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尓诺毛氏范可尼综合症症是什么病

|版面-人物(People)主题:走进毛氏家庭(全文) &&鲁豫:《鲁豫有约》开播两年以来,采访过很多和毛泽东有关的人,几乎所有的嘉宾在谈起毛泽东的时候总会非常激动。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鲁豫有约》特别采访了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儿媳刘松林和邵华。通过她们的讲述,我了解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父亲的很多故事。 毛泽东一生10个孩子,如今健在的只有三位,分别是与第一任夫人杨开慧生的二儿子毛岸青,与第二任夫人贺子珍生的三女儿李敏,以及与第三人夫人江青生的女儿李讷。 此外,毛岸英的太太刘松林,毛岸青的太太邵华,现在也都健在,两位太太是亲姐妹。刘松林在丈夫毛岸英阵亡后改嫁他人。 毛泽东生子全部在战争年代,除了江青的女儿李讷,其他子女很小就离开了父亲。 李敏是贺子珍与毛泽东6个孩子中唯一一个长大成人的;1938年,李敏出生在延安,由于出生时体重严重偏轻,邓颖超便叫她“娇娇”。毛娇娇在延安保育院度过婴儿期,3岁时就被送往苏联;因此,父亲毛泽东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印象。 鲁豫:那个时候你也没有印象爸爸是谁? 李敏:没有。 记者:我记得有个故事,毛岸青当时告诉你,说那个画像上的人是我爸爸,也是你爸爸。那个时候,您还不知道? 李敏:不知道。我妈妈不允许我说我是姓“毛”,以后我慢慢就对爸爸淡忘了。淡忘了以后呢,我哥跟我说,问我那是谁,我说是“中国领袖毛泽东”。他说:“他是我们什么人?”我后来我就说:“不知道。”他说:“他是我们的爸爸!”后来我就笑他,我说:“你糊涂了,领袖怎么能称说‘爸爸’呢!”还笑我哥哥呢。一直到我47年回到哈尔滨以后,人家跟我说,我才相信我有爸爸。 鲁豫:那个时候,对领袖毛泽东,您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李敏:是尊敬的一种感情。 鲁豫:就和看到斯大林——马恩列斯——跟看到他们的画像是一样感情? 李敏:对。 194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夫妇去(前)苏联治伤,在这里他们看到了生活凄苦的贺子珍、李敏和毛岸青,随即带她们回国,而这时李敏已经是9岁的姑娘了。 鲁豫:李敏今年66岁,身体不太好,她告诉我,因为服用了治疗心脏的药物,所以她的舌头有一些发麻,说话的时候不太灵活。李敏讲话很简短,很直白,她愿意多讲一些故事,但是不愿意多做评论。 鲁豫:这个时候,您知道毛泽东是您的父亲了吗? 李敏:那时候,人家不叫“贺娇娇”了,叫“毛娇娇”。毛娇娇以后,我就听人说我爸爸的名字。我还是不太相信。 鲁豫:有没有问妈妈? 李敏:问她不吭气。 鲁豫:你有没有敏感地觉得,她不说,可能说明就是! 李敏:对,有这个感觉,她不否认。 鲁豫:很高兴吗,对你来说?特别意外,特别惊喜,还是什么样的感觉? 李敏:稀奇。 鲁豫:就是觉得哎呀,原来伟大领袖,别人都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他是我的爸爸,还是那种觉得很新鲜很好奇的感觉? 李敏:不像大人突然间高兴,不是那样的。就是觉得很新鲜。 鲁豫:那个时候主要是在,比如房间里,在什么地方,再看到毛主席的画像是什么心情? 李敏:还是一样,尊敬的那种感情,和爸爸那个相片不一样。现在不一样,现在看了就是想是自己的爸爸。那时候不是。那时候还是领袖的感觉。那时候,我妈妈还是提得比较少。 毛娇娇回国后,在哈尔滨住下。为了求证毛泽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只会说俄语的毛娇娇,便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很快就给予了回复,并且信中确认自己就是她想念的父亲。两年后,毛娇娇不得不与母亲作别,被带上北京香山,住进父亲临时下榻的双清别墅。 鲁豫:你知道自己要去北京见父亲吗? 李敏:知道。 鲁豫:心情是有点害怕,有点兴奋,还是什么? 李敏:不是害怕,就是稀奇,要去见爸爸。就是一种会对我好还是不好,就这种心情。 鲁豫:妈妈跟你一块去了吗? 李敏:妈妈不能。 鲁豫:那有点伤心了,妈妈不能去。 李敏:也不是太伤心觉得孤单单地这种心情,因为我和二哥一块来的。 鲁豫:妈妈怎么跟你交待的呢?她不能跟你一块去,总会跟你交待一些话,到北京怎么怎么样。 李敏:她就是说,不要调皮,不要惹爸爸生气,要听话。 鲁豫:这第一面您肯定忘不了? 李敏:对。 鲁豫:当时他什么样子? 李敏:很和善。 记者:是不是觉得很高大? 李敏:对。 鲁豫:他说什么? 李敏:他说:“娇娇,回来了?” 鲁豫:您呢?您说什么? 李敏:我就叫他“爸爸”,我和哥哥一块叫“爸爸”。后来他让我们坐下来以后,正好到了中午该吃中午饭,让我们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菜,就问他“这什么菜”,他说是田鸡。我说“什么田鸡”,他说“田里的鸡”,因为他怕我不吃,以后就说“田鸡”,我后来才吃了。 鲁豫:您觉得那时候有没有一点点陌生感? 李敏:刚开始叫“爸爸”的时候有一点拘束,但是还是叫了。因为我长了这么大没叫过“爸爸”,第一次叫了“爸爸”,我和2哥一块,毛岸青,我二哥,都叫“爸爸”,都拘谨的。爸爸很慈善的,叫我们坐下,聊我们走多长时间。 鲁豫:第一面,您觉得生活当中的爸爸,跟在画片上画像上看到的一样吗? 李敏:一样。 鲁豫:觉得这个人和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 李敏:对,一模一样。 鲁豫:现在终于能够相信照片上的人就是爸爸? 李:对。 在苏联时,贺子珍一直是让女儿跟着自己姓贺;而到了北京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给贺娇娇改名,但他最终没让这个孩子姓“毛”。 他依照少年时代万分崇拜的先哲孔丘之语,给贺娇娇起名“敏”。因为江青的女儿已经取名为“讷”,而孔丘对君子标准的箴言是:“讷于言而敏于行。”加之毛泽东与胡宗南回旋陕北时,化名“李得胜”,贺娇娇的名字便由此改作“李敏”。从1963年开始,李敏与父亲在中南海度过14年的光阴。 鲁豫:毛泽东有四个女儿,除了李敏和李娜以外,他对两个儿媳刘松林和邵华也视如己出。刘松林和邵华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分别嫁给了毛爱英和毛爱青。不过她们和毛泽东的接触,并不是从嫁进毛家门以后才开始的。 刘松林和邵华是毛泽东的两位儿媳,而这两人又是同母异父的亲姐妹。刘松林的父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1931年被韩复榘处决时,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母亲张文秋是省委妇女部长兼机要秘书。 1937年,刘松林随母亲来到延安。第2年春节,刘松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鲁豫:见到毛泽东的时候,第一次在延安? 刘松林:第一次在延安。我很小,大概六七岁。那时候演话剧,我做一个小演员。那个剧是小弃儿,就是写一对地下工作的父母,被捕了,他们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就成了孤儿了,没有人管了。我就演那个孤儿。我记得演完以后,主席又让重演一遍。就是那一幕,最后那一段又让重演。我就又演了一遍。演了一遍以后下来,就把我带到主席跟前。我现在记得,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高高的叔叔,很耐心地问我“叫什么”,“你妈妈叫什么”,“在什么地方工作”。那是第一次见到主席。我想我那一次演,大概演得比较好,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母亲在上海,我们去劳动,说妈妈要回不来了,要被人抓走了,千万不要离这个地方太远,会有人来找你的。所以我就老有一个现在想起来的精神负担,小孩受不了什么精神负担,就怕,就有一种恐惧,怕妈妈哪一天走了。到演的时候,可能就把那个带出来了,那种真的恐惧又感受到了。我现在这么想,所以那个我想演得反正比较动感情一些。 鲁豫:那次见主席,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刘松林:后来知道了。当时他就要我给他做干闺女,让我叫他“爸爸”,我就叫了一声“爸爸”。事情过后,就是我跟毛岸英认识以后,我才意识到,毛岸英讲到他们两兄弟在上海当流浪儿,杨开慧牺牲以后,我才意识到,主席看到这个话剧的时候,那是38年毛岸英他们在上海流浪刚刚被找到,送到苏联去了。他肯定想起他那两个儿子在上海流浪的这段经历,所以他也很动情。这就我第一次见他。 1938年初,张文秋与只有一条右腿的第115师留守处政治部主任陈振亚结婚,那一年的秋天,邵华呱呱坠地。 第2年夏天,共产党派陈振亚去苏联安装假肢,但飞机在乌鲁木齐加油时,被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扣留软禁。 盛世才上将是苏共党员,但他却对中共对新疆的渗透大为不满。 1942年春天,陈振亚从桥上跌入河中,摔成重伤,救治过程中被毒死。不久,160名中共党员被投入监狱,张文秋和两个女儿也在其中。 邵华:正式抓到监狱里的时候是1943年,那个时候,我已经4岁多了。但是我们还有些小弟弟,妹妹,是在监狱里头怀着进去出生的。那当然可想而知,新疆又那么冷,监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头呢,我们的长辈,也就是这些阿姨,奶奶们,她们就主动地担任教育我们这些孩子。没有纸,没有笔,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就是利用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然后拿树棍在地上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我的印象很深的,首先教我们写的就是“毛主席”,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会的第一个字,看到的第一张照片是毛主席。当她们教育我们的时候,就偷偷地把照片展示给我们看——“这是谁?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最热爱的人”——给我们看这些大胡子的爷爷,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是吧,那都是大胡子爷爷……所以我们这个信念是从几岁的时候在监狱里就奠定了。 …… …… 鲁豫:我听邵华说,当时在监狱的时候,你们还偷偷带了一张他们的相片,毛泽东的相片? 刘松林:好像有。 鲁豫:那藏在哪了?被敌人发现了可不得了! 刘松林:我不太清楚我妈妈怎么弄的。反正有的时候,你像小妹妹什么都很小,我,还有在监狱里头还有其他的阿姨她们还生了好多孩子,生了不少,生了好几个,有五六个,所以遇到比较紧张的时候,她们就把那个重要的东西,相片什么,就放在那些小孩的尿布里头,藏起来,这样可能保存下来一些。 鲁豫:对他的印象反而是在离他很远,在新疆监狱的时候形成的? 刘松林:平常老说要回延安,争取集体释放,集体回延安。这个时候就老提到“毛泽东”,老提到“毛泽东”就是怕把我禁闭起来怕我瞎说了,说“不要说”。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搞清楚,那个叔叔就是毛泽东。 1946年,蒋中正委派张治中上将出任西北行辕主任,新疆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久,129位虎口余生的中共党员获释,张文秋与两个女儿回到延安。而当刘松林在8年之后再次见到干爹毛泽东时,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 鲁豫:再见到毛泽东,是被从监狱里放出来回到延安? 刘松林:我记得是在延安党校,大家在一起说“毛主席来了”,都涌上去,我们100多人,加上孩子,120多个,都涌上去。涌上去以后,围着主席就一一握手。后来握到我妈妈那儿了,他就问我妈妈,说:“那我的女儿呢?我的干女儿呢?”后来我妈妈说:“那不在那吗!”其实我就在主席身边。主席看到我,说:“哎哟,长这么大了!”那时候就已经和现在差不多高了。 鲁豫:您再见主席,还是叫“爸爸”吗? 刘松林:叫“爸爸”,再见到就叫。 鲁豫:这次的印象,跟第一次在后台见到的,完全不一样? 刘松林:这一次好像感情也不是很一样的。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叔叔,一个伯伯,看戏,看我在演出,就这些。这次看到主席觉得很亲切了,就是在新疆看了那么多的中国的党是什么样,就多了一种感情。 邵华:当我们回到延安的时候,那个场面,虽然我那时候才有8岁,但是我至今记忆犹新。听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心目中早就有毛主席的偶像存在,毛主席的画像我们也早就认识,所以呢,真是特别激动。然后毛主席接见的时候,我们都拍着长队,就是跟爸爸妈妈们一块排着长队迎接毛主席。毛主席挨个跟每一个人握手,握到我们小孩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激动。握完了之后,我们觉得这一双手是那么温暖,盼望了那么久的一双手。所以觉得一次不够,像我和另外一个小弟弟,我们叫“新军”了,是另外一个阿姨的孩子,我们两个人也可以说岁数比较大也比较淘气,所以我们赶快跑到后头,第2次排队,第2次和毛主席握手。这是我第一次,也就是1946年回到延安的时候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这个形象不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树立起来的,而是在监狱里4年的铁窗生活中间就在我们心目中就树立起来了。 尽管还是孩子,但心目之中,毛泽东的形象已如领袖般树立;那时的刘松林和邵华姐妹怕是没有想到,日后会双双成为领袖的儿媳,成为备受关注的毛家人。 鲁豫:两年前李敏撰写了《我和父亲毛泽东》这本书,在书中讲述了小的时候和爸爸的一些接触。从书中我发现,李敏从小就是一个很内向,很早熟,很懂事的孩子,她的成长和一般的老百姓家庭的孩子没什么差别,在那个艰苦的年月里没有太多的物质享受。而从小生长在毛泽东这个特殊的家庭里,李敏又有着一般的孩子所没有的苦恼。 建国前夕,李敏回到毛泽东身边,首先要恢复汉语能力,其次是与江青妈妈培养感情。江青1937年抵达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与44岁的毛泽东产生爱情。第2年冬天,24岁的江青和46岁的毛泽东结婚。婚后,江青的职务虽是中央军委档案秘书,但实际上变成了小心翼翼的家庭主妇。 鲁豫:你什么时候见过江青? 李敏:9月。我们不是5月去的吗,6月去到香山,就那时候跟我说的,江青还没回来,江青到苏联去看病去了。 鲁豫:您见到她以后,觉得很紧张,很拘束? 李敏:很好,也不紧张,江青她开始的时候还挺热情的,主动亲我了。我当时觉得很别扭,因为我老想着后妈会打我。她没打,反过来亲我。 鲁豫:你叫她什么吗? 李敏:我那时候什么也没叫她。 鲁豫:她叫您什么,叫“娇娇”? 李:“娇娇”。 鲁豫:后来见面称呼,你怎么称呼她? 李敏:什么也不叫。可能好几个月以后,我爸爸跟我谈了一次话,让我叫“江青妈妈”,说江青不会对我不好,他保证不会对我不好,说江青哭了,说她也保证不会对我不好。 鲁豫:她哭了,是因为觉得您不叫她? 李敏:不叫她。 鲁豫:后来叫了吗? 李敏:我爸爸谈完话以后让我叫,我叫了。 鲁豫:觉得很别扭吧? 李敏:刚开始是别扭。 鲁豫:叫以后,跟她之间,两个人见面还是会比较拘束吧?很尴尬,不像跟爸爸在一块那么舒服? 李敏:对。 鲁豫:因为您的性格是比较静的,比较内向的,江青的性格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愿意跟人去沟通交流的那种人? 李敏:对。 鲁豫:所以平常的话,不会主动的,她在的时候不会主动地到同一个房间里面,尽可能不要在一起? 李敏:对,我也没主动到过她的屋,都是她叫我去以后我才去的。因为她跟我谈过一次话,说她把我二哥赶走了。以后跟我说原因,说二哥把她吓晕。 鲁豫:二哥走了,你当时…… 李敏:我也不高兴了。 鲁豫:你没有去问过爸爸? 李敏:没有。我很少跟我爸爸告状。 1949年建国前夕,贺子珍和妹妹贺怡带李敏来到天津,等候进京指令。 贺怡是毛泽覃的太太,北京来的人告之,只许贺怡1个人带孩子进京。贺子珍无奈,只得随军南下,在上海定居。而李敏则随父亲毛泽东住在了北京。 自从1937年贺子珍从延安到苏联治病之后,她就一直盼望着能与毛泽东再次相见;但这一次,她只能失望而孤独的去到南方。 鲁豫:那个时候,会不会想妈妈?因为你一直和妈妈在一块。 李敏:我每年都有1次,寒假见过妈妈。 鲁豫:你会跟爸爸聊起妈妈吗?还是爸爸会问起妈妈怎么样? 李敏:爸爸问,我一般很少自己提。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离婚以后,这些话题我很少自己提,都是爸爸问我。问了以后我就给他讲。 鲁豫:他形容你妈妈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李敏:他没有提他喜欢什么样,他就说我妈妈比较倔,很耿直,很有主见。 鲁豫:你妈妈是个挺坚强的女性,是吧? 李敏:对。妈妈原来想把我送到北京来以后,想来北京看我爸爸,不能见面。她说不是她不想见,组织有规定。如果我妈妈进了北京以后,见面以后就要开除我妈妈的党籍。以后就决定就不来了。这个我爸爸跟我谈了。 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要江西副省长方志纯和汪东兴协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昆,把贺子珍秘密接上庐山。于是杨夫人水静和方夫人朱丹华把贺子珍送进美庐,与毛泽东秘密会面了1个小时。这是贺子珍与毛泽东分别22年后第一次会面,也是平生最后一次。 鲁豫:他是非常关心你妈妈的情况,关心你妈妈的身体健康? 李敏:对,他每次都要回去,从我妈妈那回来以后,他就要问我,生活情况,身体情况。 记者:你那时候虽然很小,但是也能够感觉到自己在爸爸妈妈之间好像一个小通信员一样? 李敏:我爸爸每次让我去带东西。那时候他也没多少钱,买的就是咸菜、豆腐、臭豆腐。我妈妈爱吃臭豆腐,我爸爸就买那个豆腐乳,那种臭豆腐,一罐一罐带到上海。我妈妈就带给我爸爸的那种上海出的泰国菜,那种像花一样的很新鲜,还有就是新鲜菜,冬笋。妈妈让我带给我爸爸。所以他们两个就是通过我带东西。 鲁豫:所以您是一个很小就很早熟的一个小孩,自己也意识到在妈妈面前不主动提爸爸的情况,在爸爸面前除非他自己问,不会主动提妈妈。 李敏:对。 记者:他有没有给你讲过什么故事,他们以前在一块的很难忘的故事? 李敏:讲过他们俩感情很好,讲过这段,两个关系好以后就有了芥蒂,我妈妈到苏联去以后,我爸爸不去不走。我妈妈因为要看病,身上有好多弹片,要做手术,离开。我爸爸这时候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也承认自己50%的错。 鲁豫:那那50%呢? 李迷:过去都说我妈妈主要是错嘛,我爸爸就承认有他50%的错。 鲁豫:作为孩子,作为女儿,爸爸妈妈不能在一块,你是不是觉得很遗憾? 李敏:我爸爸不是提的“一半一半”嘛,所以我能够体谅爸爸后来,为什么他有一半错的原因。 实际上,毛泽东对李敏的母亲贺子珍并非绝情不顾。早在1938年贺子珍的父亲病逝之后,毛泽东就将贺母接到延安,以免除老太太的孤单。 此时,贺子珍已负气跑到苏联,于是老太太的生活便由毛泽东负担,直到她病逝。毛泽东在老太太的墓前立了一块石碑,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坟刨了。延安收复,毛泽东再次出钱,为老太太重修墓葬。 50年代常住在毛家的孩子,除了毛泽东亲生的毛岸青、李敏和李讷之外,还有毛泽民和朱丹华的儿子毛远新,以及江青姐姐的儿子王博文。 在这个显赫的第一家族中,未经世事的小孩子之间,自然免不了产生小小的摩擦。 鲁豫:您比李讷大? 李敏:大3岁。 鲁豫:那个时候,如果您跟李讷之间不高兴了,有小矛盾了,你们两个是不是去找爸爸? 李敏:我爸爸老说,我是姐姐,应该让着妹妹。她批评李讷多一些,李讷后来老说我抢爸爸。 鲁豫:因为在您去之前,就她1个小孩子在爸爸身边,小孩子肯定会容易吃醋的。 李敏:对。我不找,李讷去找。李讷告状,告了以后我爸爸就让我说是姐姐,应该让妹妹。就这么说一点,李讷批评就多一点。 鲁豫:您呢,您觉得为什么要让?会不会觉得委屈? 李敏:我大嘛,我也应该让,我也没跟她抢爸爸。李讷老认为我夺掉了爸爸的感情,爸爸对她可能稍微疏远一点,怕我难过。因为从小我没有跟他一块长大,所以就疏远,李讷就受不了了。有时候说起来就哭了,有时候哭,我看见也知道。 鲁豫:李敏住在北京城里的一个军队大院儿里,是那种很老式的单元楼。她的家不大,屋里面没有摆太多的毛泽东的照片和画像,只有一个小小的毛泽东头像摆在李敏的床头。她的家给人的感觉很简朴,但很温馨。 1958年的夏天,21岁的李敏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但在升入大学之后,李敏却体弱而多病,父亲毛泽东则劝她暂时放弃学业,在家休养。 1964年时,李敏到国防科工委任职实习参谋。 对于自己的女儿,毛泽东关注而疼爱;但在工作上,他却一直要求李敏“夹着尾巴做人”。虽是家教威严,但也是另一种关爱。 鲁豫:在生活当中,你经常看到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看到过他因为工作而发愁?沉思?他常常有什么样的状态? 李敏:我是见到他很累,常常都是工作,开会,看文件。他很累。他有时候睡不着觉,让我们去,我们就是给他聊天,给他分散精力,这样以后他就能入睡了。 鲁豫:不管是在双青别墅,还是在中南海,你们的生活跟当时的人的生活是更好,还是比一般老百姓可能还要更艰苦? 李敏:和老百姓差不多,比工人农民好一些。 鲁豫:但是爸爸会要求你们要艰苦朴素? 李敏:对,要求。 鲁豫:当时你们去上学,回家,不会有警卫员派车去接你们吧? 李敏:没有。我上学比较近,就是走着去,走着回来。李讷那时候住北京郊区,她用车接。 鲁豫:你爸爸知道,他会允许让车去接她吗? 李敏:她可以接,因为太远了。我们有规定,路远的话可以用车,路近的就不能用车了。还有发高烧到医院去看病,发高烧,这可以用车。一般的看病不发烧,还得自己去。 鲁豫:在学校里呢?小朋友,同学,知道你的爸爸是谁? 李敏:小朋友都不知道,因为填表的时候,都不说我们自己父母,都是监护人。 鲁豫:啊?当时您填监护人是谁? 李敏:叫“王鹤滨”,就是我爸爸一个保健大夫,后来就写“李银桥”。 鲁豫:爸爸跟您谈过到学校里不要招摇,不要跟同学说你的父亲是谁,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李敏:说过。 鲁豫:所以您很注意这个问题? 李敏:对。 毛泽东在生活上,除了跟史沫特莱学会了交际舞,基本属于“土包子”。舞也不是跳得很好,只会直上直下。 在饮食习惯上,毛泽东更是随心所欲,从不斤斤计较,完全不把营养学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来看。对于孩子们的伙食,父亲的要求简单而明确,只要能吃饱就行。 鲁豫:他会主动地告诉您一些什么事情吗?教您一些什么事情吗? 李敏: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超标,吃饭吃伙食费超标了以后,他开过批评会的。 鲁豫:怎么叫“超标”了? 李敏:就是说,经常我们吃早饭就是稀饭、咸菜、馒头片。我们那个馒头大部分做的是,不是那个圆个的,是长条切成片,切成片以后蒸出来,你吃几片,就吃几片。每天都是这样的早饭。后来印度尼西亚苏家诺送的咖啡,可能有一桶咖啡,大师傅就想给我们改善伙食,给我们煮了牛奶,弄点咖啡、面包、黄油,我们就吃了。这个事我爸爸知道了,知道了以后他就召集我们开会,他主持会,大师傅工作管理员都要报告每个月的伙食标准。就那次我们吃得比较超标了,就是伙食费比较高了,以后他就批评我们不许我们这么吃,还是要吃中国饭,还是吃稀饭,吃馒头片。他说馒头也是中国的面包,以后让我们就是这么吃。 鲁豫:你没觉得爸爸太严了?喝点牛奶,吃点黄油,都要批评我? 李敏:那时候我觉得还可以,李讷哭了。李讷小,也不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她委屈。我呢,因为在苏联捱饿,没有吃的,吃馒头吃稀饭,我觉得也挺不错的。所以没觉得什么不好,我也没哭,就听吧。李讷当时就哭了,哭了以后我爸爸也没说什么,江青也没吭气,江青的姐姐也都没吭气。 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的日子也不轻松。一天傍晚,保健员给毛泽东按摩,发现他的双脚出现严重浮肿,心疼地劝他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毛泽东说,自己这么胖,难道还需要营养。 鲁豫:“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当时在学校里面,外边的人生活都很苦的,回到家里生活会不会好一点,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照顾? 李敏:也好不了多少。原来我们都在学校吃饭,就和大家一样。 鲁豫:吃不饱? 李敏:吃不饱。我饭量小,所以还好。那时候我定量1个月发粮票18斤,吃不了多少。李讷不够。她饭量比我大,所以她不够。以后呢,爸爸肉票油票都缺,管理员就找我们谈话,就让我们回家吃饭。这样的话,我们的肉票、粮票、油票就可以集中了以后给我爸爸。 鲁豫:他的定量都不会比别人多吗? 李敏:跟老百姓是一样的。 鲁豫:如果他的管理员、警卫员偷偷给他加一点,他会知道吗? 李敏:那我不知道。就说定量的肉,那时候不是1个月只能买一点肉嘛?那时候就管理员就让我们集合,我、李讷、远新,我们定量集中给我爸爸吃。 鲁豫:刘松林在几个姐妹中是年纪最大的,她很早就常常和父亲毛泽东交心常谈。她说她在父亲面前就是一个透明人,有什么就得说什么,因为她还没张口,毛泽东就知道她会讲些什么,所以对父亲,她说的都是心里话,从来不敢撒谎。 日凌晨,毛泽东秘密急电陈毅,要宋时轮兵团在山东泰安和曲阜集结整训,待命北上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 夜里,毛岸英赶往医院,看望作阑尾炎手术的刘松林。起先,毛岸英并不说话,过了许久说要出差,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此时,毛岸英已辞去中共北京机械总厂总支副书记,参加了志愿军,作彭德怀司令的机要秘书。 40天后,毛岸英在朝鲜阵亡,但毛泽东并不因为儿子死去而淡忘儿媳;而对于自己的公公,刘松林也一直报有既敬仰又亲切的态度。 [还是保留吧,访问之中就与涉及到50年之后的事情,解说不妨也宕开一笔,交代一下历史一线索,或许还有间离感。] 鲁豫:你有没有见过他比较严厉的时候? 刘松林:我没有。 鲁豫:那你跟岸英结婚以后,每周去看主席的时候,当时大家在一起吃饭吗? 刘松林:经常的。 鲁豫:会有多少人呢? 刘松林:一大桌。 鲁豫:李敏李讷都在那儿? 刘松林:李敏、李讷、那时候有没有毛远新来我记不得了、岸英、岸青、还有我、还有主席他们两个人、还有江青的姐姐。反正我觉得十来个,一个大圆桌坐得满满的。但有的时候,就他自己吃饭。到后来,这么一大桌子吃饭的机会就少了。 鲁豫:如果是一大桌子人一块儿吃饭,这个饭桌是比较安静,因为主席在,还是小孩子们唧唧喳喳? 刘松林:因为大家都又说又讲又笑的,主席也说很多笑话,就很活跃的,吃饭都不是那么沉闷。不是说个儿个儿低着头吃饭,不是,大家很活跃。有的人说这个,有的人……反正七嘴八舌。 鲁豫:就像一般的家庭里面老百姓一大家子团聚?和那个是一样的吗? 刘松林:一样的,一样。所以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觉得这是在和领袖吃饭,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孩子和父母一起吃。 鲁豫:主席会聊一些什么呢,在饭桌上? 刘松林:哎哟,那可难说,什么都聊。 鲁豫:孩子们会跟他说学校的情况? 刘松林:有时候是学校的情况,看到的一些,包括看的小说,有什么感觉。都有。 鲁豫:江青说话多吗?在饭桌上。 刘松林:江青我觉得在活跃饭桌的这个气氛下,她没有主席做得多。主席往那儿一坐要吃饭的话,总是笑声不绝。 鲁豫:他是不是说话挺逗的,有的时候? 刘松林:挺幽默。 鲁豫:他跟你们小孩子在一起说话,是说那种湖南味儿比较重的普通话? 刘松林:对。我记得一个,就是我临出国以前,54年还是55年,就在他那个院子里头,那时候不是军队要授衔吗?有10个元帅吗?毛主席呢,做大元帅,好像有那么一段,有那么考虑过,苏联不是斯大林是大元帅吗?底下还有元帅。后来李讷就问他说:“爸爸,你怎么不当元帅,你怎么不当大元帅?”他对孩子回答就挺好玩的,他说:“爸爸这个肚子啊,受不了那个委屈。当大元帅要系皮带,要系武装带,爸爸有肚子,不行,受不了。”大家就笑,笑完了也就完了。本来这个假设要是正面回答,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他就这么一开玩笑就过去了。一般地我们在他身边,一般都不谈,他也不谈政治。我觉得在主席家里,这一点还是做得非常严格的,就是不涉及政治,不涉及党内一些问题。孩子就是谈点生活上的一些感受、困难、思想动态,都是局限在孩子这个范围。 1950年年终,彭德怀收复朝鲜首都平壤,并乘胜南下三八线,在韩国北部宿营扎寨,休整补充。 其间,彭德怀回京面见毛泽东,并求就毛岸英阵亡一事给予处分。毛泽东点燃一支烟,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最终说:“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的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个,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毛泽东没有同意把儿子的遗体运回北京,而是就地安葬在朝鲜。 从此,刘松林从毛泽东的儿媳,变成了毛泽东的女儿。 [还是保留吧,理由同上。] 鲁豫:主席身边的人,像李讷,李敏,他对每一个孩子的帮助都是很大的? 刘松林:是。我们所以很深地感觉到他是一个慈父,江青是一个严母。正好这个家庭倒了一个个儿,一般的家庭都是严父慈母,这个家庭我的感觉——包括李敏,不知道李敏跟你说了没有——就觉得倒了一个个儿,他很慈爱。 鲁豫:他也很难? 刘松林:我觉得他很难,因为这个家庭的成员,它不像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生的孩子,好处。他好像说过一次,家里的孩子是四五个母亲的孩子,包括毛远新、李敏、李讷、我、还有江青姐姐一个孩子、还有毛岸英、毛岸青。他把这些孩子的关系都融洽起来,还得摆平,他很关注的,不让孩子们觉得哪一个孩子在这个家庭里特殊,都是一视同仁。 鲁豫:他很怕哪个小孩觉得自己受冷落? 刘松林:好像是。 鲁豫:所以他很难,他要做到一碗水端平,对每个孩子都要关注到。当时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刘松林:当时好像没太在意,后来想了。因为对我来说,我的父亲很早就牺牲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所以我一直想要有一个爸爸。那么后来我母亲再婚,就是陈振亚——邵华的爸爸——那么陈振亚又牺牲了,这样我一直就缺少父爱。主席对我这个,那么关注,我就很满足,就很亲切。正是他填补了我在情感上的一个空白。 鲁豫:那时候我感到他对你还是有一种父亲对女儿的感情。 刘松林: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有一种感情,就当我是他的孩子,就很随意,在他身边很随意,所以我一直到主席去世,我都在他身边跟随,就没有感觉到好像在他身边有些约束,有些拘束,或者说话三思而行。不是那样。我想说什么就冲口而出,合适不合适的,说完了也不想说得合适不合适,说之前也不想说得合适不合适。基本上是,很随意,就是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一直到主席去世,我在主席面前从来不敢说假话! 鲁豫:他能看出来是吧? 刘松林:我觉得他很聪明,很聪明,就是很能猜透心理。我觉得说谎话肯定我圆不过来,谎话到底是谎话,谎话总有一些漏洞,不如老老实实说,说完了以后,那个事物的发展还是在情在理的,就是错了也是在情在理的。就是错的也能解释清楚,他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错。所以我在主席面前也好,我自己做人就有一个,我不说谎,在主席面前就更不敢说谎。 鲁豫: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小在他身边就有过? 刘松林:很小还是没有,还是后来开始,后来跟主席生活在一起了。跟毛岸英结婚以后,主席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不用你说他就猜到了你想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在他面前就像一个透明的人,他都看透了,问什么就得说什么。 鲁豫: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你觉得我还没有说的话,他已经想到了? 刘松林:现在我就很后悔,当初他经常跟我谈话,田家英跟我说过好多次,说“跟你谈完了,你就要把它写下来,都记下来”,他说“将来是很珍贵的材料”,我那时候想,我说“我哪儿有那么多时间记呀”!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谈,谈完了再记,我这个礼拜还要上课,还要做作业,根本弄不下来!所以我就没有写,后来觉得太可惜了! 鲁豫:不过您在那个时候觉得爸爸跟女儿谈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没有想到去记。 刘松林:我觉得那时候家常嘛,你说现在哪个孩子也不会,跟他老爸谈了他会用日记记下来。 鲁豫: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有关的纪念活动特别多,邵华的时间表上很难看到有空余的时间,我们的采访也是分两次才完成的。邵华说自己小时候是刘松林和毛爱英的跟尾巴虫,她在那个时候常常跟着他们跑到毛泽东家里,在这里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邵华:我就记得有那么一次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在一块,在吃米饭的时候,吃得急了一点,一粒米饭掉到桌子上了。我当时也没有注意,我还继续去夹菜吃我的饭。这时候主席坐在我旁边,一句话没说,他拿筷子把这个米粒拿起来,放到他的嘴里去了。他吃了。哎呀我当时心里头,你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感觉呀,是不是!他一句话没有批评我,告诉我你应该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是不是?一句话没说!但是这件事情我至今记得,我以后再不浪费米粒。凡是掉在桌子上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咱们吃饭,放菜,不小心一点掉到桌子上,全扔掉了,但是就通过父亲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一句话没批评我,夹起来他吃了,身教胜过言教,所以使我终身难忘。所以我觉得我对父亲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对全国人民提出号召,他首先自己做到。他怎么样要求青年人,他也首先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子女。所以我就在心中就感到,是由心里佩服他。他不光是领袖,也是我们的慈父,也是我们的表率。 毛泽东爱书,一辈子沉浸在书海之中。而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格外重视,帮助李敏敲定了报考的大学及专业。在刘松林留苏学习过程中,毛泽东也曾写信给予支持和鼓励。 邵华的年龄比他们都要小,从上小学开始毛泽东就很关心,还亲自给校长写了介绍信帮她办理入学手续。 鲁豫:在上学的过程当中,主席会不会常常问你考试考得怎么样,成绩怎么样? 邵华:有一次,我大概是除了哪一门课之外是一个黑的4分,其他的都是5分,我兴高采烈地跑去向主席报喜。我说:“毛伯伯你看,这是我的学习期中评比!”主席拿过来一看,我当时觉得很骄傲,觉得是满堂红,觉得一定会表扬我!是不是?毛伯伯看了一下,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我说,说“孩子,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要把精力用在你最喜欢的功课上头去,不一定要争取满堂红。”我当时觉得这个对我的震动是很大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讲究要“三好学生”嘛,是不是?因为“三好学生”里头提第1条就是要“学习好”!后来我说,怎么毛主席这么教导我呢?不一定要满堂红?他就告诉我,精力是有限的,你要把一门钻透了,把老师教你的东西你真正地学到了,比你把精力平均用开了你的收获要大。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是他对我学习方面的终身的指导和难忘的教导。所以以后我就无论是在大学、高中期间,就是抓住自己最喜欢的课程。换句话说,我后来几乎是把学习的精力全部放在语文上头了,所以我的作文…… 鲁豫:经常看你发表了是吧? 邵华:在初中,作文经常作为范文登在墙报上,也经常在《少年文艺》上、儿童杂志上投投稿,也都发表了。人家越发表,我就越沾沾自喜,信心也就越强,所以最后就决定了我大学考北大中文系。 毛家有两位摄影艺术家,一位是太太江青,一位是二儿媳邵华。不过,邵华反倒比江青早学摄影10年,而且当时的身份只是大儿媳刘松林的妹妹,尚未与毛岸青恋爱。不仅如此,江青的模特不过是暮色苍茫中的庐山劲松,而邵华的模特是毛泽东。 邵华:那个时候虽然也是岁数不大吧,十一十二岁吧,但是我意识到了一点,就是和毛主席相处的这个时刻是非常珍贵的,是难得的,应该把它留下来。那个时候只有这样一个意识,那么怎么样留下来呢?后来有一台岸英哥哥从苏联带回来的一个老式的相机。我就和他摆弄,他还教过我怎么操作。我就拿他的这台相机去给毛主席拍照。我觉得这个时刻是最珍贵的,应该留下来。 鲁豫:你是抓拍,还是让主席站在那儿摆出一个什么姿势来拍? 邵华:抓拍抓拍,但是也有的时候是站在那儿拍。所以我们摄影界的同行,朋友们,跟我开玩笑,说“邵部长,你看你这个拍照的起点是那么高!” 鲁豫:对,起步太高了,第一个模特就是毛主席。 邵华:后来拍照的时候,主席看见我老爱在那儿摆弄相机,给他照相,他当时就给我提了3条要求,你要做得到,你可以拍,你要做不到,就不要拍了。第1个要求,这个照片你不能拿到外头去洗——那个时候全是黑白胶卷——你不能拿到外头去洗。第2条,你绝对不能去发表。第3条,也不许送人。 鲁豫:您给主席拍的第1张照片,或第1卷照片,当时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 邵华:就在家里。那个时候是50年代初,给主席拍的一张标准照现在还留着,和当年挂在天安门上的标准照是同一个时期拍的。所不同的是,主席在天安门上挂的那个标准像,头发是梳得很光的,中山装的领子是扣得很整齐的,而我拍的那张标准像,是父亲睡完觉起来之后,头发翘着,也没梳,衣领也没扣好,一个衣领这样搭在那儿的,扣还没扣好。后来我就想修修版,最后摄影家说,千万别修版,这就是原滋原味,比那个还更有意义。这张照片我还保留着。 鲁豫:也就是说,他起床以后,您说“主席您别动,您站在这儿”,帮他照一张? 邵华:就照了1张,所以你可以看看主席的那个衣领还没有扣好,头发还没有梳整齐。 鲁豫:还有点儿睡眼惺松的样子。这是最初的第1张作品? 邵华:不算是第1张,这应该算是我给主席拍的比较好的一张。 鲁豫:这张照片冲完之后给他看过吗? 邵华:给他看过。 鲁豫:他觉得你拍得怎么样? 邵华:他觉得还可以。 鲁豫:有一张老照片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是刘松林和毛爱英的结婚照。那个时候刘松林还叫刘思奇,照片上她梳着一对长辫子,两个人的神情都特别严肃,但是我想,所有看过这张照片的人都会感觉得到,这是一对很相爱的年轻人。 毛岸英,身高1米80,比父亲还高出两厘米。刘松林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因此没有太接触。 其实,在自小离开亲生父亲、跟随母亲长大成人的经历上,毛岸英与刘松林没有太大差别。8岁之前,他由母亲杨开慧单独抚育,母亲被处决后,他带着弟弟毛岸青和毛岸龙在上海寄人篱下,四处流浪,直到1936年才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安顿在莫斯科。当他1946年回国时,已是23岁的青年人,此前他与父亲阔别了18年。 1946年夏天,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延安,刘松林也与母亲从新疆摆脱囹圄之灾回到这里。 那时,毛岸英24岁,刘松林16岁。对于毛泽东来说,自己的儿子喜欢上自己的干女儿,自然是件好事情;但他唯一坚持的是,必须等到干女儿年满18岁后才能与儿子完婚。于是日子匆匆过了3年,毛泽东把蒋中正打成了半壁江山,在开国大典举行后不久,27岁的毛岸英与19岁的刘松林,正式登记结婚。 刘松林:结婚的那天,有个晚饭,我们很简单的,就两桌。 鲁豫:两桌饭? 刘松林:一桌在这边,一桌在那边,两桌饭。当时主席他要开常委会晚上,就把几个常委请来,吃个饭,和他们的夫人一块儿吃个饭,吃了饭常委就去开会了。这顿饭实际上都是毛岸英安排的,都是很家常的饭。不像现在,你说到饭馆去吃顿饭还有点鱼翅,还有点那叫什么——鲍鱼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些。海参啊什么都没有,就是腊肉啊,腊鱼啊,都是主席家乡的一些,现在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个家常便饭,一般的请朋友啊几个人到饭店去聚聚餐,也就那个水平。主席在那个宴会上特高兴,就说这都是岸英自己安排的。所以当时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主席认为毛岸英还是很小,安排两桌菜他都觉得了不起的。 鲁豫:主席有没有向你们赠送一个什么纪念品来纪念你们新婚之喜? 刘:没有什么“新婚之喜”,就说吃完饭了大家都去开会,我和岸英就,我们新房不在中南海,在岸英工作的颐和园的那个院子里,岸英害怕回去以后他们这些同事闹新房,他就怕那个,他就带着我,他说我们去紫光阁,我们到那儿看电影去!我说好。我们俩就跑去看电影。那是礼拜六,礼拜六晚上都有电影,我们两个去看了一场电影回来,回来以后这边儿会已经开完了,然后我们就跟主席告辞了,告辞的时候主席就从房子里头拿出一件大衣,一件黑色的大衣,是旧的,但是这件大衣送给岸英做结婚礼物,看我站在旁边,没有礼物给我,想了想,晚上你们两个盖。这就主席送我们的礼物。 鲁豫:这件大衣后来岸英一直穿吗? 刘松林:岸英穿。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叫红卫兵抄家抄的,找不着了。 鲁豫:毛泽东穿过的衣服他们也敢抄啊那个时候? 刘松林:他们不知道是毛泽东的。 鲁豫:就给抄走了? 刘松林:就给抄走了。 鲁豫:真可惜呀。 刘松林:一件黑色的,我现在记得好像是一个黑色的礼服,很薄的大衣。 毛岸英阵亡,是1950年冬天,但刘松林知道噩耗,已是1953年。在3年的等待中,刘松林只收到毛岸英1封信,心中不免疑惑。后来,她看到毛岸英的戎装照片,才知道丈夫参加了志愿军。 刘松林记得,毛岸英临行前曾在自己的病床前一遍遍叮嘱她,“收不到我的信时你不要着急,可能交通会不方便”,一颗悬着的心又多少有些释然。 对毛岸英阵亡的消息,毛泽东始终守口如瓶,没让刘松林知道。 鲁豫:他是很操心你的吗在那个时候?操心你的情绪,你的身体? 刘松林:他挺操心,他可能总觉得毛岸英去世以后,他多了一份心事。 鲁豫:最难的就是父女之间还不能够去谈那段,因为谈那段他太痛苦了。 刘松林:对。原来我已经记不太清了,76年以后,我们到主席住的那个招待所里——菊香书屋那个地方——当时有一个同志就告诉我,他说“你还记得吗?你跟主席在一棵大树底下谈了4个小时”?他说“当时很热,也没有电扇”,说“你拿个大芭蕉扇给主席,结果主席也拿个大扇子给你扇”?他一说我想起来了,就像这样的还有。因为深谈的这一次他还是,他还没告诉我岸英牺牲。在谈的时候呢,他就给我把他家里的——也就是说我们家里的——牺牲的5个烈士,从头到尾都数了一遍。每一位烈士牺牲的情况,烈士的生平什么都说了。整个谈完了以后,给我一个印象,好像做的思想工作的目的就是干革命就要牺牲,就不能惧怕牺牲,干革命牺牲,是不可避免的。那个同志谈了以后,跟我说了以后,我后来想起来了,可能就是主席给我做的铺垫吧,告诉我毛岸英牺牲消息的一个铺垫。 毛泽东经常特意谈起毛岸英,谈毛岸英的童年趣事,甚至哈哈大笑。 有一次他说,毛岸英曾告诉他,怎样捡烟头儿快而不弯腰。毛泽东先用右手食指中指比划成邱吉尔的“V”字,说要把细铁丝挝成这个样子,然后绑在一根长竹竿上,于是就可以一叉一个,一叉一个,不用弯腰了。 看到毛泽东如此平静,刘松林的确不相信毛岸英会出什么。但是1953年夏天,刘松林还是忍不住了,她终于冲进毛泽东的书房。 邵华:后来姐姐给我们描绘,当时主席坐在那个沙发上,她是风风火火回来的。她当时怎么样推开父亲的书房门,看见主席坐在沙发上,正在那地方很安详地在看文件。但是她忍不住过去,扑过去几乎,对主席说:“爸爸,你告诉我,岸英到底怎么了!他为什么没有回来!”这个时候,爸爸手上的文件颤抖地落在地上。后来主席告诉她,岸英牺牲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姐姐听到这消息,当时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就再也忍不住,就失声痛哭了。这时候主席一句话没有,坐在沙发上。据姐姐回忆,因为在这种悲痛的环境中间,她也不知道究竟她身边还有什么人在,什么人劝她,她只听见有人说,“松龄,你别哭了”,说“你摸摸你爸爸的手,已经冰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姐姐一看,知道她的悲痛会引起爸爸更加深沉地失去爱子的悲痛。她强忍着,抹着泪,转身走了。所以这是她头一次体会到父亲的手会凉的,像大理石一样。她就更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悲痛不是她一个人的,也是父亲的。 毛泽东失去毛岸英时,年纪是57岁,他把悲痛压在了心底。当把这个噩耗告诉刘松林时,毛泽东已经60岁,悲痛再次泛起,袭击了他的情绪。他一直呆呆地坐在沙发里,眼睛望着前方,长时间地忘记了说话。 鲁豫:您能感觉到岸英的死,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 刘松林:作为一个父亲,老年丧子嘛。 鲁豫:您见过他流眼泪吗?在毛岸英的事情上? 刘松林:我见过。 鲁豫:那是在你们一起回忆岸英的时候?他跟你说岸英的时候? 刘松林:一般的都是在回忆岸英,他说到岸英的一些事,说岸英小的时候和他弟弟怎么样,然后他就会沉默一会,看得出来他是…… 鲁豫:您看到他最伤心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刘松林:最伤心的一次,好像是他跟我讲到岸英爱青很小的时候,在长沙七水潭,那时候杨开慧还在世,说两个孩子怎么淘气,就说下大雨的时候,七水潭那个院子里头都是水,岸英和岸青把他唯一的一双皮鞋拿出去放到水里面,然后一个人踩一只大鞋,不都小嘛,那个鞋大嘛,然后就在那喊,说“开船了,开船了”。他当时说得挺高兴的,后来突然就一句话都不说了,就沉默了很久。 鲁豫:他希望你能够再有新的生活?一直这么希望? 刘松林:他一直希望我有新的生活。到59年,我觉得他自己心里很着急,但是他也不好跟我太催。有的时候他就慢慢地,开始有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说,慢慢进入正题。 鲁豫:希望你开始有新的生活? 刘松林:他非常希望我能再结婚,快乐。好像老年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女孩子过了30岁,就应该已经成家立业了。他就是希望我在30岁以前结婚,再重新嫁人。 鲁豫:一开始您跟他说什么? 刘松林:有一次开玩笑,我记得有李敏李讷,开玩笑说我。他说你们到街上去拉一个去,拉一个人。随便拉一个怎么行?说拉一个麻子怎么办?瞎抓抓一个麻子怎么办?现在看不到什么麻子了,那个时候脸上有麻子的人还挺多的。他就笑。他说拉一个麻子更好,他说麻子对老婆可好了。 到了1960年的春天,刘松林已经29岁,对于她的婚事,毛泽东着急而为难。 为了了却刘松林难解的心结,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让刘松林去到朝鲜为毛岸英扫墓。之后,刘松林也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与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相爱结婚,开始新的生活。 在毛泽东的大家庭里,毛岸英之后,第二个组建新家庭的是李敏。 记者:你慢慢大了以后,比如要交朋友,要交男朋友,爸爸会不会说,多少岁以前不能谈恋爱,或者谈恋爱有些什么要求? 李:相反,我爸爸主动让我去谈恋爱。 记者:真的? 李:他不是限制我。他就说,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一点嘛,实际他也是让我自己来做决定,他看了我的日记,不是知道我有朋友吗,那时候还不是谈恋爱,就是一般同学,他知道比较早,所以他让我去谈恋爱。 记者:那时候您多大了? 李:我那时候18岁,后来我说我现在不谈恋爱。 记者:他怎么跟您谈的? 李:就这么,就说,应该有朋友,女孩子不结婚不好。 记者:真的是一个挺开明的父亲。 李:对。 记者:他会不会说要是有男朋友的话带回来给爸爸看看。 李:那时候已经定了,我有男朋友以后我跟我爸爸说,以后这时候他让带家里来看看。一直到我爱人的父母是谁。 记者:那他见到当时男朋友的时候,他是什么样,是一个,要看看我的女儿将来要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看我放不放心。 李:他也是这样,就想看看长得什么样。后来我说长得不好看。 记者:他说什么? 李:他没说什么,他就是笑一笑,以后呢就说这个爱人还得女儿自己挑。 李敏的丈夫孔令华,大将孔从洲的儿子。他们两小无猜,一同长大,奠定了爱情的基础。 1959年的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女儿的婚礼,但依旧是坚持了朴素无华的习惯,新房里的所有家具也都是从库房里暂时借来的。婚礼之上,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位女婿说了两句话: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 李敏的婚事在前,而毛岸青与邵华的结合也是水到渠成。1960年,他们在大连办完婚事后回到北京。 记者:结婚的时候送过你们礼物吗? 邵:我和爱青同志结婚的时候,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和逐步提高,爸爸也送给了我们一个结婚礼物,是什么呢,送了一台南京出的熊猫牌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至今还在我们家里头。这个当然就要比那件大衣来说,就好一些了。另外还送给了我一块手表。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至今还留着,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作为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所以哪像现在,哎呀,什么什么轿车,一排,十几辆,什么那车我也认不得,又是什么花车,又是什么。 记者:在自己子女的婚姻问题上,他会给予意见吗,如果子女去问他的话,他会给予意见吗? 毛岸青与邵华结婚之后育有一子毛新宇,如今,他也是毛泽东身后留下的唯一一个孙子。 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国内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毛泽东深居中南海中,掌控时局发展。 而此时,子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在他们的眼中,已经年过70的毛泽东却变得寂寞而孤独 记者:这个时期开始主席给人的感觉,给你的感觉,是不是跟以前有一些变化,因为整个国内形势都不一样了,你觉得他有变化吗? 刘: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有。我看不出来,也许他控制自己控制得很好。我们在一起不谈这些,不谈政治,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在他眼里头总是一个孩子,国内情况有什么变化呀有什么,那都是党内的一些事,或者社会上的一些事,不是社会上就是国际上的一些问题,他不会跟我谈。 记者:对,一般的人,孩子去看他不需要,比如进中南海要申请吗在那个时候? 刘:……到后来文化大革命就变了。那个时候好像谁要回去就回去。 记者: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在那一刻觉得,哎呀,爸爸挺孤独的,爸爸挺难的。 刘:是,有过,有一次我回去,我问他们,我说主席在吗,在家吗,他说在,工作人员告诉我,他说他在院子里,后来我就以为院子里肯定还有别的人陪着他,其他孩子,等到我一进院子就看到他一个人,他一个人站在一个,那个他院子里有这么大的大缸,养的鱼什么东西,他一个人站在一个缸前面,院子里头一个人影都没有,然后他拿着个小棍就在缸里头拨剌,我说他拨剌什么,我就过去看一下,缸里面养了几个这么大的那个水鳖,水鱼吧,叫水鱼,甲鱼,他就在那翻。 刘:当时我非常难过心里,觉得你像我们再孤独再什么,也不会一个人去玩那个去,肯定是像这时候就跑出去了,跑出门去找同学,找朋友,或者是自己到什么地方去转一转,就觉得,所以那个时候对于他那种孤独的生活,确实是很痛心。 记者:他跟您表达过这种情绪吗,不能直接的,但是感叹过吗? 刘:没有,都是我的感受。 60年代,在子女们陆续搬出了中南海以后,毛泽东的身边不再是孩子围绕,欢声笑语。 这个地位显赫的家庭却有着寻常人家不会有的艰难与禁忌。 记者:搬离中南海是在结婚之后? 李:结婚后,生小孩以后。 记者:为什么要搬离中南海呢? 李:这也很不好说。当时跟我谈话,我说我现在还正在上学,经济上不独立,说我什么都不会,让我出去锻炼,这么让我出去的。 记者:这是江青的意思? 李:谁也不承认这一点。 记者:你爸爸知道你要搬离中南海的时候,他来跟您说什么? 李:他不让我搬。 记者:您走了他都不知道? 李:对,我也没跟他说,我跟他说也没用啊,当时跟我谈话,让我搬离。 记者:是组织上派人来跟您谈话? 李:当时我爱人跟我谈的话,说组织上跟他谈的话,让我们,跟我说的。 记者:您当时没有想到去父亲那反映一下情况? 李:我说了,要把这个事情要告诉我爸爸,但是没人跟他说。 记者:那时候见他也不太容易。 李:还可以见,但是我不好提。 记者:这在我们外人看来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就想象不出来,因为爸爸,我有什么…我也什么事情,肯定要去跟爸爸说,但是在那个特别的环境里面,又是一个特别的时刻里面,这样的事情女儿就不能跟爸爸说了。 李: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一般的爸爸,因为组织好多事情跟我谈话,都是组织跟我谈话。 记者:是不是您搬出中南海以后,再进中南海,即便是你们作为主席的子女,再进去也要你们的证件? 李:对,都要证件。 记者:那你回去是要事先就要请示上边? 李:对。 记者:是不是每次都批准了? 李:都批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就进去他就不让进了。 记者:那跟谁去申请呢? 李:就我到值班室,值班室就报告,报告谁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警卫局跟我谈话就说,现在不能进。我有一次回去,警卫局也很熟,他也认得我,跟我谈话,以后我就说了,我是看我爸爸来了,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我爸爸,他说现在不让进,我说谁不让进,他说你爸爸不在家。 记者:他会去哪了呢? 李:不知道。 记者:到中南海门口没有进去就回家了? 李:对。 记者:所以做毛泽东的女儿是挺难的? 李:对。 离开中南海之后,李敏从未主动和父亲谈起过当初出走的原因;她默默承受了作为领袖子女的格外责任。而当毛泽东有一次问起时,她只是简单的回应说:中南海的门槛,太高了。 尽管是红墙之内的宠儿,尽管是万众瞩目的领袖子女;但在冲击一切的文化革命中,李敏和丈夫孔令华同样未能幸免,他们被扣上了保皇派的帽子。 记者:文革开始以后,作为毛泽东的女儿,你会受一些什么冲击吗,在我们想你可能不会受冲击的。 李:不会,江青点我名,点我就是要我交待问题。 记者:当时你爱人在他的单位里面受到什么特别的虐待? 李:戴高帽游街。 记者: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的孩子在那个时候也会遭到这样的对待,就是因为江青点名? 李:对,江青点名。 记者:那您这样的情况不能够跟父亲去反映吗? 李:66年的时候,我不是去看他去,江青就说我小保皇回来了,以后我就跟我爸爸说,江青说我是小保皇,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说你告诉江青,说你就是小保皇。江青说我回来是摸底的,我爸爸就说,你告诉她回来就是摸底的。 记者: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那种态度是很愤怒的? 李:对,很不高兴的。 记者:你以前跟你,就是你小的时候她跟你就是很,非常亲的,很亲热。 李:啊,那是第一次见面。 记者: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李: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记者:后来就比较。 李:一般,她也不是很厉害,因为她下过保证,对我不会不好的。 记者:后来变化怎么会这么大,当着你的面就说小保皇回来了? 李:对。 记者:那你当时能说什么,什么都不说? 李:我没有,我就听啊。我就知道他们两个有矛盾了。 李敏在文革中同样很难见到父亲,有时只能以电话的方式联络。那时,中南海尽管就近在咫尺,但李敏却觉得它远在天涯。只是当李敏实在看不过那些老干部身受非人待遇、惨遭批斗的时候,她才鼓起勇气向自己的父亲求助。 而在文革之初,毛岸英的岳母、刘松林的母亲张文秋就已经是造反派的锁定目标,身处危险边缘,此种情形下,女儿刘松林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 在毛岸英结婚时,父亲毛泽东曾经送给他一件大衣;在红卫兵的一次次冲击中,这件对刘松林来说有着特别意义的大衣也被小将们不由分说地操走了。 记者:文革开始以后,您的境遇有没有变差? 刘:那一下子就下来了,我妈妈马上,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 记者:您自己呢? 刘:我自己我倒一直没有,我倒一直没有,一直到71年,71年这个谁呀,这个林彪摔了以后,江青不是受害者嘛,江青说自己是受害者,这个时候就有人跳出来,跳出来就揭发我和我现在的这个老伴儿,说我们讲江青的坏话,说诬蔑江青同志什么的,然后就为这个事儿,王洪文就把我隔离审查,就这个时候受到影响,当时因为大概是70年的春天还是71年的春天,我记不得了,我回到北京来见到主席,当时外面都传江青是旗手嘛,不是旗手,说她要接班嘛,我就很担心江青接班,我觉得江青要接班了以后,将来主席要不在了,她不晓得会做出什么来,对我们一家也不晓得做出什么来,我就问主席,我说是不是江青要接班,外面说她是旗手,要接班。主席当时说,说了六个字,他手上叼着一个烟,这么甩,这么弄了一下,他说,不会的,她不行。这六个字回来以后,我就跟我的老伴儿说,我说主席说了,她不会接班,她不行。那么这件事呢,我老伴就给人说了,给当时一个,当时军里的一个参谋长说了这个,那个参谋长老给他做工作,要他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要偏向江青啊什么,要跟江青走啊什么的,我的老伴就说了,就说不会的,我告诉你,毛主席讲了,她不行。所以在四人帮摔了以后,不是四人帮,林彪摔了以后,江青跳出来说她是受害者,说她是受排挤的,受打击的什么,这个时候参谋长就,副参谋长就跳出来,跳出来就说我们诬蔑江青,就说这六个字,所以就把我和我老伴儿隔离了,实际上呢,是江青的意思,江青通过王洪文做的这个。 记者:为什么要置你们于死地呢,江青? 刘:那就是她的事了,她的事。她反正,我觉得啊,我觉得她之所以这样呢,这么恨我呢什么,可能主要的还是主席看到我就想起杨开慧了,想起爱英,想起爱英就想起杨开慧了,江青对杨开慧是,就有一点眼睛容不进砂子去,她总觉得杨开慧是她在这个家庭生活里的一个,就是说主席感情中的一个,就是分走了,分走了主席的感情。 记者:很嫉妒。 刘:嗯,分走了主席的感情,所以她就不愿意主席见到我,因为主席见到我就会想到爱英,想到爱英就会想到杨开慧。 进入7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健康每况愈下,中国人已经很难在公众场合看到他们的领袖。深居简出的毛泽东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他已经是一个接近80岁的老人了。 记者:那你父亲晚年的时候,你跟他见面越来越少了。 李:嗯。 记者:以前比如一个月能够见一次,到后来呢? 李:后来一年见一次。 记者:父亲病危去看过一次? 李:对。 记者:然后。 李:就去世了。 记者:去世之前还能再见他一次吗? 李:没有,就是病危那次,还有一次就是我去看,从他背后,没让他看见我,他看文件,看文件我就没打搅他,我就从背后看了看就走了。 记者:就在他去世前不久? 李:对,去世前不久,当时不让我,江青来了,就不让我看了,让我走。 记者:他去世的时候您在身边吗? 李:去世当时不知道,以后通知我的时候我赶到他已经去世了。 记者:谁去通知您呢? 李:警卫局的。 记者:告诉你父亲已经走了。那时候他们知道父亲去世以后才派人通知您的? 李:对。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面罩,呼吸比较困难,充氧气那个,把面罩拿起来了,我到那去已经把面罩拿起来了,正好拿的时候。 记者:您看到了。 李:看到了。 记者:当时身边还有谁? 李:有江青,还有政治局的全体人员。 记者: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李:没有,后来爸爸去世以后,我让李娜去来看,最后见一面,我说爸,以后见不着面了,李娜不来。 记者:为什么? 日,李敏见到了垂危之中的父亲,而此时的毛泽东还能清晰的记得李敏的生日。 这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在吃下安眠药后安然入睡,但却再也没有醒来。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传奇人生。 记者:那次我是看过一张照片,是在跟父亲一起遗体告别的时候。那几天,从父亲去世以后,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李:我那时候就老是掉眼泪,老哭,…就是老哭,后来让我就出去了,后来我到福建,到上海看我母亲,我…一路上就是老掉眼泪。 记者:没有声音,就是默默的。 李:对。 记者:心里呢? 李:心里很难过。 记者:难过是像一般的人就是仅仅是一个女儿失去了父亲,还是有一些别的? 李:不是。 记者:你妈妈那时候还好吗? 李:我妈妈还好,她埋怨我。 记者:埋怨你什么? 李:说我不应该搬出来,他应该多活。 记者:妈妈也比较难过。 记者:您很长时间不去想这些事了,就是刻意不去想它,想到了会伤心。 李:那时候我就是走到哪就哭到哪。 记者:多少年以后都是这样吗? 李:不,后来好一点,但是不能提到这事。提这事我就掉眼泪,后来我还是想写小说,以后我一提就掉眼泪,就写不下去了。 记者:所以等到后来心情平静以后还是写了? 李:对,一般这样的提问题就会提我爸爸这段,就好一点。一说我就掉眼泪。 鲁豫:毛泽东去世已经27年了,但是回忆起父亲的晚年,李敏还是非常激动,她的眼圈红了又红,一直自责没有能够最后守在父亲身边,这段往事对于李敏来说充满了痛苦。 记者:您当时听到消息以后,一下子就哭出来了吗,就像您说的,所有的感情都在那一刻爆发了? 刘:对,反正自己也挺后悔的,觉得还是应该去看主席,当然话说回来,能不能看到是一个问题,但是自己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不去看。因为李敏那时候都看不到了,……我那个时候我和邵华我们都没办法到主席那里遗体告别,最后遗体告别的话是作为叶剑英的亲属过去的,去遗体告别的。江青根本不让。 记者:你们提出过? 刘:其实邵华那边好像提出过,提出过好像行不通,后来叶剑英同志,就是也很难过,报上叶剑英有亲戚要去,所以我们进去以后,据说后来江青那边还在追查,可能她们也觉得不对劲了,也在追查那天去的到底是谁,他们说是叶剑英的亲属。 记者:包括邵华跟爱青都是以叶剑英的亲属的身份去的? 刘:都是,都是以这个身份去的。 记者:那种很悲痛的情绪持续很长时间吗? 刘:持续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 记者:那种感情都包括了什么,失去了父亲的痛苦。 刘:我觉得失去了一个是失去了父亲的痛苦,一个是就是失去了一个最心疼我的人的痛苦。还有就是自己总有一点儿,总是感觉到内疚,就是我从上海回来以后没有去看过他。在他病重的时候没有去看过他。 记者:想想他病重,他走的时候,子女都不在身边? 记者:想想真的是让人很难接受,一个老人走了对子女也没有什么交待就走了? 刘:是呀。 鲁豫:李敏、刘松林和邵华,如今都已经是60、70岁的老人了。因为身体等原因,平常她们见面的机会很少,而每年到了毛泽东的诞辰,忌日,她们才会有机会聚在一起,彼此问候,共同怀念自己的父亲。 记者:每年到主席纪念日的时候,你们家里人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纪念方式? 邵:我们家里人是这样,每年9月9号,也就是主席去世的那一天,还有每年的12月26号,我们就是说毛主席所有的亲属,也就是说包括至少是三家吧,我们这一家,是吧,还有李敏那一家,李娜那一家,我们都会在纪念堂相遇,然后我们都献上我们自己心中的花篮,然后在爸爸的水晶棺旁矗立,志哀,怀念,这个已经成了我们多少年来的一种不可忘的,永远铭刻在心中的时刻,……也经常想到就是当年我们生活在主席身边的时候,他是如何教导我们的,他的音容笑貌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每次也都想在纪念堂,他的棺材,水晶棺旁多站一会,但是又想到,我们在那停留的时间长,后头瞻仰的观众在外面等候的时间也长,所以呢就是心情是很矛盾复杂的,但是呢我们永远就是会想到当年爸爸对我们在某一方面的一些很难忘的一些教导,是这样的。 如今,女儿李敏的丈夫孔令华已经去世,一儿一女也都已经长大成人。2001年,李敏在父亲去世25周年的时候,出版了回忆录《我和父亲毛泽东》。 媳妇刘松林也打算在今年开始撰写毛泽东的回忆录,采访时,她的女儿一直都在身边提醒她重要的年月时间;而她对第二任丈夫杨茂之也是深怀感激,杨茂之没有怨言地接纳了妻子对过往的回忆。 唯一在世的儿子毛岸青,在2003年底的时候刚刚过完了自己的80岁大寿。 媳妇邵华则依旧是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直接领导着她的儿子毛新宇;已经…岁毛新宇也写完了他的新书《爷爷毛泽东》。 --FROM 210.31.68.* 选择讨论区&BYR-Team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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