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911-1911-1810-2110-2110-2110-2110-2110-2110-21最新范文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41110被浏览1475638分享邀请回答16K46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3K47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280被浏览118740分享邀请回答1552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301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杨振宁-爱因斯坦对二十一世纪理论物理学的影响
杨振宁（Chen-Ning Franklin Yang，1922-）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中国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杨振宁出生不满周岁，父亲考取公费留美生赴美留学；杨振宁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字，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1938年，16岁的杨振宁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西南联大，1942年大学毕业后随即进入西南联大研究院，1944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1945年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9年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工作，1952年研究二维伊辛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同年与李政道合作研究关于相变的理论，1954年与R.L.密耳斯共同提出杨-密耳斯场理论，1956年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与李政道共同发现了弱相互作用中字称不守恒原理，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由此与李政道一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1959年继续与李政道合作进行高能中微子实验分析，年间二人合作进行关于W粒子的研究；1963年起任库兰特研究所管理委员会委员，1964年与吴大峻合作进行CP（宇称）不守恒分析；1966年起任纽约石溪州立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71年成为率先访华的美国科学家；1974年研究规范场的积分形式理论，1975年再次与吴大峻合作进行规范场与纤维丛关系的研究，年间与邹祖德合作进行高能碰撞理论研究；1980年获拉姆福德奖，1986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同年回中国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1993年获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1994年荣获美国费城富兰克林学院颁发之波维尔奖，1996年获玻戈留玻夫奖，1999年获昂萨格奖，2001年获费萨尔国王国际奖等殊荣，现任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基本粒子发展简史》等。　
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演说——继续献身现代科学：
陛下，殿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科学院对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我还要特别感谢卡尔格恩教授，他的引述和他引用的一段中文使我听了感到格外亲切。
诺贝尔奖是1901年设置的。就在同年发生了另一件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后来对我个人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有助于联系到我现在参加1957年诺贝尔盛会。承蒙诸位惠允，我将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个事件。
上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日益扩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冲击下，中国面临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的集点在于中国到底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然而，争论尚未得出结论，感情便代替了理智，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结伙办起了义和团，英文叫做Boxers，他们声称能以血肉之躯抵挡住现代武器的攻击。他们采取了盲目和不理智的举动反对在中国的西方人，并成为1900年欧洲多国和美国军队入侵北京的导火线。这就是义和团战争，一场野蛮杀戮和无耻掠夺的战争。归根结底，这个事件是由于在遭受到外部日益加深的压迫和内部日趋衰落腐败的情况下，自尊的中国人民愤怒而无奈情感的爆发所引起的。从历史上看，这一事件也一劳永逸地平息了关于中国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的争论。
那场战争于1901年结束，当时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有一款规定中国要向列强赔偿共约五亿盎司的白银，这在当时是笔惊人的数目。大约十年以后，作为典型的美国式的友善表示，美国决定把自己的那一份退还给中国，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由基金拨款筹建一所大学，就是清华大学，并为去美国深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是这两项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我父亲任清华大学教授，我就生长在这幽僻的、学术空气浓厚的清华园里，愉快地度过了我宁静的童年。这是绝大多数我这一代中国人不幸所不能享有的。后来在这同一所大学里，我受了二年极好的研究生教育，尔后又得到上述基金提供的奖学金，去美国继续深造。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和大家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深深地意识到，广义来说，我是既调和又抵触的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愿意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杨振宁演讲纪念爱因斯坦诞生125周年大会上的演讲——爱因斯坦对二十一世纪理论物理学的影响：　　
一百二十五年前爱因斯坦诞生于乌尔姆(Ulm)。今天受邀在此城市作关于爱因斯坦的演讲是我个人极大的荣誉。我很希望我能用德文来讲，可是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可能因为我的德文用字不当，会使你们听起来很费力。承蒙你们同意，我将用英文来讲。
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和牛顿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家。他的工作的特点是：深入、广阔、丰富和坚持不懈。二十世纪基础物理学三个伟大的概念上的革命，两个归功于他，而对另外一个，他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１．第一个革命：狭义相对论 (1905)
　　相对论这个名词，并不是爱因斯坦，而是庞加莱（Henri Poincar&，）发明的。庞加莱在1905年的前一年的一次演讲中讲道：
　　按照相对论原则，不论是对于一个移动的，或者是以均速运动的观察者来说，物理现象的定律应该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不能，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分辨我们是否在从事这样的运动。
这段讲话不仅提出了“相对论”这个名词，而且描绘出在哲学上绝对正确的、令人吃惊的洞察力。不过庞加莱并没有了解此想法在物理学中的全部含义。在同一演讲后面的段落显示出他没有能领悟“同时性”是相对的这个关键的和革命性的概念。
爱因斯坦也不是第一个写出下面这组极为重要的变换公式的人：
　　这是洛伦兹（Hendrik A.Lorentz，）早已提出来的。这个变换曾经，至今仍是，以洛伦兹的名字命名。可是洛伦兹也没有领悟“同时性”是相对的这个革命性的概念。他在1915年写道：
　　我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我墨守只有变量t可被看作是真正的时间，我的局部时间t'最多只被认为是一个辅助的数学量。
这就是说，洛伦兹懂了相对论的数学，可是没有懂其中的物理学，庞加莱则是懂了相对论的哲学，但也没有懂其中的物理学。
庞加莱是当时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洛伦兹则是当时一位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可是这个革命性的、反直观的发现，即“同时性”实际上是相对的，却有待于一位二十六岁的瑞士专利局职员爱因斯坦来完成。这个发现导致了物理学的革命。
这个革命还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带进了物理学，即对称的概念。对称今日已成为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中心主题之一，而且肯定将引导并决定二十一世纪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在本演讲的后面我们将回到这个概念。
２．第二个革命：广义相对论 (1916)
　　广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卓越和深奥的创造。就其原创性和胆识而言，我相信它在物理学史中是无与伦比的。广义相对论是由下述两方面所推动：等效原理以及在对称（或不变性）思想方面的有远见的发展。关于后者，爱因斯坦在其晚年《自述笔记》（Autobiographical Notes）中，写道：
　　……狭义相对论（洛伦兹变换下的定律的不变性）的基本要求太窄，即必须假定，定律的不变性对于四维连续域中坐标的非线性变换而言，也是相对的。
这发生在1908年。
可是要实现这个思想是艰难和缓慢的，它花了爱因斯坦八年之久。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爱因斯坦因而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
广义相对论已在二十世纪、而且还将在二十一世纪产生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它已导致几何学的巨大发展。它导出统一场论思想，而统一场论已成为基础物理学中迄今尚未完全解决的主要目标之一。它还导出现代宇宙论这门学科，这门学科肯定将成为二十一世纪重要的科学领域之一。
３．第三个革命：量子论()
　　量子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知识革命。这个革命开始于1900年普朗克（Ma
Planck, ）提出的大胆假设，即黑体辐射的发射和吸收是量子化的。然而这个大胆的假设以后的发展却极其困难，而且有时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1953年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beimer）在他的莱斯讲座中生动地描述了从1900到1927年为弄懂量子化思想的努力：
　　我们对原子物理的了解，即我们称之为原子系统的量子理论，源自世纪交替之时以及20年代时大量的综合和解析工作。那是一个异常大胆的时代。它不是某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它包括来自许多国家的科学家的合作，……
1924至1925年间，物理学中量子化的意义尚未被最后澄清，爱因斯坦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思想：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当时的物理学家对此都很惊诧和怀疑。而这个思想在最近几年中却已经成为基础物理中最热门的课题，并且可以指望它在未来会有神奇的用处。整个发展是爱因斯坦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又一个例子：他的洞察力远远超越他同时代的人。这是爱因斯坦天才的标志。
蓝佐斯(Cornelius
Lanczos)在《爱因斯坦的十年（）》(The
Einstein Decade[]) 中曾这样描述爱因斯坦在柏林当教授时的风格：
　　几乎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风格的魅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沃尔夫(Harry Woolf) 编辑的1979年庆祝爱因斯坦百年寿辰的文集上，维格纳（Eugene P.Wigner) 写道：
　　物理讨论使我们认识了爱因斯坦思考的明晰，他的坦率、谦逊以及讲解的技巧。
４．“着迷”于统一场论
　　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有一连串的助手。前面提过的沃尔夫编的文集中，爱因斯坦的助手之一荷夫曼(Banesh Hoffmann)
这样描述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们的关系：
　　他从未对我们采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感情上，他都使我们感到非常轻松自在。
请允许我在这里插进一些关于我个人的话题。当我在1949年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时，爱因斯坦已经退休。我们这些年轻物理学家对我们领域中这位传奇式的人物非常崇敬，但是很自然，我们都不敢去打扰他。不过在他对我和李政道1952年写的两篇关于相变的文章发生兴趣后，曾找过我一次。那次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在他那里呆了一个多小时。在他面前我很拘谨，并没有真正听懂他主要的想法，只知道他对于李和我阐明的液-气相变的麦克斯韦式的图很有兴趣。
我现在很懊悔从来没有和爱因斯坦一起合影，不过1954年秋天，我为我的儿子和他拍过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在我和米尔斯(Robert L.Mills)
已经写了非阿贝尔规范场那篇文章以后拍的。今天我很自然会问，如果那时我和他讨论了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他会有什么反应：他曾对相互作用的初始原理着迷多年，也许对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会有兴趣。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主要研究统一场论。他在创立了广义相对论以后就专注于这项研究。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不成功的，而且招来了广泛的批评，甚至是嘲笑。
举例来说，拉比(I.I.Rabi) 在前面已经提过的由沃尔夫编的文集中写道：
　　回想爱因斯坦从1903或1902年到1917年的成就，那是非凡多产的，极具创造性
，非常接近物理学，有惊人的洞察力。然后他去学习数学，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微分几何，他变了。
　　他的想法变了。他在物理学中那样重大的创见也变了。
　　拉比对不对？爱因斯坦有没有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来读一下爱因斯坦在他的《自述笔记》中写的，数学怎样会变得对他重要了：
　　在还是学生时我并不清楚，深奥的物理学基本原理和最复杂的数学方法的关系密切。只是在我独立地从事科学工作多年后，我才逐渐明白这一点。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寻找“物理学基本原理”的目标并没有变。改变的只是他探讨问题的方法。创立广义相对论的经验告诉他：
　　可是创立 (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蕴藏于数学之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纯粹推理可以掌握客观现实，这正是古人所梦想的。
爱因斯坦1933年的赫伯特斯潘塞演讲
　　爱因斯坦的目标始终是探索“物理学的基本原理”。1899年当他还是一个学生时他写信给米列娃(Mileva Mari, 他们后来在1903年结了婚)：
　　我还掉了亥姆霍兹文集。因为我没有读懂亥姆霍兹关于电动力学中最小作用原理那篇论文，现在再仔细重读赫兹的电力的传播。我越来越相信，现有的运动体的电动力学和现实不符，它是有可能以一种简单的形式来表示的。
他在二十岁时已经对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发生兴趣。而到1905年，他所注意的这个基本原理就成为物理学伟大的革命之一：狭义相对论！
今天来评价爱因斯坦对统一场论的执着，我们可以说他确是着了迷。可是这是个多么重要的迷，它为以后的理论研究指出了方向，它对基础物理学的影响将深入到二十一世纪。
　　更具体地讲，爱因斯坦曾一再强调的下列研究方向，直到现在物理学家们才真正认识它们的重要性：
(a) 物理学的几何学化
　　1934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的空间、以太和场的问题》(The problem of Space, Ether , and the Field in
Physics)一文中写道：
　　存在度规-引力和电-磁两种互相独立的空间结构，…我们相信，这两种场必须和一个统一的空间结构相对应。
在这里他已经直觉到电磁是一个“空间结构”。这个直觉促使凡尔（HermannWeyl, 1885至1955）在1918至1919年提出电磁学是一种规范理论，“规范”的意思是“量度”，是一个几何概念。爱因斯坦当时批评这个理论是非物理的。（下面我们还将回到这一点）。后来在1927至1929年间，福克(Vladimir A. Fock)、伦敦(Fritz
London)和凡尔本人修改了这个理论，在“规范”的指数中加了一个因子i=√-1，使规范成为“相位”，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几何理论。
这个新的规范理论在1954年被推广为非阿贝尔规范理论。自那时以来，非阿贝尔规范理论已经成为基本粒子物理中非常成功的标准模型的基础。从许多方面来看，非阿贝尔规范理论是一个尚未竞全功的统一场论，部份地圆了爱因斯坦的梦。
非阿贝尔规范理论的数学基础是一个称为纤维丛上的联络的几何结构。它和几何学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理由是它广泛地，在基础上用了对称的概念。
在前面我们曾提到，爱因斯坦靠了广泛的对称性创立了广义相对论。非阿贝尔规范理论也具有类似的、广泛的对称：用数学语言来说，广义相对论的对称在于正切丛，而非阿贝尔规范理论则在于以李群为基础的丛。
对称本来是一个纯粹的几何学概念。这个概念就这样成为基础物理学的基础。我曾用“对称支配相互作用”来描述这个发展。
(b) 自然定律的非线性化
　　爱因斯坦在他的《自述笔记》中写道：
　　真正的定律不会是线性的，也不能从线性定律导出。
　　广义相对论和非阿贝尔规范理论都是高度非线性的，这是高度对称的内在要求。
(c) 场的拓扑
爱因斯坦通过两个不同的途径将拓扑学引入了场论。第一个途径是在他创立宇宙学的时候，拓扑学立即作为他考虑对象的一个基本要素。第二个途径则比较不太为人所知，那就是前面已经提过的，他对凡尔早期的规范理论所持的异议。按照凡尔的理论，一根直尺在四维空间－时间中绕了一圈再回到原点，其长度将有改变。
爱因斯坦在他给凡尔早期文章之一所写的跋中对此提出异议：长度因此而有改变意味着不可能将直尺标准化，因此不可能有物理定律。
爱因斯坦的短跋具有爱因斯坦所特有的思考风格：直捣物理的核心。它给了凡尔的原始思想以致命的打击。只有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插入了因子
，将长度改变转换为相位改变之后，才救活了这个思想。
上述转换也消除了爱因斯坦原来的异议。可是相位改变是一个可以测量的量。如何测量呢？这就是由阿哈罗诺夫(Yakin Aharonov)和玻姆(David Bohm)两人在1959年提出的，有名的阿哈罗诺夫-玻姆实验。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爱因斯坦所写的跋。这个实验涉及到两股电子束流的干涉，它和爱因斯坦原来的跋中绕圈的几何相当。这是一个很难做的实验，外村彰(Tonomura)和他的共同工作者们在1986年左右出色地、定量地完成了这个实验。
阿哈罗诺夫-波姆实验示意图。中间是一个线圈，其中磁力线垂直于纸面。两边的电子束在屏蔽上产生干扰线。线的位置与磁通量有关。电子束不受到任何电力或磁力。
外村彰与合作者的实验
　　我要指出，这是首个实验，证明在电磁学中，拓扑十分重要。电磁场是阿贝尔规范理论。在非阿贝尔规范理论的未来发展中，拓扑肯定将起更重要的作用。
5．爱因斯坦的反思
　　爱因斯坦在研究工作中非常独立和执着。他的动力来自他对自然的强烈好奇心。在1931年的《我所看到的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一文中，爱因斯坦清楚地透露出来了他的力量的源泉。也就是说他清楚地透露出来了爱因斯坦之所以为爱因斯坦：
我们能有的最美妙的经验是神秘感。是这种原始的激情孕育了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
不论是谁，如果没有这激情，如果不再感到好奇和惊奋，那就和死去了一样，他的眼睛即失去了光明。这种神秘感，再渗入些恐惧，就形成了宗教。
认识到存在某些我们无法洞察的事物，认识到我们只了解最深的理论和最美丽的结构的皮毛，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信仰；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深深投入宗教的人。
在另一场合，爱因斯坦强调“品性”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在1935年一次纪念居里夫人的会上，他讲道：
领袖人物的道德素质，比纯粹的知识方面的成就，对于一代人和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似乎更为重要。
即使知识方面的成就，也取决于品性的崇高程度，而其所起的作用，比一般认为的要大得多。
在爱因斯坦诞生后一百二十五年，去世半个世纪的今天，他的思想依然左右着基础物理的前沿。他不仅深深地改变了我们对于空间、时间、运动、能量、光和力这些基本概念的了解，而且还继续以他的品性来激励我们：独立思考、无畏、不受拘束、富有创造力而执着。
杨振宁-读书教学40年：
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谈谈我个人读书、教学40年的经验。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的。合肥那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城市。我头6年在合肥的生活，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些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在那里面比较保险。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3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安庆（旧名怀宁）一家中学教数学。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就是从怀宁来的。相片1是我10个月的时候，父亲快要到美国去的前几天拍的。相片右边那个有窗户的房子，就是我们当时住的。相片3是两年以后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照的。左边第一位是吴有训先生。他后来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幸在5年以前去世了。他旁边一位叫做夏少平，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大清楚他是谁。我妈妈也不记得。再旁边一位是蔡翘，现在是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旁边是潘菽，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最右边的一位是我父亲。他在美国住了5年，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那5年间母亲和我一直在合肥居住。我4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3000个字。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我的家那时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弟姊妹。从我5岁那年起，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读书"。我记得很清楚，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1928年我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母亲带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三个人一块去厦门，因为父亲受聘做厦门大学数学教授。我这次看见父亲，事实上是等于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我背，我就都背出来了。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送了我一支钢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小学与中学
1928到1929年，我们住在厦门。相片4是在厦门鼓浪屿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3O多年以后，在1960年我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我弟弟翻出这张相片要他们带去。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厦门的一年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幸福的。厦门大学的校舍很漂亮。教授的住宅设备记得也很现代化，有抽水茅坑，对我是非常新鲜的。在厦门我进了比较现代的小学。我们教职员子弟都集中在一个小学念书。只有一位老师，姓汪，教学很认真。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不过，我的手工不太成功。记得有一次我用泥做了一只鸡，拿回家里给我父亲母亲看。他们说做得很好，"是一只藕吧？"
相片5也是那年照的。在厦门大学住了一年以后，我们在1929年秋天迁到那时的北平。我父亲到清华大学任数学系教授。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相片6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大门。
今天的清华大学是大大扩展了。校园的东面从前是平绥铁路。为了清华的扩大，平绥铁路向东转了半个大圈。清华在50年代、60年代初以及"文革"以后，为中国造就了很多的理工科技人才。相片31是解放后在园内照的。
1933年到1937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学上了4年中学。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家从北平搬回合肥。在合肥住了几个月，我进了省立六中。也是那几个月中我首次尝到被轰炸的滋味。后来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合肥人心惶惶。我们一家经过很复杂困难的途径，转换过好几种交通工具，经过汉口、香港、越南的海防，到了昆明。因为那时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要到那里去教书。
在1938年初到了昆明以后，我进了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那个时候辗转流离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所以教育部在那年的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我在念完高中二年级以后，就少念了一年，以同等学历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考进了西南联大。相片11是我当时的准考证。准考证号码很小，表示我很早就去报了名。
扎实的根基：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从1938年到1942年我念了4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相片12是一些教室。相片13是大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常常要跑警报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是非常良好的。那时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学校的教师都在联大教书，所以名教授很多。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不过因为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进西南联大报考的是化学系，但一进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物理系那时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经80多岁了。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也是80岁出头了。
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4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一般所用的教科书，是有名的老书。这个风气跟今天美国的风气不一样。那时候如果有一本书是好的话，是用上几年、几十年的。现在美国的教科书就好像汽车一样，两三年就要有新的式样。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先生现在住在台湾，在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兼课。他是在美国退休后，到台湾去的。他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我在1941年的秋天去找他。他答应收我为他的学生，给了我一本《ReviewsofModern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4做ModernAlgebraic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相片47是吴先生和我1982年合照的。
王竹溪先生于一月底在北京逝世，逝世时71岁，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我在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以后，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又念了两年，得到了硕士学位。为了写硕士论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那时他是很年轻的教授，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王先生指导之下，我写了一篇论文，是关于统计力学的。这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40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研究与风格
1944年至1945年之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1945年的夏天，动身到美国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商船或航线来往。所以我乘飞机先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等了3个月，等到了U．S．S．GeneralStewart上的空位。这种船叫LibertyShip（自由船），每艘载几千个在中、印、缅地区的美国兵回国去。船上留一二百个床位给非美国军队的人乘坐。我和一组清华留美同学，一共二十几个人，一同坐上了这样一艘运兵船。船舱非常挤，睡的床共有4层，每层只有两尺高。在床上不能坐起来。我们住在船最底下的"统舱"，里面有好几百人。周围都是美国兵。他们看见来了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以为可以赚一点钱，于是拿出牌来要和我们打扑克，幸亏我们没有人同意。
那时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整天说英语的人。我还清楚记得，很多话我都听不懂，到了美国后也没听见人讲过。到60年代美国讲"脏话"运动发生以后，我才懂得从前听见是些什么话。
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我特别佩服的三位是爱因斯坦（Einstein）、费密（Fermi）和狄拉克（Dirac）。他们都是20世纪的大物理学家。他们三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的风格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之中提出其精神，然后把这精神通过很简单但深入的想法，用数学方式表示出来。他们的文章是单刀直入，正中要害的。我比较不能欣赏海森堡（Heisenberg）的风格。海森堡是20世纪的一位大物理学家。他的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可是他的研究方法不是能引起我的共鸣的。
一般念文史的人，可能没有了解科学研究也有"风格"。大家知道每一个画家、音乐家、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也许有人会以为科学与文艺不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什么叫做风格？要讨论这一点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曾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1945年11月我到美国。在纽约上岸。花了两天买了西服、大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找费密。费密不但在基本物理上有重大的贡献，而且是主持造世界第一个原子堆的人。因为这是战时工作，所以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费密"失踪"了。可是我知道他失踪之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所以我到该校去问费密教授什么时候上课。使我非常惊讶而且非常失望的是，哥大物理系秘书竟未听说过有一个叫做费密的人。
后来我到普林斯顿去看我的一位老师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那时正在美国访问。张先生告诉我，费密打仗期间曾在洛斯阿拉漠斯（hosAlamos），听说他已经决定要到芝加哥去当教授。这就是我成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道理。
有血有肉的物理学：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我跟费密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在教授普通的课以外，还开了一门特别的课，讲授特别选出来的题目。我受他的影响很深。我接触很多的另一位是泰勒（Tellr）教授。大家知道，他后来被称为"氢气弹之父"。泰勒的物理学的一个特点，是他有许多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恐怕90％是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只需要10％是对的就行了。而且他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刚才我和大家提过，我跟吴大猷先生学了分子光谱学跟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体是推演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倒过来的方法。他要从物理的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换句话说，他着重的归纳法。我跟他接触多了后，渐渐了解到他的思考方法的好处。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现，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得到了博士学位，回想起来，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刚才已经提到过方法了：归纳法。方向呢？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我接触到一些最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最近这些年常常到中国访问，发现中国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之深的。有所谓"四大力学"。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很深的理论课。"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的。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单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不是活的。物理学需要有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很高兴的是，今天中国物理学教学的体制正在更改。我想，多增加一些不绝对严密的、注重归纳法的课程，对于学生会有很多的好处。
做实验的经验
我还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已深深感觉到，我对实验接触得太少。当时的愿望，是到芝加哥大学之后，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我本来计划跟费密做实验。可是那时候我是一个外国人，不能进到阿尔罔国立实验室（ArgonneNationalLaboratory）。而那时费密的实验室在阿尔罔，所以我的计划没有成功。后来费密介绍我到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实验室去工作。
当时，艾里逊的实验室要造一套40万电子伏的加速器。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他有五六个研究生跟他做，我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实验室的18至20个月的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好的影响。因为通过了这经验，我领略了做实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他们的困难，他们着急一些什么事情，他们考虑一些什么事情。换言之，我领略了他们的价值观。另外对我有重要作用的是，我发现到我动手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有个笑话，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
在做了18个月的工作以后，我的实验不太成功。这倒不完全是我的错误，因为那个题目是一个做不出来的题目。有一天，泰勒来找我。他问，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我说，对了。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我听了这话很失望，因为我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我说需要想一想。想了两天，决定接受他的建议。作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如释重负。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道理。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
我1948年夏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在芝大做了一年的教员（Instructor），1949年春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在美国社会中十分有名，因为他主持了战时制造原子弹的工作。1947年起他做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所长。那里理论物理人才济济。他来芝大演讲后，我去找泰勒及费密，说我希望到该研究所去做研究。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都替我写了。奥本海默很快就回信说他接受我去。然后，费密对我说，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不过不宜久居，因为里面研究的方向太理论化，容易变成形式主义，容易与实际的物理问题脱离关系，"有点像中古的修道院"。我是非常佩服费密的，所以他的话我深深记在心里头。他说，我应该去一年，然后回到芝加哥来。
1949年秋天，我到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只有约20位教授，都是知名学者。研究方向有数学、理论物理和历史。最有名的学者，当然是爱因斯坦。大家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学家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1949年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每天仍然到办公室去。我们年轻人不大愿意去攀谈，因为怕给他麻烦。有一天，他叫助手来找我去跟他谈谈，因为他看到我和李政道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统计力学的。他在年轻的时候所做的很多工作有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电磁学，一个是统计力学。所以他一直对统计力学很有兴趣。他找我去谈了不少时候。爱因斯坦那时讲的英文夹了许多德国字。我不懂德文，而我去看他的时候又很紧张，所以我跟他谈完出来后，别人问我爱因斯坦跟我说了些什么，我竟讲不清楚。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主要是一群年轻人经常讨论，经常辩论。当然也有剧烈的竞争。刚才我已讲过，费密曾建议我到普林斯顿一年以后回到芝加哥去。我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1950年初奥本海默聘我长期留在普林斯顿研究所。考虑了好久，我决定留下。倒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坚留，也不是忘记了费密的话，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date杜致礼（按：即日后的杨振宁夫人）。"date"，香港好像叫"拍拖"。她那时候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40年代末，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我和我同时的物理工作者很幸运，和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这个领域在50-70年代乃至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基本认识。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一个年轻的人，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假如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末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天，《生活》杂志要访问我，派了一位摄影师来照相。就在我的办公室里照了一张照片。当时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预印本"。我说搬掉再照，他说不要不要，就这样很好。结果照出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我不是。
跳出象牙塔：石溪纽约州大
我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统计力学跟粒子物理学中对称原理两方面。很幸运的，多年来，我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合作者。其在跟我合作得时间最长，最有成绩的是李政道跟吴大峻。李政道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大峻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有一位米尔斯（MillS），跟我合作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成果是很有意义的。他现在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
1965年初，我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托尔（Toll）教授打来的。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他说想来看我，我说很好。过两天，他来了，告诉我纽约州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已经接受了校长的位子，即将就任。他希望我到那边去做教授，帮助他把石溪建立成一所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的大学。考虑了几个星期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1966年夏天，离开了普林斯顿，到了石溪。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究所，是一个最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顿前后17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这个问题，从那时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问我。他们问走出了象牙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比如说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学就是。这些事业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我接受了石溪分校的聘请以后，托尔校长从纽约州申请到特别的计划，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请我主持。很幸运的，在其后17个年里头，直到今天，有过很多很杰出的人到我们研究所来做教授，研究员或者学生。狄拉克教授在1967年、1969年和后来访问过石溪好多次。他是我在中国做学生时已经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学家之一。所以他来我非常高兴。他现在已经80岁了。在我们研究所的杰出人员中，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一位来自南朝鲜的教授，叫做李昭辉。我最早认识他，是1960年前后他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来做研究员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深入的、直觉的物理见解，是杰出的年轻人才。1965年底，他已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正教授了。我请他到石溪来工作，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是我对石溪分校的贡献中很重要的一面。他在石溪从1966年到1973年这7年中间，作出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顶峰。1973年，费密实验室成立，请了他去做理论物理部门的主任。不幸的是，1977年他在一次撞车事件中被撞死了。这是物理学界一个很大的损失。
1971年夏天，美国跟中国冻结了多年的外交关系开始有一点解冻的迹象。我于7月间去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那时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学术界人士可说绝无仅有。为什么我着急要去呢？因为我看得出来，两个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在试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触，当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很怕这刚打开一道小缝的门在几个月之内又会再关闭起来。而我个人很想回到我26年没有看到过的祖国去看看，跟我的老师、朋友和亲戚们见面。在那以前，我曾经跟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妹在日内瓦和香港见过。不过我还有很多别的亲戚多年没有见到了。那年7月我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拿到签证，自巴黎乘法航飞到了上海。在中国的期间，我去了上海、合肥、北京和大寨。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个人情感上的感受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很荣幸会见了周总理。他问了我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回到美国以后我想我对于中国、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跟友谊。所以从那年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去访问。这些访问引导出我与中国好几个大学、研究所和研究员的学术合作，引导出石溪和中国几所大学的学术交流合同。
1982年9月我60岁了。古人叫耳顺之年。有机会回想了一下我念物理、做研究工作、做教师的经验，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的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幸运的，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又很幸运的，我能够有机会在象牙之塔内工作了17年，现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作了17年。回想一下，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应该继续努力。
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历史学家普遍地承认，在公元1400年前，中国的技术是胜于欧洲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是在明朝初，有有名的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记载。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郑和用过60条船，其中最长的船有440尺长，这样大的船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地方可以制造，西方的历史学家很长时间都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历史记载。一直到1962年，在南京发掘出一个舵的轴，这个轴是木头的，有36尺高，直径有1.25尺，这才使世界上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了解到中国的历史记载是可靠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时候有所谓四大发明，就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造纸。在17世纪初，英国有位大哲学家培根，他对欧洲以后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曾说过，当时并不知道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他知道这些发明对于人类的历史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他在一篇文章上讲，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个宗教派别、没有一个伟人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有这三个发明这么大。为什么呢？他说印刷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文学；火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战术；指南针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航海术。刚才我讲1400年的时候，中国的技术超过了西方，历史学家都同意。在那以前，亚洲与欧洲的科技交流是很困难的，有时是通过海路，有时是通过陆路，所谓丝绸之路。可是这许多交流的方向都是从亚洲传到欧洲。在那以后的200年，就是1400年到1600年，明朝的时候，这200年之间中国是大大地落后了。到了1600年前后，明朝的皇帝要请一些传教士从澳门把造火炮的技术引到北京来，这就代表在那200年之间，西方在技术的发展上已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在这200年之间欧洲受到了文艺复兴的影响，出现了很多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如达·芬奇、哥白尼、卡瑞、那皮尔、弗兰西斯·培根、伽利略、开普勒、哈维、笛卡尔等等，这许多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可以说是在欧洲创造出来了肥沃的土地，使得以后的近代科学可以在欧洲萌芽。可以说在这200年间，中国停滞不前，而欧洲是向前飞跃。这个飞跃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空气，产生了一个社会的体制，产生了一些学术的动向，使近代科学在17世纪首先从欧洲开始了。
1687年，牛顿出版了他的《数学原理》。因为牛顿的书第一次使人类了解到原来自然界的很多现象是可以用准确的数学语言描述，能够规律化、能够预测的，我们也可以说牛顿的书第一次使人类知道自然界的事情是符合准确的规律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而这个精神，这个了解，经过几百年发扬光大就产生了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的产生直接影响了世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影响了人类与环境之间不可逆转的新的关系，所以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个贡献。
牛顿的书出版以前的80年，那就是1607年，明朝的末年，中国已经有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翻译。这是科学史上一件有名的事情。上海人徐光启跟一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他们两人在1607年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头六章。我们今天所用的几个数学名词，像"几何"就是徐光启发明的。如果你看一下《几何原本》，你就会深深地敬仰这些西方的科学家对中国有多么大的影响。我只举一个例子：徐光启在一篇文章里推荐《几何原本》原理的方法时说：似至晦，实则明；似至繁，实则简；似至难，实则易。就是看起来很隐晦，实际上非常容易懂；看起来很繁琐，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看上去是很难的，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他确实体会到了科学的真谛。
到了1840年，英国用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清朝的朝廷才感到有必要了解一些西方新的知识，所以到1862年就设立了所谓"同文馆"，就是翻译馆或编译馆，把西方的书籍翻译成中文。又过了5年，到1867年，这个同文馆又设立了天文、数学馆，翻译天文和数学。可是都受到了阻力。如当时的大学士倭仁就讲过：且闻治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意思是说西方那些东西只是技艺而已，不是真正最重要的思想方面的发展。那时候觉得科技只是奇技淫巧，只是雕虫小技无关大局的。又比如大学者、大书法家俞樾讲，我们应该以拙制巧。他认为西方的科学不过是巧而已，而我们是正宗的、深厚的，可以抵制西方的巧。这种观念当时非常盛行。我再举一个例子：1872年，清朝的朝廷决定开始派留学生，他们就派30个幼童到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特镇去上学，以后每年派30个学生。可是到了1876年，这件事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所以在1881年清朝政府就把所有这些留学生给召回了。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受到这许多凌辱，中国人产生了一些自卑感，这自卑感还不仅限于中国人，日本人也有。
如果你去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文献的话，你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奇谈怪论，都是因为受到了自卑感的影响。一种奇谈怪论叫作种族退化论。另外一个奇谈怪论叫作取消汉字汉语论，认为中国人所以不能做近代科学的原因是汉字汉语。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发生几个惨痛的事情：一个是甲午战争；一个是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时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可以说这些惨痛的经验最终使中国觉醒了。所以从1900年开始，中国才开始正式地、渐渐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科技。其中有三件事可以认为有划时代的影响：一是1898年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这是在中国第一次设立了一个大学，所教的东西比较全面，包括了现代的科学。二是1905年清朝最后废除科举，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年轻人不能向视野广阔的方向发展他们的才能。三是1896年到1898年间，清朝开始派学生到日本去留学，到欧洲、到美国去留学稍微晚一点。可是这个门一开以后，立刻就开得很大，跟1872年那一次不一样。到1907年，据现在统计去日本的留学生有1万人。
这些留学生，他们在国内没有接触近代科技，他们到国外上学的时候，也不顾修硕士和博士的学位，只是念了学士的学位就回来，他们回来以后很多人做了教师。他们是真正把近代的科技大规模引进中国的第一代人。由他们训练出来的第二代学生在国内就可以接触到一些近代的科技知识，这些人出国以后就有很多人读了博士学位。
我们可以说两代人从1900年开始就把先进的近代科技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了。
不过到了1950年，20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引进了一些科技，可是科技在中国还不能认为已本土化。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训练的科技人才虽然有，可是数目还是太少。引进的科技的方向虽然有，可是不够广，而且没有工业基础支持尖端的试验工作。同时1900年到1950年这50年之间中国社会有种种的动荡，这些运动使需要稳定环境的科技研究不能蓬勃发展。可以说1900年至1950年这50年之间，中国开始引进了近代的科技，可是还没有达到科技本土化这个目标。
从1950年到今天这40年时间，新中国通过人才的训练，通过科研机构的建立，通过工业的发展，可以进近代的科技在中国本土化了。如果你需要证明的话，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中国在近代科技方面近年有了哪些惊人的发展。
反应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近代科技，在美国是1942年第一个建造的，这个反应堆是费米教授主持的。费米教授当时参加了美国战时的工作，后来他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是我的导师。中国在1956年建了第一个反应堆，是通过苏联的帮助设立的。原子弹在美国第一个炸出来的，是在1945年，在中国是1964年。氢气弹在美国是1952年，从原子弹到氢弹共花了7年时间；中国氢气弹是1967年，从原子弹到氢弹只花了两年零8个月时间；中国氢气弹的窍门是两个人想出来的：一位叫邓稼先，一位叫于敏。中国只花了两年零八个月解决了无数的技术问题，而且想出来这个窍门，当时大大引起震惊，因为法国还没有做出来，法国前后用了8年时间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国卫星上天是1971年，这又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科技成就，中国的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每一个做出来都使得世界的科技界震惊。
如果总结一下刚才我所讲的几个时代，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公元1400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是领先的；1400年至1600年是举步不前的；1600年至1900年是极端抗拒新科技的引入；1900年至1950年是以两三代的速度就引进了西方很多的科学；1950年至2000年，中国已经加入世界先进的科学国家之间的竞争。
那么，有人问，到21世纪会发生什么现象？要想预测未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一个长远的社会动态通常都有很深的很长远的因素。我个人认为，以下的几个长远的因素是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有辉煌的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是需要有聪明的年轻人，有头脑做科学研究；第二是需要有重视纪律、重视忍耐心、重视勤奋的社会传统；第三要有决心；第四要有经济条件。我认为这四项在21世纪中国都会具备的。当然有人讲，你讲得太简单了，中国将有许许多多问题，会有政治动乱，有接班人问题、政治体制问题、贫富不均问题、外交问题，简直数不清的问题。
不错，不错，这些问题都会发生，可是我们看看20世纪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世纪是中国以极高的速度从零开始达到一个把近代科技本土化了的局面。这样一个发展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出现的呢？是经过两次大革命，经过了无数次的内战，经过了日本的侵略，经过了种种的困难，经济的困难、外交的困难，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并没有阻挡中国20世纪科技的蓬勃发展。为什么？因为科技的发展所需要的原来很简单，只是我刚才所讲的四个条件，只要有人才、有纪律、有决心、有经济的支持，中国在20世纪里有前三者，到了21世纪我认为将四者具备，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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