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洋员”：中国海军并非贪生怕死
来源：南方周末
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馆矗立着的雕像，隔海遥望着威海全港。120年前，北洋水师的官兵在这里抵御日寇，与舰同亡。（贾代腾飞/图）
　　日，恰是日本偷袭中国运兵船挑起甲午战争120周年。历史像一个个重放的镜头，日本刻意炒作“中国威胁论”，恰如120多年前的翻版。南方周末回顾甲午战争，试图透过更加广阔的历史视角，去审视那场战争，历史和现实告诉国人：睦邻之道，首在自强；自强之本，先在自尊。
　　威海刘公岛，曾是北洋水师重金打造的近代军事基地。
　　岛的西南侧海面上，一条“铁码头”静卧碧波之上，曾是北洋水师停泊铁甲巨舰的码头。
　　如今，“铁桥卧波”已是威海一景：铁码头建成于1891年，长约数百米，墩桩全部用厚铁板钉成方柱，边长近2米，长约20米，中间灌入水泥，直入海底。“铁码头”依旧坚固，涨潮时，可停靠万吨巨轮。岛上驻军运送给养的几艘船正停靠“铁码头”。
　　但民间甲午战争研究者陈悦担心，这座历经战火的“铁码头”会毁于和平年代。他更忧虑的是，关于那场战争的真相或许将永远沉没。
　　“北洋水师并非贪生怕死”
　　战术上的失败可惜，政治和观念上的失败则更为可怕。
　　“北洋水师并非贪生怕死”。
　　120年前，美国人马吉芬愤愤不平地在美国报刊上撰文，各处演讲，将他所亲历的北洋水师真实的战斗情况介绍给美国公众。
　　1885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马吉芬来华求职。从此，他便在北洋舰队中服务，担任过学堂教习、军舰大副等职。1894年末，大东沟海战后，马吉芬受伤后归国，却被四周舆论所困扰。
　　整个西方社会分辨不清战争爆发的原委，却只看到最后的结果。
　　马吉芬曾在他的著作《鸭绿江外的海战》中写道：“中国海军，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贪生怕死、昏庸无能。我们的同胞，总是在侮辱中国海军。我们和那些阵亡将士，应该得到美利坚同胞的尊重。”
　　让马吉芬更为痛心的是，丁汝昌在死前就已被革职，但朝廷依旧让他指挥作战，只因无人能接替他。而丁汝昌死后，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马吉芬在《世纪》杂志的文章中忆起丁汝昌，依旧扼腕痛惜：“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老英雄当时的感情究竟如何？”
　　马吉芬被主流舆论所不容，认为头部的战伤使得他精神错乱，成为疯子、狂人。
　　最终，日，美国纽约研究生医院的病房中传出一记枪声，留下“主啊，请你不要小看我”的忏悔词后，马吉芬拔枪自尽，按照这位北洋水师“洋员”的遗愿，一身北洋海军军服，盛殓在铺盖着黄龙旗的棺柩中。
　　“即使在国外，认识、评价甲午战争都有这么难。”陈悦感慨说，甲午战争本身也有许多误解有待“正名”：海战只是整个甲午战争的组成部分，如果将整个战争的失败一味地归结为海战的失败，显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如果问：120年前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可能很多中国人都回答不上来。”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珍仁很纳闷，甲午战争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怎么能被社会遗忘？
　　北洋海军许多英勇战斗，随着北洋水师的失败而被历史湮没。1894年，日军从山东荣成登陆后，相继攻占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刘公岛成为孤军之势。那场南帮炮台的血战中，丁汝昌旗下有一支300人淮籍将士敢死队，血拼到底，无人生还。这支敢死队是近年历史研究者的新发现，经过专家们反复考证，最终被确认。
　　“综观世界海战史，一支海军舰队在一场海战中战死或以身殉国、尽节以终的将领，占到高级指挥军官半数以上是极为罕见的。”中国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在《对甲午海战的再认识》一文中写道。
　　中国甲午战争纪念馆偏僻的角落里，陈列着一张布防图。它清晰地表明，在战前，日本就派出“天佑侠团”、“乐善堂分店”，大搞间谍活动，将威海、大连湾等沿海地区摸得一清二楚。随后的刘公岛海战中，日军悄然从乳山等地登陆，将拱卫刘公岛的多部海岸炮调转方向，对准了北洋舰队。
　　战术上的失败可惜，政治和观念上的失败则更为可怕。陈悦认为，清朝停止给北洋水师拨款后导致武器水平被日本反超，这种对海军不够重视的做法，根本上是由于陆地思维羁绊下的中国人对海洋开放性、海军进攻性的本质缺乏认识，“本来应该远洋出击维护海上利益的海军，竟然变成龟缩在家门口的工具”。
　　当时，西方舆论普遍并不十分看好日本。影响力颇大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当年不仅描绘他们想象中的战争场景，甚至刊登出昔日中国海军军官在欧洲接收军舰时的照片―他们相貌堂堂、纪律严整。对这场决定东方战争未来的走向和胜负结局，西方世界把“宝”押在更为强大的中国一方。
　　而八旗制度早已腐朽，道咸年间镇压太平天国等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顶多算是官僚体系的雇佣军，带有浓重的乡土、家族色彩，频现“叶志超狂奔500里”的诡异事件就不足为奇。整个清王朝，从军队到民众，连最基本的“国家忠诚”都没有。
　　“数百名身材高大的中国人站在海里，微笑着帮助日军把小舢板推向岸边。舢板上坐着的日军士兵纷纷嘲笑说，这些中国人没有爱国心。而一名日军大佐则狂妄地叫嚣，&3个月内，我们就能把天皇接到北京！"美国《纽约世界报》记者詹姆斯?克里曼的回忆录中描绘道。
　　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很多广为传播的史实却被证伪。史学界一度流传，甲午战前，东京湾防卫司令东乡平八郎应约登上旗舰“定远”舰，东乡发现北洋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在两尊主炮炮管上，北洋水兵正在晾晒衣服。这则故事在中国衍生变形出的“济远”主炮晾衣说、“定远”主炮晾衣说等。
　　“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定远&舰上护栏、支架等多得是，没必要非得爬上大炮晾衣服。有人用大炮晾衣服来证明北洋水师战斗力差，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论断。”陈悦考证说，“定远”舰上主炮有四门，若水兵要“用大炮晾衣服”，需爬上距甲板三米高的炮管，区区两米长的炮管顶多能晾晒十几件衣服。
　　对所涉事件军舰名称、事件发生地点、东乡平八郎的身份、故事版本等细节，陈悦一一考察，证明“主炮晾衣”说法子虚乌有，这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的编造，却被国内文学作品乃至学术著述屡屡引用。
　　“如&定远&舰保养不佳，以至开战时飞桥被震塌，提督丁汝昌受伤，全军失去统一指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军舰上养狗，玩物丧志；北洋海军官兵不住舰上，上岸盖房等等，经过史实考证，都是捏造之言。”陈悦考证说。
　　当前，国内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屈指可数，其复杂程度却像是武侠小说中恩怨难解的江湖：官方学者对民间研究者嗤之以“野路子”，而民间研究者则抱怨官方学者“不学无术”。
　　“官办的有资源，政府管吃管住管出书。”供职于威海一家日韩合资企业的孙建军是民间甲午研究圈内有名的人物，他的资料来源主要依靠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像陈悦、张黎源、吉辰等，他们都是以个人名义从事甲午研究的学者，大家常共享资料。
　　“吃皇粮”的甲午研究者也有苦衷。
　　“总是跟着当前中日关系的&政治指挥棒&摇摆，也只能研究出诸如&满清王朝腐败导致战败&这样的成果。”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官方历史学者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中国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依旧缺乏独立的思考。
　　甲午战争研究始于“文革”后期。国防科技大学孟斌斌研究发现，1977年左右，中国学术界对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快速增加，之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后来几度因中日关系亲近而中断，当时，为了能够申请到经费，专家们纷纷修正方向，转向代表中日友好关系的遣唐使。
　　120年后，中日两国再次站在历史的擂台上，甲午研究随政治而升温。正如《解放军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所评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并没有结束。”
　　中日“文物战”绵延百余年
　　战争如此残酷，以致战败国连纪念战争的文物都难以凑齐。
　　战败后，刘公岛几经易主，陆续被英军、侵华日军占领。新中国成立后，刘公岛一度成为军事禁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开放。
　　徒步刘公岛，为数不多完好的北洋水师营房至今仍在发挥“功用”，也有不少厂房年久失修，已成危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甲午战争纪念馆首任馆长戚俊杰同三名同事来到刘公岛上，“建馆之初，确实很不容易”。
　　刚刚由军事禁区开放的刘公岛，没有电灯电话，吃水都要到三里外的水井去挑。戚俊杰回忆说，办公的桌椅和简易木床是跟岛上驻军借来的，锅碗瓢盆则由职工从家里拿来。生活办公条件初具，戚俊杰就带领大家开始勘察岛上的文物遗迹，制定保护方案，进而向海内外征集甲午战争文物。
　　当是，很多战争文物散落民间，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中，将士后代有历史包袱：家中珍藏的文物，不少都在“破四旧”时被抄走、毁坏，丁汝昌后人就在“文革”中被打成“黑五类”；即便少数留存下来的文物，也被当做“传家宝”，用以寄托哀思、教育后代，谁也不愿主动献出“传家宝”。
　　戚俊杰带领同事年年给将士后代邮寄贺卡，还挤出经费，邀请他们参观刘公岛，参加各种研讨会。
　　1988年春天，戚俊杰带人两次奔赴黄浦江两岸，拜访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曾孙女丁亚华等三姐妹，终于有了重大收获。
　　她们无偿捐出一个珍贵的“提督玉质印夹”；五代孙丁爱萍把当年的木盆连同盆架都捐了出来。五代孙丁晓龙夫妇把红木八仙桌，以及埋在地下多年的鱼缸挖出来，一并捐献。
　　如今，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署内的展台内，排列着几枚炮弹，其中一枚的弹头已被磨平。陈悦介绍，这枚炮弹来自威海的一家铁匠铺。当时，弹药尚未清除，弹壳却被用做了铁砧，得知这是历史文物，那名铁匠说，“搬走吧，再给我找个铁砧子，不耽误打铁就行。”
　　据戚俊杰统计，整个寻访行程6万多公里，寻觅到北洋海军后代240多人，寻回文物1758件，其中国家鉴定为一级文物的39件，珍贵的史料陆续得到收藏保护。
　　不过，“为寻求甲午战争的真相，以致中国甲午研究者不得不赴日本寻找答案。”陈悦很无奈，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所列展品颇丰，却多为复制品，文物的原型大多在日本。
　　2009年夏天，南方周末记者赴日采访看到，靖国神社不仅供奉着日本历代对外侵略者的亡灵，内设“游就馆”，也是该国最古老军事博物馆。“游就馆”内的一处展厅里，常年陈列着甲午战争中的遗物和史料，这些文物都是掳掠而来，以向国民展示“威武”，或供奉于神社寺庙，以作“追悼”和“镇魂”之用。
　　迄今，日本不少神社或军事设施内都保存着北洋水师的炮弹，约百余件甲午战争遗物依旧散落日本各处。
　　据说，“镇远”号的大铁锚保存在日本冈山市的“有木神社”；“镇远”舰则命途更为多舛，它与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同型号。触礁后，两位管带相继自杀殉国，该舰不久便被掳走编入日本海军，还参加过日俄战争。直到1912年4月，苍老的“镇远”号在横滨被拆卸解体，包括铁锚在内的遗物还曾在东京上野公园等地公开展览出售。1947年，中国追回部分遗物，其中包括镇远舰的另一具锚，但仍有部分遗物流落日本。
　　日，刘公岛上正在施工，当年的鱼雷艇轨道彻底裸露出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探访，南方周末记者惊异地发现，120多年前，中国居然建设了如此先进的鱼雷艇维修和保养基地。
　　这段破损的鱼雷艇轨道也隐藏着难以启齿的故事―背着丁汝昌，鱼雷艇军官阵前集体出逃。
　　这些鱼雷艇维修和保养基地已历经120余年，人去楼空，会作为历史遗迹保留下来吗？
　　“如果政府不做保护，就只能让历史遗迹任凭风吹雨打，一点点消失。”不仅威海一地，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珍仁也感叹，“历史工作者和民间人士能够感受到甲午遗迹的消失，但是作为官员，可能一直都感受不到。”
　　迷雾下的甲午
　　“大烟膏子就酒，小命立时没有”，一杯葡萄酒，几颗鸦片丸，一支海军舰队的统帅如此了断自家性命，却留给后世一大堆谜团。
　　刘公岛上有座丁公府，这是丁汝昌1888年建成的寓所，他与家眷在此居住数年之久。院落西北角，丁汝昌亲手栽下一棵紫藤，2014年4月末，南方周末记者走进这个院落时，历经百余年的紫藤依然枝繁叶茂，紫藤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此时春雷滚滚，大雨不期而至。
　　日夜半孤灯下，窗外同样下着雨，局势日渐危殆，兵败后的丁汝昌写下降书，字字诛心。最后，他又忙着写绝笔信，这是呈送给“老上司”李鸿章的遗书。世事难料，同年1月25日，日本通过英国军舰“塞文”（severn）号转递劝降书时，丁汝昌还不屑一顾，他还满怀信心―朝廷会派来援军。
　　苦等半月有余，内无弹药，外无援军，岛内外近万军民哀求活命，丁汝昌别无他选。绝笔信后，他端起浸泡着鸦片的酒杯，一口饮下。
　　“大烟膏子就酒，小命立时没有。”一杯葡萄酒，几颗鸦片丸，丁汝昌却留给后世一堆谜团：葡萄酒和鸦片究竟哪里来？是先投降后自尽，还是先自尽，后被假借其名义投降？
　　民间甲午战争研究者陈悦考证说，当时，不惜重金购入坚船利炮的北洋海军，也将西方饮用葡萄酒的习惯带入军营。
　　葡萄酒有了，丁汝昌所食鸦片何来？尽管鸦片可充作止痛剂，但北洋海军成军之时已有吗啡制剂。
　　“刘公岛上赌馆、烟馆林立”，山东威海的地方史志如是记载。谜团算是拨开了一层，专家得出结论，鸦片并非来自舰队的医务室，而是来自军营之外。可见，整个水师中不乏瘾君子和毒贩子，繁华的刘公岛正是被这样一群人控制着。
　　“丁汝昌之死是个谜，也是研究甲午战争的坎，这个坎过不去，无论是评价人物还是评价甲午战争，都不能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上，所以必须要越过这个坎。”民间研究者孙建军认为，丁汝昌之死属“拒降自尽”。丁汝昌死后，部分官兵伙同牛昶\等人后来盗用丁汝昌的名义，策划、组织了北洋舰队随后的投降活动。
　　共同的“甲午”情结，让孙建军与陈悦成为挚友。不过，丁汝昌之死，却也让二人争论得面红耳赤。
　　“他准备去投降，但是没有完成这个手续，为的就是保护岛上近万人的生命。一个人要做出死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最艰难的事，那何苦又要给自己留下污点呢？我觉得，他之所以要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再自尽，是把这个投降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陈悦认为。
　　孙陈二人的两种观点截然相反，却皆有史料可考。丁汝昌先自尽后“被投降”的说法，来自姚锡光在1896年推出的《东方兵事纪略》：“十七日，倭水陆复以炮急攻我，岛中愈惶急。&&而弹药将罄。是日，得烟台密信，始知东抚李秉衡已走莱州，援兵绝。&&旋勇丁、水手露刃慑汝昌，汝昌稍慰之，入舱仰药，张文宣继之，十八日晓夜四更许，相继死。”
　　而陈悦所坚持的“丁汝昌先投降后自尽”说法，源于奏章《牛刘马三道会陈海军覆亡禀》，“牛刘马”分别是指登莱青道刘含芳、威海营务处二品衔候选道牛昶\，以及北洋海军营务处三品衔候选道马复恒。
　　甲午战争历史博物馆藏文件中，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牛刘马”的这份报告，“丁汝昌见事无转机，对职道昶\等言：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不得已函告倭水师提督伊东云：本意决一死战，至船尽人没而后止。因不忍贻害军民万人之性命。”
　　丁汝昌之死的真相，这只是“甲午谜团”的一处缩影。
　　1962年拍摄的经典影片《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命令致远舰上的水兵将弹头拔下，从炮弹中倒出的竟然是沙子。观众看到这一幕，愤慨质疑清廷腐败如此焉能不败！
　　这一电影情节的设置，可能是为满足政治宣传的需要。随后的考证发现，北洋海军各舰使用的炮弹主要有两种―开花弹和实心弹。开花弹的弹头内填充的是火药或炸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实心弹的弹头内则装有少量火药，或压根儿不装火药，而是填充泥土、沙石来配重。这种实心弹击中目标后不会爆炸，其功用是击穿敌舰引起船舱进水。
　　谬论正解，正得益于近年来对相关文献的发掘。研究者发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是当时最重要的两家兵工厂，主要生产陆军用的小口径行营炮、步枪以及相关弹药。对于中、大口径火炮所需的炮弹，只能制造技术难度相对较低的实心弹，而开花弹则完全仰仗着从英德等国进口。
　　依靠便捷的网络，资料检索和学术交流也借助变得更加方便，甲午战争史的研究迅速递进，以往用来证明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很多论据，都发生被证伪的问题。
　　刘公岛上，“海军公署”门前一侧，竖立了一根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所立“和平柱”，用中日文书写着，“我们祝愿世界人类的和平”。
　　“1879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就开始说&中国威胁&，从1894年到1945年，日本喊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们伤害别人了吗？没有，我们自顾不暇，而且是在非常痛苦中度过每一天，而恰恰是提出中国威胁论的人，伤害了中国，威胁了中国，侵略了中国，占领了中国，而且还要分割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戚俊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下，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又甚嚣尘上，许多中国甲午研究学者都在反思：我们是不是要警惕下一个“甲午战争”？
(责任编辑：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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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所有军舰名单的真正实力揭露 清朝北洋水师军舰照片（组图）
　　北洋水师所有军舰名单的真正实力揭露，清朝北洋水师军舰照片，甲午，一个特殊的年号。1894年，中日在甲午战场惨烈相搏，自此国运殊途。再上溯一个甲子，它们几乎同时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国门，被迫开启了近代化之路。这六十年里发生的故事，将中日近代命运彻底改变。　　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1888年以后，舰队经费大幅减少。时而正为海军技术突飞猛进之时，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舰队已多年未置新舰，部份应进行之更新工程如更换新式火炮亦未能进行。原有的战舰已开始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皆落后于日本。
　　“北洋水师世界第九、亚洲第一”。　　这句话从小就听到几乎人人这么说，这句话的真实性究竟如何，仔细探究之，原来，这是句不完整的话，却以讹传讹如此之久，使人提到北洋水师就嘲笑当年浴血奋战将士们的无能。　　让我们回首当时的情况，仅从武器角度，负责任的来看看当时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究竟谁的实力更强。　　一、吨位　　甲午海战爆发前，中国海军由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组成，共拥有大小舰船78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83，900吨。　　日本海军编成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甲午海战时合编为联合舰队)，共拥有舰船31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61，373吨。　　论吨位和舰艇数量，当时的中国海军强于日本，位居当时世界第9位，日本位居第11位。但从主战舰艇的质量来说，日本则明显优于中国。　　请注意，首先这句话中指出，当时从吨位上看，位居世界第9位的是整个中国海军(包括4支舰队)，而不仅仅是北洋水师。而在甲午海战与北洋水师交手的则是日本联合舰队，即全日本海军的所有军力。　　再者，这句话指出的是从吨位和舰艇数量上看，中国强过日本，而不是性能上。吨位大、数量多就意味着实力强吗?
　　举个简单的例子，全欧洲(除了俄罗斯)所有国家空军的战斗机数量之和还不到中国空军战斗机数量的一半，中国空军有5、6000架第二代战斗机，你会就此认为中国空军强过全欧洲吗?　　至于日本联合舰队在当时性能有多好，究竟强过北洋水师多少，请接着看。　　致远舰部分官兵照片：立梯口双手合抱者即为舰长邓世昌，右立之洋人即为他的轮机长(英国人)Purvis,两人皆于黄海海战殉职。右上小图为致远与吉野格斗时之情形
　　二、性能　　黄海海战是大家最为熟悉的，那场战役双方主力倾巢而出，其实就是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的大决战。长久以来，人们对这次海战中北洋的0：5战败，心有不甘，在这里我就对此战中双方舰船性能做个比较。　　1、吨位　　黄海海战参战主力舰艇北洋水师12艘，日本联合舰队12艘，双方数量相同。　　北洋水师参战舰艇吨位合计32，396　　日本联合舰队参战舰艇吨位合计40，849　　很明显，从吨位看，黄海海战中日本舰船总吨位占优。　　其具体吨位和舰名如下：　　==============北洋水师==============　　舰名-----------------------------吨位　　定远(铁甲舰)------------------7335　　镇远(铁甲舰)------------------7335　　经远(装甲巡洋舰)--------------2900　　来远(装甲巡洋舰)--------------2900　　致远(巡洋舰)------------------2300　　靖远(巡洋舰)------------------2300　　济远(巡洋舰)------------------2300　　平远(巡洋舰)------------------2100　　超勇(巡洋舰)------------------1350　　扬威(巡洋舰)------------------1350　　广甲(巡洋舰)------------------1296　　广丙(巡洋舰)------------------1030　　北洋水师吨位合计：3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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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惨败幕后的罪魁祸首是谁?
红潮导语:在1892年中日局势已相当紧张之时，主管拨款的户部宣布为慈僖太后万寿筹款而停购舰艇两年。很不幸，北洋舰队成了当时政治斗争和错误战略的牺牲品。
话说大清帝国的第一支海军，乃是首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买回的六艘炮舰。谁知买回来后，李泰国这小子居然勾结舰队司令、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企图将舰队控制在自己手中。清廷一怒之下，舰队连同李泰国都不要了，这下倒是便宜了他的老乡赫德，后者由此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上足足坐了近半个世纪。
李泰国被解雇后，六艘炮舰及两艘辅助舰也在香港拍卖，其中两艘卖给了日本萨摩藩，两艘卖给了印度，三艘卖给埃及。这一买一卖，加上来回开支及拍卖费用等等，清廷为此支付126万两银子而只收回56万两不到，其余银子通通打了水漂，算是交了学费。这就是1863年的“阿思本舰队事件”。
清廷的第一支海军这样夭折其实也不奇怪，毕竟中国人刚刚打开国门，对国际事务不熟悉，和洋人打交道也没有经验，难免吃亏上当被蒙骗。之后，恭亲王奕&#18211;及曾左李沈等中兴诸臣对建设海军兴趣未减，如曾国藩鼓励徐寿、华蘅芳等试造轮船，然后依次放大；左宗棠更是明白提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欲防海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自述称，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即关注“夷情”，“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在他看来，洋人倚仗坚船利炮，“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一旦战争爆发，“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在“造还是买”的问题上，左宗棠对“夺彼族之所恃”很有信心，他认为，“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由此，福州船政局不但造船，而且系统的培养造船及驾驶人才。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左宗棠及后来的沈葆桢、丁日昌等人可谓居功至伟。
不过话虽如此，在开国日浅的前提下，左、沈等人的眼光毕竟有限，其所雇用的洋监督也未必高明，福州船政局后来建造的所谓“军舰”，实则多为欧美所淘汰的木壳兵轮，船轻炮少，不堪出战。及至1884年马尾之战，在法国铁甲舰的横扫之下，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殆尽。不过这倒也好，原由福州船政学堂培养的一大批海军人才被李鸿章趁机收入囊中并成为日后北洋水师的中坚力量，由此有了用武之地。
福州船政局和福建水师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触动清廷大搞海军的，是1874年的日军侵台事件。一向被瞧不起的日本从外国买了几艘军舰后，居然也敢侵犯大清帝国，这一事件令清廷上下大为震惊。在之后的“海防、塞防”之争中，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军分区设防、统一指挥”的主张，即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分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这就是后来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及广东水师的最初构想；至于福建水师，则负责福建与台湾海域。
1875年5月，清廷令沈葆祯、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并决定从海关及厘金收入中每年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由二洋分解使用。400万听起来很多，但通常只能拿到一半，对毫无基础而又费时耗力的海军建设来说，未免有些杯水车薪。为此，深知海军建设重要性、迫切性的南洋大臣沈褒帧认为，一洋尚且不足，何况两洋并举；与其同创同弱，倒不如先发展北洋水师，等其实力雄厚后，再“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由此，沈葆桢发扬风格，让北洋水师优先发展。
随着琉球问题的扩大化，中国海疆危机日益严重。之后，购买铁甲舰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丁日昌即大声疾呼，“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此刺激下，北洋水师的建设大大提速。1879年11月，李鸿章向英国米切尔船厂订造的“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四艘蚊炮船相继回国；两年后，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撞击型巡洋舰“扬威”、“超勇”及另两艘蚊炮船“镇中”、“镇边”也先后回国。在此基础上，李鸿章向清廷奏请由原淮军提督、老部下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
在此期间，李鸿章发现赫德在英国所定购的军舰存在种种缺陷，如蚊炮船价格虽廉（每船15万两白银），但船小炮大，只能守台不能出海作战；造价共65万两白银的“扬威”、“超勇”两舰看似不错，但又规格偏低，不能担当舰队主力。之后，李鸿章将目光转向质量相当而价格更廉的德国船厂。1880年12月，驻德公使李凤苞及江南制造总局专家徐建寅（徐寿之子）受李鸿章委托与德国伏尔铿船厂签订了一份总金额高达340万两白银的造舰合同，这就是后来的“定远”、“镇远”两舰。之后，北洋水师又向该厂订购了一艘穹甲巡洋舰（即“济远”号），造价68万两白银。
为保证造舰的质量，李鸿章特派原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并兼具留洋经验的刘步蟾、魏翰、陈兆翱、郑清濂4人驻厂监造，同时派管轮学生陆麟清率工匠领头黄带、林祥光、陈和庆等10人驻厂随同学习，以期船成学成。1881年11月，第一艘铁甲舰“定远”下水；1882年11月，第二艘铁甲舰“镇远”下水；1883年12月，穹甲巡洋舰“济远”号下水。这三艘军舰本应在1884年交付中国，但因为中法战争爆发而德国中立的缘故，三舰延迟至1885年11月才抵达天津。
1885年后，李鸿章再次向英德两国订购了4艘巡洋舰，这就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致远”、“靖远”两舰，造价170万两白银；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的“经远”、“来远”两舰，造价174万两白银。1887年，李鸿章令邓世昌、叶祖、林永升、邱宝仁4人出洋接船；当年秋，“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同时抵返天津。至此，外购军舰全部回国，北洋水师基本成军。
光有船没有人，当然也不行。这些气势恢弘的铁甲大兵舰，决不是小米加步枪那么简单，也远胜于那些进口的开花大炮。好在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海军人才，而其中的佼佼者如刘步蟾、林泰曾等人在船政学堂毕业后，又被公派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校等留学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各大船厂实习，讲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可以说是标标准准的海归派，完完全全的国际化人才。
当然，在英国留学的也不只是中国学生。日本舰队“浪速”号舰长、后在日俄战争中大展神威的东乡平八郎，也同样出身于格林威治，算是严复、刘步蟾、林永升等人的同学，而其他舰长，也大都有留学欧洲的经验。和北洋水师大同小异的，日本舰队的军舰也大都是购自英法德国，也是国际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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