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oger Yao最近情况似乎不太乐观：中美贸易战、外贸出口下降、内需不振、物价上涨、香港闹情绪…身边很多朋友面临各种压力；这几年薪水没涨多少，升职也没希望，一不小心公司关张或裁员了。似乎过去近20年一路上升的势头在这最近两三年停滞了。一句话：“中年危机来了”。一个朋友说，“到了这个年纪就要学会接受现实”。听起来有点无奈，也有点颓废。也有人说：“当前的经济现状只是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或者是处于阶段性的低潮中，世界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再次腾飞。人类社会必会日新月异，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带来更加富足、幸福的生活。”经济日报在2019-08-30报道：“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的经济变化，确实经历了超常规的发展阶段。1979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9%，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快7.0个百分点。2013年至2018年，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年均增长率为7.0%，明显高于世界同期2.9%的平均增长率。国家统计局网站：2019年的上半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3%。看了以上报道，想到的是：第一，中国经济很牛逼；第二，好像开始疲软了。那么，中国是否能长时间保持经济增长领先优势呢？还是会一路疲软下去？我们来先来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水平。l 世界经济增长史先说结论：在过去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经济低速增长是常态，而高增长是特殊阶段。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年代里，人类社会一直处于一个稳定而低下的经济水平中。其中，人类经历了两个巨大的变化，改变了生存轨迹。第一次是大约１万年前的人类从采集渔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第二次是１７世纪的科学革命。但从史前到１８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收入一直停留在贫困水平（大约每天一美元）。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可谓现代世界的一大创举。（P９）１７５０年之前，人均收入很长时间里都很少甚至没有增长。但在这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增长率１８世纪０．５％，１９世纪１％，２０世纪为２％．（P６０） 有“内生增长”理论家认为，人口学中相同性质的自我永存机制，同样正在财富创造中发挥着作用，财富将呈指数增长。在过去30年里欧洲人均增速从20世纪70年代的3%下降到了90年代的1.5%, 再到2001~2013年的0.5%。 同期９０％的美国人口的经济增长为零。（P７１）。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说：“20世纪的蓬勃发展不会在21世纪重演。即使技术创新持续过去30年的发展速率，也不会出现更多经济增长或更多GDP。”那么问题来了，世界经济增长是否会回复到人类历史上的低增长或无增长的状态中去？中国经济是否有一天也像日本低于1%的增长率甚至是出现负增长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是哪些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的增长取决于生产效率的提升。l 自然资源把人类发展的历史长轴上看，地理气候及自然资源，是最初决定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人类从漫长的原始采集渔猎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是一个巨大变迁。而天然资源和要素是决定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早晚。冰河期的结束从气候上让从事农业生产成为可能，当地可驯化谷物和大型动作的程度，土地的可耕种性这些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人类处于依赖自然资源发展为主的阶段，农业社会的生产效率普遍低下。即使在没有天灾人祸瘟疫的年代，农业收成有所增加，但人口出生率随之增加（更多粮食可以养活多一些新出生人口），人均的经济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l 工业革命劳动工具（技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说农业社会是人类对作物和家畜的驯化，那么到了工业社会，就是人类对机器的驯化。工业革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技术创新，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生产效率大大提升。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现代重大发明，比如：蒸汽机、电力、汽车、飞机、电话，电视、现代医疗、生产流水线、农业的机械化、集装箱技术…等等都是发生在最近四百年内。西方社会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并获得了领先地位。靠着技术优势， 制度优势以及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国家获得了几百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所谓的高速增长的20世纪，年平均增长率最高也就接近2%）。当然，后进国家受到技术扩散和分工机会，也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l 后工业时代在经过300多年的工业革命技术带来的快速增长后，人们似乎站在了一个重要的节点上，后工业时代。“内生增长”的理论家们很乐观的预期未来的人类将拥有无限的可能，带来指数级变化的技术变革和财富创造。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摩尔说：微处理器的性能每１８个月便会增加一倍，它现已取代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定律之一。（P６２）“内生增长”理论的先驱 之一－保罗.罗默说：“要是没有找到新方法或新想法，每一代人都会因为资源有限和不良副作用的影响，看到增长的极限。但每一代人又都低估了找到新方法和新想法的潜力。”（P65） 确实在最近20年内，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人类似乎看到了突破极限的希望。然而，现实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一方面全球化浪潮，新技术的应用似乎让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但从最近几年来看，全球的经济增长在放缓，西方国家长期处于低增长水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由原来超过10%的增长率，下降到6%左右。 仅仅研究过去和现在，并不能保证能看清事物发展的规律，更无法预测未来的走向。那么，我们有必要增加一个视角来思考经济增长问题。l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从人类史前一直到工业社会，限制经济增长的要素都是在供给侧：自然资源（包括气候地缘因素）和工业技术等。只要供给侧要素的得到突破，就会引起生产效率提高，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发生。然而，到了工业社会特别是后工业社会，以资源和技术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遇到了瓶颈。它依然能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已显示出了后劲不足；同时也可能正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升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失业和周期性经济危机。那么，到了我们来研究驱动经济增长的另一个要素：需求侧。通常我们讲，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内需，投资，和出口。其实，他们可以归纳为一个，就是人类的需求。内需不必说，自然是所有人口的需求；投资的话，是为满足内需而形成的工业需求（间接需求）；至于出口，就是为了满足另一个消费群体的需求。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可及市场的总需求。凯恩斯提到：“经济的滞胀是因为需求不足而非生产技术问题。”通俗讲，经济不行，不是因为生产的不够多，而是购买的太少。所以，他认为：刺激需求消费，便能形成经济增长。 然而，凯恩斯主义并不是一剂良药，它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延缓或转嫁了问题，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政策手段。l 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在正逐步放缓，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在内忧外患下是否会加速走低，并陷入长期的低迷状态。中央政府也适时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新常态，就是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新常态的“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固有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百度百科：新常态）那么中国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为什么不能保持原有的增长趋势呢？ 首先，在中国的现有环境下并没有或不太可能出现大量新天然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相反我国的一些资源在未来会面临短缺和枯竭；从全世界范围来看，21世纪并没有出现像20世纪那样重大的技术革命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中国作为一个技术发展后进国家，缺乏原创技术，仅仅靠模仿形成的“搭顺风车优势”是无法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主导地位，进而获得高额利润分成的；过去几十年的人口红利优势的丧失，以劳动密集型为优势传统行业国际竞争中正在被东南亚等国家赶超；而从需求端来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下去。而民间原本储存的消费能力已被过去十来年的超量增发和房产金融给消耗或透支了。我们常说“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道路”。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高速发展后回归于低速增长的常态。我们作为一个后进国家没有理由一直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势头。所以，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必将持续下降，进入“发展新常态”。l 为什么需要经济增长？（这个问题问得好奇怪噢）经济增长通常会创造更多的物质来满足各种需求。在物质贫乏的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早期，每一次技术的革新带来的经济增量能够直接造福人类，带来需求满足后的幸福感。而这些通常是通过基本生存物质产品来实现的。经济增长是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是化解社会冲突的灵丹妙药，是兑现无限进步的承诺保证。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是一个从向神的膜拜转化成自我关注（人本主义）的过程。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改变，带来希望，带来精神需求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同时，经济增长成为了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一个无法带领人民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政党是会被赶下台的。所以，经济增长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在人类历史上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我们一直认为，经济增长是先进性的体现，是“善”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是一路相伴的。有了它，我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在后工业社会中，依然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了社会进步是人类犯下的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正因为人类用这样的传统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增长”才导致了我们埋头追求财富却离幸福的目的地越来越远。l 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带来幸福感在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看来，财富与幸福并无太大关系。工资当然越高越好，可目标工资一旦达成却又显得不够了。此外，在设定目标时，我们并没有考虑自己的欲望多大程度是由他人的成就决定的。如果他人变得更加富有，我们便会要求自己拥有得更多。（P2）卢梭说，“贫穷不是对事物的缺乏，而是人们感受到对这些事物的需要。”他也认为，正是人类对于尊重、地位的追求，导致了被奴役，而这正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l 贪欲是如何产生的？正视人类的匮乏基因。人类在过去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长期处于物质匮乏状态。物质的匮乏直接导致个体和族群的灭亡。所以，只要有一机会人类就会通过进食储存脂肪，保存食物，积累财富。这种匮乏感已深深地嵌入了基因中，而那些没继承强烈匮乏基因的同类早已被环境淘汰了。这样的生存状态一直持续到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此时，人类的生产力已强大到让我们不需要充分工作就可以生存下去。我们在五天工作制以及存在失业率情况下，仍可以保持财富增长和人口数量增长。失业对于个体来说是一个悲哀，但却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体现。（这么讲，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当我们拥有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后，人类的大脑还停留在那个“匮乏的时代”。我们总是想要吃得更多，拥有更多金钱，更多权力，更强的繁殖力，哪怕已经达到了有害我们健康的程度。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因为对食物长期匮乏的记忆，只要有机会，现代人类就不由自主地摄入超过身体所需的糖分和热量，导致了各种在“匮乏时代”罕见的疾病。匮乏的基因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它不应该被评价为“善”或“恶”。与其说对财富的过度追求是人性的贪婪，不如说是我们的大脑被匮乏的基因控制了。l 形而上学30年代的凯恩斯曾经说，“异常繁荣的时期即将到来，世界的“经济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正如提供充足食物的问题已在20世纪得到解决一样… 人们将只需每天工作3小时,因此人们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文化和形而上学等重要的事情中。”过度的物质消费不但造成资源浪费，还损害我们的健康。既然人类古老的贪婪基因还在，我们何不用低能耗的精神产品而非传统物质产品来满足高层次需求？我们欣喜地看到环保主义，后物质主义渐渐登上舞台，年轻一代正在倡导新型的生产方式。近几年，还流行起一种极简主义生活美学，推崇通过“断、舍、离”来获得幸福感。l 解放自我有句话这么说的，“如果你认识过去的我，你就会理解现在的我。” 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不仅可以带来宽容，本身也是解决方法。当我们发现人类虽然身处科技进步的今天，而大脑的思维仍停留在远古时代。我们还是处于蒙昧之中，是人类古老的匮乏基因让我们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为自己带上了枷锁，愈加痛苦。如果我们深切地明白：“对于财富的过度追求是一场妄念，是古老基因对我们大脑的欺骗”，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受困于它。我们就可以去追求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达到真正的身心自由。当我们想要更多时，必须提醒自己：我的身体，我的精神其实并不需要它。是那个“匮乏的基因”试图在诱惑我。 当然，这里不是鼓励我们安贫乐道，无所追求。我们不可能回到《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赞美的那个朴素的远古时代，我们也不会把希望寄托于农业社会的神和上帝，但我们同样不会任由陈旧的基因左右我们的理性。我们需要第二次启蒙运动。上一次的启蒙运动把人类从农业社会带入到工业社会，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却导致了人的异化；人们在奔向自由的路上带上了沉重的枷锁。这一次，我们已不是懵懂少年，我们将用理性、智慧来解放自己。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美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人类学家来帮助我们走出后工业时代的蒙昧。当人类不再受制于“贪婪的基因”时， “经济是否持续增长？”这样的问题必然无关紧要。

步入21世纪，中国越发呈现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多种形态复杂共存相互交织的状态；在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中问题增多、困难增大；随着与世界的深度融合，摩擦和矛盾也在加剧……“地大物博”曾是古老中国的自豪宣言，但如今的中国，随着人口增加，已经变成“地大物薄”，发展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资源耗费巨大，沉重的环境代价如影随形。历史的挑战，犹如棋局。中国共产党人落子有声：十六大，“社会更加和谐”引起中外关注；十六届四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次明确提出；十七大，“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紧锣密鼓；十七届五中全会，新一轮“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振奋人心……这是一次凝重的抉择。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的奇迹迎头撞上“成长的烦恼”。一头是社会变革日新月异，一头是社会转型滩险风急；城乡、贫富、区域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社保短板凸显；发展旋律高亢鲜明，个别音符噪声杂陈……站在新的发展关口，跛脚的巨人不但不能稳步前行，还有随时摔跟头的危险。这是一次沉重的破题。群体性事件折射社会管理之难、农民工大潮暴露二元结构之困、物质丰裕遭遇道德建设之惑、利益多元带来群众诉求之杂……面对新的时代考验，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恐怕难以保持，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一次厚重的书写。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转型中国的斑驳底色中，我们面对的早已不是“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那张白纸。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回应新的历史挑战，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成为当代中国摆渡幸福彼岸的一道必答题。教育，民生之基，强国之本。刚刚走过的1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10年，也是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10年。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优先发展教育，着力改革创新，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正以国家意志的形态强力奏响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强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做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5年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做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伟大战略部署，并且首次将优先发展教育列为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而今，在党的十八大即将胜利召开之际，让我们回望过去10年间中国教育面貌的深刻变化——从基本实现“两基”到全面实现“两基”，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9.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12.4年，均超世界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2年的15%增长到2010年的26.5%，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人口数达到8200万，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梦想不再遥远！“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教育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教育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当时光老人的脚步行至2011年的初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中，再次强调优先发展教育。2010年6月21日，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是党中央总揽全局，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关键时刻，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政府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大幅提升是教育优先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纲要提出“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硬目标，宣告着党和政府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坚定决心。2010年7月，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隆重召开，中国教育迎来新的历史机遇。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新世纪的十年来，中国这艘巨轮，正以令世界震撼的速度全力加速前进，教育无疑是强力引擎之一。新世纪十年来，中国这棵大树，正以不断增长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教育无疑是最深的根。“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极大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有力推进了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推动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断道出了教育对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十六大以来，中国发展，气吞万里；教育发展，壮怀激烈。中国大发展造就教育大发展，教育大发展推动中国大发展。和谐之美，正是盛世之景。手握铅笔头、蓬乱的头发下面是一双充满求知渴望的大眼睛。这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影像瞬间。上个世纪末，安徽女孩苏明娟曾以“我要读书”的形象唤起了无数人的爱心，也激起了从政府到社会各界办好义务教育的决心。今天，无论家境如何，不管身处何地，像苏明娟那样的适龄孩子都能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做了3件大事：一是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办学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二是在全国城乡全面实施真正免费义务教育，1亿多适龄儿童少年上学不花钱成为现实。三是建立健全国家助学制度，保证学生不会因经济原因而中断学业。”温家宝总理的话言犹在耳，掷地有声。今天，中国可以对世界大声宣告：“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的宏伟目标已经实现。普及义务教育，对我国来说极其不易。到2000年，我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但是，当时在西部地区，实现“两基”的任务依然艰巨。2004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启动。2004年到2008年，我国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步实现免费义务教育。温暖的故事，从春天开始。2006年春季，西部贫困学生成为“两免一补”的受益者。2008年，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交费，和谐好社会。”一首民谣表达了百姓的心声。2008年至2011年，西部42个边远贫困县实现“两基”目标。这一阶段，我国义务教育实现了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不妨这样说，十六大以来，我国义务教育迈入巩固提高和全面普及的新阶段。十年，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达成一个历史性目标——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100%，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08%。全面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意味着什么？“将大大促进国民素质的提升，为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腾飞提供必备的人力资源。”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汪明说。可以印证的数据是，我国初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从1982年的24.87%，提高到2010年的61.75%，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5年，提高到2010年的9.5年。世界银行研究认为，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每增长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就可增加9%。“中国用22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的普及义务教育之路。这对于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来说，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世界对中国的评价！中国，把沉重的人口负担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完美转身。义务教育的普及，功不可没。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人才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教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相信：在教育规划纲要的引领下，教育事业必将再创辉煌，一定能为民族复兴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进入新世纪的这10年，我们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10年，中国教育普及水平持续提升，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这10年，中国教育保障条件不断改善、教育质量稳步提高、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度明显加大。10年时间，见证了中国政府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全面、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勇气、信心与智慧，也见证了中国教育发展的辉煌成就！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跨越，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昂首迈进。一、幸福是重要的民生诉求，幸福是新时期的时代命题2006年，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说时曾明确指出，要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2011年“六一”前夕，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幸福的童年。2011年，中国两会高度关注“幸福中国”。2011年9月，教育部“开学第一课”主题聚焦幸福。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再次汇聚成一个声音——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要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指数”。近年来，“幸福”正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一项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了“幸福城市”的建设目标。各级党政机构提出幸福口号已经成为趋势，“幸福”已形成共识。“幸福”这一词汇，正出现在地方党代会、人代会的文件中，以及党政主要官员的讲话中。江苏省江阴市，2006年6月，提出“幸福江阴”构想，是国内较早提出“幸福”的地区。2011年底北京市平谷区第四次党代会，提出十二五期间建设“幸福平谷”，并发布了“行动纲要”。宁夏2007年就提出了“幸福宁夏”的目标。2012年6月9日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努力建设幸福湖北”。在一些未明确使用“幸福”口号的省份，“幸福”也是官方及媒体热衷的词汇。在山东，曾多次举行以“幸福山东”为题的社会活动，有政府官员参加的主题研讨会也召开多次。今年的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新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示“让首都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我们欣喜地看到，“幸福”“让人民幸福”已经成为中央和地区各种文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词。2008年1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冒着严寒，顶着风雪，看望慰问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蒙洼蓄洪区干群时，在村民郑继超家，总书记应郑继超五岁小孙子郑博的请求，欣然为郑博题写了“幸福健康成长”的寄语。总书记为王家坝小朋友的题字内涵丰富，寓意深刻，这不仅是对蒙洼蓄洪区孩子的寄语，也是对所有孩子的祝福，更是对全体教育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怎么才能让所有的孩子幸福健康成长？越琢磨越感到教育工作者责任重大。在皖视察期间，胡锦涛还就教育发展问题提出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述，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总书记为王家坝小朋友题字的消息及在皖视察期间有关教育问题的重要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阜阳市广大教育工作者。阜阳市教育系统结合当地教育实际，对总书记为小朋友的题字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认为：前不久由朱小蔓等一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参与论证的“破解阜阳三大教育难题，实现阜阳教育均衡与崛起”课题，目的就是在阜阳市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营造公正、公平的优质教育环境，加快对这一课题的实施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幸福健康成长。目前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是不是减轻了？新课改实施后孩子们是否进入了轻松愉快的学习状态？……对照总书记的题词精神，我们感到任重道远。2008年1月16日，阜阳市教育局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题词和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通知要求：要结合阜阳教育工作实际，积极调整工作思路，完善工作举措，实现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以实际行动并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回报总书记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厚爱。要加大对贫困生、“留守儿童”、三残生和农民工子女的帮扶助学工作力度，高度关注贫困家庭子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给每个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让所有接受教育者共享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源于此，阜阳市铁路学校率先开展了幸福大课堂的整体课改试验。近几年来，阜阳市铁路学校主动推行幸福课堂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在“玩中学”，在“学中做”，打造特色学生活动，育“幸福之生”；着力创建一种幸福教育观念，让学习成为学生的幸福旅程、让教育成为教师的幸福生活、让学校成为师生的幸福家园。目前，在脚踏实地的努力中，学校已成为“人文精神的幸福校，素质教育的特色校，幸福成长的摇篮校”。学校的幸福课堂既是一种教育理想，也是一种教育实践，正朝着理想境界不断迈进，播洒着幸福，收获着希望，成了阜阳的“教育名片”！学校成绩的取得是值得肯定的。阜阳市铁路学校探索、走出的“幸福课堂”模式凸现了“教室是课堂，学校是课堂，家庭是课堂，社会是课堂，时时处处都是课堂，点点滴滴都是教育”的教育理念，致力于让教室、校园、家庭、社会都成为素质教育的舞台，让学生在学校、家庭、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为其终身幸福奠基、服务。这种探索与尝试，正是素质教育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生动体现，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学校具体实施中的鲜活个案。幸福课堂是素质教育的鲜活样本。课堂是育人的主战场，是培养孩子知识、技能、情感、习惯、价值取向的主战场。这就需要学校和老师们在不懈不怠、不停不滞、积极探索的基础上为‘幸福课堂’添加助力，竭力把‘幸福课堂’的成功模式再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小学是基础，好比盖大楼时根基上的第一块“砖”，这块“砖”，一要“宽”——要开足课程，扩大知识面，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二要“实”——要把孩子的基础知识打扎实、打牢固，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三要“厚”——要让孩子汲取的知识厚重、厚实，并非是专一的文化知识。学校不应让家长牵着鼻子走，去迎合家长偏重文化知识、应试教育的心态，而应去竭力弥补孩子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单一价值取向”上的缺失，要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服务。“幸福课堂”的教育需要汹涌澎湃的“情感”之水来不断地倾注，但是“汹涌澎湃的情感之水，必须沿着理智的幸福河道，自由的奔淌”。因此，学校和老师在孩子的培养方向上，要牢牢把握好“三向”。即一是“向上”：要把孩子培养成阳光的、积极的、进取的人，要把孩子的上升空间打开、成长通道打通，让他们健康幸福快乐成长；二是“向善”：要让孩子拥有正确的、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怀有爱心、善心，做善良人、诚信人，去善待别人；三是“向好”：要让孩子树立好目标、好理想，拥有好心态、好心情、好习惯，相信生活是美好的、前程是美好的。只要将孩子的“三向”把好了，孩子的终身幸福也就有方向了。二、追求幸福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何谓幸福？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它，但总能抽象出一些共性的东西和规律。比如，幸福是一种愉快的心情，即快乐；这种快乐必须是持续一段时间而不能是瞬间的，它来源于对生活现状的满足和生活的乐趣。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快乐不是单纯的享乐，而是以发展和进步为支撑的。真正的幸福是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个人与集体、主观与客观、眼前与长远的有机统一。如何理解幸福观？第六版《辞海》关于“幸福观”是这样解释的：“人们对幸福的认识和根本态度。人生观的组成部分。”我个人理解，幸福观具有以下一些特性。第一，全面性。幸福观不是由单一要素组成，既包括物质生活层面，也包括精神生活层面，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要素相关。倘若一个人很富有，但活得没有尊严、精神空虚、没有安全感，或者生活在一个严重污染的环境之中，那么幸福感就会缺失，很难说得上“幸福”。第二，时代性或递进性。幸福观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以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幸福生活一个重要的指数，老百姓认为那就是共产主义。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切对大多数人来说逐渐变成现实，自然就会被新的更高的目标替代。第三，差异性与主体性。生活、工作状态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城市规模越小，越重视“家庭和谐”；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居民更加重视“生活安全”“社会正义”等。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要突出主体性，也就是最广大人民的幸福观，要归纳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第四，政治属性和社会制度属性。在实行剥削制度、由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憧憬幸福，但很难真正体验到幸福。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富强、创造人民幸福生活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时期以来，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各方面建设都取得更大的成就，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所以谈幸福观不能抛开政治环境，社会制度。第五，文化属性。幸福观是一种心灵体验或感受，是一种理念，反映了国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反映了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因而具有文化属性。怎样树立幸福观？第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倡导积极向上的幸福观，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风尚，促进社会的和谐健康有序。第三，理性、辩证地看待，把个人幸福、家庭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相统一，眼前幸福与长远幸福相统一；将幸福的目标与实现幸福的手段统一，树立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理念。幸福观不但是认识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我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仍存在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要让广大人民有更多的幸福感，必须着力解决两大问题，即腐败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处理好相对应的两大关系，即干群关系、贫富关系，党员干部以及先富起来的人，应当在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上，起带头作用、积极作用。2000多年前的《尚书·洪范》讨论幸福问题时曾提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贵，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古人的五福标准未必能够解释现在的中国，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人们的幸福是有共同特征的。那就是：需要物质保障，如“富”；需要好的精神状态，如“康宁”；需要有价值追求，如“攸好德”。早在200多年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就提出，幸福与快乐最大化是人类的终极价值目标。上个世纪，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这两种观点分别从主观感受和客观标准两个方面对幸福作出了诠释。现代经济学认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幸福本身。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们都不能和幸福画等号，只有幸福本身才是最大、最宝贵的财富。20世纪70年代，不丹首先将“幸福指数”引进治国理念，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幸福指数”纳入国家发展目标。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幸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崇高价值及意义，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幸福为根本目的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繁荣和中国人民自由、民主、幸福而奋斗的历史。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盼，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奋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创造幸福生活和建设幸福社会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展现了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创造和享有幸福的美好愿景。“幸福”是科学发展的价值导向。民生问题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民生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的集中体现。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的目标就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追求幸福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幸福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在科学发展的新形势下，反映民生福利的“GDP含金量”“幸福指数”等新指标，正在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限度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尺。推进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说到底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建设“幸福社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最实际的诠释和体现。“幸福社会”是最终的目的，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开辟了湖北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境界，更加凸显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价值导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在当代社会的深入实践，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实现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就是要把民生幸福作为科学发展之本、和谐发展之基，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工作，像落实经济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务，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幸福社会”的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新要求。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加快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又是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预期明显增强的阶段。随着社会财富“蛋糕”越做越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不断提高，居民财富加速积累，将进一步带动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由过去的吃、穿、用为主向住、行、娱为主升级，老百姓在切实感受现代化带来变化的同时，将对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生态环境、公平正义、个人权益、安全状况等“幸福要素”提出新要求。建设“幸福社会”，正是对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居民消费从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出现新期待等阶段性特征的积极回应，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把握好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人民群众真正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三、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不断增加，有多项调查都显示，目前感到幸福的人占到七成以上。这样一个不俗的数字与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人们所熟知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幸福最先需要的是物质因素。在一个社会中，收入不高、囊中羞涩或者连肚子都填不饱的人，很难保持持续的幸福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首先保证了居民获得幸福的物质因素。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居民身体素质、寿命都得到提高。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物质资源极大丰富，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获得最大的物质享受。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提升，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些都是人们保持幸福的物质保障。近年来，国家作出了多项重大的民生改革，经济发展也使得更多的老百姓受益。国家通过各种举措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中央及各级政府通过强力调控房价，尤其是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使老百姓能够住有所居；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也在这几年内覆盖了多数人。民生政策解决了我国居民的后顾之忧，物质层面的不安全感逐步消失，相应的幸福指数都在提高。但是，有了这些物质保障就会永远幸福了吗？当然不能绝对这么说。从1960年到2010年，美国人的人均收入已经从2268美元到了40584美元，增长了17.89倍，而他们的幸福感指数怎样呢？是有所下降的，而且患抑郁症的人数是60年代的10倍。可见，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增长。据2012年9月29日央视报道，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百姓心声》对于基层民众“你幸福吗？”的调查采访使“幸福”成了媒体的热门词汇，引发当代中国人对幸福的深入思考。“你幸福吗？”一个简单的问句背后蕴含着一个普通中国人对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方方面面的感受和体会。最近，关于“幸福感”和“幸福指数”的调查和排名层出不穷，这些调查或来自官方、或来自学界、或来自企业，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当代的中国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伴随而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对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幸福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人产生了新的选择困惑和幸福困惑；当前世界各国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将注意力转向国民幸福问题，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经指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将提升国民的幸福感作为一项涉及民生的重要工作。今天重提中国人的幸福观，既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党和政府关注民生的新表现。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应该是中国政府一个比较新的发展理念，这个理念以前提得很少，但从2007年开始不断见诸我们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以及政策工作报告。政府和社会对这个方面的认识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它不光是一个民生建设和政策的问题，也涉及文化、心理、法制、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社会现在面临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也是政府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影响到中国人民的幸福感，这个问题不是体制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这个规律有人称之为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除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还有心理问题，也叫“3000美金的心理阈限”——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3000美金”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标志，我们中国进入现代化是2008年，正好人均GDP是3400美金，美国是1962年进入的，英国是1968年，法国是1972年。现代化问题出现的第一个标志是心理问题取代心血管疾病成为健康第一大杀手；第二个标志是社会身份认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前是衣食住行的小康水平的问题，在到了3000美金以后国家开始关注“我是谁”这样的身份问题，紧跟身份问题之后，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就会显现，国家间的竞争、国际人心的变化就会出来。美国在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大概花了15年的时间才把这个社会的心态变得理性和谐，中国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恰逢现代化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他成为第一个邀请心理学家做国策顾问的美国总统，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有29位心理学家顾问。所以利用心理科学来管理国家是美国总统的治国秘密，这是时代周刊2009年4月2日揭露出来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国家只请一些经济学家做顾问，这就是有偏差的地方。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近年来一直提倡创新理念。而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积极幸福的情况下才更易发挥创新思想，有积极幸福心绪的人才更有创意和思路，所以创新和幸福是未来政府发展的两个重要的智囊。我们中国下一步发展只能走幸福和创新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几十年现代化国家发展路径指出来的基本方向。200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幸福的经济学分析》，里面有一段话：“幸福是一种主观评价。经济发展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这种感觉来自充足的食品、清洁的用水、快捷的交通、便利的通信、多彩的生活等等。一般来说，发展比不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要更强一些。然而，面对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为什么还有人不满意，甚至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呢？从经济学角度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虽然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但经济发展对幸福的贡献却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即最初的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带来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会有新的期待，那么，继续发展经济能解决人们幸福感降低的问题吗？答案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但不能完全解决。因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不是单一的，除了物质财富，人们还追求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声誉、提升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拥有物质财富不等于实现了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如果这些非物质追求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感到失望，幸福感就会降低。另外，对人们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不是绝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而是一个人与别人特别是与熟人朋友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这些现象或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容易发生的。那么，解决的途径在哪里呢？首先，要认识到生产目的到底是什么。在一些地方，很多项目都是片面追求GDP。单纯追求GDP早就受到了人们的谴责。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写过《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他认为经济发展忽视了人们的公共目标，忽视了人们的幸福，转向了专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导致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的关心，对物的追求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注，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象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虽然有些地方GDP增加了，但很多GDP是没有效率的GDP，很多就业是没有效益的就业，因为这个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在这里工作的越多损失就越大。我们应当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次，还要注意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失衡。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结果是社会保障跟不上，教育医疗跟不上，人们缺少安全感，没有稳定的保障，幸福感会大大降低。因此，提升国民幸福感需要政府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物质丰富是幸福的基本保障，但它所能带来的幸福体验并不可持续，而会逐步减弱甚至消失。现实情况也告诉我们，很多收入颇丰的中产阶级甚至富裕阶层还往往比工薪阶层更容易“抑郁”。这当然不是因为“有钱”让人变得不幸，而是因为“不差钱”让物质丰富这样一个幸福增长点消失了。养活老婆孩子可以是工薪阶层的幸福来源，但高收入者显然并不能从这里得到满足感。同样，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了“不再差钱”的时候，他的居民幸福感就不能再靠经济发展、物质丰富带来多大地提高了。对于一个逐渐有钱的中国来讲，我们需要通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来寻找新的幸福增长点。我们看到蓝的天、白的云和干净的街道时能获得幸福，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开始转变方式，开始更多地关注环境保护，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看到公交车上小姑娘为老奶奶让座时、陌生人之间相互信任时感到幸福，所以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在有很多闲暇时光外出旅游、能够在琴棋书画中陶冶情操、获得快乐时感到幸福，所以我们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及文化产业，推进文化的繁荣昌盛；我们能够在社会正义得到伸张、自己的声音得到重视时感到幸福，所以我们在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幸福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步一步地推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幸福要可持续，也要有源头活水。在经济发展使得国家富强之后，我们通过民生建设使得百姓富裕；在物质丰富之后，我们通过科学发展观找到了更多的、可持续的幸福增长点。在当代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收入的人群都有他们的幸福增长点。低收入阶层和中西部山区的一些人可能还生活贫苦，所以我们还要稳住经济增长、推进区域协调、缩小贫富差距；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子女，上学可能还存在困难，我们要建更多的学校、促进教育公平。四、追求幸福的可持续发展“金钱买不到幸福，但确实带来了一种更令人愉悦的痛苦形式”，虽说这只是喜剧演员斯派克米利根的一句玩笑话，但他很清晰的写出了“中国人更富有了，却没变得更幸福”的状态。一方面，从1990年至今，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逐步深化，中国实际人均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翻了数倍。但另一方面，在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1ifornia)经济学教授理查德·A·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1in)汇总了几家权威机构对中国人幸福指数的调查后，他却发现在这20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明显上升。根据他的调查，在1990年到2010年间，中国人的幸福感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呈现一个“U”形。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到2005年前后，呈下降趋势，到2010年有所恢复，达到了略低于1990年的水平。一个稍早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人没有更幸福的观点。在2008年5月心理学期刊《幸福研究》刊登了一份调查，该调查涵盖了中国1990-2000年十年的数据，显示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里隐藏的悖论——中国人腰包越来越鼓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喜悦，相反，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却在降低：1990年时28%的中国人觉得自己“非常幸福”，而到了2000年，“非常幸福”的中国人比例降到了12%。而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1990年平均73%的中国人满意自己的生活，而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65%。这种下降遍布农村、城镇和几乎每个收入阶层。从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的“2012幸福城市市长论坛”上获悉，中西部地区受访居民的幸福感高于东部地区，选择“幸福”比例较高的前三个城市分别是拉萨、太原、合肥。上述结论来自“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连续六年对全国31人省、市、自治区的10万公众进行的调查统计。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里，以下十个省区选择幸福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分别是西藏、内蒙古、山东、天津、安徽、辽宁、黑龙江、江西、吉林、河南。2009年到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宁夏和新疆两省的幸福感呈明显上升趋势。据了解，“幸福感”评价体系将纳入2012至2013年度“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活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邹军介绍说，幸福感指标不关注GDP，也不关注各种资产投资，更关注各种公共服务的水平，更关注公共服务在城市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理查德·A·伊斯特林还发现了另一个趋势：即中国人的幸福指数20来年发生了巨大的分化。2007年，收入水平最低的三分之一中国人中，只有27%表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满意，这个数字与1990年的42%相比出现下降。收入水平最低的三分之一人口所反馈的健康状况也出现下降，这些人当中自称健康状况良好或很好的比例下降到了44%，在1990年时，这个数字是54%。其实这种“高收入者更幸福，低收入者更不幸福”的现象并不孤立，理查德·A·伊斯特林的研究中还发现中国的转型与中欧及东欧国家的转型，在若干方面存在相似性。中东欧国家的生活满意度数据，与中国相似：几乎所有处于转型期的国家，生活满意度最初都出现下降，随后又回升到了略低于转型前的水平。与幸福感变化的U形走向相伴随的，是出现失业、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以及随后这些现象一定程度的好转。“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135年前，列夫·托尔斯泰曾在《安娜·卡列妮娜》里这样描述。近些年，各种幸福指数相继发布，国家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指数、城市幸福指数……然而，幸福，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衡量？日前由北京大学携手中荷人寿保险公司发布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报告》把对幸福探究的目光对准了身边的普通人，绘出一份遍及全国20个城市居民的幸福地图。我们好奇究竟哪个城市的人感觉最幸福，但我们更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如此关注幸福？追求幸福的背后又彰显出哪些民生诉求？《报告》覆盖了全国一、二、三、四线共计20个城市，调研收集超过2000份样本量，最后结果显示：在各省市幸福感排名中，辽宁省居民生活最幸福，其次是天津市及山东省。“辽宁省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及社会保险能够带来的保障力度相较其他地区更有信心；而天津居民不论老少，均感觉生活幸福，是幸福感最无年龄差异的城市。”《报告》同时显示，北京居民在居住成本、物价水平、就业、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力度方面的评价很低，成为我国“幸福感洼地”。此外，上海市最“与众不同”：男性的幸福感普遍高于女性。在城市排名中，如烟台、丹东等体量不是很大的中小城市排在幸福感前列；性别上，女性相比男性感觉更幸福；普通人的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而年龄上，45岁以下的幸福感高于年长者，“中年人要承担更多赡养老人与抚育孩子的压力，这个结果同国际趋势是一致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幸福感的一面是人的生存状态，另一面则是对社会价值的认知，或者说是一种心态。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幸福感？哪些因素会拿走或增加幸福的砝码？调查显示，中国人增加幸福感的砝码非常一致，如“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成长”“良好的人际关系”等；而最不增加幸福感的则是“帮助他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人不是以个体方式存在，而是生活在家庭和人际之中的。“多少年过去，这种状况没有太大变化，家庭仍是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和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何建新认为，这种特征反映在生活里是中国人表现出的非常矛盾的价值取向，“对待他人中国人显得有些冷漠：不能扶老人，不愿募捐；但同时对亲人和朋友又非常充满温情。”“一些文明和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选择做义工，帮助他人是许多人一生都要从事的职业。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人都是自己，关心他人就是关心自己。”何建新表示，每个社会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开放与进步，中国人会慢慢通过全球化融合，逐步学习和补充这些元素，学会帮助他人。虽然20个城市居民幸福感受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身健康和未来的风险持担忧态度。从幸福感来源的评价来看，中国城市居民在财务及社会环境方面的幸福感偏低，说明中国城市居民有保障性依赖的倾向，有一定的不安全感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更有高达七成的被访者认为赡养老人的资金开支较大，近八成被访者认为目前子女教育的费用很高。“正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环境、个人发展预期、家庭财务收支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焦虑，一线城市处于幸福感的低谷。”何建新分析，二、三、四线城市生活得相对更坦然，也与这些城市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有关，比如人们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较低的通胀水平、相对合适的城市拥挤度等，都会让人心生满足感。“目前已经开始出现逃离一线城市的倾向，二、三、四线城市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城市居民在普遍享受着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福祉上升的同时，也在普遍承受着社会发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给自身的相对压力。“幸福是人类与生俱来思考的问题，所以关于幸福感的讨论并不陌生。但是最近几年开始不一样，对幸福的研究开始从哲学层面落实到国家具体行动的层面。”曾经， GDP数字的高低，一直被视为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但是，随着GDP代表的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人的生活感受之间产生反差，人们开始反思，是不是GDP这一衡量标准出了问题？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2008年2月，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决定设立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由国际三大知名经济学家担纲研究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最后出台的报告从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三方面，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DP），纠正GDP社会发展的误导。类似的反思和行动国内也在进行中。2011年开始，广东、山东、河南等地相继把提升人民幸福感写入“十二五”规划，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在中国，关注幸福感，提升幸福感是一种社会进步。多少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没有这个理念，只有一个发展的理念。发展主要是数量的概念，如果仅追求数量的增长，社会缺乏良好的理念、价值和方向，发展就会出现偏颇。“争取幸福”显然是个世界级的热门话题。2012年7月，英国首相卡梅隆在全英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国民幸福指数的调查，籍此作为提高国民幸福感的依据。在2010年3月，《纽约时报》甚至比对盖洛普的幸福感调查标准，找出了全美国“最幸福的美国人”。在中国，广东省也把建设“幸福广东”作为执政的主要议程之一。而随着2012年4月2日，联合国《第65/309号决议》开始生效。联合国大会也首次将“幸福”正式列入全球议事日程。“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充分反映人民的幸福安康”，决议这样写道。虽然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国人的“幸福”问题，也在着手改善。但和其它国家对比，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并不高：经过2005到2009年四年时间，汇总了155个国家和地区数千名受访者的数据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2010年对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指数排定了座次，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15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5位。在另一份联合国的统计中，中国略有进步。这份名为《全球幸福指数》的调查时间跨度在2005-2011年，在报告中，中国内地幸福指数不及5分（满分10分），在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排名第112位。据香港《文汇报》2010年07月16日报道，一项调查显示，以丹麦为首的4个北欧国家，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占头5位，原因是这些国家人民生活富足。中国大陆位列125，香港则排名81。“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2005至2009年间，访问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让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以1至10评分，得出“人生评估”幸福指数。指数高的人属“生活如意者”，其它则为“处身逆境者”及“饱受折磨者”。研究人员根据每国“生活如意者”所占百分比，得出排名。此外，受访者又被问及之前一日的幸福程度，如是否休息足够、受尊重、远离病痛及是否有益智消遣等，得出“每日体验”幸福指数。根据排名，头5个幸福地依次为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荷兰，它们不但地理位置邻近，而且都高度繁荣。盖洛普指出，这些国家的国民基本需要得到较大满足，所以比较幸福。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227个国家的经济数字，丹麦2009年的人均国家生产总值是3.6万美元，优于其它196国。但盖洛普又指出，国民收入虽和幸福有密切关联，但心理和社交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也是幸福关键，这正好从“每日体验”幸福指数反映。例如哥斯达黎加虽然国民收入不高，但在调查中排名第6，正是因为社交网络紧密，国民常常感幸福。该国的“每日体验”幸福指数为8.1，比丹麦还要高。幸福感与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关系非常微妙，一般说来，相对封闭、生活安逸的社会幸福感更强，但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意味着把人类的欲望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一份调查显示，由于相对落后封闭，不丹成为全球幸福感最强的国家之一；但是在电视、网络传入后，那里的幸福感下降了。传统的幸福感与现代化是矛盾的。现代人面临着在发展科学技术背景下，如何追求幸福的困惑。我们既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又要追求心灵的满足与幸福，这是现代人对生活中平衡二者矛盾提出的新要求。今天的幸福不再只是个人感受，而是正在变成社会的行动、国家的行动以及政策的导向，政策的制定正在谋求更多使人幸福的制度环境，包括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社会安全感和制度预期。“促进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价值多元化，现在的中国人都瞄准了金字塔上那个尖，从小孩教育就开始，好像没考上名牌大学就是人生的失败。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需要价值的多元化，让人生有不同的选择，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只要人类存在，幸福问题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古希腊哲学家说过，幸福是人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我认为现在这个观点也是适用的，只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适用。幸福是什么？从哲学意义上讲，幸福是人与自然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人与人进行物质、精神交往，而形成的协调与和谐状态。这其中包含着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和主客体关系的契合程度。从人的生物特性上讲，“想吃吃得好，想睡睡得香”，就是幸福；从人的社会特性上讲，“事情做得对，事业干得好”，就是幸福。老百姓的口头禅，平安是福，安居乐业、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这都蕴含着朴实而深刻的道理。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小康应该是幸福小康，在家庭标志上是殷实又温馨，在社会标志上是富裕又和谐。但现在又处在体制大转轨、利益大变动、社会大转型的时期，社会思想意识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同时也存在着烦躁、浮躁到焦躁的不良情绪，这是目前社会心理情绪的真实状况。外国有人说中国现在是“全民焦虑”，并不完全正确，但也有一点道理。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权利。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的现实的和终极的目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党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指导原则；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富民惠民政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集中体现。《宪法》里强调的尊重人权，本身就包含着尊重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等等。现在反复强调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也是在为人民群众追求幸福创造政策条件和社会条件。人生既是追求幸福之旅，也是克服苦难之旅。人生在世，在自然环境中会遇到很多不可抗力的地震、海啸、暴雨、泥石流等等灾害；在社会交往中还会碰上行骗、酒驾、巧取豪夺等等人祸，这些都会给人们造成不同程度的苦难和郁闷。幸福文化产业的目标就是帮助人们创造幸福和快乐，传播幸福和快乐，同时也帮助人们克服苦难和郁闷，这是积德向善的事情。作为媒体，我们应该从舆论上给予支持，帮助人们追求幸福、实现幸福，帮助人们化解灾难、化解矛盾，帮助人们消除郁闷、消除焦躁，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和责任。五、党的“十八大”为教育的创新发展注入新鲜活力过去的一个世纪跌宕起伏。中共这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成立91年来发生的变化，超出了外界的认识和想象。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到十八大召开前夕，党员人数已增至8200多万，相当于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出生地德国目前的总人口。中共成立之前，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五千年文明古国，在列强入侵下四五分裂，濒临崩溃。中共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继而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变革，一步步把中国带上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道路。经过三十多年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以来的快速发展，在外界的描述中，中国的“头衔”不断变化：从“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到“世界工厂”，全球金融危机后又增加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复苏的新引擎”“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等称号。历次中共党代会成为推动中国发展变化的“关节点”。“让人民幸福”，这确实是十六大以来十年探索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人向来是全部哲学的核心。共产主义的宏伟构想，正是为了“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就是让人复归到真正人的本质，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史无前例地解决了十几亿人口温饱问题和初步达到小康之后，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开启对自身的重新审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贫富差距在拉大；物质需求渐渐满足，但更高层次期待出现井喷；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对资源环境的透支难以为继；生活境遇有了巨大改变，但对公平正义的呼唤日益强烈。面对这样的挑战，如何更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论断，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发展伦理的深刻把握。“正义的增长”不仅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命题，更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的性质只有在保证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体现。这一个十年，7亿农民结束了二千六百年种田交税历史，两亿多农民工在远离乡村的城市找到了生活的新希望；全国范围内建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农业补贴资金规模从1亿元增加到1600多亿元，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广袤农村；全国98%以上的村委会实行直选，6亿农民直接参与基层群众自治。努力冲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多年困局，一个更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在希望的田野上。自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把“人民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为人民服务”更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宗旨信念。新世纪十年，我们对如何保证人民利益，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怎样为人民服务，有了与时俱进的探索。在这一个十年的壮阔实践中，“人民利益”，不仅有物质丰富的目标，更有公平正义的要求；“为人民服务”，不仅指向让群众共享成果，更包含让人民共治国家。这是我们党90多年来人民性本质的一以贯之，是为人民服务信念的历史跨越。这期间的种种风风雨雨、波折顿挫，都没有阻挡住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昂首前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10.7%，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也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年均增速，经济总量相继超越德国、日本，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由2002年的4.4%升至去年的10%左右，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20%，世界政经版图因此逐步改变。问题的价值在于激发理念，而理念的价值在于指引行动。时下的中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中国要在2020年，即建党100周年前夕，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十八大之后这段时间，尤为关键。目前，我们已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执政基础牢固，广为人民拥护，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方兴未艾，支持中国持续崛起的潜力巨大。但是另一方面，矛盾和困难也重重迭现，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权威研究表明中国接近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时代将会结束。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未取得真正突破。如何进一步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总结宝贵经验，开辟创新之途，把握住群众的愿望需求，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使大政方针更加顺应时代、符合民意、造福民众，是新时期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十八大是中国发展的新里程碑。十八大的召开，意味着中国乃至世界更大变革的新开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实践，回顾总结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对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战略部署。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八大宣示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五位一体”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不是凭空的理论创造，而是中共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邓小平首先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两个文明”建设，此后，中共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出后，中共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上重要日程。五年前的十七大上，中共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党的章程。“五位一体”的新布局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产生的，更加强调均衡、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这五大建设是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五大建设是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要“五位一体”地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第六大建设——党的建设，这是关键。执政党要首先把自身建设好，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领导干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否则，“五位一体”可能落空。党的十八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面总结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审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制定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适应时代前进要求、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必将转化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强大动力。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挑战，我国的基础教育依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从建设育强国的战略高度出发，适应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的新要求，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适应国内外教育发展的新趋势，适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更好地为实现我国的战略发展目标服务。教育必须紧紧抓住这个重要时期，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开拓创新，科学发展，力争成为中国在21世纪取得领先地位的强大引擎和不竭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重视学前教育，关心特殊教育。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到，“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就是要建设幸福的中国。这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执政为民的根本体现。这说明党中央更加关注全过人民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幸福指数，更加突出共建共享和保障民生的制度性安排，切实念好“衣食住行、业教保医”“八字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物质生活丰裕、人民精神愉悦、社会平安和谐、生态环境舒适的幸福家园，让全国人民生活得更加富裕、更加安全、更有保障、更有尊严！十八大提出的“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新观点，实际上是倡导一种幸福文化。现实社会呼唤幸福文化。有一首歌唱得好：众手浇开幸福花，丰盛叶茂靠大家。实现民生幸福，建设幸福中国，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全情投入，必将使幸福中国的愿景蓝图早日化作美好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改革成果令人瞩目，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但国民的快乐感与物质财富增长不同步。究其原因，客观上讲，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在经济转轨、体制转换、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我们面临的形势复杂、矛盾增多，碰到许多两难问题，不少还是新问题，尚无充足的处理经验，这些因素会引起人们的抱怨，降低人们的幸福感。一句话，精神财富相对缺失，幸福指数降低。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幸福文化来支撑，必须引导人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幸福文化，什么是主流文化。因为，生活本不是没有幸福，而是缺乏发现幸福的眼睛和感受幸福的心灵。研究幸福文化价值观，建立幸福文化产业体系，能够让幸福的概念具象化，让幸福看得见、摸得着、感得到。在当今社会，幸福文化是主流文化。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一种感受，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是一种持续的快乐和享受，是效用和欲望的比值，幸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健康、财富和情感是幸福的三要素，其中，健康是基础，财富是保障，情感是尊严，三者的和谐统一才能持续拥有幸福。幸福的最大特点，是其感受具有递减规律，所以幸福的需求需要不断地创新。幸福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而且幸福的需求呈现递进性。我们所倡导的幸福文化是通过一种文化氛围的营造，让人们知道拥有了财富之后应该怎样去享受幸福，让暂时窘迫的人知道在追求财富的路上怎样感知幸福。通过幸福文化的建设，告诉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幸福的生活才是有质量的生活。人人都需要幸福，人人都能得到幸福。当今中国，主流文化应该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主流文化，说到底就是幸福文化。一种文化欲成为主流文化，至少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必须体现人类最美好的诉求，体现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第二，它应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热衷；第三，具有现实可行性。如果将幸福文化作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文化，并结合时代对其注入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内涵，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又是对人民现实需要的满足，必定能产生较强的吸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必定能肩负起号召人民，凝聚人心，团结向前，促进社会和谐的光荣使命。幸福文化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的主流价值观。幸福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让人们追求幸福、传递幸福、分享幸福。其内涵是从民众的幸福出发开展文化活动，并以此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外延是将幸福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体来讲，将幸福文化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具有必然性。一是它经得起与其他价值观的比较，其地位是在竞争中获得的。二是将其作为主流价值观符合人本取向。人都希望活得快乐幸福，一切努力也是为了使自己获得快乐与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社会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人民的幸福来展开。三是将幸福文化价值观作为主流价值观具有目的上的直接性。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既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我国的经济得到平稳较快发展，人民的精神也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幸福则是检验满足程度的重要指标。幸福文化发展既需要舆论引导，也需要做大量具体工作。首先要将人民的幸福作为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大力宣传幸福、用健康的观念引导人民，营造幸福的社会氛围，鼓励人民追求幸福，大力倡导和积极推进幸福文化，让它深入人心。其次要抓紧构建幸福文化与产业体系。幸福文化依赖产业来推动。支撑幸福文化的幸福产业包括幸福文化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幸福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评价体系研究、发布、评估、幸福文化的传播、幸福教育、幸福公益等。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互相补充和相互推动的有机整体。通向未来的路线图上，路标鲜明清晰：2015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年奋斗不寻常，而今迈步从头越。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立足国情，完成使命，需要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党中央十年来治国理政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与启示。科学发展观是否落到实处，不仅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也是检验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块“试金石”。立足国情，完成使命，需要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令中国巨变的强大动力。如今，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打破利益垄断，推进结构调整，破除束缚经济活力的体制障碍需要以极大的勇气攻坚克难。立足国情，完成使命，需要继续改善民生——为百姓谋幸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使命。顺应13亿人的美好期待，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让更多人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这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世纪是饱含机遇的新征程——放眼全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各国在积聚实力谋求新一轮发展；综观国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雄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将继续提供强大动力……中国完全有条件再上新台阶。新世纪是充满挑战的新征程——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周边亦存在不安定因素。环顾国内，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不少民生难题有待进一步破解……前行之途依然艰辛。新世纪的10年，是一个不断推动国情演变的十年：从大幅提高扶贫标准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从城乡按照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到公民通过网络和媒体表达利益诉求，从博物馆、美术馆免费开放到推动文化产业从小到大……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走向协调发展的轨道。新世纪的10年，我们高举科学发展观旗帜，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科学发展观是把脉国情的治国方略，是顺应国情变化的治国之策。科学发展观的树立，让肩负着一项项使命的中国有了一条宽阔的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指引，让压缩时空的十年为全面建成小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年磨一剑。新世纪的10年课改，中国的素质教育，在这里完成了现实教育哲学的重大转向。人从不恰当的“工具”角色中解放出来，从高度整齐划一的工业化培养模式中解放出来，人作为目的而发展获得历史性突破。“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作为贯穿始终的一条思想主线，深刻地改变着学校教育的内涵。越来越多学校的办学立场，从只关心分数，到关心人的全面发展；从关心统一要求，到关心差异发展；从只关心强化训练，到关心人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新世纪的10年的摸爬滚打中，我们的教师深刻理解了“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他们开始研究学生，他们会思考每个知识点背后的思想方法是什么，他们开放自己的课堂，让孩子们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教师的理论视野被打开。他们从过去只关注形而下的具体问题，到关心各种理论阐述；他们中的很多人知道了除了讲授，还有许多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办法……教师的专业主体意识觉醒了。他们开始追问，教育是什么？教师是什么？教学是什么？学校是什么？他们开始打量，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教学？教师从执行者走向自觉的思想者，并将重新奠定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根基。新世纪的10年课改，中国基础教育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走过。新世纪的10年课改，学校的办学理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的思想观念获得了不可逆转的进步，“人”的价值与尊严问题，成为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课堂活跃起来了，学生更加自信，更加善于思考，更加喜欢学校，综合素质明显提高；教师更加眷顾学生的个性，更加开放接纳人的多元价值，更加关心人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场以追求人的尊严与幸福为终极价值的教育改革。它关系到两亿学生和千万教师的尊严与幸福，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复兴，一个大国的崛起。这个方向，将成为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一直追寻的目标。新世纪的10年课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着属于中国人的经验。作为行动者的价值，最终体现在那些宝贵的经验里，沉淀为一笔历史财富。已经成功的，会扎下根来，成为中国教育文化的一部分。如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历史性地改变了教师做研究的定位与价值取向，成为许多学校的基本制度，成为千万教师专业成长最重要的平台。对多样化教学方式的研究和认识，将会沉淀在一代教师身上，并作为代际财富传递下去。三级课程管理制度、发展性评价制度等，将成为中国未来的趋势性制度而得到继承和发展。当下看起来尚未成功的探索，并非毫无价值，从历史经验来看，它往往是一种铺垫和积累。选班走课的探索，综合素质评价的建立，中考与高考的改革，都是在为未来积淀经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永远是值得珍视的历史财富。中国教育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坐标点上，教育发展中的许多难点问题正“若冰之将释”，教育改革的制度效应也已“其叶蓁蓁”多点显现，一幅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画面正徐徐展开。我们的“幸福大课堂”积极倡导“幸福文化”：以人为本是幸福的灵魂，积极心理是幸福的支点，优良品德是幸福的先导，快乐有成是幸福的真谛，劳动是幸福的源泉，满足特需是幸福的天平，生命健康是幸福的本钱。这正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具体体现。幸福大课堂是传播幸福文化的崭新窗口，幸福大课堂是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创新举措，幸福大课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实践。中国的教育改革，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改革，它将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所指出的价值目标，也许需要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成。中国的教育改革，贵在不停步，贵在能反省，贵在用智慧。我们相信，任何一点小的努力，都可能使作为“基础”的教育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教育的改革，未来任重道远！峥嵘头角沧波里，不得风云志不休。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中国教育扬帆再起航！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质疑，但所有质疑都无法掩盖这一学说的思想光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剥削和压迫等一切不公正社会制度、实现全人类解放和幸福的学说，代表了整个进步人类的理想追求。不仅如此，共产主义学说还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在今天不仅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被证伪，恰恰相反，而是越来越被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所证实，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毕生从事浩繁精深、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以极端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对待自己的科学研究。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视；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用工人运动检验过，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尽管马克思逝世10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解释和说明。
　　马克思的科学研究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人们的实践能力及其所达到的结果，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及其社会形式。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创造新的生存方式、从使用石器过渡到使用金属工具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革会导致奴隶制度的社会后果。奴隶制是历史上最野蛮的剥削制度，但是在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下的条件下，它又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经过的社会形态，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社会。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铁器、牛耕以及新的耕作制度的出现，与自给自足的个体生产相适应，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在封建社会所积累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私有制社会的最高形式。把个体的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也正是凭借猛烈增长的社会化生产力最终战胜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在性质上是不能相容的，资本主义曾经用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不可避免地要发展为对准资本主义自己的武器，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建立在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是否以社会化生产力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最后的、根本的分界线。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而是从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即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认定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自发力量推动下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人类社会真正的理想境界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共产主义不仅要把人从私有制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要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形态。
　　他们指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造成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各民族的历史将转变为世界历史。单是大工业建立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而共产主义的实现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他们推论，共产主义不可能是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革命只能是世界性的革命。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主要的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
　　他们指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到那时，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他们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共产主义原则的普遍实行，民族国家将逐渐自行消亡。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与国家的消亡相联系的是阶级和阶级对立、旧的社会分工和城乡差别的逐步消除，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的逐步消除。“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是建立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运动的基础上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是指明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而不可能为历史的具体演进提供先验的模式、为未来社会规定具体的细节。但是，他们的论述无疑又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推论基础上的，具有令人折服的强大逻辑力量，显示出无可辩驳的科学性。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全球化及各种趋势性现象，就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描绘的情景惊人地一致。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除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时候，并没有排除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他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道路的分析，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列宁后来更明确强调，历史发展顺序和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否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应当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去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并没有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它完全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只不过是用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方法来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创造发展前提。
　　帝国主义时代特殊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使一批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世界上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改变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命运，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新型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受了兴衰成败的严峻考验。
　　邓小平同志充分估计到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一方面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道路是曲折的；另一方面又说，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的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
　　坚定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世界上有些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将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终极的社会制度。这只是一种梦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不可能也没有带来普遍繁荣和共同富裕，而是带来贫富两极分化，这种分化程度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日益加剧。科技的进步和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本可使机器取代人工，使人们减轻劳动强度、享有更多休闲时光，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创造的财富归机器所有者占有，多数人则面临被夺走工作岗位的压力。资本的贪婪本性和自由流动使世界变成一个大赌场，金融投机成为一种超级赚钱产业，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孕育着巨大风险。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制造着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给全世界带来大量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毒品、走私、暴力犯罪等困扰着各国政府，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还造成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基本生存条件之间也存在着对抗性矛盾，不改变这种生产方式，人类就没有前途。
　　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它同时是政治制度，西方国家的政治无论看上去多么民主，都改变不了资本统治的本质。在美国，金融寡头的贪婪无度酿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造成大量美国家庭破产，而且祸及全球。但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却被迫拿纳税人的钱注资救助那些大银行、大公司，危机过后也没有任何责任追究，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金融监管法案最后也无果而终，原因就在于这些金融资本掌握着美国经济的核心和命脉，“大到不能倒”。在世界上，美国从来就是把西式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捆绑输出的，给输出地国家和地区带来的是政治纷争不断、政局动荡不已、国家软弱涣散，这种状况最符合资本的需要，其背后则是“资本是政治的母乳，为资本服务是政府的天职”的资本主义逻辑。
　　一种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对抗性矛盾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不断地制造着对抗、危机、冲突甚至战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以攫取财富为唯一目的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把少数人和少数国家的富裕建立在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国家的贫困之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在生产着财富的同时也生产着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兴旺发达，不过是在为它被新事物取代铺平道路。
　　科学的结论应该是，当今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发展变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成长。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使人类迎来“地球村”时代，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充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工人阶级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将成为更加觉悟、更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日益发展完善，将为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准备日益完备的条件。气候变化、人类整体安全等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人们采取共同行动加以应对，进而实质性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都有理由让我们积极乐观地看待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一定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记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理想信念问题上，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土能浊河，而不能浊海；风能拔木，而不能拔山”。为着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我们就能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 人民日报 》（ 2016年04月06日 07 版）(责编：王吉全、文松辉)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