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教育焦虑日益渗透到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已成为全民聚焦的话题。文章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重点关注中国城市新生代妈妈这个群体，探究“起跑线”的内卷产生的社会表征、影响、成因及其后果。
研究发现，资本的扩张、中产阶层的地位维系、科学话语下养育方式和线上与线下的社群互动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制造了新生代妈妈的教育焦虑。“起跑线”的内卷不仅使得新时代的妈妈的母职实践被规训，而且孩子的童年过早被“规划”，导致了阶层不平等的隐秘再生产。
传统观念中成为母亲意味着女性必须重新规划自己的事业与人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剧，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市场力量的渗透，母亲在养育方面的职责不断加码并呈现出一种“经纪人”的特征，对与孩子教育相关的问题大包大揽。
相比父亲的角色，母亲作为育儿主体在子女抚育的事务上拥有最主要的决策权，并且形成独有的群体心理性情绪，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教育焦虑。具体来说，就是对子女教育结果的过分担心由此而形成的各类焦虑情绪和行为的统称。
对多数的中国家庭而言，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直接监督者，是教育焦虑的主要群体。20世纪90年代美国女性社会学家莎伦·海斯提出了“密集母职”概念，认为密集母职就是一套性别模范，母亲应当花费大量的精力与金钱用于孩子的培养，一切以子女的发展为中心。密集母职的践行给女性带来了双重压力，不仅体现在职场上，也表现在家庭教育抚养上。
竞争性的教育引发密集母职实践使得育儿主体产生深度焦虑。聚焦在教育领域，这种教育焦虑体现了因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复杂情绪状态，这种社会性的群体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入学焦虑、升学焦虑和择校焦虑。
此外，不同类型的群体性焦虑具有一定的社会传染性，能够感染周边的人。传统社会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延伸到子女教育上，就是父亲“赚钱养家”，母亲则负责统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对于新生代的妈妈们来说，她们的教育焦虑跨度更长，从孩子未来初、高中阶段下沉到当下孩子的幼儿园甚至是托班的学前阶段。
此外，新生代母亲的成长过程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独生子女政策、教育扩招、互联网兴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影响着她们的生存机遇，又形塑了其独特的价值观念。随着教育竞争逐渐下沉，她们对于教育的介入也在全线延长，早在孩子的学龄前阶段就已开始规划布局。从社会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学龄前儿童的发展是实现从“生物人”到“社会人”过渡的、渐进发展的过程。学龄前的教育是人生教育的起点，自然而然成为人生的第一道“起跑线”。
随着新生代妈妈进入生育期，子女的择校、就医、升学以及就业等问题导致育儿成本不断攀升，其生育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尽管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不断出台，多数身为独生子女的新生代妈妈普遍存在“想生但不敢生”的纠结心理。究其根源，对子女教育的焦虑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有效地缓解该群体的焦虑，成为关系未来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关注中国城市“新生代”妈妈，选择了“85后”的年轻妈妈群体。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探究当下新生代母亲教育焦虑的社会成因，并尝试对这一现象产生的社会后果进行分析。
本研究利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采用滚雪球的方式选取28名访谈对象进行研究。根据研究主题，确定访谈对象包括职场妈妈、全职妈妈、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幼儿园班主任老师，年龄为27~36岁，访谈形式为一对一访谈，人均访谈时间为30分钟至40分钟。
访谈的主要题目包括“教育培训机构通过哪些方式吸引顾客？”“您认为自己是否对孩子的教育感到担心和焦虑？您觉得对孩子的教育焦虑体现在哪里，比如考虑购买学区房，上辅导班，交择校费？目前给孩子上了哪些辅导班或者兴趣班？花费多少？对家庭日常开支有无影响？”等问题，围绕新生代母亲教育焦虑的社会因素进行深入访谈。本研究选择2岁至7岁孩子的母亲，因为这个年龄范围的孩子均为学龄前状态，全部访谈资料经受访人同意全程录音并逐一做了转录。
三、起跑线内卷的表征及其影响
国内学者陈坚最早将内卷化作为分析框架解读我国农村教育现状，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在功能发挥、目标定位、改革方式及观念文化层面的内卷化倾向十分明显。教育内卷化的总体表现为教育强度过大、教育竞争激烈、教育过度等问题，具体表征为学生在学校教育和课外辅导间奔波，家长同样为学区房、辅导费疲于奔命。
家长们通过“精耕细作”的养育方式挤占了孩子个体成长的空间和时间，这种内卷化的发展路径强调个体努力的重要性。但由于绝大部分的家庭没有掌握资源，只能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而被动寻找自身发展的机遇。当某个家庭在微观上的社会地位被宏观的社会结构所支配时，个体向上流动的路径被卷入高强度的竞争，且被迫服从已有的社会安排，水涨船高，进而陷入无尽的内卷。
起跑线的内卷扩大了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还加重了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根据《2017年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的数据，中国家庭的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支出的50%以上，其中学龄前的教育消费占家庭年收入的26.39%，有89.92%的孩子上过辅导班。孩子在学龄前的课外教育以兴趣爱好为主，且兴趣班多集中在体能、艺术、语言等方面。
有学者通过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女性焦虑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2018年9月，《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长的教育综合焦虑指数达到67%，整体处于比较焦虑的状态。尤其在孩子幼儿阶段，不少家长甚至为了争取幼儿园学位通宵排队，每当办学质量较高的公办学校电脑摇号派位，摇到号的家长感觉自己比中了彩票更兴奋。
起跑线的内卷加重了新生代妈妈的母职实践强度，弱化了女性的职业追求。家庭分工和母亲的角色使得新生代妈妈成为孩子具体任务责无旁贷的规划者和监督者、实施者。尽管父亲也主动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但是母亲在各类教育场域中处于总指挥的地位。
在学校教育中，关注孩子的成绩；在家庭教育中，辅导作业和主动寻求各类课外活动；在校外培训机构中，对比哪个兴趣班更合适自己的孩子。这些忙碌身影的背后无不暗示着新生代妈妈群体的教育焦虑已超过了其他社会群体。受访中的不少妈妈表示，为了子女的抚养而不得不放弃自己职业发展前途，全身心地倾注于孩子的教育。
我老公是L房地产公司财务总监，特别忙，我们两边的父母也帮不上忙，娃就没人带。我从2015年开始怀孕的时候就把工作辞了回去全职带娃，都6年没上过班了，说实话现在真让我再回去上班我也挺不习惯的。
我现在周末的作息基本都是跟着我儿子一起，早上送他去学英语，下午去体能。我已经很久不去美容院做护理或者跟我闺蜜约饭约下午茶了。
我一直是跟婆婆在一起住的，我父母还都没退休，然后我女儿不到三岁的时候，我又意外怀了老二，我那时候就把工作辞了，要不我婆婆太累，一个人管俩。其实我还挺怀念上班那时候的，虽然累是累了些，但每天还在跟别人交流，现在感觉自己都跟社会脱节了，每天跟个陀螺一样，根本停不下来。
起跑线的内卷不仅使得孩子们的空闲时间被各类教培机构的课程排满，也使得新生代妈妈的时间与课程安排同步化。各类课外教育、兴趣活动填充到孩子们学校教育的时间之外。除了每天的正常学校教育时间，孩子们的空闲时间都被各类的线上或者线下学习挤占，孩子们的日常空间固定在学校、家庭、辅导机构或者线上辅导的电脑前。新生代妈妈们和其孩子的时空安排实现了高度的重合。
我现在给孩子报了三个班，英语、画画和小主持人。英语是一周两次，画画和小主持人是一周一次，有时周内还要上一次。幼儿园五点放学以后我就带她在附近随便吃点儿东西就赶快去上课了。
我娃现在是这样，钢琴每周一次，周六上午十点，一次一个半小时，然后英语是一周两次，周三和周六晚上七点各一次，主持人是一周一次，周二晚上，美术是周天下午四点，基本上周末的话就周天有个半天时间放松。
四、教育焦虑的社会机制分析
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催生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焦虑，但是新生代妈妈所承担的教育焦虑已深深嵌入其日常的母职实践中。当下国内中产阶层普遍存在“输不起”的心态，是其不断增加家庭教育投资的内在动力。
对于中产阶层而言，专业知识堆砌起来的壁垒并不坚固，除了投资教育，他们不断给孩子压力，试图让孩子们走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以外，似乎别无他途。要理解这焦虑背后的社会机制，就需要从阶层再生产的角度去思考其中的逻辑。
国内中产阶层的兴起离不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教育市场化吸引了各类资本全方位助力教育市场的竞争，中产阶层的脆弱性使得他们尤为重视子代的教育消费。维系中产阶级地位或者不滑坡是父代对子代的最大教育期望，新生代妈妈从孩子一出生便对其寄托了厚望，她们对科学话语下的养育方式的推崇和在各类妈妈社群的交往互动，加重了原本的焦虑。
1. 资本扩张：线上扩张与线下强化
伴随着全球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市场作为一个强大的驱动力也推动了我国教育改革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前行。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教育产品都由国家统一提供和分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吸纳民间资本投入创办各类补习班或者培训机构，成为政府解决教育供应总量不足的一个重要手段。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以校内补课和家教为主。
2002年1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标志着以往以个体辅导、办班为主转变为以机构办学为主，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获得合法化的支持。教育规模的扩大伴随着优质教育产品供给的不足，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资本青睐教育市场，使得在国家正规教育体系之外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课外机构培训市场，市场和竞争原则成为该体系的主要行动逻辑。
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影响下，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学”政策进一步加快了各类资本注入在线教育行业的步伐，推动培训机构在线上“跑马圈地”，促成了线上各类课程的极速扩张。有数据显示，2020年仅在线教育的课外辅导机构就投入上百亿元用于市场营销。
“我们公司总部在北京，全国的一二线城市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校区，这几年的业绩都做得不错，公司今年准备上市......来我们这里报班的基本上都是妈妈，打电话向前台咨询的也是妈妈居多。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推出了很多线上课程，优惠力度也比较大，比如满3000元返1000元钱的券，下次买课可以直接抵，还有9块9限时秒杀原价1999元的课程，那个卖的特别好。”
线上培训机构通过提供各类课程，甚至免费体验课，以及其强大的师资和课程宣传效果等吸引了大批家长购买线上体验课。
除此之外，各类培训机构有意无意地让家长在朋友圈或者微信群里广而告之，由于朋友圈和微信群具有强人际关系的特点，使得广告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此外，借助大数据识别算法在朋友圈或者手机APP精准推送优惠课程信息，进行“靶向”营销。
在数字化时代，教培机构将原有的线下教育服务同步至线上，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供给和制造超前需求的双向策略吸引新生代妈妈。从教育产品供给上，突出自身的特色产品。
“这么说吧，让家长选择我们其实就是个心理战，分析我们的优势，我们能给人家带来什么，能给孩子带来哪方面的提高，我们的销售都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培训的。其实大部分到我们这儿咨询课程的也都是妈妈，你得说服人家对吧，其实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特点，像我们家主打的就是师资，我们老师平均从业时间都在5年左右而且我们的课程也是体系化的，按照孩子各阶段发展不同的特点定制的。”
在制造超前需求上，涵盖了当下所有热门的教育项目，从培养兴趣和开发智力为主，到幼小衔接，再到小升初等学习课程。“现在的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得特别快，英语也是，如果现在一点儿都不学，到了一年级，孩子真的会跟不上，到了那时候再补，家长和孩子都痛苦。”
各类培训机构将新生代妈妈视为目标消费群体，以数字化精准定位的营销手段逐级加码并放大她们的教育焦虑。整个社会的焦虑心态是机构开展营销活动的心理基础。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女性消费者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市场，而妻子、母亲等多重身份决定了其购买意见的重要性以及掌握着家庭教育产品的选择权与决策权。
“我给孩子报了舞蹈班，也不是为了让孩子真学出什么，主要是培养兴趣，我娃的班都是我报的，我老公就负责掏钱。”
“我给我孩子报了乐高，上课就是堆堆积木，培养空间想象能力，等过些阶段就给孩子报教编程的课程。”
这两个访谈案例表明，在子女的教育培训消费市场上，新生代妈妈比起其他家庭成员有着更多的话语权。对培训机构人员和新生代妈妈们的访谈都凸显了这一事实：培训机构的营销策略正是迎合了新生代妈妈们消费的情感心理，促使妈妈们通过不停地购买教育产品来缓解自己对子代教育的焦虑。
2. 中产地位：维持阶层的再生产及“不滑坡”
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和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如何能让自己的子女维持现有的阶层地位，避免向下层社会流动或地位不滑坡成为新生代妈妈的头等大事。多数新生代妈妈通过自身的努力晋升为城市中层阶级的经历让她们更为关注子代的教育。访谈中有不少来自农村的新生代妈妈，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的代际跨越并在大城市定居。
“我老家是S县的，我和我老公是高中同学，都是从我们那个县城的中学考出来的，我老公他爸妈都是农村的。当年我出来上学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以后一定要留在城市，毕竟这里的教育医疗啥的都好，尤其是孩子的教育，你说我们那县城中学再好，一年就考出那么几个大学生，所以我俩刚结婚买房那时候其实挺艰难的，因为收入都不高，但我俩就一心要留在城市，你说咱自己苦一点儿是为了啥，还不都是为了娃么，娃学习好了以后就省好多心，也算给我们省钱了。”
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经历让她们对子代怀有较高的教育期望。
“我现在给我娃上的是私立幼儿园，他们幼儿园是双语幼儿园，说实话一个月托管费也不便宜。但我就希望我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考大学，比我跟他爸强。”
即使是从小生活在城市的新生代妈妈，访谈中也不时流露出目前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条件比她们所处的年代要好得多，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的教育水平要超越父辈。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教育分流提前至初中阶段加剧了新生代妈妈对孩子未来社会地位获得的焦虑。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进一步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地位，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
教育分流的提前及“职普比”的变化，使升学的“独木桥”从高考下沉至中考，母亲们的教育焦虑也全面前移至小升初乃至幼升小。高等教育的扩张推动大学的录取率逐年升高，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随之增加，但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距日益凸显，直接影响个人能否获得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
在中国现有的教育环境下，职技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野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分工，更是能力和地位的区隔，职业教育被广泛“污名化”，职业教育的学生通常与“差生”画等号。
“我儿子现在在深圳上学，按深圳现在的政策应该只有30%的孩子能上高中，压力太大了。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也不高，只要她能上高中就行，就算考不了好大学后面也会好办很多。”
“你说咱上学那时候，觉得好好学习就是为了高考考个好大学，到了咱娃这时候可好，直接五比五，一半儿的娃都得上职业院校去，这不是比高考还残酷吗！娃考不上高中就得乖乖地上职业中学去，复读的机会都不给你，以后的人生轨迹都不一样了啊。”
在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中，文凭仍然是重要的“敲门砖”，而与文凭直接挂钩的就是毕业院校的差异。社会上普遍偏重高中与大学教育，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存在偏差，为避免子女分流到职技学校，新生代妈妈们纷纷未雨绸缪，与升学相关的一切都尽早规划，焦虑的情绪从子女的学前教育阶段开始便如影随形。
算上钢琴、游泳、主持、英语，我娃现在每年在外面上课的费用大概不到8万块钱的样子，钢琴是比较贵的，因为我们找的是音乐学院的专业老师，一对一上课。反正孩子在外面上辅导班的开销确实不小。
我和我老公都没上大学，我一个月下来不到4000块，好的时候也就4000多块吧，到不了5000块。我老公他在库房，我俩一个月拿的差不多，都是个4000来块钱，平时爷爷奶奶帮我们带孩子再贴补一些。现在就让他去学了个篮球和英语，英语课才报名，不是什么大的品牌，那个N和E我们也看了，确实不便宜，一年都一万多块钱，我们报的这个还相对比较便宜，一年大概就是6000来块钱。
竞争性的教育机制强化了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子代社会地位滑坡的担忧转移到新生代妈妈们之间的攀比。如果说“拼爹”更多指的是拼财富和社会关系，那么“拼妈”意味着妈妈们不仅要承担起对子女的照顾，更要成为“导师型妈妈”“全能型妈妈”，进而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拼妈”成为阶层流动的竞争。
幼儿园作为孩子跨入社会生活的第一步，在妈妈们的眼里更是“学历竞赛”的起点。“上好的小学就要上好的幼儿园，上好的小学就是为了上好的初中”，强调孩子们拿到更高的文凭，成为妈妈们的共识。
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认为优势社会群体通过获得文凭的手段，将不同的职业类别做了划分，认为文凭不仅是一个人知识水平的衡量，更是凸显个人社会地位的凭证。也就是说，与焦虑交织在一起的是不断固化的社会分层样态。家长们一方面担心孩子能否保持像自身一样不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是考虑持续的向上社会流动、实现阶层跨越的可能性。
3. 科学话语下的养育方式：教育焦虑的催化剂
科学话语下的养育方式催化了新生代妈妈的教育焦虑。现代养育的具体内容正在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延伸，对儿童成长需求的建构贯穿了孩子孕育、养育的整个阶段。科学话语下的养育方式，在城市社会的年轻父母中得到推广并流行，成为家长、学校、专家和市场全方位参与的系统性工程。
以“年糕妈妈”“妈妈帮”等专业育儿应用软件为例，幼儿教育领域的主流话语从抚养和教育过程中都在强调妈妈的重要性。新生代妈妈受科学话语的养育观熏陶，更为注重孩子成长的高质量陪伴，凸显了与父母辈养育观的差异。传统的养育观更多强调村落共育，自然散养的养育方式，工业化过程带来的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也使得父亲更多成为家庭的供养者，而母亲成为家庭教育的掌舵人。
自然散养的养育方式更多地让位于以科学名义指导下以儿童为中心的全方位养育方式。新生代妈妈们开始注重养育的全过程，更加依赖专家的育儿话语指导。
“我怀孕的时候把国内和国外经典的育儿书基本上都看了，尤其是美国那个《西尔斯亲密育儿百科》，她那个全套我都看了，还有几个公众号里面有付费的那种课我也买了，我觉得人家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那些育儿方法我现在回想，确实感觉比上一辈带孩子科学多了，你比方说孩子哭了，人家那个书上就说这是孩子有需求的表现，你得第一时间满足他，这样才能建立起你们之间亲密的感情，孩子会有足够的安全感，你说过去吧，好像也没讲究这些，孩子就连滚带爬地长大了，哭了好像也不怎么哄，就让娃一边儿哭去，哭完了再说。”
由于新生代妈妈普遍缺乏育儿的实操经验，更多依赖同辈群体的日常交流互动和科学育儿的话语体系，在各类教育机构和媒体宣传下，妈妈们接收了大量的碎片化科学育儿知识，反而陷入选择困难，片面的信息认知加剧了个体的焦虑。
代际养育观的冲突同样助推了新生代妈妈的教育焦虑。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逐渐退出儿童托育体系，儿童哺育继而回归家庭。在城市中的双薪核心家庭中，母亲肩负着职场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对于仍在学龄前阶段的孩子来说，隔代抚养成为家庭中的主要抚育策略，由祖辈承担起日常抚育职责。在代际合作育儿的模式下，两个世代的生命历程同时卷入抚育儿童的人生事务中，增加了养育儿童实践过程的代际互动的复杂性。
一项在线数据调查显示，在中国平均有50%的家庭由老人帮忙照顾第三代，而在北京、上海等生活成本高的超大型城市，这一比例达到了70%至80%。
“我婆婆平时帮我们带孩子，现在她上小班了，我希望孩子能学个啥，就算是兴趣爱好也行，我婆婆就觉得孩子还这么小，这么早就给她学这学那，压得太紧没必要。我觉得孩子玩儿归玩儿，但也不能天天在小区里面疯跑吧，适当地可以给她报个兴趣班什么的。但因为孩子一出生我就一直跟婆婆他们一起住，别的我也不好说太多。毕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他们帮我们带孩子也很辛苦，不想因为这个跟婆婆起冲突。”
当科学的育儿方式与祖辈“散养式”的传统育儿方式相冲突时，妈妈们普遍会产生对孩子未来教育发展的担忧和不确定感。
4. 社群互动：教育焦虑的助推手
线上的社群互动放大了群体成员的教育焦虑。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线上社群交往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个体在社交网络中呈现的信息，会自发地同他人进行比较。
有调查显示，人们不断地访问社交媒体，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愉悦和轻松，反而增加了压力和焦虑。微信群作为当下嵌入个体生活最深刻、最广泛的虚拟社群，是群体心态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力量。
“我现在手机里加了三四个教育孩子的群，有的是公众号文末推荐的，有的是朋友拉我进去的，我自己有时候也很纠结，看着别人在里面讨论自己家孩子如何如何或者晒孩子今天弹琴明天读英语的，你比如说，我孩子班的家长群里，就有那么几个妈妈，几乎每天都晒她孩子算的100以内加减法啊、还有写的字啊什么的，我自己其实很不喜欢这种晒，但又觉得吧，中班了至少得会个20以内加减法，所以有时候人就很矛盾，明知道看了会多想，但还会时不时地刷一刷群里的消息，看看人家今天又发啥了。”
“妈妈群”成为彼此交换信息、获得育儿支持的重要途径，也是焦虑情绪相互感染、放大的场域，是社会比较的场所。
网络社群的社会比较使得个体倾向于高估他人的正面经历，突出他人的优势，从而引发自我的情感压力，产生“相对剥夺感”等负面情绪。这种社会情绪在当前数字化媒体时代更容易相互濡染，嵌入微信群的日常沟通就会通过个体经验和情感的分享得以强化。
“我本来感觉没那么焦虑，但群里会有代入感，一进群你看到的都是让人很焦虑的内容，每天都会有一些很焦虑的讨论内容，比如谁家孩子今天打卡英语阅读，想想自己家孩子连培训班也不愿意去，这种氛围让我很矛盾，既害怕漏掉一些信息，但是看见了自己难免不去想，就是很纠结。”
线上的社会比较使得新生代妈妈对子女的学前教育层层加码，“你追我赶”的各类教育投资导致了学前教育领域的“剧场效应”。
与线上交往类似，线下互动引发的社会比较在焦虑感染上也扮演了相同的效果。哈贝马斯将交往行为当作主体通过主观的沟通所实现的互动，在这一过程中情感始终伴随着人们的交往活动。
“生活世界”作为一种意识塑造机制和场域，深刻地形塑着新生代妈妈们的价值理念和育儿行为。在交流各自的育儿经验时，受访者普遍有“别人孩子去学的我们也可以去试试”“别人有的，我家孩子也要有”的心理，通过让自己家的孩子努力，有朝一日也变成“别人家的孩子”。
我女儿和她们班涵涵是好朋友，那个孩子性格就比较外向。从小也是能歌善舞的，她妈妈就给她报了小小主持班。在她们幼儿园的各种活动中她都有上台表演。我孩子就很内向、话少。每次两个孩子玩儿在一起，我就想着要不要给我家孩子也报一个少儿主持班，我们就担心她如果一直这样会不会以后到了小学就不合群，没什么朋友跟她玩儿。
我给我女儿报了画画和英语，后面还想再报一个幼小衔接，原本觉得孩子的负担够重了，但跟别的妈妈一交流就会发现，人家孩子一上大班就已经开始学了。这样下来你自己就会想，人家娃都在学，就你家孩子啥都不学，你说你自己是不是就会感觉到有点压力。
日常交往中的互动进一步加剧了已有的焦虑情绪。在情绪感染的循环过程中，个体情绪影响到他人的情绪和行为，并且影响过程可以在多人间交互产生并不断增强。虽然在访谈中也有母亲坚持不送孩子去培训班，但大多以妥协告终。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分散的个体力量难以与群体抗衡，导致的后果就是妈妈们与这个压迫自己的“生活世界”共谋了。
教育焦虑的普遍性意味着各个阶层都存在，但是相比其他群体来说，新生代妈妈群体所面临的教育焦虑程度更深、范围更广、期限更长，从学龄前教育到未来的高考。可以说教育焦虑从子女呱呱坠地那一刻便产生了，在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每一位新生代妈妈之外，也传递给了下一代，同时也在社会层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1. 母职实践：被规训的妈妈
福柯在对权力和知识的关系阐释中提出“规训”一词，作为一种生产性权利，规训用以说明通过精确的计算与控制达到对人的组织与生产。个体既是规训的生产者，又是规训的牺牲者。青年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自身便承载了一套独特的社会角色与性别规范，通过一系列的母职实践对其进行自我规训与行为约束。
从社会角色看，相比起男性，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便被赋予了承担更多孩子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在家庭本位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妈妈们不仅要养好孩子，更要教育好孩子。社会和家庭在性别社会化这一过程中作为“文化霸权”强化了女性作为母亲的职责。对于全职新生代妈妈来说，她们不仅要承担来自职场的压力，同时要更多地承担来自家庭中子女抚育的工作。这一规训通过母职在子女教育过程中得以强化，新生代妈妈在已有的性别规范下参与，维护了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地位和社会格局。
新生代妈妈一方面受到传统社会分工角色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现代女性独立平等价值观的冲击。女性在母职实践的规训下无私奉献着，不自觉地维护了既有的两性分工格局，维系或强化了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
无论是在家全职或是“职场女性—母亲”双重角色的新生代妈妈，都在家庭和事业的付出中透支了个体的时间和精力，女性的自我价值被逐渐弱化或消解，全职妈妈们如果因为子女而放弃发展前途，那么儿女教育的失败则会增强母亲的负罪感。类似的，肩负双重角色的新生代妈妈如果不能很好地平衡子女的学业和自己的事业，也会引发内心的冲突。这两种情况都将教育焦虑作为母职的特定符号贯穿于其个体认知和实践中，并将其不断内化成为母职实践的自我道德和责任感，对女性的主体性造成了挤压。
2. 被规划的童年：生活时空的僵化
新生代母亲的教育焦虑不仅强化了已有母职实践中的规训，而且也使得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童年被过早地规划。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理论，个体的一生每个阶段都有其相应的任务，即个体要将处于发展过程中内心活动和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个人的命运。
学龄前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教育事业，其教育对象独特的生命特性决定了它有别于任何其他阶段的教育。校外的教育培训市场建构出的教育时空和学校教育时空彼此交织在一起，将本属于孩子的快乐童年被一张张课表填满，妈妈们带领孩子疲惫奔走于各种补习班之间。新生代妈妈的教育焦虑打破了儿童成长进程中的规律性、次序性与自主性，子女从出生就被迫面对各种阶段错位的学习压力，压抑了自由和玩乐的天性。
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回归教育的本真，就是要从根本上释放孩子的天性，把教育活动看作人的自我价值实现，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工具。妈妈们要为子女留一些选择空间和成长空间，将子女的身心健康、能力培养、素养培育等作为家庭教育的重点，不要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教育期望转移到子女身上。
真正的教育是呼唤人的回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教育应当促使每个人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
人类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支配社会生产活动的时间从农业时间转化为工业时间。工业时间的内在逻辑是对工业生产活动进行精密控制，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控反过来也要求工业社会的时间也遵循相应的逻辑。作为工业化产物的教育时间，将教育活动“制度化”“精细化”。
教育活动本质上是对受教育者的时空加以建构和规划的过程。学龄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开端，是人一生中的关键教育阶段，但是竞争教育的前移，使得很多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后续的教育中能够拥有更大优势，便会要求幼儿提前接受高阶段的学习内容。起跑线的内卷打破了子女成长历程中的发展规律性，让孩子的生活时间和各类教育时间高度重合在一起。
3. 阶层不平等：隐秘的再生产
在改革开放初期，教育作为影响社会地位获得的主要自致性因素，是底层群体向上层社会流动和促进社会平等的重要机制。近十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剧变，各阶层内部的教育竞争变得白热化，同时也扩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教育不平等的程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体现在教育领域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发挥阶层优势，寻求优势教育资源并加大各类教育投入，扩大了教育结果的不平等，维系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对于城市的学龄前儿童来说，作为孩子教育主要承担者和决策者的母亲竭尽所能，为孩子提供一切可以获得的资源：一方面着重培养孩子的兴趣和某一特长，另一方面以升学为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以语数外为核心的学科知识“提前充电”。由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使得家庭拥有的资源不一，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也存在明显差异。这就可能导致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学龄前阶段便输在了“起跑线”上。
这种不平等的再生产更多地是通过家庭教育隐秘地实现，而非大家所熟知的学校场域。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就指出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在家庭教育中是通过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得以实现的。
国内阶层不平等再生产在教育焦虑的驱动下不断强化，家庭成为了教育的主要竞争场域。无论是家庭的日常互动，还是兴趣班的决策与参与，都具有明显的阶层差异。优势阶层的父母通过经济和时间资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微观的过程进行角逐，积极地参与和投入子女的学习，助力其在学校和家庭教育取得不俗的成绩并最终通过高考的选拔机制进入精英大学。这一循环将导致低社会流动性、代际地位再生产的加剧，并增大阶层固化或社会两极分化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