大年初一,女孩给国内的爷爷和姥姥拜年时,问有没有红包?爷爷和姥姥高兴地说:有,有,有,还说要通过信封寄给她。给远在美国的舅舅拜年时,她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让舅舅开心不已,并夸奖她中文说得很标准,还说今年黄金周会来日本看她,给她准备2万日元的红包。

  龙年到来,日本各地华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连当地的日本民众也被吸引。1月29日,许多学生与家长来到东京中华学校参加新春游园会。学校老师不但介绍了除夕、初一、十五的民俗知识,还介绍了春节食品,如饺子、汤圆、甜点等。在家长的指导下,每个学生都拿起现场擀好的饺子皮,放入拌好的白菜猪肉饺子馅,一阵手忙脚乱,左右开弓,终于把馅料裹了进去。孩子们学得开心,旁边的大人看着也有乐趣。学生门第一次学包饺子,切切实实体验了一把中国年。

  来自长辈的关怀太深太重

  华人毕女士的儿子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今年快四岁了。在今年的农历春节前,小宝循例又收到了国内的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给出的压岁钱。尽管宝宝还小,看到红包只会欢呼雀跃,并不了解这些花花绿绿的钞票有什么用,或是中国人民币在日本怎样化,但是通过爸爸妈妈的解释,来自长辈的期待和关怀毕竟也通过压岁红包传递给了华人下一代,在宝宝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印记,埋下了中国的习惯,加深了对尊老爱幼的感受。

  自宝宝出生以来,老一辈每年春节都会给人在日本的小宝寄送压岁钱。去年发生311大地震,毕女士带孩子回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在10月回日本前,双方的父母分别拿出已经准备好的红包,叮嘱在龙年到来时给宝宝压岁。毕女士推说时间还早,请爸爸妈妈留着自己用吧。但父母说,你们回日本后过年也不一定回来,还是带上吧,孩子过年一定要给压岁钱的。双方父母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在除夕夜把红包放在宝宝的枕头下,才算压岁,才能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毕女士夫妇来日时间不短,因工作关系,长年都在日本过元旦新年,几乎没有回国过农历春节的经历,对于中国的新春习俗逐渐淡忘。有了宝宝后,毕女士感觉到随着孩子的成长,自己也重头开始了第二次人生,许多过去的记忆、忽略的习俗、没有学习的人生礼仪等,都开始苏醒了,或是迎面扑来。人近中年的毕女士拿着父母坚持给出的压岁红包,平生第一次认真学习了压岁钱的知识,因为不补课都没有办法向宝宝解释啊。

  毕女士了解到,除夕夜吃过年夜饭,是小朋友们最高兴的时候。小朋友向家中长辈磕头辞岁,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就会给出压岁红包,寄寓着祝福的意思:“压岁压岁,长命百岁。”长辈给孩子们压岁钱,为的是当妖魔或鬼怪“岁”来伤害小朋友们时,压岁钱可以用来化凶为吉。压岁钱代表着长辈对晚辈的爱护和祝福,是为了招财神、保平安,是镇岁、祛病、辟邪、祈福。双方父母给出的666元和888元人民币,虽然数目不大,但都寄寓了六六大顺与八八大发的好事成双的祝愿,体现了良苦用心。

  在龙年新春把压岁红包交给孩子的时候,毕女士详细讲解了压岁钱的内涵。无论孩子是否听懂,毕女士已经从中体会到了来自长辈们的关怀。听说现在国内“压岁钱”坐地起价,送压岁钱不是送祝福而是送面子,毕女士庆幸孩子生活在日本这个不太讲究攀比的社会里,更感谢长辈们提供了良好的、幸福的家庭环境。记得小时候,无论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父母每逢春节都会为孩子准备好压岁红包,如今这个传统延续到了第三代。回想起长辈们在平凡岁月的日常习俗里寄寓的深情和关怀,毕女士的鼻子酸了。

  华人孩子储蓄压岁钱津津乐道

  压岁钱怎么花,是个由小见大的生活问题。

  有的华人孩子得到压岁钱就花掉,也有的孩子因为亲戚很多,得到压岁钱一下子花不了,就存了起来。没想到以此为开端,孩子们对存钱有了兴趣,不仅是压岁钱,对平时的生活也注意节俭,存下了不少钱。

  在日初中生小强每到过年时,都会从日本从父亲、母亲那里得到压岁钱。姥姥是归国残留孤儿,也在日本生活,姥姥、姥爷都会给压岁钱。

  人在国内的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们也不示弱。每逢过春节回中国,小强都能得到大把大把的压岁钱,他们有时还特意从中国寄来压岁钱。

  有了这么多的钱,小强一时不知道怎样花,就存了起来。他自己办了银行帐号,看着钱越来越多,他就觉得很高兴。这样,存钱成了一种兴趣。小强平时的生活也变得节省起来。他对父母给得零花钱尽量节省,在本来应该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也尽量赶回家,吃点儿剩饭了事。

  这样,他的钱越存越多。据他父亲说:初中生的小强,现在大概有100多万日元。存钱,不仅使小强变得很节俭,也使他经常监督家长,指出他们各种不够节约的地方。

  有的孩子可因为得到了压岁钱变得大手大脚,但有的孩子因为有了压岁钱而养成了节俭习惯。看来压岁钱会因孩子的性格不同,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同的作用。

  在中日之间过两个年领两次钱

  千叶县华人陈伟(49岁)家中有两个孩子,一个大学生,一个高中生。对于这两个生长在日本的孩子,陈伟和妻子笑称他们是“小鬼子”。他们小的时候,经常回上海,所以对于中国的习俗,还是稍有感觉的。但是,小孩3岁就进入幼儿园,有了日本的寒暑假,所以真正带小孩在上海过春节,也只有一两次。那时,小孩还很小,除了“非常闹非常闹”这样一种印象,竟没有其他关于春节的概念。

  在日本,元旦除夕时,两个孩子打着游戏看着红白歌会守夜,到了午夜12点称要吃过年荞麦面。他们接过亲戚给的压岁钱,很享受日本“正月”的感觉。此时学校放假,日日可以睡懒觉,直到1月10日开学。对他们来说,平常日子来了。他们才不管,那10天之后,对于中国人来说才是真正的年节来了。

  1月22日,在煞有介事做年夜饭的父母旁,兄弟两人玩游戏不亦乐乎。接到压岁钱,他们感叹“有两个年真好啊!”。

  生长在日本的小孩,自然入乡随俗。他们基本习惯于使用日语,在日常待人接物上也显得非常日本化。很多时候,他们可以纠正父母的日语,甚至向父母强调日本式做法的“常识”。但正因为这样,很多父母也产生了新的纠结:自己的小孩,越来越像日本人了。

  其实,既然在日本生活,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像日本人并无不妥,他们本应在生活的地方如鱼得水,而不是像上一辈那样感受很多文化差异。但能够向他们灌输一些“中国”概念,也是很多华人父母的心愿。春节,就成为最好的机会之一。

  中国的“压岁钱”与日本的“年玉”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除夕晚上要守岁,也就是晚上不睡觉,等待新一年的到来。为什么要守岁呢?这是因为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在远古的时候,有一种凶猛野兽,住在深山密林之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年”一天换一种口味,从小虫到大活人,什么都吃。人们都很怕“年”。慢慢地,人们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又知道“年”怕红、怕光、怕响声。从此每到年末岁初,人们贴红纸,穿红衣,放鞭炮,这样,“年”就不敢来了。

  每到除夕之夜,小孩子将会得到长辈给的压岁钱。为什么过春节的时候要给孩子压岁钱呢?

  古时候有一种身黑手白的小妖,名字叫“祟”,每年的年三十夜里出来害人。家长们用“压祟钱”暗中帮助孩子把祟吓退。因“祟”与“岁”谐音,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称为“压岁钱”了。

  事实上,压岁钱的风俗源远流长,它代表着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它是长辈送给孩子的护身符,保佑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

  按照日本习俗,过年时也给孩子钱。据说古代时给年糕饼,汉字写作“饼玉”,因此日本的压岁钱叫“年玉”。

  “玉”在日语里和灵魂的“魂”字谐音,而“年玉”是给掌管新年之神上供后取下来的供品。从民俗学上来讲,供品中有了神的分灵,孩子吃后在新的一年会力量倍增。

  日本过年给“年玉”的习惯,可追溯到日本中世纪。当时武士主要给大刀,商人给扇子,医生则给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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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即距离女革命烈士、女权主义者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整整两年后,她的遗骨历经了第六次迁移,此次迁移是从秋瑾老家绍兴严家潭迁往湖南湘潭。

从浙江绍兴到湖南湘潭相隔千里,秋瑾遗骸之所以被如此大费周章地挪移,是因为:在这年,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因病辞世了。王家人认为:秋瑾应该归葬婆家墓地,并与丈夫合葬。

可仅仅3年后,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秋瑾遗骸又再次面临迁徙,这一次墓地迁移是迁移到了丈夫王廷钧曾就读的岳麓书院后的岳麓山。

从秋瑾死后至今,她的遗骸总共被挪移了11次,其中2次被挪移都与其丈夫王廷钧有关。可最终,她的遗骸又宿命般地从丈夫身边被迁走。这种种,不得不让人想起他们生前曾有过的“相似且宿命般的折腾”。

秋瑾和王廷钧本是世人眼里的良配,两人的父辈是世交,且两家都是湖南、浙江当地的名门望族。

王廷钧父亲王黻臣是湘潭当地首富,他家主要以卖豆腐和造纸为业,王家祖上还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而秋瑾家则世代为官,其父秋寿南,曾官至湖南郴州知州。

王黻臣昔日替儿子定下这门婚约,看重的便是秋瑾的才貌双全。

1896年农历四月初五,年17岁的王廷钧与年21岁的秋瑾结成了姻缘。这段婚姻在形式上属于封建包办,但婚后的最初那段时日里,两人也算琴瑟和鸣。

婚后第二年,秋瑾就为丈夫生下了儿子王沅德。在那个尚讲究“继承香火”的年代,秋瑾之诞下男丁无疑让她在王家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了。

同当时的多数封建女子一样,秋瑾很自然地开始在家里扮演起了贤妻良母的角色。平日里,除了带孩子,她偶尔也在家里的书房里写写画画。而丈夫则在自家开办的"义源当铺"协助父亲打理当铺,偶尔,他还去教书授课。

1900年,连续多次参加科举都落榜的王廷钧通过买官的方式谋了一个职位,不久,他便带着秋瑾和儿子一起上北京赴任。

初到新环境北京时,秋瑾对什么都很好奇,期间两人的关系也相当融洽,秋瑾还曾在这期间的日记里记叙说:“夫婿近来习洋文”。只“夫婿”二字,便将她对自己丈夫的温情脉脉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这期间的秋瑾还因为丈夫做官的缘故,被清廷诰封为“恭人”。

1901年,王廷钧与秋瑾的女儿王灿芝出生了。

儿女双全却并没有让两人的婚姻更加圆满,相反,他们的感情在女儿出生这年开始有了裂缝。

原来,王廷钧到北京做了一阵官后,竟在腐朽的清廷官员的影响下慢慢迷失了自我。他后来甚至迷上了逛戏园子,有时,他还会跟着官员一起喝喝花酒。

王廷钧做的这些事,自然是瞒着秋瑾的,可秋瑾是何等聪明的女子,他岂会不知丈夫在外头的花天酒地?

因为不满丈夫的堕落,一心操持家事的秋瑾开始有情绪了,在一封写给娘家哥哥的信里,她很有些愤愤地写到:“我在王家就和奴仆一样。”

从这句话便可看出,秋瑾对这段婚姻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与丈夫到北京后发生的种种变化分不开。不难想象,长期忙于应酬的丈夫,定是很少能抽空陪伴她了,而她也总不免在料理两个孩子过程中身心疲倦。

对于当时的秋瑾而言,家庭绝是不如意的。可面对这种处境,她又无能为力。

无数个夜晚,孩子们都睡下后,她都睁着眼巴巴地望着窗外想:“女人一辈子就是等男人回家,带孩子,带孩子,等男人回家吗?”

这个问题,她曾很不经意地问过她的佣人秀容,她当时想都没想便答道:“对啊,太太,这就是命,女人的命!”

那天,听到秀荣答案的秋瑾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早料到她会这般回答,对啊,千百年来,以男人附属品存在的女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如果女人不认命,那她的结局一定会非常惨烈。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女人而言,认命是唯一的出路。

就在秋瑾因不满家庭的种种而抑郁的当口,她结识了一个叫吴芝瑛的女人。

这个女人和她一样,都是随夫移居北京。她精通诗文、书法,一到京城便以才华闻名京师,她还曾被慈禧太后召见。慈禧见了她的书法、文才后也对她大加赞赏。

相比普通有才的女子,吴芝瑛最大的不同是:她是一个很有想法主见的女子。所以,在慈禧召见她那次,她还大胆谈了自己对《辛丑条约》的看法。

吴芝瑛的另一个特点是:她喜欢泛阅读,所以,在秋瑾结识她之前,她已经通过大量阅读新式书籍经受了先进的新思想洗礼。

所以,当秋瑾把自己关于女人出路的困惑说给她听时,她竟哈哈大笑道:“只有我们讲认命,西方、东洋都从来不信命。”

“那他们信什么?”秋瑾瞪着大眼脱口问道。吴芝瑛看了看她后叹道:“你啊,虽然满身才学,但终究是被我们国家那些封建思想给荼毒了,你的思想啊,根本没打开。”

吴芝瑛这番话出口后,秋瑾整个人都怔住了,她感觉自己的心里似有一团火苗在徐徐燃烧。那天,吴芝瑛给她看了新书报,和她讨论了新学,末了,她还和秋瑾讲述了当前的国家局势,和她对救国救民的一些想法。

第一次接触新思想的秋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动,听着听着,她的眼里就放出了光,她只觉吴芝瑛给她打开的是一个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里,以往她想要的任何似乎都有。

对于秋瑾来说,遇见吴芝瑛几乎等于遇见另一个自己,或者说遇见了最真实的自己。

打小,秋瑾就和别的女子不一样,当别的女子拿着绣花针爱不释手的时候,她心心念念的却是《芝龛记》里各种女中豪杰的故事,花木兰、秦良玉这些巾帼就是她一直极为推崇的。

也因着这个女侠梦,十五六岁时,她便跟着表兄学习各种武艺和骑术了。习武后,秋瑾想做女英雄的梦想便也越发强烈了,她曾写诗八首歌颂古代女英雄,其中有一句便是:“始信英雄亦有雌”、“鼎足当年花木兰”……

秋瑾的英雄梦之沉寂,乃是在她嫁做人妇以后。柴米油盐的琐碎,孩子的缠绕,让她暂时忘却了英雄梦,可每当闲下来时,那个梦却依旧蠢蠢欲动。

但秋瑾的武侠梦在遇见吴芝瑛之前并不明确,这个梦里的种种是模糊的,多半由她看过的女英雄的片段组成。

可在接触吴芝瑛以后,她这个武侠梦完全清晰了。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凌辱中,百姓苦不堪言,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依靠签订不平等条约来换取所谓的“和平”。国家危难之际,不正是她该挺身而出的时候么。

如同所有突然找到活着的意义的人一样,秋瑾的觉醒几乎就是在一次与吴芝瑛的长谈后开始的。她意识到:自己经受的所有痛苦,原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前提是所有人都醒来反抗。

在与吴芝瑛谈话的几个小时里,曾一直困扰秋瑾的家庭矛盾所引发的痛苦竟全都兀自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担忧。

自此后,找到精神寄托的秋瑾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大量阅读新思想读物,与此同时,她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以往自己所受的教育。

在新思想洗礼下的秋瑾总算悟明白了:世人所说的所谓“女人的命”,就是女人只能依附男人而生存的宿命。

女人,真的只能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可千百年来,却没有一个女人真的完全不依附男人而独立生存,即便武则天、慈禧太后,她们也是多少依赖她们所嫁丈夫的权势而活,而并非完全独立地活着。

这个在今天女子看来稀松平常的“独立地活着”,在当时那个年代却属于破天荒的大胆设想。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女人曾完全依靠自己独立活过。

在新思想的启迪下,秋瑾还意识到:只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让真正先进的政治制度、思想进入中国,一切才将有可能。

醒了,秋瑾彻底地醒了。可此时,整个中国的大多数,尤其女性,却尚在睡梦中。

这一点,秋瑾和吴芝瑛都意识到了,她们知道,要叫醒国人,必须来一场真正的革命。而革命,势必会流血牺牲。

吴芝瑛讲到革命二字时,秋瑾突然唰地站起身道:“我秋瑾愿意做那个流血牺牲者”。

人的思想被改变后,行为等等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王廷钧惊讶地发现,自打和邻居吴芝瑛频繁接触后,妻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更加频繁地伏案写作外,她还重新迷上了舞剑,只要得空,她便带着宝剑在院子里练功。

秋瑾的这些变化,王廷钧虽不甚理解却也并不反对。可后来秋瑾身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却几乎让他跳起来反对了。

原来,这秋瑾自打意识到女人可以、也应该和男人平等以后,竟开始着男装了。

1903年中秋节,因不满王廷钧经常出入戏院、喝花酒的种种,秋瑾竟破天荒地穿着男装出入了北京的戏院。王廷钧知道后,认为秋瑾辱没了家门,于是他便动手打了她。

两人这次冲突后,秋瑾离家住进了客栈。这场闹剧,最终以王廷钧赔礼道歉告终。但这次事件后,秋瑾内心的反叛意识越发强烈了,她对这段婚姻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在丈夫对她拳脚相加时:灰飞烟灭了。

秋瑾对这段婚姻的失望,从她写给大哥的一封信里可见一斑,在那封信里,秋瑾写到:

“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千语者,惟妹耳。 基于清末危局,秋瑾将个人的不幸升华为对女性群体的不幸及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

秋瑾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告诉自己的哥哥:我的婚姻非常不幸,作为不幸的女人,我将把我个人的不幸,升华为对整个女性群体之不幸和国家民族之不幸的深切忧虑了。

说到底,秋瑾和王廷钧婚姻的不幸在于:王廷钧想要的是一个依附于自己的封建女子,可秋瑾却是一个渴望独立的女子。

在这种矛盾下,两人感情破裂实是情理之中。

那次被家暴后,秋瑾在痛苦中明白了一件事:是时候了,如果自己还不反抗,她就将和那些封建女子一样,一辈子只能做男人的“下饭菜”了。

1904年的一个早上,已经和丈夫分房睡的秋瑾告诉丈夫:她将要去日本留学。这个想法秋瑾早就有过,但促使她下定决心的,是留日学生陈天华的《警示钟》一书。

这本《警示钟》全书仅23000字,它的开篇一句是:“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在这本书里,陈天华坦言自己愿做一口叫醒中国的钟。

秋瑾一口气看完这本书后站起身大喊:“你的钟声,在谷底的我听到了,我们一起叫醒中国。”

自这以后,秋瑾再看向自己丈夫时便已完全不是先前的意味了,在她眼里,王廷钧成了沉睡的国人,国难当头他却终日喝花酒,这不是沉睡是什么。但秋瑾知道,此时的自己叫不醒他们,正如陈天华所说:

“要叫醒中华民族,非得有一场革命”。

王廷钧虽然知道妻子对国家、民族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当时并没有把她之去日本的背后原因,与救国救民相联系。他单纯地以为:她就是跟自己置气,要让他后悔。

所以,王廷钧听完妻子要去日本的要求后当即就勃然大怒了,他冲着妻子吼道:

“尔所言,大逆不道,速闭尔口,非我所乐闻也。且妇职中馈,远游亦非所宜。”

王廷钧这话的意思很简单:“这种要求简直大逆不道,妇人本应在家里主持事务,你却异想天开要远游!”

王廷钧那句“大逆不道”如一盆凉水浇到了秋瑾的头上,她平生最恨的便是这句话,再次听到这话的当口,她心里有一股无名火在燃烧,那股无名火就是她内心深处的反叛。

但因为知道在当时情况下女人不可能单独出国留学,所以,她只得耐着性子不发作。她对丈夫说:“出国的盘缠我自己想办法,但出国的路子,你必须帮我铺平。”

当时的社会,留学虽然已经盛行,但女子单独外出留学并无先例。所以,倘若秋瑾要去日本留学,非得经过丈夫的同意和帮助不可。

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的秋瑾娘家因做生意亏本家道中落,所以,能支撑她到日本留学的只有家底丰厚的王家了。

最终,王廷钧在想了无数个日夜后勉强同意了秋瑾的请求,但他丑话说在前头了:“去日本可以,孩子不能带走,盘缠一分钱没有!”

之后,王廷钧便找到了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员服部宇之吉博士之妻服部繁子,他委托她带她前往日本,在提及相关时他对服部繁子是这样说道的,他说:

“我妻子非常希望去日本,我阻止不了,…… 我还是请求带她去吧! 留学也好,观光也好,任她去吧……她是无论如何要去的,与其跟别人去,不如拜托夫人更使我放心。”

服部繁子听完后“深以为怪”,但既然他开口了,她便只能答应了。

于是,1904年,秋瑾与服部繁子一行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前往天津。出发那天,王廷钧带着四岁的女儿前来送行。

根据后来服部繁子的回忆,当日惜别时,夫妻两完全是寻常夫妻的模样,在描写王廷钧时,她写到:“那日,他面带哀伤,发辫在风中吹得零乱,看着让人痛心。”

服部繁子在写到秋瑾与丈夫孩子分别时的情景时说:“火车启动,秋瑾转身落泪”。

从此可见,王廷钧对于妻子的远走实是满心无奈,从常理上讲,他定然也最是不舍妻子离开。毕竟,妻子的出走对于王家而言无异于四分五裂。对于传统的王廷钧而言,他绝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

可正如王廷钧在与服部繁子的话里所说:“他阻止不了她的离开。”

实际上,从王廷钧最初听到秋瑾要去日本时的“破口大骂”便可知,他曾经试图阻止妻子。他最终的放弃,很可能是因为他发现:妻子为了去日本,把自己陪嫁的所有金银细软全部典当了。

也只有在看到妻子之决绝时,作为丈夫和孩子父亲的王廷钧才会逼不得已同意她的远走。

秋瑾离开王家这年,她的儿子王沅德年仅7岁,而女儿王灿芝则年仅4岁。

因为秋瑾离开时王沅德已经7岁了,所以他对母亲和父亲之间的矛盾早就有所察觉,但他也并不知道,母亲的这次离开是否与父亲有关。他只知道,母亲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法和他们见面。

秋瑾和天下的母亲一样,视两个孩子如生命,打他们能说话开始,她便不厌其烦地教他们认字。年7岁时,王沅德便也在母亲的教导下认得1000多个汉字了,很多的国学典籍他也都会背诵。在她的教导下,女儿三岁时便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

因为是被母亲秋瑾一手带大的缘故,兄妹俩的性格都像极了母亲,他们小小年纪时,便表现出了果敢、坚毅、好学等等品性。

“抛夫弃子”后的秋瑾辗转抵达了日本,之后,她便进入了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

在这里,秋瑾结识了陈天华、黄兴、宋教仁、周树人(鲁迅)、陶成章等等革命志士。

这期间的秋瑾每天都忙着习武、学习,为了节省开支,她每天都吃得非常简单,衣服等等也是补了又补。但即便如此,她也依旧感到快慰不已。在日本结识的这群革命志士,让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坚信:革命终有成功的那天。

1905年,归国的秋瑾在上海、绍兴会晤蔡元培、徐锡麟并参与光复会,此时国内革命形势在他们的推动下有了迅速的发展。

1905年7月,秋瑾再度回到日本并进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同年,她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

在革命中,秋瑾非常重视女性的觉醒,她认为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中女性占了一半,中国的革命必须迫切将这部分力量发动起来。很快,秋瑾成了中国喊出女权的第一人。

期间的秋瑾一直未与丈夫王廷钧有过过多交流,分居两国的秋瑾越发在冷静思考时对这段感情有了放弃的念头。为了与丈夫离婚,她多次去信商议相关,但王廷钧却一直未同意。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秋瑾与丈夫是否离婚已经只是形式的问题了。首先,两人已经事实分居多时;其次,两人的政治身份已完全对立,王廷钧是清廷的官员,而秋瑾则是力主推翻清廷的所谓“乱党”。

对于两人此时的身份对立,秋瑾心里非常清楚,而王廷钧对于妻子所做的种种也早有耳闻。可即便如此,已官至武官正二品的王廷钧也死活不肯和妻子划清界限。

秋瑾再回到日本后不久,日本迫于清政府的压力,于1905年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这个取缔的留学生,正是当时留日的革命志士。为了反抗,陈天华留下《绝命书》蹈海自杀,时年仅31岁。

陈天华的死让秋瑾知道:要革命,留在日本已经不可行了,必须马上回国。病根在哪里,就要去哪里医治。

1906年,秋瑾回到了上海,并租住在了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她决心在这里筹划《中国女报》。

办报需要资金,秋瑾于是四处奔走多方募集,她最后还在报上大登广告,可最终的筹集资金却仅仅几百元。无奈之下,秋瑾只得再次想到了她的婆家。

这年冬天,秋瑾回到了湖南湘潭老家。王家家公以为她已回心转意,于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

秋瑾向公公提出借钱办学时,公公信以为真,随即,他爽快地拿出了一大笔钱给秋瑾“办学”。关于这段,秋瑾弟弟秋宗章在曾在《六六私乘》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大姊专赴湘潭,孓身至王宅,时子芳(王廷钧)宦京未返,君舅健在,谈及,悉姊近况,即畀数千金”。

从这段历史资料可知,当时王家给秋瑾的钱达“千金”,这个数字想来绝不是小数目。

可让王家人怎么也没想到的是,秋瑾拿到这笔钱的几天后便改换男装不辞而别了。之后,她再也未曾活着回过王家。

离家后不久,秋瑾还公开登报声明:与王家从此脱离关系。她甚至直接将自己要来的那笔钱,称作王家给她的“补偿”。

想来,拿到钱后秋瑾的那则声明,多少是出于保护王家人的考虑。可叹,当时的王家人终不能懂。秋瑾从王家拿钱后不久,她的公公便病倒了。

1907年1月14日,上海《中国女报》成立。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等为宗旨,其主要目的是提倡女权、宣扬革命。为了大多数女性(没有太多文化)也能看懂,秋瑾一律采用白话文写作。

秋瑾为该报写《发刊词》中有一句诗:“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

如此大的动作下,王廷钧自然很快知情了。他甚至还想方设法秘密拿到了一份妻子所办的《中国女报》,如他所料,报上所刊皆为“反词”。

看到这份报纸的当天,王廷钧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到了半夜,他身在官场,岂不知接下来的妻子将面临什么。他对她终究有一些了解,他已经从她发表在报上的文字推测出:妻子已经做好了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准备。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遇害,其弟徐伟的供词中牵连秋瑾,秋瑾筹划起义的事情被泄露。

7月10日,秋瑾得知了徐锡麟兵败的消息,但在最后关头,她却坚决拒绝逃离,说完“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后,她便遣散众人留守在了大通学堂。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如秋瑾所料,13日,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被捕。

因秋瑾被捕后拒不“招供”,清廷官员最终所获得的所谓“供词”仅为秋瑾的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

写下这最后的一句话后,秋瑾便于7月15日凌晨在绍兴宣亭口从容就义了。死时,她年仅32岁。她死时,无数民众围观了她之被杀。

秋瑾死后因为她所犯之罪为“谋逆”,初时竟无人敢为其收尸。最终,生前好友吴芝瑛、吕碧城等设法与人将其遗体偷出掩埋。

可是就在秋瑾被掩埋后不久,举国舆论哗然,清廷面临着前所未有之舆论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当时清廷处置她时未有口供,另一方面也与她是女子之身有关。

孙中山曾在谈及秋瑾之死时说:“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复事业,功莫大焉!”。

由此可见,秋瑾之牺牲,曾为中国革命之最终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秋瑾之死也彻底改变了丈夫王廷钧的人生,妻子因谋逆罪被杀后,身为清廷官员的王廷钧便辞官了。之后,他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湖南湘潭的老家。

之后不久,王廷钧的父亲病逝,这以后不久王廷钧也在抑郁中辞别了人世,死时他年仅30岁。关于王廷钧早亡的原因,相关史书的记载如下:

“(王廷钧)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 ……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

从这段史料可知,王廷钧之早逝无疑与秋瑾之死有莫大关系。

王廷钧死时,他和秋瑾的儿子王沅德和女儿王灿芝王分别是:12岁和8岁。失去双亲后的两人一直由秋瑾好友(一说佣人秀容)抚养长大,颇为让人欣慰的是:身为烈士子女的两人后来都成才了。

其中,秋瑾之子王沅德一直以母亲为榜样,他曾和母亲一样办过进步报刊,他还曾任湖南文史研究院秘书。他曾是湘潭首富,也曾加入过“民革”组织。

解放后,1951年土改时,王沅德主动将所有的田产与私宅上交人民政府。

而秋瑾的女儿王灿芝则也一直和哥哥一样以母亲为榜样,她和母亲一样喜欢书法、写文且痴迷武术。继承了母亲任侠尚义性格的她,还因豪爽慷慨被世人称为“小侠”。

1928年,年27岁的王灿芝在和哥哥理论一番后拿着钱赴美国留学。因一心想和母亲一样报国,她选择航空专业学习。

归国后,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第一位留洋飞机女专家和第一位航空女教官,在中国航空领域,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女界航空第一人”。

她还先后在国民政府航空署、军政部航空学校任职任教,并为培养中国飞行员做出过突出贡献。

她和哥哥王沅德一样,一生都在努力活成母亲秋瑾的模样。颇为遗憾的是,两兄妹后来都死于脑溢血,且过世时哥哥年仅58岁,妹妹则为66岁。

王沅德和王灿芝都认为:父亲和母亲之间是有爱的,让他们走到对立面的是当时的时局,母亲之放弃家庭,实是为国为民之举。

有相关研究者认为:秋瑾之革命起因乃在家庭,而她最后之与丈夫、家人决裂,实恰是因为爱。秋瑾的悲剧根源在于:世间没有双全法,对得起如来往往注定会负卿!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侨民在艰苦跋涉、忍饥受冻的逃难过程中,有的父母在撤逃中为了不想孩子病亡、挨饿、冻死,就把他们送给中国人;有的父母为了自己逃命,把年幼的孩子抛弃于路旁郊野;有的父母身患疾病途中死亡或在集体“玉碎”前不忍杀害孩子的,他们的孩子便成了流落荒山野岭、街头巷尾的孤儿。

日本遗孤为什么要回日本

据日本厚生省调查,回到日本1年内的归国者家庭中约有92%以上靠救济生存。毕竟当时日本的养老、医疗、就学条件都比中国好,科技比中国先进得多,两国民众生活水平的差距很大。现在,只有少数日本遗孤留在中国各地生存和上班。他们中间既有政府官员,还有工人农民,还要专业人员和专家教授。他们留华不归的原因,纵使千条万条,但最本质的一条是对抚养他们的土地和人民的眷恋。

日本遗孤中既有军政人员的子女,还有工商界的后代,但更多的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总人数在四千人以上,且90%集中在东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日本政府为遗孤和他们的家属们提供日语和生活方面的指导,日本有20所职业学校接受定居的孤儿和他们的子女,对其进行职业培训。经过培训的人,大多数基本自立。如果找不到工作,就由日本政府发给生存保障金,以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并可享受免费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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