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首次攀登珠峰（北坳）
Adventure .cn 首次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准备工作 先遣行动和第一次高山行军 侦察组北坳探路 第二次高山行军 第三次高山行军第四次高山行军―突击主峰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就成了各国登山运动员向往一试身手的地方。然而直到30年后的50年代，才有几位登山家，从南坡登上峰顶。 1960 年5月25日，诞生仅有5年的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从北坡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创举，为中国现代登山运动揭开了光辉的一页。从此，中国登山队跨入世界强队行列。 &一&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准备工作 为了成功地征服珠峰，中国登山队进行了长期、细致的准备工作。大部分登山队员集中进行了身体和技术的全面训练。 训练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8年6月──9月，在香山训练班和原有骨干的基础上集中了40名运动员，作了重点在于培养基本力量及提高其各种登山技术的训练。训练后期同苏联运动员一起攀登了苏联境内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 第二阶段：1958年10月──1959年3月。登山队各类人员160余人以国家体委参观团的名义由北京分批进藏。大部分队员在拉萨进行身体训练。并于冬季登上了藏北念青唐古拉东北峰。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着重训练运动员对高山各种恶劣自然条件的抵抗能力和冰雪作业技术。 第三阶段：1959年4月──7月，运动员攀登了海拔7543米的慕士塔格峰，以巩固对7500米高度的适应能力。 第四阶段：1959年8月──1969年2月，经过两个月的休整之后，在成都和重庆南温泉等地开始进行全面的身体和技术训练。主要是使运动员在进山之前达到最佳 竞技状态，贮备足够的体内营养；技术上则侧重于提高岩石作业的水平。 艰苦的训练，为以后登山活动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此期间，中国登山队依据总体计划和珠穆朗玛峰的攀登难点，进行了充分的物资准备。在登山活动中要采用诸如防寒、技术、建营、通讯、氧气、高山食品、燃料等各种技术装备和高山物资，都在模拟的高山条件下进行了广泛的试验。大到一顶帐逢及其搭法，小到一根火柴及其用法。氧气装备，则准备了三种样式的产品，以供在不同条件下，分别使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得到了国家和国内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为了把这次活动所需的200多种，近百余吨之多的各种物资按时运到登山大本营，政府通过各种努力为登山队准备了两架飞机，并且抽调工人完成了定日机场的勘测和修建工作。并且一年内修筑了一条横卧于世界屋脊，从日喀则到大本营的长达380多公里的公路。登山队大本营气象台，设备完善， 就其业务范围来讲，相当于一个省的气象台的规模。 1958年11月，登山队派遣以许竞为首的侦察组进至珠峰下实地侦察。同时，科学研究人员分批进入了珠穆朗玛地区。气象工作者在珠峰脚下建起气象台，并建立了从北京、成都、拉萨到珠穆朗玛山区的气象情报网，对这一地区进行全面的经常的气象观测。有关地理、高山生理等学科方面的科技人员也在这里完成了大量的工作。 根据侦察组提出的侦察报告，经过对国内外各方面的关资料的详细研究和分析，制定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基本内容为： ⑴确定攀登路线。 侦察组实地侦察发现从北坡攀登有3条可能的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中绒布冰川→东绒布冰川→（由东上）北坳→东北山脊→顶峰；第二条路线是：中绒布冰川→（由西上）北坳→东北山脊→顶峰；第三条路线是：中绒布冰川→西山脊→顶峰。经过反复比较研究，行动计划确定第一条路线为攀登路线。 这条路线的地形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 （5120米至6500米）：基本上是沿着中绒布和东绒布两条冰川的中碛、 侧碛及冰川主体前进。路线上没有十分危险的地形，局部气象条件也很好。但坡度较缓，升高较慢。 第二段（6500米至7400米）：是这条路线上集中的冰雪地区。这一段大致又可细分为两段： 6500米至7007米，即北坳的东坡。其坡度平均约50度左右。地形复杂，各种巨大的裂缝冰陡坡遍布，冰崩雪的痕迹到处可见。是北坡最难通过的地形之一，而且也不利于大队宿营。 7007米至7400米，是北坳顶部向上的一段较整齐的冰雪坡，平均坡度约40度。但可能通过的路线较窄，左右皆为断崖，风很大，故有一定危险。 第三段（7400米至顶峰）：是冰雪岩石混合地区，平均坡度约40度。中途有许多陡坎、浮石等。所谓的“第二台阶”就在这一段的米处。攀越这一段需要较复杂的岩石作业技术。 ⑵确定攀登时间 根据气象人员对珠穆朗玛山区气象特点的考察研究，发现这里一年之中可有春、秋两个登山季节。春季风小，变化较有规律。积雪较少。整个季节延续时间较长（有4、5两个月）。但是气温较低；而秋季虽然风小而稳定，气温较高，但积雪却较多并且时间较短（只一个月）。由于攀登珠穆朗玛峰需要较长时间进行适应性行军和物资运输，而积雪多所造成的困难又较寒冷所造成的困难更难克服。所以确定在1960年3──5月登山。 ⑶确定了大本营及一、二、三号营地的建营地点分别在海拔5120 米、5400米、 5900米、6400米。 ⑷计划从海拔7600米开始间断用氧。 ⑸计划分4次行军登上顶峰。前3次为适应性行军，第四次为突击主峰。 ⑹一线队员确定为4-8人，即一至两个结组，担任突击主峰的任务。 为了谨慎起见，还制定了3 次行军的第二方案和5次行军的第三方案。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队长兼党委书记史占春、 副队长许竞、副书主记王凤桐。全队共有队员214人，来自全国各地和不同的工作岗位， 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老师、学生、机关干部和科学研究工作者。其中女队员11名，藏族队员占1/3左右，全队平均年龄24岁。在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中， 有运动健将17人，一级运动员18人以及更多的二级运动员。但也有是第一次参加高山攀登活动。 &二&先遣组行动和第一次高山行军 为了不致因队员过早进山而造成不必要的人体力消耗，在大队进山之前，登山队派遣由罗志升和张俊岩带领的先遣组提前进入珠穆朗玛峰山区。先遣组在拉萨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与准备后，于日抵达珠峰山下的大本营营址。这是一片覆盖着积雪的平坦谷地，谷地的东西两侧都是中绒布冰川的高大侧碛，南北两侧则是古冰碛小丘。现代冰川舌部停留在营地南面约一公里的地方。按照侦察组的选择及行动谋划方案，大本营要建立在南边的山丘之北，以便借助山丘减弱经常顺着谷地刮来的地形风的袭扰。 先遣组192名队员，顶风冒雪，很快完成了建立大本营（包括气象台、 电台）的工作。珠穆朗玛峰脚出现了一座帐篷城市。 在建立大本营的同时，先遣队员们又分别在海拔5400米的东绒布冰川舌部：冰塔林立、海拔5900米的中碛：以及海拔6400米的北坳脚下，建立起了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3个高山营地。他们还把几千公斤的高山装备、食品、 燃料从大本营运到各个高山营地。这样，就大减轻了以后向更高的营地进军时物资搬运的困难。 日，包括主力队员在内的登山队大队人员抵达大本营。 3月23日晚， 气象组向中国登山队队部报告了他们近期的预测：最近一次好天气过程，从3月25日开始。根据这个情报，队部立即部署决定：3月25日开始进行第一次适应性行军，高度到达6400米，使队员取得对这个高度的适应能力，同时继续完成向6400米营地运输物资的任务。另外，派遣一个侦察组侦察北坳路线，向队部提出第二次行军通过北坳的技术措施。因为从海拔6400米登上北坳还有一天的路程，为了在最好的天气侦察北坳，所以队部决定侦察组先于大队出发。 3月24日上午，北坳侦察组先行进发。 3月25日中午12时，全体登山队员在大本营营地广场上整装待发。 在升旗仪式及队长史占春和代表全体出发队员的藏族队员拉八才仁讲话之后。 队长史占春对登山队员们发布了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的命令。 登山队沿着侦察组和先遣组探寻出来的道路，绕过中绒布冰川的中央，插进东侧低洼的沟谷，向上攀行。远远可以望见中绒布冰川未端。 由于坡度较缓，升高较慢，因此路程相对较长。郭超人在他的《采访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背着背包，扶着冰镐，跟随着长长的一列纵队，踏过山岩走过雪坡，一步下地向前走去。最先感到份量的是呼吸。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魔爪紧捏着我的喉头，重压着我的胸口，需要用很大的气力，张着嘴不停地吸入肺部需要的空气。其次是双腿变得愈来愈重了，严格地说是全身都变得沉重了。并不是身体的某一部分酸痛或困乏，而是整个身躯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近乎麻木的双腿向前移动......”无怪乎外国探险家称其为“一条世界上最长的里程......”下午6时左右，登 山队终于到达了海拔5400米的第一号高山营地。 从海拔512 米到5400 米仅升高280米，漫长的路程却使他们艰难跋涉了6个小时。 第一号高山营地位于东绒布冰川末端不远的一块狭长的冰碛石台阶上。由东绒布冰川流来的小河，从台阶前面那陡峭的碛石下流过。台阶的后面紧挨着巨大的山崖。遭受着强烈风化的片麻岩层经常崩落。一个个倒石堆，贴伏在陡直的石崖上。滚落的岩块，有时会一直滚到营地近旁的石头围墙边上。 在营地附近，中国登山队员们发现了几个用乱石难叠成围墙的废弃的营址。里面堆放着一些已经锈烂的氧气瓶、罐头筒等，上面有清晰的英文字母。围墙外，散乱地丢弃着许多废旧电池和电线头。中国登山队员们推测，这是从北坡攀登珠峰失败的某支英国登山队遗留的物品。 当晚，登山队在第一号高山营地宿营。 3月26日，中国登山队继续向海拔5900米的第二号高山营地进发。 登山队员们向东穿过冰封的东绒布河，逐渐向东绒布冰川接近。在翻过一段险峻的山岩之后，开始进入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带。珠穆朗玛山区冰川由于消融和补给的运动比较强烈，因此发育着其它地区冰川未有或少见的冰塔，有的地方竟密如森林。很长一段路程，登山队员们就穿行在冰塔林中。 在冰川拐弯的山嘴，登山队员们遇上了一个难题，随行的记者郭超人这样记述道：“几座巨型冰塔并立在一起，像一道高峻的城墙一样堵住人们的去路。在冰塔的上方，露出几条曲折幽暗的裂缝。看来，这是唯一可以穿越的路线。但是，当人们踏上冰塔对裂缝作进一步观察后，才发现这里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冰崩。很显然，从这里强行通过是极其危险的。队伍暂时停下来，开始寻找一条更安全的路线。正在这时，队员们在冰塔下的一块‘蘑菇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记。大家围上去，原来在石头裂缝里放着一张纸条。这是走在大队前面的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组留下的。纸上用红笔写着：‘危险！冰崩地区。攀右侧山嘴绕行，切勿停留！速去！速去！’抬头观看，果然，在右侧一座十几米高的雪坡上，侦察小组用冰镐在冰雪上刨出了一级级整齐的台阶，修出了一条小路”。沿着这条小路行进不久，登山队员们就到达了海拔5900米的第二号高山营地。 第二号高山营地的负责人纪克诚、工作人员张玉清，自从随先遣组来此建营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营地。当他们从报话机里得知大队将来到的消息后，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琢磨了许久，他俩决定为登山队员们包一顿饺子。 当晚宿营于此的登山队员们，在海拔5900米的高度，几十个人吃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包出来的饺子。 3月27日上午10点，队伍从第二号营地出发，目标是海拔6400 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顺着宽阔平坦的中碛堤，慢慢登上一个个倾斜的碎石坡后，队伍便开始进入中碛堤尽头的冰峡谷。穿过冰峡谷，登山队员们开始进入东绒布冰川巨大的粒雪原。这量片漫漫的冰雪台地。由于冰面陡滑，裂缝极多，登山队员们开始在鞋上绑上冰爪，结成结组，用冰镐探路，继续向上攀登。从这里，可以看到海拔8470米的世界第五高峰──仑错朗玛峰的山巅。 下午，天气突然变坏，粒雪翻飞，寒风呼啸，温度计上指示温度在红线，骤然下降到零下20度的刻数以下。中国登山队员们顶风冒雪，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队伍通过北峰阴影底下，向西拐了一道弯，便踏上了北坳冰川北侧的冰碛石堤。珠穆朗玛峰第一次这么近地出现在大队眼前，大家要仰头才看得见它那高高的山顶和顶峰东面那一块近似梯形的积雪。在最后翻过一个碎石坡后，登山队终于到达了这次行军的终点──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 从这里再往上，就是以攀登困难和险峻著称的北坳和“第二台阶”。保证在复杂地形中安全行军的各种高山物资，绝大部分集中储备在这里。这里还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医务站等。第三号高山营地除了在物资供应，队员休息上起后勤基地的作用外，还是沟通突击队伍与大本营通讯联络的中转站。所以，大家都把它称之为“第二大本营”。 除队长史占春带领一个支援组留在第三号高山营地，准备随时出动支援侦察组外，登山队大队按计划于3月29日顺利结束第一次行军，安全返回大本营。&三&侦察组北坳探路 3月24日上午，从1955年参加登山活动以来， 几乎每次重大登山活动都担任侦察任务，为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登山队副队长许竞，率领北坳侦察组先行出发。侦察组还有王凤祥、刘连满、刘大义、彭淑力、五振华共5名优秀的登册队员。 侦察组比第一次高册行军的大队提前一天到达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3 月27日早晨，北坳侦察组从第三号高山营地出发，前往北坳探路。 出发不久，队员王振华发现在冰川边缘的一个凹坑里有一具尸体。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死者头朝南，脚朝北，面部朝西，侧身卧于雪地上，双腿蜷曲，两手抱膝。同时可以看出死者的肋条很宽，大腿骨很长，关节粗大，虽然侧身蜷卧，但仍可觉察出此人躯体高大。这具尸体只剩下一副骨架了，臀部以下，小腿和脚用一个高山帐篷包得严严实实的，因此看不到他的脚。那顶帐篷已经腐坏了。但还可以看出它分为两层，内层白色，外层微黄，边上有绳子和金属圆环。死者的身旁有一根金属的帐篷杆。死者用的皮质吊带上也只剩下裤腰上的几个皮头了。身上的衣服穿得不多，里面的上衣是淡淡的草绿色粗卡其布衬衫，外面套有一件深色的、但已经变了色的细毛线衣，下身穿一条细毛线裤，所有这些布料和毛线衣裤都已坏了，只残留着衣领、袖口、腰身等部分，稍一碰它，就会粉碎。大家仔细观察时，还发现死者手腕上残存着一丝一丝暗褐色的，已经干枯了的肌肉。从死者的姿态和他身上包着的帐篷来看，他当时可能是处在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境遇中，无力到达或无法找到宿或地和同伴而丧命的。从尸体和遗物看来，大家都认为这是20多年前一个不幸遇难的英国登山家。大家怀着严肃的心情，用雪掩埋了这位不知名姓的外国人。又拿起冰镐，匆匆上路。” （后来这一发现公布时，在英国登山界人士中引起震惊。美联社伦敦30日电以“共产党中国的埃佛勒斯峰探险队可能已经发现36年前在这个世界最高峰上失踪的两名传说中的；英国冒险家之一的尸体，这真是奇迹般的发现”为题，报道说：“在阿尔卑斯山俱乐部总部里，这件事成为人们谈话的中心。马洛里和欧文原因不明的失踪是他们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虽然这些登山者已经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了。英国登山当局星期一晚上说，这个穿着英国登山服装的尸体很可能是格?勒?马洛里或阿?克?欧文。曾经多次组织到埃佛勒斯峰探险的皇家地理学会会长克尔温说：‘很显然，中国人可能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所发生的事情的部分答案。我认为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个尸体不是马洛里就是欧文的。’克尔温说：‘只有有机会研究那具尸体的衣服和牙齿才能最后辨认出是谁。既然中国人说，他们的登山队员已经当场把尸体埋起来，要辨认大概是不可能的。’这位会长说：‘但是就已经知道的事实来看，它们是有助于弄清这个秘密的。’”中国登山运动员的看法与此有很大不同。《环球》杂志1982年第7期发表的史占春、许竞、 王凤桐《马欧之谜──双珠峰攀登史上“悬案”的看法》一文认为“至于在6400米附近报见之外国人遗体，其本身显然与马、欧无关。即使马、欧失事于滚坠，从地形上看也绝无滚到东绒布洋川的可能。”文章认为：“从过去记载来看，6400米的遗体很可能就是1936年单人来北坡攀登并死于6400米附近的英国陆军大尉威尔逊。”文章还披露了这样一些事实：“奇怪的是，1965年中国登山队去珠峰训练时，遗体虽然还在，位置却有所移动，其附近还多出了外国产的鸭绒衣、短式睡袋和没有用过的彩色柯达胶卷。更为奇怪的是，1966年我们再去珠峰训练时，上述遗体又不见了。） 侦察组到达了海拔6600米的北坳脚下。 珠穆朗玛峰北面的崇山峻岭间，矗立着一座顶端尖突、白雪皑皑的山峰，这就是珠穆朗玛峰的姊妹峰──海拔7535米的珠穆朗玛北峰。在北峰与主峰之间，是一道厅陡的冰雪山脊，山脊连结点的抵凹处，看上去像一个坳谷，所以人们称它为“坳”。北坳顶部海拔7007米，相对高度400多米。有的地段坡度为70度， 个别地方几乎是垂直的。它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的腰部。沿东绒布冰川地带从东山山脊侈登珠穆朗玛峰，必须通过北坳，因此登山队员们恰如其份地将之比喻为珠穆玛峰的“大门”。中国登山队员们后来这样描绘他们见到的北坳：“一个坚冰厚雪堆积直来的近于直立的冰壁，冰壁上潜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道。”“这里经常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数不清的冰岩和雪块以雷霆万钧之势，倾倒而下，老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它的轰鸣声，威力极大。” 过去，打算从珠穆玛峰北坡攀登的英国探险队，就曾在这里遭受风雪的袭击，多次遇险。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在1922年的一次雪崩中，就有7名英国探险队的搬运工被埋在这一带的冰雪底层中。 根据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行动计划，全队第二次行军的任务，就是敲开北坳这座珠穆朗玛峰的大门，登上7000米以上地带。而侦察级的任务，则是为大队通过北坳寻找、开辟一条能往返经过数百人次的安全路线。没有向导，没有精确的地图，北坳的地形在1958年的侦察之后，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任务不言而喻相当艰巨。当晚，侦察组宿营于海拨6600米的北坳脚下。 3月27日，侦察组分为两个小组在北坳下活动，用望远镜对北坳全貌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根据观察结果和反复研究，他们发现，可供选择的路线共有4条， 其中包括英国队过去选取的大“之”字形路线。乍看起来，英国队选取的路线坡度较小，比较好走。但仔细观察发现，它不仅线路长，而有还有发生雪崩的危险。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选择位于英国队选取路线南面的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线与1958年侦察组提出的路线大致相同。这条路线的有利之处在于避开了裂缝及冰崩雪崩区，不利的是坡度大，易发生滚坠的危险。 侦察组先由许竞走在第一个结组的前面开路，在登上一个雪坡之后，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冰坡。侦察组换上刘连满在前面开路。刘连满使用“三拍法”的攀登技术右手握住冰镐的十字头，使镐铲向上，镐尖朝下：左手紧抓住镐身，将冰镐尖扎在产坡上。扎牢之后，他才抬起右腿，使前面的4个冰爪齿抓在冰面上。接着左腿也作了同样的动作，当两脚蹬住后，便将整个身子的重量移在脚尖上。随后他拔出产镐，两手高举，又往更高的冰面上扎去，两个脚又同样移动一次。每次移动，约摸上升30公分。每当他爬上七八米的时候，就用冰镐刨出一个台阶，从胸带上摘下冰锥，用铁锤把它敲入冰层，把铁锁卡在冰锥的铁锁上，再将保护自己的主绳套在铁锁里。由于空气稀薄，呼吸急促，所以体力消耗得很快，他每上几步，就要伏在冰镐柄上喘息一会儿。爬守了这20米多长的冰坡，他打下了最后一个冰锥，把主绳固定在上面。侦察组的其他队员，便抓住主绳爬上了冰坡。 接着，又是王振华、许竞、王凤祥轮番开道。他们上升到海拔6860米的地方，被一道冰崖挡住了去路。冰崖高20多米，近乎直立，很难构登。但在冰崖上有一条垂直的冰裂缝，宽约一米。许竞同队员们研究之后，决定沿着这条被他们称为“珠穆朗玛冰胡同”的裂缝攀登上去，刘大义先上，王凤祥保护。 由于冰雪不太坚实，产锥无法打牢。王凤祥便用冰镐凿出了几个窝状的台阶。然后，刘大义叉开两腿，蹬在两侧冰壁的台阶上，整个身体摆成一个“大”字，利用这几点支撑着全身当他登上这几个台阶后，自己又抡起冰镐刨起新的台阶来。许竞这时发现，“冰胡同”的上部，冰的透明度较大，估计冰层较硬，便建议刘大义打冰锥试试。刘大义一试果然打牢了。于是他便打一个冰锥跨上一步，登到了冰胡同顶部固定好了软梯。 刘大义与随后攀登上来的彭淑力一起，对“冰胡同”以上的地形进行了侦察。他们发现：“冰胡同”往上，是一个坡度约为30度的雪坡，积雪很浅，但长有200 米左右。这段雪坡可供大队作临时宿营地。雪坡尽头，是一道又高双陡的冰雪陡坡，高约50米。陡坡下的高度为海拔6950米。他们估计从这个陡坡上去，便是北坳顶部。刘大义、彭淑力从“冰胡同 ”上下来，把观察的情况向许竞作了汇报。鉴于天色已晚，许竞下令侦察组全体队员立即下撤。 由于天气恶劣，地形险恶，登山队大队十分关注侦察组的动向与安全。队长史占春一直留在第三号高山营地，并专门设立了一个配备远距离望远镜和信号装置的了望哨进行不间断的跟踪观察。同时，派出陈荣昌、屈银华、罗桑、郭超人组成的结组支援侦察组。 下降的侦察组与支援组在北坳下直遇。当晚，他们宿营于6600米的过渡营地。 日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密电国家体委支援委员会， 称侦察组已全部安全返回了大本营。因天气关系，此次侦察组到达的高度为6940米，未达到北坳顶，但他们已为大队攀登北坳找到了一条路线。”“完成了侦察任务”。 &四& 第二次高山行军 4月1日，大本营登山队队部召开队部负责人会议，会议议题是听取许竞代表侦察组作关于北坳情况的汇报，并讨论第二次行军大队通过北坳的具体行军方案。 经过反复研究，会议采纳了侦察组建议选择的行军路线。会议规定，第二次适应性行军主要任务有五项： ⑴让尽可能多的队员获得海拔7000米以上的适应性； ⑵侦察从北坳顶部到海拔7600米的行军路线； ⑶在北坳顶部建立一定规模的第四号高山营地； ⑷把部分高山装备和物资运上北坳顶部备用； ⑸考察并选拔参加第三次行军的队员。 会议鉴于北坳地形复杂、裂缝很多，而且非常陡峭，攀登困难，需有良好的技术条件。因此，要求在第二次适应性行军之前，加强主力队员的冰雪作业实习。另外，挑选冰雪技术较好的队员，组成由副队长许竞带领的北坳修路组。沿途打冰锥、架云梯、固定绳、铺梯桥，设置必要的安全设施，为大队顺利通过北坳作好准备。 4月6日，好天气过程尚未到来，修路组便先于第二次行军的大队出发了。4月8日，他们到达海拔6600米的北坳脚下，建立了一个临时营地，等待天气好转为大队行军修路。 这时，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整体行动中发生了一个感人的插曲。第三号高山营地的；报务员，突然发现和大本营保持联系的唯一一部电台出现了无法排除的故障。营地负责人决定派运输组的队员马宝昌，随运输组结队通过海拔6400米那段较危险的雪原地带后，迅速在一天之内把请求援助的信件送到大本营。马宝昌急于完成任务，未等运输组结组一起行动，便独自下山了。由于马宝昌是个新队员，经验严重不足，再加上赶路心切，以致在风雪中路，错过了已经出发开始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登山队大队，闯入了冰塔。他不知摔了多少跟斗，甚至一度昏迷，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终于走出了迷宫般的冰塔林，伏在大本营队部的门槛上。他只记得自己从口袋里掏出那封急信，便人事不知地倒下了。要不是大夫把他推醒给他喝水，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睡在大本营的医务所里。 这时，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登山队大队已到达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休整待命。他们从中途遭遇的运输队那里得知马宝昌下山送信的消息，并估计他已误入冰塔区。队长史占春当即命令两个结组前往搜索，并让运输队转达大本营也组织人力从下往上寻找。深夜，两个结组返回，没有发现马宝昌的下落。第二天，天气不好，队员们仍在营地等待，并为马宝昌的下落不明担心。 傍晚时分，大本营派出的两名队员，冒着暴风雪，一天之内就赶到了第三号高山营地。他们送来了电台：送来了马宝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安然无恙的消息；也送来了明天是二等好天气提气象预报。 4月11日8时30分，队长史占春通过报话机和海拔6600米临时劳在的修路组取得了联系，通知他们今天是二等好天气。副队长许竞报告说，修路组计划分成3个结组， 分别负责上、中、下3个地段的修路工作。 9点30分，全体队员从第三号高册营地向北坳出发。第一分队的5个结组由队长史占春直接带领，离开营地后他们便稍稍加快了前进的速度，以避免在陡峭、狭窄的北坳路线上造成拥挤。第二分队的7个结组，则以相对缓慢一些的速度跟进。 两个小时以后，他们来到了北坳的冰墙下。从这里开始，沿途险峻之处就开始有了修路组架设的保护绳索。 下午3点，走在最前面的几个结组来到了“冰胡同”下面。然而一个多小时以后， 也只有第一、第二这两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结组上到了“冰胡同”的顶部。花了更多的时间，王富洲、张 俊岩、刘连满、王振华等人，通过一条主绳，帮助下面的队员陆续都攀上了冰胡同。 队长史占春召集主持了队部会议。根据修路组队员已疲惫不堪，天色已晚，最后一段路程在天黑以前无法修通的情况，会议很快作出决定：第一，大队今天就在“冰胡同”顶部6950米处宿营，在以后的行军中，就把这里做为过渡营地；第二，修路组立即撤回到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北坳最上面一段路程次日由大队负责修筑。 当晚，大队就在“冰胡同”顶部宿营。 4 月12日，各个结组都有一些队员由于前一天长时间饥饿、严寒的侵袭，身体虚弱，高山反应加重。队部利用早饭前的时间开了一短会，决定由五凤桐负责护送送病号下山的组织工作；在人员减少的情况下，为了保证运输计划的完成，所有主力队员和运输队员的负重量适当增加；同时，决定由史占春带领张俊岩、屈银华、陈荣昌等队员在大队出发之前，尽快修通最后一段通往北坳的路线。 在侦察组没有登上的北坳最后一个冰雪陡坡下，史占春、张俊岩、屈银华、陈荣昌开始了修路工作。屈银华在张俊岩和陈荣昌的帮助下，先翻过了陡坡下一痤齐胸高的产崖。然后双在保护下谨慎地攀登上陡坡。屈银华和随后登上来的张俊岩采纳上了史占春的意见，用较冰锥更长从而能更深地打入冰层的冰镐代替冰锥，把3把冰镐成“品”字形打入冰雪里，只让镐头露在外面。然后，他们把软梯上端，就固定在这牢固的镐头上，软梯的下端，下垂到坡下的雪堆上，。于这是段20米多高的冰雪陡坡终于也成了通途。当他们回到营地时，已接近下午1点。 这时，大队通过报话机和6400米营地进行第二次联系，并宣布国家体委委员韩复东已从拉萨出发，14日将抵达大本营。他将代表国家体委，具体指挥珠穆朗玛峰的登攀行动 。 进行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中国登山队，在6950米过渡营地留下了一部分准备归途中用的食品和其它物资，便继续向北坳顶部进发。 按结组的顺序，登山队依次登上了已挂好软梯的冰雪陡坡。在左拐斜插了一段之后，走在最前面的史占春感到有一股奇寒的风从上方猛扑下来。果然，他紧赶几步，便已站在了北坳顶部。 他们发现北坳这条连结在珠穆朗玛峰和北峰之间的山坳，顶上只有20多米宽，窄的地方不不及10米。长条形的山坳中部微微拱起，顶上有一些小雪丘和小坑。北坳顶部全部覆满了厚厚的积雪。只有西侧坡沿下，露出了一些黑色岩石。它的北山脊，是从北坡登上绝顶的必经之路。北山脊从珠穆朗玛峰的东北山脊上向北一直倾伏伸展到北坳的南端。山脊的下部，是一道雪坡，上部是踞齿形的岩石坡，奇峭而狭窄。 在北坳顶部，张俊岩带领绝大多数队员开始了挖雪洞，储存第三次行军所用的物资，及搭抗风性试验帐篷的工作。史占春、王凤桐、陈荣昌、石竞等队员则组成侦察组，沿北山脊继续向上，侦察下次行军的路线。 由于侦察组队伍精干，又轻装，所以行动迅速，不到3个小时， 便到达了海拔7200米高度的一个雪坡。这个雪坡地形突出，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北山脊和8100米 附近的路线，向下则可以一鉴无余地俯视北坳营地和6400米营地。他们就在这个雪坡上，用望远镜对登山路线仔细进行观察。 他们看到，7200米以上还有一段雪坡。雪坡之上，紧连着一个碎石坡。好多风化破碎的巨大石块，突出地立在小沟槽里，摇摇欲坠。一片一片的石块，散乱地贴伏在岩石坡上。再高一些，山脊更为狭窄，绝大部分是光秃秃的，向西倾伏的灰黑色岩石坡，有的地方宽度不超出10米，坡度也比下面大，到“第一台阶”才变缓了一点。他们总看不出“第一台阶”有“台阶”的特点，他们估计，可能是由于角度的原因。他们认为：第一台阶可以绕着上去，关键问题在第二台阶。但是可以初步断定，下一次行军，从北山脊上达8100米高度的路线不会有多大问题。 侦察组完成侦察任务后即退回北坳顶部与大队会合。 4月14日，参加第二次行军的77名队员（包括许竞带领的修路组、 史占春带领的侦察组、胡本铭带领的运输组），除运输组留山7人尚在归途中外， 全体返回大本营。他们受到了比他们早到几个小时的韩复东和大本营留守人员的热烈欢迎。 运输组留山队员随后也陆续返回大本营，唯一没有归来的是青年队员汪玑。他是兰州大学地理系助教，1960年1月，参加珠穆朗玛峰探险队水文组工作。 在第二次行军中，到达7000米，时发生缺氧反应，引起内藏器官急性衰竭，再加上当时急救不及时，于4月12日在6400米处牺牲。在安葬他的遗体时， 人们发现他的腰间带着一面红旗，他是立誓要亲手把这面红旗插上顶峰的。 4月15日，在队部大篷里举行了分队长和各后勤组组长以上干部会。会上， 史占春等人前一段的情况和下一段的计划，向韩复东作了汇报。 4月18日，召开了登山队全体队员大会。 登山队负责同志作了关于第二次行军的总结。总结提到：在第二次行军中，有76人到达了海拔6400米，65人到达6500 米， 40人到达了7007米的北坳顶端，还有4名侦察员到达了7200米。一次行军中有40 人通过北坳，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从北坳底部到北坳顶端的行军路线上，90％的地段进行了整修，并设置了安全保证设施，建成了世界登山史上少有的“登山公路”。这条“公路”大大节约了行军的时间，也缩短了我们同顶峰的距离。总结肯定：这是第二次行军的最大成果。 中国登山队第二次适应性行军预定的5项任务，无疑已全部完成。 &五&第三次高山行军 中国登山队大队第二次行军，因天气不利于8000米以上活动，故大队留大本营休整了11天，等待好天气。 4月23日，大本营气象组发出预报， 珠穆朗玛地区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周期将在近期出现。 4月24日，登山队队部召开扩大会议， 详细地讨论了如何利用即将出现的好天气周期，进行第三次行军的具体计划。 第三次行军计划的主要内容为： ㈠第三次行军的任务 ①侦察突击主峰的路线； ②选择最后突击主峰的营地； ③建立7800米、8300米过渡性高山营地及运输高山物资； ④在队员身体反应良好，气象条件有利的情况下争取拿下主峰。 ㈡第三次行军的人员部署 大队由挑选出的55名队员组成，分为4个小组。 第一组为了望支援组。由张俊岩等15人组成，活动于6400米──7800米之间驻扎于7007米营地。任务是①补修6600米──7000米路段，保证大队顺利通行；②了望大队7007米以上活动情况，随时准备支援和急救，护送病号；③沟通突击队和6400米营地之间的联系；④负责由6400米──7800米的急需物资的运送。在7007米四号营地储备1万升氧气及够40人一周所需的食品和燃料。 第二组20人，到达高度为8300米，主要任务是运送高山物资，保持同一线的联络。 第三组10人，到达高度为8600米，主要任务是建立突击营地，为登顶提供支援。第四组10人，主要任务是突击主峰。 二、三、四组由史占春、许竞带领。人员要等到了7800米以后，根据当时个人的身体状况挑选决定。大队从各营地出发前均派一侦察工程保证组提前出发，为大队开辟前进道路和选择宿营地。 ㈢第三次行军日程安排 根据气象预报4月28日──5月1日天气良好。本着把坏天气消耗在低山地区， 好天气用来攀登6400米以上高度的原则，决定大队于4月25日由大本营出发，4月26日到达6400米。4月27日在6400米停留一天。4月28日全队由6400米到达7007米。预计4 月29日到达7800米，4月30日到8300米。5月1日视情况突击主峰。 队员们一致认为这个计划切实可行，韩复东代表国家体委，批准了这个计划。 4月25日，登山队离开大本营开始了第三次行军。 4月26日，登山队到达6400米营地。 4月27日，由于天气仍未好转，大队在6400米营地停留一天。 4朋28日，好天气过程正如气象组预报所言按期来临。大队由6400 米第三号高山营地出发，登到6950米的过渡营地，在靠近北坳顶端的冰雪陡坎下，架起帐篷宿营。 4月29日，大队越过北坳最后一个陡坡，下午一时到达7007米的北坳顶部。 正当大队从北坳沿着北山脊向南时，发生了天气突变，队员们在高空风狂暴时只能紧伏在地，才能不被刮走，即使风小时，队员们也能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 史占春、许竞、王凤桐等在短暂的研究后决定，鉴于这样的天气可能是短暂的突变，队伍应该继续前进，争取黄昏前越过冰坡，然后在相对安全处扎营并和6400米营地取得联系，搞到正确的气象情报。 队伍继续前进。高空风更加猛烈，气温降到了零下30多度。不到两个小时的功夫，冻伤相继发生。傍晚，大队终于走到了冰坡的尽头，海拔7400米的冰雪岩石交接的地区。由于前方的路线因天黑已无法观察，登山队决定就在此宿营。 石竞想方设法修好了由于气温太低而发生故障的报话机，和6400米营地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大本营气象台“天气是突变，后天好转”的天气预报。 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登山队员们。队长史占春当即决定并报告大本营：“大队明天休息一天。后天，5月1日，向我国登山运动的新高度──7600米前进。 出发时就走在主力队后面的运输队，由于负重加上队伍庞大，在大风中前进的速度更慢。当天黑主力队到达7400米时运输队才到达7200米。运输队长张俊岩和临时派去支援运输组的屈银华经过研究，决定就地挖雪洞宿营。仅派几个有经验的队员背一部分食品追上主力队以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屈银华带领另外3个运输队员，夜行军到达7400米高度， 把食品送到了又累又饿的主力队员手中。第二天中午，张俊岩率领运输队也赶到了这个新建的高山营地。 形势是严峻的。由于极度疲劳、冻伤和严重的高山反应，原来30多人的运输队已严重减员，上到7400米的仅剩12个人。主力队员陈荣昌和王振华也因严重冻伤而不得不下山接受治疗。 据北坳观察组报告：4月29日──30日，7000米以上高空一直被风雪笼罩， 风速在10级以上。 5月1日，果然天朗气清。登山队开始向新的高度出发。从7400米至8600米，是陡峭的岩石地区。一眼望去满山是灰褐颜色，和7400米以下的皑皑白雪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里的岩石风化得很厉害。风化的石块从高处剥落下来，逐渐在较低的缓坡堆积起来。这些碎石下面又往往隐藏着未风化的岩层，所以行走起来很费力气。 运输队尾随主力前进。中途，又有两个队员高山反应严重，张俊岩派了两个健康的队员护送他们下山。这时，只剩下了8名运输队员。 主力队员王富洲在走到7500米时突然倒下了。他从1958年参加登山活动以来，一直以很好的体力和高山适应能力强闻名全队。他的突然倒下，一时令大家十分纳闷。直到王凤桐打开王富洲的背包，想取出些东西减轻他的负重时，才找到了答案。原来王富洲的背包里，竟装了3个大氧气筒。 史占春把自己的氧气面罩戴在王富洲嘴上，王富洲终于渐渐苏醒了。 下午6点钟，主力队员和运输队员几乎同时到达7600米。 这是我国登山运动新的高度纪录。 这里是某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一支英国登山队的旧营址。中国登山队员们见到英国人遗弃的一些登山用品，杂乱无章地留在那里。虽然已经腐烂，但依稀可辨出它们本来的面目。淡绿色的鸭绒睡袋被冻在地上，铁架子上有一个短粗的氧气筒，外面已经氧化成铁锈，它的容积大约有4公斤，一个队员拧动开关， 发觉还有气体流出。此外还有帐篷杆、汽炉扳子、巧克力糖、蜡烛等。触景生情，中国登山队员们看到英国登山队的失败，自然更加体会到自己未来道路的艰险。 当晚，登山队在7600米宿营。主力队员还有9名，运输队员还剩下8名。张俊岩计算了一下食品。发现总共只剩下了5斤炒面、2斤糖果、3斤饼干、两条腊肠， 这些还不够一天吃的食品，大家却要靠它维持4天的生活。 5月2日，登山队继续进发。 刘连满从7600米到7800米一直在前面开路。 海拔7800米，队长史占春发出了用氧的命令。 由于过度劳累，开路的刘连满出现了严重的高山反应而昏迷，而且苏醒以后怎么也站不起来。经研究，决定王凤桐，石竞和贡布3人留下负责看护刘连满， 并接应张俊岩的运输队。史占春、许竞、拉八才仁、米马等4人继续向8100 米进发（王富洲由于身体不适改随运输队行动）。 深夜11点，史占春、许竞、拉巴才仁、米马到达了8100米目的地。这是一个冰雪和岩石混合的斜坡，坡度在40度左右。搭好帐篷之后，拉巴才仁和米马又主动提出去接应后面的队员。 张俊岩带领的运输队赶到7800米与王凤桐等会合时，又有4 个运输队员发生严重的高山反应。返回来接应的米马这时也有些昏迷。王凤桐决定运输队原地过夜，第二天再往上去，由屈银华负责把病号送下山。石竞、贡布、王凤桐、拉巴才仁则连夜赶往8100米。 5 月3日清晨1时，石竞和贡布来到8100米营地。3时，王凤桐和拉巴才仁也赶到了。他们喝了几品热水，吃完了最后一点点炒面。经过讨论，他们拟出了侦察“第二台阶”的方案： ①6个人分成两个结组。第一结组：史占春、王凤桐、拉巴才仁；第二结组：许竞、石竞、贡布； ②高度要达到8500米，并在那里建立最后一个高山营地，即突击营地； ③努力争取提前到达，以便再派出一个结组于当日对“第二台阶”进行灾地侦察； ④为了节约使用氧气，队员继续实行间断用氧； ⑤上午10时，出发前一律抓紧时间睡觉。 史占春等6名队员在8100米只睡了4个小时，上午10时，又开始向新的高度进发。队伍出发前，他们猛吸了一顿氧气，每人随身携带一筒，其余的留在帐篷里以备急需。另外，每人还带了一个睡袋，第二结组还带了一顶帐篷，准备到达8500米时建立突击营地。史占春、王凤桐、拉巴才仁结组在前，许竞，石竞、贡布在一结组在后。很快，登山人员们接近了“第一台阶”即“黄色走廓地带”。他们这样描述这里的地形情况：“从颜色上看，珠穆朗玛峰北坡的岩石有灰褐色与黄褐色两种。今天要通过的地区是黄褐色岩石较集中的地方。它像一条黄色的带子，从东至西横摆在8200米至8400米的地方，这就是过去外国人所说的“黄色走廓地带”。它的黄褐色岩层差不多从8200米开始，向上一层一层地排列着。从北面看去，好象一摞平放的书本，被镶嵌在山的中上部。现在队员们的攀登路线是由东向西，就是说，东低西高。而这条走廓却由东向西倾斜，即东高西低。因此，随便沿着哪一层攀登，都只能是越走越下降。要想上升，必须随时注意选择台阶翻越走廓的每一层。越过黄色走廓，便接近珠穆朗玛峰东北山脊了。 副队长许竞，由于多次担任路线侦察任务，体力消耗太大，在8300米处终于躺倒了。大家商量后，决定由石竞、贡布护送他回8100米营地，然后二人再返回来追赶第一结组。 在这里，史占春结组的队员们又发现了一个旧营址，摆动的东西是烂在这里一个褐色睡袋。它的旁边扔着一条约有一公分直径粗的麻绳。营地的一角还插有一个小木棒。这是登山队在高山发现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英国探险队的营地。 他们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到了“黄色走廓地带”的最上部，这里已接近8500米的东北山脊的顶部。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他们商量后决定， 留下身体过度疲劳的拉巴才仁等第二结组上来一起建立突击营地。史占春与王凤桐则争取上到“第二台阶”，侦察突击主峰路线，争取天黑时赶回突击营地，第二天一早下山。 所谓“批二台阶”就是珠穆朗玛峰东侧山脊8570米──8600米之间的一段陡峭地区。这个台阶从来被人们认为是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难关。1924年，英国登山界赫有名的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就是在这一带不幸遇难的。史占春、王凤桐对“第二台阶”仔细进行观察。从山下看上去，第二台阶就像被斧头砍了一下，背衬着蓝色的天空，露出一个明显的陡坎。但是，走到它的近前时，却怎么也不能把它同山下所见到的形象联系起来。第二台阶突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山岗。它的正面最为陡峭，面向东北方向，正好处于东北山脊上，是一堵高约七八米的陡崖。上面还矗立着许多牛角般的岩石 。史占春、王凤桐觉得从这里攀登是很困难的。时时会有坠崖的危险。 进一步观察，他们发现第二台阶的左侧面，并不是正北方向，而是偏东的北东方向，比正面的陡崖高很多，有30多米。乍看起来，它是一堵呈现着灰黑色的峭壁，似乎无路可行，但经过细心的观察，就可以看到，在它上面还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小地形。不知经过了多少万年的风吹、日晒、冰敲、雪蚀、这堵峭壁已经变得坎坷不平，形成了很多的小台阶、裂缝和浅沟。 史占春和五凤桐便从这“第二台阶”的侧面迂回向上攀登。 晚上9点多钟，他们攀到了一个峭壁角落， 角落里因为峭壁的阻挡积下一堆未被风刮走的雪。他们挖了一个雪洞，两个人便缩在这个雪洞里过夜。因为携带的氧气已所剩不多，为了第二天继续侦察“第二台阶”并防备万一，他们大胆地决定不用人造氧气。 在高山地区，随海拔高度的逐步上升，空气中的氧气的压力便逐渐下降。据科家们测算，海拔高度为零的海平面上，空气中氧气分压是150个毫米水银柱， 而到海拔8000米的高度时，氧气分压就下降到46个毫米水银柱，也就是说那里的氧气只相当于海平面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样严重缺氧的状况， 会给人体机能带来各种不良的反应，严重的甚至导致死亡。据一个外国登山家在回忆录中说，他有一次在8000米以上的高度时，为了拍摄照片，摘下氧气面罩仅仅15分钟，便几乎发生了休克现象。因此，在过去的世界高空生理学上，曾把8000米以上高度称为“死亡带”。在国际登山运动中，也曾把8000米高度看作是人类无氧登山活动的“极限”。 然而史占春，王凤桐却在8695米高度，在将近4天食品基本继绝的情况下， 不使用人造氧气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当史占春和王凤桐钻出雪洞时，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实际上以经攀到了仅差4米的崖壁便是“第二台阶”顶部的地方。 高耸云端的珠穆朗玛峰尖锥形的顶峰清晰地展现在他们眼前，比他们也就高出200多米。 灰色的岩壁上露出一道道风化的龟纹，凭着他们丰富的登山经验，他们很快就观察到一条适宜的登上顶峰的路线。 史占春和王凤桐下到8500米突击营地，与石竞、贡布、拉巴才仁一起返回大本营。 第三次行军完成了预定的3项任务： ㈠侦察并确定了构越“第二台阶”突击顶峰的路线。侦察的队员认为：珠峰北坡虽然很陡，但并不象英国人所宣传的那样困难。“第二台阶”实际只有最上面5──6米是垂直的陡坡，只要稍有体力，上到顶峰是没有问题的。 ㈡从北坳开始，建立了7400米、7800米、8300营地和8500米的突击主峰的营地。㈢完成了向7000米以上运输300公斤物资的任务。 这就为第四次行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行军共有6位队员到达8100米以上高度（史占春、王凤桐──8695米；石竞、 拉巴才仁、 贡布──8500米；许竞──8300米），从而把我国登山运动的男子登高纪录，从7556米提高到8695米。 第三次行军成果空前，但是也代价甚大。队员郭子庆，在7300米附近因严重的高山反应（由于高山缺氧引起内部器官功能不正常）牺牲。全队共有25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一批在体力和技术上极有希望登顶的主力队员，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以及运动健将级的队员如王凤桐、石竞、陈荣昌、彭淑力等，不得不暂时退出战斗，这就不能不极大地削弱下一步突击顶峰的实力。 5月12，登山队召开了全体负责人会议。听取了史占春、 许竞关于第三次行军的汇报。并且总结了这次行军的经验教训。会议还决定：史占春、王风桐以及其他遭受冻伤的队员，立即送往日喀则地区医院医治疗养。下一步的登山活动由韩复东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 &六&第四次高山行军──突击主峰 5月13日，在韩复东主持下召开了进行第四次行军部署的会议。 气象组首先报告，由于高压气团向珠穆朗玛峰地区移动，因此将有一个好天气过程。这次好天气过程中，将有4天左右的一等天气。 这是今年春季珠穆朗玛山区最后一个好天气过程。 根据气象预报，会议作了行军的日程安排：第一、二线队员第一日到达6400米，第二日到达7007米，第三日到达7600米，第四日到达8100米，第五日到达8500米，第六日突击主峰后，当天返回8100米。第三，四线队员提前一至两天出发，将所需物资提前运到各营地。 第四次行军的人员部署为：第一线即突击组，责成队部会同医务组从主力队员和运输队员中认真选拔。由许竞担任组长。为了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人指挥，还决定由王富洲担任组长的第一代理人，刘连满为第二代理人。二线、三线、四线由运输队员组成，分别负责米、米及大本营至6400米的物资输任务。 会议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组织和物资保障措施。 据5月13日前的天气预报：珠峰地区5月16日至20日为好天气，5月下旬天气转坏，6月初为雨季。困此，大队决定5月15日出发，20日突击主峰。但至5月15日天气突然变化，好天气后延，一、二线队员出发日期推迟了两天。 5月17日上午9时30分，一、二线队员在“突击顶峰誓师大会”后出发。当晚全部抵达6400米营地转来北坳营地报告：一、二线队员已全部按计划抵达北坳。 5月19日，一、二线队员抵达7400米营地。 5月21日，一、二线队员抵达7600米营地。 5月22日，队伍经过重新调整，突击队员和运输员27 人携带着250 公厅物资来到了8100米营地。 5月23日下午2时，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4名突击主峰的队员到达了8500 米。在他们建好营地之后，屈银华带着邬宗岳、群贝坚赞、多加、索南多吉、米马、去登、茨仁、却加、米马扎西等9名运输队员也赶到了。 他们将突击主峰所需的物资运到了突击营地，完成了最后一次关键性的运输任务。根据事先的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担任拍摄电影的工作，其他9名运输队员完成任务后，返回8100 米营地休息。 按原计划在从8500米突击营地出发时应该有10筒容积4公升压力是170-180个压力的氧气筒，但因为运输当中发生问题，结果最后检查时发现有两筒已经空了，他们估计不是运输队员在路上不小心碰开了阀门开关，就是疏忽中把空氧气筒背上来了。屈银华的原定任务是拍摄从突击营地到“第二台阶”的电影，由于氧气不够，临时决定他的任务交由王富洲完成。屈银华也不再随突击小组行动。 他们轮流吸用几筒白天用过，尚剩余一些压力的氧气筒，时而用氧时而大口喘息，度过了这一夜。 5月24日9时，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依次从帐篷里爬出来，用尼龙绳串连结组开始出发。不料，刚走出来远，登山队副队长，突击组组长许竞突然倒下了。已是在这样的高度，却失去了冲击顶峰的机会，这是相当可惜的。屈银华补入了突击小组，按既定方案，王富洲担任突击小组组长。 突击小组继续沿着山脊前进。他们每天分得两筒氧气，用睡袋裹起来，其中有一筒带着调节器和面罩，一起塞进背包里，只将面罩留在外面，塞在背包旁边的小口袋里，以备使用。此外每人带有一副冰爪、几个钢锥、王富洲还带了一架5.5 公斤重的电影摄影机，贡布多背了一个用红旗包起来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和100英尺35 毫米的电影胶片。刘连满的背包里多装了一把铁锤。他们4个人平均负重量是14 公斤左右。 中午12点，他们到了“第二台阶”的裂缝脚下。两个小时以后，他们上到了裂缝尽头的一块大岩石上。这里就是史上春、王凤桐挖洞过夜的地方。 在他的右侧，竖立着一块笔直的4米多高的岩壁。 他们看到：岩壁表面没有支撑点，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无法用以攀登。岩壁上虽有几条裂缝，也都只有拇指那么大宽，它们之间的距离又都在1.5米左右，很不利于攀登。 刘连满在王富洲的保护下，在岩壁上打了两个钢锥。谁知他在攀登时，却连续3 次摔了下来。贡布和屈银华分别尝试攀登了两次，也都摔了下来。 最后，刘连满作人梯底座，屈银华脱去高山靴踩在他肩上，在岩壁上又打下几个钢锥。一个多小时后，屈银华才攀到“第二台阶”顶部，也就是这块岩壁的顶部。贡布、王富洲、刘连满相继登了上来。这时已是下午5点钟。 他们从突击营地到达“第二台阶”顶部竟花了7个小时，其中3个小时便是在这块仅仅4 米多高的岩壁上面花掉的。 片刻休息之后，他们结组继续前进。走过“第二台阶”上面的碎石坡后，他们踏上了一道冰雪坡。这时，长时间前面担任开路任务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差，高山反应也越来越严重，他一连摔倒了好几次。在海拔8700米处，他又一次摔倒再也爬不起来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把刘连满安置在一个既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岩危险的一块大岩石旁的弧开坳槽中休息，准备回程中再把他带走。 这时，他们携带的人造氧气已剩下不多了。们在自述中曾写道：“从8500米出发，在到达8600米的第二台阶陡壁之下时，每个人的一筒氧气只剩下40─50个压力，由于背两个筒上攀费力太大而且返回时需吸用，故决定将每人用过的氧气筒放在第二台阶之下，吸另一筒前进。在到达8700米左右（24日19 点）， 每人的氧气又只剩40─50压力（合160─200公升），刘连满因身体不能支持，决定留下并将他自己用剩的一筒氧所也给他留下，另外3人继续前进。 当时已是19点左右，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这在当时中国登山运动中尚是先例。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出于什么考虑作出这个决定的：“当5月24日19 点左右我们在开会讨论根据当时情况应采取怎样行动时，大家认为虽然天气将晚，但考虑到原来的气象预报是25日天气将变坏，大家的体力与每人所余的氧气量不容许再拖太长时间，而且全组也没携带扎营装备。又考虑到顶峰的风力一般在夜间比较白天要小一些，而当天又是睛空，星光映着雪光，还是隐约地可以寻找一下攀登路线。更主要的是想到了党的指示与六亿人民的希望。所以就决定只有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时机，不拿下顶峰誓不回头。” 当他们走到8750米左右高度时，太阳的余光已全部消失，他们只好根据在下边测定的大致路线与过去的登山经验，在视域很短的星光和雪光下摸索前进。不言而喻夜行军困难更大，好坏路线的选择不太容易，只好在屡攀不上此路不通时再另找旁处上攀。在攀登岩石陡坡时看不见支撑点，只能用手脚随时攀登随时摸索。在进行上下方保护时一方面牢固的固定点不易寻找，另方面看不清被保护者的具体行动与路线困难程度，所以容易滑落与发生危险，且上方的滚石看不见不能预防，滑脱工具与失掉的装备也不易找寻。 在他们到达8800米左右高度时，他们的人造氧气基本用无。由于过度疲劳加上每人的氧气筒中的氧气太少或没有了，所以在吸用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根本不吸用了。在这样的高度，还要同严寒和复杂艰险的地形拼搏，仅仅依靠空气中微弱含量的氧维持生命活支。在这成败关头，他们要经受的是生与死的考验。他们开始了人类登攀运动史无前例的艰险历程。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只有前进，不能后退！”最后的路程，他们一点体力也没有了，完全是爬着前进的。 他们3人在向主峰前进时，贡在前、王、屈在后，快到顶峰时，发现有一小峰、 贡上去后，以为到了。等王上去后，才看见附近还有一高峰，又继续前进。 主峰在他们攀上的岩石堆的西边，他们爬完了这一段的记载。 他们在山顶的活动，众多的文章和资料都有一致的记载。他们攀上了主峰，仰望头顶，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没有可供攀登的路程了。 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用旗把像包起来，放置于顶峰。 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虽然带着报影机，但由于是夜间却无法拍摄世界最高峰顶峰资料照片，以及他在顶峰的活动情况。他们在顶峰停留约15分钟后开始下山。 在到达峰时，他们详细检查氧气筒发现有两个已一点都没有了，所以就在顶峰丢下去，另外一个另剩下6－7个压力（合24─28公升）。为了防止返回途中发生意外问题，所以就将这个快用完的氧气筒背下来了。在回到8800米左右（25日6点），3个人都感到体力太疲乏，呼吸太困难时，3 个人就将这仅有的一点氧气分着吸完后将空筒仍掉。 这时候，天渐渐地亮了，他们回头便看见了自已攀登顶峰留下的足迹。屈银华取出一直随身带着的轻便电影摄影机，把这一纪录下英雄壮举和值得纪念的时刻的珍贵画面，摄入了镜头。 他们在8700米处与刘连满再度会合。刘连满在王富洲等3人离开后， 便在背风岩石后睡下，当时他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估计，已无生存的可能。于是他花了半个多小时，吃力地用红铅笔在日记本上给王富洲写下一封短信： 王富洲同志： ......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3人回来时用吧！ 也许管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5.24。 写完信后，刘连满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良好的素质训练造成的他强壮的体魄，对高山缺氧反应的逐步适应，坚强的意志力，以及那只睡袋，使他最终脱离了死亡的边缘。一觉醒来，他竟然又重新站了起来。他见到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吸他留下的那瓶氧，他闪3人都被感动得落下了眼泪。3个人将刘连满留下的氧气分着吸用了。 当4个人返回到“第二台阶”顶部那个岩壁下时，天气变了， 天上飞起纷纷扬扬的大雪，能见度很低，行走更加困难。他们又找到上山前反留下的4 个没用完的氧气筒，痛快地饱吸了一气，当时就吸空了两个扔掉，背着两筒剩下不多的预防万一。当晚9时左右，他们返回到8500米的突击营地。在休息以前， 大家才将这次登山中所剩下的仅有的几十公千氧气用完。 在8500米突击营地，他们商议后决定分批下山，由体力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一天之内赶下山去，一方面求援，一方面送胜利消息。贡布和刘连满只在途中8100米营地吃了一点东西就一直赶到了北坳。 王富洲与屈银华27日到北坳，28日到达6400米营地。 5月30日北京时间13点30分， 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上已生活了两个星期的中国登山队队员，全部返回大本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副队长向韩复东报告：中国登山队已胜利完成预定的任务。现在，全体队员都已安全返回。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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