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竹文论&不朽的童子心——读鱼在洋儿童小说集《那片树林》
不朽的童子心
——读鱼在洋儿童小说集《那片树林》
&&&&鱼在洋是商洛作家群中的主将之一，特长于儿童小说写作。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那片树林》（重庆出版社出版）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在商洛党校讲文学理论，不仅自己阅读和评论商洛作家的作品，也推荐给学员们阅读。大家对鱼在洋小说中的童心描写非常赞赏，我写过一篇评论，叫做《一颗闪光的童子心》，时间是1987年10月。
&时过境迁20年，我知道他到报社工作，长期编文艺版并负责文艺部，但很少给他写稿，很少读他的新作，也很少和他联系。有年夏天，我陪一位老红军回陕，住商洛宾馆，他约了忠惠等朋友去看我，因时间太短，我们没有说几句。但心中老念叨他，他和他的小说留给的印象依然是那么深。特别是他那篇《撵走的和撵不走的》作品中所写的小姑娘。
《撵走的和撵不走的》写落后、封闭的万山沟，来了一位名叫白玉的城市小姑娘。她带来了有趣的故事、带来了城里的新鲜事以及她本身的落落大方。她象春风吹拂着“我”和小伙伴的孤陋寡闻的心。然而万山沟的陈规陋习不能容忍小姑娘带来的城市文明，也不能容忍那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小姑娘被撵走了，可她带给万山沟的文明气息却留了下来，深印在“我”和小伙伴的心中。该小说有如泣如诉的童曲，唱出了幼小童心对文明、知识的向往和追求，诉出了儿童们对愚昧、野蛮的咀咒。整个小说情切切、意绵绵，很有令人深思的味儿。
除了这篇，还有几篇印象很深。
《惩罚》写一个霸道的学生宿舍舍长，在寒风凛冽的冬夜，自己躺在热被窝里，却威逼一个弱小的同学在一片漆黑中为自己打水解渴。这位弱小者在吃了不少苦之后心生一计，接了半碗尿端给要强者。要强者没有发觉而痛快地一饮而尽。一个鞭笞恶行的严肃主题，被作者写得诙谐有趣，很合乎孩子的心理。
&&&《妈妈，女儿听您的》寓意双关。一个对党的忠诚儿女作尽情讴歌的屡见不鲜的主题，在作品里不是图解式演义出来，而是通过一家两代四口人对信仰的追求而显示出来。爸爸是一位有二十多年党龄的村支书，因为不肯谎报产量让全村人挨饿而被开除党籍，因为不忍心看到全村被不该修的水库淹没，扒开了库坝一个缺口而被“革命者”殴打致残，可是至死还念念不忘交纳党费，不忘自己是一个党员；妈妈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在各户哄抢集体财物时，毅然守护着集体的桐子树，以致被人砍树砸坏了腿，她在有人因为打仗把儿子从部队往回叫的时候，送唯一的男孩去当兵，在别人对入党入团不屑一顾的时候，依然如故地要求自己的女儿积极进步；哥哥呢，他没有辜负爸爸、妈妈的培养，勇敢地走向了前线，并且把热血倾洒在祖国的疆场。小说中所写的一家都无愧于党的忠诚儿女的称号。主人公井清虽然对入党入团有过疑虑，但还是按照“妈妈”的要求争当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这篇小说也是一首歌，一首用童心唱出来的颂歌。一个并不新鲜的主题经过纯真的童心唱出，具有了新鲜而动情的魅力。
读在洋的儿童小说，我有以下的体会：
首先，感到的是这些作品很好地体现了作者有一颗童心而且是不朽的童心。那童心是贞洁的，没有世俗的陈迹和卑鄙的污秽，宛如一面洁净美丽的镜子。用这面镜子去观照人情、世态、风俗、传统，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在作者的笔下犹如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楚，毫不含糊。读这些小说，仿佛是听一个天真的孩子在说话，虽有幼稚之感，然而更多的是真实感和自然感。在读厌了以大人腔调写出的儿童小说之后，听到这种童声，尤其使人喜悦。它使人想到艺术美的最高境界—诚实。文学创作是一件神圣而崇高的事业，来不得半点虚伪和撒慌，儿童文学的创作尤其应该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露透出来的，是天真的孩子对真、善、美的渴求和向往，对假、丑、恶的不满和憎恨，是作者用自己的一颗童心对无数颗童心的观照和启迪。
其次，这些作品很好地抒发了作者的真切美好的情感。那感情是真挚的，炽烈的，不参任何水分，不带任何做作。就说《撵走的和撵不走的》中“我”对城市小姑娘白玉的感情吧：先是生疏，接着是不服气、是羡慕、是崇敬，最后是热爱。感情的涟漪是一圈一圈地自然荡漾开来的，读者压根儿看不到作者故意渲染的痕迹。但到小说的结束，特别是看到“我站在村口，呆呆地望着远处，山横在面前，眼泪转在眼圈”，娃娃们“跟我一样，眼窝湿湿的，木桩似地站着”的惜别白玉的场面，不由得心头发热。小说分明让人感到了每一颗童心就是一个小小的情感世界，每个情感世界里都充满着纯洁的、健康的、让人得到美的启示、美的陶冶和美的净化的情感。这情感，每个儿童读者是需要的，就是大读者，也同样需要。
&&&再次，我还深深地感受到这些作品是实实在在为儿童写的，很能体现出儿童创作的特点。作者注意用儿童的心理去写儿童的内心，用儿童的心理去观照现实、社会和社会的一切，用儿童的心理去写儿童的语言、行动、思想和感情。比如，作者总是以“我”的口吻说故事，而“我”不是大人中的一个，而是儿童中的一员。让本身就具有儿童特点的“我”和作品中的小主人厮混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作品具有很好的亲近感和亲切感。另外，作者在构思作品，选择细节方面也都较好地适应了儿童读者的审美趣味、审美习惯和审美要求。
&&&总之，我认为作者以童心写童心，是难能可贵的；这种童心不仅闪光，而且不朽。我说，在洋既使什么作品也不再写，单是那个集子，就可以不负作家之名，因为——童心不朽啊！
&&&&&&&&&&&&&&&&&&&&&&&&日东莞艺兰斋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载]鱼在洋生平经历和文学创作道路
1987年，鱼在洋被调到商洛地区群众艺术馆当文学干部。商洛群艺馆位于北新街中段，虽然临街，却在一个低洼潮湿的名副其实的大坑里，条件极为艰苦，正如著名作家方英文讲的那样，&艺术馆是一个贫穷的，但却可以造就天才的地方。&鱼在洋在这个大坑里主要干了三样事：恋爱、创作和喝酒。
1963年农历4月25日，朝阳初起
，云兴霞蔚，商山如笑，丹水似锦。丹江上游、南秦河边的王涧村，有户姓鱼的干部家庭见喜添丁，使这个本来就美丽的村庄又弥漫开浓厚的喜气。这个刚一面世就给村里带来喜气和洪亮之声的人，现在拥有一个蕴涵诗意且载负盛誉的名字---鱼在洋。从那一天起，鱼氏家庭多了欢乐，他门前的南秦河增添了欢笑。
这是一个在当地有良好声誉和家学渊源的干部家庭。父亲鱼学书，先后在杨峪河区委、商县县委、商县党校等文化事业单位工作，是一位有名的"笔杆子"，不仅能写材料，还能写一手好诗。他最美的、永恒的诗作，当是给儿子起的名字-----鱼在洋！他家族的人都爱叫鱼成龙、鱼通海等鱼跃龙门、达江通海之类的名字，而鱼在洋父亲作为诗人，则划时代地将比海更大的空间引入他的家族、引入他的家乡、引入山村人的思维，给小小的鱼在洋规划了、展望了无比阔大的成长和发展的天地。母亲张长儒，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和出色的教育教学管理者，先后担任过杨峪河王涧小学的校长和商州区城关小学的教导主任，曾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陕西省山区模范教师"、"陕西省语文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在这充满浓郁文化气息的家庭，鱼在洋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和教育，各方面都特异于他的小伙伴们，表现出早慧的迹象。在他一周岁时，家里举行"抓周"仪式，他一下就抓住钢笔再也不放手。村民都很惊异，在生活这么困难的时候，这小孩竟然不抓抢馒头。按当地民俗的说法，小孩"抓周"时首先抓笔，预示着将来能成为一个大文人。
乡村孩子一般是七岁上学，而鱼在洋却是五岁进学堂。其他小孩忘情于玩尿泥、掏鸟窝的时候，鱼在洋却陶醉在祖母永远也讲不完的"古经"和收音机每天播放的"小喇叭"节目里，常常就抱着父亲给买的小收音机进入了梦乡。其他小孩向家长要钱甚至从家里偷钱买玩具和水果糖，而鱼在洋却把父母给他的零花钱全部用于买"小人书"（儿童连环画）。他从小就对父亲订阅的《人民文学》、《延河》等文学刊物感兴趣，后来父亲专为他订阅了《儿童文学》。七十年代初，有一阵传言地震，人们住进了防震棚，鱼在洋的外爷问年幼的"洋娃子"："假如地震了，要逃命，你是带这一笼子馒头还是带这收音机？"在当时物质匮乏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他竟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这个小小的收音机，伴随着他从孩童到大学整个求学成长的生涯，充当了一个无形的良师益友，极大的激发并培养了他的文学兴趣和思维。&&
鱼在洋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语文课程，都是由他母亲亲自执教。当时在村小学任校长的母亲，不仅没有给自己的孩子以偏爱和特殊照顾，反而使他失去很多当学生干部锻炼的机会。他母亲后来回忆说，鱼在洋四年级以前当的最大的"官"就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很多机会都让给了其他同学。但母亲却要求他从二年级就开始记日记、多看书。在这四年中，母亲印象最深的是鱼在洋爱自己动手做"土电影"，有一次把学校刚装上的玻璃取下玩这种很有创意的游戏，母亲为此花费了三十多元钱给学校赔偿。在这样的教育下，鱼在洋从小至今都没有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意识。但他从母亲那儿学到了做人做事的大道理：做人诚实，做事认真而有主见。而看书和记日记的习惯更是由他母亲培养并使他受益终生。&&&&
对于鱼在洋和他的小伙伴来说，南秦河是他们的儿童乐园。孩子们因为有南秦河而更加快乐，南秦河因为有孩子们也更具魅力。在南秦河里洗澡打江水（游泳）、摸鱼捉蟹、比赛漂石页，在沙滩上修旋水涡、造城堡，在河堤上掏鸟窝、烧野火，这些都是他们最喜欢玩儿的项目。每当他们游戏时，南秦河边甚至整个村庄都飘荡着开心的笑声。玩儿累了，他们就以鱼在洋为中心，围坐在河堤柳树下听他绘声绘色的讲古经（故事）。村里的那棵大核桃树下也是鱼在洋聚众讲故事的固定地方，连大人也常常被吸引来听，因此他获得了"故事大王"的雅号。当鱼在洋与他的伙伴们在一起时，他也总是能受到"山大王"般的待遇，小朋友们会主动的替他打猪草、拾干柴应付家里，或者是上树给他摘果子吃，就怕鱼在洋不讲古经了。当鱼在洋确实不想再讲或者故事讲完时，就说"古经布袋"瘪了，等鼓起来以后再讲。晚上回家就缠着祖母讲古经，有时自己也发奋看故事书，把他的"古经布袋"充得圆圆的。第二天又可以神气的当他的"大王"了。故事讲多了，似乎摸索出了儿童故事的规律，鱼在洋常常就把很短的或者支零破碎的故事讲得很圆满，很细腻，而且神采飞扬，后来自己慢慢儿地也会即兴创作了。美丽的南秦河让鱼在洋终生难忘，它不仅给他以美的灵性、无尽的欢乐，而且使他练就出"编古经"的本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鱼在洋能写文章的父亲曾经受政治迫害，小羊娃也受到嘲讽和刺激。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站在南秦岭上，望着山下的万家灯火，心里难过极了，立志将来要写出名堂来让那些人看看。上中学后，鱼在洋的文学天赋就显现出来。当时正赶上中国农村经常开批斗会的时代，学校成为开会的主要场所，领导讲话教师讲话之后也少不了学生代表的发言，鱼在洋几乎成了固定的学生代表，学生发言自然非他莫属，因为他的文章写的好，老师可以省去辛苦的指导工作，鱼在洋的发言还能为学校争光。当时学校还隔三插五的组织忆苦思甜活动，开忆苦思甜大会，请当地最穷最"红"的贫下中农进行忆苦思甜教育，之后让学生谈感想。在这种大背景下，鱼在洋以忆苦思甜为主题写的一篇习作《一块锅巴》，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在学校产生了轰动。鱼在洋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作品被公众认可的愉悦感和成就感，也就从此开始了自觉的文学创作。他每写一篇稿子总是先念给两个妹妹听，再经母亲指导修改，然后交由家庭成员一起讨论，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他的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写作班子（家庭成员都有作品面世），经常开展这类十分有趣而可贵的家庭文学研讨活动，这不仅在当地传为美谈，在商州文坛也堪称佳话。在中学求学期间，鱼在洋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推介，这对一个学生来讲，无疑是最好的肯定和鼓励，使得他学习和写作一直保持着十分强盛的劲头，学业成绩独领风骚。
二、窑洞门前的火焰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全国人民都沉侵在喜庆之中。1979年秋天，鱼在洋再一次成为那个温馨小山村里的焦点，16岁的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延安大学中文系，从此在延安窑洞里度过了人生最关键的四年时光。在大学同学中，有很多是在政治挂帅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工农兵高中生，年龄偏大，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与他们相比，身体瘦小、稚气未脱的鱼在洋在班上几十个同学中显得小巧灵秀，表现出典型的南方文化特征。在大学，他不象其他同学那样热衷于社会活动，依旧刻苦学习，依旧爱好写作，除了体育，各门功课皆为优秀。鱼在洋从小就身体瘦弱，小学的时候，母亲曾为他准备了一条扁担，上面写着"为革命努力种田"，目的是给他找个活路，同时为革命多做贡献，并把自己身体锻炼好。可他并不喜欢种田。母亲又为他买了胡琴等乐器，希望他将来从事音乐，这还是无法转移鱼在洋对看书和写作的兴趣。不知是鱼在洋选择了文学，还是文学选择了鱼在洋，身体瘦弱、脑瓜贼灵的鱼在洋从小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溶入了他的生命，正如他自己所讲："如果不当作家，我会做个文学爱好者，一生有梦想总会活得滋润些"。
考进大学，步入了知识的海洋。鱼儿得水，尤其是山沟里的"小鱼"进入了"大海"，这是何等的幸事啊！在大学图书馆里，他贪得无厌、如痴如醉的读书，几乎读完了图书馆所有的中外文学名著，压抑了十几年的读书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经过在大学课堂里的系统学习和他自己的博取厚积，鱼在洋的内心深出那种倾诉的欲望与日俱增，文学创作的劲头也更加强烈。就在这关键的时候，著名作家路遥被邀请到母校延安大学作报告，深入细致的讲解了小说《人生》的构思，鱼在洋和其他痴迷文学的同学一样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促使他进一步明确并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依然决然地走上艰辛的创作之路，走向神圣的文学殿堂。但文学创作并非易事，它不象年轻人闹革命，靠一腔革命热情。当退回的稿子装满了箱子的时候，他那年轻时写过诗的父亲来信说，"才十几岁的人胡编乱造什么情呀爱呀的，没啥出息，要写就写自己熟悉的儿童题材"。这一点拨很及时，鱼在洋在延河边转悠了半夜，经过痛苦的反思，终于豁然开朗，眼前一亮，找到了自己创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延安这块具有丰富积淀的文化厚土上，在他内心世界里，鱼在洋发现了一种永不衰退的绿色和灿烂纯净的时空，这便是永远不老的儿童文学。他开始了又一轮冲刺，几乎每周寄出一篇习作，虽然没能发表，但最终还是引起了北京《儿童文学》杂志老编辑康文信先生的关注，给鱼在洋写了很多鼓励的信。鱼在洋创作的劲头儿更大了，发奋努力着，他憋足了劲儿，酝酿着、期盼着一鸣惊人的那一天。
鱼在洋终于迎来他的幸运年，这一年是1983年。先是他的处女作和成名作《撵走的和撵不走的》，终于在首都北京面世了。这篇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动的好作品，轰动了整个延大校园，人们都惊异于这位来自商洛山区且貌不惊人的瘦弱小子，竟然给学校又放了一颗卫星。一时间，小鱼成了延大的大名人，走在校园里，人们侧目而视，誉之为"路遥第二"。此事也引起了陕西少儿社的关注，鱼在洋因此得到了参加当年陕西少儿社与文化部少儿司合办的儿童文学研习班的机会，见识了"小儿科"里的大世面。接着，这篇作品又荣获中国作协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合办的《儿童文学》杂志年度优秀作品奖，并被邀请到北戴河参加儿童文学的盛会。从此，中国儿童文学界有了年仅二十的鱼在洋的一席之地，全国的儿童文学作家都知道，在培养出路遥的延安大学又培养出了一个叫鱼在洋的青年俊秀。
四年大学生活弹指一瞬。鱼在洋以他儿童文学创作的名望和实绩，为他的大学生活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离校之际，鱼在洋又做出惊人之举，在一个窑洞前用他的课本和作业烧起一堆篝火。面对这熊熊的火焰，他严肃检省自己的大学生活，沉静思索自己的创作历程及发展路向，设计并展望着未来的人生蓝图。在那漆黑的夜里，经过长时间的冥思和体悟，眼前这熊熊之火渐渐内化为他的希望之火、力量之火和激情之火，鱼在洋目光如炬，心灵澄明，精神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境界。在这种精神之光烛照下，鱼在洋坚定而充满信心地离开了清静的校园，去闯荡多采的世界。
&三、"大坑"里悦目的风景
商洛的贫困落后在全国是有名的，尽管商洛人民十分勤劳，但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和文明一般很难引人注目。正如一个大坑，当人们看到大坑里的植被露头时，其实它已有相当的高度了。鱼在洋的儿童文学创作亦如此，不仅在这样的"大坑"里一枝独秀，而且发展为世人注目的亮丽风景。
走出大学校园，又跨入中学校园，鱼在洋做了商州区城关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员，就这样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他的到来，给城关中学带来了一股新风。他不强调师道尊严，与学生平等相处，学生当面叫他老师，背后却乐于称他为"羊娃哥"。他以作家的个性风格和思维方式讲授语文课，把学生带入美妙的文学殿堂，学生在他的课堂上听得如痴如醉、兴奋不已，下课后又追星般围着鱼在洋问这问那、不想离去，课外活动时间则有更多的学生请他指导作文，和他聊天谈心。这段经历使鱼在洋对少年儿童的生活、心理、性格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更细致更深入的认识，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他的创作也注入了新的内容，进入了新的境界。《教室后门有道缝儿》、《逼上"梁山"》、《锁眼儿》、《誓不低头》、《忍无可忍》、《一声不吭》、《鸡肋》、《"总统"任期一天》、《"小南郭先生"和他的"垃圾"学生们》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均是以中学校园里的青少年为题材。在商州城关中学的教书生活是鱼在洋人生的重要时期，也是他创作的活跃期，短短四年时间，鱼在洋创作并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作品。但同时也招致了校内诸如"不务正业"之类的议论，以至于失去了到烟台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高规格儿童文学研讨会的难得机会，这种"遗憾"使鱼在洋的情绪一下降至冰点，难受过后他似乎悟出了一些东西，思想也更加成熟了。
1987年，鱼在洋被调到商洛地区群众艺术馆当文学干部。商洛群艺馆位于北新街中段，虽然临街，却在一个低洼潮湿的名副其实的大坑里，条件极为艰苦，正如著名作家方英文讲的那样，"艺术馆是一个贫穷的，但却可以造就天才的地方。"鱼在洋在这个大坑里主要干了三样事：恋爱、创作和喝酒。这表面看来不相干的事其实具有质的共性，即这三样事都需要激情，外表柔静而内心刚烈的鱼在洋把这些事都干出了些名堂。在经历了猴子扳包谷式的恋爱之后，他凭着浑身的激情、才气和认真劲儿找到伊人，收获爱情拥有了娇妻，生活一片灿烂；比爱情更让他激动的是出版了他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那片树林》，北大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作序并给以高度评价；文学、爱情都是离不开美酒的神圣尤物，手捧专著、怀拥娇妻的鱼在洋的生活中又怎能缺少美酒！他在文化馆那个大坑里的房子几乎成了酒馆，天天有三五人借着酒意高谈阔论，一年下来床下堆积了几麻袋酒瓶。鱼在洋饮酒不图拼酒量而趣在品滋味，甚至还整出名言："酒不喝可惜了，喝坏了身子可以吃药"。鱼在洋以他的个性魅力和创作实绩，使商洛群艺馆这个大坑再度引人注目，鱼在洋也成为商洛山中又一道悦目的风景。山里山外，可能有人不知道商洛的最高官员是谁，但没有人不知晓商洛有个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鱼在洋，正如没有人不知晓陕西有个贾平凹一样。
很快，鱼在洋被组织选调《商洛报》编辑部工作，他和十几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俱佳的志士一起，忘情地开垦这块处女地，第二年鱼在洋就被任命为文艺部主任。《商洛报》影响逾来逾大，后来改为《商洛日报》。鱼在洋主持该报副刊工作，十余年来主持编发"商洛山"文艺副刊600多期，近300百万字,他采编的作品荣获国家、省级各项奖励三十多项。这期间，社会应酬以及创作困惑浪费了他不少宝贵的时间。当然，与他较为懒散的性格缺点也有关系，他也认识到"总是给自己不进步寻找借口"。在长期的编稿、喝酒、打牌、应酬中，他真切地体会到人生的责任和诱惑、精神和物质、理想和现实、无奈和无聊等尖锐的矛盾冲突。他无法摆脱充满这些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但他却顽强地坚守了作家的本份，没有迷失作家的秉性，没有放弃自己的童心，仍旧是心仪真善美，憎恶假恶丑，敢想敢说，耿直无阿，精心地守护着内心的那片绿地。他情注文学，生活中纵有再大的诱惑，也无法撼动他对文学的真爱。正如他钟情商洛，山外世界再多精彩，在他心中，商洛永远是"这边风景独好"！正因为如此，鱼在洋厌恶文学创作"大跃进"的急功近利现象，憎恨破坏文学植被的恶劣行为。他不热衷于组织和参加所谓的文学活动，也不频繁的出书以证明自己的才华和实力，他欲以这种"无为"表达对现今文坛的"无言"，捍卫文学的圣洁。报社是文人荟萃之地。鱼在洋主持商洛日报副刊工作十余年，还充当者文坛园丁的角色，他发现、扶持、团结了一批商洛山中的文学干将，他们在商洛文坛老前辈们的带领和感召下辛勤劳作，使商洛文坛桃红柳绿、春色满园，赢得了"文学绿洲"的美誉。在默默无闻的奉献中，鱼在洋也在成长成熟，他的阅历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深邃、文笔更加老成，而且成了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创作出一大批作品，散文随笔频频获奖，杂文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主打产品儿童题材小说连获大奖，其中小说集《雪夜奇遇》1999年荣获陕西省第二届"未来杯"儿童文学评奖一等奖。鱼在洋写报告文学也得心应手，其中有一篇写商洛老作家屈超耘先生的一段经历，那是屈老年轻时干的一件大情大义的真事。完稿后，鱼在洋告知屈老先生，屈老说："你明天到我家念稿子，中午叫你姨给你包饺子吃"。文章写屈老先生将自己的儿子送给下乡蹲点时结交的农民朋友-----
一位不能生育却十分渴望有孩子的村干部作儿子，这一写一念，却触动了屈老夫人的伤心事，听得哭了个一塌糊涂，鱼在洋没吃上饺子就走了。出得门来，长叹一声说："唉，看来文章也不能写得太好啊！"&&&&
&&&&作为年轻作家，鱼在洋固然志不在写些让人揪心、捧腹、动情、明理的文章，他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创作境界：如鱼在水中的自由和无拘无束。他说他最喜爱的颜色是大海的蓝色，"大海是鱼的故乡，做不了大白鲨，也想着自由的海"。他以"临渊斋"为书房名，就寄托了想"在人生和文学的海洋里，做一尾鱼，成不了鲸鱼，就当一尾小鱼，快乐的游，游向美好的日子"的愿望。显然，其中也隐含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自我激励，不过，鱼在洋不是想打捞几尾与他同姓的可爱的生物调剂胃口，而是想捞起一本象陈忠实说死了能当枕头的文学名著。他留守在经济欠发达的商洛山中，很难拥有骄人的财富，但他拥有永远的快乐，因为他乐于、他能够"为祖国的明天生产比面包更有营养的绿色精神食粮"，他也一定会"快乐的游，游向美好的日子"。
&（作者系商洛学院中文系教授黄元英，博主辑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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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扫描商洛文坛》&
[《直击商州（商洛）文坛》栏目“编者按”]&&<font COLOR="#2F年末，周知以其“宁要片面的深刻，不要全面的中庸”的一贯学风和近乎刻薄的语言，将其对商洛文坛的认知精心梳滤后，撰成《扫描商洛文坛》一文在网上发布，引起圈内外人士侧目，成为08年岁尾收关阶段最为夺人的声音，也被人列为该年度商洛文坛最为重要的“三大事件”之一。
新时期30年（）来，商洛文学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作者队伍不断扩大，作品数量逐年递增。但也不可否认，繁荣背后有虚假，幻象上面有泡沫，热闹之中有喧嚣，从而让真正的有识之士长期心存隐忧。在《丹水》复刊之初的《稿约》中，我们就开宗明义地申明过，本刊是一本地方性纯文学刊物，特别欢迎“具有真知灼见和独到见解的”、“真诚”的、能“增强商洛文学发展活力”的批评性文章，而摈弃那些“相互抚摸与着意拔高评论对象”的所谓评论。《扫描商洛文坛》作为一家之言，并不能完全代表本刊观点，但是为了激活商洛的文学批评，促进商洛文学的健康发展与繁荣，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本刊决议在本期予以特别推出，并希望以此引出更多的有关商洛文学宏观整体或微观个体的真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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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不是因为那里有一位读者，我写作是因为那里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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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所谓的“商洛作家群”这一概念在未经严密论证的前提下，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在官方或民间的各种媒体大肆流布。对于这一概念，群外不知情者初次闻之，自然是肃然起敬——对商洛这块“文化绿洲”，对商洛这群精神家园的守望者；群内的无知者当然也是沾沾自喜——为自己来自贾平凹故里，为自己跻身于这个群体，为自己贴了一个不算平庸的标签；而群内真正的中坚——那些对文学深怀敬畏的人，则因为自尊，因为自爱，因为清醒而导致的自卑，会悄悄低下多思的头颅，在他们低下头颅的同时，体内的血液流速也会本能地加快。
&文学再怎么破落，也不至于沦落到作无知者遮羞布的地位！是的，“商洛作家群”概念的喧嚣与其内涵的单薄、空泛与虚假，形成了一种名实很不相符、名实很不相称的怪现象。据此，很有必要从学理而非局部利益更非政治需要的角度，对这个群体甚或个体进行一次认真廓清和重新定位。那么，留守商洛本土的写作者中，谁最有资格担当这一角色？——刘少鸿：论成就，他有《人迹霜桥》一书，而其作品也在《散文（海外版）》和《美文》等大报大刊上频频亮相；论地位，他是《商洛日报》总编，在很多场合都是坐上席的主儿。——鱼在洋：无论近年来怎么沉沦，至少在全国儿童文学领域内当得起“著名”二字；他主持《商洛日报》副刊20年，对商洛大小作者了如指掌，差不多可别称“鱼掌门”了。另外，南书堂先生也可以，他不仅是政府文化官员，本身也是一位不错的诗人。这三位的共同之处是身处中心区域，资料来源方便，且为人老成，言语温厚，基本符合达尊、达爵、达齿传统礼教。从答《商洛文化》杂志记者问（《拷问“商洛作家群”》）和省作协来商调研会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商洛文学的现状及其发展也是心存隐忧的。但是，这些赤诚的忧患之语，却被惯放文学卫星的所谓“作家”们归结为“拷问论”和“沙漠论”、“小草论”而大加挞伐！
&虽然我本身的文学成就不足以服众，量小质劣，且有日渐边缘化趋势；虽然我身居商洛一隅，不在中心区域，对商洛文学整体现状并不了然；虽然我完全可以听从《马太福音》的忠告，保持缄口不言，免得在议论别人的同时被别人议论；但我又必须听从苏珊·桑塔格的，因为我不忍主动放弃热爱着的文学，因为我不甘泯灭一个文化人的良知。智者不语，并不等于瑕疵不在。在经过长时间的矛盾之后，我决计发言，对新时期以来30年间商洛文学的发展作以全面扫描，意在抛砖引玉，也意在让这块贫瘠土地上的写作者们认清形势，认清自己，认清未来，同时也准备接受众多的非议和嘲讽，给真正有发言权的主角当一名踩雷者。
商洛文学：荒芜
&我们是仅仅在时间中的存在，作为陷于过去与将来从而无法恰当地认识到现在的造物，这使我确信，那些乐观主义者，不过是在自己欺骗自己。
&&&&&&&&&&&&&&&&&&&&&&&&&&&&&&&&&&&&&&&&&&&&&——艾温·辛格
&商洛从经济上比不过粮仓关中和油库陕北，GDP不如人，只能拿软实力和人比。幸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十年里哗哩哗啦出了贾平凹、京夫、高信、方英文、孙见喜、陈彦一帮文人；这帮文人一出，“商洛”这块最不发达的区域便被本土上的一些人自我加冕为“文化绿洲”，把个“商洛作家群”喊得山响。那么，商洛文学现状到底如何，真的无愧“绿洲”称号？真的是群星璀璨？所谓的“商洛作家群”真的雄起到堪与南阳作家群PK的程度么？——那就请睁大眼睛看看事实吧：2007年陕西省第五次作代会，选出了14位副主席和若干顾问，全省其它市在那里至少都占有一把“交椅”，唯独商洛少了座次，14位副主席和那若干顾问中，唯独没有一个商洛作家；2008年初，省作协文学院14位签约作家，商洛再次交了“白卷”，“白卷”一交，空白也再次留给了商洛；年末省作协实施“二帮一”重点扶持青年作家活动，在确定的10名重点扶持对象名单里，又一次给商洛抹了光头。是贾主席不徇私情举贤避亲吗？是贾主席忘本有意不眷顾家乡吗？非也，实在是筷子里面拔不出旗杆，实在是如过江之鲫的“商洛作家群”中无人堪当此大任啊！
&看谁今后再敢叫嚣“商洛作家群”？如果再无视事实，已经不仅仅是无知的问题了！
&可能，有些人又要拿贾平凹京夫们说事了。是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京夫作为“陕军”主将“东征”，到近期贾平凹因为《秦腔》夺得“茅盾文学奖”，他们的文学成就的确给陕西、给商洛带来了荣誉，特别是前者，目下正如日中天。但是对不起，他们对外的标签早已是“中国作家”了，至少也当属“陕西作家”或“西安作家”。是的，商洛养育过他们，是他们曾经的苗圃，但故乡之于现在的他们，最大的意义是提供了初始的营养钵，为他们积累了创作所需的原始生活碎片，而他们作品中的商洛，早就不是原本地理意义上的商洛了。正如福克纳以拉斐特为背景写作，鲁迅以鲁镇为背景写作，而福克纳不能算拉斐特作家、鲁迅不能算是绍兴作家一样，贾平凹们也自然不能占“商洛作家群”的指标。这是个基本常识，如果再硬行一厢情愿地拉郎配，那简直比阿Q炫耀祖上阔绰更让人倒胃口了。
&但有一点却需在此特别指出：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高信先生主编的《商洛文艺丛书·文学卷》中可以看出，在发韧时期从荒漠中走来的商洛文学，无论是作者的思想观念、文本意识，还是具体的作品质量，并不比其它地区落后。遗憾的是，在嗣后的十多年里，商洛文学就像中国男足一样，慢慢沦落为陕西三流，甚至连小小的杨陵都不如——杨陵还有贺绪林和他的《关中匪事》呢，而我们商洛却没有能叫响的领军人物。追究其中原因，我想，以下几点是存在的。
&没有园地。商洛作者和其它地区作者同时起步，而据我有限的接触得知，在大家最需要助长的80年代、90年代，延安、榆林有《延安文学》，渭南有《华山文艺》，铜川有《铜川文艺》，汉中有《衮雪》，咸阳有《秦都》和《咸阳文化报》，宝鸡有《西秦文学》和《宝鸡故事报》，安康有《汉江文艺》，西安有《长安》和《工人文艺》，唯独号称“文化绿洲”的平凹故里连张内部文学小报都没有。园地的缺失，让作者失去了交流的平台，延长了从创作到发表的路径，加大了创作成本，消蚀了作者的创作热情。进入新世纪后，虽然大梦迟觉，内部刊物竞相出笼，但真正以繁荣文学为己任的纯文学刊物——除过刚刚复刊的商州《丹水》外——能有几家？况且，上世纪80年代起步的大部分作者如今已廉颇老矣，才力不逮，激情不再，锐气尽失。
&缺少扶掖。贾平凹是一棵参天大树，把商洛的文脉吸干了。——这是一种流行的说法。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调侃。要知道，贾平凹只在故乡商洛生活了他人生最初的19年，而他从商洛的苗圃移植到西安乃至全国的沃野已经30余年了，难道自贾氏以降商洛再无有潜质的作者？绝对不是！在这里，我只举三个人。鱼在洋，少年成名，几乎光顾过中国所有少儿文学报刊；在上世纪80年代，连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评论家、现在的北师大博导曹文轩先生对他的创作都给予过充分肯定，可惜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那片树林》在80年代中期出版后，陕西竟无人喝彩。慧玮，一个天生的诗人，自诗集《中国琴》后诗风并不保守，对已公认的风格作大胆扬弃后，再探新路并又重新获得诗界认可，而在陕西大大小小的文学报告中却找不到他的名字。刘剑锋，文本意识唯一可以和全国对话的小说作者，《中篇小说选刊》上了，《作品与争鸣》上了，河南、湖北、北京、广东八方拔筹，就是走不进近在咫尺的省作协刊物《延河》大门。论作品质量和数量，他们无愧“著名”，然墙里开花墙外香，如果在陕西境内称他们为“著名作家”“著名诗人”，不但有很多外人感到突兀，可能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疑似。&
机制滞后。与文学作者们相比，商洛行政领域的观念更为滞后。突出的体现有四，其一是，可以急功近利地扶植别的门类，可以四处炫耀文化名片，却从不将文学当作一项专门事业；其二是，只关注白天炫目的太阳，却无视夜空闪烁的星群，似乎只要一个身居省城的贾平凹就够了；其三是，不设激励机制，不肯投入资金，不请进名家，不外推新人，更不举办活动；其四是，让商洛作者们充分享受“创作是个体劳动”这一特色，使他们在孤立无援中自生自灭，在爱好中慢慢变老。
&自身原因。“有些人说：‘我运气不好。’那是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成功，而且还不知道这一点。”波德莱尔的话固然有站着说话腰不疼之嫌，但留守商洛的作者群落伍到今天这地步，也不能完全责怪命运的不公。足球教练米卢有言：态度决定一切！在“一文成名天下知”的时代成为过去、文学慢慢淡出人们视野之初，商洛作者倒是率先“觉醒”，立即从往日的痴迷中全身而退，不再苦役，甚至有些人将文学作为向行政过度的桥梁。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文学，难成大器是情理之中的事。刘剑锋先生在洛南文学座谈会上寄语年轻写作者要保持“阅读的高度和写作的高度”，我想再补充一条：思考的高度。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者中，依然有不少人保持着这“三个高度”；可惜他们大部分都是从苦日子中泡出来的，所以分外珍惜眼前这来之不易的物欲诱惑，企图抓住青春尾巴享受人生；他们或许在内心里对文学依然存有敬畏，但熊掌和鱼不能兼得，只好在焦急中懈怠，在自责中沉沦。以这群作者为楷模，后来者自然看不到文学的希望所在，小富即安就再正常不过了，岂能凭空长出未来的参天大树？
&真正的原因可能还不是、也不止这些，但商洛文学在喧嚣中日渐荒芜，且远远落后于其它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随着精神需求被整体社会膨胀的物欲挤压至一隅，文学已经日趋边缘化，经典上的教义正在接受嘲讽，其往日不忍被人提及的娱乐功能倒是迅速凸显出来。不过，只要享受过创作快感的人，无论收获了稻谷还是稗草，口头上的不屑并不能替代内心深处的那丝敬畏——文学依然神圣！
商洛诗歌：亮点
&人是有病的动物。
&&&&&&&&&&&&&&&&&&&&&&&&&&&&&&&&&&&&&&&——尼采
&我之所以没有用“荒漠”、“裂断”这些绝望的词来形容商洛文坛，那是因为我在萋萋荒草丛里无意中听到了蝈蝈清亮的鸣唱——这，便是希望的商洛诗歌！
&凡是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谁没被诗歌撞疼过腰？然而，诗歌又是反逻辑的，遵从逻辑就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千古梦呓。从本质上说，诗人是天生的，是一群让人恨、让人爱、让人烦、让人敬的有病动物。人之初，性本诗，我们每个人的胚胎中多多少少都有诗的因子，但因为我们只想做让人爱、让人敬的好人，所以注定了大部人永远不可能成为诗人。不怪我们蓄意迎合，这是被文明强行阉割的结果，也是整个人类的遗憾——道德有序的社会，只豢养善于学舌的鹦鹉，一般是不大需要天真烂漫、放荡狂狷、特立独行的诗人。
&就商洛的诗歌渊源来讲，我并不认可即将成为定论的“商洛自古诗歌路”。商洛本身与诗歌无染，在古典诗人眼中只有漕运的丹江和通往京畿长安的武关蓝关，何曾有过周礼不至的穷商洛？！那些因为名利或遭贬而往来于商洛山路上的古典诗人们，不过是商洛山路上的匆匆行者与过客。如果硬要以“诗歌路”聊以自慰的话，那古长安就无愧于“诗歌城”“诗歌都”了。真正根植于商洛、从商洛人心中唱出属于自己声音的，始于20世纪80年代——山阳的“天竺”，洛南的“洛河”，商州的“野山”、“太阳”、“丹江流”，丹凤的《新潮诗丛》——每每让记忆中的时光回溯，那段岁月及其留下的磷光与回声，都教人如青春附体怦然心动。
&&&说诗歌是商洛文坛的亮点，并不是毫无依据。
&首先，从秉赋上说，商洛诗人（我对他们满怀敬意！）具有并永葆着诗人的特质。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降温，小说散文作者们开始懈怠，唯有诗歌作者在默默坚守。无论慧玮、远洲，还是远走他乡的党继，激情，交游，冲动，冒险，固执，顽劣，我行我素，鲜有媚态，拒绝入世——作为一个纯正的诗人应有的这些特征，在他们身上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而且并非刻意。在近些年商洛有意义的文学活动中，诗歌也最为频繁，最为纯粹。丹凤的丹江诗会、《诗选刊》商洛作者见面会、柞水金秋诗会、商洛诗歌学会成立大会以及《延安文学》和《诗选刊》的商洛作者专页等，都为商洛诗歌造势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另外，慧玮先后应邀参加了《诗歌报》《散文诗》组织的笔会，远洲参加了《诗刊》改稿会和陕西诗歌研讨会，管上参加了《长安大歌》首发式。这些活动虽然主要裨益于个体，但同样将外界的目光牵引到了商洛。有点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商洛诗人参加《诗刊》的“青春诗会”，这让他们对外缺少了一些说服力。实力使然？年龄使然？机遇使然？
&&其次，从发表作品上说，全国大大小小的诗歌报刊，几乎都留下了商洛诗人的足迹，权威刊物《诗刊》、《星星》连续多年没为商洛留过空白，郑学良的组诗登上了《人民文学》，管上的《窟窿》、《耳朵的故事》登上了美国的《新大陆》和台湾的《新闻时报》，全国性的“诗歌年度选本”商洛也有多人多次入选。无论从作品质量、数量，还是发表的范围、级别上看，商洛诗歌这种持续性和集中性的集体突围，对于其它门类的商洛作者来说，只能是望其项背。近十年的出书热本是商洛文坛浮躁的标志，但慧玮的《中国琴》、党继的《短歌行》、陈仓的《流浪无罪》、管上的《民间说唱》、郑学良的《花开的声音》、远洲的《城市泥土》、喻汀的《一地月光》、李清文的《妙意人生》、刘知文的《空谷的风声》等，却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书籍、真正的诗集，足以对得起读者的眼球。
&从作品辐射范围来看，域外报刊，全国性的诗歌选本或流派选本，国内传统主流媒体，网络，民刊，沙龙——可以说，商洛诗人的声音布满了所有空间，而且越是向下，他们的声音越宏亮。
&再是从作者队伍的年龄结构上讲，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代表人物。老一辈有宁有志、刘知文、芬特，中青年有远洲、郑学良、南书堂、刘剑锋、慧玮、李清文、陈翰乙、高桅、郭涛，后起者有王璐、明晓东、王丹锋、蒋平、郝晓宏、贺晓祥、刘琰君，还有在网络上行走的管上、昊飞泓、喻汀。有这么一支阶梯式的队伍，诗歌让商洛文坛稍现活力，也使得商洛文学暂时不会出现断层。
&还有，从作者的诗歌观念与意识上论，商洛诗歌是所有文体中最能与潮流对接的。回想20年前，那时的小说作者们在干吗？在忙着编故事，在忙着图解政治，在忙着制造通俗，而诗人们却已经在发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了——即使现在你翻阅商洛第一部现代诗集《荒街上的四色猫》，依然能领受到诗作者们对“时间、生命、人”从形而上层面上进行的咏叹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困惑，依然能领受到其“叙述可能之物”不可逾越的前卫及其后现代倾向。虽然“头猫”黄昏先生已经封笔20年，但他至今依然还保持着对诗歌理解的高度。读远洲的诗，在严谨中你能享受到古典的严谨和唯美；读郑学良的诗，在旷寥中你能触摸到宗教的静秘和圣洁；读慧玮后期只造氛围不重炼字的诗，你得承认他无形中缩小了汉语写作诗歌的难度，迫使正为发现“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出境界而得意的王国维重新改变对诗歌的认识，其近期的大型系列组诗《红尘日记》即可证明；读管上的诗，你能感受到时尚理念在经过一段过山车式的行程后，回归传统新写实的力量，你同时感受到的还有诗人的悲悯情怀、草根意识、诗歌的硬度和力度，以及诗人面对现实的焦虑与忧伤。
&我前边说过，诗人是天生的，后天学来的只是技术，拥有技术可能成为诗匠而不一定能成为真正的诗人。诗歌不是权力失落和人生失意的栖息地，诗歌是心理和生理青春的标识，也是荷尔蒙冲动的产物，当你年轻时为金钱、权力、地位等世俗的名利而自宫了自我，到老了你也别企图去采撷缪斯桂冠上的明珠，如果手中有物，那多半是琉璃蛋儿。诗是激情喷射，不是文化堆积，更不是阅历兜售，所以，诗人的称号成了自知之明者梦寐以求的奢望。诗言志，真正的诗歌是具有批斗意识的，真正的诗人应该都是愤世嫉俗的；当时代不能与其心境契合，诗人便以“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姿态，要么沉默，要么敲响丧钟；而在一个公共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只有既得利益者或别有企图的人，才会为所谓的“盛世”放歌！所以，政客永远不可能成为诗人，锦衣玉食者也不可能为诗吃苦受罪。
&商洛的诗人是社会边缘人，是一群孤独者。——向商洛的诗人们致敬！&
&商洛小说：寂寥
&小说是在撒谎。&
&&&&&&&&&&&&&&&&&&&&&&&&&&&&&&&&&&&&&&&&——略&萨
&&草盛豆苗稀。——作为当代文学的主打，这就是商洛小说的现状。
&&在文学家族中，诗歌表达激情，散文显示学养，小说炫耀技术。现实生活中撒谎连傻子也会，而天衣无缝的虚构，才是艺术家的最大才能。在现当代文学史中，诗歌和小说谁占据制高点？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否认，因为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情绪日益浮躁，文化日趋多元，小说读者在大面积流失，但小说变种后而形成的影视，其受众面却依然让其它艺术门类难以匹敌。作为创作个体，当然可以放弃小说，如唐宋八大家，如当代的余秋雨等专业散文家评论家，但作为一个地区的文化现实，如果小说缺失，差不多等于丧失了当代文学的构建主体。
&&新时期文学发轫，也就是高信先生主编《商洛文艺丛书·文学卷》前后，商洛小说作者们在没有自己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曾先后登上了《当代》、《青年作家》、《延河》、《长安》、《西北军事文学》、《文艺》等省内外纯文学期刊，涌现出方英文、张宏运、刘剑锋、屈路影、徐晓华（庄谐）、王卫民、张正建等一批颇具潜力的作者，鱼在洋在《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选刊》上更如入无人之境。可惜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这一文学重量级品种很快和全国拉开了距离，至今没有一篇小说被权威的《小说月报》转载，没有一部中长篇小说借助影视剧向更远处传播，本土没有一位作者或一部作品被研讨。这，可能正是商洛文学圈内热闹而圈外默默无闻的症结所在。
&&分析个中原因，我想不外以下几点：
&&一是小说生产成本大。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因为文学是一种苦役，这在小说创作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作首诗，写篇散文，薄薄几页，一天可反复抄写数遍，一张邮票能畅游全国，而创作一篇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从构思到杀青，少说得一礼拜，而抄写则是一次肉体折磨，对于我等无名作者来说，四处投稿更是一次精神折磨，待到好不容易侥幸发表出来，少说也是半年之后了，当初的创作快感早已荡然无存；激情的糜费和经济损耗让人不得不退避三舍，从而影响了创作的连续性。二是小说创作技术难度高。散文有感即发，诗歌有情即抒、有灵感即成，其受时间空间的制约均不大。而文无定法一说在小说面前行不通；从创作角度来说，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其不能走入寻常百姓家。检阅新时期文学30年，有论家说诗歌在倒退，散文在原地踏步，唯有小说观念在日新月异。不错，从伤痕文学到意识流，从魔幻现实主义到寻根，从现代派到新写实，从淡化情节到标题党，还不算文本表现上的更迭演进。不管实践结果如何，总之，小说一直在变；这种“变”迫使着小说作者们必须亦步亦趋时时紧跟。三是小说园地的萎缩增加了发表难度，影响了小说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加之商洛的闭塞与交流的缺乏导致本土上小说作者观念老化、叙述角度落伍、语言陈旧，从而使一批作者像大浪淘沙一样被淘汰出局，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今日“文化绿洲”上的小说作者硕果仅存。
&在小说领域，商洛作者能和全国合流的是小小说。芦芙荭，陈毓，陈敏，刘立勤，姚元忠，江东璞玉（吴琼）……无论是技术的熟练程度还是作品数量，都可跻身全国名家之列。但以我的观点，如果小小说概念成立的话，它应该是因素材而定，是因原料受限只能制作的微缩产品，它的思想容量和技术含量终究有限。尽管汪曾祺、王蒙、聂鑫森这些大腕名家也偶尔为之，但对于一个有志于小说创作的作者来说，容量有限、快餐特色过于明显的小小说却不应该成为其主业。事实上，商洛较为可观的小小说作者群的崛起，表面上看是另辟蹊径，实则是一种无奈，是一种迎合，是一种悲哀，是一种才情的浪费！以刘立勤为例，从他早期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一坛甘蔗酒》看出，他对短篇小说的语言和构架已经基本掌握，一旦进入文学语境，他满脑子是看似荒诞不经却又符合生活逻辑的奇思妙想，可是因为贪图小小说这一短平快项目而削足适履，让文字不能舒缓有致，急匆匆进入情节，慌张张讲述故事，其结果是，反倒给人以生造之感。像这样的个案在商洛小说作者中并不是特例，陈毓的敏感近似于徐坤，陈敏的细腻可追迟子建，可惜她们只满足于小小说带来的实惠而不能自拔，不想尝试将领域扩展。还有芦芙荭，如果能分配些精力，再有几篇《吹小号的男人》这样的短篇，那该多好啊。
&商洛小说有让人温馨之处吗？有。鱼在洋成名作《撵走和撵不走的》虽不是他的成熟之作，但其所冲上的荣誉高度在陕西也值得一书，以至《议价生钱小光》和《父亲》，亦然保持着国家级水准；只可惜受种类限制，加之无人及时推波助澜导致作者激情消蚀，到了《蓝关的最后一场雪》里已显出强弩之末。惜哉，痛哉！从《血祭》（载《西北军事文学》）《辉煌的六爷》（载《青年作家》）到被《作品与争鸣》争论的中篇小说《纸上爱情》、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的《狗埚的演艺生涯》以及去年发表在《佛山文艺》上的《跟踪一个叫婵翼的女人》，刘剑锋是商洛目前唯一保持和趋势对接的小说作者。他出道之初就显得比大多数作者成熟，他的作品和那些名家放在一起毫不逊色，这些已经证明了他的阅读高度和创作高度。但成也多才多艺，败也多才多艺，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没有给他创造孤独，没能让他像塞万提斯一样在孤苦中作出最后一博，没有在短期内重磅暴发从而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留下的只有遗憾！
&&和葳蕤的散文作者、遍地诗人的诗歌队伍相比，商洛的小说作者更像冬日里深山柿树枝头上的果实，稀稀拉拉清晰可数。对小说情有独钟的王卫民，已经坚守了20多年，他对农村生活已经相当熟悉，非常难能可贵，短篇小说《都是猪惹的祸》能登上《延河》头条并引发评论，就是对他坚持不懈的褒赏；不过，这里我还想送他一句梅特林克的话：“理解生活比改变生活重要得多，因为生活一旦被理解，它就会自愿地改变。”前半句是针对作家的，后半句则适应于作家描写的对象们。还有对小说投入了极大心血的姚家明，其阅读量和理解高度均已具备，但提升空间在哪儿呢？史铁生说过，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读者也一样，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帮干净，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是的，理智也许有时会成为创作的障碍，“那些在疯狂激励下由理智写成的作品才是最美的”（纪德）。远离文学20年的姚书铭，重作冯妇，创作的中篇小说《地软》，目前虽然尚未被公开出版发行的主流刊物刊发，但人们的共同感觉却很一致：它是商洛小说近期突出的亮点；怕只怕这亮点是灵光一现。
&&商洛小说的希望亦是商洛文学的希望，那么，商洛小说的希望之星何在？米原、屈伸、樊立怀、余显斌，起点都较高，能看出他们的潜质，却也实在算不得年轻了啊。没有李春平，没有冯积岐，没有张虹，70后断代……商洛文坛缺乏领军人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小说的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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