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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尽舜尧&巾帼有英豪――深切缅怀我们的母亲陈舜英
神州尽舜尧&巾帼有英豪――深切缅怀我们的母亲陈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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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子主题：神州尽舜尧&巾帼有英豪――深切缅怀我们的母亲陈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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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尽舜尧&巾帼有英豪&&&&&&&&&&&&&――深切缅怀我们的母亲陈舜英&&&&&&&&&&&&&&&&&&&&&&&&&&刘晓冬&刘立强&耿西林&&&我们的母亲陈舜英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了。在过去的八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是母亲的品德人格激励着我们克服了人生中的一次次困难障碍，是母亲的音容笑貌陪伴着我们战胜了长夜里的一个个恶梦惊魇。与许多类似革命家庭的老人一样，母亲生前从未在我们面前长篇大论地谈及自己的过去，特别是她的溘然病逝，更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遗憾。1982年，我们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她亲笔填写于二十年前的一份干部履历表。今天，面对着这朴实无华的白纸，面对着这掷地有声的黑字，我们仿佛穿越了深邃的时空隧道，将那些失落的记忆、零散的思绪和有意的追问逐渐串连、拼接起来，加上这麽多年来，我们采访母亲的亲友们和战友们时，他们生动、具体的回忆片断，使得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母亲的身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现在，就让我们沿着母亲的人生轨迹，做一次虔诚的追寻和探索吧。家庭和童年时代&&&&我们的母亲陈舜英，汉族，1912年10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福州是地杰人灵的一方福地，有着二千二百年的建城历史，人文荟萃，典故繁多。自唐、宋以来，尤其是到了近代，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将福州与广州、厦门、宁波、上海一并定为了通商口岸，社会矛盾剧烈冲撞，民主革命风起云涌，许多志士仁人或激扬文字，或投笔从戎，或舍生取义，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优秀人物，在母亲的先人和亲属中也不乏其例。她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陈姓在全国只算是第五大姓，但却位列福建十大姓氏之首，在福州更有“陈、林一大半，黄（王）、郑满街排”的说法。陈家的祖先于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在浙江作官，后因城池失守，避难到了福建，先居于长乐鹤上陈店，后迁至螺洲。（注1）螺洲陈氏中最有名气的自然当属陈宝琛了。他先给光绪、宣统做过老师，后又提出为戊戍六君子昭雪，终拒绝在伪满洲国任职。作为“螺江陈”（螺洲陈氏在当地的专有称呼）的（注1）引自《福州世家》第20页―25页，曾意丹、徐鹤苹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另一支后裔，母亲的祖先中有一辈专门从事酿酒、卖酒的生意，买卖还相当兴隆，在当时，当地的整个一条街都因此被称为陈酒库。到了高高祖还是高祖的那一代，则是一个有名的中医，医术很高，穷苦人来看病，他非但不收钱，还让病人到药店抓药时，将帐记在自己的折子上，因此在他去世后，老百姓就传说他成了城隍。当然，在这个久远的神话里更多承载的是百姓纯朴的感激之情和长辈激励后人奋进的良苦用心。我们的曾外祖父名叫陈琦，字伯韩，曾在满清政府的马尾海军学校教授国文。他年青时曾三次进京赶考，均无果而归。后来他飘洋过海，应聘到台湾一个林姓大户人家，当了坐馆的私塾先生。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他愤而返回福州，晚年在家过着清贫的日子，一九二九年去世。他有八男一女。我们的外祖父名叫陈训旭，排行老大，早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学的是商业。我们的外祖母方氏，佚名，十二岁即会作诗，还曾结集付印。她的字也写得非常漂亮。她是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的侄女。日，方声洞在震惊中外、“浩气长存”（孙中山题词）的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中，跟随黄兴攻打督练公所，路遇起义的满清巡防营官兵，因对方没有臂缠起义规定的白毛巾标志，在相互误射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二十五岁。（注2）1915年，方氏在生下第二个女儿后不久，得了产褥热，发高烧不治而亡。此时母亲年仅三岁，之后由曾外祖母一手抚养到十岁左右。我们的曾外祖母林氏，其家族是福州世家中所谓的凤池林（因居家地叫凤池坊而得名）。其父林孝恂，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封浙江海宁知县，他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较早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开明人士，在大儿子、也就是母亲的舅姥爷林长民少年时，就请来名家林琴南、林白水为师，分别主东、西席，教授中、西方的文化知识，让孩子们自幼就受到了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林长民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他逐渐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变为支持共和政体，赞成民主革命，先发起成立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后组建了民主党（不久与共和党合并为进步党）。他还曾在民国初年的历届政府中担任过法制局局长、司法总长、顾问等职。1925―――――――――――――――――――――――&(注2)引自《黄花岗公园》第12页、34页、35页，邱金华等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年12月24日，林长民在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事行动中遭伏，为流弹击中遇难，时年仅五十。当时，外祖父曾到关外为其收敛尸骸，扶柩返闽。而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因为她业余创作出具有专业水准的诗歌精品，因为她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献身精神，因为她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绝世之作，以及她与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之间超凡脱俗的亲密情谊，所以在我国的文坛和建筑界双负盛名。近年来，她的逸闻故事也被新闻界、出版界炒得沸沸扬扬。母亲在北京求学的青少年时代和解放后，与这位大表姑始终都有往来。（注3）曾外祖母林氏有个堂弟叫林肇民，他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拥护民主、共和，后组建革命司令部，发动起义，在光复福州的战役中，立下了卓著战功。林肇民的亲弟弟林尹民留学日本时，曾自制一印，上刻“剑胆琴心”四字。在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中，他“手持双枪，所向披靡，杀敌十余人，最后因寡不敌众，弹尽而死。死时已身中数十枪，血流如注”。这一年，他才二十五岁。林肇民、林尹民都―――――――――――――――――――――――（注3）《百年家族――林长民&林徽因》第44页，陈新华著，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9月初版。是曾外祖母的叔父林孝扬之子。曾外祖母另有一个堂弟林觉民，他自幼过继给叔父、闽侯名士林孝颖抚养。林觉民在十三岁时，难违嗣父之命，前去应考童试。他在考卷上挥笔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就头一个交卷出场。1907年&，林觉民自费到日本留学后不久，即加入了同盟会。在广州武装起义的前三天，他挑灯疾书，给父亲和爱妻写下两封绝命书，情真意切，感天动地。尤其是其中的“与妻书”更成为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拜读和效仿的楷模之作。在起义中，林觉民因伤重被俘。大堂之上，他慷慨陈词，激扬文字。狱中几日，他滴水不进，泰然自若。最后从容就义，以身殉道。年仅二十四岁。就连满清的两广总督张鸣歧在审讯结束后，也不得不感叹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林尹民、林觉民与方声洞一样，都是著名的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七十二烈士。（注4）母亲在生前从未与我们谈及家里这些先辈族人的―――――――――――――――――――――――（注4）引自《福州世家》第118页―125页。《百年家族&林长民&林徽因》第9页―44页。感人事迹。我们只是在近年采访姨姨、舅舅时，从他们那平静的语气和恬淡的态度中，在拜谒林觉民故居、马尾海战纪念馆时，从那肃穆的气氛和凝重的氛围里，揣摩体味到当年这个忠厚传家的名门望族，这个满门忠烈的革命世家对母亲和她的同龄人的成长有着多麽深刻、多麽久远的影响。按照福州当地的习俗，母亲家叔伯共有十二个女孩，十二个男孩，母亲排行老大。在他们中间，先后有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他的人也大都选择了献身于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最终都成为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有用的人。青少年时代1922年前后，在北京中国银行总行任稽核科主任的外祖父将母亲带到北京，此时，外祖父已续弦，庶外祖母名叫林恩桂，是曾接替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的林绍年的孙女。她和外祖父后来共生了六个子女。母亲初到北京时，家境尚好。外祖父除了抚养自己一家人外，还尽力照顾其他亲戚。1928年后，蒋介石的势力扩张到了北方，金融机构逐渐被宋子文、孔祥熙等寡头控制，他们大批裁员，任用亲信。外祖父遂遭裁减。以后他虽然换过几处工作，但均不能长久。开始，外祖父在懋业银行只干了两年，懋业银行就又倒闭了。后来，外祖父还曾先后在上海邮政局和福州水上公安局谋过短期的差事，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失业的厄运。1942年，外祖父因肺炎去世。在那些年，外祖父家的经济状况日渐拮据，时常入不敷出。到了日伪时期，甚至吃的是混合面，就的是“撮堆”买的大捆菠菜熬的汤。母亲在上大学时，就利用课余时间，到有钱人家去当家庭教师。所得到的“束修”和学校颁发的奖学金，母亲除了交纳学费外，其余全都用来贴补家用。平日里，母亲对弟妹们也非常体贴照顾。至今，大舅还清楚记得母亲除鼓励自己要努力读书外，还经常给自己讲解时事。母亲还时常忙里抽闲，给舅舅们和姨姨们洗澡、洗衣服。有一年，葡萄丰收，十分便宜，外祖父就自己酿酒。酿好后，让家人不分大小都品尝一下，结果九姨年幼，喝了大半杯就醉了，于是，母亲就将她紧紧抱在怀里。难怪在各位长辈眼里，都一致认定母亲是个乖女孩。到北京后，母亲先是在位于宣武门内东铁匠胡同的师范附小读书。后来她考取了女附中。高中毕业后，母亲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平大学工学院，攻读纺织、漂染专业。1934年毕业后，母亲还曾去日本实习了半年。走向高高的太行之颠母亲在大学读书期间，就是校园里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份子。她热心阅读进步书刊，逐渐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积极靠近党的地下组织。1935年的中华大地，民族危机日深，此时正值母亲刚从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不久，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留校任教和到美国深造的机会，响应党的号召，义无返顾地投身到工人群众之中，宣传、组织工人群众进行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年轻的母亲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寻找党的关系，1935年夏至1936年夏，母亲到山西省太原市的西北毛织厂当了工务员、技士，与许多工人师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当母亲的老战友向厂里老工人问及母亲时，不少老师傅都还记得母亲，并能准确地指出当年母亲工作时的办公室。由于当时太原的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暂时不发展党员，为了更好地发动女工起来参加抗日救亡，1936年8月至1937年7月，母亲转到河北省深县女子职业学校做教员。在此期间，母亲一方面在学生中广为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另一方面，她虽然还没有在组织上入党，却十分关心党的事业，自觉地省吃俭用，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尽可能多地挤出钱来资助党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七、七事变”后，局势恶化，在女子职业学校校长赵子岳的率领下，母亲和其他师生一道经石家庄辗转入娘子关，进入了山西省。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里，母亲（还有父亲）一直与赵子岳伯伯保持着来往，记得六十年代初，赵子岳伯伯到郑州家中作客，父母亲高兴得不得了，还非让小强也随同一起尊称他为赵老师不可。就在1937年的8月，母亲在太原由安子藩、温月梅两人介绍，经李葆华同志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无候补期的正式党员。1937年秋天，八路军129师师部、中共冀豫晋省委先后进驻山西省辽县（现左权县）。为适应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需要，中共冀豫晋省委决定组建中国共产党辽县委员会。不久，省委增派母亲参加了县委领导。母亲对外的公开身份是牺盟会的协助员，实际上是县委书记。母亲在自己的履历表中填写的笼统的任职时间是1937年10月至1939年春。在左权县志上我们查到母亲的详细任职情况和其止时间为――1938年3月至4月任中共辽县县委书记，1938年5月至8月任中共辽县中心县委副书记，1939年1月至3月任中共辽县中心县委书记。母亲也是辽县第一任女县委书记，在其后，杨蕴玉阿姨、翟英阿姨都曾分别担任过中共辽县县委的副书记或书记。在党的领导下，勤劳、善良、勇敢、淳朴的辽县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做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一个仅有七、八万人口的贫困山区小县，先后有一万余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一千七百多名干部骨干，年均供给军粮一百五十余万公斤和军鞋十万余双。十年间参战、支前共约九万五千人次，前后共有五千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注5）在那金戈铁马、激情燃烧的艰难岁月里，母亲这一代年轻的女共产党人，在辽县人民的支持、保护和抚育下，与男同志一道出生入死、并肩战斗，为创建人民政权和开辟妇女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5）《左权县志》第5页，赵世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6月第一版。1939年春季至冬季，母亲调任中共晋东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1939年冬季到1940年5月，她改任中共榆社县委书记。母亲大约就是在这期间，与我们的父亲刘建勋相逢、相爱并结为终身伴侣的。记得我们小时候，父亲在我们的反复追问下，曾这样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母亲的情景。那是在一次各县的县委书记联席会开始前，父亲忽听到弯弯山道的深处，传来了一串清脆悦耳的叮当铃声，扭头定睛望去，只见一个胖胖的年轻女子，一身地道山西老乡的装束打扮，按照习俗侧身安坐在小毛驴上，颠簸晃悠，由远及近，正向父亲缓缓走来……一贯严肃的父亲说到这里，两眼炯炯放光，而在一旁静静倾听的母亲，虽然抿着嘴，却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脸颊上泛起了红晕……两位老人都沉浸在了幸福的回忆之中。1940年5月至12月，母亲调到中共武乡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其间，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是个女孩。我们的这个姐姐还没满月，日寇的“大扫荡”就开始了。武乡县到处都是丘陵，老百姓传统习惯在地堰边挖洞，遇到战乱灾荒，坚壁清野时就在里面存放粮食。于是，老乡就把母亲和姐姐一起藏在这种洞里，然后再用石头把洞口垒住，仅靠石头之间的缝隙勉强维持空气的流通。到了深夜或没有敌人的时候，老乡就给母亲送点吃的东西。母亲和姐姐躲在洞里；外面，日本鬼子的军用皮靴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在头顶上方经常是不绝于耳。在如此艰难危险的环境下，没过多久，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这个不知名字的姐姐就不幸夭折了。（注6）记得小强小时候，母亲亲口告诉他，在反“扫荡”的日子里，母亲曾带领老乡们躲在太行山羊肠小道旁峭壁的裂缝中。脚下不远处，鬼子兵列队行军时的钢盔近在咫尺，寒光闪闪，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后来，由于没有水喝，但又要坚持到底，母亲还被迫喝过自己的尿液。在创建根据地的艰难困苦中，母亲经常要一天赶几十里的山路，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妇女组织。她的身上常常满是虱子、跳蚤。她还曾被蝎子狠狠地蛰过。母亲从一个体态丰满的城市女大学生，体重迅速下降，自此再也没有恢复。另据山西省妇联晋中地区办事处提供的太行区党委妇委会组织沿革材料，1939年3月，晋东南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在沁县成立，机关驻地设在开村附近的疙瘩村。母亲自1940年8月起担任妇救总会秘书一职（秘―――――――――――――――――――――――（注6）引自黎颖文章《回忆陈舜英同志》。书后改称为主席），直至1941年9月。日，晋东南妇救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涉县宁庄召开。为了与区党委统一名称，故更名为晋冀豫区妇女救国总会，机关先后设在涉县桃村等地。母亲继续担任主席之职直到1942年9月。在此期间，母亲于1941年曾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了四个月。1942年8月，晋冀豫区的党政军、群众团体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实行了精兵简政和精简整编。9月间，晋冀豫区妇救总会与区工救总会、农救总会、青救总会统一组织，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统一后的名称为“晋冀豫区工农青妇各救总会”，主席是池必卿叔叔，副主席是杨珏叔叔。精兵简政后，母亲仍然担任妇救总会的主席。在此期间，虽然群众团体的组织统一了，各系统均有人参加联合组织，但各系统的常委会、执委会仍旧存在，必要时都可以单独做决定、发文件、下指示等。&日，晋冀豫区党委改为太行区党委，晋冀豫区妇救总会也随之改名为太行区妇女救国总会，母亲继续担任区妇救会主席。在这段时间内，妇救会仍与工农青救总会统一组织。在1948年的上半年，太行区妇女救国联合总会改名为太行区妇女联合会，仍由母亲担任主席之职。原晋冀豫区党委妇委会也随之改名为太行区党委妇委会。这一年的12月，母亲接替杨蕴玉阿姨担任了太行区党委妇委会的书记，直到1949年8月她奉命南下湖北。1943年的冬天，母亲参加了太行区党委党校的第三期整风学习，她被编进二区队第一小组，还被选为党小组的组长，刘湘屏阿姨是党小组的副组长兼行政小组长。这个小组共有十三名成员，其中老红军多，仅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七名，另外有地方干部，还有八路军129师的几位统战对象、民主人士，情况很复杂。整风文件发下来，到底怎么整？老红军不少人流过血、负过伤，一度认为“自己没文化，没什么好整的，该整的应该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而统战对象、民主人士则表示：我们也没什么好整的，只是来听听，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面对种种议论，母亲十分耐心冷静，提出一是要继续加强学习，吃透文件精神；二是不要轻易批评有各种想法的同志；三是共产党员要首先带头进行自我批评，然后开展互相批评，不搞大轰大嗡。大家听了之后，都比较服气，尤其是工农干部以后的表现都不错。整风的最后阶段，在给每个同志作思想鉴定的时候，母亲说，“大家都应该耐心细致一点，决不能留任何后遗症”。小组里有一名姓李的成员，母亲曾与他个别谈话，交换思想认识，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最后，他表示对大家的意见心悦诚服、完全接受。由于母亲和全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他们这个小组圆满、出色地完成了作为整风试点的任务。可是，母亲为此却付出了沉重的不可补偿的代价。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整风开始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那时，母亲拖着怀孕的身子，天天坚持学习，到后来她几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坐在小板凳上，自己站都站不起来。一天上午，学习结束了，母亲一手拿着笔记本、小毛巾，一手拽着行政小组长刘湘屏阿姨的手，想站又没站稳，脱手就势坐到了地上。到了下午天还没黑时，母亲就又一次流产了。后来，母亲在炕上只躺了十天左右，她那瘦小、羸弱的身影就又出现在整风学习的会场上。（注7）1946年的春夏之交，母亲因心脏病和胃病日益严重，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带着晓冬姐姐住进了由太行、太岳两个区党委合办的长治干部休养所。后来，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派军队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飞机也频频轰炸长治。上级决定将休养所转&&&&&&&&&―――――――――――――――――――――――（注7）引自刘湘屏采访记录。移到离太行区党委机关较近的涉县南庄。据黎颖阿姨的回忆，到了南庄后，母亲“和另外三、四个病号住一个小院。那里成了一个活动中心，谈论国家大事，聊天、下棋、说笑话，零散住的同志，能走动的都愿意去那里玩。……我在炕上躺了一年多，她经常来看我。她在休养所被选为休养员的党支部书记。因为我常不能出去，党小组会就在我这里开。大家都尊敬她。她也是我们的大姐，大家有话都想和她说，（包括）个人的思想、对休养所的要求等等。她也经常和同志们谈心，做思想工作。……她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一身正气，艰苦朴素，她是我最佩服的女同志之一……她作为休养员的支部书记，还帮助休养所的领导出主意、提意见，做好休养所的工作。”（注8）我们的母亲，从一个福州“三坊七巷”老城区书香门第出身的大家闺秀，从一个北平古都高等洋学堂毕业的高才生，无怨无悔地踏上革命的艰难征途，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从她走向烽火连天的太行深处开始的。小强记得清清楚楚，七十年代曾问母亲是否也闹过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麦苗韭菜分不清的笑话。母亲坦然地承认尽管没有如此严重，但刚开始，确实也―――――――――――――――――――――――（注8）引自黎颖文章《回忆陈舜英同志》。曾一度分辩不出油菜和鸡冠花的区别。恰恰就是这样的母亲，在她生命的后半程，却烙下了深深的太行情结――她始终关心着太行老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她始终挂念着老区的乡亲、战友和部下；她甚至始终保持了喜欢吃老陈醋和抿疙瘩、猫耳朵、和子饭等山西面食的习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太行人民的养育保护下，母亲在战胜敌人的同时，战胜自我，战胜病魔，终于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逐渐锻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和成熟的领导干部，登上了自己追求、奋斗的理想和事业之颠。太行的山山水水已然叠印着他们这一代人的光辉足迹，太行的世世代代必将吟颂着他们这一代人的丰功伟绩。&&&当我们肃立在赤岸村畔、将军岭上，当我们流连在八路军129师陈列馆、温村太行区党委旧址农家小院，当我们徜徉在辽县、涉县的田野阡陌，我们与父母之间仿佛实现了超脱灵肉、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老乡的欢声笑颜里，传递着父母遥远而熟悉的气息和音容；在高高的蓝天白云上，回荡着父母永不消逝的呐喊和呼唤；在如画的青山碧水间，镌刻着父母坚强挺拔的身影和英姿。为了告慰父母的英魂，组织上在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的涉县五加坡景区将军岭上，专门选址将他们的骨灰合葬。两位老人终能重返他们生前魂牵梦萦的太行山上，回归堪称他们第二故乡的崇山峻岭中，长眠安息、相伴永远。与他们的老战友一样，父母的名字也将流芳百世、彪炳千秋、永垂万古。为新中国妇女事业呕心沥血自1949年起，湖北省的妇女运动开始进入蓬勃兴旺的阶段。建国伊始，中共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就高度重视妇女组织建设。当时的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伯伯曾多次提出加强湖北妇女组织建设的指导性意见，为湖北妇女运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1949年11月，湖北省各界妇女代表会胜利召开，产生了湖北省民主妇联筹委会，母亲被选为筹委会主任。会后，母亲按照湖北省委作出的“建立农村妇女基层组织”的决定，带领省妇筹会的干部深入基层，培养妇女积极分子，帮助建立各级妇女组织。在农村普遍建立了村妇代会，在城镇也成立了基层妇代会。妇女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展妇女工作奠定了基础。到了1950年9月，全省已有一百七十一万妇女参加了农协，仅据二十九个县的统计，就涌现出妇女积极分子三千八百○四人。当年的9月6日，湖北省妇女工作会议召开。母亲以省妇筹会主任的身份，作了前段运动及今后妇女运动的发言。1949年，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代表，母亲出席了亚洲妇女代表大会。日至26日，湖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到会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三百○五人，她们代表了全省一千二百多万各阶层的妇女。在这次大会上，正式成立了全省妇女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湖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母亲当选为湖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主任，刘东阿姨和肖慧纳阿姨当选为副主任。李先念伯伯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父亲作为省委副书记（后任第二书记）也代表省委出席了会议并致辞。母亲在会上作了“本省十个月来妇女工作的基本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母亲号召各级妇女组织以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和恢复发展城乡生产为中心任务，逐步开展文化、教育、卫生工作，深入宣传执行新婚姻法，解除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加强全省妇女的大团结。这次大会是全省各界、各族妇女盛况空前的大集会，标志着湖北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阶层、各行业的统一战线。会后，母亲肩负着全省妇女的重托，在湖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忘我的精神、高昂的斗志，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仅在《湖北妇女运动大事记》中，就记载着：日，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开幕，母亲代表全省一千二百万妇女向大会致词祝贺。同年11月9日，湖北省寒衣劝募分会成立，母亲被聘为委员。同年12月2日，母亲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了“在减租土改斗争中应如何正确解决婚姻问题”的文章。当月，省委组织部对外正式公布了母亲为省妇委书记的任命。日，湖北省总工会宣告正式成立，母亲被选为工会委员。同年11月23日――12月2日，湖北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母亲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委员。1952年6月，湖北省委颁布了关于干部管理的规定。规定明确指出，省妇联主任属中央管理。同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一周年之际，母亲号召全省妇女干部，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迎接祖国伟大的经济建设。同年7月20日――24日，湖北省民主妇联召开黄冈、孝感两个专区十一个县的妇女干部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组织农忙托儿互助，解决妇女生产困难。会上，母亲作了关于发动与组织妇女参加生产的报告。同年10月4日，母亲在湖北日报上撰文介绍“新中国成立三年来的湖北妇女”。1952年的冬天，母亲调任中南民主妇联主任一职直至1954年8月。不久之后，母亲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在随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尽管母亲从只负责湖北一个省的妇女工作到负责整个中南地区的妇女工作，但她仍然十分关注着湖北省的妇女工作。在《湖北妇女运动大事记》中还清楚地写着：日――4月4日，在湖北省民主妇联召开全省农村妇女工作会议期间，身为中南民主妇联主任的母亲亲临大会指导并讲了话。同年8月9日――15日，作为五十八名女代表中的一员，母亲出席了湖北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光荣地当选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年轻的新中国诞生之初，母亲团结率领湖北省及后来中南地区各级妇联干部，积极、坚决地投身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宣传贯彻婚姻法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她们深入农村、工厂、街道，启发妇女觉悟，发动和组织城乡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各项政治活动，农村妇女与男子一道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奠定了男女平等的经济基础。城镇劳动妇女广泛地参加了民主改革运动，废除搜身制，斗争封建把头，踊跃加入工会，从政治上获得了民主权利。到了1950年下半年，全省工会女会员、农民协会女会员以及参加其它群众团体组织的妇女就已达一百七十五万人。各行各业的妇女们还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许多妇女争相送夫送子上前线，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仅人民币就捐献了十三亿多元（旧币），还有不少女医务工作者勇敢地奔赴朝鲜战场，为抗美援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通过各地、各级妇联组织的艰苦工作和不懈努力，湖北省的广大妇女觉悟不断提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开始实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她们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争取自身解放的初步胜利为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参加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道路。在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新时期，广大的妇女群众在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一阶段，广大妇女的政治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妇女参政越来越普遍。对于在以母亲为主要领导的湖北省妇联工作取得的成绩和显现的重要性，日，李先念伯伯在为妇女的题词中，言简意赅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精辟的总结。李先念伯伯的题词是“没有将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发动与组织起来就根本不算真正的全面的群众运动”。细想起来，这其中也应该包涵着李先念伯伯对母亲工作的希望和肯定吧。（注9）1954年9月，时任中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的父亲奉命进京，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地区部副部长、二办副主任。母亲也随之一道离开了工作、战斗多年的华中大地。到北京后，母亲担任了全国民主妇女干部学校的校长并兼任党组书记，直至1957年8月。在母亲到任前，二姨陈舜玉也曾在全国民主妇女干部学校工作，当时二姨任第一副校长兼党组书记。在北京妇干校工作期间，母亲的心脏病愈发严重，但是，为了能争分夺秒地多为党做一些工作，早日为―――――――――――――――――――――――（注9）引自《湖北妇运五十年》第1页―50页，湖北省妇女联合会编，吴雁雁主编，2000年9月第一版。&&&&&&&&&&&&&&&&新中国培养出更多的妇女干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自己单独住在妇干校的宿舍。她经常因为工作劳累过度以至犯病咳血，不得不多次住院治疗。1956年的春季，广西省的平乐、南宁两地区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沉痛事件。次年6月，党中央对广西省委进行了改组，第一书记和两位书记兼副省长被撤职，省长韦国清伯伯请求党中央派一位熟悉地方工作的同志到广西当一把手。经邓小平总书记提名，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父亲被任命为广西省委第一书记。（注10）母亲随即离京奔赴南国边陲，被党组织任命为广西省委的妇委书记。此时的母亲，由于长期在艰苦、紧张的环境下超负荷地工作，心脏病已经发展到极为危重的地步，身体早已是弱不经风、“人比黄花瘦”了。在闲谈中，母亲坦诚地告诉同事，自己的心力衰竭病症非常厉害，身上穿一件稍厚一点的衣服，或者脚上穿一双皮鞋，都会觉得十分沉重，体力不支，所以，她总是尽量穿着轻薄的衣服和轻软的布鞋。尽管母亲重病缠身，但她在精神心理上的乐观豁达，在思想政治上的坚定敏―――――――――――――――――――――――（注10）引自《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第26页―27页，何绍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锐，在领导工作中的多谋善断，却都丝毫不减当年。母亲担任广西省妇委书记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妇联要“议大事，管本行”的指示。建国后，虽然全国妇联一再强调妇女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围绕工农业生产去开展妇联业务，这在多数妇女干部的思想上是明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两者如何结合，则是少数基层妇女干部感到困惑、苦恼的问题。她们要么是抓了生产丢了业务；要么是脱离生产这个中心去孤立地进行业务工作。针对这种情况，母亲在组织妇女干部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时，反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是进一步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的经济条件，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妇女、儿童的特殊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因此，妇联干部不仅要时刻关心生产建设事业，到生产第一线去经风雨、见世面，还要根据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妇女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同时恰当地解决当时、当地妇女、儿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做到直接或间接地为生产建设事业服务。这个道理讲通以后，母亲又在找好“结合点”上下功夫。她经常利用参加区党委（1958年3月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会议的便利条件，及时做好上情下达的沟通工作，让妇联干部能够及时了解全区的生产建设情况和区党委的工作部署，打破了妇联干部思想上的封闭状态，突破了妇联工作的局限性。妇联干部的思想解放了，眼界拓宽了，办法也就多起来了。那几年妇联开展的“女能手活动”、“妇女丰产田活动”等，既提高了妇女学习文化、技术的积极性，又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得到了各级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在广西，母亲抓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在那个年代，新中国面临着许多显现的和潜在的困难、危险和压力，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走、也只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广大的妇女群众都积极投身到了热火朝天的增产节约运动之中，在生产岗位上更加努力，在家庭生活中精打细算，这些行动表达出她们渴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愿望。但是，也有些干部对如何把勤俭持家与勤俭建国联系起来，理解得不够透彻，对“勤”和“俭”之间的辨证关系宣传得不够全面，致使在群众中造成了一些误解。为了推动“两勤”方针的正确贯彻执行，在母亲的建议下，区妇联派出党组成员深入博白县龙潭乡“五、一”高级农业合作社蹲点，搞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现场会。博白县地处广西偏远地区，母亲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当地又缺医少药，坚持亲临现场指导。她还多次与县、乡党委以及合作社的支部书记交谈，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母亲抓住这个先进典型，说明“两勤”方针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并简要、精辟地说明了“勤”与“俭”的关系：“勤是根本，只俭不勤，就是无源之水；只勤不俭，就不能有所积累”。明确指出了贯彻执行“两勤”方针，是妇联组织在新形势下为生产服务的有效方式之一，必须抓紧抓好。母亲还以博白县委通过县妇联积极主动开展妇女工作后，看到了妇女工作的成绩和作用，才把妇女工作摆到了重要位置的经验为例，谆谆告诫大家，妇女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是看妇联干部有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如果工作还未做好，就要“反躬自问，不要光埋怨别人”。据当年在广西区妇联与母亲共事的田克阿姨等人回忆，对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母亲是有所警惕的。尤其是对于粮食产量，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虽然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全面、真实的情况，但她十分重视通过妇联这条渠道，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供区党委决策时参考。1959年夏收、夏种期间，区党委为了核实粮食产量，部署区直各机关单位派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各县参加夏收、夏种。区妇联工作组每三天分别向区党委有关部门和母亲汇报一次产量。最初几天，收割的是村边田、保水田的稻谷，产量较高。后来逐渐收割到那些远田、瘦田，平均产量也开始逐渐下降。工作组的同志在汇报前，生怕会受到批评，可是母亲在听了汇报之后，却很平静、又很明确地嘱咐道：“要据实向区党委汇报，不得有虚假”。在当时到处“放卫星”、“插红旗、拔白旗”的气氛中，母亲一再教育妇联干部要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要讲真话，不讲假话，以免领导者的决策失误。这种冷静和客观、理性和勇敢，现在看来，是多麽难能可贵啊！1960年，国家正处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度过这一难关，广西区党委采取了“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措施。区妇联党组成员练以明阿姨下放到邕宁县五塘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临行前，母亲在谈话中提到，“现在有人提倡搞‘小球藻’，从中摄取植物蛋白质以补充营养，你们是否可以试一试？”练以明阿姨到了农村后，经过与生产队的干部共同商量，发现群众反对搞“小球藻”。基层干部和群众还提出了多种芥菜、红薯，春节前早种玉米、南瓜、四季豆、凉薯等瓜菜，既可以吃饱又可以卖些钱来买油盐的好建议。练阿姨怕不搞“小球藻”受批评，就写信向母亲说明情况。不料母亲却在复信中表扬了她：“群众路线这一课你学得好……”。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母亲听说农村一些妇女因为劳动负担过重，出现了子宫脱垂的病症，就立即指示要如实向区党委汇报，并建议在来宾县专门开办了一个为她们治病的试点。大跃进期间，母亲发现有些托幼组织规模过大，集中过多，以至于管理不善、难以为继，就再三提醒妇联干部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兴办福利事业，不可一窝风、大起大落，而要因地制宜。主要是提倡小型集中、个别寄托、邻里相帮等多种形式，务必注重实效。母亲作为一名久经锻炼的女性职业革命家，她深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也深知基层工作经验对于一个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因此，她非常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教育，作到了既大胆选拔、积极使用，又严格要求、耐心帮助。特别是对于区妇联的领导，母亲针对每个人的特点，注意给予她们多领域、全方位锻炼提高的机会，并且还非常善于做干部的思想工作。母亲刚到广西不久，适逢省妇联召开县妇联主任会议，当时，有些妇联干部埋怨说，妇联无钱无权，工作辛苦，困难重重，劳而无功，不安心妇女工作。母亲就在会议上，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和颜悦色地教育大家。她说：“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也是二十七、八岁，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又缺乏经验，有时也急得哭起来。但是哭了以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哭是没有用的，日本鬼子并不因为你哭了就快快撤兵；革命事业的胜利也不能用眼泪来换取。任何事情，不拼搏是不能取得成功的，特别是女同志，要拿出极大的勇气来克服困难。许多革命先烈，不怕枪林弹雨，不怕敌人的酷刑，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母亲的这一席话，极大地坚定和鼓舞了各级妇联干部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在加强教育的同时，她还表扬了一批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成绩突出的优秀妇联干部。从此，妇女干部队伍中埋怨之声少了，学先进、赶先进的多起来了。对于各级少数民族妇女干部，母亲更是手把手地教她们开展工作。有的同志工作做得很好，但缺乏写作锻炼，母亲就督促她们多写。不论是发言稿、工作报告，还是需要见报的文章，都要求她们亲自动笔；母亲还经常与她们一起逐字、逐句、逐段地共同讨论修改。有时为了一篇文章，甚至花上一、两天的时间反复推敲琢磨，也在所不惜。（注11）丹心铁骨照汗青1961年9月，河南省的“信阳事件”被揭露，轰动全国、震惊中央――仅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人民群众就远远超过百万。河南是当时全国灾情最重的省份之一。这是原河南省委推行极“左”政策的必然结果和彻底暴露。1957年全国错划“右派分子”共约54万人，（注12）而区区河南一个省竟占了十余万。1958年春，原河南省委负责政法工作的书记赵文甫意犹未尽，又以“补课”为名继续扩大“战果”，于是全省一下子就又凭添了约十万“右派分子”。1958年夏，原河南省委错误地大搞反“潘（复生）、杨（珏）、王（庭栋）”运动，在全省范围内残酷批斗和无情处分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号称“抓了二十万个小潘复生”。1959――――――――――――――――――――――&（注11）引自田克、赵明坚、练以明文章《深切怀念妇委书记陈舜英》。（注12）引自《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第31页，何载著，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年“庐山会议”后，又有难计其数的干部、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据杨珏叔叔晚年回忆，这三年的三次“运动”，致使河南全省有不下五十万的干部、群众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饿死老百姓约三百万人。到头来，党的队伍被分裂了，党的作风被败坏了，人民群众哀鸿遍野、怨声载道。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父亲再一次临危受命，被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用毛主席的话，就是刘建勋有文有武，是一个会下残棋的人。（注13）邓小平总书记也说，“刘建勋，你命苦，广西饿死人，你去广西；河南饿死人，你去河南。”（注14）母亲也随父亲一同从广西调到了河南。但她的身体状况已不能够再坚持在第一线工作了。于是，她和父亲商量后，辞去了担任省监委副书记的组织安排。后来，她又主动提出离职休养。母亲先被任命为河南省监委委员，后又被选为河南省政协常委，1965年还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母亲的心却依然每时每刻―――――――――――――――――――――――（注13）引自陈立华回忆文章《刘建勋之事》。（注14）引自李友九纪念文章《关于刘建勋问题》。与党的事业、人民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为了给全省各地的灾区群众筹集粮食，父亲累得肝病复发，眼底出血。他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向周总理求教。周总理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注15）于是乎，父亲不仅找周边邻省熟悉的省委领导同志游说，还向远在新疆建设兵团的老战友求援。母亲也不顾沉疴在身，给在广东工作的太行老战友写信、打电话。老战友不仅为河南的严重灾情所强烈震撼，更被父母亲对黎民百姓的一片赤诚所深深打动，迅速组织广东湛江的群众加工了大批的红薯干运到河南，挽救了无数灾民的宝贵生命。（注16）1966年夏，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突兀降临，矛头直指以父亲为首的省委领导。母亲和父亲与那个年代的无数人同样，一是坚信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二要拥护党中央的集体决定，三还相信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于是就处在了极度的矛盾、彷徨和困惑之中。但当省委办公厅造反的干部贴出大字报，逐个点名省委领导“包庇剥削阶级父母、岳父母，都是孝子贤孙”―――――――――――――――――――――――（注15）引自陈立华回忆文章《刘建勋之事》。（注16）引自孟宪德文章《深切怀念建勋同志、舜英大姐》。时，母亲还是当机立断，立即安排将爷爷、奶奶安全护送回了河北老家。她还严肃告诉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血统论是错误的！爷爷在抗战前就败家破落了，在土改时，他是按党的政策视同贫农，分了土地的。”&&&&当老领导、老战友被打倒、被批判的消息陆续传来，无可奈何的母亲只能默默地亲手将他们的照片一张一张地从相册里取下来，悄悄地用白纸包好，为的是不被造反派抄家夺走。就是这样，母亲也没能躲过这场风暴对自己的冲击和伤害。1966年底，她的体重只剩下八十斤左右，已到了必须依靠药物和氧气才能维持生命的严重地步。数九寒冬，因心脏病发作、住在省军区153医院的母亲，被医院的造反派赶回家中，连负责母亲治疗的老军医也遭到了非人地虐待和残酷地批斗。而这时的家，早已被省直机关的造反派组织象流水似地抄了无数遍。除了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屋外，其余房间统统被贴上了五颜六色的封条。屋外，寒风凛冽；屋内，寒气逼人，只有小强陪着母亲住在这间小屋里，而陪着小强和母亲的，只有一个冰冷无语的大氧气瓶。小强去机关大食堂买饭，经常遇到的是交了饭票，造反派却不给饭菜。他们还反咬一口，楞说小强没交饭票。&&&&&&&&&&&&&&&&&&在这种情形下，母亲不得不转到在新乡市军工厂当技术员的晓冬姐姐家。不料，晓冬姐姐不久后就被厂里的群众组织抓到大卡车上，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而批斗的理由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她是河南省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建勋的女儿！无奈母亲只好离开河南，到了北京的老战友小高妈妈（高惠如）家中暂避一时。1966年9月，父亲奉命调任华北局书记兼北京市委常务书记。从此开始了长达数月挨批挨斗的“炼狱”之灾。1967年春，让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关押在地下室的父亲，被毛主席、周总理宣布“解放”，参加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并在4月20日正式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中担任了常委兼农林组组长。消息传到河南，以省委造总为核心、省直总部为骨干的造反组织――“十大总部”的头头们恼羞成怒。恰逢其时，3月16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赵文甫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登台亮相发言，公然提出了“打倒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的口号，表示坚决支持“十大总部”的造反、夺权行动。赵的表态第一次将群众斗争的矛头公开引向前任和现任省委主要负责人，破天荒地分裂了省委，成为“十大总部”等造反组织在郑州乃至在河南全省，制造大范围夺权闹剧和大规模武斗惨案的动员令和导火索。于此同时，“十大总部”煽动组织了大批受蒙蔽群众，由重要头&目李蔚等人先后三次率领进京。他们贴标语、撒传单、冲击党中央、国务院，肆无忌惮地向党中央施加压力，掀起了揪斗刘建勋的高潮。敬爱的周总理曾在会上愤怒痛斥道：“刘建勋的名字见一次报，河南揪他的大标语就长一尺。”（注17）就是在这种混乱、颠倒的情势下，天大的灾难发生了。春夏之交的一天上午，母亲突然失踪！几经周折，最后，终于在北京火车站的侯车大厅里找到了她。只见母亲安静地坐在长条凳上，手上提着她住院必带的人造革提兜，目光呆滞，嘴里反反复复地喃喃自语道，“建勋已经（被）解放了，就好好工作吧。让我回去替他接受批判吧……”可怜的母亲，&被造反派逼得&&&&―――――――――――――――――――（注17）引自“十大总部”重要头头杨全志收藏的亲笔笔记和会议记录，1984年被发现，河南人称为“出土文物”。全部原件已报送中纪委存档。中纪委曾出过专门简报。中央领导同志也曾为此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当时的河南省委进行审查和处理。&&&精神失常了。无私的母亲，就是在这时，想到的还是让父亲能免遭不测，好为党多做工作。勇敢的母亲，就是在这时，表现的还是那么无所畏惧，敢于直面造反派的“揪斗”暴行。母亲的这个病拖了数年才慢慢好起来，但她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心脏病也越来越重。可是，母亲对此却从来没有任何埋怨记恨之词。尽管如此，母亲的不幸遭遇毕竟成了家人、亲友和父亲身边工作人员言谈话语中，一个不约而同、忌讳莫深的禁区。事实上，父亲在母亲得病时竟忙得无暇探望。父亲生前，他也从未与我们谈及此事。据长期负责父亲保健工作的李士峰医生回忆，父亲只是在后来连身边的秘书们都被打成“5、16分子”隔离审查期间，他经常彻夜难眠。在漫漫长夜里的谈话中，父亲曾向李医生简单提到过母亲的病。而关于母亲发病的原由，父亲却避口不讲。因为这正是父亲和我们心中一道永远、永远不可弥合的伤口。父亲回到河南后，将这些不堪回首的遭遇统统埋在了心底。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伯伯的指示，反对派性，制止武斗，搞大联合，恢复生产，尽可能多地“解放”各级干部，力图维持一个稳定、团结的局面，以回报组织的信任、人民的期望，当然这其中也包含有他对母亲深深的情感回应。父亲的操劳的确没有白费！根据国家统计局正式出版的《历史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数字，除去有明显经济结构差异的三个直辖市和三个经济规模过小的省、区外，全国余下的二十三个省、区中，自1965年至1975年的十年间，河南省的社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三项均名列榜首，剩下的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三项则都高居第二。（注18）上述数字真实、有力地印证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而父亲在“文化革命”中付出的，是一次比一次危重、前后共计九次老年性肺炎发作的生命透支代价，落下的是集重度肺心病和晚期血癌等绝症于一身。母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和她那一代革命者一样，饱含着创业的艰难困苦，充满着传奇的绚烂色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母亲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矢志不渝――在敌人面前，她勇敢坚定；在困难面前，她决不退缩；在名利面前，她从不伸手；在动乱面前，―――――――――――――――――――――――（注18）引自《历史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她清醒冷静；在磨难面前，她坦然自信。记得在1968年底，母亲带病到北京看望刚刚参军的小强，住在建国门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吴德伯伯来看她。落座不一会儿，母亲突然压低了声音，问道，“他，怎么样了？”吴伯伯向前探着身子，心有灵犀地小声答道，“听说身体很不好，精神恍惚，要求看报纸、听广播……”随后，两位老人长久地相对而坐、默默无言、唏嘘不已。在一旁陪坐的小强很快反应过来，他们是在悄悄谈论已被蒙冤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正式宣布“永远开除党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房间里那沉重的气氛，两位老人那凝重的神情，至今仍然令人记忆犹新，仿若隔日。在那个年代，只有具备高度党性原则而且有丰富党内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同时又是非常交心知底而且彼此绝对信任的老战友，才有可能谈论这个如此敏感、重大、危险甚至“反动”的话题。应该实事求是的说，正是由于有一大批老干部先后站出来重新工作，正是由于有他们临危受命，处变不惊，遇乱不惧，正是由于有他们在困境中的勇敢坚持和顽强努力，才维系了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才为后来战胜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奠定了基础，才会有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日后，吴德伯伯在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关头，协助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筹帷幄、功不可抹。一九七五年夏天，负责保管刘少奇同志骨灰的陆军第一军领导在部队调防前，突然提出建议将骨灰留在河南。父亲立即果断表示同意。之后，父亲周密安排身边警卫人员、司机随父亲的老部下、省委副秘书长霍云桥前去开封接回骨灰。父亲明确指示：要保密。骨灰送到省委档案处秘密、妥善保存。（注19）关于这一段史实，父亲也写进了他自己临终前最后一封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里。就在这封信呈交党中央的第三天上午，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阅后，委派习仲勋同志到医院看望并慰问了父亲。无论是一九七六年吴德伯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举动，还是一九七五年父亲决意接收并保护刘少奇同志骨灰的决定，在今天，我们似乎完全可以从母亲与吴德伯伯当年的那一席密谈中找到合乎逻辑的诠释和答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老一代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直、勇敢和责任感。母亲在那段日子里，配合和帮助父亲竭尽所能地―――――――――――――――――――――（注19）引自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第51―52页。关照和照顾老战友。在武汉，身为大军区政委的父亲出面让湖北省的领导解决了王任重叔叔夫人的住房和医疗困难。在郑州，母亲热情接待了不少路过和投奔的老战友的亲属子女，还为裴孟飞、王延春叔叔等老战友寻医觅药。后来，母亲还曾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抱病进京，代表父亲探望重病的张体学叔叔，安慰林少南阿姨。一位当年太行的老战友到家中长时间与母亲倾诉交谈，母亲坚持到最后，以至于累得心脏病突发，不得不住院抢救。医生情急之中抱怨她为什么不及早送客，母亲也只是淡淡地一笑了之。母亲除了对老同志的帮助不“避嫌”，不图报外，对“落难”和困难的亲戚也是同样关怀备至。1970年前后，三姨夫宋平尚未被“解放”参加“三结合”。三姨陈舜瑶到了河南，她受到父母亲的热情款待。为了确保她的安全，父亲格外上心，专门让自己的司机开车，安排她到河南的各地参观散心。母亲对其他亲戚及子女也都是一视同仁，或盛情接待，或慷慨解囊。九舅被错划为“右派”多年，眼疾严重，母亲一次次将他接到郑州，支付了所有的费用，替他找专家作手术。在广西工作期间，为了帮助九姨、小姨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母亲将自己的婶母及其外孙女，还有九姨的小女儿，都接到南宁家中长期住下。在母亲的身上，体现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党性原则和人性亲情两者之间的完美统一，闪烁着无产阶级优秀品格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一脉相承的无穷魅力。母亲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同时又是领导干部的夫人，她几十载如一日，平平淡淡见真情。凭着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挚着，母亲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从不越级干政，她甚至从来不碰父亲的文件一下。离职休息多年，母亲始终静心养病，深居简出，从不出头露面，从不招惹是非，正可谓是“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在生活上，她始终保持了战争年代养成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袜子破了，纽扣掉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自己就亲手缝缝补补，根本没有一丝一毫所谓“大小姐”、“大干部”的派头。对我们几个孩子，母亲一视同仁、舔犊情深、恩重如山。正是在母亲教唱的红军歌曲和抗日歌曲中，我们开始了人生的蹒跚起步，印就了新中国的红色痕迹，正是在母亲床前娓娓道来的革命故事和古典名著里，我们记住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朴素道理，萌生出要象父母一样的人生信念。母亲的工资级别是九级，父亲的工资级别是六级，每个月他们的工资收入加起来有五百多元。这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高收入了。但他们自己却从不讲究吃穿，也从不请客送礼，更没有收过任何礼物赠品。他们对每一个孩子都是疼爱有加，亲过骨肉。在小强的记忆里，母亲从未动手打过自己一下。仅有的一次的“家法伺候”是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小强放暑假陪父母亲去了北戴河，因为年幼淘气，惹得母亲生了气，其结局也不过就是母亲随手抄起一把小笤帚，高举轻落，比划比划了事。但是，在思想、作风上，母亲却是对我们始终严加管教，绝不溺爱，更不纵容。她和父亲都不希望我们成为倚赖爷羹娘饭的纨绔子弟。唐代诗人罗隐“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和鲁迅先生“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正是她和父亲两位老人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真实写照。小强刚上初中，就被“撵”到省委机关大灶吃饭，只有到了周末，方许回家一聚。初中时，小强曾一度迷上无线电，买工具和电子元件的钱，大都需要他自己从每月的饭费里积攒。小强和西林结婚时，俩人花了三十六元钱，买了点酥糖和花茶，请来了几位同学、同事一起坐坐，就算举行了婚礼。两家老人商量只给买了两条普通的提花被面，而且还发话下了死命令，不许老朋友、老部下和跟随多年的工作人员送任何礼物：“谁送礼，谁离开！”小强和西林收下的唯一礼物，仅仅是当时在卫生部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林佳楣阿姨送的一本宣传手册，还有一封要求他俩两年以后再要孩子的亲笔信。可笑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的婚礼，在造反派倾省倾城、铺天盖地“刘建勋不转弯（指批邓），进不了八宝山”的标语口号下，竟被演绎为拾元的人民币（当时最大面值）成捆论斤地收礼的无聊谣言。在生活上，母亲对自己、对我们都是从严、从简、从俭的。可她对战友、对亲戚、对工作人员却总是关怀体贴、毫不吝啬。老战友郑绍文伯伯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斗争中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从国务院司法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的职位上，下放到广西柳州钢铁厂当了行政科长。父亲知道了，先安排郑伯伯到南宁地区任副专员，后又改任其为广西农垦局副局长。（注20）灾荒年，湖北老家来了一大群亲戚投奔郑伯伯。父母闻讯就立即让秘书送去一个月的工资，帮助郑伯伯解了燃眉之急。母亲在湖北的公务员曹阿姨是童养媳苦出身，她和女儿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前后近三十年，宛若一家人。母亲对抗战时期的警卫―――――――――――――――――――――――（注20）引自《郑绍文回忆录》第211页，顾大椿主编，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员，对子女残疾的原秘书，都尽量接济和关照。在小强和西林陪伴父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两位老人还一再提到过去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牵挂他们和他们家人。&&&&&&&&&&&&&&&&&&&&跟随父亲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王书庆、李士峰、门长青、黑留长、沈进奎等同志，恪尽职守、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他们都是那段特殊年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父母亲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非常尊重和关心。父亲甚至要求小强、西林尊称大不了两岁的警卫员门长青为叔叔。反过来，工作人员对父母亲也同样是非常尊敬和照顾。每当我们读到他们回忆父母亲的文章时，经常会被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真情实意感动得热泪盈眶、夜不能寐。母亲的坚强意志更是超乎常人的。她的力量来自于对党的信任，对理想的忠贞和对群众的理解。母亲患有长达数十年的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1974年夏天，李士峰医生发现母亲的X光胸片显示，在右肺外侧有一个约3、4公分大小的阴影。经父亲同意，他赶到北京，约请肿瘤医院、解放军三○一医院的专家会诊，最后确诊母亲患上了癌症。李医生立即报告了李先念伯伯办公室。很快，林佳楣阿姨就来到李医生下榻的前门饭店。在当面听取了汇报后，林佳楣阿姨讲了四点意见。第一，不手术；第二，不化疗；第三，不要告诉母亲本人；第四，不能让孩子们知道。父亲和李医生都非常赞同林佳楣阿姨的意见。事实证明，林佳楣阿姨的意见是正确和明智的。最终，夺去母亲生命的也并不是癌症病魔。李医生返回郑州与父亲商量后，决定以帮助父亲戒烟为名，动员母亲戒烟，以延缓癌症的进一步恶化。母亲不知是计。一天晚饭后，她抽完一支烟，只是轻轻对西林说了一句，“好了，这是最后的一支。为了帮（你）爸爸戒烟，我也戒了！”母亲果然是言出必信、一诺千金。从此，母亲就再也没有摸过一下任何牌子的香烟。母亲是在北京度过她的最后的几年的。当时的河南省委撤走了中央原定照顾父亲的秘书和警卫员，而我们几个子女当时都在河南工作。迢迢千里之外，只有母亲和父亲相处朝夕、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他们住在李先念伯伯特意交代，由时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的吴庆彤叔叔负责落实的北京市西城区南沙沟国务院宿舍。（注21）仅有一位老阿姨招呼他们的日常起居。在母亲去世前的近四年间，父母亲老两口在北京，一没有户口，二没有粮油副食供给关系，他们日常所―――――――――――――――――――――――（注21）引自吴庆彤给刘立强的回信及有关工作人员的证明。需的米面食油都是由我们孩子轮流进京看望时带去的，有时甚至还要请我们的同事捎去。可是，这个内情就连住在邻近的亲戚也自始至终毫不知晓。另外，最困难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归口医疗单位。父亲有病还可以临时要车到北京医院就医，而母亲却连办一个司局级干部看病的“蓝本”的正当要求也始终未能实现。&&&&&&面对着这一切的一切，父母亲始终都是泰然处之，心境坦荡，他们坚信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每日里，母亲和父亲除了看报、看电视、听广播外，就是与来访的老战友谈天说地、共话当年。父亲有时还与老友对坐棋枰，手谈比试一番。母亲则将中外名著仔仔细细包上书皮，慢慢品味。后来，老两口又相约学起了英语。年青时，母亲的英语底子比父亲好，母亲就学科技英语；父亲学的则是许国璋的教材，两人各学各的，互不干扰。屋内朗朗的读书声与窗外徐徐的微风、清脆的蝉鸣混响，交织成新的命运交响曲……1981年的12月，母亲心脏病发作，因无医疗关系，只能在北京医院急诊室过道的临时床位上“排队”等着进正式病房。晓冬姐姐哀求给母亲用些好药。而负责母亲抢救的女医生的回答却是，“她都70岁了，心脏病这么厉害，活着就不错了”。好容易，母亲从过道搬进了一个有十几个男女混杂的大病房，连解手都十分不便，要强的母亲一声不吭，忍着尽量不解手。父亲赶到医院看她，短短的几十米的距离，他不停地大口大口喘气，竟然不得不歇了三、四次。进了病房后，父亲与母亲相对而视、默默无语……有谁会想到，这竟成了两位老人的生死诀别！日清晨，母亲病危。和母亲过了一辈子、却又从未给母亲写过一封书信的父亲，情急之中还不忘党的规矩，提笔给李先念伯伯写了一封“不情之请”的短函，希望能够设法将母亲转到干部病房抢救。李伯伯和林佳楣阿姨见信后，立即告知北京医院马上安排转科进行抢救。无奈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曲折颇多，难以实现。记得，当小强趴在她耳边转述李伯伯的指示时，弥留之中的母亲那消瘦苍白的脸上，忽然回光返照，嘴角边霎时间浮现了一丝微笑，也不知那是欣慰的笑，还是苦涩的笑。但那微笑必定是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笑。傍晚时分，暮色苍茫，华灯初上。就在万家欢聚、普天同乐、共庆新年的鞭炮声中，母亲匆匆地悄悄地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遗言。安详、平静的母亲，勇敢、坚强的母亲，伟大、平凡的母亲，就这样含着微笑，永远、永远地定格在了我们的记忆里。当晚，父亲在我们的搀扶下，琅琅跄跄来到太平间。一见到体温尚存的母亲，父亲不禁掩面失声痛哭。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父亲落泪。日后，小强和西林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悲极而泣的情景，那是发生在日的上午，父亲的老战友赵辛初叔叔来到家里，专门转达了李先念伯伯的问候。当赵叔叔刚走没几分钟，刚强的父亲猛然间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父亲痛苦万分但又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看来，我活着是见不到先念了。我死了，他一定会来看我的！他一定会来看我一眼的！！”五个月后，父亲的话竟然象预言和偈语般，不幸而又有幸地言中了。就在父亲闭目辞世后很短的时间内，腰疾在身的李先念伯伯手拄拐杖，由林佳楣阿姨陪同，来到了父亲的身边，深鞠三躬，以示最后的告别。母亲突然去世的噩耗，尽管被当时的河南省委某些人挖空心思地采取了各种缩小影响的手法，例如，不许向熟悉的中央领导人报丧；苛刻限制追悼会的规格和人数；连亲家也不允许参加追悼活动；将母亲的骨灰于冬夜凌晨从郑州火车站直接送至烈士陵园草草安放；拖到大年三十才让讣告见于报端不起眼处……但是，公道是非自在人心。母亲的不幸离去还是在众多老同志中迅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林佳楣阿姨代表李先念伯伯当晚就赶到了医院；康克清妈妈很快派秘书打来电话表示慰问；山西的老战友们自发推举了代表，赶到北京向母亲告别；广西妇联几任领导联名公开在杂志上发表了纪念文章；更有许多伯伯、叔叔、阿姨们，他们或是不畏严寒来到八宝山，老泪纵横地为母亲送行；或是仗义执言，要求有关方面立即解决父亲生活上的诸多不便。经过段君毅、李雪峰、杜润生、陶鲁笳、杨珏、李友九、刘子厚等诸多老同志的奔走呼吁，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伯伯做出明确指示，迅速将父亲的户口关系调进了北京，并由中组部直接安排了小强和西林进京的工作单位。母亲的过早离去，受伤害、受打击最深、最重的是我们早已病入膏肓的老父亲。父亲与母亲结发厮守、相亲相爱几十年，他们患难与共，不离不弃，他们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他们不愧是老一辈革命者在夫妻关系上的榜样。从此，父亲将对母亲的思念禁锢尘封在心灵的最最深处。直到生命历程的最后关头，他才按耐不住，一遍又一遍，颤抖着反问我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妈妈的死，对我的打击有多大？！”二十多年的流水岁月过去了，然而就是到了今天，父亲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还象锥子似的刺得我们的心在流血……母亲去世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又二十一天，父亲在昏睡中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父亲的骨灰覆盖着党旗，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父亲和母亲一样，享年都不到七十岁。父亲带走的，是听到胡耀邦总书记委托习仲勋、王鹤寿同志转达中央的口头结论时的欣慰。而留下的，是对为之奋斗五十年的革命事业的眷恋，是对老领导、老战友的怀念，是对中州大地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是致死也未能见到一纸全面、客观、公正的正式结论的遗憾，是…………我们在缅怀父母亲时，更多油然而生的是绵绵无垠的感激和感恩之情！是他们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信念，给了我们力量。是他们给了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更要感谢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使我们能在一个与舞台上《红灯记》和银幕上《英雄儿女》雷同的革命家庭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关爱亲情，获得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获得了无法估量的政治遗产。我们永远崇敬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永远怀念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将永远牢记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的大恩厚德和不朽功绩！安息吧，敬爱的母亲！（本文作者&刘立强）另注：关于母亲家族的资料和母亲童年、青少年的情况，系由二姨陈舜玉、大舅陈迪武、九姨陈玖、九舅陈定武的采访记录、来信等综合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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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玉，1915年生。1936年毕业于福建政法学院法律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曾任孟县妇女救国会主任、晋察冀边区妇女救国会副主任、晋察冀四专署秘书主任。1939年8月，在晋察冀边区轰轰烈烈的民选运动中，24岁的陈舜玉当选为唐县县长，成为边区第一位女县长。她与当时唐县20万人民一起，克服了日军“扫荡”、特大洪灾等困难，使唐县的抗日民主运动呈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1948年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全国民主妇女干部学校）第一副校长兼党组书记、高等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农垦部科技教育局顾问。现居北京。丈夫张林池（）河北清苑人。1936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到宁夏省立中学从事教学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由党组织派到河北唐县任县长，后历任晋察冀边区第三专署专员、地委委员，晋察冀边区政府实业处副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边区政府农业处副处长、华北农业部副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担任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农垦部第一副部长，黑龙江省合江地委书记，东北农垦总局局长，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部副部长等职，1995年离休。是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图右，点击可看）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妇女参议员（后排右起第四人）&1943.1沙飞摄『该贴于&17:16:52被仆射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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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根究底啊。查2004年编《长乐陈氏乡情》，以下列于“村籍未明”部分：升杨&&字抑之，寄籍闽县。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子莼，字喜人，咸丰十一年拔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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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南风在&17:05:21发表的内容：福州的陈氏大家族有好几个,如何看到陈琦(字伯韩)的记载,,是寻出陈舜英是螺洲陈,还是胪雷陈......的关键.陈舜英家人记得曾住过三坊七巷,但是里面的陈也很多的.最好是看到有关陈琦的家谱.偶然看到一则资料，相信应该可以确认陈舜英家族的来源。或又可应了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民国《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四“高士传卷五?清”：“陈莼，字喜人，长乐人。母许氏，瓯香先生后人也，能诗，以诗课莼、两姊，皆彬彬有光禄派。而莼独喜治经，年十二试于使院，提学伟其文，延接宾座，问：‘童子聘乎？’时有大绅某，物色婿家，提学以莼应选，莼却之。既出，亲戚咸以为怼，莼曰：‘吾文果可售，当不拒婚而失之。若不可售，恶用求系援以自诬耶！’父许以为有志。父晚岁病痹，偃卧床箦，莼侍疾，一夕数起，如是三年。以拔贡生佐船政幕，得保以知县用，请就教职，亦未得缺。晚年隐于医，贫窭者趾交其门，所入不自赡。则肆力于致用、正谊两书院课作，以博优等奖银，往往垢脚不袜、搔首构思云。子琦，邑庠生。（林纾撰《墓表》、《石遗室杂记》）”民国《长乐县志》卷二十六“列传六?节概?清”：“陈莼，字喜人，升扬子，咸丰辛酉拔贡。性磊落，年十二，试使院，提学伟其文，延宾座，问：‘童子聘未？’盖时有大绅某，物色婿家，提学将以莼应选，莼却之。既出，亲戚以为怼，莼曰：‘文果可售，必不以拒婚失；不可售，奚用求系援以自污！’识者深许为有志。学淹博，尤邃于经，其师谢章铤恒鉴赏之。素善饮，醉辄科头跣足，就所剧谈，其脱略类如此。晚年，稍以医自赡，然贫窭者不取资，人咸以为义。卒年五十八。”以上大抵本于林纾《陈莼墓表》，而且可考出陈莼的生卒年。林纾《畏庐文集》中有《陈喜人先生墓表》：“及门陈伯韩琦既葬其父喜人于梅亭火峰山之阳，越庚子始来乞表其墓。方伯韩未及余门，余于先生为乡里后进，每见先生来造余师，谈经学，至淹贯，偶树一义，辄条证数家之说。余稍长，乃与先生同事吴航枚如师，复得纵读先生经义精确，实宗高邮而不能不戾宋儒之说。余请先生裒藏其稿，先生弗应。呜呼！世士窜取东原、绵庄绪论，胸无全经，而经学之书互见杂出，方用以为游食诸侯之羔雁虚枵者，悉据为朴学而信之，是他先生所屑哉！“然吾闽解经之家，多槁死板屋之下，大力者咸以百金市稿以去。士穷竭数十年之精血，至仅享此百金之奉，以偿其死力。而歉冲者又不敢自名于时，是固吾乡风气之厚，不善为标榜之过也。先生晚年稍以医自赡，又不喜居奇，贫窭者趾交其门，得方辄验，顾所入仅偿其酒券，而先生不以为渎。深悦余文，常戏以铭幽之词见托。先生既卒，余适奔走，图食四方。讵意负诺十有三年，又于数千里外，竟遇先生之子，索余前责。意！文字之缘，雇不能自已者在耶！“先生讳莼，长乐人。曾祖鉴，乾隆壬子举人。祖钧，附贡生。父升扬，道光癸卯举人。母氏，瓯香先生后人也，工诗，以诗课先生、两姊，皆彬彬有光禄派。而先生独以经学称于乡党，年十二，朋试于使院，提学伟其文，延接宾座，问：‘童子聘乎？’时有大绅某，物色婿家，提学以先生应选，先生却之。既出，亲戚咸以为怼，先生曰：‘吾文果可售，当不拒婚而失之；若不可售，恶用求系援以自诬’。&孝廉公晚岁病痹，偃卧床箦，先生侍疾，一夕数起，如是三年。迨服阕，以拔贡生佐文肃沈公幕，襄理船政，得保以知县用，先生退就教职，未补缺。卒年五十有八。子二：长琦，邑庠生；次常洮。女三：长适王谨若，乙酉举人；次适林忠元；又次适江大芗，廪贡生。孙五人，孙女一。先生素习余，每相见于乌麓十三梅花书屋中，科头赤足，以荔枝佐酒，纵论欧亚全局，言欧且并亚：‘然亚洲民智已开，必不为红黑二种终奴于白人。’呜呼！十余年间，吾华日就衰削，先生其果有先见耶？抑通经之家果无所不统耶？吾愈以先生之不遇为至感矣。”《墓表》说：“先生既卒，余适奔走图食四方，讵意负诺十有三年。”陈莼子陈琦于“庚子始来乞表其墓”。光绪二十年庚子为1900年，上推13年，则陈莼卒年为光绪十三年（1887），陈莼终年58岁，其生年应为道光十年（1830）。――陈巧虹《船政人物丛考?陈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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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应该说有其事。本人曾听林正民（陈大武之妻）说起过有亲戚在延安时期被称作&五咪（福州人对小姑娘的呢称）。所以陈舜英及其姊妹的事情确有其事。但是文中关于林家兄弟姐妹的姓名排序似乎与林正民家的实际又不相符。她的二姐夫曾在江南造船所工作过；四姐夫是原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潜艇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五姐夫是核物理专家；最小的弟弟是原台湾空军地勤司令；三姐好象与萨家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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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尽舜尧&巾帼有英豪&好父母,好家庭,好儿女.更是好文章.仔细读来,感人致深.自古英雄多磨难,谁家没有难言的经.但愿我们国家,社会多些理性和仁爱.少些猜疑和相互仇恨.那年月拼命斗争来斗争去,实在是都为他人作嫁衣装.自己到底得了什么?何苦乃而!中国不是这样践踏该多好呀.所以说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真正的历史进步.&『该贴于&21:16:19被chy0036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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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jking在&13:11:55发表的内容：神州尽舜尧&巾帼有英豪――深切缅怀我们的母亲陈舜英刘晓冬&刘立强&耿西林1970年前后，三姨夫宋平尚未被“解放”参加“三结合”。三姨陈舜瑶到了河南，她受到父母亲的热情款待。...我怎么就没注意到这一段呢。果然是福州少有的红色家族。宋平与夫人陈舜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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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训旭，陈舜英父亲。中国银行总行于民国3年1月5日在福州南台泛船浦(后迁下杭街、再迁观音井)设立福建分行。首任经理陆建章、副经理夏文通。同年3月20日在城内杨桥巷设立福州分号，陈训旭任管理。训旭弟训昶、训晟、训曜。查刘传标《近代海军职官表》，没有陈训昶在海军机构任职的记录。陈家与凤池林氏、方声洞家族的联姻情况，有进一步查证的必要，zxld曾作初步分析：1、根据 &“徽因父林长民（1876年生），字宗孟，为孝恂长子；叔林天民（1887年生），字希实；大姑林泽民，嫁王永昕；二姑生一女后去世；三姑林民，嫁卓定谋；四姑林丘民，嫁曾仙舟；五姑林子民，嫁李石珊。”&五个姑姑分别嫁王？卓曾李，只有二姑比较有可能。2、根据 &“与林徽因最要好的是大姑家的表姐王孟瑜和二姑家的表姐郑友璋。二姑去世早，表姐郑友璋一直在她家里长大。”&&似乎二姑是嫁给郑姓。刘建勋，陈舜英丈夫。刘建勋（）河北沧县人。早年在家读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起先后到天津、泊头镇做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到山西太原，入国民军军官教导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到中共晋中特委工作。1938年到太行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榆社、武乡县委书记、中共太行第三地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地委副书记，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党校校长、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6年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47年随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先后任江汉区党委书记兼江汉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7年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政委。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61年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文化大革命”中，曾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日逝世。『该贴于&21:31:14被胪雷陈氏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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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正：下面引用由jking在&15:37:33发表的内容：陈家的祖先于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在浙江作官，后因城池失守，避难到了福建，先居于长乐鹤上陈店，后迁至螺洲。（注1）螺洲陈氏中最有名气的自然当属陈宝琛了。他先给光绪、宣统做过老师，...（注1）引自《福州世家》第20页―25页，曾意丹、徐鹤苹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1、螺洲陈氏始迁祖陈广于明洪武年间自长乐迁来，所谓“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在浙江作官，后因城池失守，避难到了福建，先居于长乐鹤上陈店”不知有何依据；2、陈宝琛还给光绪做过老师，更是闻所未闻；3、螺洲陈氏与凤池林氏联姻的还有：陈兆锵娶林孝恂族妹，陈兆锵子陈大武娶林尹民胞妹。4、陈舜英简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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