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当最帅数学老师温冬

  在同班的美国小朋友只会掰手指算简单加减法时,中国孩子已会多位数乘除法。老师问:4+3=?大家还没反应,他答:4+3=21÷3。那么美国的教育方式跟中国的有什么区别呢?美国学者说中国的数学是算术教育,而美国的是数学。  到底美国小学的数学教学是“磨洋工”,抑或是我们把数学这门大学问当成了计算的技巧?我在潜心研究美国教育时,终于有了一些感悟。比如关于《鸡兔同笼》的计算:  笼里有5个头和14只脚,一共几只兔几只鸡?在许多人眼里,这完全是一个计算问题。设兔为X,鸡为Y,x+y=5;4(x)+2(y)=14。  到底我们该把它看作算术教学,还是数学教学?让我们来看美国的数学教育是怎样处理类似问题的:  某个住在湖边的老人养有狗和鸭子。某天,老人看到5个头和14只脚。老人看到的是多少条狗?多少只鸭?  老师:能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学生们纷纷要求回答问题。  学生A:要找到答案并不难,只要两个公式:一个解决脚的问题,另一个解决头的问题……  老师制止学生A继续往下讲,说道:“很好!谁来设计这两个公式?”  学生B:设狗为X,设鸭为Y;4(x)+2(y)=14。  学生C写道:x+y=5。  老师:这两个公式对不对?  学生七嘴八舌:“对啦!”  老师:现在我们不要去计算答案。我们按照这两个公式来推理,看看答案是否合理……  大家你望我,我望你。不让计算,却去猜答案。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老师:犯愁了?不错!我们现在不打算去计算准确的答案,我们只是去猜测大致的答案。  学生仍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师:既然你们不回答,那我就来问你们,5条狗和4只鸭,对不对?  学生哄然:不对!5条狗和4只鸭,一共是9个头,老人只看到5个头。  老师:那么,谁能告诉我,狗脚和鸭脚的数目?  学生们又是你望我,我望你,不知所措……  老师:如果我告诉你们,狗不少于4条。你们认为怎么样?  学生B:不对,请看看我设计的公式:脚的总数是14,而4条狗就有16条腿。除非老人喝醉了,把自己的脚也数进去了!  哄堂大笑!  老师:非常好!那能不能是3条狗呢?  学生们陷入思考……  学生C:那也不对!  老师很感兴趣地问:“为什么?”  学生C:除非有1只鸭子,少了两条腿。您看我设计的公式,总共有5个头。3条狗有12只脚。要符合5个头,14只脚的条件,就只剩两个鸭头,两只鸭脚。因此,除非有1只鸭没有脚……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老师:好吧,让我们假设所有的狗和鸭子都是进化完整的,没有缺胳膊少腿的。那么,该有多少只鸭子呢?  学生再没有像前面那样沉默,而是议论纷纷。  学生D:不管怎么说,前提是不能超过5个头,14只脚。  老师:如果狗少于3只,我们能在鸭子的数量上做什么文章呢?  学生E:这就是说,鸭子必须是3只以上。因为,头的总数是5个,狗少于3只,鸭子没有3只以上凑不够5只。  老师:有道理。狗只能少于3只,鸭不能少于3只。那么,我们应该寻找的下一个线索是什么呢?  学生思索……  老师:如果是3只鸭子,鸭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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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第三方登录:[视频]看国外数学老师如何陪学生过愚人节
每一年愚人节我们总能听到、看到一些非常非常有趣、搞笑的事情,甚至连各大科技公司们也都在节日里驾轻熟路,知道怎样戳中大家笑点。但是,如果跟这位叫做Matthew Weathers的数学老师的恶作剧相比的话,科技公司们还真的不得不认输。那么这位老师究竟做了什么让学生们哄堂大笑呢?据了解,Weathers事先做好了一段虚假的教学视频然后在课堂中播放。
而接下来就是自己跟这段视频的配合了。从上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Weathers跟视频里的自己配合得相当默契,至于迸发出了怎样的火花不妨自己看下下边这段视频吧。据悉,这段视频在上传到网上之后已经获得了超过200万次的点击量。而据Weathers老师自己介绍,上传的这段视频并未经过任何后期处理,里边的内容跟学生在课堂上看的是一模一样的。另外,他表示,自己使用了Adobe Premier和After Effect两款软件制作完成了这段教学视频,而为了能在课堂上成功呈现出喜剧效果,他练习了不下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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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平均分: 打分后显示我在美国当数学老师(10)(11)
作者:郭强
十二月八日,我被录用满六个月,但考试成绩要等两到三个星期才能收到。一早刚上班,西雅图从她的办公室打电话给我,说人事部主任叫我马上去人事部一趟。
我问:“什么事?很急吗?我可不可以学生放学后才去?”
西雅图说:“很急,人事部主任说得马上过去。”
我问:“那如果到上课时间我还回不来,我的学生怎么办?”
西雅图说:“我会叫比特老师帮你照看的。”
我说:“那好,我现在就过去。”
西雅图补充说: “如果人事部问你教师资格考试的情况,你知道该怎么说吧?”
我想,今天我刚好期满六个月,是不是人事部要炒我鱿鱼呢?要不,西雅图为什么这样问我?我马上意识到西雅图是在暗示我,要想办法应付人事部的盘问。
我回答说:“我知道该怎么说。”
她说:“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人事部主任是个香港人,四十岁左右,名字叫岑芳珍,这是我给她的中文译音,我并不知道她的真实中文姓名。很多在学生饭堂工作的台山大婶阿姆怎么也发不好她名字的英文发音,她们说,芳珍来芳珍去的,这么难发音,干脆叫她岑方安生算了,叫起来顺口多了,这和陈方安生也差不多,反正都是香港人。于是,背地里,所有的中国教职员工都把她称为岑方安生。
这个岑方安生是个老板的忠实助手,她总是处处维护老板的利益,她确实很应该这样对老板忠心耿耿。但是,她却想方设法损害员工的利益。她见到上司或者管理层的人就点头哈腰,见到每一个教职员工都板着脸,一副装腔作势的嘴脸,可恨极了。尽管她会说广东话,即使没有老外在场,她也只用英文和我们这些中国员工说话。通常,我们中国员工之间,如果没有老外在场,总会用中文交流,只有岑方安生例外。
我敢肯定,把我定为代课老师,她不是拍板者,至少也是个策划者。对白人老师比特,她就不敢欺负;对我这样的中国老师,她就觉得好欺负。几个从香港来的维修部门的工人,有时跟我说起岑方安生,他们都说对他们香港人也一样板着脸。看来,她对中国同胞,不论是大陆来的还是香港来的,都是一样看不上眼。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要欺负中国人?也许她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是异于中国人的香港人。
在十分钟的路途中,我在想着怎样应对岑方安生的盘问,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人事部。不出所料,她找我问话是关于我的教师资格证书。
我一进她的办公室,她就说:“你应该记得吧,今天你已经六个月期满,你有没有把教师资格证书带来?”
我说:“我前几天才考完试,没有这么快就收到证书。”
我当然不会说我可能不及格之类的话,要不,她会立刻就炒我鱿鱼。
我这么一说,她马上就追问:“那你什么时候才收到证书?”
我说:“我说不定,因为作文部分是人工评卷的,所以我估计时间可能会长一些。”
她穷追不舍:“长一些?到底有多长?”
我说:“个把月也不一定,加上邮寄的时间,这个月又遇上邮局圣诞繁忙期,两个月也有可能的。”
她继续板着脸孔:“你要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
我说:“我真的说不准,快则,可能一个月就行;慢则,三个月也有可能,如果邮寄地址被弄错的话,或者邮递员投错信件。”对待岑方安生这种人,我总是以这种语气回应。
她有点发火了:“按学校的规定,我本来今天就可以辞退你,但西雅图主任跟我说了,要我给你多一些时间。”突然间,她竟然忍不住用广东话说:“你明明确确比我一个时间,如果你做唔到,我就照规矩办事。”
我心想:“你干脆说格杀勿论好了。”
我说:“就两个半月吧。”
我这样说,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这次我还是不及格,这个时间足以能够让我参加二月份的考试。
她说:“那我就把时间定到二月底。到时候,我不管你收到还是收不到,按学校的规定执行。”
我回答得很干脆:“行!就二月二十八日。”我补充一句:“二月份只有二十八天。”
她回应得也很快:“我知道,不用你提醒。”
她柔和了一下她的语气接着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这是美国官员惯用的结束语。
我说:“没有。”
她再说一句美国官员惯用的道别语:“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请不必犹豫随时来问我。”
回到课室,西雅图打电话给我:“跟人事部谈得怎么样?”
我告诉她,岑方安生给我的期限延到了二月底。
西雅图说:“那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是西雅图帮了我一把。要不,我现在该卷包袱上路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收到了教师资格考试的成绩,作文成绩42
分,加上以前数学和阅读的最高分,总分150分。我终于取得了州的教师资格。还有两天就是圣诞节了,这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圣诞礼物。
我没有马上告诉西雅图,也没有马上报告给岑方安生。既然我说了起码一两个月才收到成绩,岑方安生也允许我把期限延到二月底,我没有必要自己露了馅。我决定最快也要到一月底才对她们公布答案。
一个人倒霉的时候,往往会祸不单行,连走平路都会脚指头碰到石头,使你踉跄几步,甚至摔个跟斗;而当一个人喜事降临的时候,周围的事也会随之和应,与你共同庆贺一番。十二月底,在全体教职员工大会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校长突然宣布,副校长三文鱼将从明年一月一日开始,被调到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分校当副校长。那学校位于郊外荒芜人烟的地方,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分校。听起来像是平行调动,实际上是“发配边疆”。
随时无端被斥责的日子以三文鱼的消失而宣告结束,我顿时感到云开雾散。从此以后,我不必整天提防三文鱼什么时候失惊无神地站在我的身后。失惊无神是广东方言,意思是受到突然的惊吓而感到恐惧和慌张。尽管我在心里抚慰自己,就当三文鱼透明吧,但我心理上还是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像做贼似的。
和别的老师一样,我走过去例行公事地和三文鱼握手道别,祝贺他荣升贵职。
他例行公事地对每个跟他握手道别的人说:“我会想念你的。”
我的回应当然也是口不对心的客套话:“我也是。”
新的这一年,也就是二〇一〇年,我才真正以正式老师的身份,从事美国公立学校的数学教学。
新的一年,感觉上完全不一样。这不仅仅是因为教师资格证书已经握在手,不需要再担心考试的事,更主要的是三文鱼终于被“发配边疆”,永远在这里消失,我现在完全可以在课堂上潇洒地尽情发挥。
经过大半年的教学,用广东话来说,扫把也能傍成精,我已经清楚地知道该教些什么,该教到什么难度,该布置些什么作业,简直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我的学生的及格率竟然上升到76%,600分的学生也竟然占及格考生的45%。
新的学年,学校出了新的规定,学生不需要等到三个月才去考试。如果任课老师认为某个学生已经达到了及格的水平,就可以向教务主任申请,填张申请提早考试的表,经教务主任批准签个名,就可以让这个学生提早去考试。
这样一来,我大部分的学生真有点像吃了催肥饲料的育种鸡一样,只需要四到五个星期就可以够标准上市了。这种超级容易的考试,只要教会学生几个最基本的数学概念和几个简单有效的解题技巧,几个星期的时间是足以准备就绪的,只要不是蠢得特别夸张的话。由于及格出去的学生人数,总是多于新插班生进来的学生人数,我教的班规模就变得越来越小,简直到了快要到关门大吉的地步。
多泽老师要回中国当海归,辞了职。他打算回拉萨创业,如果在拉萨创业不顺利就转到北京去。他是在北京读的大学,他有不少老同学在北京混得挺不错的,使他动了心回中国发展。西雅图极力挽留他,还说给他保留一年的职位,如果他在一年内回来,随时把接替他的老师辞掉,重新继续他以前在这里的一切待遇,多泽老师还是走了。随后来了一位墨西哥裔的新老师填补他的空缺,这位新老师的名字叫罗密欧。罗密欧只能是个代课老师,只要多泽老师一回来,罗密欧就要被辞退。西雅图万万没想到,录用罗密欧是个极大的错误。
以前,多泽老师是我们三个数学老师当中教得最潇洒的一个。他在我们学校已经教了八年,经验丰富,对付调皮捣蛋的学生更是得心应手。他告诉我,他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很多美国青少年习惯使用的英文,叫做Kid
Language,使他和这些顽皮的学生更加容易沟通。
多泽老师走了之后,我也日益炼成精了,迅速地替代了他昔日的位置,也变得潇洒起来。看来,中国老师的数学教学水平,还是比老外胜出一筹。负责统计学生成绩的老师告诉我,每次考试,我及格学生的人数都远远多于其他两位数学老师及格学生人数的总和。这种差距最终发展成为我每堂课只有四、五个学生,甚至有时候一堂课只有一个学生,像带博士研究生似的。
三文鱼的副校长职务由管文员类专业的蔡主任接任。蔡主任是个俄罗斯人,她丈夫是个中国人,蔡是她丈夫的姓,这是我给她的中文译音。她真正的中文姓是什么,我无从知道,她自己也说不出来。在这里我们就叫她蔡副校长吧。
一 天,蔡副校长查巡到我的班,她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她问我:“怎么只有几个学生?很多学生旷课吗?”
她说话的语气跟三文鱼完全不一样,表面是客客气气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但内心是否也客客气气,我无法判定。
我说:“没有旷课的。”
她微笑着点点头,也没说什么就走了。我不知道她对我的课堂是表示肯定还否定。
下午,西雅图找我商量:“我打算把各班的学生比例调整一下。”
她向我解释,她发现我课堂上的学生越来越少,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学生人数相比,相差太大了,她要平衡一下。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的学生平均只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上课时间就考试及格,随之就结束了我的这门课。而比特老师的学生平均上课时间几乎是六个月以上。至于罗密欧老师的学生,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他是新来的老师,还没有多少学生考过试。我和他们差距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多数的学生都要重读一、两次九十天,甚至更长时间。这样,日积月累,学生进的多,出的少,我们之间学生人数就有了很大的差别。
西雅图要重新分配我的学生,最低级别从七年级起点降到从六年级起点。
西雅图对我说:“这样对你是不公平,但希望你明白我只能这样做。”
我说:“没关系,学生太少我反而会上课打瞌睡的,我应该感谢你给我不打瞌睡的机会,我不会觉得不公平的。”
我自以为幽默一番后补充说:“我是说真的,我没有觉得你委屈我。”
经过调整后,我的班级规模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大小,我从带“研究生”的“教授”又降职回到教“本科生”的“助教”。
我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我是不是我有点太锋芒毕露,不懂得自我收敛了。这会引起其他老师不满的,老师之间的教学差距太大,就会造成其他老师不平衡的心理。虽然他们表面上并不说什么,而且,这也不是我的过错,我还接收了他们部分学生,大大地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但事情往往不能从大道理方面去看,吃力还不讨好呢。
我觉得,锋芒毕露出人头地,对我自己并没有好处。我在考虑是不是要把教学进度减慢下来。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考试?
我并不觉得我教得特别地好,我甚至也有吊儿郎当的时候。加上,我的英文怎么可以和说标准英文的老师比呢。我的英文,除了有中国口音,我相信,我在用词上也跟他们缺乏竞争力。无论如何,教学上我是没有优势的。
偶然,我从比特老师的课室外面经过,我总会本能地看看他的教学。每次我看到的都是他教得很是努力,文字和例题写满白板,兢兢业业。如果夸张一点地说,简直就是声嘶力竭,再加汗流浃背,像在炽热的熔炉前指挥大炼钢铁似的,多卖力啊!如果像在中国那样评选优秀教师,他一定是当之无愧。
而我呢?表面上看,绝对是个最懒的老师。多数时间,我给了学生一些关键的指点之后,就让学生自己自由发挥。如果也夸张一点地说,简直就像在阳光明媚的草原上放羊似的,悠闲自得,袖手旁观。
一直以来,我只是注意数学名词如何用英文来表达,从来就没有认真阅读过任何一本正规的美国中学数学教材,只是用那本《Achieving
Success》参考材料来查一下数学名词的英文表达。我以为,这么容易的数学,又没有规定的教材,我用得着翻阅教科书吗?随便任何一道题,我都可以清楚地给学生解释出个要点来。这些初等数学,还能有什么窍门可研究的呢,怎么难也难不到哪里去啊。
有学生向我反映,别的老师教的解题方法和我教的有很多都不一样。他们教的方法很复杂,一个步骤又一个步骤的,记都记不住。而我教的方法总是很容易,一两步就到位了。开始,我不大在意。我想,学生所说的不同,应该是大同小异的解题方法,只是学生不理解而已。逃学威龙嘛,数学基础本身就很差,他们哪有能力分辨这种大同小异呢?
越来越多的学生向我反映这个问题,我开始思考是否真的很不同。
網友評論:
你的故事真好看,能引起讀者共鳴!請一定寫下去。你一定有記日記的習慣吧?
不然怎麼有那麼多細節能記得住?
1。美国教数学要求步骤,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数学运算基础不太好,中国的中小学数学的运算训练太丰富了,都成了熟练工。反而不太注重这些数字背后的含义。。。个人觉得美国这种教学更科学,纯计算可以用计算器,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这样?
这些计算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2。你提到的这节里的主人公,在工作上应该注重些方式方法。这也是很多中国人的通病,只关注自己手头的具体工作,不关心同事关系,特别是跟领导上司的关系。。。套用中国的老话就是,既要低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
回复 '惜福666' 的评论 :
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用最简便的方法解题,学生很喜欢我这样的要求,特别是那些懒惰的学生。
数学老师文笔也这么好!
美国人的数学教法十分繁琐, 最近女儿学校实行common core, 要求数学每个步骤详细地解释出来,看了真觉得silly,
解一道题步骤要多两倍。
回复 'www12345' 的评论 :
就是这个问题,美国教科书的解题步骤,实在是太笨拙。
回复 'warsonwang' 的评论 :
人际关系是工作中的一部分,避无可避的,必须去面对。中国人当老师的,真的是少之又少,被人欺负在所难免。祝你好运。
我曾指导女儿数学,答案是对的,但老师说过程,步骤不对,就是太简单了,以后女儿也不听我的了:)
哎,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职业就是人际关系这一块。刚上班时也被一个同事欺负死了,好在她和三文鱼一样很快就转走了。能遇到一个好领导,一个好教学组,真是福气。我们学校9月份要关张了,因为没有生源,我被分配到另外一个学校,不知道又是个什么大环境。亚洲人在教师领域的确是少数派,我还在摸索中。
回复 'warsonwang' 的评论 :
同事之间要有个平衡,大家才能和睦相处。开始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教的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没去打听,以为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后来我发现问题后,就赶紧收敛自己了。
我也觉得教学中最好和同事商量,大家保持一个平衡度。切磋借鉴是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工作上大家都好看。学生,家长,领导都少些疑惑。
回复 'livinghere' 的评论 :
你说得对。
好文章。工作上是要悠着点,对自己、对同事、对学校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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