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1960饥荒亲历回忆录
关于三年大饥荒的对外援助和苏联逼债的史实
　　作者:秋实
　　当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确实是总结历史教训后的沉痛之语。回过头看，１９５９年已经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上 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结果却因为庐山会议后的政治形势，在一片反右倾促跃进的喧嚣声中，被掩盖了起来。中央不仅未对日益扩大的饥荒产生应有的警觉，反而在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初，仍旧坚持种种加剧饥荒的措施，比如继续大办食堂，扩大核算单位，鼓励高指标浮夸风等。特别是在浮夸基础上的高征购，不少地方连 农民的种子粮都刮走了，是农村大面积饿死人的主因。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１９５９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１９６０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１９６１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自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专家，逼迫中国还债，发生在１９６０年７月，而不是在１９５９年。事情发生时已经有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把饥荒的原因，推到苏联头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文章还提到，１９６１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事情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现在网上某些人，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和最起码的实事求是之心，以无知作有趣，随口歪曲历史，实在令人作呕。
　　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前几日俺已经举出充分证据说明，苏联逼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逼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 先念就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１９５８到１９６０年，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 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１９６１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 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三年大饥荒，真正的原因在于党被急于求成的情绪所支配，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上上下下都说假话说大话，不顾事实，蛮干胡来，结果酿成 惨祸。今天网上某些人，在罔顾基本史实，勇于胡说八道这一点上，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认识这种作风的危害，正是我们今天要重新辨明当年大饥荒教训的原因 之一。
　　下面再举一条史实，说明苏联逼债不是大饥荒的主因。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４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 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 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持呢？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足以还债了。
　　对于这条只讲国际主义，不讲实际利益，在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还要充大个强出头搞对抗的“左倾”外交方针,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有 意见的。１９６２年春天，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实在忍不住，多次发表内部讲话批评，还给中央写信，请求纠正外交政策的“左倾”偏差。他主 张对外援助应当考虑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同时他还主张对外缓和，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要避免把帝修反的对 抗锋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并建议发表声明,表明我国奉行和平路线。结果，他的意见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国际反动派 要和、对反帝民族运动的援助要少，成了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总代表，遭到批判打击。
&&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埸：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宜。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的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她的骨气。
　　于是，我国继续义无反顾地充当许多小兄弟的冤大头。有一回阿尔巴尼亚来要援助，毛泽东很大气：我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每个人省一小口，就把你们包下来了。
　　每个人只省一小口！这条道理说起来轻松，细一想却异常沉重。比如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两年净出口合计６８０万吨粮食，按全国６亿７千 万人平均一下，不过人均２０斤粮食，每人每天省５．５钱就出来了，不过一小口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想过没有，６８０万吨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 粮?１９６０年《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３００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 ４００斤。我们就按最高标准算,６８０万吨相当于３４００万人一年的口粮!三千四百万人！老兄，用得恰当的话，这６８０万吨粮食足足可使三千四百万人免予 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假如真有三千万人饿死，就是这每人一小口，便可以救下他们的性命！
　　出口自然不是援外，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每人只一小口，谁知道可救多少中国人的性命？
　　所幸的是，邓小平吸取了当年这些蠢事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条外交路线，讲求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注重实利、不搞对抗。近来颇有人对此不满,特别怀念当年那条左倾路线。俺记下困难时期的这些史实，只希望当年那些蠢事，随风而逝，永不再回。
州泸坛论 发表于
花生米，象足球
　　推进油房去磨油
记得大哥大姐唱的校歌（三中—现在的树枫）：我校友一颗牛皮菜，一匹叶叶象芭蕉，四人抬起黑卓黑卓进厨房。。。。{:soso_e117:}
楼主辛苦！{:soso_e160:}
即使是转载的，也很珍贵，谢谢楼主
大饥荒，苏联并没有向中国逼债
& &&&发生在年的那次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一直是个谜。从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数据差距很大，但最保守的数字也在一千万以上，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3千万以上较为可靠。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灾难，它竟然超过了中国历史上饿死人数超过1万人以上的28次大饥荒的饿死人数总和。这三年的中国，许多地方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十室九空。我的一位同事，他外祖父家是个大家庭,这一家就饿死了43口。
& &&&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的发生，首先是“三年自然灾害”，其次是苏联逼债，过去的教科书上也是这么说的。但这一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越来越站不住脚。现在的教科书已改为“三年困难时期”。前一说法，首先就和中央的精神相违背。1964年，刘少奇在7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就明确指出，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导致这人祸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当时也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并退居二线。刘少奇的讲话虽未倒出全部实情，但至少说出了一部分。20世纪九十年代，著名学者金辉先生根据多年的研究，于1998年发表了《“风调雨顺的三年”——年气象水文考》（见《方法》1998年第10期）。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媒体纷纷转载。可以说，学术界的人对这篇文章家喻户晓。可见，“三分天灾”的说法无法成立。以中国之大，每年都可能有一部分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如近几年的比较大的灾害就有98年的大洪水，前两年的殃及北方十几省的大旱，可以说，这两次自然灾害都比“三年困难时期”严重的多，但我们也没有听说那个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那么，这次大饥荒的唯一原因就是苏联逼债了。幸好，中苏当年的一些资料已经解密，使我们得窥这一历史真相。
& &&&据近期的《生活文摘报》转载《书刊报》上的一篇《1960年，前苏联“逼债“真相”》一文透露，当时中国共欠苏联债务14.06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 52.9亿元。应该说，这些外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仅1958年的大炼钢铁，就使我们损失了2000亿以上。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终止对华经援协议，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的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早已发生。据周恩来透露，当时苏联并未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外债，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这说明，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是推卸责任的行为。
&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年同时是中国大规模援外时期。本来，1958年和1959年，因中国大跃进，财政紧张，已削减了外援的幅度。但中苏决裂后，中国随即扩大了外援的规模。1961年，援外支出就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到了1962年，援外支出更是大幅度的超过了偿债的规模，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的流到了朝鲜、古巴、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与其说，三年大饥荒是苏联逼债的结果，毋宁说打肿脸冲胖子的结果，是拒绝国际社会的援助造成的。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左倾狂热极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等原因造成的。它显然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造成的？令人可悲的是，我们搞清这一历史真相竟然用了40多年的时间。
& &&&近几年，随着政治环境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得以重见天日和重新评价。如日，大同老白洞煤矿死亡682人的我国采矿史上最大的惨案；70年代，发生在新疆伊犁兵团农四师烧死几百人的特大火灾；死亡1万多人的云南大地震；朝鲜战争真相……这些事件，要么我们不知道，要么评价和现在差异极大，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到底还有多少真相未被公开？如果我们连正确对待历史的勇气都没有，谈何接受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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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
& &&&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 &&&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 &&&1960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人们从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对当年 “四大公案”的控诉。可以想见，澧县的“文化大革命”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
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
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 && &
一个红薯滚下坡
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
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我们说了算
河水急，江水慢，还得我们说了算，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它高来不敢低，叫它发电就发电。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歌成海洋诗成山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
”、“天边一片云，遮住邙山身，忽听咩咩叫，原是羊一群。”
两只巨手提江河
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
花生壳，圆又长
两头相隔十几丈
五百个人抬起来
我们坐上游东海
一头肥猪大又长，猪身横跨太平洋；
　　猪背可以降飞机，猪身就是飞机场！
月宫装上电话机
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 && &花生米，象足球
　　推进油房去磨油
　　一粒出油一斤整
　　存油太多直发愁
大跃进时期的口号：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2、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3、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4、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5、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6、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7、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8、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9、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10、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毛时代的过来人才深有体会最有发言权。1946年美英苏打败德日意后，光复了中国大陆，归还包括台湾在内国土，而且是联合国创建国，何须毛共打内战“解放”人民？土改时除少数地主，绝大部分农民土地借机冲公（共），1956年掠夺资本家小业主财产，1957年封住知识分子嘴巴后，为争夺社会主义阵营一把手，恩将仇报漫骂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大会上攻击“和平过度总方针”，要侠苏联仍原子弹，自己将美帝引入福建，“中国六亿人，死三亿正好”等言论，违背“中苏友好条约”规定擅自向金门开炮，就象今日之北韩一样。以上种种狂妄言行，不仅引起西方世界以为苏中要挑起战火，就连社会主义阵营也引起一片混乱。“中苏友好条约”的解体，苏联撤回专家和各种援助，主要责任在毛。为表现独立自主奔向共产主义决心，不顾中国现实和战友们反对，打压各种反冒进言论，一意孤行提出三面红旗和超英赶美总方针。共产风，浮夸风甚嚣尘上，为三年赶上英国钢年产要达到1070万吨，大办钢铁，大砍森林，大量抛荒。由此引发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为和赫鲁晓夫赌气，不但拒绝缓期偿还斯大林时期和援朝贷款建议，相反提前三年偿还。饿死百姓3500多万（没有一个当官的饿死，所谓毛不吃肉等神话只有鬼才信，不然翻翻老照片看看那几年他肥头大耳“三高”的样子象营养不良吗？）为保持社会主义纯结性，不但拒绝美欧等国家粮食援助，还大量援助朝鲜，古巴，阿尔巴尼亚，不断输出革命，支持越南，老挝，印尼等反政府武装。这就是当时他的得意之作，也是当时最响亮的三大成就：1：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土地厂房早已充公，连老百姓一点节余的粮票也宣布作费，还有什么内债？）2：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国老百姓忍饥挨饿养活这些流氓寄生虫国家，算朋友吗？）3：反帝反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这些豪言壮语已被金正日继承）。文革十年浩劫时期毛已达到“颠疯”，种种罪行已磬竹难书！然而这些小毛愤都是些80后吸毛毒喝狼奶长大的，那里经过毛时代那种九死一生的日子，看看今天北韩政治上象文革时期，经济上象年的日子他们就该醒悟。如不信，可以去世界减肥中心和疯人院—朝鲜体会三年再回来再发表感想！
　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
　　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的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川人流民的“白日点灯”事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中午11时许，一个四十来岁的小个男子来到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找了个地方坐下后，从包袱里取出了一个折叠着的长圆形的白色纸灯笼！他在众人惊讶目光的注视下，又从包袱里拿出一支红色蜡烛，点燃后，小心翼翼地插在灯笼里面底部的一根钉子上。然后，他提着这盏纸灯笼，离开了纪念碑，慢慢地朝广场的南侧方向走去，不久，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如果不是两天后英国路透社发布的一条短消息，北京大概也没有人想到这小个男子竟然制造了一起被外国新闻媒体称为“带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路透社的这条消息转发自英国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那个提着灯笼的人正是在天安门广场点燃白色纸灯笼的小个男子——他手执灯笼，旁若无人地行走着。背后，可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半截。报道称，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
　　路透社转发的这条短消息在播出后几小时内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获悉，外交部部长陈毅决定立即向总理汇报。周恩来果然非常重视。这是有原因的：日，周恩来就接到了毛泽东主席批转过来的一个文件，这份材料向中央反映当前农村缺粮情况严重，已经出现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例。
　　周恩来自己也接到了一封寄自安徽合肥的挂号信函。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发生严重粮荒，和县铜城闸已经有多人饿死，两县农民中的许多人已经外出逃荒，有的不得已抛弃了子女，当地干部作风恶劣，不但无法解决此类问题，还迫害敢于说话的群众。
　　针对“白日点灯”事件，周恩来当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询问中共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此事，于是便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也不知情，于是便向市委如实说明，并表示立刻开展调查，查明情况后立刻向市委汇报。
　　受命调查的八人小组连夜对此事进行了安排。第二天，从天安门广场传来消息：那个人又出现在广场上，并且再次企图制造白日点灯案。警方当场予以制止，那个上了大洋彼岸西方报纸版面的灯笼也被同时查获。
　　公安人员随即对小个男子进行了讯问，很快就查明了事实真相——
　　他名叫何明渊，四川达县人。何明渊因不满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经办干部的作风，认为同村和邻村出现的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就是由此而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的饿死，其妻因此而失踪。
　　近三个多月中，何明渊一边要饭糊口，一边去专区、省城上访反映情况，结果先后三次被收容，其中一次还被送往公安局拘押。伺机逃脱后，何明渊对上访失去了信心，也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失去了信心，便打定主意到北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何明渊对此举的用意直言不讳：就是以此影射当时的形势“暗无天日”。
　　调查人员在讯问时特地问道：“你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何明渊回答：“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讯问结束后，调查人员随即写了一份《关于白日点灯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局长冯基平的案头。不久又送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那里。
　　当时的彭真，身兼数项要职，自然是知道粮荒的严重性的。对他来说，此案就不仅仅是一桩个别群众闹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动”之类的案件了。
　　警方调查人员在《报告》中已经对此事作了定性，认为属于“反革命事件”；何明渊已经被拘留。整篇《报告》不到千字，比较笼统。彭真又将冯基平找来，仔细询问案情。
　　彭真听完后，沉默了片刻方才缓缓开口：“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还叫什么人民政府？这句话是那个叫何明渊的人所说的原话吗？”
　　冯基平点头：“是的。”随即从笔录中找出何明渊的原话，指给彭真看。
　　彭真微叹一口气：“这话说得重了些，不过……”他没有往下说，但是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
　　稍停，彭真又说：“这个何明渊讨饭进京、白日点灯的行为至少暴露了三个问题：第一，特殊时期的困难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第二，我们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第三，对群众中关于当前形势的认识缺乏及时的引导。从这方面来说，这个何明渊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基平同志，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调查何明渊的名义，对他所说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然后把结果告诉我。至于何明渊的问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待调查后再作结论吧。”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指派调查人员赴四川达县调查。同时决定将已关押于看守所的何明渊从监房中放出来，安排他从事“外劳动”。
　　当时的看守所，被关押的人是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只有极个别人属于例外，那就是“外劳动”。所谓“外劳动”，就是从事看守所内部清洁卫生、伙房等劳役的一种“岗位”，通常由问题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没有前科的人担任。“外劳动”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且能够获得较多的囚粮定量，因此被视为一种求之不得的美差。安排何明渊从事“外劳动”是一种优待措施，而且还包含着准备从宽处理他的意思。可是，何明渊并没有领悟到这层意思，他在大约一个星期后，就突然来了个不辞而别。
　　那天，看守所要购买当月的囚粮，派了两名看守员押着四个“外劳动”推了一辆人力车前往粮站。因为“外劳动”是属于受信任的人，以前外出从来没有发生过逃跑事件，看守员因而没太在意。结果，何明渊瞅了个机会，逃了！
　　让何明渊做“外劳动”，是根据冯基平局长所转达的彭真的指示后讨论决定的。如果何明渊逃跑之后在社会上继续搞白日点灯的把戏，或逃跑出去后发生意外，被外国新闻媒体诬为“杀人灭口”，问题岂不更严重？怎么办？市局领导当即下令紧急追捕。
　　何明渊那天逃跑后，偷偷爬上了附近停着的一辆军用卡车，一下就到了秦皇岛。然后，他就在秦皇岛一带流浪，靠乞讨糊口。五天后，何明渊被北京派往秦皇岛的一支追捕小组找到，押回北京。
　　同一天，赴四川达县调查的四名警察返回北京。冯基平听取了汇报：达县地区的灾情确实非常严重。至于何明渊，他本人以及家属均无精神病史，他对审讯人员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另外一点新情况是，何的一个叔叔和大哥均为红军烈士。
　　调查报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面前。彭真当天就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称赞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桩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外宾，结束后当面向刘少奇谈到了白日点灯案和随之进行的调查。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由于得到彭真关心过问，何明渊第二次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为收容。彭真提出：鉴于何明渊家乡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似不适宜让何明渊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击报复，可征求其本人意见，准其在其他地方择址落户。这正是何明渊所特别担心的问题，因此他立刻提出愿意去贵州一位朋友处落户。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到贵州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毛泽东的爱将李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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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悦上司，罔顾民间疾苦这一点上是尤其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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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属贺龙一派，贺龙因为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老毛挑起攻彭，李井泉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
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去任闲职。只有李井泉，不仅没调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井泉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调出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的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 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不知李井泉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后来到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一直作到红四军秘书长，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是老毛的秘书的说法。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井泉派到左路军，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又在二方面军任职，从此以后一直在贺龙手下。两人关系极好，据龙门阵称是儿女亲家。贺龙与邓小平解放初期在重庆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因而邓小平对李井泉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是三个部分：跟随贺龙、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二野干部，四川地下党干部。李井泉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冤案：
１９５８年１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见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李井泉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影响极大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案件。其实刘、张二人亦属极左，因与李井泉不和，文革前刘结挺被撤销了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被撤销宜宾市委书记。文革中刘、张起来造反，成为全国知名的造反派干部，九大时分别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见到一个公正客观的描述。
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发表以后，彭真和老毛对抗，一直拖到11月29日才在《北京日报》转载。李井泉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是打电话给邓小平，恰好邓小平不在，于是又给贺龙打电话。贺龙明确回答说：不转载。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这一点后来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攻击李井泉的口实。
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见何蜀的《“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文革中，老毛还多次说李井泉的坏话, 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 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开除党，这次才翻过来。”， “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
所以，李井泉不仅和各大局书记、省委书记一样受到打击，被定为“走资派”，而且还在《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这时候也成了“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实在是很冤。
如果我们问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 “林彪事件”后李井泉被解放出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低调，直到1989年去世。
州泸坛论 发表于
谢谢，我是转载的。
哦。那也不错！其实经历过重大事件的人，都是一件巨大财富，把这个财富留于后世，那么他也就成为一个了英雄人物……
dogeeg 发表于
支持回忆写成可以留后世的东西！
建议材料大量收集，各时间点、乡村、城市，尤其是典型、重大、代表性事情 ...
谢谢，我是转载的。
支持回忆写成可以留后世的东西！
建议材料大量收集，各时间点、乡村、城市，尤其是典型、重大、代表性事情、事件，分类整理，编纂成册！
最好要有证人证言，有视频、有录音、有照片……，提高可信度！
也许100年后，楼主的这篇便可成西南一史！
⑩中国各地警世碑拾零
※云南省路南县原民众教育馆内，《路南贪官许良安遗臭碑》，民国三十三年元月十日（1944年）。（西安晚报P20，吴克敬《遗臭碑》）
※1998年长江洪水，江西九江段大堤垮塌处，九江百姓立碑纪事，该碑被叫做“耻辱碑”，让九江子子孙孙记住，那些被当时的当权者夸耀“固若金汤”的长江堤防，居然是豆腐渣工程，导致了九江溃堤。1998立。（西安晚报P20，吴克敬.《遗臭碑》）
※广西省兴安县灵渠•四贤祠内，兴安全体乡民立一碑。历数兴安知事吕德慎贪脏罪状，横征暴敛，搜刮地皮，累民如盗贼，使民不聊生。吕调他任去时，乡民终于群情爆发，于1916年刻石立碑于这方土地，以碑警世，昭彰天下，让吕遗臭万年。是谓败德碑。（西安晚报P22，黄东成.《功德碑，败德碑》——《秦镜》专栏）
1960宜宾饥荒亲历者，某草民
粮霸舞剑食肆•洛山集&#
2004-10补写⑧
2004-11补写⑩、补写⑤
⑨宜宾的地方行政官长，要想到为官一方的天职
宜宾城断粮的事件，是1960年的宜宾地方行政官长为了向自己的上级表现自己执政的政绩而造成。其一，誇大粮食收成的数字，政绩卓著的粮食收成数字成为了宜宾粮食外调的高额任务的依据，收成数字里的水分泡沫所造成的空洞要以实在的外调数字来填补支付，居民的口粮便被挤占挪用来凑集外调任务。其二，宜宾地方行政官长在粮食外调抽空了仓库时，不惜把居民正要入口的粮食榨去精华返回渣子，以损害全城居民的重大切身利益来向上级表现自己的粮食外调政绩。这一道去粉供渣的行政决策和实施，伤害了宜宾全城居民的人身、人格（红苕渣是喂猪的！），伤害了宜宾的民心。其三，所幸，1960年代宜宾地方行政官长造成的宜宾断粮只是基于外调粮食以表现政绩，可能还没有（或者不敢）把乘机渔利、中饱私囊作为自己私下内定的施政目标这种腐败因素。这和近年来不断揭露出的腐败巨贪们相比，还算是“清廉官吏”。但是，就算是清廉的地方行政官长也可以造成一个城市的断粮，也可以强行把居民马上入口的红苕索回榨粉之后，只配给粉渣当口粮。（笔者真想知道，将红苕榨去淀粉后，把粉渣当口粮给居民吃，这种损招是哪个官吏想出来的，拍板决定的。出此损招的官吏自己是否同上十万宜宾百姓一样，每日三顿吃粉渣连续一个月吗。为了自己的官帽仕途，定行此损招的官吏，确实是千人指万人骂的独夫民贼。）权力，在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时，就会恶性膨胀，会造成灾难性的恶果，更容易导致腐败。
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宜宾城1960断粮的事件至今讳默如深；但是，这一严重的历史事件迟早会记载入宜宾的地方史籍里。2002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就以文艺形式触及了“康乾盛世”的灾荒与吏治，尽管封建专制的皇权和严酷的文字狱曾钳制住了当时的百姓之口，却挡不住二百年之后的后代来揭露和评述“康乾盛世”里的大饥馑和官吏腐败。
为了不再出现城市断粮的悲剧，为了宜宾的持续发展，宜宾的地方行政官长，要想到为官一方的天职。
为了不再出现城市断粮的悲剧，为了宜宾的持续发展，21世纪的宜宾地方行政官长，愿把1960宜宾城断粮的事件勒石刻碑，警戒后世吗。或者能允许宜宾百姓立碑记述1960吗。
世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还有，铁打的宜宾地域流水的官吏百姓。如果，有《1960宜宾城断粮纪事》立碑，那末铁打的碑石纪事，流水的官民读碑人。
⑧相关资料的字里行间
由董边、镡德山、曾自编辑，1989-12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里，逄先知先生在书的36页提到，1959春，田家英作为中央调查组成员在四川了解农村情况。对于当时四川主要负责人的所谓高度密植和产量浮夸，田与四川的主政者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央调查组所在地的县、公社级干部宁愿听从电话里上级的命令高度密植，不愿与田家英一起试验合理密植。（P31～P37）
这短短的一段记述，却是解读1960四川大饥荒的钥匙。
1959庐山会议整了彭德怀元帅，田家英也因为和彭帅的观点一致而受到牵连，浮夸冒功的李井泉却成了功勋卓著的地方诸侯一霸。浮夸，导致四川的粮食超能力地外调，导致四川发行新版粮票而不予兑换旧版粮票，强行将老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作废；导致宜宾的城市断粮；导致猪饲料的红苕渣当作供应城市居民的口粮……导致李井泉成为除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之外的、唯二的不在北京任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的人为灾祸甚于全国其它省份。几千万四川百姓的口中食、上百万四川百姓的浮肿、几十万四川百姓的生命作为代价，表现为四川粮食的大量外调，转变为上面认为李井泉治川有方成绩斐然，李井泉换得了政治局委员头衔。“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人封侯万民冢”啊！李井泉，这个四川极左方略的制定者和首席执行官，主政四川造成许多老百姓家破人亡，最终自己也被后来无限膨胀起来的“文革”极左灾难害得个家破人亡。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叫恶有恶报！
将来编修四川省地方史志时段的人们，应该从逄先知先生文章的线索里，把田家英以中央调查组人员的身份在四川见到的实际状况，以及田家英实事求是的调查结果、田家英李井泉之间的“激烈争论”记入史籍。这实实在在是四川的大饥荒历史。地方主政官的失误，造成一方的灾祸，历史记录不应讳避，这是为了后代们的以史为鉴。祸害了人民，就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田家英先生，也会受到人民的世代追念。老百姓的口碑可以流传永久，胜过一时炫得耀眼的高官衔上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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