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39年前的今天，198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中央将计划生育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提起计划生育，这是上世纪70年代，人们常挂在口头的一句顺口溜。

到了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已响彻大街小巷。

计划生育口号就像晴雨表，反映着人口政策的变化。当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时，前面也走过了一段曲折起伏的路。

而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田雪原，就是见证人之一。

毛泽东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以近整版篇幅，发表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田雪原的一篇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

这，还得从马寅初的那篇《新人口论》说起。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安定、医疗卫生条件提高，我国迎来了第一波人口过快增长时期。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提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因此，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但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关于控制人口的主张，遭到围攻和批判。《新人口论》被批为“仇视劳动人民”、“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人民进攻”。

再加上从195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被搁置。

这样的结果是，1962到1973年，中国经历了又一轮生育高峰，总出生人口达3.2亿。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

虽然如此，人口研究仍是长期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

“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必须首先面对这一桩公案，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为新人口论平反”，3月10日，田雪原说，在这种情形下，1979年8月5日，他的一篇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以此为契机，田雪原接连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批驳了人口越多越好的“人手论”，“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等的禁锢和教条，对当时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起到了推动作用。

控制人口要实行计划生育，而如何计划，这是个问题。

早在1970年，周恩来就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而其中，计划生几个最合适，才是政策的核心。

两年后的8月21日，卫生部在向国务院写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少”。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后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

不过，“中国的人口增长像一辆已经开起来的汽车，有很大惯性，靠它自己慢慢停下，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田雪原说。

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受到“人多了”。

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国家在1978年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表明要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的态度。

同年3月，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宪法，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其中的措辞是“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一年后的12月中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时任副总理的陈慕华在会议上提出:“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当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也在那一时期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他和同事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关键”。

最终，他们计算出，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

随后，宋健与田雪原等人合作，进行人口预测。

这一预测结果被国务院主管领导送到了中央政治局，立即引起了中央重视。

开会研究“只生一个”行不行

1980年3月，北京依然春寒料峭。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关乎全中国每一个家庭的会议正在召开。

在中央看到田雪原等人的人口预测后，中央书记处就委托中办，于1980年3月至5月，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中央在人口问题这个重大决策前多方听取意见，尊重科学、民主的力度是空前的”。田雪原记得，那天参加中南海的第一次会议的人员，有计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的领导，以及十几位专家学者。

中央领导要求，计划生育要快一点见成效。所以会议上，大家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只生一个孩子，到底可行不可行。

会上，与会人员发言热烈，很多人用了“失控”一词来评价当时的人口增长势头。上街、逛商场、坐公交，大家都感觉人太多了，但是只让生一个，又嫌太少，这是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矛盾。

田雪原回忆，前后5次会议，具体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人口素质，会不会导致下一代中国人的智能水平下降？因为当时有普遍看法认为，第一个生的孩子比较憨厚，后头的会更聪明。

第二个问题是生育率城市低、农村高的特点，会不会导致城市人口越来越少，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继而影响城市化进程。第三个问题则是对“四二一”结构（是指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有他们的一个孩子）的论证。

随后的讨论过程和结论，带着浓重的改革开放后的色彩。

首先，经济学界高度统一的看法认为，纯粹的计划经济搞不下去了，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那么，夫妻生的第一个孩子，并不一定是头一个怀的孩子。

对于城市化的进程，大家也非常乐观，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将不主要依靠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的此消彼长，而是靠流动、迁徙。

至于“四二一”结构，当时大家经过分析讨论后认为，对于家庭来说是有可能存在的，对于整个社会却不会形成。

会议从中南海转到人民大会堂，专家从十几位减少到两个，最终，讨论渐渐转为决策过程，“只生一个”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个过程产生了两个文件。其一是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其中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文件就是，田雪原接受领导委托向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报告，定下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基本方针。

“就像一个急刹车，已经踩到底了”，田雪原说，那时决策层形成的共识是，“只生一个”既非三五年间的权宜之计，又非永久之计。而是在一定期间，为了达到使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目的，围绕“控制一代人”所制定的政策。

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国策

如今83岁的翟玉洁仍记得，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口号深入人心。

那年，是她到北京西城区大院居委会的第一年，此后二十年，她都在做计生这个“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1981年3月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随后，全国计生工作体系一直建立到社区、村寨，无数被冠以“小脚侦缉队”之称的翟玉洁们，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方式，开展起了计划生育工作。

在这个时期，“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取代了上世纪70年代“晚、稀、少”的提法。

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还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翟玉洁记得，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只能挣十几块，而独生子女补贴额度，一个家庭一个月总共能领到5块钱。

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急刹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从1982年的2.86，降到1990年的2.17。

回顾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的过程，田雪原说:“计划生育正是借了改革开放之力，首先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加上实践上中央的重视，才能以这样的力度推行开来。”

人口政策的“多”与“少”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形势和问题，与以往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及其思潮，其实一直处在演变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快速增长，民众生育观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则是主张“人多力量大”，“人越多越好”论占主流。经历1959年－1961年的天灾人祸，中国才开始注意人口控制问题，但直至1972年以前，基本还是放任自流。

不过，在50年代，如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经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但这一派意见受到了严厉批判，很快就销声匿迹。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家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样，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在这一时期，是“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得到平反，宋健、田雪原等人根据“适度人口”论提出中国的“适应人口”规模。

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宣传，逐渐深入人心，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无不认为应该实行人口控制。

第三段大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很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力，不再聚集于人口过多，而是担忧因生育失衡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的影响。

而中央政府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在最近一些年也在悄悄改变，如2003年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继续控制总量的同时，对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至此，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终结。只要是合法的夫妻就享有生育二胎的权利，不再受“单独二孩”政策或“双独二孩”政策的限制。

回顾中国人口生产及人口思潮发展的三阶段，可以看出，对中国人口形势及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

目前，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及要着手处理的人口问题，已既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的放任自流时期，也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严格控制时期。

从生育文化的角度看，突出表现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急剧下降。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人的生育水平还深受国家人口政策影响而或高或低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则更多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政策因素所扮演的作用已相对变小。民众的生育意愿，不因政府鼓励就会出现大幅反弹。

这也使因出生率下降而带来的两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将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定有着长期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目前和未来可以预计的中国人口问题，反思以往中国的人口生产状况及其政策选择，并充分讨论其成败得失，从而为中国今后的人口政策调整指示方向，已经十分必要。

原标题：中国计划生育制度变迁：从“只生一个好”到“全面二孩”

朋友，你计划生育了吗？,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环球时报新媒体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原创： 补刀客 补壹刀 今天

90后的刀妹是家中的独生女，刀妹的绝绝绝大多数同学也都是家里的独苗。“独生子女”几乎是90后身上一个铁打的标签。

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一些80后可能还有哥哥姐姐，不少00后也开始有弟弟妹妹。

原因自然是计划生育。其实对于人口的管控，新中国从建国初期就已开始。但中国的计生政策一直在调整之中，松松紧紧，左摇右摆。

1966年1月28日，中国政府决定实行计划生育，中央和地方开始设立计生委。以宣传节育为重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刀妹就从这一天开始，给大家捋一捋这个中国人口史上最宏大的工程。

60年代：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这些口号的提出，不是在70年代，而是在60年代。可以看出，当时的计生政策，以“二孩”而非“一孩”为目标，提倡晚婚也被纳入进来。

这些口号虽然尚未见诸正式文件，但在计划生育的群众性宣传已经多了起来。当时，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人口增长压力陡增。1962年起，中国人口出生率开始补偿性回升，1963年出生了将近3000万人。1964年，中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超过7亿的总人口，已经比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增加了1.2亿人。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就计划生育问题发布了大量批文和通知，说明政府已经下了推行计划生育的决心。

在文革的动乱中，虽然政府并没有改变态度，但是由于实施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人口又开始盲目发展。1966年至1970年，5年间净增人口超过1亿人，每年依然有出生2500万到2700万人的高生育率。

70年代：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

“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1970年6月，周恩来这句话，敲响了计划生育的警钟。自此，人口计划正式纳入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

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牵动亿万家庭的计划生育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段时间，“晚、稀、少”渐渐发展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口号，形成较为明确的人口政策和计生方向。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比起60年代的“放羊”状态，已经开始趋于重视和严格。在此之前的人口控制政策，仅仅是国家鼓励、媒体宣传的节育。而在此之后，则是国家制订指标，层层控制落实并限定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

1977年到1978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中长期目标不断被拔高。与此同时，人口也开始被当做沉重包袱，控制人口的目标不断被拔高。当时的学者和决策者，都将人均国民收入低、失业严重、外汇短缺和粮食大量需要进口等问题，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过高的经济目标被压缩了，过高的人口目标却通过越来越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维系着。

80、90年代：只生一个好

1980年，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转轨之年。当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宣布调整。

总的来说，这个调整有三个重点：一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从“提倡”走向了全面落实，不是嘴巴上说说，行动上可有可无的政策了。二是，之前的“最多两个”现在就不要想了，城乡不例外地开始严格管控二孩。三是，对于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开始展开。

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工作开始更严格全面落实。1982年，“十二大”正式提出12亿的人口目标，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在农村地区强制“一孩”的难度可以想象。基层的计划生育干部夹在中间，不择手段、粗暴对待群众、违法乱纪等新闻不时爆出，新政策陷入窘境。

到了1984年，政府调整了方针，开始“开小口、堵大口、煞歪口”的新政策。我们认识中的“农村独女户可生二胎”的政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实施的。

到了新世纪，我国的人口问题发生了变化，社会老龄化、劳动力问题越来越大。国家渐渐放开二胎，社会上议论全面放开生育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2013年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2019年生肖邮票上现三只猪宝宝！这是要生三胎的节奏吗？

网上有很多对计划生育质疑的声音。刀妹觉得，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经过了“文革”和改开两个时期双重考验。那么，它在较长时效内的正确性，应该是上了保险的。

计划生育的实施是坎坷的，就像经济发展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稳定后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是给独生子女光荣证、对他们及其父母一些优待；大棒则是对超生的罚款、对城镇体制内职工影响尤甚的就是丢饭碗。

计划生育的确起到了历史作用，它让中国渡过了计划经济发展转型瓶颈期的人口压力，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改革开放减少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刀妹在网上看到资料称，按国家统一的测算标准，少生100多万人相当于增加80多亿元的GDP总量；可为家庭节约抚养成本200多亿元；为国家和社会节约抚养成本600亿元；按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0.8亩耕地警戒线计算，可节省耕地80多万亩。

计划生育其实也不仅仅是少生，还有优生。如果说计划生育的“少生”色彩正在淡化，“优生”的理念或许还应该留在前台。

那么计划生育是否提高了人口素质呢？刀妹从互联网上看到的数据显示，1985年中国4.1%的儿童未入小学，32.6%的小学毕业生上不了初中，60.6%的中学毕业生不上高中。而到了1993年，小学和中学降为3.2%和18.2%，高中则低于40%。也有论文显示，1980年，在城市地区，强制一胎政策使孩子受教育的长度延长了0.3年。

这是否与计划生育有关联，学界尚未有定论。因为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同时，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也是逐年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干扰因素，比如大学的扩招等等。

当然，刀妹同时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需要不断调节，也是在全面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必须做到不漠视微观家庭的生育要求造成的。只有得到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计划生育才能得以较为顺利地推行。

从延续几千年历史的自由生育到计划生育，从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6个孩子到不足10年就迅速过度到“只生一个好”。中国的人口政策急转弯之下，民众的生育观念需要时间变化，这也导致计划生育实施50多年，仍有人抵触它。

如今，生育政策渐渐放开，而又有不少人因几十年的“少生、优生”观念，不愿意多生孩子了。“单独二胎”、“全面二胎”都没能提振生育率。

有人说，“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不愿生”一个最为突出的理由就是“生不起”。这又成为了当今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新现实，同样亟待经济、社会双重政策调整的努力。

（本文图片及数据来源于网络，参考文献：冯立天等，《50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演变之历史轨迹》）

中国民间传说生在羊年的人命运不好，甚至有“十羊九不全”的说法。那么，羊年生宝宝为什么不好呢?这种说法是真的吗?答案就在下文，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羊年生宝宝为什么不好

民间说法一、羊年生的宝宝容易得羊癫疯!

这个说法是小编奶奶说给小编听的，乍一听，吓死小编我了!

小编询问了专家，羊癫疯是一种发作性、暂短性、间歇性的神志异常的疾病。它属于神经性疾病，和出生在羊年可是丝毫没有关系的。

民间说法二、十羊九不全

很多人因为这个民间说法，觉得羊年生的宝宝命运不好，以后不能很幸福的生活。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无稽之谈。

小编辟谣：“十羊九不全”，在清朝咸丰年间之前就没有出现过，那是当时为了推翻慈禧太后的一种整治策略，类似于隋朝末年李渊自导自演的那种“杨花落，李花生”策略。从而，开始流传开来。

二、属羊命苦的各种说法

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在羊年出生的小孩子会命苦，尤其是女孩。属羊命苦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只要属羊，就命苦。如北京，生宝宝都会隔过羊年，因为老人都说属羊的人命苦，尤其是羊年怀孕，又是羊年生的纯羊!

我国个别地方，羊年怀上的女孩子都要做掉，所以有的村子里连一个属羊的女孩也找不到。这样一来，羊年自然而然变成了一些人口中的“计划生育年”。

虽然半信半疑，但很多年轻夫妻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纷纷抢生“马仔马女”。加上今年这个马年很特殊，由于闰9月，总共有384天，比蛇年多了29天，只要在2014年5月中旬之前怀上的宝宝 ，就有可能是“马宝宝”，因此近期到医院做产检的准妈妈数量陡增，一些准妈妈甚至想用医学干预的方式怀孕。

原本并无二致的十二属相，却被人为的分出了三六九等，这实在让处在科学时代的我们汗颜!

三、“羊命论”太可笑!

对于“羊命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叶春生驳斥说“太可笑”：“人们属什么都有好运的。以前看过一本统计不同生肖历史名人的书，如果属羊的命不好，那属羊一章岂不是写不出来?”他说，羊是六畜之一，在古人眼里，羊和很多美好的事情有联系，如“祥”、“美”等。羊只是属相的一个标识，与人的命运没有关系。至于生肖如何扯上宿命论，是旧时代的“伪科学”。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在古往今来属羊的名人，其中不乏帝王将相，他们是曹操、司马懿、李世民、努尔哈赤、曾国藩、李鸿章、慈禧、袁世凯，无论历史功绩如何，能够成为王侯将相就不同凡人。再来看一下，还有一大波属羊的明星：周润发、郑伊健、张信哲、许志安、章子怡、陈小春、陈道明，他们每一个人都事业出色，家庭和睦，命好程度羡煞旁人。就连不知道什么是属相的老外，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要呐喊：我也是属羊的哦!

专家表示，所谓“羊宝宝”不好这种观念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大家身边许多属羊的人都有幸福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其次，怀孕生产需要提前计划，夫妻双方要有好的身体，育龄妇女在各项指征达标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的排卵监测手段。另外，羊年避开了生育高峰，其实对孩子将来的入学、就业等都是很有好处的。

四、避开扎堆羊宝宝也有春天

受到“羊命论”的影响，羊年成了计划生育年，从另一方面看，这正是羊宝宝的春天!为什么，且看下面：

好处一：生娃不用抢床位!

以某医院的威力，今年新生婴儿比上年减少1447人，只占上年同期的60%;大连市全年全市属马的学龄儿童有8万人，属羊的才5万人，落差不小。选择在羊年要孩子，不仅能避开生育的高峰期，产检、分娩等过程都要比生育高峰期容易许多，不用挤成人干抢床位，何乐而不为?

好处二：奶粉、纸尿裤不用疯抢!

中国的奶粉“抢购”潮，已经震惊了世界。当然，这一方面源于对国产奶粉信心的缺失，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市场对奶粉的高需求量。如果出生率下降，对奶粉的总体需求量降低，购买起来便会相对容易。新加坡本地居民生育率较低，一定程度上造成婴幼儿奶粉供大于求的现象，即便是周末，两小时内也只有不到10名顾客购买奶粉。

好处三：避开了入幼儿园、入学等高峰期

你还在为孩子的学位发愁吗?那就生个羊宝宝吧，不用和蛇宝宝、马宝宝一起去挤学校，对孩子来说竞争会小得很多。北京市的一项调查也发现，羊年出生的孩子因为人数少、竞争小，在入托、上学等方面是一路“绿灯”，老师也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悉心照顾，他们的学习、生活与其他生肖年出生的孩子们相比实际上享受着更多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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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十二生肖》这部成龙的动作喜剧片，让中国生肖文化火了一把。12生肖，又叫12属相，按照十二地支的顺序，配以人的出生年份的十二种动物，包括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我国古籍中，《诗经·小雅》载"吉日庚午，即差我马"，反映午马相对。最早记载与现代相同的十二生肖的传世文献是东汉王充的《论衡·物势》篇。它的写作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

12生肖是12地支的形象化代表，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生肖文化具有纪时、民俗、信仰、文学、艺术、收藏等意义和价值。

读史可以明智。虽然没有很充足的考古证明，生肖文化史却可以让我们知道龙的真实存在。

至少，我们可以学习动物学知识。还有古代纪时知识，知道生肖邮票是怎么设计、如何欣赏的。

小巧灵活的老鼠，是12生肖的第一名。中国人的这个趣创意，比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另一个名字叫《汤姆和杰瑞》）早得多。

我国是农耕文明十分发达的国度。老黄牛代表着诚恳、勤劳和厚道，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形成了“互文见义”的关系。

据说，孔夫子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乘的是牛车。皇帝参加每年一度的籍田礼，耕牛受到很高的礼遇。

.教育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有一个学生冉耕,字伯牛;另一个学生名司马耕,字子牛。冉耕的弟弟冉雍很有名，家贫，以牧为业，人称“犁牛氏”。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孺子牛”思想至今都很让人尊崇。

洪水猛兽，在古代都是民众的大敌。《增广贤文》：“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河狭水激，人急计生。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 。”

《水浒传》里有“武松打虎”，老虎是猛兽，外号“大虫”。

狡兔三窟，说的是兔子的生存智慧。把文学里的兔子拉回到文化本位，有助于文学发展。出自《宋史》的成语“兔死狐悲”，讲的是兔子和狐狸结成联盟共同对抗猎人。其实，人类和狐狸一样，也需要兔子这个大自然的盟友。

龙颜大悦，讲的是皇帝很开心，因为他是“真龙天子”。清朝的国旗是龙旗，故宫博物院里面有很多带龙的建筑和古玩。

蛇很不受人待见。小时候顽皮，我们小伙伴经常拿着棍子，去野地里抓蛇（包括四脚蛇，也就是蜥蜴）玩，还烧了吃，记忆犹新。

一马当先、龙马精神，比喻人有旺盛的精力、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样子。

《唐代的外来文明》（作者: 爱德华·谢弗，原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一书，第三章《家畜》讲到了马。

“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沉船，水下考古队将它打捞出来以后，研究结果表明：羊是宋代主要的食用动物。《说文解字》：“羊大为美”，羊还是重要的祭祀用品。

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可以说是最有名的猴子了。还有，在集邮收藏界，“猴票”的收藏价值特别高。

猴票，又称庚申猴，或称金猴，是原邮电部(简称中国人民邮政)于1980年(庚申年)2月15日发行的一套生肖邮票。 猴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第一张生肖邮票。中国集邮总公司与猴票同时发行一枚首日封。

我几乎每天吃鸡蛋，对鸡有一些感情。在河南农村支教的时候，见过“飞鸡”，黑色的羽毛，身形矫健，可以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也是家养的，放养。

听说，农业农村部有文件称狗是人的“伴侣动物”，可见“声色犬马”确实是当代人的重要生活元素。

猪八戒是最著名的猪，他贪吃、好色、立场不坚定，是一个带给人很有喜感的文学形象。

12生肖之美和慈善有关，因为中国慈善文化的关键词是美善相乐、以善为美。孔子追求“尽善尽美”，其实就是以善为美。

载于《三字经》的六种家畜，马牛羊鸡犬猪，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们也列名在12生肖之中。

12生肖与生活民俗、礼仪民俗、婚姻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等方面都有关系。现行人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下册课本的封面上，就有春节过年舞龙舞狮、放飞生肖风筝的画面。

12生肖与成语、谚语文化

犬马之劳、狐假虎威、鸡犬升天、首鼠两端、沐猴而冠、龙腾虎啸、龙盘虎踞；霜降腌白菜，立冬不使牛(北方谚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社会谚语）......成语、谚语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亮点。文学是具有审美、教育等功能的语言艺术，文学源于生活，12生肖是从中国古人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特别直观。

中国人在生肖文化上反映出来的的直觉思维，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