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根，位于古都南京的主城区偏北，毗邻昔日皇家园林玄武湖，六百余岁的明城墙迤逦而过。相传清末时为一里弄，得名于巷口一棵三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如今作为居民社区，为历史遗迹带来了市井人家烟火气。鲜为人知的是，这里曾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办公共托儿所的诞生地。
火灾惨剧震惊世人，妇女协会筹办幼托1934年9月5日,这本是一个寻常的星期三，上午天气闷热，路人行色匆匆。忽然，阵阵急促的敲锣声打破了短暂的宁静。原来是东关头一处平房里蹿起了火苗！祝融肆虐，砖木结构的民房迅速将四周的茅草棚户也一并引燃。当赶到的消防警员与附近居民奋力将大火扑灭后，令人无比心碎的一幕呈现在众人面前：被熏黑的残垣断壁里，年幼的姐弟四人紧紧蜷缩在角落，却早已停止了呼吸。原来，他们的父母一早外出营生，只得将无人看管的子女反锁在家，灾难骤然来袭，小孩子们无法及时逃生，最终倒在了浓烟与烈焰的笼罩中。这起罕见的人间悲剧因为发生在民国首都闹市区，舆论一时哗然。除了呼吁当局继续加强消防警力与安全教育，沉寂多时的有关设立公共幼托机构的讨论，又一次在各大报刊上展开。然而此时，在形式上实现统一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外敌侵犯、军阀割据的严峻局面,无心且无力从事儿童福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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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第一托儿所创办人李峙山女士于是，全国儿童事务遂由孔祥熙担当会长的中华慈幼协会负责处理。但彼时中华慈幼协会首要任务，是以协会所在地——上海为中心，开展赈济灾童、难童以及救护受虐儿童等。为“双工”家庭提供婴幼儿看护，并不是核心事务。而在南京街头，一位女士正在为筹划“公共幼托”四方奔走，殚精竭虑。她是李峙山，原名毅韬，1897年出生于河北盐山县一个贫苦农户，家中独女。她18岁时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任该校附属小学教员。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五四运动的前夜，各种新思想、新文化通过《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在社会上四处传播。发端于清末戊戌变法时的“废缠足、兴女学”，到辛亥革命时女性要求平权的呼声，知识界进步人士正不遗余力向延续千年的封建礼教制度、压迫妇女的各种腐朽思想口诛笔伐。这一切，让李毅韬大开眼界，备受鼓舞。自己母亲被祖父、父亲欺凌，郁郁而终的惨痛经历，令她坚定了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信念。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她积极投身其中，参加了由邓颖超、刘清扬等女界领袖组织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多次代表该会公开演讲。为了进一步团结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在周恩来的倡议下，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同志会等进步团体合并为觉悟社。李在社内代号“四十三”，因此改名“施姗”，后改定为“峙山”。此后，李峙山一边在北平香山慈幼院、达仁女校担任教职，一边参与妇女解放运动。她在天津创办《妇女日报》《女星》杂志，以及成年补习学校。她1927年调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在沪期间与谈社英创办《妇女共鸣》半月刊，后调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任干事。1930年代，中国妇女运动进入了相对低潮的阶段。“五四”一代的女学生们告别了象牙塔，陆续走进了社会与家庭的“围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而蒋介石、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则以官方话语来规范、管控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形象。各地官办妇女会亦鼓吹起“新贤妻良母”“妇女回家”等复古论调。这种情况下，李峙山决定联合曹孟君（中共地下党员）、谭惕吾、邓季惺等知识界爱国妇女组建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宗旨是“研究妇女问题、促进妇女文化、革新妇女生活”。成立伊始，她便呈请“中央党部积极引导妇女参加政治活动”，以回应“妇女回家论”。她同时提出举办“儿童寄托所”与妇女补习学校，期望通过这些工作为广大妇女儿童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妇女运动的继续发展。
襁褓事业艰难起步，儿童公育争议四起创立幼儿托管机构，源自李峙山早年携年幼的女儿辗转天津、上海、广州、南京多地，一边在职场打拼，一边照顾家庭的艰辛经历。她认为“妇女们背负着重重的主妇与母亲的责任，以致不能自由踏上妇女运动的途径”。而解决这一切，可建立一种集中居住的方式：以五户、十户为一个单位实行饮食、育儿、佣工方面的“家事协作”，以达到减少家务劳作、解放妇女的目的。这是个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设想。此时在国外，伴随着工业革命中机器轰鸣诞生的托儿所运动，已悄然走过了近百年的时光。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实业家罗伯特·欧文，1816年在苏格兰新兰纳克纺织厂内举办近代首个学前教育机构之后，1844年11月4日，法国律师费尔曼·马波在巴黎创办第一所专业托儿所。当时称为crèche（意为小床），该所招收出生15天到3岁的幼童，这也成为托儿所与幼儿园（招生多为3至7岁儿童）的最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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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第一托儿所所长邓季惺女士遥远的东方，华夏幼儿们依照延续千年的传统，跟随长辈在家中生活。他们或七八岁时进入私塾启蒙，应童子试开启漫长的科举之路，抑或习农做工。鸦片战起，国门洞开，晚清洋务维新与西方先进文明输入，客观上加快了我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转型。民国肇始，至1930年，首都南京设公/私立幼稚园22所，但招收婴幼儿的托儿所依然空白。开埠多年、“华洋杂处”的上海，一批效仿欧美的公共幼托机构陆续在租界出现。1925年1月，位于北河南路的“圣莫妮卡托儿所”开始招收0至6岁侨童。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下属的公益慈善会，亦在吕班路开设托儿所。有鉴于此，1934年8月，上海市长吴铁城任会长的“儿童幸福委员会”，拟在俞家弄72弄开一“普通托儿所”，招收初生至6岁的幼童。如同“儿童公育”这个当时令国人费解的概念，襁褓中的事业很快陷入争议。招生广告甫一刊发，《申报》便登出署名师石的评论《关于托儿所与儿童公育》，该文认为中国与英美国情不同，文化经济迥异。相比去机关、商场里充当“花瓶”，妇女婚后在家养育子女才是维系伦理的“天职”。况且将“柔弱婴孩”托命给不相关的“第三者”，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残酷行径……对此，该报几天后发表九的驳文，指出托儿所的出现乃是社会分工合作的体现，是让受过教育、有专长的女性继续职业生涯，教育工作者专心教养儿童。此外，不同于收养弃婴的“育婴堂”，托儿所生随时与家人团聚，何以破坏天伦？双方拥趸你来我往，数轮。“官司”未分胜负，这个昙花一现的托儿所却因经费短缺被迫关门停课。正为自办托儿所终日忙碌的李峙山没空关注这些。经费同样有限，她揣着自印的《捐启》，拜访各界大佬“化缘”，同时积极向市府申报补贴。管理团队的邓季惺、曹孟君等人多方考察，最终租下位于大树根80号的1栋二层民房办学，这里依山傍水，院落开阔，可放置大型器械供幼儿开展运动。在李峙山的悉心擘划下，民房逐步改造成一个拥有多个教学、住宿、游戏、盥洗、检验与奶粉操作间，以及幼儿专人专用的小床、桌椅、寝具等一应俱全，颇为现代化的托儿所。这个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出现的首个民办托儿所，被命名为“第一托儿所”，邓季惺任专职所长。幼儿教师与保育员，分别聘用具有幼稚教育经验和“身体强健、性情和蔼”热爱幼儿事业者十余名。同时聘请儿科医生驻所，掌管保健与卫生事宜。幼儿每餐饮食，亦由专职营养师监督厨工烹制。每日使用的玩具、图书、乐器等，尤精挑细选，务求能锻炼儿童身体，启发思想、陶冶性情。此外还设“母亲会”，代表家长方与所方保持沟通。按规划，一托首先试办日托与全托，拟分批招收10个月至5岁幼儿60名。如运营顺利，将陆续开办其他分园（所）。所里同人显然低估了公众的热情，即使要缴纳较高的保育费，招生启事通过《中央日报》宣布后，前来咨询探访者依然络绎不绝，以相隔不远的中央党部公职人员子女最多。
抚育幼儿呕心沥血，半载运营声名鹊起直到晚年，孙瑾芳依然喜欢绘声绘色讲述当年在托儿所里的所见所闻。1935年初，这位年仅16岁的扬州姑娘正准备跟随祖父、父亲赴徐州贾汪煤矿谋生，机缘巧合，她结识了妇女促进会的谭惕吾，谭见其乖巧伶俐且有文化，便安排孙入所当保育员。那一年，内忧外患未靖的国民政府，终于对中华慈幼协会多次请愿设立“儿童年”的倡议有所回应。将当年8月至次年7月设为中华儿童年，并承诺从国家层面积极“唤起全国民众注意儿童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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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全体会员在第一托儿所大树根校区教学楼前合影。这个生逢其时的第一托儿所，在4月4日儿童节那天，以一场亲子联欢会的方式，迎来了首批24名2至3岁的“小主人”。到会的幼儿和家长们，都被托儿所内外各种新奇的康乐设施和趣味玩具所吸引，一个个兴致高涨，玩得不亦乐乎。“开学”第一天，就这样在众人的欢歌笑语中顺利结束。第二天，部分日托生开始独自入园，孩子们虽然偶尔会闹些小情绪，但表现基本令人满意。正当小孙老师和同事们暗自庆幸遇上了一批温柔听话的“萌娃”时，第三天的情景却大大出乎老师们的意料。一早就有家长赶来报告，孩子在家哭闹不肯上学；而已经到所的幼儿们竟然也行动一致，纷纷以大哭和各种不许家长离开的姿势，表达内心不满。两岁的王陵琳，生怕送她上学的佣人离开，用小手紧紧拽着佣人的衣角。当老师强令两人分开后，王陵琳顺势躺倒在地板上嚎啕了整整一个上午。保育员们轮流上阵，都没能将她安抚平静。这种情况持续数日，最后只有保育员王妈才能将其“降服”。新的问题又很快来了：小陵琳平时要王妈抱，吃饭要王妈喂，午觉要王妈哄，几乎每时每刻王妈独占。一旦王妈转身去照料其他小朋友，陵琳便故伎重演，从笑脸一秒变回哭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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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第一托儿所教职员工与到访的外宾合影。除了哭闹，孩子们的另一个“绝招”，乃是不好好吃饭。3岁9个月大的麦洛生，是所里最大的孩子，平时聪明伶俐，一张小嘴能说会道。但也是要母亲每日陪伴她一起上学，母亲稍一离开则大哭不止。某天，忍无可忍的麦母终于将其带回家，痛打了一顿后再送回托儿所。从此，洛生不再要求母亲带她回家，亦不哭闹，以绝食的方式实行“抗争”。无论是午餐的炖牛肉，还是课间的豆浆饼干，多么喷香诱人的食物再也无法引起她的兴趣。幼儿教师黄杰对小洛生倾注的心血最多，好话说尽，无计可施。最后只有狠下心来，她若不吃，就任其在一边看着大家吃，谁也不准搭理她。最终，饥饿感还是战胜了倔强，麦洛生主动走到老师身边，低声要求吃饭和参加游戏。而这样斗智斗勇的戏码，在刚开学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几乎天天上演。除了收敛个性、遵守纪律、融入集体，幼儿们还要学习像小学生那样规律的作息时间。住宿在园的全托生需每日7点起床洗漱，之后出操。日托生则9点前到所，简单体检后进入教室，随后是1个小时的阅读、故事、手工等班级活动。11点开始盥洗、吃课间点心。12点整理书本玩具，进餐厅午餐，餐毕午睡。下午3点唱歌游艺，4点盥洗、吃点心。之后日托生离所回家，全托生自由活动到6点晚餐，7点沐浴更衣后伴随着老师弹奏的钢琴声安然就寝。仲夏转眼到金秋，在托儿所全体教职员工的科学保育、精心呵护之下，幼儿们安然度夏，茁壮成长。这在卫生条件有限、育儿观念落后、婴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1930年代，实属不易。所方遂一面扩大招生规模，一面拓展业务范围。在原有日托、全托的基础上，加开一个幼稚班，实施幼儿园教育；同时不失时机地召开家长会谈、公众开放日等活动,全面展示幼儿在所中的学习生活情况。律师出身的邓季惺所长，更是运用自己在报刊界积攒的深厚人脉，陆续邀请《中央日报》《字林》《东洋经济新报》等知名大报的中外记者前来参观报道，进一步传递“儿童公育”的理念，扩大自身影响。
迁址扩建宏图初现，抗战爆发被迫中止冬去春来，三月初某个阳光和煦的上午，正带领孩子们在操场活动的孙瑾芳，巧遇了彼时以小说《梦珂》《沙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的作家丁玲。丁玲此行，是为她与冯达之女蒋祖慧办理入托手续。才一岁多的小祖慧显然无法接受妈妈的突然离开，日夜哭泣，几天后又因突发麻疹送医，最终返回湖南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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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内幼儿在活动。在南京的三年囚禁岁月，是丁玲生命里的至暗时刻。对于李峙山和第一托儿所，1936年的深秋，亦是一段荆棘遍地的日子。因为每月收取每生15元的保育费，她被舆论诟病为办“贵族”；市府当局也一度中断了补贴，并放话要“全面接管”。最痛心的还是一名幼儿的不幸夭折，虽然最后证实孩子死因是被家人传染了梅毒性脑膜炎，但无疑对托儿所声誉产生巨大打击。当然，始终困扰的还是经费严重短缺问题。因此，当宋美龄任指导长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派员来所调研时，李峙山不由大倒苦水：所里每月各项支出约在千元，而收入仅为一半；开所时募集的基金1万余元经过这一年半时间基本耗尽，因此不得不减少职工人手、削减开支；大树根校区教室老旧，户外器械损坏，改造修缮又将是一笔不菲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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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老师为幼儿进行日常体检。幸运的是，这番牢骚总算“上达天听”。在最高当局直接过问下，南京市府、党部不仅恢复了办学补贴，还帮助其租下位于宁海路13号的新校区。1937年3月12日，第一托儿所乔迁新址。受邀参观的《中央日报》记者注意到，该所新楼为一西式三层楼房，四面皆窗，光线充足。楼前有空坪一亩，陈列有秋千、滑梯、木马。访客进入主楼，需更换方提供的罩衣拖鞋。楼内一、二层分别为教师办公、教学、保育人员操作和幼儿住宿、生活之处。幼儿按年龄大小分居7间寝室。三层为教职员工宿舍、教具设备储物室。楼后还设有大晒台与病儿隔离房。盥洗室内，面盆面巾洁白无瑕，牙刷肥皂陈列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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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老师带领幼儿玩跷跷板。走进幼儿寝室，这里阳光充足，四壁光洁，置身其中，极感舒适。室内设白漆小铁床多张，被褥整洁柔软。幼儿们有的已醒，喃喃自语；有的尚畅游梦乡。床头贴有记载幼儿姓名、性别、年龄、学号、健康状况的卡片。每间寝室都安排有保育员日夜照料。移步幼儿教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组按照幼儿身高打造的小型桌椅，四周墙壁悬挂有浅显易懂的社会常识图表与教学用具。教室一角，一位年轻男老师正一边弹奏钢琴，一边做出各种滑稽而夸张的表情，而他的四周围满了幼儿，大的不过三四岁，小的刚会走路，也跟着琴声一起“咿咿呀呀”的学唱。午后的暖阳烘托着教室里欢乐的气氛，让前来采访的记者深深感动。而在所幼儿数量，此时也达到了开办以来的最高峰：共有全托生30人、婴儿10人、日托生20人。暂时摆脱了经济危机的李峙山、邓季惺等人踌躇满志。当初“为职业妇女减轻负担，谋女界之彻底解放”“以科学方法养成体格健全、人格高尚、意志坚强的儿童”的目标，正在一点点实现。在南京市第一托儿所的示范下，上海、天津、青岛等地也开始举办幼托机构，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这项襁褓里的事业。敌寇入侵的炮火，使这项有无限希望的事业戛然而止。“七七事变”爆发后，局势越发严峻，在所幼儿陆续被家长领回。淞沪会战爆发前夕，南京市第一托儿所不得不宣布停止办学，教职员工各自遣散。“孤光一点萤，散作满河星。”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岁月里，这批星散各地的巾帼精英们，始终力行以妇女解放运动支持神圣抗战大业。撤至广州的李峙山，发起组织广东省妇女抗敌协会，后任军事模范训练团妇女连队训育员，广州沦陷后，转至广东省政府临时驻地曲江，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她不幸积劳成疾，于1939年7月在曲江病逝，年仅43岁。邓季惺则投身报界，辅佐其夫陈铭德管理经营内迁重庆的《新民报》。在渝期间，邓还曾创办了一所“七七托儿所”。谭惕吾则代表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亲赴绥远前线慰劳将士，考察抗日战场。1937年11月，曹孟君来到了武汉中共长江局跟随邓颖超从事妇女界统战工作。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曹当选为常务理事、保育委员会主任。战场上，她无数次冒着敌军炮火轰炸，舍生忘死地寻找、收容难童。来源: 凤凰WEEKLY▲点击上方卡片关注我们，走进托育服务的商学院品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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