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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区：乌榄采摘正当时
发布时间：
10:31:00　来源：增城日报　作者：
村民打榄前需在树下铺上一张塑料膜以便收集。打榄是一门技术活。　　金秋十月，正值乌榄收成季节。据《增城县志》记载，乌（白）榄在元代已有大量种植，在民国时期产量已相当高，达到吨，榄核700吨；建国初，全县乌（白）榄面积及产量分别为1.82万亩和1.04万吨，1975年总产量下降至5430吨。后因生产建设征地等原因，乌榄种植面积逐渐减少，产量有所降低。　　记者从增城区农业局获悉，增城乌榄在全区各镇街均有种植，主要分布在荔城、中新、正果、派潭、小楼和朱村等中北部镇街。2009年，增城乌榄被评为“增城十宝”之一后，价格和效益提高，面积和产量保持稳定。目前全区乌（白）榄种植面积为2.8万亩，年产量8000多吨。　　近日，记者走访增江街西山村、正果镇汀塘村、二龙山国际生态园等乌榄种植集中地时了解到，今年的乌榄产量有所提升，但价格有所回落，批发价为4―5元/斤，零售价为7―8元/斤。　　增江街西山村：单棵产量较去年上升　　据记载，增江街西山村所产的西山乌榄始种于明朝万历年间。果身尾部有点偏左，又名“左尾”，因其具有皮薄肉厚（占全果60%以上）、肉纹幼嫩、油质适中、味道芳香等特点，闻名中外，有“山蚝豉”之美称。西山乌榄的出仁率高，每担榄核可出仁11斤，比一般品种多出1斤多，为取仁最好的品种，其嫁接成活率高，适应性广，常年产量为90―100吨。　　据村中长者回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西山村种植的乌榄多达3000余棵，每到乌榄丰收季节，榄香四溢。但90年代后，西山村的部分土地被征，改作他用，耕地减少，乌榄树的数量锐减，如今仅剩400棵左右。　　记者了解到，西山村乌榄树数量下降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以前很多人用乌榄仁榨油，如今市面上的粮油产品众多，村民不需再用乌榄仁榨油，而且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食品琳琅满目、选择众多，人们对乌榄的喜好程度有所降低，村民就对榄树疏于管理；二是大多数乌榄树种植于地势较为陡峭的山头，日常管理较为困难，产量逐渐减少，质量也有所下降；三是以耕种为生的村民已不多，大多数村民选择外出务工。　　记者从西山村村委得知，今年每棵乌榄树的产量较上年有所上升，平均达到120斤左右，批发价在5元左右。　　正果镇汀塘村：乌榄产量总体提高　　近日，记者来到正果湖心岛的榄林竹海，走在葱郁的榄树林下，仿佛被笼罩在一大片绿伞下，让人心旷神怡。抬头一看，榄树的枝头上硕果累累，榄香馥郁。四五个榄农正在树上打榄，一颗、两颗、三颗……不一会儿，树下一张白色的塑料膜上就散落着许多黑得发亮的乌榄，榄树的主干旁靠着好几个装着新鲜乌榄的蛇皮袋，均被撑得鼓鼓的。　　汀塘村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湖心岛的榄树大多属于附近的汀塘村。如今汀塘村共有榄树200多棵，最多的时候有将近500棵，但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疏于管理，榄树的数量有所下降。　　汀塘村的榄树属于村中的集体资产，村委每年以分配和自愿承包的方式给全村约200户村民。今年汀塘村的乌榄产量有所上升。村民彭叔承包了湖心岛附近约50棵榄树，去年收成5000斤左右。“承包的榄树有的产量仅有几十斤，有的却有几百斤，今年总产量比去年高，能给家里带来几万元的收入。”彭叔笑呵呵地说。　　二龙山国际生态园：500棵榄树产量约5万斤　　位于小楼镇邓山村的广州市二龙山国际生态园身处乌榄种植区内，其所处的二龙山地区素有增城“乌榄之乡”之称，当地有古乌榄树上千棵，其中，景区内树龄达上百年的乌榄树约有500棵。今年国庆期间，二龙山国际生态园借助周边丰富的乌榄资源，举办了首届乌榄文化节。　　二龙山国际生态园500棵榄树的产量约5万斤，在国庆7天的假期中，园区以9元/斤的价格平均每天售出1500斤新鲜乌榄。此外，乌榄还被制成榄角、乌榄特色菜提供给游客免费试吃，7天共消耗乌榄约1.5万斤。由于乌榄采摘时间延续至11月中旬，首届乌榄文化节将持续至10月底。　　二龙山国际生态园业务总监赖锡志介绍，乌榄树的成熟期和寿命都较长，从幼苗到结果盛产差不多要20年，而且刚开始结果的头几年一般只能收获寥寥数斤，经济效益不可立竿见影，所以近年来鲜有人种植榄树，乌榄树成了珍稀资源。赖锡志说，二龙山国际生态园计划充分利用乌榄资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年都会在乌榄丰收时节举办乌榄文化节，将乌榄打造成景区品牌。总结首届乌榄文化节的经验，在下一届乌榄文化节，景区将推出巧克力乌榄、油炸乌榄等特色菜，以及“介”榄比赛、扔榄核亲子活动等，邀请榄雕艺人到景区给游客观赏榄雕过程，还会制作榄哨等新奇有趣的榄雕玩具。　　赖锡志表示，乌榄作为“增城十宝”之一，知名度远远低于荔枝、增城菜心，二龙山国际生态园推出乌榄文化节有利于乌榄打响知名度，带动周边村落乌榄的销售，增加农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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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推广一个以诚信为纽带的商业模式很难，人们习惯性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相信。
　　消费者：你光说不行啊，你必须接受权威部门检测！
　　信任检测，还是信任人？
　　如果完全靠检验部门、食品安全局，是不够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天天检验、每一片菜叶都检验。这成本得多高？所以最终还是要靠信任。
　　当前，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火爆，呼吸新鲜空气、吃绿色健康食品成了商家拼命吆喝的口头禅，几乎全产业链的人都在大谈特谈生态、有机、循环、绿色、复古、怀旧、健康、养生。。。。。。
　　与此同时，媒体对食品安全的报道也可谓触目惊心、“惊喜”不断：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安徽劣质奶粉事件（大头娃娃事件）、福寿螺事件、海南毒豇豆、毒节瓜事件、咸鸭蛋含有苏丹红、饮料中含有塑化剂、晋老陈醋勾兑、爆裂黄瓜、染色馒头、瘦肉精、豆浆用粉冲调、地沟油、面包用漂白粉、病死猪肉、浙江金华新型地沟油、工业卤水点豆腐、白酒塑化剂事件、小竹签牛肉精事件。。。。。。
　　小小一张餐桌变的危机重重，人们谈吃色变！
　　人们不得不寻求安全的食品，把目光盯向了贴有“有机”、“绿色”标签的食品，可是，这样的食品真的就安全吗？怎么让人相信你的产品产地的单一性？
　　还有人把目光锁定了装有监控摄像头的蔬菜基地，据说是24小时监控生产过程，可是，你真的对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也一样放心吗？
　　还有人干脆自己租地种，好吧，你赢了，可是，要我们14亿人口都去租地种菜吗？
　　我们的土地污染有多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最多的国家，化肥利用率很低，作物无法吸收，而农药超标造成环境污染，导致水土流失、水生动物死亡。当前，市售农产品普遍存在农药和重金属残留超标、激素滥用等问题。”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食品与园艺学院副院长聂呈荣表示。
　　中国农田化肥滥用到了什么程度？以氮肥为例，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超过半数地区氮肥平均施用量超过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千克/公顷。与过量施肥伴生的是盲目施肥和滥施肥，这导致中国化肥利用率只有30%，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40%以上的水平。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前所长刘兆辉介绍，相关研究表明，由于农药制剂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局限，真正作用于作物上的农药仅占施用量的10％~30％，其余20％~30％进入了大气和水体，50％~60％残留于土壤中。甲胺磷、呋喃丹类的剧毒农药残留在土壤中，60年内都无法降解。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超标使用农药和化肥，损害了土地的生命力，造成生产能力下降，病虫害频发，生产过程对环境和生产者自身健康带来危害，降低了生产者持续发展能力，产品对消费者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形成不良的产业循环。
　　农药超标的蔬菜怎么混进了我们的餐桌？危害有多大？
　　聂呈荣认为，从源头来看，原因在于农民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过多的农药，农药使用方法也不科学。有的菜农自家卖的菜自己都不敢吃，另辟一块地种菜自己吃，这种做法无异于公然投毒，是诚信缺失的表现。
　　“政府监管不力是主要原因。市场检测农药的方法过于简单，而农药五花八门，有的无法检测出来。农产品市场安不安全，市民无法把握，政府有责任帮助老百姓做出判断。这就要求政府加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不让农药残留超标农产品在市场上流通。”聂呈荣说，“此外，食品安全目前为多头管理，协调机制不到位，需要制定统一标准，标准制定后还要严格执法，让不法商贩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目前高毒农药用得少了，但低毒农药残留比较多，可能导致动物和人慢性中毒，其危害表现为：身体免疫力下降，发生胃肠道疾病，加重肝脏负担，引起肝脏病变，有些农药甚至可能诱发癌症。”农业部环保科研检测所研究员张壬午表示。
　　如何让老百姓信任你的农产品？
　　有些人花钱买到有机认证，他要把钱捞回来，就拼命地多贴（有机标签）。农民是利益的驱动者，他总不能赔钱吧？”原农业部环保所生态室主任张壬午教授说到生态农业的死结，“有个经济学家说，劣币驱逐良币，做伪劣产品的人多了，真正踏踏实实种田的人就做不下去了。”
　　“现在最难的是消费者的信任，我们天天在微信里看到各种毒素的报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富平学校创始人汤敏说，“这年头没有什么比信任更难的了，特别在食品行业。这是个很难有解的问题。”
　　有什么好的招数让消费者信任你的农产品？在农业领域摸索了六年后，北京富平创源董事长沈东曙坦率地回答：“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招数。”在中国，很多消费者并不相信有机农业、有机农产品。而沈东曙却发现在日本有机产品并不完全都要检测。“在日本真正通过JAS标准认证的有机农产品只占市场有机农产品0.2%的销售额。”沈东曙说：“原因就是信任，消费者和生产者通过企业建立了信任的关系。”
　　种田者与买菜者被称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沈东曙要做的，是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信任，以信任来取代各种复杂的农产品检测以及认证。他把要架构的体系称为：生态信任农业。
　　新模式：生态信任农业
　　据了解，“生态信任农业”这一理念最早由富平学校提出，这是一家2002年成立于北京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生态信任农业始于2009年底，项目与日本知名社会企业――守护大地协会合作，为讲诚信、热爱土地并重视生态保护的合作农户及专业合作社提供技术和管理培训、研讨等活动，形成由 20 余家专业合作社、200 余名农户参与的生态农业交流网络。
　　何为“生态信任农业”？农业部环保所张壬午研究员给出的定义为：面对我国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产业化与现代化的紧迫需求，以安全、有机农产品生产为抓手，通过提升生产管理的综合能力，在构建生态良性循环的安全农产品生产体系的同时，以信任和理解为纽带，构建良性循环的产业物流链，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互惠及信任的供销关系，实现经济、环境、社会及生态效益俱佳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的农业正在进行3场革命：第一，在农田中的革命，开发新技术代替农药化肥；第二，在流通领域的革命，把安全食品直送到家；第三，也是最难的革命，就是消费者意识上的革命，不再“以貌取菜”。而这3场革命的核心就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2014年7月，被誉为“日本有机农业教父”的藤田和芳再度造访中国，在他眼中，当前的中国农业现状与三十多年前的日本极其相似――农民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滥用化肥和农药，消费者也青睐价格便宜、卖相好的产品，那些弯弯的黄瓜、带虫眼的青菜很难卖出价钱。
　　藤田和芳指出，日本农民会收集60公里范围内的人畜粪便，或是吃剩的食物，这些都可以发酵堆肥。针对病虫害问题，人们不再采用化学药剂，而是利用虫害的天敌，达到物理灭虫的效果。另外一个经验就是“轮作”，也就是在一块田上，轮换耕种不同的作物，这样可以有效对抗病虫害。这些方法都可以减少对化学农业的依赖。
　　藤田和芳指出，种菜和卖菜并不难，投入心力最多的，是如何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看得到”的关系。我们会把消费者带到田地，去认识种菜的农民。消费者也尽可能创造机会，让农民能够走进城市的生活圈，于是农民的孩子跟消费者的孩子成为朋友，一些主妇也跟农妇建立了很私人的关系。这种信任一旦建立，很容易被传播，主妇就会去跟她的朋友说，这家农户种的东西你完全可以信任。
　　藤田和芳指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另外也有一些硬性指标，比如针对农药残留的严格检测，同时要求农户建立详细的生产记录，每天种了什么，用了什么药。检查的时候，会把生产记录和库存做一个比较，这个数字必须是吻合，以防止造假。这些最终都会提供给消费者。
　　藤田和芳指出，在日本，真正的有机食品只占农产品总量的0.13%，因为政府对有机认证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求三年内，没有使用过任何农药和化肥。对农民来讲，他原来使用化肥农药，不可能一下子转变为生态农业。于是我们设立了“转换期”的概念，比如原先用10种农药，那么转换过程中，先减到3种毒性较低的。这些也会如实地反映给消费者。消费者可能有两种反应，接受这种安全性的产品或者寻求价格较高的有机农产品。
　　藤田和芳指出，外部环境比如水和土壤被污染并非农业生产者能够改善和控制，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企业或者政府不能掩盖污染事件，越掩盖越容易造成恐慌。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包括政府和企业都必须学会如何取信于民。
　　生态信任农业在中国能行得通吗？
　　成立于1975年的日本守护大地协会，不用“检测”也有很多人买他们的生态农产品，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时的消费者对生产者完全不信任，跟当前的中国大众一样。藤田和芳成立守护大地协会，致力于在两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在协会成立之初，协会对生产者设定了四条标准：一、尽量不使用农药和化肥；二、不使用除草剂；三、不进行土壤消毒；四、不说别人的坏话。
　　对于要加入守护大地协会的农户，藤田和芳首先会询问他们想种什么产品。在收到消费者的订单以后，协会在采收期前半年就跟农户签约。“签约时会协商好：百分之百不使用农药还是使用一部分农药，使用哪些农药。而且，在签约时就已经定下了半年后的采收价格，并跟农户约定：所有农产品大地都会收购。”
　　在另一头，协会跟消费者商定，如果今年歉收了，就少供一点菜，如果今年丰收了，就多消化一点，以期达到“一辈子买你的菜”的效果。
　　“对于大地来说，承诺了的都会做到，我们也要求生产者遵守自己的承诺，如果有违反的行为，以后再也不会合作。”从藤田和芳最初制订的四条简单易行的规则开始，在消费者与生产者40年的拉锯协调后，形成了今天守护大地协会完善的标准。2012年，守护大地协会有签约农户2500户、消费者会员9万名，销售额达18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亿元）。
　　这样的模式在中国能行得通吗？
　　要推广一个以诚信为纽带的商业模式很难，人们习惯性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相信。
　　消费者：你光说不行啊，你必须接受权威部门检测！
　　信任检测，还是信任人？
　　如果完全靠检验部门、食品安全局，是不够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天天检验、每一片菜叶都检验。这成本得多高？所以最终还是要靠信任。
　　透明以及长期是张壬午对生态信任农业这个模式的期许，他说：“（生态农业）为什么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原因就是市场不透明，检测以及流通环节都不可靠。信任农业，更重要的是在流通环节做到透明。再次就是要做到多次交易，一般而言流动小贩都缺斤短两，长期做生意的就不会。”
　　针对信任农业这件事，张壬午说：“关键在人。在中国，绿色、无公害、有机……这些标准太多了，信任这个农产品，首先是信任生产这个农产品的人。”
　　“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使消费者一辈子买你的菜”。沈东曙说：“消费者是特别聪明的，他们有判断力，不会只依靠一纸检测证书来判断。他需要见到生产者，甚至需要和这样的生产者建立感情。”
　　作者：木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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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广泛的绿化树种----橄榄树
84农业网/　　
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整理 　　
橄榄树为木犀科木犀榄属亚热带常绿乔木，是古希腊的神圣之物，象征和平、勇敢、胜利。橄榄树高6至8米，叶对生，椭圆形或披针形，长7至8厘米，叶面深绿色，稍有银色皮屑状鳞毛，叶背密布银色皮屑状鳞毛，全缘。芽为裸芽，圆锥状聚伞型花序，腋生，花小，黄白色，略有香气，花萼钟状，花冠深4裂。花期5月，果熟9至12月。果实为近球形或椭圆形的肉质核果，收获前果实为绿色，成熟时多为黑褐色，有光泽或表面着有白粉。橄榄树是以“高产、优质、高效益”为特征的世界名贵优质木本油料树种，为强阴性树，喜生长在排水良好的地块，耐旱，对土壤适应性较强，在微碱性的沙壤土和富含石灰质的粘土中均能生长，根浅，耐寒，一般品种可忍受－12℃的低温，耐寒品种可忍受－18℃的低温，是生长能力很强的长寿树种。公元前3000年希腊克里特岛开始种植橄榄树，后流传于地中海周边国家，现已在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大面积栽培。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从原苏联、阿尔巴尼亚引种，并在南方各省广泛栽种。橄榄采用播种繁殖，或带土球移栽。可地栽，也可盆栽。目前，全世界橄榄树的栽培品种有500种之多，广泛种植的品种约140余种。橄榄枝叶茂密，可作庭荫树、行道树或观果树。橄榄果实食用、药用皆宜，可制作罐头和蜜饯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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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拯救周总理栽植的油橄榄树?
时间： 15:09:34来源：陕西现代农业科技网点击：257
　　今年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纪念日,海内外以各种形式怀念总理。我想起日,敬爱的周总理曾在云南昆明海口林场亲手栽下一株油橄榄树,时隔42年,那株油橄榄树怎么样了?
　　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老朋友施宗明打电话,托他去海口林场看看周总理栽的那株油橄榄树。
　　得到的回音令人心情沉重: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周总理当年种植的油橄榄树和当时种起的一片“样板林”,如今杂草丛生,缺水、缺肥,病虫害严重,植株处于半死半活的状态。施宗明说,他与当年陪同周总理种下这株油橄榄树的海口林场副场长戴汝昌和老技术员江志祥三人见到这样的情景后,久久没有离去。
　　周总理种植的这株油橄榄树意义非比寻常。当时,为了改善我国食油供应状况,增加新油源,周总理在出访亚非欧14个国家的紧张行程中,决定从阿尔巴尼亚引进1万株油橄榄树苗在我国试种。出访归来不久,周总理即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的两位油橄榄专家,并对种好、管好油橄榄树作了一系列指示。日,周总理在海口林场种下这株油橄榄树,从苗木入穴、培土深度、扶正绑杆到修枝整形和浇水等,为林场职工做了示范。日,在听取林业部领导工作汇报后,周总理指示:“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负责同志,除年老有病的,每年都要带头种种树,要养成一种风气,并对此事作出相应规定。”这成为后来“全民义务植树”号召的前奏。
　　海口林场的气候和土壤等条件是适宜油橄榄生长的。据记载,这片油橄榄树1965年就开花了,1966年开始结果,1970年和1973年分别产鲜果900公斤和600多公斤。可是到了80年代以后,就长期无人管理,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至今还留有1600株(200亩)油橄榄树,保存率为75%。目前,这些油橄榄树正处在中壮龄阶段,是开花结果的旺盛期,如能更新复壮,尚为时未晚。
　　我建议有关政府和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调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护好周总理亲手种植的油橄榄树和“样板林”,将这株油橄榄树和“样板林”建成青少年教育基地,使其成为青少年了解林业、热爱绿色、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的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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