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未来的一块鸡肋---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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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今晚客战新加坡
为了未来的一块鸡肋
深圳特区报记者 徐松
　　赵旭日练习冲顶。
　　中国队冒雨训练。
　　冯仁亮伤情加重。
　　于大宝（右）在训练中。
深圳特区报记者 徐松&&２０强赛的盛宴仅过去三分之二，国足的面前只剩下一堆鸡肋。即使从积分榜上看还有理论上的希望，但需要自己两连胜和伊拉克遭遇两连败，而且还要追上４个净胜球差距的条件，对于这支已经遭遇三连败、士气低落到极点的球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晚７点３０分，国足将在客场迎战新加坡队，尽管比分已经不会对Ａ组的出线形势造成太大影响，但国足必须啃下这块鸡肋，为了中国足球的颜面，更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身处死地&&前景迷雾重重&&至今１分未得的新加坡队被认为是Ａ组中实力最弱的球队，但对于国足来说，想要拿下这个客场依然将面临严峻考验。&&因为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在大修，因此２０强赛新加坡队的主场被迫放在惹兰贝萨球场。作为新加坡第二大球场，惹兰贝萨球场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又是一块死地。前两个赛季的亚冠小组赛，上海申花和河南建业先后在这块球场输给新加坡军团，失去晋级淘汰赛的机会。２００９年，高洪波率领的国足在这里被新加坡队逼平，２０１０年，北京国安与新加坡幼狮队的群殴事件也是在这里发生。&&在这座只有两面看台和５０００个座位的小型体育场，中国足球从未在９０分钟内战胜过对手，而卡马乔率领的国足，也在刚刚抵达新加坡后就频频出现状况。&&惹兰贝萨球场铺设的人工草皮，让踢惯天然草皮的国脚们明显感到不适应，“人工草比真草要硬，而且草也比较浅，加上球场不够平整和降雨的关系，球弹地后的变向和变速都与天然草皮有很大区别。”国脚们表示，惹兰贝萨场地较为狭小，也更有利于新加坡队的密集防守。&&除了球场等客观影响，球员的伤停也进一步削弱了球队的战斗力。在赛前训练中，后防大将吴曦不慎崴伤脚踝，上场比赛受伤的于汉超和刘健也很难在赛前完全恢复，加上旧伤复发的边路快马冯仁亮和红牌停赛的张琳■，卡马乔很可能只有排出半套主力阵容来对抗新加坡。&&绝境求活&&谨防小组垫底&&“恭喜中国男足成为第一支备战２０１８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国家队！”当国足兵败多哈后，网友的调侃表达了球迷的无奈，也写明了中国足球的现实。如今，中国足球只能开始为２０１８甚至２０２２年世界杯外围赛做准备了，而对阵新加坡这场比赛，就是这场长期备战的起点。&&根据调整后的世界杯预选赛竞赛规则，世界杯预选赛分档主要依据将是ＦＩＦＡ排名或上届世界杯和预选赛的成绩。未来三年，国足只剩下此役和之后主场对阵约旦两场真正的大赛，足协官员表示，“国足想要在下届世预赛上不遇到大麻烦，那么后面两场就必须好好踢。如果小组第四，三年后首轮资格赛就得遇强队！”&&为后人铺路，恐怕是这支国足能够为中国足球所做的最后贡献，想要在积分上不被新加坡队反超，不要在下届世界杯外围赛中首轮遭遇强队，国足必须在这场比赛中至少取得一场平局。&&国脚们，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请你们啃下这块难咽的鸡肋。&&现状&&哀莫大于心死&&国足似已无心恋战&&■
深圳特区报记者 徐松&&“都这样了……”自从兵败多哈之后，这句话已经成为了国足队内的流行语，也忠实地反映出了国脚们的心态。&&从昆明的“卡马乔带我们去巴西”，到马斯喀特的“这只是一个意外”，再到深圳的“我们仍有机会”，在这条自由落体的轨道上，国足已经失去了雄心，即便是面对公认的鱼腩新加坡，能否从狮城全身而退，也已经成为了媒体和球迷担心的焦点。在旁观者看来，国足似已无心恋战，对于中国足球而言，这或许是最可悲的现状。&&游戏人间&&球员提前进入假期&&尽管两场比赛之间只间隔４天，尽管从多哈到新加坡全体球员都享受公务舱待遇，但卡马乔依然奢侈给了球员们长达２４小时的休整时间。不过这２４小时里，球员们并没闲着。新加坡街头的奢侈品店里时常能看到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中国国脚，已经提前告别了巴西的阳光和沙滩，只能在自己的最后一站中给家人和朋友带点东西，让他们记得自己还曾有一段参加过世界杯外围赛的经历。&&不愿意出门的国脚，则躲在酒店里打起游戏，对于他们来说，要圆世界杯之梦，用手柄或许比用脚更加现实。&&当然，也有球员开始翻阅旅游网站，制定回国后的度假计划了，“忙了一年，尤其最近一段时间，联赛和国家队的比赛连轴转，回去后准备出去放松几天。”&&对于国脚们来说，梦想已经破灭，假期已经提前到来。&&自娱自乐&&卡帅不再斤斤计较&&或许是淘到了便宜货，或许是过足了游戏瘾，或许定好了度假行程，经过休整后迅速摆脱坏心情的国脚们，重新回到训练场时有说有笑。相比之下，卡马乔则显得有些“蔫”，把训练全部交给助手，自己躲在球场一边颠球、带球甚至突然来一脚射门，球场上不仅不再看到卡马乔对球员技术动作和战术细节的斤斤计较，不仅不再听到卡马乔标志性的怒吼，甚至连球场另一边球队的训练状况，西班牙人也没有再瞄上一眼。&&一向执着地卡马乔开始自娱自乐，只要依然在国足帅位上，未来３年多里，他都会保持同样的状态。没有大赛，卡马乔和他的国足，只能通过一些毫无意义的集训和友谊赛来保持状态，同时证明自己的存在。&&声音&&卡马乔：&&改造国足从进球开始&&■
深圳特区报记者 徐松&&“我已经回答过的问题，没有必要再回答。”在中国与新加坡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国足主帅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绅士和耐心，绝大多数问题，卡马乔都已非常“外交”的辞令搪塞，唯一让大家感兴趣的是，卡马乔表示失败让他摸清了中国足球的病因，并让他有机会带队重回亚洲一流强队行列。果真如此，国足的这次提前出局也不算太冤。&&当被问及如何将中国队带到亚洲第一流球队的行列时，卡马乔表示，“我们要做很多事情，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改变，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在哪里要改变了。”少言寡语的卡马乔并没有详细地陈述需要着手改变的方向，但他表示，经过对中国足球几个月的了解以及一系列痛苦的失败后，他才真正开始逐步了解中国足球，“而这场比赛就是提高的开始。我们还会像之前的比赛那样争取更多的控球，而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进球。”从卡马乔的表态来看，解决困扰中国足球多年的“锋无力”，或许将成为他重新改造中国足球的起点。&&尽管新加坡目前１分未得，但卡马乔依然认为这场比赛不会轻松，“我看了新加坡和约旦的比赛，新加坡踢得非常好，只是运气差了一点。我相信中国与新加坡的比赛将非常精彩。”卡马乔表示，他并不担心球队在基本被淘汰后，士气会受到任何影响，“代表国家的比赛总会是积极向上的，我相信从比赛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所有队员都会很努力。”&&孙德兰：&&新加坡也为荣誉而战
深圳特区报记者 徐松&&由于主帅阿夫拉莫维奇被禁赛，新加坡本场比赛将由助理教练孙德兰代为指挥。对于这场对小组出线基本不会产生影响的对决，孙德兰坚定地表示，“尽管新加坡队提前遭到淘汰，但全队要为荣誉和胜利而战，绝对不会放弃。”&&同时结束西亚的征程，同时带着疲惫的身体和被提前淘汰的郁闷抵达狮城，中国与新加坡两队堪称Ａ组的难兄难弟。孙德兰表示，新加坡队在连理论上的出线希望都已经破灭后，或许反而能够让球员们轻装上阵，“我们还没有拿到过积分，希望和中国队的比赛有一个积极的结果。”&&与中国队一样，新加坡队也必须开始为２０１８年世界杯做准备了，孙德兰透露，这场比赛中或许会派上一些年轻队员，“我们在和约旦队的比赛中，已经有一名年轻球员进入首发，这场比赛我们会排出最强阵容，但也会给有实力的年轻球员锻炼机会，未来会很漫长。”&&前瞻&&国足被谨慎看好&&■
深圳特区报记者 徐松&&理论上的希望使国足已经不用再去考虑如何出线的算术问题了，这支球队目前需要做到的仅仅是为中国足球保留一丝颜面，以及为下一届世界杯外围的尽量铺平道路。但即使是如此轻装上阵，即使是面对小组中实力最弱的新加坡，作为种子队的国足本次客场之旅依然不被看好，由于此前的三连败以及在昆明主场对阵新加坡时的艰难逆转，绝大多数赛前预测都认为国足此役将面临一场苦战。&&对于此役，博彩公司大多开出了新加坡主场受让半球／一球的盘口，国足低水，著名博彩公司威廉希尔开出的赔率则是新加坡胜５平３．４负１．６，谨慎看好国足取胜。大小球的赔率上，大多数博彩公司则认定此役很难打出２粒以上进球，不难看出，尽管赔率和盘口都稍稍偏向国足，但专家们认为此役国足以１球小胜或双方战平的可能性最大。&&本场比赛，由于张琳■停赛，赵鹏有可能与李玮锋搭档组成中卫，而新加坡队的反击和定位球，对这对全新的防线组合将是一大考验。卡马乔虽然表示将着手解决进攻问题，但不输球才是国足本场比赛的真正目标，小胜和平局，对于这支球队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结局。&&深圳足球的死结&&■ 胡野秋&&深圳足球这些年来像坐过山车，忽上忽下，没个消停。&&只是前几年，过山车虽然晃晃悠悠，但每次快要触底就忽悠上去了，所以深圳足球也就一直在玩，一玩１８年。其间还玩到过首届中超的冠军，甚至玩到过亚冠联赛的季军。１８年中８次易名，几乎平均两年换一个主。教练也用过不少名帅，有中国队主教练，也有韩国队主教练，还有巴西的、前南斯拉夫的。&&可是过山车还是脱轨了，而且这回捎带着弄得法国名帅特鲁西埃灰头土脸。&&在我看来，深圳队这么些年的过山车经历，归根结底在于他们的“企业文化”出了问题。换句话说，深圳足球俱乐部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文化？&&足球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它不可能脱离城市特征。要解开深圳足球的死结，就必须了解深圳城市文化的长板与短板。&&深圳的文化形态应归于“移民文化”。移民文化的长板是：包容、开放、富有冲击力；短板是：流动、易变、缺乏身份认同。记得前些年深圳曾搞过一个活动“我是深圳人”，车站码头飞机场到处都是那句广告词。外地朋友颇不理解，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别的城市人要宣示“我是上海人”、“我是南京人”、“我是西安人”，这种宣示恰恰在强调身份焦虑。&&这种身份焦虑，体现在深圳队的球员身上，就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城市对他们其实只是一个符号，他们和这座城市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人脉关系，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不在这里。所以他们输了球，除了奖金少拿之外，情感上是没有愧疚的。他们真的在为这个城市踢球吗？想起今年联赛最后一场，铁定降级后几位队员的疑似罢赛，如果搁在他们的老家是不可能出现的，他们会面对亲戚、朋友、同学甚至初恋情人的唾沫。但这几位队员都不是“深圳人”，所以他们无须承担情感债务。虽然说其他俱乐部也都有外地球员，但没有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几乎不见“本土球员”。&&移民文化的另一个短板是强烈的“容器人效应”。因为移民社会由“陌生人”为主体构成，所以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包裹起来，装进一个个“罐子”中，表面上看起来是透明的，但互相之间并无实质性交际，即使他们难忍孤独试图与外人交往，也只限于容器外壁的碰撞，无法真正深入到对方的内部。而足球特别需要默契和照应，所谓“打虎亲兄弟”，“容器人”足球队自然无法在足球场上体现出那种心有灵犀。&&这就是深圳足球的死结。&&解决的希望只在“深二代”，只在深圳本土的子弟。１８年，本来是两三茬球员的成长期，但我们没有抓住。我们永远依赖移民、不断移民，不惜代价地引进，最终让深圳成为“八国联军”。&&卡扎菲靠雇佣军丢了江山，深圳足球还想靠雇佣军收复失地吗？央视龙年春晚取消观众最爱节目评选---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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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龙年春晚取消观众最爱节目评选
&&深圳特区报讯&据郭冬临、黄宏等小品演员的御用编剧王承友接受采访时透露，央视龙年春晚将不设观众评奖环节。央视春晚宣传负责人马星日前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一消息。&&王承友目前已应邀入组为央视龙年春晚写剧本。他透露，央视春晚将不设定观众评奖环节，原因可能是近几年网上的投票情况和实际评奖结果差距巨大，招致许多负面声音。对于演员和观众来说，设置评比环节似乎意义也不大，因此取消。&&央视龙年春晚总导演哈文在微博上转发了此消息，她并未对该消息是否属实做评价，只是幽默地表示报道配图显得她太胖了。龙年春晚宣传负责人马星则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一消息，她称今年的春晚节目的确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评奖活动，元宵晚会也将取消颁奖环节。&&往年，央视春晚都会进行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活动，并在正月十五的央视元宵晚会上公布结果，赵本山已经第１３次蝉联“小品王”称号。近几年的春晚直播时，主持人会多次口播×××杯我最喜爱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观众对这句话已经倒背如流。但是，在日前落幕的央视黄金资源广告招标会上，备受关注的龙年春晚实现了零广告的承诺，往年拿来招标的报时广告以及“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活动”冠名广告都已不见踪影。（吕莉红）日本电影失乐园快播_mm扒开自己的阴道图_97gedou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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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渔哈哈大笑：“那是当然，有我在，没人敢欺负我的小师妹的！”他开心的就像个孩子。拍了拍胸膛。临去时，她将三十个铜板严严实
站在边边上的那个看起来级位比较高的特警，一边对照着文件，一边沉声说道：“请详细说一下，你退休了还来这里干嘛？”　　月无殇的影子蓦然爬上心头，目下路子心头一震，如同爬墙的妻子被丈夫抓到，小脸瞬间红了个通透。我朋友便劝我说：梅芸，你还是找一家正规的穿越公司好好的穿一把吧。我相信，过去的日日夜夜，花火陪伴你，见证你的悲喜，见我在泡泡龙的游戏里连赢一晚，最后，有一个叫换日线的人出现，速度快速得像是电脑自动消除色块一样。我搭着头在旁边狠得牙痒痒，发了消息给他，我说，你不是人。他这一生都未能明白。只宁愿做十几年前那个被打的鼻清脸肿的孩子，倔强的瞪着眼。
项东没心思看这些人谈情说爱，随意瞥了两眼，找了个地方坐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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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失乐园快播_mm扒开自己的阴道图_97gedou_行为经济学与道德谴责陷阱---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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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与道德谴责陷阱
&&冯斗斛&&现在关于道德讨论的话题充斥着舆论的各个角落，讨论的结果无非是社会经济发展了，但是道德水平却急剧地滑坡。一时之间，人们都把舆论的炮口对准了道德而进行口诛笔伐，但是仅就道德讨论道德问题只能陷入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人们是没有办法在道德本身上找到道德滑坡的答案的。只有在道德问题之外，在道德生长的源泉上去寻找道德何衰至此的答案，才会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按理说，“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水平应该是提高的，但是事实好像是“南辕北辙”，出现这样的悖论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只有一个，那肯定还是经济上的原因，具体来说是经济发展局部上的不均衡的原因，这种不均衡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相比较而言，更体现在人们对财富占有结构上的不均衡，公共品提供上的不均衡等方面。新阶段上学贵、看病贵、养老无保障、就业难、房价高等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城乡居民普遍面临的生活难题。在行为经济学看来，很多失常行为的原因，都可以在公共产品短缺上找到答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但决定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还决定着人们的所思所想。在人们的行为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研究方面，行为经济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行为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不是新学，只不过，自１９５０年代至１９９０年代，它沉寂了几十年。但是最近几年，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行为经济学又开始活跃起来。狭义而言，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产物。２００２年是个标志。心理学家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和经济学家Ｖｅｒｎｏｎ Ｌ． Ｓｍｉｔｈ分享了该年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芙莱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这是该奖第一次颁给心理学家，当时的评委们一致认为，人们很多道德上的问题，其实都是心理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又无不是有经济上的原因所致，心理学、伦理学以及经济学，在行为经济学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熔铸而成为一体。&&从得奖那天开始，行为学（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正式走入大众视野里。多年来被经济学家们讽刺挖苦嘲笑的行为学及相关的心理学研究也结合经济学的内容，摇身一变成为行为经济学，并逐渐在世界上最好的经济系，比如哈佛的经济系，成为博士项目的基础课程之一。在行为经济学看来，人们的行为，特别是那些和人类的主流价值观相去甚远的行为，都可以在经济上找到原因，并以此来作为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向的一个突破口。&&为什么不去搀扶跌倒的老人？为什么很多人围观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人？为什么要用失控的情绪对待自己的亲人？对这些问题，如果只是陷入道德谴责的陷阱，或者仅仅就道德说道德，就说教而说教，这对问题的解决无一丝好处。在行为经济学来看来，任何反常行为的背后，都有着不反常的诱发反常行为的原因，去发现这个原因才是最关键的。反常行为出现的时候，不应当是谴责的开始，而应当是社会反思的开始。并且这种反思一定要从最基础的经济的角度开始，不如此，一切的讨论永远也只是会议室的讨论而已。&&（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转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信访问题思考探讨
学者关于中国社会信访问题思考探讨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李秀卿 冯莹莹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在美国，所有的问题都是法律问题。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本该是法律的问题，却演变成了上访。于是，来自全国各地浩浩荡荡的上访大军，常年奔波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信访部门，信访机构因应严峻的形势不断升级扩权，有识之士对这种"二司法"现象深感忧虑
　　6月15日，中共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挂牌，全国第一个省级信访专职机构诞生。
　　截至目前，河南、山东、湖南、黑龙江、贵州、辽宁等省的部分市县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
　　港媒认为，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央高层就频频释放强化群众工作的政策信号，海南此举，将信访改革提至省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从1999年开始关注信访问题，他发现，上访者尤其那些出现在中央信访机构的农民代表，反映的问题多而复杂，而缺乏实际权力的信访机构显然不能有效予以解决。
　　有问题找信访机构，信访机构再向领导反映，由领导作出批示。"现在群众工作部难以脱离这个运作方式，所以，这种方式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于建嵘说。
　　信访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权利诉求方式。1949年8月，刚迁到北平不久的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这是中共党史上最早的专职信访机构。
　　从古代诣阙上书、拦轿喊冤，到今天的赴京告状，延续数千年的上访，并没有随着现代法律制度的形成而终结。于是，在人治与法治的两难情境中，信访一直是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刚性稳定"下的异化
　　当下，在"一票否决"的重压之下，有无信访案件成为地方官员绩效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
　　那些期待在北京解决问题的上访者，时刻面临着地方政府的"截访"---地方政府把上访者拦截在中央信访机构(中央信访机构既有国家信访局，也有全国人大、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等各大国家权力机关的信访部门)之外，并强行带回原籍地。
　　到北京或省会截访一次花费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元，截访的经济成本已成为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实际上，一次截访发生的费用就有可能解决上访者期待解决的问题。
　　于建嵘认为，截访的政治代价更为严重：它对上访民众基本人身权利的侵犯，直接异化了信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合法性的流失。
　　"销号"是避免被"一票否决"的另一个办法。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到省会或北京之后，想方设法使本辖区上访者不被上级机关记录。
　　今天不花钱"销号"，也许明天就丢了"官帽"，是一些官员的肺腑之言。
　　"这种通过行贿上级信访部门官员来减少上访登记量的行为，不仅欺骗中央，还在体制内部增加了一个政治腐败的来源。访民甚至因此把信访部门视为成为政治腐败的共谋者，由此可能产生强烈的政治绝望情绪。"于建嵘说。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但是，公民的这项宪法性权利却在现实中大打折扣。于建嵘曾对632名进京上访农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55.4%的农民声称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0.4%的农民因上访而被关押或拘留，53.6%的农民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
　　地方政府在重压之下，希望处理上访者的手段合法化。深圳市公检法司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规定可对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处以行政拘留、劳动教养乃至刑事责任，被批评为明显的越权行为。
　　因此，信访这种公民权利的实现渠道，在"刚性稳定"的要求下被弱化了。
　　于建嵘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刚性稳定"的概念。他认为，这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民众的一些诉求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特别是信访。而信访"一票否决"政策则大大强化了这种观念。
　　于建嵘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近几年，我国信访总量有所下降，但维稳压力却在不断加大，这是因为上访者的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信访数量减少了，但并不意味着老百姓不愿意去反映问题，而是由于各种手段的控制，老百姓没有办法反映问题。"于建嵘说。
信访机构扩权恐成"二司法"
　　事实上，在选择上访之前，绝大部分上访者都试图通过常规的权利救济渠道解决问题，最终走上上访之路，则是因为救济途径不畅通，其中，法院不予立案并且不说明任何理由，将矛盾推向社会，是产生上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众多的信访案例表明，在与强势的行政机关发生矛盾后，很多人并不相信司法能给他们带来公正。相比之下，信访这一行政救济手段，就成了最后的希望所在。
　　但信访毕竟无法解决包括涉法涉诉信访在内的所有难题。根据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的研究，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体制性弊端不除，司法缺乏公正、公信和权威，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就难以有效化解。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说：“涉法的申诉上访已经占了申诉上访的一半以上，大都是因为对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处理案件不满所以走上深度上访的道路。所以有关部门不得不反思，司法本来是吸纳不满的机构，结果却成了不满、社会动荡的制造者。”
　　但是，司法机关对上访问题本身又有一肚子“苦水”。
　　为寻找涉法涉诉信访的根源，烟台市中级法院与相关学术机构曾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烟台开发区法院院长王福坤说：“中国老百姓不相信法律，相信皇帝，所以上访就集中在大城市，这是所谓的中国特色。涉法上访都不到最高院，都到中纪委，有些上访基层院长连知道都不知道，直接到了中院，到了北京。”
　　那些能够突破截访并有机会将信访材料递交到有关部门的上访者，往往能得到一纸“催办函”。“信访部门根本不了解上访者反映的情况，只是开个催办函。”王福坤说，“上访者拿到催办函，便以为拿到了尚方宝剑，要求法院解决问题，不解决又上访，这种循环上访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
　　2009年，河北省有关部门牵头建立“涉法涉诉联合接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接访、“全程式”督办的联合接访。
　　“这种执法和司法机关协作联合接访机制可以缓解信访人四处奔波的负累，但联动机制的运作要更多依赖政治力量，也可能不利于司法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徐昕说。
　　在徐昕等人执笔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0)》指出：信访不可能真正被终结，因为信访并非终局性的纠纷解决机制。
　　“信访人的申诉权不会因‘信访终结机制’而消失，在‘维稳’政治任务的压力下，信访更难以实现‘案结事了’。”报告说，问题的彻底解决取决于社会公平正义是否真正能够实现，如果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并从根本上改革信访制度，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北京安元鼎“黑监狱”截访、赵连海被判寻衅滋事罪之类的事件还会不断出现。
　　2010年5月至年底，全国法院系统开展了“民告官”案件集中治理整顿活动，重点排查非正常申诉上访、重复申诉上访、越级申诉上访案件等。但徐昕认为，这一活动结果并不乐观。
　　原民政部信访办主任曹国英称：“我在民政部信访办的那两年，每年连信带访约一万件，每年经我们直接插手处理得到解决的大约40多起，这种情况在全国信访部门都很普遍。”
　　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在街头风餐露宿的上访者多数仍是失望而归。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访人的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转而上告，就如以前告御状一般，虽然成功的可能性如同买彩票一样低，但他们别无它途，死马当活马医，上告不成，就在那长期扎根，久而久之，上访成了一些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面对居高不下的信访现实，有关部门一直在强化信访机构的权力，但并没有人给出信访机构扩权的充分理由。相反，很多学者反对信访机构扩权，担心此举将造成事实上的“二司法”，使得公信力本来就不高的司法权进一步被削弱。
　　对于“二司法”的问题，于建嵘的答案是，根本问题在“一司法”。
　　“司法有问题就解决司法的问题，为什么在司法之外设置这样的权力呢？所有资源都到信访去了，法院有问题，那法院再增加一倍好不好？下决心改变法院好不好？法院腐败，难道信访就不腐败吗？”于建嵘说。
　　关于信访的定位，传统的说法是，信访是司法的补充，或信访是中国的国情。但实际上，信访很难朝我们所期望的法治方向发展，这种主要依靠领导批示的解决问题的手段，甚至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对法治的破坏。
　　因此，那些长期以来对信访机构扩权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并不看好海南省委政法委牵头成立的省级信访机构。“不管怎么改革，核心的问题是改变运行的方式，如果还是靠领导批示，只能导致更强有力的权力来干涉司法，即使解决了个别问题，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一位接受采访的学者说。
领导批示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人治'思想，所以信访作为一种维权渠道，起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于建嵘说，"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
　　众多的研究结果反映，造成信访案件无法解决和信访部门有心无力的原因，是上访者的诉求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信访工作中，大都属于政策性诉求，或者叫做落实政策，相对而言，解决问题具有正常的手段。但当下汹涌而至的信访，问题则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特别是大量的涉法涉诉的信访，要解决问题，就意味着改变执法机关的决定或者推翻法院的生效判决，比如，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要求对被告人加重刑罚，甚至判处死刑，这种上访诉求就会变得十分棘手。
　　鉴于这个变化，于建嵘主张，为强化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应当逐步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工作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老百姓认为中央能解决问题，但是到京之后还没解决，又被抓回去，老百姓说这样那我还要去，只有去了你才理我。"因此，于建嵘认为，采取堵截的手段把上访者带回家乡，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使矛盾的积累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
　　作为社科院的学者，于建嵘教授曾经对上访问题做过深入调查。他建议，县级以下的信访部门应当改成接待部门、调解部门，设立一个社会调解部。基层群众的一部分矛盾可以通过社会调解的方式解决，不能把领导批示作为解决问题的常规手段。
　　但是，在体制性问题掣肘司法权，司法公信力难以彰显的大背景下，仍有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司法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信访制度是司法的补充，是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方式。
　　而不论支持还是反对信访扩权的学界人士，都不否认法治化、司法化是解决上访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改革信访制度关键在于进行有效的司法改革，降低诉讼成本，树立司法权威，否则，把问题带到北京是没有意义的。"于建嵘的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
　　正因为现在上访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与个人权益具有直接关系的个案，每一个诉求都是不同的问题，不是靠一个文件或者纠正一项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诉诸法律几乎是唯一的手段。
　　"群众工作部如果也是靠领导批示，领导能够对所有的上访案件批示吗？"于建嵘说，"个体的问题怎么靠领导批示来解决问题呢，必须了解不同的诉求不同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而信访部门无法承担这个职责。"
　　于建嵘进而分析说，过去的信访部门为什么能解决问题呢？因为很多上访都涉及到政策，问题多了，下一个文件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平反昭雪。
　　徐昕等学者提出，我们的信访改革可考虑借鉴瑞典等国的申诉专员制度，建立专门性的信访处理机构，设中央和省两级申诉专员公署，实行两级申诉制度。
　　徐昕特别比较了英国的经验。英国的衡平法院是另一个由信访部门演变为司法机关的先例。衡平法院最初的功能与信访类似，旨在为不能通过常规途径救济的情形提供伸冤机会，后来逐渐发展为一套正式的司法程序，最终于19世纪实现与普通法院的合并。
　　他强调，长远而言，信访制度应彻底改造为补救性的常规权利救济机制，信访机构逐步专业化，最终转型为准司法性申诉机构。
　　不过，在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英国的经验对我们而言遥不可及。
　　"信访制度将来必然要走向司法化，必须构建一个专门的司法机构来受理，这种整个社会到北京游荡的上访大军终归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陈瑞华教授的判断，也是与法治一脉相承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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