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在建筑上面的贡献以及影响大体可以分为三点：中国建筑理论与历史的建立；对于民居建筑的关注及实践；对于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影响。
1. 中国建筑理论与历史的建立：
“如果我们把由中国近代首批建筑学者建立起来的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之核心,定义为中国建筑的历史与理论的话,也就是中国学者对中国建筑做出的建筑学专业的诊释,我们应该认识到:林徽因正是真正对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最早作出主要贡献的学者,她是这一学科的奠基者,她是思想上的先行者。”——赵辰
在《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中，林徽因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系统地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进行总结。
文章中林徽因试图：（1/2/3 点）
（1）.详细系统地总结中国古建筑的特点
包括“屋顶”“斗拱”“台基”“平面布置”方面，奠定了往后中国古建筑理论研究的基础。
（2）.将中国古建筑体系纳入到国际建筑理论体系中
具体是：引用维特鲁威的建筑三要素：“实用、坚固、美观”，阐述古建筑的“木架构“体系与当时现代主义建筑中的“框架式”建筑进行类比。提出中国古建筑是属于结构理性主义的，承重的柱与围合的墙窗可以相互脱开。
（3）.利用当时的艺术理论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发展进行风格性断代分析
引用近代艺术史奠基人温克尔曼的“循环理论”认为中国建筑也有其“尝试”、“成熟”以及“因袭”“堕落”的过程，对应于温氏的理论则是 起源 - 发展 - 变化 - 衰亡。而后利用该理论讲中国古建筑的发展风格定义为：唐“豪劲”，宋“醇和”，明“羁直”。
（4）.与梁思成一同成立清华大学建筑系，为学科的建立完善起到很大的作用
（5）.提出“建筑意”的建筑理论
题外话：朱涛曾在《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提出梁林的理论是先于他们到乡野的建筑实践的，也就是时先有理论，而后去发掘实物以填充他们的体系，同时也质疑林的文章有多处借鉴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的著作。但其实林徽因的文章中最核心的要点是将中国建筑的木构架与国际的框架结构进行直接比较，得出中国古建筑是结构理性主义的。而伊东忠太恰恰关注的表面上的形式，而这些往往是众人皆知的“常识”。所以，如果追究林徽因的思想来源的话，将中国建筑以结构理性主义的眼光看待的来源可以说更加重要。李军在论文《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提出，最早将中国建筑看待成框架结构的是喜龙仁（Siren）的《支那古代美术史》，有兴趣的可以延伸阅读。
2. 对于民居建筑的关注及实践：
在当时主流主张建立官式建筑和外国的古典建筑体系进行抗衡的时候，林徽因特别关注民居建筑。
林徽因特别关注了山西的民居,并且在由她执笔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描述了那些民居的状况，这应该是最早出现在营造学社汇刊上的
关于民居实物的描述之一。——赵辰
融合民居精神的设计——云南大学映秋院
也就是说林徽因在 80 年前就考虑中国建筑现代化？=、=
3. 对于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影响：
梁思成在 1930 年前的建筑实践深受他在宾大的老师保罗 - 克列（Paul Cret）的影响，在这一段时期的时间都是古典 - 折中主义，与保罗 - 克列的“现代古典主义”和茂飞的“适应式建筑”思想相一致。在 1932 年以后，梁思成想法经历从现代古典主义向结构理性主义的转变，其源头是林徽因同年发辫的《论中国建筑之几点特征》一文。
参考文献：
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
作为中国建筑学术先行者的林徽因

在之前的文章中，对中日古建筑进行了对比，展示了中国唐代古建筑与日本古建筑的区别。而且将日本在历代学习中国古建筑技艺、内容后，都进行了日本化这一操作进行了说明。中国和日本在古建筑发展方面，走得是不同的发展道路。
想要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这个链接看这篇文章。
当然，除了建筑方面，中国在文化、服饰等等方面都对日本产生过影响，但结果也与古建筑一样。日本并没有完全照搬照抄的延续下来，而是进行了日本化，在后世的发展中，几乎不存在中国历代影响的影子。
所以，无论是喜欢华夏文化、服饰等方面的小伙伴，还是喜欢日本文化、服饰等方面的小伙伴，其实在喜好上都应该是自由的。但是，一定要认清楚自己喜好的内容，不要以倭代华，也不要以华代倭。
本来这一篇内容，准备写中日服饰的差异，不过服饰领域相对广一些，所以我分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甲胄，一个部分是常服。
而由于最近一些时事的影响，现在很多人的情绪都比较高涨，所以服饰的内容就先从甲胄开始。我们的历史比较悠久，这次搜集完中国甲胄的资料就很多了，所以中日甲胄的差异也分为两篇内容。
这一篇先来介绍中国主流甲胄的发展演变
先秦时期
皮甲·犀甲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这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名作《楚辞》中，《九歌·国殇》里的一句诗。这篇内容主要讲的就是战场中，激烈战斗的内容。
而从这句诗中，已经看到了当时应用于战斗中的甲胄——犀甲。犀甲属于皮甲，所谓皮甲就是用动物皮制成的护甲。而犀甲就是犀牛皮制成的护甲。
中国现在已近不产犀牛了，但各种遗迹和古籍记载，古中国是有犀牛的。《周礼》对犀牛皮制作武士之甲则有更详细的说明：“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所谓“函人”，是指制作甲胄的工匠，而两片犀牛皮双合则称“合甲”，也是先秦记载中寿命最长的一种甲。
由于年代久远，而且不易保存，殷商皮甲基本在出土时皮革便都已腐烂，只有甲面上黑、红、白、黄四色漆彩的图案纹样残存于泥土之上。不过可以判断有很多皮甲是一整张皮所制，如下图。
商代武士复原土
甲胄甲胄，有甲即有胄。甲是铠甲，胄是头盔。在商代，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青铜头盔。
江西商墓出土的青铜胄
不得不说，殷商时期的甲胄形制，可能与我们印象中《封神演义》等影视作品的不太一样。
札甲
进入西周后，中原地区皮甲的形制和制作工艺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殷商时期的身甲为整片式，进入周朝后，逐渐出现了小块的皮革甲片，这些甲片根据身体不同部位而剪裁，在甲片上穿孔，再以绳子穿引，构成便于活动的身甲，该类甲片构成的甲统称为“札甲”。
从这里开始，称呼甲胄也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按制作材料称呼，例如皮甲、铁甲、石甲、藤甲等。另一种是按夹片的制作形式来称呼，例如札甲、板甲等。
再之后还有出现一种按照型制来称呼的，例如明光甲、光要甲、细麟甲、山纹甲等。
这里说到的札甲在中国古代正确称呼为“甲札”，现代人为了理解记忆口头称呼为札甲。可以说，札甲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甲胄，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
青铜、金属甲胄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广泛使用金属甲，但金属盔胄一直是主流。相对商朝时期纹样复杂的青铜盔胄，之后的盔胄要朴素得多。
战国时期的青铜胄复制品
战国后期，随着生铁冶炼技术逐步成熟，铁制兵器、铁制甲胄也先后问世。
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战国铁兜鍪
与此同时，青铜甲和铁甲也已出现，不过由于青铜相对于皮革更重，制作成甲胄灵活度不如皮甲，而铁甲刚刚涌现，处在一个过渡阶段，所以皮甲依然占据着甲胄的主流地位。
戎服
在烽烟四起的战国时代，除了甲胄革新，军士的戎服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最著名的莫过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地处边境，北方有匈奴、楼烦之类的游牧民族。赵武灵王吸取了胡地的作战经验，对赵国武士所穿戎服进行改制，一改此前宽袍大袖的深衣，换为窄小利索的胡服，变战车作战为骑马作战，很快在军事上取得成效。
秦帝国时代
通常情况，离我们越近的历史时期，有遗存实物的概率越大，资料也越多。但秦兵马俑的发现改变了这种情况，秦代是隋唐之前，甲胄资料最全面、最准确、最为详尽的时代。
秦陵出土的大量兵器皆为青铜，由此可见当时铁制品有限，秦人不太可能装备大量铁甲，因此人数众多的武士俑身上所穿的很可能是皮甲。
当时的甲胄以皮甲为主，不过将军俑上的甲片很可能是轻薄的金属片编缀而成。将军甲的上部，也就是前胸和后背的部位，由整块的甲片制成，上面有彩带装饰，十分精良。
1999年，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封土附近发现了一座石甲胄坑。这些石甲胄也是按照原比例制作。
中国历代古籍从没有关于石质甲胄的记载，而且青石材质重且易碎，完全不能用于实战，因此这些石甲胄应该是按真实甲胄制作的石质陪葬品。
两汉时代
据史料显示，西汉初年的甲胄及戎服皆袭承秦制，国家成立不久，百废待兴，西汉初年也不太可能马上变革。
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力空前强盛。钢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国已从原先的生铁冶铸跨越到“百炼钢”阶段，并发明了新的炼钢技术“炒钢”法。
汉代甲胄的革新除了材质由皮变铁外，甲片小型化也是一大特征。
在出土较为完整的几领汉甲中，刘胜墓的铁甲甲片多达2859片；山东齐王墓的金银饰铁铠甲，甲片有2244片；西安城郊汉墓发现的铁甲胄，甲片也有2857片。
甲片小型化对甲胄有两种重要作用，首先是能够有效减少单甲片的受力面积，提升甲胄的抗打击力；其次是这样的甲上身后会更加柔软灵活，使军士在战场上更灵活。
西汉景帝时期的名臣晁错就在《言兵事疏》中明确说道：“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
对甲胄提出了两个硬性要求，一是要坚硬，能够有效防刺穿；二是编缀时甲片一定要密，既能减轻受力，又可增加灵活度。而甲片形式也呈现多样化，有方形、菱形、鱼鳞形、精细鱼鳞等，这些甲片也是后世中国甲胄甲片的基本形式。
除了铠甲，汉代铁胄的样式很多，前文提及的西汉齐王墓五号坑出土的铁甲胄相对完整，其铁胄的样式非常独特，高约25厘米，由鱼鳞甲片编缀成圆锥筒形。还有江苏出土的西汉楚王陵的兜鍪，也极具代表性。
东汉时甲胄资料比较少，不过从历史资料中可以发现，东汉的甲胄比西汉多了裙甲，用以保护腿部。
三国时代
184—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从汉末到魏晋再到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事也促进了武备的进步，其中，从三国时代开始，铠甲继续革新。
历史中三国的故事有很多，三国的人物形象也有很多，但是基本都没有欢迎三国时期的甲胄制式，而是用各自时代的甲胄对应到了相应的人物身上，所以三国时期真正的甲胄没有找到相应的内容，只发现了一些历史资料。
例如诸葛亮筒袖铠，据南北朝的《宋书·殷孝祖传》记载载：“御仗先有诸葛亮筒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
筒袖铠之所以能够“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除了形制上被改造外，材质上也采用了东汉以来较为先进的百炼钢。
这种将薄钢片反复折叠的百炼钢技术使钢铁技术飞跃发展的同时，也让甲胄防御力迅速提升。当时堪称坚硬无比，从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甲胄，皆以此技术为主流。
三国甲胄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来自曹植，他在《先帝赐臣铠表》中写道：“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具，裲裆铠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自理。”
这其中出现的铠甲名称：黑光铠、明光铠、裲裆铠、环锁铠、马铠。既然是先帝曹操所赐，那么无疑都属于东汉末年，但曹植仅留下了简单的文字，没有解释这些铠甲的模样，以致于这几类甲的形制存在巨大争议。
甲骑具装
甲骑具装是人甲与马甲的合称，它们的出现都与战争形式的改变息息相关。两汉时期是战车向骑兵的过渡时期，至魏晋南北朝，马镫等一系列完善的骑兵具装应运而生。这促使灵活机动的骑兵彻底取代了战车，成为战场主角。
而裲裆铠就是为了适应马上动作而出现的。裲裆铠带裙甲，长至膝盖之上，腰部之上为胸背甲，有的以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则用整块的大甲片，小甲片一般为铁甲，大甲片多为皮甲。
前后两片甲在肩部，与身体两侧不相连，背甲上缘钉有两根皮带，穿过胸甲身上的带扣后披挂于肩上。其腰部以下皮革制成的短形筒裙代替了腿裙，能有效保护骑兵的腿部。
裲裆铠
实际上，在汉末三国时期，马铠算不上新甲种，因为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马铠的记载，而秦陵兵马俑中的完整马铠也证实了前人很早就注重对战马的保护。
马铠
《太平御览·魏武军策令》记载，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军就装备了马铠，曹操言：“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
这里说袁绍有“铠万领”，马铠“三百具”。而曹操有铠“二十领”，马铠“不能有十具”。可见无论是曹操还是袁绍，人铠的数量都远高于马铠，这也应该是当时的普遍情况。
虽然三国时期甲骑具装已经出现，但仍处于初始阶段。
两晋南北朝时代
南北朝是中国重甲骑兵的黄金时期，不仅马镫等马具逐渐完善，马铠亦在此时迅速发展。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看，东晋时期铁马铠在军队中普遍使用，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巅峰，这一时期的史籍中，“甲骑具装”动辄成千上万，足以说明重甲骑兵已成为当时的主要兵种。
西安出土的北魏重骑兵武士俑
北周具装骑兵绘图
南北朝具装铠示意图
与甲骑具装数量剧增相呼应的，是全新的重骑兵战术。重骑兵作为突击作战的中坚力量，在南北朝时期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南北朝既是重骑兵的黄金时代，也是其盛极而衰的时期。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1、破甲武器的大量出现，锤、锏、斧等钝器越来越被广泛使用。2、重甲骑兵拥有高防御能力，但极大丧失了机动性。
中原进入隋朝后，隋军的重甲骑兵在突厥轻骑兵面前吃了不少亏。轻骑兵与破甲武器的广泛使用撼动了甲骑具装的地位。
隋末唐初，重甲骑兵的神话终于不可挽回地走向破灭。身披裲裆铠、骑着披有马具的马匹驰骋沙场的辉煌岁月也一去不复返了。
唐帝国时代
《唐六典》中一共记载了13种唐代甲胄：明光甲、光要甲、细麟甲、山纹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合称“唐十三铠”，其中最著名的非明光甲莫属。
在这种神像类的雕塑上，很难看到普通军士。不过，在陕西西安长乐公主墓中有一幅唐朝贞观年间的壁画《武士出行图》，画中就有与传统印象有很大差别的武士，更具隋唐过渡时期的武士风格。
十三铠中资料最常见、存世量最大的非锁子甲莫属。在《唐六典》中，锁子甲排在十二款人甲末尾，这倒不是说锁子甲不好，而是中原地区，锁子甲一直不是主流。直到宋代，大部分中原将士都与锁子甲无缘。
《武经总要前集》（卷13）记载，甲“有铁、皮、纸三等，贵者铁则有锁甲”。可以说直到宋代，锁子甲仍是最贵的甲种，拥有它的人也仅限于有功勋的高级将帅。
唐朝是中国甲胄集美观性与防护性之大成的黄金时代。甲胄不仅制作精良，产量也相当惊人。杜佑编撰的《通典》记载，唐代的标准是着甲士兵要占士兵的60%，这个比例远高于汉代。
不过虽然着甲率高，但唐代遗留下来的甲胄却远不及汉代多。一方面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对甲胄管制极其严格，在中国古代，私藏甲胄视为谋反，将被治重罪。
另一方面是西汉时期，有将生前所穿甲胄陪葬的习惯。到了唐代，甲胄已被视作国家军备资源，不可随意用来陪葬。
2019年9月底，甘肃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的唐墓中出土了一领较为完整的甲胄。从初步的外形来看，应该是一领实战甲胄。
据墓志内容显示，墓主为“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这里的“大周”指的是武则天的武周政权。
目前这领甲胄还在进行修复，它的出现意义重大，如果修复成功，它将是唐墓出土的第一领完整铠甲。
五代十国
严格地说，五代的甲胄完全没有自己的时代特色，五代甲胄基本袭承自晚唐制式。
不过也有一点变化，例如兜鍪方面，最具中华甲胄特色之一的凤翅盔，在这时大放异彩，。盔前的“狮齿”“翅展”“鬼角”等装饰越来越丰富。这一时期形成的风格对之后的宋、元、明三代皆有深远的影响。
五代时期的凤翅盔与宋明时期的凤翅又有所区别，五代的凤翅普遍比较大，这里以王处直墓中出土的武士浮雕为例。
两宋时代
北宋初期，甲胄形制基本袭承了晚唐和五代的风格。由于连年战乱，这时的甲胄偏重于实战。《宋史·兵志》中记载了金装甲、连锁甲、长短齐头甲、锁子甲、黑漆顺水山字铁甲等多种甲胄，种类不亚于唐代。
庆历四年，北宋大臣曾公亮、丁度编撰的《武经总要》完成。这本书包括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两大部分，其中总结了武器、甲胄等生产记录，并将当时甲胄的基本款式绘制成图收录书中。
《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器图》一共收录了5种甲胄并附带其分解图，还有马铠的分解图。
宋代铠甲是中国传统铠甲的集大成者，其颜值达到了国甲的巅峰。这一点可以参考现存的宋代“石将军”。
南宋彩绘武士俑
宋朝普通士兵大多有甲无胄，头上戴着毡笠或皮笠，其形制如《凌烟阁功臣像·薛仁贵像》中薛仁贵戴的那样。98版《水浒传》林教头在山神庙时的装束便很贴切。
宋代不仅是国甲颜值的巅峰，也是铠甲制造业的高光时刻。北宋时期鼓励官员参与、研究武备，的确为后世留下诸多成果。
相对宋朝而言，辽代留下的史料和文物要少得多。不过根据现存的辽代人物画卷、壁画及塑像，辽代军士的甲胄几乎与宋军一样，若不标注，让人完全分不清是辽军还是宋军。
而当时女真人的冶铁技术十分落后，铁资源匮乏，只能向邻国收购。他们最早从辽国叛军那里得到500具铁甲，这些甲自然是宋款的辽甲。
这里简单插一句我的想法，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宋朝是重文轻武的，武力值很低。但通过搜集资料发现，两宋期间，甲胄等军备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进步趋势。而且两宋期间，宋朝处于和平的时期，总共只有50年左右，其他的时间都在对外作战。
不是宋朝太弱，更多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对手太强。契丹自隋朝时期就开始猥琐发育，一直苟到五代建国，吐蕃也是早期能和大唐长期相持的对手，至于西夏的党项和金的女真也都是非常剽悍的民族，后面的蒙古就更别提了。
而就在这种强敌环伺的状态下，宋还是苟到了最后一刻，才被蒙古所灭，也可以了。
蒙元时代
严格地说，蒙古军队的甲胄发展史与中原不存在传承关系，而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蒙古军的兵器与甲胄发展史，基本也是蒙古国的征战史。
蒙古甲胄的发展正是从被征服者的文明中吸取的。从铁木真时代到忽必烈时代，蒙古大军兵锋所指之处，尸山白骨，血沃千里。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少人加入了蒙古大军，这些人也会带上具有他们特色的兵器、甲胄，从而使蒙古甲各式各样，应有尽有。
以至于多个国家都留有反映那段历史的画卷、石刻、旧甲胄等，而在各国绘制的图像作品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地区的蒙古军所穿的甲胄都不同。
成吉思汗征花剌子模画
日本13世纪穿中式长袍札甲的忽必烈的士兵
14世纪蒙古进攻巴格达的绘画
陕西历史博物馆元代武士石刻
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的蒙古军当然也有折戟的时候。1274年和1281年，元军两次渡海进攻日本，不料都遭遇台风，两次皆铩羽而归。
当元军退军后，日本武士们将战斗中元军遗留的兵器、甲胄等物品当作缴获的战利品，一直留着。如今位于福冈市的“元寇史料馆”（前身为元寇纪念馆）中就收藏有元军留下的铁胄与铠甲，从馆中实物来看，多为布面甲。
可以发现，这套元甲的制式和影视剧中的清甲非常相似。其背后原因是在宋代火器已经投入了到战争中，传统的札甲对于火器的防护效果非常差，这也导致札甲即在宋代开始便停止了发展。
进入13世纪后，元代的人发现，厚密纤维制品湿了之后，对火器有很好的防护作用，布面甲应运而生。这种布面甲以布面为外层，铁片为内层，以泡钉固定。
布面甲
这种布面甲奠定了明清布面甲的基本形制，一直到清初都没有太大变化。
元代是甲胄发展海纳百川的时期，由于元军的征途遍及欧亚大陆，各地的甲胄特点均被元军吸收，但元代国祚较短、战乱频繁，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五花八门的甲胄，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
尽管如此，元代开始装备的布面甲却是划时代的标志：在未来的战争中，火器越来越先进，布面甲必然成为战场主角。
明朝时代
明朝是中国甲胄辉煌的最后一个时代。《明会典》罗列了齐腰甲、曳撒甲、圆领甲、柳叶甲、长身甲、鱼鳞甲等八种铠甲，按甲胄类型来分，主要为札甲、布面甲和锁子甲。
明代甲胄也分为仪仗甲与实战甲两大类。而要了解明朝最华丽和最美的甲胄，需要将目光聚焦到那个时代广为人知的特有群体——锦衣卫。
《明史·职官志五》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间注：共一千五百七员）等侍从扈行。”
这段记载说明大汉将军的所属机构正是锦衣卫。
可以发现这领甲胄形制与宋皇陵的石像颇为相似，由身甲、兽吞披膊、臂鞲、裙甲、吊鱼、抱肚、圆护（即“护心镜”）、束甲带、兽吞腰带等组成。
明代的札甲不少，《明会典》记录的鱼鳞甲、柳叶甲等都为札甲。不过，在实战中，随着火器发展，传承千年的札甲已步入黄昏时期。
札甲最后一次在中国战场大规模华丽亮相，大概是在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组建的“铁人军”。
郑成功画像甲胄外穿披风
进入明朝中晚期后，明军中已是布面甲的天下。说起布面甲，先得弄清楚布面甲和绵甲的区别。
布面甲按照《清会典》的分法，应该叫“明甲”和“暗甲”，实际上都是布面铁甲。
故宫博物院清甲 前一为明甲，后为暗甲
明甲，其制法在《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一书中有介绍。明甲的制作是以棉胆为底，“将钣金铁片以札甲形式连缀其上，或者直接将铁网包覆于棉胆之外”。如下图。
而暗甲外观与普通棉衣无异，内衬则是以泡钉固定铁片，棉布只是起连接作用，其内部甲片较大，类似于板甲，外部棉布可能很薄，其防御力主要来自于内层的铁甲片，相当于穿了一件铁布衫。如下图。
纯粹的绵甲，在记载中这样制作的：
绵甲以绵花七斤，用布缝如夹袄。两臂过肩五寸，下长掩膝，粗线逐行横直，缝紧入水，浸透取起，铺地，用脚踹实，以不胖胀为度，晒干收用。见雨不重，霉黰不烂，鸟铳不能大伤。
纸甲，用无性极柔之纸，加工鎚软，叠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水雨浸湿，铳箭难透。
也就是说，绵甲和纸铠都是通过层层叠加，达到防护效果，以柔克刚，来抵御弓箭、火铳的攻击。
明抗倭图卷棉甲
虽然布面甲和绵甲看起来似乎不太重，其实不然。
唐顺之在《武编》有一篇《边军劳苦》，里面记载了戍边将士铠甲、战裙、遮臂等具重45斤，铁盔、脑盖重7斤，加上护心铁、腰刀、弓箭等共有88斤，军士负荷相当大。
清朝时代
努尔哈赤早年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家丁，晚明将领的家丁实质上是私兵，装备精良，优于正规军。努尔哈赤后来还被明廷授予都指挥使、都督佥事、左都督、龙虎将军（正二品）等官职。
所以很明显，努尔哈赤起兵时的那十三副遗甲，也是明朝的甲胄款式。
在《清会典》中，清朝的甲胄已经不像《明会典》那样种类庞杂，仅有四种——明甲、暗甲、绵甲、铁甲。在这个时候，传承了千年的札甲已经彻底退出主流战场，只有西藏等边远地区仍在使用札甲。而会典里的铁甲指锁子甲。
18世纪至19世纪是火器狂飙突进的时代，再坚硬的铠甲在新型火器前亦是螳臂当车。在新式火器面前，铁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变成了纯粹的棉甲，作为仪仗之用。随着摄影技术的传入，清朝的一些王公贝勒或武将喜欢身穿全套铠甲照相。
晚清官员着布甲留影
不过这些布面甲很快就成为了历史。随着新军编练，制服取代甲胄已成是世界潮流，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几千年的甲胄，也随着帝制时代的终结而没入历史长河。
从有人类的历史开始，就有了战斗，有了斗争。可以说甲胄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斗争，也在不断的革新和发展。
所以，了解一个文明的甲胄发展的历史，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文明发展、斗争的历史。
在这篇内容中，给大家介绍了中国甲胄的发展变化，在下篇内容中，将带大家一起了解日本甲胄的发展和演变，以及中日甲胄的差异。
大家多多关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