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状元椅子怎样调低家教智慧?


教育儿女读书,是当今父母的头等大事,也是最为头痛的难事。有的父母方法多,很灵活,又能激起儿女读书的浓厚兴趣;有的则不然,对儿女训斥了一次又一次,就是儿女的抵触情绪特别大,效果不好。我们能不能从古人教育儿女读书的家训中,得到有益于当今的启示呢。
孔子被称为至圣,是万世师表,也是教育子女的榜样。孔子的学生陈亢,怀疑孔子对自己的儿子伯鱼有特殊的教育。一天他问伯鱼:“夫子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教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啊。只是有一天我从前庭走过,父亲问我,‘学《诗》没有?’我回答说,‘没有啦。’父亲说,‘不学诗,无以言。’我就学了诗。还有一次,父亲又问,‘学了礼吗?’我回答说,‘没有啦。’父亲又说,‘不学礼,无以立。’我就学了礼。”孔子教育学生,就是以《诗》、《书》、《礼》、《乐》为教材。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与伯鱼的说法一致。可见孔子对自己的儿子并没有特殊教育。但紧紧抓住《诗》与《礼》的学习,可谓方向对头,突出了重点。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孔子抓对了!《诗》,就是《诗经》,除它的文学意义外,还可以用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历史,孔子讲《诗经》,是把它政治化了的,就包含了思想教育。完全可以把《诗经》作为综合科目来教授。后来用于初级教育的有《千家诗》,是唐宋诗歌精品的选集。它们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诗歌是情感非常浓烈的文学作品,对小孩的情感沐浴有明显的效果,对小孩健康人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缺乏情感上的教育。诗歌的语言是特别精炼的,跳跃性非常强,理解诗歌时,必须要运用丰富的想象才能理解其美妙的意境,欣赏诗歌时要运用丰富的形象思维活动,这对培养小孩的思维训练,特别是培养形象思维有独到的作用。
孔子的《礼》,一般是指《周礼》,它是国家的规章制度与官员体制的教材。“学而优则仕”,书读得好,就能当官。学《礼》,不仅仅是懂得礼,还要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按照礼的要求来行事,既是道德修养的需要,也是当官者的专业教材,还是当普通老百姓应该遵循的法律与公德,必学不可啊!如果今天有一部集法律、社会公德与规章制度于一体的综合教材,那该多好啊,既是进行公民教育的需要,又是为官者的基础教材!为官者,首先应该是优秀的公民,公民是选拔官员的基本群体,二者就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后世把孔子的这种教育方法称为“诗礼传家”。我们当父母的,在引导小孩读书时,首先就应该像孔子一样,要选择正确的方向,突出学习的重点,尽量减少子女读书的弯路。如果像现在一样,学校教什么,家长就抓什么,结果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乱糟糟的,做子女的要花费许多冤枉精力。
宋朝的“三苏”留下了许多读书的故事。有副对联说:“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苏洵有两个儿子,叫苏轼、苏辙,唐宋有八大散文家,苏洵父子三人就占了八分之三!据说他还有一个女婿,叫秦观,也是宋朝最为有名的词人,一家同时有四大文学家,是古今文学史上的佳话。
苏洵,别号苏老泉,年青时候读书也不用功。故《三字经》上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的说法。当苏洵发愤读书,并有所成就的时候,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也到了读书的年龄。可是小兄弟俩十分顽皮,不喜欢读书,尽管苏洵如何教育,就是不听。后来苏洵改变了教育的方法,当两个孩子顽耍的时候,他有意躲在孩子能发现的角落里看书。当两个儿子走来时,他神秘地把书本藏了起来,故意不给他们看。苏轼、苏辙很好奇,趁父亲出外时,就把所藏的书偷了出来,为探究竟,就认真地读了起来。从此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尝到了读书的乐趣,终成文学史上的两大名家。
苏洵的这一招还真管用,他并没有按常人的做法,训斥,甚至用棍子揍兄弟俩一顿,而是利用小孩的好奇心,逐渐把他们引上读书的道路,养成读书的习惯。如果用训斥、打骂的方法,小孩只是出于外力的逼迫被动地读书,积极性绝对不会持久,远远不如激发他们的内驱力那么管用。当然,这其中苏洵认真刻苦读书给两个儿子树立了榜样,给予了很好的影响,形成了要“好好读书”的家训。
苏轼继承了父亲教育子女刻苦读书的精神,对自己的子女也严格按照“好好读书”的家训来教育。他的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也都勤学好问。苏轼因诗案贬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闲职。恰好长子苏迈任江西饶州德兴尉,两父子经常在一起读书、作文、谈古论今。一天两父子谈到了鄱阳湖畔的石钟山命名的来由,苏迈从《水经注》等书中找出许多论述。苏轼很怀疑,苏迈还想继续找书籍来解决疑惑。苏轼阻止了,说:“做学问不能人云亦云,要实地考察才能真正找出命名的缘由。”后来俩父子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乘小船来到悬崖绝壁下,不畏艰难与恐怖,终于探得真相,便写下了著名的《石钟山记》,并告诫儿子:“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在这里,苏轼告诉了儿子一个读书做学问的重要方法:要读书,但不能人云亦云,要大胆怀疑,重在实地考察。我们从这里也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育方法,父子之间要共同学习,共同讨论,共同考察,不能老是居高临下去训斥。
曾国藩教育子孙要明确读书目的。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读书明理,做道德高尚的人。他认为,当官是一阵子的事,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官职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的多寡完全可以由自己来决定。他还以身说法,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说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多用书信的方式,这是他远在军中的缘故。但是他仍然以身示范,重视身教,起了榜样的作用。
在以上的表述中,孔子教育儿子是明确方向,突出重点;苏洵教育儿子读书很注意方法技巧,着重引发读书兴趣,形成习惯;苏轼是与儿子共同读书,共同探讨,告诉他们不要人云亦云,要大胆怀疑,注重实地考察;曾国藩教育儿子要明确读书目的,重在做人明理,特别注重身教言教并重。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我们应该比古人做得更好。
为什么我们对儿女的教育往往发生抵触呢?主要是我们的方法不对。父母的角色太浓,总是居高临下。我们常用的方法是:一是监视,二是训斥。现在监视的方法可多啦。我们不仅在家里监视,还监视到学校去了。监视不是检查,我们的目的是寻找读书的毛病,好批评与训斥。这对儿女的自尊心损伤太大,让他们感到没有独立的人格。久而久之,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感情上的隔阂,形成一种逆反心理。教育就不起作用了。
最为重要的是父母要带头读书,身教重于言教。孔子、苏洵、苏轼、曾国藩等,都是刻苦读书之人,并且都能活到老学到老。如果只要子女读书,自己则在看电视、或打牌,或跳舞去了,子女则口服心不服。眼睛似乎在看书,心里有怨气,能有学习效果吗?能长久坚持读书吗?从我的体会看,儿女在读什么书,做父母的最好要同步学习,特别在小学阶段,语文、数学都看得懂,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看了就能取得共同语言,就能实事求是地诚心诚意地去帮助儿女。我是教语文的,儿子高中毕业那年,我还看了政治、历史、地理三科,加上自己的语文,我就有四科能与儿子进行讨论了,占了高考科目的大半边江山。
当然我是教书的,有这个条件。绝大多数家长并非教书的,怎么办呢?我看到许多农村家长,就经常讲自己没读书的苦处,碰到什么困难就讲为什么是没有读书形成的,很有效果,很能激发子女读书的积极性。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亲自指导子女作社会调查,调查读书与收入是个什么关系,读书的多少与收入的多少是个什么关系。得出的结论比较明显,能鼓励子女发愤读书。我们可以定期带子女去农村,去调查穷困人群,分析他们受苦的原因。一定要让自己的子女准确认识社会,既不隐瞒,也不夸大,现实必然让子女产生读书的巨大力量。方法是很多的,大家都能想一些,要求是看得见,真实而有说服力。
我们有一个误解,好像古人都是死读书,都是棍棒底下出读书人。其实并不是这样。如果对古人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一定能从古人那里学到好多的教育子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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