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状及问题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M2/GDP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GDP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M2规模大于使得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M2与GDP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2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2.1经济的货币化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2.2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2.3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2.4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2.5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2.6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2.7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3总结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感谢邀请，一句话解释：这个想法的鸽派程度，连放了两年鸽子鲍威尔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有点怕这是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和财政部当前进行的激烈辩论，首先我们从学术的角度讨论一下这样做的坏处，其次我们看看双方战况如何，最后我的观点非常简单，如果说赤字货币化之后，拿来直升机撒钱，鸽派政策的好处全民承担然后全民一起面对潜在的后果，我觉得还情有可原，或许是一种社会学的尝试。但如果赤字货币化之后要通过“基建”“地产产业链”传导到居民手里面，那我只能说这种想法连央行都怕。央行马骏先生的看法非常简单，五点反对意见，其实这五点就说明了这样做的潜在后果。政府一旦丧失“纪律”，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如下恶果：一、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二、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 三、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且超发程度比他国更甚，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其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源之一。 四、“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五、“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第一点第二点不言而喻，但实际上这点在很多人眼里只要没有资本外流就没问题，感觉无所谓。实际上这是不合理的，经济的目的是做好一桌菜，肉烂在锅里就没有菜了。我举个例子，张三开了一家火锅店，然后疫情来了之后关门了，那难道只要张三不出国，我们就没有损失么？当然不是，经济活动是经济要素的组合，不是要素的堆积，有了要素没有组合一样没用。分别给你辣椒，火锅，里脊肉，猪血还有煤炉你得组合在一起才叫做火锅店，组合得好才有人吃。第三点第四点其实我之前分享过一篇论文，叫做Fiscal Stimulus under sovereign risk意思非常简单，搞财政刺激没问题，可以降低失业率也没问题，但国别风险评级降低之后，将来要花更多时间恢复财政纪律。而且代价是将来融资更难，债务偿还压力加大，其实就是马骏先生的意思，财政刺激，伤害的是汇率问题可能带来主权信用风险和货币危机划线句子的意思是“对于那些高债务的国家来说，即使财政刺激的效果很好，也应该实行艰苦朴素的紧缩政策”这文章写于2019年疫情之前不至于针对中美。但完美描述了中美现在的情况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如果实在要搞财政刺激，那么也应该削减当期经费+告诉市场将来会实行紧缩政策。赤字货币化看起来像是会这样做么？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但好在美国财政部比较实诚，我们看看美国财政部怎么想的Source ： US Treasury这是五月份美国财政部的融资来源和投资去向。这个东西有两个亮点第一个是我箭头所指，3万亿的发债计划，秒杀了上面所有。这里就是一个灰犀牛，如果鲍威尔硬气一点过几天美债又可能复制3月9号-3月18号的波动。3月9日-3月18日，联储出手压制了国债收益率的波动，但奇妙的是之后国债收益率竟然一直处在低位，按照中国的经验，复工是会带来收益率上行的第二个更精髓，顺着那一行往右看，倒数第二列是“End of quarter cash balance”,季度末现金余额。你会发现美国财政部发债好像把自己也考虑了进去，疫情结束之后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季度末自己的现金盈余有8000亿美元...比上一个季度还增长了2850亿。我不是财政的专家，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在疫情中搞MMT，美国财政部都不忘记把自己考虑进去，我如何相信财政部疫情后会守纪律？？这里反而是鲍威尔表现得比较硬气，最近把美债的购买目标下降到了每天60亿，一周300亿，一年就算1.5万亿，他也买不完财政部那个3万亿的发债计划（这里还不包括之后或有的新计划）于是鲍威尔说source: fed新增的财政计划可能代价高昂，说明联储有可能不会全部买下来。连他在这个问题上都变鹰派了中国央行何尝不是从2018年开始搞货币宽松，搞了两年之后按道理来说也没有心理负担了。他们现在也反对。当然我们可以说央行这是怕将来成为财政的附庸...但稍微想一下，如果一个市场里面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用偿还，那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当前双方论战，财政历史上比央行更强势，所以我估计央行最后会让步，其实马骏先生在文中也给出了让步的退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让步了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转。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为代价，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降准或者直接支持银行买国债都可以，但不愿意打破“最后一道防线”。即便这条防线是象征性的，它存在也比不存在好。我知道疫情后大家都受到了冲击，但我想说，央行其实一般是支持放水的，因为这样虽然不一定解决问题但最简单也最方便。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央行都不敢放水了，这里肯定需要多想一下。简单的说就是不适合。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一。因为货币政策是央行来执掌的，而央行是一国的「最后贷款人」，也是国家货币信用的保障，所以相当于直接的用国家信用给政府的财政行为背书——平常政府要花钱，要么发行国债，要么从税收里面出。而发行国债，就会造成财政的赤字。即便是国债很多时候是可以由央行来购买的，但是这毕竟是真的「债券」，央行有时候也会在市场上公开交易这些债务。并且政府对于不断上调的赤字，要么需要拿出经济表现来向投资人证明自己前景好，未来还得起，要么就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削减赤字。总之，尽管现代政府不像古代那样追求财政盈余，而是会容许一定的赤字，但是赤字就是「赤字」，是负债。而我们平常说的定量宽松（QE）放水，是央行调节市场上流动性的货币政策。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和突然事件的产生，市面上的货币总量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这张图就是美国从2005年到2017年的流动性的变化，可以看到在08年次贷危机之后，有一个非常「紧」的时期，过了两年之后，流动性开始复苏（同期的经济也开始复苏）。所以央行要做的，就是调节市场上的流动性水平，太高的时候降降火，太低的时候加点水——加水的过程就是QE了。这些操作被称为货币政策的操作，是往市场上释放或者回收流动性的过程，虽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存在缩表和扩表的操作，但是这不被视为政府负债。赤字货币化之后，央行和财政部事实上合并，财政部直接通过释放流动性的方式来当作财政政策。它的理由是这样的：财政赤字，并不是财政真的钱没了。因为政府本身不是一个实体，政府只是一个收钱+花钱的中转站。政府亏空了，就意味着某些私人企业或者个人赚钱了，所以政府的债券有什么意义呢？政府的债务难道不是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了么？为什么非要给政府记一笔债，自缚手脚呢？赤字货币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现代版的『楚人失之，楚人得之』的故事。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接下来还可以论证，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开销的越多，负债越多，反过来在私人领域的盈余就越大。那么放开债务对政府的约束，就能够让政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问题在于，央行和财政部，尽管宏观上大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两者的具体利益并不一致。央行执掌的是经济的水龙头，看重的是长期的货币系统的稳定和保持失业率在一个恰当的低水平；而政府的财政政策更加的短期，更容易被具体的事件，和政府自身的利益所左右，这就决定了政府更喜欢使用扩张的财政手段来解决一些本来不必要，或者最好不要用财政手段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债是对政府融资能力的一个制约，是国内和国际投资人对政府信用的一个「锚」。国债如果高于政府的偿还能力——当然这个偿还能力也是主观的，那么就会引起政府的融资困难，和主权债务危机。而政府因为这个制约，会更加审慎的考虑自己的钱到底怎么花——即便是赤字，也要有章可循。即便政府可以用国债的形式从央行要货币，但是帐记在那儿，这点象征性的作用依然是有意义的。放开这个镣铐，把央行捆绑上财政的战车，形成超级财政部之后，政府的政策空间当然是更大了——但是事实上这个锚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它被盖起来了。这个时候大量增加货币的副作用会变得更加难以琢磨，而投资人们还是会默默去估算扩张的财政政策给经济带来的后果，默默地估算政府的信用和未来对货币的增发幅度。而这个时候，一旦遇到危机，就再也没有「最后的贷款人」来平抑市场的恐慌了。中国自古以来有两句看似矛盾的话：「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和「事急从权」。其实这两者并没有那么的对立。央行和财政部分掌货币和财政，央行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更照顾长期经济发展，这是长期的基本架构，如果因为「当前经济困难」，而把架构彻底更改了，那么到恢复到常态之后，超级财政部是不会再次分开的，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上面都已经写了；而「事急从权」是指央行可以在特殊情况应政府的要求做出一些妥协和改变，比如大量购入政府国债，比如定量宽松。为了一时之利，把经济的定海神针给抽出来用了，这远远超过了「事急从权」的范畴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自于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这个理论可以看做post-Keynesian （后凯恩斯）学派的一个小流派。处在经济学的边缘的边缘。支持MMT的所谓经济学家，包括创始人大都名不见经传，甚至于都没有在名校任教过的经历。理论本身并无出奇之处，基本上的概念在凯恩斯理论里面也已经包括了。但是它过于简单的把凯恩斯理论的一个方面——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推到了极处。现代货币理论的局限性，宏观经济学巨擘保罗.克鲁格曼的说法已经足够了：现代货币理论在「支持政府赤字」的道路走的太远了，它忽视了用赤字推动经济增长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内容提要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数量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变动对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物价水平走势等有重要指示意义。文章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出现上升或快速下降两种情况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会增加。从货币流通速度的视角，回看美国在疫情初期的货币过量宽松政策，及其导致的高通胀困境，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启示意义。
一、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胀：内在逻辑与变化规律
（一）货币流通速度概念回顾
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源于货币数量方程式M·V=P·T，其中货币流通速度V表示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货币流通速度越高，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越多；反之亦然。20世纪60年代后，货币数量方程式的收入形式普及，即M·V=P·Y。以一个国家为研究单位时，名义收入PY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总货币量用广义货币供给M2衡量。因此，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GDP/M2。实际上，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结果指标，其走升或走低反映了一段时间内一经济体名义货币供应相对国民经济产出的增加或减少。从货币价值创造的角度，GDP/M2即一单位M2对实体经济GDP贡献度，当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时，广义货币供给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更多的货币供给仅带来了较少的经济增长。
（二）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基于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从货币数量方程
来看，当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不同的状态时，货币供应、实际经济产出和物价水平之间将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其一，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态势，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并不必然被抬高。其二，如果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可能会被推升。其三，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会被推动抬升。因此，相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当其处于平稳或上升走势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增加。
（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规律
总的来看，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都处于变化之中。一是各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同。例如，2021年日本的GDP/M2数值为0.46，欧元区为0.84，美国为1.13，货币流通速度越低的国家，每单位M2增长对GDP增长贡献越低。二是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行趋势中。2000年以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呈不断走低态势，但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下行速度存在差异。三是2020—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经历了快速下降然后上升走势。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等加快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货币流通速度出现快速下降，直到2021年在高企的通胀压力下美国转而实行快节奏的紧缩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
二、从货币流通速度看持续通胀的成因
（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现状及其成因
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出现较快下降，显示其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出现了脱节与失衡。货币超发引致需求拉动型通胀，是本轮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高通胀的起因。通胀的需求拉动理论认为，大量货币供给会导致经济中对商品服务的总需求超过现行价格水平下的总供给，拉动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自2021年5月起，美国CPI一路走升，在2022年6月达到9.1%。2023年3月，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的CPI同比高达5%、4.3%、10.1%和6.9%。
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下，美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限量量化宽松”，以解决面临的经济衰退问题。由于信奉现代货币理论（MMT），美联储在短期内增加了大量货币供给。2020年3月开始，美国M2货币供给量在12个月内增加了24%左右。比较而言，为了修复2008年次贷危机创伤，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M2在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期间增加8.3%左右。从M2供给同比增速来看，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M2供给同比增速月均值高达22%，加拿大、英国与欧元区也出现不同程度的货币供给增速加快，较2019年末水平均翻了约一倍以上。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供给量的大量增加，构成其通胀水平持续高涨的需求拉动因素。
此外，成本推进型通胀理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格是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加上一定的利润构成，因此供给侧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推动原油、天然气等国际能源价格迅速上涨，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导致能源、原材料的生产成本上升，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当前欧美等国持续的高通胀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由“需求拉动”引发，叠加“成本推进”，即供求混合理论。
（二）GDP/M2的“V”型走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2020—2021年，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增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后反弹回升的态势（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为负增长，GDP同比仅为-1.5%）。量化宽松期间，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以GDP/M2衡量）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2020年为1.13，环比降20.4%）。比较而言，次贷危机时期，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2007—2009年美国GDP/M2降12.7%。
第一，货币流通速度快速下降会对通货膨胀带来滞后效应。一方面，新冠疫情初期，美国等经济发展受到冲击，商品服务总供给能力有所降低，而大量货币供给刺激总需求上升，货币流通速度骤然降落。代表存在“过量”货币供给，引致价格水平上涨。另一方面，“过量”货币供给对之后的持续通胀带来滞后效应。2021年中旬，货币流通速度快速降低的滞后效应显现，4月美国物价水平便开始持续走高，CPI同比由2.6%涨至4.2%，到2021年底已升至7%。直到2022年，通胀依旧高烧不退，6月美国CPI同比高达9.1%，创下近四十年新高。超发的货币量未被美国经济增长全部吸收时，便在实体经济中滞留，为通胀埋下隐患。
第二，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会助推物价水平抬升趋势。2022年美国货币供给增加减缓，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通胀水平持续在高位徘徊。从MV=PY看，在一定的真实产出下，当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时，即使M2增长放缓，也会推动价格水平上升。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也经历了相似情形，通胀水平的飙升发生在其货币流通速度的回升阶段。
此外，由于价格具有“粘性”特征，易涨难降，因此即使2022年美联储减少货币供应，物价依旧高位徘徊。为了抑制严重通胀，2022年美国开启了力度极大的紧缩货币政策，全年加息七次共425个基点，创下了近28年来幅度最大、节奏最快的加息纪录。2022年美国快速收缩资产负债表，以期给“高烧”中的通胀降温，引发了全球大部分非美货币对美元持续贬值。
三、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阶段走势与新情况
（一）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阶段性下降态势
中国的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呈不断下降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持续走低阶段，1990—2003年间，GDP/M2从1.23降至0.62，降幅近50%。这一阶段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走低，主要是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对新增货币产生了稀释作用。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人均可持有的资产价值不断增加；此外，金融复杂程度的提升，令人们可以选择多样化金融业务持有资产，造成适应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以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
二是稳中有降阶段。2003年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降幅减缓，且在2007年和2010年前后出现货币流通速度的走升，物价水平也显著抬高。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启动“四万亿量化宽松救市”，以货币供给增加刺激实体需求，货币流通速度自2008年的0.67快降至2009年的0.57。同时，中国CPI物价水平也显著抬升，同年2—4月均在8%以上；此后回落。2012年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缓慢走低，但并未再出现严重的物价上涨。2015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首次降至0.5以下，达0.495。
三是相对稳定阶段。2015—2022年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走势相对稳定。通货膨胀压力下，英国、欧洲等不得不跟随美联储的节奏执行紧缩货币政策，以遏制高通胀。而中国选择了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走出了独立稳健道路。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未出现明显波动，物价也维持在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的水平。2022年国际地缘冲突加剧与疫情持续发酵，中国经济增速走低。为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执行合理充裕的货币政策，全年M2同比增长月均值为11.2%，货币流通速度降至0.5左右。
（二）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处于下降趋势的原因
第一，经济货币化进程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主要是指从纯粹的实体经济运行，逐渐演变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交融运行。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各种金融工具的不断发展以及信用的普及，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支撑，导致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走低。大多发达经济体已于20世纪中期完成了经济货币化进程。
第二，虚拟经济与金融深化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当虚拟经济不断发展时，需要更多货币以支持业务交易、价值衡量等。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时，仍会有很大部分货币供给增加被虚拟经济部门所吸收，也不会导致货币超发。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导致广义货币量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断提高，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第三，数字经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日常经济金融活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数字信息技术革新了经济生产与交易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等，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也带来了更多货币需求与供给。当数字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所需的货币量时，便能对GDP/M2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则有负向影响。
四、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第一，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应以欧美等经济体的高通胀处境为鉴，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尤其关注其对物价水平的潜在影响。2023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升高，滞胀风险上升，我国要注重把握货币供给节奏，权衡好稳增长与稳物价之间的平衡关系，做好潜在风险防范。
第二，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好货币供给总量增长“不过度”，灵活运用MLF、SLF等短期货币投放工具，少量多次、精准供给，以多样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推动社会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兼顾防范通货膨胀与促进实体需求。
第三，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货币刺激总需求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促发展的关键环节。从供给端改革出发，优化实体经济结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这对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的高水平供需平衡、维护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健有重要意义。
作者：吴丹，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梁曼恬，中国进出口银行贸易金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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